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世君的BLOG

2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明确了“十二五”时期促进就业的发展目标，其中就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对于奔波在外养家糊口的求职者来说，这无疑是一大利好。不过，对于“涨工资”，仍有两点认识亟需强调。

其一，涨工资的希望不宜完全寄托在“市场机制”身上。就拿以前来说，虽然有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指导价”，但现实中，有的企业仍在发放“地板工资”——按最低工资标准给员工发工资，也有企业以“劳务派遣”制度规避政策等。可见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靠企业“自觉”，如果全凭“市场”做主，“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的目标实现起来会有很大难度。

日本就曾在上世纪60年代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到7年时间，人均国民收入就翻了一番。人家的“收入倍增”就没有完全甩给“市场”，而是政府各部门综合发力，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包括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税和企业税等在内的政策组合拳。对于我国来讲，要实现“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的目标，一系列政府调控举措不可或缺，比如可以在减税让利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方面有所作为。

其二，“涨工资”非但不会扯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后腿”，反而有利于其“强身健体”。说起涨工资，很多企业可能会觉得是件“鸭梨”很大的事情，工资一涨，成本增加，利润变小，貌似挺不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据2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有些企业就抱怨富士康拉高了郑州的工资水平，导致当地企业用工吃紧。

其实，这有些短视。企业涨点工资，提高福利待遇，这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增强其归属感，这都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上升也能“倒逼”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增加产品劳动附加值，往“微笑曲线”的“嘴角”位置移动。如果企业长期局限于低劳动力成本下的低端产业，只会助长“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井蛙观念”，前途会越来越窄。

再说了，收入水平上去了，消费需求会随之增加，企业市场空间变大，利润更大，这是个良性循环。内需提振了，经济发展也可以摆脱对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依赖，走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圭臬，加速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长远来看，涨点工资，不管是对劳动者来说，还是对企业来讲，抑或是对社会而言，都是个多赢举措，某些企业万不可对“低劳动力成本”的日子念念不忘，固步自封。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踏准时代的节拍，才能赚得盆满钵盈。

   “养老金入市”问题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几天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撰文表示将推动养老金入市；《人民日报》2月6日刊发文章，称养老金入市是必然趋势，但入市时机尚有待考量；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也曾认为，养老金入市有利于股市稳定。(《新京报》2月7日)
　　既然养老金入市是“必然趋势”，又“有利于股市稳定”，还有相关部门官员表态“推动”，看来，“养老金入市”俨然已是箭在弦上，引而待发。正如相关论者所说，目前的问题不过是“入市时机尚有待考量”。但笔者认为，养老金能否顺利入市，不光是等待“时机”的问题，就目前状况来看，尚存两大未知数。
　　第一，入市资金问题。其实，广义上的“养老金”，很大一部分已经“入市”了，包括被称为“国民养老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目前各方讨论入市的主要是指由各地政府负责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这部分，其中包括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但由于大部分地方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已被当地挪用于发放当期养老金，个人账户长期处于“空账”状态，投资运营也就无从谈起。即便有部分省市做实了个人账户，其规模也相当有限。
　　对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这部分，按目前规定，仅能购买国债和转存定期存款，国务院对此的表态始终是“安全第一”。即便果真得到政策“通融”入了市，按照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的说法，“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股票的比例不超过40%，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能再低一些。”可见入市比例很小，入市规模有限。以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入市规模，要想承担“稳定股市”乃至“救市”的愿望，恐怕有些痴人说梦。
　　第二，投资主体问题。根据目前态势，基本养老保险投资主体至少有三种可能：一是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人社部是社保基金的主管部门，在话语权上有优势。二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目前它就在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有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也有投资运营经验。三是地方成立的基金运营机构，虽然“近水楼台”但容易受地方行政力量干预。
　　鉴于养老金“保命钱”的保障属性，其资金入市尤需将风险降到最低，最好由专业金融机构操作，但目前负责管理基本养老保险的却是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因此，如何确定投资主体，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11年12月，媒体曾报道广东省1000亿养老金将入市，但广东省人社厅随后“辟谣”，称属于“猜测”，在这次“传闻”中，千亿养老金就是“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管理”；《21世纪经济报道》日前报道称，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酝酿成立一家基本养老保险投资管理机构，负责具体的养老金投资运营工作。这些信息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养老金入市的投资主体尚未确定。
　　有此两大未知数，“养老金入市”远非选择一个“时机”那么轻松，很多现实问题和制度困境均需一一厘清和破解，方能为“养老金入市”铺平道路。

