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世君的BLOG

卫生部召开例行发布会，就“下跪门”、“警务室派驻医院”、“医疗满意度调查”等近期热点话题进行回应，对医生下跪一事，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不赞成”。他同时表示，行政、司法的手段以及第三方调处的方式等都能有效解决医疗纠纷，最不可取的就是私了。（5月9日《京华时报》）

 

单就“下跪门”事件来说，医院医生在灵堂前集体下跪，并与死者家属签订“停业整顿3个月否则赔偿300万元协议”，如此“私了”结局，或许确实让管理部门觉得医疗机构颜面尽失，医院如此“软弱”、“息事宁人”，可能也的确会导致“助长医闹的进一步发展”，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这才觉得，解决“医闹”问题，“最不可取的就是私了”。那么，有效解决医疗纠纷，“最可取”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目前来看，邓海华所指出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和“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建立完善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确算得上是预防和化解医患纠纷的“制度创新”。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医患纠纷、解决“医闹”难题，不能老是在“调解”、“风险分担”等“善后技艺”上下功夫，还是得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入手，寻找治本之策。

 

追寻“医闹”行为的根源，一方面是因为对普通患者家庭的权利救济乏力，依法维权渠道十分闭塞且成本高昂，再加上医疗信息不对称，患者家庭往往采取“闹”的土办法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则是当前“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错置了医生的职责，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以致将医生推向了风头浪尖，成了医患矛盾的替罪羊，成了“医闹”行为的牺牲品。

 

本来，医生的精湛医术和丰富经验，才应该是医生和医院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而如今，医生不是靠最有技术含量的医术赚钱，而是靠开药来获取收入，医院不是靠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是靠高价药、过度检查、医疗耗材来赚钱。这种“价值倒挂”和“职责错置”，直接把本应获得患者信赖和感恩的医生们，推向了“无良商家”的角色，又如何获得患者信任？如何不陷入利益纠葛而置身险境？可见，“医闹”的根源，说白了就是医院挣钱挣错了地方，医生的技术价值没有体现，反而是药品的谋利价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才导致患者不信任医生。

 

“哈医大杀医案”等极端案例警示我们，缓解医患关系已经迫在眉睫，但是，不管是沈阳曾经聘任27名警察当医院副院长的做法，还是近日卫生部与公安部关于“警务室派驻医院”、“严打”医闹甚至究其刑责的规定，可能短期会有震慑效果，但长期来看，恐怕只是扬汤止沸。解决“医闹”痼疾，严刑峻法固然重要，但终究还得从医疗体制上下功夫。如果确如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所说，“最不可取的就是私了”，那么，“最可取”的，似乎就是“公了”了——革新畸形的医疗体制，让医生和医院变得可以信任。

 

世间最大的悲哀，不在于是非不分、黑白不明，而在于即便能分清是非、辨明黑白，却依然选择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比如，针对湖南警察学院刘一兵教授在职称评审中“开房收钱”的违纪违规行为，虽然湖南省教育厅回应称已终止其评审专家资格，然而，湘南某高校体育系讲师Z却反映，他因揭露行业潜规则，受到一些同行的埋怨。一位女同行带着哭腔对他说，“你当一辈子讲师不打紧，现在评委被你折腾得调换了，我们的红包白送了，一年的辛苦白费了，你能改变什么？” （5月6日《新京报》）

 

对于此事，笔者最大的震撼，不是来自职称评委“在宾馆开房收钱”这种明目张胆的嚣张，也不是送钱评职称的事“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所展示的腐败的“悠久历史”，而是激浊扬清、伸张正义者，非但未获理解、支持和褒扬，反遭同行的埋怨。“你当一辈子讲师不打紧”，却导致“我们的红包白送了”，言下之意，无非是你的“清澈见底”，耽误了我们“浑水摸鱼”的便利，普遍正义无关紧要，一己私利才是王道。这种随波逐流的“逆来顺受”和惯性蒙蔽下的“助纣为虐”，可谓触目惊心。

 

