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们当前的境遇，暗合了狄更斯《双城记》中的那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大学毛入学率不断提高，上大学越来越容易，可工作却越来越难找。前几天，广东省高校本科生专业招聘会上，2.8万名毕业生排队进场的长龙一度超过一公里，很多人排队4小时才获面试几分钟。
    论起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除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低端、“白领需求不足”的结构性难题，还有大学扩招、求职心态、就业政策僵化、自主创业艰难等方面，不一而足，但大学生们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技能偏少的状况也客观存在，这归因于高校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与市场需求脱节了。《东亚经贸新闻》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访的学生家长中，62%的家长认为大学教学、课程设置与社会脱轨是目前大学存在的最大弊端。细究起来，至少表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是“千篇一律”。大学专业设置趋同化现象严重，培养出的人才严重同质化。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开设英语专业的本科高校占80%，开设计算机专业的高校超过70%，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超过60%。有的高校为了“升格”，有的为了搞创收，即便是如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冷门”专业也门门都有，强调文、理、工、农、商、医、经、法等样样俱全，强调“综合性”，却对薄弱的师资力量、办学条件和教学模式避而不谈，如此办学，近乎误人子弟。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力资源也是一种“商品”，某种商品生产过量，要么降价，要么滞销。所以大学生求职薪酬屡创新低，很多人求职无望。
    其次是“一成不变”。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经年不变脱离现实，授课内容空洞化、教育方法模式化，导致学生接受数年“熏陶”后与现实社会十分隔膜，“批量生产”的多为“书呆子”型人才，无法快速融入工作。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大学毛入学率虽在2006年就提高到了22%，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水平，大学生比例并不高，之所以仍然就业困难，跟高校“以产定销”、与市场需求脱节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关。求解之道虽千头万绪，但有一点不容回避，那就是改变错位的教育理念，调动其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使其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与市场需求“接轨”。
    不过，与市场需求“接轨”并非一味蛮干，也要认清市场形势，避免盲目跟风。近年来高校专业就存在“一哄而上”的现象，看到哪个专业“热门”就盲目上马。比如，计算机热潮中，许多高校匆匆忙忙把很多相关专业“打扮”得与信息技术关系密切；中国加入WTO前后，高校一窝蜂地开设“国际贸易”专业。类似的还有新闻类、经济类、管理类、法学类专业，“大跃进”之后又快速“鸡肋化”。看似紧跟市场需求，实则“盲目投资”，有的新专业甚至首届毕业生就遭遇就业难。
    据悉，美国大学设置新专业一般会先到业界调研，研究该专业方向的学生究竟应该学什么，并发掘相关可以拓展的领域，再根据市场需求设置教学内容，这种专业调整手段也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毕业生符合市场需求。看来，高校办学与市场需求“接轨”很重要，但科学地“接轨”更重要。

 

