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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开始,给中国居民的旅游签证终于以许多附带的苛刻条件为前提部分开放了。虽然只有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居民可以办理团体的旅游签证,在这之 前,中国大陆公民来日本只能以留学、结婚、考察、进修以及国家派遣等方式,旅游签证是不可能的。这个变化尽管只能算是迈了一小步,而且带有日本式的遮遮掩 掩的含糊态度和对中国人的轻视与偏见,但毕竟大门开始打开了。这主要是日本旅游业界对政界施加压力的结果,事实上,对于中国游客一掷千金式的高消费,他们 早就有所耳闻。
  在某电视台制作的专题节目里,一位接受采访的日本著名电器街秋叶原的商店老板说,当他看到三个来自中国黑龙江的客人轻松地买下价值一千万日元的大小电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即使是很有钱的日本人,也不会这么花钱的。”
   我曾经介绍过国内来的官员去看脱衣舞。刚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我也有些犹豫,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助纣为虐,成了腐败分子的帮凶。但是在现实面前我不得不让 步。因为,即使我不为这些人提供服务,也有别人会那么做的。这将对我的生意构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不过,我真的希望国家能减少干部的出国旅游。他们的不良行 为影响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
  歌舞伎町经年累月发生的一连串外国人犯罪事件由于日本媒体的大肆炒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来就是右翼反华分 子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便趁势发表了强硬的讲话,称一定要严厉打击新宿等繁华地区的外国人犯罪,尤其是中国人犯罪。石原此后又发表“支那人都是违法者” 的谬论。他的言论遭到了包括日本舆论在内的多方批评。在外国人犯罪中,中国人犯罪确实占据了一定比例,但不能把在日本的中国人和犯罪分子画上等号。
  不过,警方和入境管理局随后加强了对新宿地区的搜查,有一段时间,不断有大规模的行动,弄得歌舞伎町的外国人人心惶惶的。
   有天晚上,我听见警笛大作,循声跑过去,看到三辆大卡车上载满了百余名被逮捕的从事色情业的女子,正准备驶离现场。托尼走过来,和我说了两个中国酒店的 名字:“小姐全被带走了。”次日,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报道了这次搜捕行动,据称在被逮捕的一百多名女性中,中国国籍的为八十五名。这些女孩子为了赚钱,不惜 沦落风尘,但走这条路所经历了的辛酸和坎坷是她们当初没有料到的。
  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中国人开始撤离歌舞伎町,一些店主纷纷准备出手转让。我 看到好几家一度热闹的按摩店都关掉了霓虹灯箱,在上面贴上了“急速转让”的告示。那段时间,我和托尼偶然去一家中餐馆吃夜宵,却发现汤的味道完全变了,一 问老板才知道,原来店里的厨师是个黑户口,他黑了七年都没事,却在前几天上班途中被两名便衣mop.com拦住,盘问之下露了馅,当场就被带走了。老板一 脸愁容地说:“这下子我可倒了霉。到哪里马上找个大厨来顶替他呀?这不,我叫原来做助手的二厨上去顶一顶,做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啊。没办法。老客人一吃 就吃出来了,肯定有人不会再来了。”
  由于我主要是介绍外国客人到有日本特色的店里去,因此生意受到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但金东那边则不然,他们主要依靠中国人色情店的支撑,现在开始面对困难了。而我,又要打起精神,以防他在市道萧条的情况下打我的坏主意。
   警方对新宿抓得紧了,但东京及周边的其他地区就相对放松一些,这样,这些地区就成为新的中国人聚集区。特别是和新宿只有不到十分钟电车路程的池袋,居然 成了新的“唐人街”。出了池袋北口,五千平方米的地域内,集中了七八家中国物品店,而色情按摩店、斯纳库等也随即增多起来。托尼去过两次池袋之后,回来找 我说要不要招几个人到池袋那边发展,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并没有特别的必要。我们的主要对象就是来日本观光、旅游、考察的外国人,而歌舞伎町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能做好这个市场已经足够。池袋的客人主要都是在日华人,说实话,大家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我拉他们去色情店消费,好像总不那么忍心。而且池袋很快也变得 紧张起来,后来听说mop.com在池袋北口设立了巡逻岗哨,一些黑户口被撞上,还有些拉客的小姐碰上了便衣。结果都是一样:遣送回国。
   2001年,日本的经济萧条仍在持续,在电视上政客们天天在喊着要拿出对策,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我随便翻看日本的周刊杂志,发现了一个说法:越是经济低 迷的时期,色情业的繁荣程度不降反升。据说理由是那些上班族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不得不寻求色情服务来缓解。我不知这种理论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但新宿确实 又开了几家新的色情业信息中心,甚至还可以上网检索。许多色情店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网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收费规则和服务者的照片,色情业也因此进入了IT时 代。但是东京周边地区的色情业主要分布还是没有大的改变,那些“名所”依然是“名所”。比如色情澡堂集中的吉原、内容五花八门的歌舞伎町、消费水准最高的 银座和赤坂……其他的几个主要地点五反田、西川口、涩谷等,红灯区的规模较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生意也慢慢有了发展。我选了一个信任的助手当经理,管理我手下的那些伙计。而我,则每天坐车到第一番街和中央大街上去巡视,或者坐在上高地咖啡厅里,环顾我的“地盘”,偶尔也站到大街上,招徕一下过往的客人。
   但是,自从我上次被绑架以后,我始终心存恐惧,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会成为被袭击的对象。这种担忧使我不得安宁。我终于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人的胆量 却在逐渐下降,这种胆怯来自越来越多的顾忌和牵挂。毕竟,我是个有孩子的父亲,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有我不愿失去的生活。
  进入4月份,我染 上了花粉症。这种讨厌的疾病是流行于全日本的一种过敏性疾病,人数众多差不多有上千万人。其实就是身体的平衡失调,导致体质过于敏感,整天被流鼻涕、打喷 嚏和头昏脑涨所困扰。我来日本十三年了,以前一直幸免,甚至以此笑话患花粉症的铃木等人,没想到今年未能幸免。究其原因,我想还是精神上的压力所致。
  看来,我必须找到新的事业,重新伸展自己的天空!毕竟,“引路人”本来只是我来日本积累财富的一个兼职而已,而我作为《时装》杂志的特派记者也只是小打小闹,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到底什么是我能够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呢?
