在不久前的联合国哥本哈根环境峰会前后，ＭＩＴ的研究小组推出了“哥本哈根智能车轮”。这种车轮，中心有一个高技术的电力装置，其电池可以把踩煞车的力量所产生的能量储存、回馈成协助爬坡或加速的能量，轮毂上的感应器则能作为ＧＰＳ的导航系统，帮助你把握骑乘的方向、预告道路拥挤程度、确定朋友的位置、测量空气污染程度、计算行驶里程等等。总之，这一智能轮子集人力交通、健身、iPhone、导航系统于一身，使骑车有一种外星人的超幻感觉。

我上网搜索，发现这一消息也被中国的媒体零星报道，但属于一般的科技新闻，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在我看来，这一消息，就好比假想中的美国队战胜中国队包揽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一样，理应引起举国震撼。而中国的沉默，则实在令人不安。

为什么这么说？中国是世界第一自行车大国。这种智能车轮更适合中国的生活方式。我在北京骑了二十多年的车，在美国居住也对自行车多有体验和观察。中国大城市中，许多市民还是骑车出行。有的骑车上班往返要几十公里。这样长距离的自行车远行，对年轻力壮者是个锻炼，对上了年纪或身体较弱的人，则成为过于严酷的挑战。运用这样的节能智能车轮，

文/木叶

《上海电视》2009年11月C期

“不务正业”的薛涌博士，被大体划为第三代向中国介绍美国的人。

他点名道姓地批评吴敬琏、茅于轼、江平等经济学大腕；他出手亦快，近期便著有《仇富》、《怎样做大国》和《北大批判》；他不是体制中人，远在美利坚，距离是利器，也可能隐含局限。

对抗遗忘

木叶：自己的领域是历史，贡献有多大？为什么见诸报端的文字关于历史的非常少。

薛涌：我认为学术和媒体应该分开。我专业方面也发过两篇英文文章，在英文学术杂志上发表过一

　　　　《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薛涌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版
　　
　　 　　 晶报记者 李跃
　　
　　旅美学者薛涌最近推出了他的新著《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该书从西方大学的起源讲起，并结合自己在北大、耶鲁受教育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西方大学教育种种先进的理念与实践，从而对比分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缺失。当前正值国内对高等教育争议蜂起，此书甫一出版，便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为此，晶报记者连线现居美国波士顿的薛涌，对他进行了采访。
　　
　　 ●薛涌
　　
　　 旅美学者，１９８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仇富》《怎样做大国》等。
　　

［薛按：偶然在网上看到一篇两年前支持我的文章，高兴得差点晕过去。写得实在太好了，把我没说的话都说了。毕竟在国内，有更多的真情实感。特向作者致谢！］

看了徐友渔先生在广州演讲的纪录稿，心里十分失望。蒙邝海炎先生帮忙，于其间问到徐先生对此次“薛茅”之争的看法。徐先生回之以一团和气太极拳，一拨一弹，对茅“拨”，认为其不过是标题欠考虑，对薛“弹”，认为其有哗众取宠之心。这种两样面孔的油滑手段，没一丝道理和逻辑在里面。为何不是薛的措辞欠考虑，而茅的动机值得怀疑呢？自然，徐先生与茅熟识，凭着他对茅的了解，可断言茅的动机必是好的；反过来，徐先生大概不认识薛涌，于是胳膊肘只往里拐，棍子全打在薛涌身上。徐先生又认为，此次“薛茅”之所争，没有什么必要意义和必要。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不涉及什么为尊者讳的东西，应该是徐先生的真实看法。不得不说

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闹得舆论鼎沸。虽然北大表面上称这一改革的目标是突破“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但是，无论从其制度的设计还是从实名推荐的初步结果看，这不过是在强化应试教育。目前所有被推荐出来的学生，都是考场上的胜者。获得推荐资格的许多中学校长和老师也公开承认，不敢采用成绩之外的其他标准来进行推荐。

这一轰动全国教育界的改革，谋划已久，按说这样的结果本应该在意料之中。北大为何要以如此愚蠢的方式打破应试教育？最近北大一位教师点破天机：此招儿挑战应试教育是假，争夺生源是真。