    都说留学好，风险也不少。继澳大利亚环球校园管理集团旗下5所私立学校倒闭致使1265名中国学生一夜之间“被失学”后，11月19日，澳大利亚美维尔英语学院也进入自动破产监管程序，26名中国留学生受到影响。据媒体披露，今年7月以来，澳大利亚多所私校相继倒闭，环球校园管理集团只是澳大利亚今年5月开始整顿私校以来破产的第10家私立教育机构。
    澳大利亚私校倒闭潮只不过揭开了出国留学风险的冰山一角。据媒体今年6月份报道，英国有多达2000所“野鸡大学”，已成为英国移民系统的“肿瘤”；今年7月份，教育部通报新加坡布鲁克斯商业学校因颁发假文凭被取消注册资格，150名中国学生面临失学……结合我国已成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的状况，如何规避留学风险，确保留学安全，当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综合来看，出国留学起码要把好以下几关：
    首先是自我认识关。但凡留学者均应反思：为何留学？为了读书深造还是移民绿卡？比如，很多去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就是为移民，一旦该国移民政策发生改变，就关涉人生前途，影响人生大计。再者，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理发、汽车修理等专业在澳就业形势较好，但很多为移民而去的中国学生对这些专业并没有兴趣，导致学业不精，手艺不好，工作难觅，还是会面临移民困境。不顾自身条件、教育质量很可能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其次是信息关。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留学之前，起码要对相关国家的留学政策多加研究。比如本次澳大利亚私校倒闭风潮就被普遍认为是该国移民政策变迁所致。自2001年7月向留学生敞开移民大门后，澳大利亚的“留学产业”迅速膨胀。
    2007年移民政策发生改变，移民难度加大；2009年，移民政策再度调整，企图通过读职业教育而申请移民难上加难，私立职校生源减少。以生源为财源的私校日益艰难，倒闭风潮也就在所难免。 技术移民配额的缩减、关键职业清单出台、雅思成绩提升、讨论取消赴澳留学与获得永久居留权相挂钩的政策，还有澳币升值、金融危机后人才需求减少导致移民政策收紧、澳大利亚议会和政党之间的关于移民政策的博弈等多种背景。赴澳留学，如果不详细了解这些宏观层面的政策背景和社会环境，病急乱投医，焉能没有风险？
    再次为择校关。都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对于留学生而言，哀莫大于选错学校。个中关键，自然是认清学校资质。此前媒体在报道澳洲私校倒闭时多称为“私立大学倒闭”，其实这几所倒闭私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职业教育类学校，类似我国的技校。因此有业内人士建议，留学时尽量选择公立学校，因其主要由政府拨款，倒闭风险很小，即便选私立院校，也要选办学历史长、口碑好的院校。
    择校时，最好是参考政府主管部门提供的权威信息，或者通过相关机构“验明正身”。比如，在2009年教育部批准境外正规高校名单上，就列出了澳大利亚的42所大学；再比如所谓的“澳洲八大”名校，其教育质量和可靠性也是有目共睹。当然，留学择校时选择中介结构同样要谨慎，切勿轻信诱人的广告内容，尽量选择有资历和口碑的正规中介。　
    目前，中国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生源地，其私校倒闭风潮对我们认识留学风险尤其具有警示意义。尽管其私校倒闭现象可能是偶然事件，但我们绝不可因此忽略其背后的一些必然因素，应以此为戒，最大限度地规避留学风险。

 

    我国古代官员出行，大都仪仗整齐、鸣锣开道，这种“特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体现身份差别和地位等级，显示高高在上的官家气派，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一种权力炫耀。虽说时代变迁，轿子、马车“升级换代”成了汽车，可“特权”思维和意识仿佛扎了根似的，阴魂不散。据多家媒体报道，邯郸市境内一个收费站的收费亭里，赫然挂着邯郸市五套领导机构和市交通局的约300辆车辆号牌的“一览表”，收费员据此放行这些号牌的车辆，免费通行。而邯郸市交通局有关人士则表示，这么做是“为方便领导工作”。
    要说是图省钱，领导的公车靠公款养着，我国的公车消费规模之大众所周知，根本不缺这仨核桃俩枣的过路费。要说是“方便领导工作”省时间，收费站又不是每公里都设一个，一趟公务用车，过不了几次收费站，纵然排队，也耗不了多长时间。
    所以这“免过路费名单”既非为了省钱，也非为“方便领导工作”，关键还在于“特权意识”。别人都在那里排队交费，独我呼啸而过，那种权力快感岂是些许过路费所能衡量？所谓“特权”，就在于“人无我有”。免费通行享受的不是过路费优惠，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待遇”，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如此说来，此举并非为“方便领导”，实为“尊重领导”。
    虽然《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军队车辆、武警部队车辆、执行任务的警车、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等车辆，才免交车辆通行费，但遍观整个条例，也没有“为方便领导工作”而将领导公车免费放行的规定，此举无疑是法外“特权”。而且在“特权车”上，邯郸市也有“前科”。据《燕赵都市报》2007年7月报道，当时邯郸市委、市政府向全市50强企业发放了特殊车牌和通行证，并下发专门《通知》，规定这些车在除高速公路外的其他各类收费站免收通行费、在各停车场免收停车费、非严重违章行驶不罚款不扣车等等，可谓“官恩浩荡”。无疑，这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特权车”。
    尤其讽刺的是，该市曾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重拳整治特权车，亮出的口号分别为：“整治特权车先管好领导”、“以决战的态势，大干70天”，又是出台整治方案，又是成立领导小组，大有与特权车“不共戴天”的架势。可该市一边整治“特权车”，又一边缔造“特权车”；一边说“先管好领导”，一边又给领导公车免费通行待遇，如此“精神分裂”般的矛盾做法，谈何政府公信力？这也难怪在很多省份都停止使用O牌车后，“特权车”仍屡禁不绝，公车改革举步维坚。
    按邯郸交通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所说，全国很多收费站都是对五套领导机构的车辆免费的，言下之意，“惯例”而已。由此更可看出，“免过路费名单”背后是“特权车”，“特权车”背后是冥顽不化的“特权思维”，而“特权思维”背后则是权力的信马由缰、无拘无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社会的特权之处远不止“特权车”，还有“特权地”（屯地而不受罚）、“特权工程”（暗箱操作、招标寻租）、“特权病房”（VIP病房）等，享受“特权”的也不止官员，还有某些企业（垄断资源）、个别明星（超生）……“特权”的蔓延和泛滥，只会加深公众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破坏公平公正的社会生态，蚕食法制进程中建立的平等、正义观念。看来，整治“特权车”等“特权现象”已刻不容缓，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消除普遍存在的“特权思维”，重在“驯服”权力、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