这倒跟经济学上“劣币驱逐良币”的概念颇为近似——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不佳的“劣币”流通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的“良币”收藏起来，最终，“劣币”大行其道，良币渐被驱逐。在这起事件中，同行的埋怨，就有“劣币驱逐良币”之嫌。事实上，这种现象早已屡见不鲜——“打假医生”陈晓兰因揭露医疗黑幕，被指为“精神有问题”， 威胁、诬陷纷至沓来，生活坎坷不断；“开胸验肺”事件中，为张海超进行“开胸验肺”的郑大一附院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通报批评；媒体还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主任法医师王雪梅曾洗清不少冤案，并将个别执法犯法者送上了法庭，但她从2001年开始就无法正常履职，屡遭攻击、诬蔑……几乎每一个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异类”，都演绎了一出“螳臂挡车”式的正义悲情。

 

坚守道德和操守、仗义执言的好人，往往因触犯“潜规则”而陷入四面楚歌之地，被视为“叛徒”，屡受打压排挤，甚至被“清理门户”。浑浑噩噩之人乃至错误制造者却经常能全身而退、左右逢源；坚持正义反成“异类”，道德沦丧反而成了“识大体、顾大局”。如此是非不分、善恶不明，这种“善恶倒挂”一旦成为普遍的准则，社会秩序即被扭曲，异化成中饱私囊的游戏法则。

 

是非为何不分，善恶因何不明？因为我们周围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恶行绥靖、妥协的精神土壤，每个人都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和权益，反而选择逆来顺受；因为鼓励向善的制度不彰而容忍恶行的环境“宽松”。就拿评委“开房收钱”事件来说，也许一次举报，仅能达到更换评委的效果，甚至有可能新上任的评委依然如故，将“潜规则”继续下去，貌似于事无补，但是即便如此，这种反映和揭露起码传递了一种认识——职称评委收钱就是不对，就是违纪违规，就是见不得光；也重申了一种价值观——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暗箱操作”比地狱还要黑暗。

 

每一次细小的进步，包括每一次勇敢的“反映”和“揭露”，都是社会文明的一次“量变”，都不应该被“埋怨”和敌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需要的正是积极的行为助推和良性的制度积累，终有一天，“量变”就能促成“质变”，我们就能“改变点什么”。

 

    高晓松又一次成了焦点，这一回，源自他发的一条微博——“我们这个行业，卖身卖艺卖青春，用欢笑泪水，献爱与自由。从未巧取豪夺，鱼肉乡里，干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演好了，鞠躬拜票谢观众，演砸了，诚惶诚恐不成眠。顶三五载虚浮名，挣七八吊养老钱。终归零落成泥，随风散去……”这段“高晓松体”引发网友效仿，大家纷纷在泛着辛酸的诉说中自嘲一番。
    高晓松向有才名，文采自不必言，但笔者倒觉得，这段话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其中透着一股轻松的自嘲精神，摆脱了我们惯常发言、讲话、行事中的“拘谨”状态，放松、舒展，自信、坦然。
    说到拘谨，笔者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足球。有人就认为，为什么咱们的足球老是踢不好？行政主导、黑哨、赌球等当然脱不了干系，但究其根源，就是缺乏自由的意志和舒展的灵魂，或者说是太拘谨、放不开。
    最近，咱们河南老乡杜甫，课本上的图像惨遭涂鸦，时而手持机枪，时而脚踏摩托，时而挥刀切瓜，时而在NBA打球……被戏称为“杜甫很忙”。看到杜甫被如此恶搞，很多人无法淡定了，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亵渎”。
    说实话，这种恶搞确实有点“剑走偏锋”，要想对此无动于衷，确实需要一番境界，就连向来以精英自诩的大导演陈凯歌，看着倾心之作《无极》被胡戈恶搞为“馒头血案”，不也大发雷霆，很不淡定吗？但话又说回来，恶搞杜甫，恐怕不是存心“亵渎”，也不是对杜甫的高尚人格和悲悯情怀有什么成见，不过是以杜甫图像为载体，抗议一下沉闷的教学，宣泄一下淤积的情绪，传达一下幽默的理念，也就是轻松娱乐一下而已，并不会影响杜甫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形象。李白也曾经被恶搞为唐朝第一“古惑仔”，诸葛亮也被解读为中国“最虚伪的人”，但风平浪静之后，大家依然认定李白才高八斗，仍然觉得诸葛亮智谋超群。对此，大可不必如此“拘谨”，多一点轻松坦然，多一点自信宽容，方才显得咱们中原文化博深醇厚。
    不光是这个例子，平时，我们也往往“舒展”得少而“拘谨”得多，有时表现为对不同意见的过分提防、对正常舆论的过度敏感、对微小矛盾的无限放大、对创新观念的无端抵触。对某些事物，无所适从便一味压制，不明就里便先行扼杀，风吹草动便草木皆兵。简单来说，就是有时候观念陈旧、思维僵硬、行动机械、方式粗暴。比如有的干部，记者问点棘手的问题，就觉得人家是故意找茬，抵触情绪油然而生；有的干部，听到一点反对意见便认定“势不两立”，缺少听言纳谏的雅量……
    解放思想，首先就应该走出“拘谨”。问题和困难就在那里，不会因为我们避而不见就荡然无存，冲破虚荣的藩篱和观念的束缚，用自信而坦荡的胸怀来面对问题，用开放和积极的心态寻求解决之道，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告别拘谨，海阔天空。⑧5

