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0月1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与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胡德平(右一)等中国企业家代表座谈,讨论企业的社会负责感等问题。毛建军摄

贵阳沪阳时装厂车间里,来自国家级贫困县息烽的湛志静(右)正在师傅的指导下学习缝纫技术。新华社记者周浩摄

1995年3月4日,刘永好倡议发挥“光彩事业”的扶贫作用。新华社记者唐召明摄
1994年4月23日,为配合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0名私营企业家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上联名发出“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号召先富起来的个体企业、私营企业经营管理者到老少边穷地区培训人才、兴办项目、开发资源,通过民间渠道、运用市场机制,把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同个体、私营企业的信息、市场、经营、资金、技术等优势结合起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光彩事业的网页中我们可以看到,截至2006年底,参与企业已达19982个,项目数量15429个,累计到位资金1247.13亿元,累计培训372.98万人,捐赠总额170.15亿元,可谓硕果累累。但与当年江泽民总书记题词、媒体热烈报道相比,今天的光彩事业还是略显寂寞。
从参与企业数量和项目数量来看,不仅参与企业总数与全国民企总数的数量
从1992年底到1995年底,全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了1500万人,从8000万下降到了6500万。而要在本世纪末最终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战略目标,任务还非常艰巨,面临困难主要有三个:一是扶贫难度很大。
现在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库区、滩区,地域偏远,资源匮乏,交通不便,科技落后,信息不灵,经济水平低,教育程度差。这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是扶贫攻坚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二是时间紧迫。“八七计划”要求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的5年间,以每年解决13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速度进展。但是从1985年到1992年,扶贫开发的速度是平均每年解决60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速度要提高一
流行指数:★★★★☆

一股崇尚日本明星的风潮从台湾省吹到了内地,在70年代后出生的人中风行开来。
他们出门玩滑板,穿HIP-HOP的衣裳,扎花里胡哨的头巾,喜欢《樱桃小丸子》、《机器猫》、《美少女战士》、《灌篮高手》、《流星花园》等卡通片,看《情书》、《爱情白皮书》等日剧,他们穿着松糕鞋和有短流苏的裙子,顶着一头纤维烫发,《HOW》杂志为哈日族提供了精神食粮。他们对西方时尚文化没感觉,只为酒井法子、安室柰美惠、宇多光和木村拓哉等疯狂。
[名词解释]
大型飞机
简而言之,是指起飞总重量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包括军用、民用大型运输机,也包括150座以上的干线客机。由于各国航空工业发展水平不一样,在我国150座以上的客机被称作“大型客机”,100座以下的叫做“支线飞机”;而国际航运体系习惯上把300个座位以上的客机称作“大型客机”。

1987年5月23日,中美合作生产的第一架MD-82飞机总装完成。新华社资料图片

1980年9月26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现代化喷气式大客机———“运十”首次试飞成功。新华
那架至今停放在中国航空人脑海中的“运十”,实际上承载了中国科研决策体制和战略支柱产业模式改革的沉重话题。从“运十”下马,到21年后大型飞机项目重新上马,这样的一个过程至少告诉我们两方面的道理。
一方面,任何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简单地实现某种数量或者物质目标,而是要建立一套科学决策体制,最终才能保证持之以恒的改革成果。过去40年中,大飞机上马下马、再上马的过程,实际上是科研决策体系的重复与探索过程。如果缺乏一套科学的决策体制,那么科研和产业投入都容易陷入拍脑袋的进程中,同时也会造成科学家和产业部门对决策体制的不信任。哪怕是正确的决定,也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论。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现代化速度来源于历史性的补课,也来源于人们高涨的变革热情。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2-3年内就开花结果的中国速度。对于那些需要
二是办公司一定要充分重视飞机造型,搞好机队规划。飞机是航空公司生产资料的主体。飞机选型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的成败,不能先买来飞机再考虑开辟哪些航线。购买旧飞机一定要十分慎重。
旧飞机虽然价格便宜,但维修费用高,飞机利用率低,安全性相对较差,其实并不合算。
三是地方发展航空运输,应该根据航线网的规划确定机场的布局和建设规模,不要盲目地追求大机场,落大飞机,开辟国际航线。有的城市可能将来航空运输要有大的发展,但目前运量不大,也可采取分期建设的办法。凡有旧机场可供改造,或军队机场可供民用的,一般不宜新建机场。
四是不论航空公司还是机场,都必须坚持“安全第一”。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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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指数:★★★☆☆
“高价收购国库券……”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许多街巷尤其是在一些县城、企业,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吆喝声。他们低买高卖,从中牟利。 中国于1981年第一次发行国债,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其流通性不够,发行并不顺畅。不少地方政府以党性为号召,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政府和企业甚至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 1988年,国库券允许上市流通交易,但在当时,只有大城市有交易点。渐渐地,一些有资本意识的人便穿梭在大城市和小城乡村之间,收购国库券再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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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8年4月19日,59岁的李燕琨手拿1982年环城赛获得的奖杯在家中留影。本报记者王嘉宁摄

图为李燕琨到达终点后接受记者采访。1985年4月21日,一万多名长跑爱好者参加北京马拉松赛。新华社记者宋连峰摄

1985年4月21日,参加男子5公里长跑的选手从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发。新华社记者宋连峰摄

1985年4月21日,中国选手李建平快到终点时,体力不
在我国,体育更多时候是一种职业的表现形式。而我国的所谓职业体育,是一种政府行为,现在虽有了商业味道,但好多运动项目即使没有赞助,国家也会埋单。国外那种以体育为职业或相关产业活动,更多只是一种商业行为。比较而言,我们的运动员更“职业”。
一味的职业化,催生不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奥运的理念是“重在参与”,而我们这里,参加运动会往往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的专利,民间业余爱好体育的人士,往往被排斥门外。
细究起来,这种职业化发展的角度未必不是好事。从我国参加奥运会寥寥几次,但金牌和奖牌数量明显增长,说我们是金牌大国,当不为过。可是,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不是用职业运动员的金牌堆起来的。
就像某些人为了展示起见,全身披金挂银,而银行里的存款寥寥无几。
今天,虽然街头巷尾出现了好多健身器材,但对于全民健身仍显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