           客气点说，《斗牛》是在向《鬼子来了》、《活着》、《红高粱》几部电影“致敬”——《斗牛》里的照顾“八路牛”和《鬼子来了》中照顾游击队俘虏没多少区别、《斗牛》里给牛起的人名是“九儿”而《活着》里的那头牛叫“福贵”、《斗牛》里的日军屠村和《红高粱》里日军的集体屠杀一样的残忍。
    不客气地说，那就是“借鉴”和抄袭了。不过，不要以为管虎“没料”，细细咂摸，还是可以窥见管虎的野心。
    “听天由命”观念。影片中，全村男人被拉到院子里抓阄，抓着红豆者负责藏牛、养牛，没有现成的制度可供依循，也没有既定的规则可以利用，“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听天由命”的意识也就成为必然的次优选择。就像姜文的《鬼子来了》一片中，在那些生怕惹事上身的村民中，选择谁来照顾俘虏，也只能通过抽签决定，甚至在影片《我的一九一九》中，革命学生们决定由谁以极端的方式表现爱国热情（自焚抗议）时，也是抽签，革命热情和满腔热血在面临生死之时，终也要由“天命”来完成最后的临门一脚。
    契约意识。《斗牛》中，九儿替牛二抓到了那颗红豆，其余村民立即成为牛二的对立面，逼着他在领养奶牛的协议上按手印，尽管心不甘情不愿，尽管是“被选择”，尽管是被强迫，按了手印的牛二还是旅行了照顾奶牛的责任。全村老少惨遭屠村，仅剩一人的牛二几次想狠心耍下被日本兵抢去的奶牛自顾离去，但是那一纸文书，那一纸契约，还是成了他九死一生、屡次以身犯险、想方设法夺回奶牛的力量来源，当然，他不情愿，愈不情愿，却愈发显示了那纸契约、那一份承诺的作用。都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契约意识，果真如此吗？管虎莫非要通过一个光棍和一头奶牛的故事告诉大家，其实，契约意识早已浸入中国人的血液。
    自私品性。逃难的郎中一伙，几乎是胁迫着喝光了牛奶，在奶牛无奶可挤的时候，又怂恿牛二杀牛吃肉，却又怕那么多逃难的人都来分吃，就先支走难民，自己一伙留下来打杀牛吃肉的主意。原本是牛二救了他们，却要得寸进尺，恩将仇报，杀牛吃肉。尤其是那个郎中，不紧不慢看似真诚的话语里，浸透着狐狸般的狡猾和狠毒。最后，一帮人终落得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的下场。一心护牛的牛二也是自私的。男人们抓阄决定谁来藏牛养牛时，他连忙推说自家已经养了一头牛，死赖着不愿参与抓阄；领受养牛任务后，他把村里凑起来原本是喂“八路牛”的精粮，倒给自家的牛吃……
    《鬼子来了》一片中，村民商量着谁来活埋两个俘虏，大家纷纷找个中借口推脱，一人甚至很“慷慨”地说自己来“挖坑”，目的，也是躲避活埋的任务。展现自己的民众心理，《斗牛》有着《鬼子来了》一般的气质，不着痕迹，却入木三分。

