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65期[ 1994年4月23日刘永好等10名私营企业家联名倡议成立光彩事业，开展扶贫活动]

 

 

 

    如果到社会上做一份问卷调查，有多少人知道光彩事业，可能现在了解的人已不是太多。但这项事业迄今却默默坚持了14年，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

　　1994年4月23日，为配合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0名私营企业家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上联名发出“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号召先富起来的个体企业、私营企业经营管理者到老少边穷地区培训人才、兴办项目、开发资源，通过民间渠道、运用市场机制，把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同个体、私营企业的信息、市场、经营、资金、技术等优势结合起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光彩事业的网页中我们可以看到，截至2006年底，参与企业已达19982个，项目数量15429个，累计到位资金1247.13亿元，累计培训372.98万人，捐赠总额170.15亿元，可谓硕果累累。但与当年江泽民总书记题词、媒体热烈报道相比，今天的光彩事业还是略显寂寞。

　　从参与企业数量和项目数量来看，不仅参与企业总数与全国民企总数的数量相比还有相当距离，平均每个参与企业的参与项目也还不到一项，可以看出光彩事业的“企业繁殖和再生能力”还不是很强。

　　为什么会这样？恐怕与光彩事业一开始就主要着眼于扶贫项目有关，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在老少边穷地区发现和培养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上，导致很多项目必须由现有的企业家亲历亲为，而这些出于扶贫目的的企业，往往不是这些企业家的主业，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我认为，要把光彩事业“做大做强”，不妨借鉴一下央视《赢在中国》里国际风险投资家们的战略眼光，由以往的“找项目”变成“找人才”。在广大农村乃至老少边穷地区，其实并不缺乏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特别是在这个交通和通信已经变得相当发达的时代，一些穷乡僻壤青年才俊，只要给他一定的“阳光雨露”，往往就能成长为响当当的现代企业家型的人才。他们对当地的优势资源比外面隔山隔水的企业家更熟悉，通过手机和互联网，他们也能及时了解外面的市场信息。

　　他们最缺乏的就是资金，现有的金融体制把广大农民排除在外，靠当地熟人关系的民间融资，数量极其有限，很难产生规模效应。光彩事业若能以风险投资的身价介入，无异于雪

 

    1994年3月，国务院制定并在全国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力争用七年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我国消灭绝对贫困。

　　从1992年底到1995年底，全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了1500万人，从8000万下降到了6500万。而要在本世纪末最终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战略目标，任务还非常艰巨，面临困难主要有三个：一是扶贫难度很大。

　　现在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库区、滩区，地域偏远，资源匮乏，交通不便，科技落后，信息不灵，经济水平低，教育程度差。这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是扶贫攻坚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二是时间紧迫。“八七计划”要求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的5年间，以每年解决13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速度进展。但是从1985年到1992年，扶贫开发的速度是平均每年解决60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速度要提高一倍以上。

　　三是投入不足。这是最严重、最关键的问题。根据前些年扶贫开发的经验和脱贫典型测算，稳定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人均资金投入强度要达到1500元左右。即使现有的国家扶贫资金全部用于直接解决群众温饱，也相差一半的投入。

　　摘编自

　　1996年6月14日第10版《反贫困：路有多远》

 

    流行时代：90年代初

　　流行指数：★★★★☆

　　一股崇尚日本明星的风潮从台湾省吹到了内地，在70年代后出生的人中风行开来。

　　他们出门玩滑板，穿HIP－HOP的衣裳，扎花里胡哨的头巾，喜欢《樱桃小丸子》、《机器猫》、《美少女战士》、《灌篮高手》、《流星花园》等卡通片，看《情书》、《爱情白皮书》等日剧，他们穿着松糕鞋和有短流苏的裙子，顶着一头纤维烫发，《HOW》杂志为哈日族提供了精神食粮。他们对西方时尚文化没感觉，只为酒井法子、安室柰美惠、宇多光和木村拓哉等疯狂。

 

总第64期[ 1985年4月中美合作生产麦道MD-82飞机协议生效]

 

 

 

    在关于改革开放30周年的话题中，大型运输机的研制，实际上是一个深刻而又沉重的话题，至今也仍然在科技工作者和网络中不停讨论。

　　那架至今停放在中国航空人脑海中的“运十”，实际上承载了中国科研决策体制和战略支柱产业模式改革的沉重话题。从“运十”下马，到21年后大型飞机项目重新上马，这样的一个过程至少告诉我们两方面的道理。

　　一方面，任何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简单地实现某种数量或者物质目标，而是要建立一套科学决策体制，最终才能保证持之以恒的改革成果。过去40年中，大飞机上马下马、再上马的过程，实际上是科研决策体系的重复与探索过程。如果缺乏一套科学的决策体制，那么科研和产业投入都容易陷入拍脑袋的进程中，同时也会造成科学家和产业部门对决策体制的不信任。哪怕是正确的决定，也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论。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现代化速度来源于历史性的补课，也来源于人们高涨的变革热情。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2－3年内就开花结果的中国速度。对于那些需要长时间、大投入，甚至是短期内、一任内看不到成果的项目，则往往容易变得浮躁或者失去耐性。大飞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大型飞机是中国战略安全的基本保证之一。对于任何一个新兴国家来说，市场的开放和体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战略产业的开放，更不意味着战略产业技术主导权的沦丧。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0年时间中，尽管中国民用航空业飞速发展，市场日渐壮大，我们尝试过合作生产麦道飞机，也拥有了自己的伊尔76机队，但是作为一种战略运输工具，中国却一直缺乏自己的大飞机。这种战略运输工具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中国在远程运输和多种延伸产业上的受制于人。而这种局限性，往往需要更大的代价来补偿。