 

　　有一种“残忍”，不是源自冷血，而是身不由己的无奈。这话用在广州番禺区外来工邓明建身上非常合适。这位二十年如一日细心服侍母亲的孝子，因服从病母求死的“命令”，买来两瓶农药，勾兑后递给母亲服食，眼看着其死去。他因此被指控故意杀人而站上被告席。据《广州日报》报道，26日，此案一审再次开庭。被告多名亲友为其写了求情信，检方亦建议轻判。
　　单从母子情深的角度看待这种行为，确实很残忍，也于法不容。但是，我们无法就此断定邓明建是出于私心蓄意伤害，面对脾气大的母亲，他可能顺从惯了，亲戚们也都证实邓母此前多次有自杀念头。我们更无从质疑他的孝心，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邓明建全心全意照顾了母亲二十年，倒是邓母，经常念叨“活着受罪”之类的话。
　　对于邓明建的刑事责任，法庭自有判决。但对于邓明建的道德责任，我们似乎不宜强加过多压力。立于伦理制高点的道德责难，难免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非亲身感受，想来旁人无法体会邓明建二十年来的艰辛，更无法体会眼睁睁看着母亲在自己手里死去的纠结和挣扎。也许，我们更应深思的是这种“残忍”背后的社会因素。
　　笔者想到了日本电影《楢山节考》和民间传说《弃老山》，从中可一窥日本社会曾经的“残忍”：信州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子里，由于赤贫而沿袭下一种传统，活到70岁的老人，都要被丢弃到楢山上等死，只是为了避免老人与家人分食口粮。从《斗鼠记》等民间传说中我们也可得知，在我国鄂西北一带，也曾经流行“弃老”的做法——年满60岁的老人，要被遗弃在一些“寄死窑”中。据报道，前段时间在武当山南麓，就发现了好几排“寄死窑”。
　　把老人背上山，或丢弃在山洞任其自生自灭，并不比给母亲喝农药要“高尚”。这种残忍的“传统”，折射的是某些人群生存水平的低下，以及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的短板。今天的日本，再也不需要将老人背上山等死了，因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济制度已经足以供养老人。而“孝子”买农药助母“安乐死”一事，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应该是这种制度短板导致的“传统”，竟然“传承”到了今天。正如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斌所说，几乎每一个家庭悲剧背后，都可以看到救助体系的缺位，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金融学者陈志武教授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生儿育女成了规避未来风险的具体手段，即“养子防老”。而现代社会，原来由“家”担当的养老等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比如养老保险，当然，也包括社保、社会救济等政府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养老逐渐从家庭走向了社会。果真如此，邓明建顺从母亲求死的命令，恰恰是制度短缺的结果。若论不孝，这里首先是社会制度的“不孝”。

 