    成都市近日决定将市、区(县)和乡镇(街道)三级政府的权力依法“清理打包”并通过网络公之于众，最先公开的行政权力涉及49个市级机关部门和单位，共计7437项权力。客观而言，此举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的突破，更是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一次践行。
    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一个“信息公开时代”呼之欲出，但信息公开并非就此一帆风顺，碰壁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前不久，公民李德涛向上海市财政局提出预算公开申请时，就被对方以本部门预算属“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河南南阳市青年王清向南阳市181个行政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被视为“刺头”，甚至被当作“间谍”，尤其是官员那一句“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更是展示了某些官员的原始思维和权力的嚣张跋扈，也暗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艰难。
    本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和实行，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说白了就是给公权力罩上“笼头”，使其因公开化的监督而透明化、规范化。信息公开本来分为申请公开和主动公开，但在现实中鲜见政府部门主动公开，多是被动应对，且拒绝公开的理由五花八门，什么保密需要、尚未纳入对外公开范围等等，即便是信息得以公开，往往也避重就轻，敷衍塞责，“选择性公开”、“过滤性公开”、“缩水型公开”几成惯例。
    信息公开之福众所周知，不公开之祸也是显而易见。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就是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也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求，信息公开既可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公信力和诚信度，也可以满足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进而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即所谓“百姓知情，天下太平”。
    否则，就会自食其果，类似案例可谓不胜枚举。陕西“周老虎事件”就是因相关部门掩盖甚至扭曲真相，拒不公开相关信息，使那场闹剧对当地政府公信力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河南省杞县“钴泄漏事件”中，也是因为事发一个月后仍没有来自当地政府部门的权威消息，这才引发猜测，造成恐慌，造成了“杞人忧钴”、大举外迁的事件。
    可见，知情是公民的权利，信息公开则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也是建设透明公开、廉洁奉公的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因此，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维惯性断不可取，建立信息公开的主动意识倒是迫在眉睫。有一种认识急需厘清：政府主动公开信息不是“没事找事”，而是天经地义的义务，是理所当然的常态责任，反而，不公开就是不作为、不称职了。
    前段时间，广州市财政局在其网站上发布了《2009年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首次在网上公开了114个部门的年度预算，与本次成都市公开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相互呼应，均开风气之先。政府信息公开是个系统工程，尤以财、权两项信息公开最为关键和重要，广州和成都的做法，无疑可以引为表率。由此也可看出，信息公开不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态度。对一些地方而言，政府信息公开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读后感：

    第一句话，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要救也是靠自己。
    第二句话，豆豆的文采不错，可套路似乎跟胡发云的《如嫣》有点类似，好像是为了“推出”某些观点、思想抑或学识，而附着于人物生拉硬拽般的深刻，有点做作，不过，比《如嫣》的故事圆润。

  

摘录一些散落书中的珠玑之语：

    “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

    “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

 