据银监会统计数据，去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利润8173亿元，同比增长35.4%，专家估计去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利润超万亿元，这种资本利润率不仅大幅高于工业，而且高于石油和烟草行业。（2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按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的计算，银行的人均净利润竟然达到了工业企业的12倍。烟草和石油算是公认的暴利行业了，在银行业面前仍要“甘拜下风”，银行业之暴利，由此可见。有银行行长也曾感叹：“银行利润太高了，都不好意思公布。”对于银行业如此暴利的原因，有专家分析说，一是因为银行信贷规模大，相应营业利润多；二是存贷款利差比较大；三是搞信托、理财获得一部分利润。在笔者看来，暴利秘诀无非两个字——垄断。

众所周知，我国对银行业实行严格的准入和管理制度，国有大型银行之间缺乏有效竞争，以至于可以独享高额垄断利润。一方面，银行备受国家政策“呵护”，比如拜央行的货币政策和利率管制所赐，银行得以通过较大的利差来保证收益，中国银行的利差可以在5%左右，而欧美国家银行的利差普遍不足1%。另一方面，银行以垄断优势，在收费设项及价格制定上形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市场权力。根据银行业协会组织会员银行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国银行业收费服务项目达到了850项，大型商业银行2010年有偿服务产品和项目较2003年增长了104%，甚至出现银行收费项目“越减越肥”的现象，密码挂失费、ATM取款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等银行收费项目也一直饱受诟病。

正是凭借这种垄断优势，银行业才得以获取高额利润，即便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候，国内银行业依然能坐享暴利。而这种靠垄断发财致富的模式，则至少带来了以下三种危害：

一是“高利贷”侵蚀实体经济。银行业垄断之势造成息差过高，也因为缺乏有效竞争导致对不同企业的贷款利率歧视问题。比如在“4万亿救市计划”中，央企获得了大部分贷款，嗷嗷待哺的中小企业却贷款无门，融资矛盾日渐尖锐，实体经济普遍艰难，乃至很多中小企业被推向“高利贷”的深渊，前不久温州等地的“借贷危机”就是一记警钟。

二是榨取百姓财富。有关机构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我国上市银行80%的收入和利润均来自“息差”以及各种收费。一方面通过压低存款利率，变相向储户“收税”；另一方面银行发明花样繁多的“手续费”和“金融创新”项目对储户进行变相盘剥，可谓“两头食利”。

三是导致银行业固步自封。充分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会因此降低，生产效率也会因此提高，但是，垄断的危害不仅在于坐享其成，也在于坐困愁城，缺乏创新发展的后劲和能力。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我国银行业依然将吃利差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为了解决日益严峻的“血荒”形势，北京市卫生局做出了一个算不上“艰难”的决定——今后无偿献血不仅跟地区精神文明考核相挂钩，也将与大学生综合测评、社会实践学时以及党团组织争先创优活动相结合，无偿献血工作将被纳入对学校各部门、社团组织以及师生个人等评优考核指标。（1月30日《京华时报》）

“血荒”之势，不独在北京，在全国很多地方也都日益成为一个难题，各地闹“血荒”的新闻早已接二连三。在这种语境下，本着“开源节流”的原则，发文鼓励无偿献血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应对“血荒”须对症下药，更须从根源入手，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地通过强制捆绑“鼓励”师生献血。