    2010年年底，北京体育大学在读硕士生卢迪发现一篇署名洛阳某高校体育部张丽教授的文章涉嫌抄袭自己的论文，95%以上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遂于2011年起诉张丽，索赔10万元。3月26日，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张丽抄袭，要求其赔偿1000元。（3月27日《大河报》）
    教授论文抄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以至于社会上已经产生了“审丑疲劳”，不是院长、院士级教授抄袭都引不起“新闻兴奋”。不过，此前的抄袭，多为教授之间互相“借鉴”、“致敬”、“引用”，尚且“门当户对”，可身为教授却去抄袭本科生的论文，未免显得太“没出息”。对于张丽教授抄袭卢迪的论文一事，笔者以为，重点不在教授抄袭越来越“档次低”，堕落到连本科生论文都不放过，也不在于1000元赔偿与10万元的索赔金额相去甚远，压根就没什么惩戒效果，甚至也不在于教授抄袭凸显的学术伦理沦丧，而在于，为何这篇本科生的论文会引起一位教授的关切，进而不惜泯灭学术良心而悍然抄袭？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篇被抄袭的论文，是卢迪本科毕业时通过购买大鼠实验观测，分析出运动性贫血早期发生时，动物血清中铁、镁、锌、铜、钙5种微量元素的变化规律，撰写了这篇名为《运动性贫血大鼠血液中五种元素的变化》的论文。由此可见，这篇论文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原创性。而张丽教授抄袭时，只不过是将5种微量元素缩减为3种，将研究对象由14只大鼠变为16只，大鼠的体重、购买地点、动物许可证号以及动物级别、稀释液批号都一模一样。唯一体现出“原创性”的，就是从5到3、从14到16的数字变化。张丽教授之所以不惜名声去抄袭一名本科生的论文，应该就是看中了这篇论文的原创价值，而由其抄袭行为也折射出，国内教授们的学术原创能力，何其蹩脚。
    多年以来，国人一直有一种“诺贝尔奖情结”——颁奖前渴望国内学者获奖，颁奖后又因无人得奖而泛起“酸葡萄心理”。众所周知，诺贝尔科学奖项，最看重的就是学术原创性和学术价值，而不是撰写了几本专著、发表了多少论文。而国内学者的“软肋”，恰恰就在于原创性不足，专著多为“编著”而成，论文多为拼凑之作，压根就与人家的原创要求有天壤之别，又何以获奖？钱学森先生曾经发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究其根本原因，也是在于缺乏原创氛围，教授尚且“天下文章一大抄”，原创能力不足，何谈培养杰出人才？
    有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然而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论文平均引用率只有10%左右，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这也意味着我国学者的大多数论文是“无效生产”，形同“垃圾”。究其原因，就在于原创性匮乏。
    “教授抄袭本科生论文”一事，再次将我国科研界、学术界的原创不足问题暴露在我们眼前，尽管是以丑剧的方式。如果我们积极改变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涤清沦丧的学术伦理，杜绝抄袭，鼓励原创，那么，我们还有可能导演一部学术科研的喜剧出来，否则，就只能看学术科研界继续演绎令人唏嘘的悲剧了。