    “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足以让你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文化。但是，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却不能让你挺着胸脯回答：我们有什么文化？因为有文化和有什么文化不是一个概念。”
　　中国的文化“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
　　“俄罗斯是个伟大的民族，历史上没有什么人能战胜他们，但是在世界两大阵营50多年的意识形态对抗里，他们却输在了他们还没有完全读懂的文化里，而美国尊重客观规律的文化最终使他们得到了靠飞机大炮不能得到的胜利，以至于联合国都成了一个失宠的王妃。在中国，有人动不动就拿民主指责共产党，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牺牲品。把几千年沉积的文化属性问题全都记到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政党账上，这不公平，也不是真实的国情……”

    “过去几十年输血式的扶贫为什么越扶越贫？就是因为农民在等救世主。”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农民自己。”

印象最深刻的是男主角的发问：

为什么一定是二选一？
为什么一定是你们安排好了A餐和B餐再让我去选？
这叫做选择吗？
难道我的路就只有这两条吗？

《麦田》：历史车轮之下，每个人都是蚂蚁。——世君按

 （还是这张海报有美感）

 

    近来引起轩然大波的“艾滋女”事件跌宕至今，总算还了闫德利一个清白。昨日，保定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通报了案件进展：10月21日，容城县公安局将“艾滋女”事件的始作俑者杨某抓获，并以涉嫌诽谤罪将其刑事拘留。
    不法分子落网，真相大白。在经历了一个多星期的命运捉弄之后，对不法分子的惩处和可能获得的精神赔偿能否抚平闫德利及其家人心头的伤痕我们不得而知，在这起被证实为网络闹剧的事件中，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网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算不上光明。
    尽管杨某也曾在容城散发不雅印刷品，但追寻这件事的轨迹，不难发现其“发迹”于那次“艾滋女”博客曝光数百性接触者手机号码，并躁动一时。艾滋女、艳照、视频、性关系，这些明显带有网络印记的词汇让此事的传播在网络上畅通无阻，一夜之间遍布网络，大行其道。
    先是杨某假借闫德利之名进行的所谓“艾滋女公布279名曾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男性的手机号码”的博文发布，再是网络上如获至宝似的推波助澜、煽风点火，流言蜚语甚嚣尘上，闫德利一时竟成为千夫所指。不管这起闹剧因何而起，单单在此事中“发挥”的无障碍恶意炒作平台和无监管传播状态，以及“如火如荼”的流言蜚语，就足以让我们认清，网络是把双刃剑。如果说杨某是这起“艾滋女”事件的始作俑者，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缺乏规制和监管的网络就是这起事件的帮凶。
    诚然，网络是个伟大的工具，但也暇玉互现，也有“人格分裂”的时候。一方面，网络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便利，海量信息、虚拟世界、网络民意、网络舆论……可谓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网络又是泥沙俱下，往往“青睐”一些噱头性信息，绯闻比新闻受关注，恶搞比经典更流行，无聊比一本正经有市场，“网上通缉令”肆意左突右冲，“人肉搜索”几乎无所不能，“网络暴力”更是屡见不鲜。比如，“史上最毒后妈”事件在网上成了“冤假错案”、网民在“贾君鹏”事件中被幕后推手玩弄于股掌之间，如今，无辜少女又在“艾滋女”事件中被无端诽谤侮蔑……
    根据我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字显示，目前国内大多数网民上网活动比较单一，网络在他们手中多是一种接发信息、恶搞成风、沉溺游戏的工具，网络使用呈现“泛娱乐化”的特点。大多数网民上网以娱乐为主，上网搜索奇闻怪事、下载盗版影视作品、沉溺网络游戏、“灌水”甚至发布虚假信息……而网络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所提供的海量信息几乎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于电子商务、即时通讯、虚拟企业、电子货币等广泛用途，显然，网络被选择性的“窄化”使用了。
    网络“泛娱乐化”，再加上缺乏规制和监管，“网络飚车”也就在所难免，“人肉搜索”、“网络暴力”、利用网络诽谤和造谣等现象也就层出不穷了，只是，闫德利不幸地成为了网络闹剧的又一个受害者和牺牲品而已。可以想见，如果任由网络如此信马由缰，如此过度地“泛娱乐化”，谁又能保证闫德利会是最后一个牺牲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