不容否认的是，“血荒”之因，有信任危机的成分，主要表现为献血意愿持续下降。一方面，大家担心献血不安全、会染病，一些地方因为卖血、抽血而感染艾滋病等疾病的新闻已是屡见不鲜，如何抚平心理伤痕和破除心理障碍，当是着力重点之一；另一方面，血液的流转和供给不够透明、负责，甚至让无偿献血的爱心受到亵渎，比如成都就曾发生过无偿献出的血液被浇灌兰花的新闻，立时引起舆论哗然，虽然血站后来解释说用的是报废的血液，然而由此引发的信任危机业已酿成，如何建立透明、严格的采血、用血机制，获取公众信任，才是解决“血荒”的当务之急。

此外，我国血液管理实行“无偿献血，免费用血”的原则，《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在需要时可免费使用其献出血液量3倍的血液，以此鼓励大家无偿献血。献血时手续倒是简单，胳膊一捋即可，但是到了献血者“免费用血”之时，其程序之烦琐、操作之不便，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献血简单，用血繁琐”被诟病已久。如何打通“献血”与“用血”间的便利通道，实现“献血”与“用血”的权益对称，也是亟需厘清的体制症结。

由此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血荒”，重点在于血液管理，应该在血液管理方身上做文章，而不应该一味通过带有强制色彩的手段在献血者身上“挖潜”。将无偿献血与师生评优挂钩，不仅有变相“捆绑”、要挟的味道，也增加了献血的功利性。师生优秀与否，只在其工作学习成绩，与献不献血何干？

可是时下，“挂钩”、“捆绑”几乎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安装个电脑软件，给你捆绑一些防不胜防的搜索工具或开机主页；交点话费，给你捆绑五花八门的“套餐”；买个房子，开发商给你捆绑一个物业公司。2011年11月9日的《京华时报》就报道说，中华慈善总会准备与教育部门合作，将慈善“纳入到学生素质评估中”；之前也有新闻说，某校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发现通知书上“捆绑”了广告、银行卡和手机卡；前不久济南等地还出现了将物业费、暖气费捆绑收费的现象。这些乱七八糟的“捆绑”、“挂钩”，看似“相得益彰”，实则是坑人伎俩，貌似很贴心，其实挺闹心。

还说这无偿献血，该往哪里使劲显而易见，可人家偏偏避重就轻、“缘木求鱼”，今天搞个无偿献血与师生评优考核指标“挂钩”，明天弄个与党团组织争先创优活动“结合”，后天再与精神文明状况“捆绑”，老是去“刺激”献血者的积极性，寻求见效快的治标之法，而非从自我改革入手，力行治本之策。积极性虽然被暂时“刺激”出来了，但终究难解体制性弊病，长期来看，这种“挂钩”恐怕非但不会增强大家的献血积极性，反而加重信任危机。