　　“运十”的决策过程，自然会有历史的结论。但是“运十”30年来经久不衰的话题显示，改革开放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30年后，我们的决策体制有没有形成科学性和耐性，这将是改革长期发展和深入进行的关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成果也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改革的最终成果，不是一架飞机或者一种产业，而是中国体制内最深刻的思想变迁。只有思想和体制的变革，才是改革持久前进的唯一动力。

　　历史不

 

    发展地方航空运输事业，必须坚持积极稳妥方针，以下几个问题应该解决好：一是地方办民航一定要从客观需要出发，不能一哄而起。航空运输属于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就要求我们要量力而行。一九八五年初宣布成立或要求成立的有四十多家。到现在真正办成的不到四分之一。

　　二是办公司一定要充分重视飞机造型，搞好机队规划。飞机是航空公司生产资料的主体。飞机选型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的成败，不能先买来飞机再考虑开辟哪些航线。购买旧飞机一定要十分慎重。

　　旧飞机虽然价格便宜，但维修费用高，飞机利用率低，安全性相对较差，其实并不合算。

　　三是地方发展航空运输，应该根据航线网的规划确定机场的布局和建设规模，不要盲目地追求大机场，落大飞机，开辟国际航线。有的城市可能将来航空运输要有大的发展，但目前运量不大，也可采取分期建设的办法。凡有旧机场可供改造，或军队机场可供民用的，一般不宜新建机场。

　　四是不论航空公司还是机场，都必须坚持“安全第一”。而保证安全的关键，在于培养高质量的技术人才。

　　——摘自

　　1990年2月15日第5版《地方办民航要积极稳妥》，作者为中国民航局李军。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末 　　流行指数：★★★☆☆ 　　“高价收购国库券……”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许多街巷尤其是在一些县城、企业，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吆喝声。他们低买高卖，从中牟利。 　　中国于1981年第一次发行国债，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其流通性不够，发行并不顺畅。不少地方政府以党性为号召，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政府和企业甚至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 　　1988年，国库券允许上市流通交易，但在当时，只有大城市有交易点。渐渐地，一些有资本意识的人便穿梭在大城市和小城乡村之间，收购国库券再卖出去。 　　严格来说，这种交易在当时属于法律所不允许的“黑市”行为，不过也成就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据媒体报道，上海的“杨百万”，其第一桶金便掘自国库券。

 

 

^{2088年4月19日，59岁的李燕琨手拿1982年环城赛获得的奖杯在家中留影。本报记者王嘉宁摄}

^{图为李燕琨到达终点后接受记者采访。1985年4月21日，一万多名长跑爱好者参加北京马拉松赛。新华社记者宋连峰摄}

^{1985年4月21日，参加男子5公里长跑的选手从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发。新华社记者宋连峰摄}

^{1985年4月21日，中国选手李建平快到终点时，体力不支，英国选手丁西蒙（左）和荷兰观众汉斯·米勒（右二），搀扶李跑到终点。新华社记者宋连峰摄}

　　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

　　第一年他在北京春季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

　　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

　　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已。

　　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

　　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

　　那些年，他常和作家史铁生一起在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描写的这个人就是1985年万人马拉松25公里组冠军李燕琨。

　　领奖时为业余运动员请命

　　1985年4月21日，留在李燕琨记忆中的首都北京，晴空万里，阳光明晃晃的，没有沙尘暴，没有灰蒙蒙的感觉。

　　已经36岁的李燕琨，

 

    什么是体育？很多人知道，体育就是“更高更快更强”；也有人会说体育就是奥运所提倡的重在参与精神。但这两个口号本该一体，恐怕少有人知。

　　在我国，体育更多时候是一种职业的表现形式。而我国的所谓职业体育，是一种政府行为，现在虽有了商业味道，但好多运动项目即使没有赞助，国家也会埋单。国外那种以体育为职业或相关产业活动，更多只是一种商业行为。比较而言，我们的运动员更“职业”。

　　一味的职业化，催生不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奥运的理念是“重在参与”，而我们这里，参加运动会往往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的专利，民间业余爱好体育的人士，往往被排斥门外。

　　细究起来，这种职业化发展的角度未必不是好事。从我国参加奥运会寥寥几次，但金牌和奖牌数量明显增长，说我们是金牌大国，当不为过。可是，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不是用职业运动员的金牌堆起来的。

　　就像某些人为了展示起见，全身披金挂银，而银行里的存款寥寥无几。

　　今天，虽然街头巷尾出现了好多健身器材，但对于全民健身仍显不够。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体育方面存款确实不多。

　　更重要的是，现有的体制固然可以从尖子中选择能够取得好成绩的人，但这种机制其实很残酷。体育如此职业化的结果，好多人必须把全部精力投入锻炼，而无法掌握应该掌握的社会技能。一旦因为身体条件或者伤病等原因退出这个职业，生活将马上陷入困顿，比如艾冬梅等。另外，这种体制下，能出成绩又有几人？这种表面强盛的背后，隐藏着一种非常高的成本。

　　民间业余体育活动不够丰富，而且不能与正规比赛接轨，无形之中额外增加成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体育的精神没有在民间扎根。反观国外，超级胖子在锻炼减肥，但每天锻炼的普通人比例更高。这不完全因为经济基础较好，而是因为业余运动理念已深入人心，体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适逢奥运会将在中国举办。相信我们依然会取得一个好成绩，甚至金牌总数拿到前几。但奥运会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地组织青年参加体育运动，并以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青年，促进相互了解，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要让奥运精神深入人心，仅靠举办运动会、建设各种体育场馆远远不够。观众需要锻炼，场上拼命者需要休息，让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