    有些权益，常常因为我们没有在意而默默受损，比如公交卡的押金及利息。日前，北京市民刘巍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递交申请，要求其公开IC卡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息去向。据刘巍计算，以每张卡缴纳20元押金计，北京4000万张一卡通的押金费用超过8亿元；以一年定期存款利率3.50%计，仅沉淀押金的年利息就达2800万元。（据3月21日《新京报》）
    国家财政部《关于治理乱收费的规定》中早已明确规定，利用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以保证金、抵押金、储蓄金等形式变相收费行为，属于乱收费，必须立即停止。可见，“一卡通”押金本来就不该收。而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交通卡成本一般每张3元左右，可发卡公司却收取20~30元不等的押金，这无异于错上加错，颇有点“强取豪夺”的味道。
    再退一步讲，即便是“顶风作案”硬收了，那么持卡人交纳押金也是一种担保行为，公交部门只能代管，押金，以及所产生的利息等收益，也理应归持卡人所有。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以“公司规定”云云就扭曲这种权益归属关系。当然，一张卡20元的押金，利息没几个钱，但卡多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数字就相当惊人了。比如，北京4000万张一卡通可收押金8亿多元，一年沉淀的利息就达2800万元！更何况，如果监管不力，巨额押金用作其他高回报投资的话，收益就会更加惊人，而这部分收益，往往被发卡公司收入囊中，岂非变相侵吞他人财物？利益一旦被“卡”住，道理也就不“通”了。
    事实上，生活中类似的“押金”比比皆是。出国旅游，要先交数万乃至十几万的押金；装修一下房子，一般要向物业交装修押金；住酒店，先交押金；住院看病，也要先交一笔押金……这些押金都会因为时间差而产生一定的利息，具体到每个人，或因金额小，或因时间短，利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人一多，利息就可能成为一笔巨款，也就绝对不能成为一笔糊涂账。拿公交卡来说，摊到每个人头上的利息可能不值当退还，但可以通过乘车打折、统筹用于公共服务等办法“还给”持卡人。
    这是一个公众权利意识日益增长的时代，群众“斤斤计较”的公民意识日渐觉醒，此时，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意识也应该与时俱进，与大众意识“接轨”，而不能裹足不前，继续粗放式管理和服务。比如一卡通的押金及利息问题，大家之所以质疑，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在乎那20元的押金，更不是计较那微不足道的利息，而是争个理字，求个公字——成本3元的卡，你不能想收几十就收几十；押金归我，你不能想不还就不还；利息确实有，你不能一声不吭当它不存在。一句话，该是啥就是啥，不能你说啥就是啥。
    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从这一张公交卡里，不仅包含着押金、利息，更投射出社会生态的变迁和公民素质的进步。

    在争议声中，“养老金入市”的靴子终于落地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布消息称，经国务院批准，社保基金理事会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投资运营广东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3月21日《新京报》）
    此前，很多人都梦想着大规模养老金能直接投向股市，以发挥“稳定股市”、“提振股市”乃至“救市”的作用。但从媒体报道的细节来看，这次“养老金入市”貌似并未侧重股市，社保基金理事会表态称，将坚持“更为审慎的方针”，新增资金将更多配置到固定收益类产品中，确保实现基金保值增值，也就是说，这批养老金投资股市的比例不会太大。如果非要说对股市有什么明显影响的话，恐怕更多的会体现在心理预期方面。
    本来，养老金俗称“养命钱”，是退休人员安身立命之所在，保障性是其第一属性，保值增值固然重要，但稳定性、安全性乃是首要法则。且不说“提振股市”压根就不是养老金的义务，即便真能“提振”，养老金也不该去趟股市的这滩浑水。大家都知道，我国股市制度很不完善，只注重筹资而不注重投资人利益保护，近年来更是丑闻频频，甚至被学者称为“赌场”、“提款机”。将“伤不起”的养老金推向这么一个风险笼罩的市场，一旦有什么闪失，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一个侧重稳定安全、一个暗藏风险的固有属性，注定它们不应该亲密结合。
    此次广东千亿养老金虽然最终成功“入市”，但明显十分“审慎”，更多侧重于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仅可看作一个特例，虽然引发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对各地养老金跟进的期待，但目前来看，各地普遍跟进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所谓“结余”多为“空账”，几乎无钱可“入”。
    虽然有数据显示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目前结余1.9万亿元，但这只是账面数据。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是现收现付为主的养老金制度，也就是说，是以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这种透支挪用导致一种现象——巨额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名义上有钱，实则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数字。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透露，截至2010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额虽有1.9万亿元之巨，可其中做实的账户仅2039亿元，等于存在1.7万亿元的缺口。而且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我国养老金收支缺口正逐年扩大，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声称，中国养老金的收支缺口，未来可能高达9万亿元，以至于国际经济界开始担忧这会把中国拖入财政危机。
    也正是因为这种“空账”现象十分严重，从2008年底开始，辽宁、吉林、上海等13个省市开始“空转实”试点，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广东省之所以能拿出千亿养老金入市投资，就是因为其个人账户做实做得好，结余最多罢了，而对某些省份来说，“空账”尚待做实，何来资金“入市”？况且，即便手里有钱，也还面临确定投资主体的问题，广东此例，显然无法引发普遍跟进和效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不考虑当年财政补贴的话，2010年一年养老保险征缴收入收不抵支的省份共有15个，缺口达679亿元。人家国际上还在担心咱们的养老金不够用，我们自己也尚且未能摆脱“收不抵支”的窘境，而有些人却鬼迷心窍地念叨着实为空头数字的所谓养老金结余“提振股市”，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吗？