    酝酿已久的地方养老金入市获得突破，南方某省已获准将1000亿元基本养老基金转交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运营，一季度将开始投资。有分析称，新增资金将提振股市债市。此前，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曾表示，建议有条件的养老金按一定比例投资股票。（《中国证券报》1月17日）
    当然，这些地方养老金入市，并非一股脑都投入股市。分析人士就认为，从目前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资产的结构来看，粗略估计投向股市的比例可能在30%～40%。但不管比例是多少，拿地方养老金去捅股市的马蜂窝，去趟股市的浑水，着实有些不妥。
    养老金俗称“养命钱”，是退休人员安身立命之所在，保障性是其第一属性，保值增值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因小失大。且不说“提振股市”压根就不是养老金的义务，即便真能“提振”，养老金也不该贸然入市。众所周知，我国股市制度目前还很不完善，只注重筹资但在投资人利益保护上仍很欠缺，股价波动频繁，近年来更是丑闻频频。将经不起风险的养老金投入这么一个风险巨大、危机四伏的市场，无疑是送羊入虎口。一旦养老金有什么闪失，就不仅仅是亏钱的问题了。
    支持养老金入市的人，往往将美国“401K计划”作为养老金投资股市的成功范例，也时常将全国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的所谓业绩挂在嘴边。殊不知，美国有优惠的税收扶持、成熟的资本市场、丰富的资本投资工具和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而且美国养老金总储备超过了美国股市总市值，养老金市场因此才能成为股市的稳定器，可国内养老金入市规模与股市总市值比起来不过九牛一毛，入了市，无异于泥牛入海。最关键的是，美国“401K计划”计划中，雇员有自主选择权，可国内养老金入市一般都是管理部门说了算，既没征得个人同意，也没得到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即便是为人津津乐道的“401K计划”，近年来也是危机四伏、日渐式微。其投资运营风险完全由雇员承担，安然事件中，2万多安然员工的养老金损失达20多亿美元；在2008年11月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之际，其总亏损额度近2万亿美元，许多美国人个人养老金账户缩水近半。至于全国社保基金，之所以能有年均9.17%的收益率，主要得益于当时参与了四大行等国企IPO前的认购，可眼下这批入市的地方养老金，还能享受到这种优惠和机遇吗？况且，根据媒体报道，业内人士透露，全国社保基金在2008年、2010年，投资股票压根就没赚钱，企业年金运营了七年，但刨去2007年的业绩，企业年金的收益也没赶上CPI。
    风险之下，神话破灭。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波诡云谲，股市风云变幻，此时将巨额资金投入股市，实非万全之策。养老金贬值确实揪心，股市低迷也恼人，但养老金保值增值的途径不止股市一个。提振股市也自有市场招数，万不可用巨额“养命钱”充当股市狂欢的“兴奋剂”。

　　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日前表示,“实际上,近些年不少所谓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有人故意炮制出来的,但一些媒体却利用消费者的心理大做文章。这对消费者和企业都没有好处,在世界上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他呼吁媒体对这方面问题的报道应当遵循客观、科学的准则(1月11日《中华工商时报》)。
　　媒体应当遵循客观、科学的准则,这话说得在理。但是,说“食品安全问题”都是有人故意炮制出来的,是一些媒体利用消费者的心理大做文章,就很值得商榷了。言下之意无非是,即便媒体不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始作俑者,至少也是“帮凶”,好像媒体不报道,食品安全问题就不存在了一样。这无疑有些颠倒因果。
　　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个中原因公众早已心知肚明,不仅缘于厂家利欲熏心、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也缘于制度千疮百孔,比如“惩罚性赔偿”缺位等,更是缘于“九龙治水”、监管不力。怎么数,责任都轮不到由媒体来承担。首先是存在问题,然后才有新闻报道,而非媒体不报道,问题就会凭空消失。
　　可眼下,把问题和矛盾推给媒体几乎是一种“习惯”。比如说矿难,有人就认为近年来矿难频发是因为媒体报道得太多,就好像媒体不报道,瓦斯爆炸、塌方就不会发生一样。而事实恰恰是,矿难一直在发生,只不过随着近年来社会透明度的日益增强,以前往往被掩盖的事情,如今被媒体曝光了而已。而媒体的报道,恰恰可以倒逼矿方加强安全管理,杜绝矿难危险。再如前段时间因“郭美美”等事件影响,慈善机构公信力急剧下降,有人就怪责媒体“穷追猛打”,殊不知正是媒体的外部监督,给了慈善机构一次涤丑荡恶、涅槃重生的契机。再如有房地产商怪媒体“唱衰房价”,说楼市“拐点论”是媒体炒作出来的,却对房价的“泡沫”视而不见。
　　迁怒、推责于媒体无非是回避、转移自己的责任,不过是一种“讳疾忌医”的扭曲心理。问题就在那里,媒体的报道会产生一种倒逼作用,反而有利于尽快查漏补缺、解决问题,更好地发展。否则,问题积攒日久,伤害的还是自己。舆论监督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舆论监督是万万不能的。还拿食品安全问题来说,媒体监督不一定能杜绝问题食品,也不一定能杜绝不良企业胡作非为,但是没有媒体监督,问题食品毫无疑问会更加肆虐,不良企业也会更加猖獗。
　　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监督不过是以“短痛”避免“长痛”,以很小的损失避免更大的代价。媒体监督不是给企业“找茬”,而是“逼迫”企业“向善”,以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责怪媒体无异于“因噎废食”。退一万步说,就算有媒体想“故意炮制”食品安全问题,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要是食品企业都严于律己、无懈可击,人家还炮制啥?可现实中,有些人往往有浓厚的“手电筒思维”——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对,却很少躬身自省。
 