在北大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前不久，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五所著名高校招生部门决定实行“五校联考”。通用测试由5所大学共同出题，再高一级的测试和面试则由各校自主决定，通过者在

还记得吗？就在不久以前，有位知名经济学家夸夸其谈：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据说，在中国特别受尊重的，就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你要反驳他，报纸会把你的稿子拿下来，有人还会给有关报纸打电话，施加压力要求该报不登你的文章。当然，还有人说你是反市场经济，是左派，要回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在中国当家的，似乎就应该是大款，是主流经济学家。

《怎样做大国》连载

我一到波士顿工作，就喜欢上这个城市。因为想在这里安居乐业，就有了看房子的瘾。而上了瘾后，就不仅要看自己想买的房子，还热衷于看那些买不起的豪宅。

出去看房子是了解美国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手段。大部分市场上的房子是旧房，你走进一栋美国建国以前的房子根本不奇怪。你去看房子时，旧房主一般还没有搬走，只是把家里收拾一下，自己离开，让房地产中介人接待你参观，这叫Open House。周末看几栋房子，不仅能了解美国家庭建筑的历史，而且通过家里的摆设、照片等，对美国人的家庭生活也有直观的感受。

最近看的两栋豪宅印象颇深。一栋在波士顿远郊，有3000平方英尺左右，标价80多万美元，是个2003年的新房。房主是一对年轻夫妇，看照片30岁上下。房子豪华得像个宫殿，其婴儿室就是一个套间，里

在的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中国内地出版参展团共签署版权输出 3553项。 11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召开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专家评审会，该工程包括“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和“中国文学名著系列”两大系列。而正在这个时候，把中国名著介绍到国外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了。这使一些论者大为感慨，称“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中译英领域里，就好比中国两弹一星事业里的钱学森。”美国汉学家葛汉文说过的一段故事也被翻出来：一个留美的中国博士生翻译了贾平凹的《废都》，可惜水平太差，翻译出来的东西“是一堆文字垃圾”。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在《人民日报》撰文也指出：“没有翻译，谈中国文化走出去，谈提高软实力就是句空话。”

我等在海外当教书匠，给美国人讲了不少中国历史，大概也算是文化传播者了。但我听了这些话，不免有些诧异。中国人为什么要操心把自己的经典翻译成外文呢？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终生的合作，乃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偶然”产品。日后文化交流越多，这种跨国婚姻就越多，制造类似的“偶然”产品的机会也就越多。这种“偶然”产品有更好，没有也用不着操心，更不必去搞什么工程。毕竟，把中国的经典翻译成外文，是满足外国

《北大批判》连载

　　上节写完，意犹未尽。索性另开一节补论几句。我的总结是，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读四年下来，得到的训练竟是不读不写。其实，从个人的观点看，不读不写纯粹怪自己，不该怨学校。毕竟北大提供了当时国内最好的教育条件，校园里的风气很好，社团很活跃。中文系还出了一群作家。更何况课程很容易对付。你有的是闲功夫阅读写作。我讲这些，并不是对北大有多少个人的怨气。　　

　　我对北大的批评，主要是教育上的批评。虽然北大给学生提供了非常宽松的环境，但不读不写毕竟在中文系是主流。至少学校在读写方面没有对学生提出什么要求，也没有提供系统的或者说基本的训练。作为一所大学，当然不能听任学生在校园的宽松环境里自生自灭了。所以，我必须继续我的批评，以求引发进一步的教育改革。　　

　　所谓不写，我上一章已经论述得比较清楚。

《仇富》选载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最近国内经济学家纷纷出来回击《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是以最穷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质疑，称该报“断章取义”，并坚持“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受益”。

听了这样的评论我未免有些疑问。我订了《华尔街日报》多少年。众所周知，《华尔街日报》是右派的财经报纸，对华在政治上强硬，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并坚持弗里德曼式的市场经济理念，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削平贫富，主张对中国贸易开放，并在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乃至美国是否应该压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基本都站在中国一面。怎么会突然拿出一副民主党的口气来教训中国不管穷人呢？

后来看到《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起源于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从2001年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