    “官二代”陶汝坤因长期追求少女周岩不成，便强行闯入民宅，将其烧成重伤的新闻日前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2月26日《新快报》）
    对于花季少女周岩来说，陶汝坤带给她的尽是不幸。长期遭受纠缠、骚扰，并且中途转学，最终被迫休学在家，这已经算是巨大伤害了；进而被机油浇头，大火烧身，头面部、颈部、胸部等严重烧伤，一只耳朵被烧掉，烧伤面积超过30%，整个人完全面目全非，这无异于深重的劫难；治疗中欠下医院近十多万元费用没有着落，被迫出院回家，又倍增悲凉；而案发5月仍迟迟不能做伤情鉴定，案情停滞不前，犹显正义沦丧。
    综观社会关注之焦点，网友义愤填膺之燃点，均指向凶手陶汝坤的“官二代”身份标签，其父母分别为合肥市审计局和规划局高干。这才有陶汝坤长期“纠缠、骚扰”之肆无忌惮，有强入民宅，纵火烧人之无法无天；这才有案发后妄图以医疗费用胁迫受害人家属在“认可陶汝坤当天积极救治和自首”的材料上签字，进而发布那条姗姗来迟的以“教子无方加愧疚歉意”相搪塞的道歉声明，然后又周旋于相关部门机关，阻碍司法公正，并叫嚣“不管你签不签字，我依然会争取让他出来”，导致案发5个多月，受害人依然不能顺利做伤情鉴定。
    在一个花季少女的不幸中，在施暴者手脚不断、蛮横嚣张的作为中，“权力跋扈”的魅影无处不在，“权力通吃”的阴影挥之不去，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如果是一位普通市民的儿子烧伤了别人，事情还会那么费尽周折吗？虽然在舆论压力下，案情目前发生了转机，周岩终于做完了伤情鉴定，法庭诉讼等法律程序也将按部就班地启动，但是，在此前少女周岩一家接踵而至、层层加码的劫难中，“官二代”身份所引发的纠葛依然最受关注，权力干预所造成的龃龉依然无法忽视。
    从杭州“欺实马”事件，到“我爸是李刚”案件，再到各地发生的种种官员子弟“招考加分”、“萝卜招聘”事件，“官二代”向社会展示的，往往是其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张扬跋扈、无法无天、上下其手的消极形象，他们之所以能如此肆无忌惮，完全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背靠大树好乘凉”。事实上，“官二代”们也总是凭借父母手中的权势和金钱，为自己筑起躲风避雨的港湾，即便违了法，犯了罪，也能受到权力大树的荫庇。就像将人毁容的陶汝坤这样，父母能“周旋于”相关部门机关，能叫嚣“不管你签不签字，我依然会争取让他出来”，能拖延受害人做伤情鉴定。
    “官二代”这个身份标签的污名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权力本身的污名化，也是权力胡作非为之下的咎由自取。网上有句流行语，“老子是儿子的通行证，儿子是老子的墓志铭”，说的就是各种“二代”们总是仗着爹妈的权力和影响横冲直撞，也往往给父母带来无可挽回的连带损失，有中国“四大名爹”之称的李刚、王军、卢俊卿、李双江，莫不如是。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官二代”们的嚣张跋扈，不仅为自己的人生念响了“紧箍咒”，也唱响了权力无法无天的挽歌，敲响了权力肆意妄为的丧钟。随着社会对于“官二代”胡作非为现象日益“零容忍”，“官二代”及其背后的权力，时刻都在面临“现世报”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说，“官二代”陶汝坤烧伤少女事件，不失为一记警钟——权力，本该“老老实实”，“官二代”，也得安分守己。

2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明确了“十二五”时期促进就业的发展目标，其中就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对于奔波在外养家糊口的求职者来说，这无疑是一大利好。不过，对于“涨工资”，仍有两点认识亟需强调。

 