    如今，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仇富”现象也愈演愈烈，乃至曾经引发学者之间大打笔仗。日前，知名企业家冯仑也发表文章，说富二代没什么可指望的，再加上制度因素等制约，富人的财富八成传不下去。一旦富人去世，财产早晚是大家的，所以不用仇富，并劝老百姓应该鼓励富人好好赚钱，因为他越富，大家沾光越多。（成都晚报1月6日）
     冯仑此文的主旨，似乎主要论述富人财富代际转移面临的约束和困境，与仇富与否关系不大。况且，所谓“仇富”，从某种意义来说，并不是仇视财富本身。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等富豪也都腰缠万贯，可没多少人眼红他们，因为他们依靠聪明才智和锐意创新，“君子爱财，取之以道”；比尔•盖茨、邵逸夫等富豪也都身家不菲，似乎也没多少人仇视他们，盖茨基金会的慈善事业世界闻名，邵逸夫捐建的图书馆遍布中国各地的大学校园，他们处置财富的方式让人肃然起敬。
     “仇富”，其实是在质疑其财富“合法性”。不容否认，许多富人发家致富的途径和手段往往不为人知，鉴于目前中国的经济运行状态，自然很容易让人产生诸如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暧昧联想。通过媒体日常报道也可看出，几乎每一位锒铛入狱的富豪，背后往往会牵出一些通过非法或不正当手段聚财敛富的内幕，留给世人一连串沉重的反思和遐想。再加上一些不上道的富二代，时不时地展示一下“炫耀性消费”、“飙车”等不良嗜好，致使富人群体的形象跌入谷底。
     说富人的财富早晚是大家的，理论上确有这种可能，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然如此。首先是富人税重，比如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收入最高1%家庭缴纳的所得税占所得税总额的36.73%，收入最高10%家庭缴纳的所得税占所得税总额的70.47%，收入最高25%家庭缴纳的所得税占所得税总额的87.3%。通过“用之于民”的税收，富人的财富也就有一部分成为了“大家的”。然后是慈善事业，在社会压力、宗教信仰、税收政策、慈善传统等多重因素驱使下，发达国家的富豪们纷纷慷慨解囊，捐出一笔又一笔巨额财产投身慈善事业。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介绍，美国基金会的总资产就有99%以上来自于富人捐款。慈善被看作是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通过慈善捐款，富人的财富又会有一部分会成为“大家的”。再就是高额遗产税。很多国家，富二代要想继承家族资产，就必须面对高达50%不等的遗产税，继承财产，半数财富也会成为“大家的”。通过这一系列完善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富人的财富往往能实现“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
     但是反观我国，富人的财富确实“从社会中来”，但能否“到社会中去”呢？我国富人在偷税漏税避税上，往往手段花样繁多，能力“卓尔不群”。单就个人所得税来说，本来旨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可一直被指责为“工资税”、“中产税”，被诟病为“逆调节”。如果富人连个人所得税都能“超脱”其外，还有什么更直接地“散财”妙招吗？说起慈善，那就更羞于启齿了。前段时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游说富豪加入其“慈善联盟”，支持其“捐赠承诺”行动，从中国富豪们那种响应时的被动、尴尬局面即可看出，他们尚未做好当“慈善富豪”的准备，无论从心理还是从行动上。至于遗产税，我国压根就没普及这玩意儿。富人财富“到社会中去”的渠道和途径如此逼仄，又怎么成为“大家的”？
     富人的财富早晚是大家的，这话让我想起了《庄子》中一则“庄周活鲋”的寓言：庄子外出，在一条干涸的车辙中发现一条鲋鱼，那鱼请求庄子给他一升半斗的水以活命，庄子表示没问题，等我南去吴越，引西江之水来接你。鱼一听就崩溃了，远水不解近渴啊，我只需一升半斗的水即可活命，你画那么大一个“画饼”是什么意思嘛，你还是直接到干鱼店里找我吧。“弱水三千”，于我“一瓢”足矣，你把西江之水都引来，貌似好不慷慨，实则是空头支票。
     此外，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当今中国，已然形成了一种利益扭曲的机制，不管如何改革，改革什么，受益的往往都是相对固定的那批人，有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意思，照此理解，又何来“富人越富，大家沾光越多”的大好前景？“仇富”的确不太理性，乃是公众追求勤劳致富、社会公正的极端化表达，所以我们需要一套“理性”而完善的社会制度，让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先“理性”起来。