其一，涨工资的希望不宜完全寄托在“市场机制”身上。就拿以前来说，虽然有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指导价”，但现实中，有的企业仍在发放“地板工资”——按最低工资标准给员工发工资，也有企业以“劳务派遣”制度规避政策等。可见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靠企业“自觉”，如果全凭“市场”做主，“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的目标实现起来会有很大难度。

 

日本就曾在上世纪60年代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到7年时间，人均国民收入就翻了一番。人家的“收入倍增”就没有完全甩给“市场”，而是政府各部门综合发力，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包括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税和企业税等在内的政策组合拳。对于我国来讲，要实现“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的目标，一系列政府调控举措不可或缺，比如可以在减税让利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方面有所作为。

 

其二，“涨工资”非但不会扯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后腿”，反而有利于其“强身健体”。说起涨工资，很多企业可能会觉得是件“鸭梨”很大的事情，工资一涨，成本增加，利润变小，貌似挺不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据2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有些企业就抱怨富士康拉高了郑州的工资水平，导致当地企业用工吃紧。

 

其实，这有些短视。企业涨点工资，提高福利待遇，这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增强其归属感，这都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上升也能“倒逼”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增加产品劳动附加值，往“微笑曲线”的“嘴角”位置移动。如果企业长期局限于低劳动力成本下的低端产业，只会助长“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井蛙观念”，前途会越来越窄。

 

再说了，收入水平上去了，消费需求会随之增加，企业市场空间变大，利润更大，这是个良性循环。内需提振了，经济发展也可以摆脱对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依赖，走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圭臬，加速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长远来看，涨点工资，不管是对劳动者来说，还是对企业来讲，抑或是对社会而言，都是个多赢举措，某些企业万不可对“低劳动力成本”的日子念念不忘，固步自封。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踏准时代的节拍，才能赚得盆满钵盈。

   “养老金入市”问题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几天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撰文表示将推动养老金入市；《人民日报》2月6日刊发文章，称养老金入市是必然趋势，但入市时机尚有待考量；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也曾认为，养老金入市有利于股市稳定。(《新京报》2月7日)
　　既然养老金入市是“必然趋势”，又“有利于股市稳定”，还有相关部门官员表态“推动”，看来，“养老金入市”俨然已是箭在弦上，引而待发。正如相关论者所说，目前的问题不过是“入市时机尚有待考量”。但笔者认为，养老金能否顺利入市，不光是等待“时机”的问题，就目前状况来看，尚存两大未知数。
　　第一，入市资金问题。其实，广义上的“养老金”，很大一部分已经“入市”了，包括被称为“国民养老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目前各方讨论入市的主要是指由各地政府负责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这部分，其中包括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但由于大部分地方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已被当地挪用于发放当期养老金，个人账户长期处于“空账”状态，投资运营也就无从谈起。即便有部分省市做实了个人账户，其规模也相当有限。
　　对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这部分，按目前规定，仅能购买国债和转存定期存款，国务院对此的表态始终是“安全第一”。即便果真得到政策“通融”入了市，按照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的说法，“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股票的比例不超过40%，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能再低一些。”可见入市比例很小，入市规模有限。以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入市规模，要想承担“稳定股市”乃至“救市”的愿望，恐怕有些痴人说梦。
　　第二，投资主体问题。根据目前态势，基本养老保险投资主体至少有三种可能：一是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人社部是社保基金的主管部门，在话语权上有优势。二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目前它就在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有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也有投资运营经验。三是地方成立的基金运营机构，虽然“近水楼台”但容易受地方行政力量干预。
　　鉴于养老金“保命钱”的保障属性，其资金入市尤需将风险降到最低，最好由专业金融机构操作，但目前负责管理基本养老保险的却是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因此，如何确定投资主体，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11年12月，媒体曾报道广东省1000亿养老金将入市，但广东省人社厅随后“辟谣”，称属于“猜测”，在这次“传闻”中，千亿养老金就是“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管理”；《21世纪经济报道》日前报道称，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酝酿成立一家基本养老保险投资管理机构，负责具体的养老金投资运营工作。这些信息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养老金入市的投资主体尚未确定。
　　有此两大未知数，“养老金入市”远非选择一个“时机”那么轻松，很多现实问题和制度困境均需一一厘清和破解，方能为“养老金入市”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