    据《关于促进小型微型企业融资的意见》，我省将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建立集合债券发行机制等措施，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并暂免征收小微企业的注册登记费等22项费用。（见1月4日《河南商报》）
    有一种说法，叫“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其实，小微企业既富民，也强国。说富民，主要是从创业和就业角度而言，根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微型企业从业人员已占全部法人企业从业人员的38.7%；说强国，主要是就活跃经济方面而论，在很大程度上，企业数量的多少，决定一个地区经济的活跃度和发展前景。很多知名民营企业，就是从小微企业起步，今天扶持小微企业，就是为明天能有一批明星企业脱颖而出。
    扶持小微企业，也是国际上的惯例。比如美国为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专门设立了小企业管理局，帮其解决资金不足；日本出资成立信用保证协会，为小微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法国对小微企业贷款实行利率补贴。近年在国内，扶持中小微型企业也蔚然成风。成都市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扶持千户微型企业；广西实行“投资者出一点、财政补一点、税收返一点、金融机构贷一点”等方式扶持微型企业；郑州前不久也出台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限期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不过，小微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不仅有赖政府部门在税收优惠、金融服务、技术开发、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扶持，有赖宽松的外部环境，更有赖自身的努力——练好内功、准确定位、扬长避短、锐意创新也很关键。如此“内外兼修”，方能在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如果老是喜欢跟风，看人家项目赚了钱就一哄而上，市场一不景气，就容易变成“炮灰”；如果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也难免会被市场大潮“拍”到“沙滩”上。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经介绍过一家日本小微企业，给人印象深刻。这家名叫冈野工业株式会社的企业非常小，员工只有5人；可这家企业却称得上是“行业巨人”——号称冲压加工世界第一，比如可以生产出世界上最细的注射器针头，据说，用这种针头打针人们感觉不到痛，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因此被誉为冲压金属模具的“魔术大师”，吸引了丰田、尼桑、马自达等众多大型企业争相与之合作。
    可见，小企业只要坚持“内外兼修”，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技术特点，在大行业的产业链里寻找自身定位，在产品细分市场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产品，做精做强，就能充分放大自身的优势，从而成为业内不可替代的“尖兵”。
    当前，包括我省在内的很多地方，均在融资、税费等方面给予了小微企业很多优惠政策，广大小微企业在借政策东风锐意发展之际，是否也该好好学学冈野工业株式会社这样的小型“巨人”呢？

    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有句顺口溜——“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形象地描述了一种“脑体倒挂”的现象：体力劳动者的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一些服务性岗位正在市场化，而很多脑力劳动行业仍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这才暂时“倒挂”。如今，“脑体倒挂”卷土重来。比如农民工韩培印就发现，自己含辛茹苦打工供儿上大学，等儿子毕业了却发现，大学毕业生还没自己挣得多，以至于产生“读书没用”的想法（据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眼下，伴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临近等说法，我国“低劳动力成本时代”已然远去，体力劳动者尤其是技术工人、熟练工人收入确实大幅增加了，比如一个月拿三四千元的建筑工人不在少数，就这还有一些企业找不到工人呢。但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一职难求、月薪一两千元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
    再次出现这种“脑体倒挂”的现象，显然不再是市场化节奏差异的问题，只能说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瓶颈期，面临产业层次低、第三产业不发达的经济结构性困境。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就业岗位都集中到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方面，体力劳动者好就业、收入不差；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比例过低，与大学生对口的就业岗位不充足，不足以“消化”那么多知识型劳动者，岗位竞争那么激烈，自然拉低价格。
    不过，“脑体倒挂”这种说法，并不是说体力劳动者就应该一直拿低工资，眼下体力劳动者工资的增加，恰恰是一种“纠偏”，这才真正体现了他们的劳动价值，而是说，大学生的工资不应该那么低，解决“脑体倒挂”应该循“加法思维”，做“增量改革”，在提高大学生工资上下功夫。显然，第三产业发达，经济结构优化，才是解决“脑体倒挂”的根本出路，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千方百计调结构、促升级的原因所在。

　　全身85%烧伤，求医4个月却屡次碰壁，这是英德市王碧雯的惨状;患尿毒并存症，在多家综合三甲医院求医屡遭拒绝，这是患者吴奋的困境。虽然他们的遭遇不尽相同，但让他们求医受阻的原因却一模一样——他们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种只有通过特殊渠道才会传播的病毒没有夺去他们生命，可“谈艾色变”的社会氛围，却几乎剥夺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医院选择拒收艾滋病患已然有些不可思议，而面对违法犯罪的艾滋病人，警方竟也是“拒收”——不收押、“捉放曹”，这就更加匪夷所思了。前段时间，在东莞就曾发生艾滋病人贩毒被抓后又被放走的事情，引起很大争议。
　　不管是医院拒收艾滋病患，还是警方“拒收”艾滋嫌犯，都可以说是越拒越险。很多人之所以感染艾滋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他许多艾滋病患得不到收治从而成为“传染源”。医院拒收艾滋病患，自己拒绝了危险，却将病毒的威胁推给了别人，自私就不说了，还有违救死扶伤的道义。而警方和监狱对艾滋病人没有专门的收押措施，抓了就放，就等于变相放纵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带来“破窗效应”，使有些艾滋病人有恃无恐。在沈阳，就有一名艾滋病狂徒因多次敲诈勒索而被一位擦鞋店老板愤怒砍死。
　　或许正是有鉴于此，日前在广东省政府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副省长雷于蓝强调，医院不能拒收或推诿收治艾滋病患，若拒收要严厉查处。广东省防艾办主任、省卫生厅副厅长黄飞也表态，若拒收或推诿可向卫生厅投诉或求援。
　　这样的理念，《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的相关条款也曾体现过，可“接收”艾滋病人的现实困境却一仍其旧。对于医院来说，医生也是人，也怕感染艾滋病，再说有的医院压根就不具备医治条件;对于警方和监狱来说，各地鲜有单独关押的场所，而且艾滋病人在被关押期间的治疗费用也很高。所以，要想艾滋病人不再被“拒收”，除了要走出对艾滋病的认识误区外，更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首先就是解决“地方”和“经费”问题。
　　先说“地方”，各地能否建起像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那样的定点医院?而定点收押艾滋病罪犯也有先例，比如集中关押艾滋病重型罪犯的广东高明监狱，而湖北武汉也曾在市郊一所医院专设了艾滋病罪犯关押点。
　　再说“经费”，医院和监狱都不是慈善机构，没有相关费用，断难运行。况且，艾滋病人的治疗和隔离所耗不菲，能否建立医疗经费与相关艾滋病基金、医保基金的“对接”机制?另外，相关工作者若因职业原因感染艾滋病，应纳入工伤管理，以减轻其后顾之忧。
　　真正消除了“收治”的后顾之忧，拒收和推诿的情况才可能避免。如果不解决现实困境，即便是再严厉的查处，恐怕也难以根治这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