  2001年9月1日凌晨,也就是美国“911”事件发生的前几天,我站在中央大街上,正和手下的一个伙计说着话,突然,“嗵”,一个沉重的响声在附近响起。声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时至周末,凌晨一点时,往新宿车站赶去乘坐末班车的人流开始减少,人行道上的行人已寥寥无几。
  我定睛看地面上是什么东西?结果—— 一个男人正躺在那儿,身下开始流出鲜血,一动不动,如果再早上半个小时的话,恐怕就和底下的行人相撞了。我一下子想起了几年前企图自杀跳楼的那位风俗店小姐智子来。我赶快跑向躺在地上的男人身边,他却用两只胳膊支起了身子。
  “快打电话!”
  他叫着,慢慢爬起来,右腿流着血。他拖着这条伤腿一点一点向前移着站起来,仰面注视着上面的楼层。
  那层楼上贴着一幅巨大的广告,上面写着:
  “好去处会有好事发生
  歌舞伎町信息中心
  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的感受”
  在二三楼之间的一张色彩鲜艳的广告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从那个大口子里冒出了股股浓烟,但却看不见火焰。从大楼里接着又发出一声沉闷的爆炸声。
  可能是被这浓烟吸引了注意力,一辆巡逻警车已经开到了大楼附近,从里面下来三名mop.com。
  那个浑身是血的男人的脸部痛苦扭曲着。他高声叫道:
  “快救火!里面全是人!”
  他一边拖着伤腿,一边向大楼的入口楼梯走去,似乎想上去救人。两名mop.com上前制止了他,另一名mop.com用无线话机和总部紧急联系。
  望着冒着黑烟的56号明星建筑,我感慨万分。
  十二年前,1989年,这栋楼下开了歌舞伎町第一家“相亲交友俱乐部”,我就为它打工,在街头向行人发放广告纸巾,我的第二位妻子曾是那里当红的“诱饵”。我和她已经十一年未曾谋面,我也完全不知那个在我的第二段婚姻中出现的孩子现在何方。
  在发纸巾的过程中,经常有一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客人找我问路,由此,我想到了为来歌舞伎町的外国客人当“导游”——一切仿佛不久以前,事实上我却已走出了好远好远。
  说起来,这座大楼实际上和我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是我在日本开始一种新生活的起点。
  现在,这座大楼的地下分别是一家酒店和一家赌博游戏店。一楼是免费为客人介绍色情场所信息的“歌舞伎町信息中心”。二楼是色情按摩店,三楼是间麻将茶馆,四楼又是一间色情俱乐部。
  我抬头远望,火势好像并没有蔓延的趋势,从楼下甚至看不到火光。但从那个缺口里掉下来的男人说,三楼、四楼里的情况比想象的要糟糕得多。接着,楼上又开始有人跳下来。是个男人。不一会儿,又跳下一个男人。
   消防车来了,但歌舞伎町的街道太窄,不可能集中更多的水龙。等火被扑灭时,已经是接近清晨了。还在现场的人说,看到了被包裹的尸体一具具抬出,竟然数不 过来。在早间新闻里,准确的数字是死了四十四个人,绝大多数死于浓烟中毒之后的昏倒、窒息。大楼的外表看上去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失,很难让人相信会造成这么 大的伤亡。恰巧,这一天是日本的“防灾纪念日”。此后,大楼的前面经常看到有人摆上鲜花,然后痛哭,那哭声非常凄切,引得行人都心酸难忍。
  唉,死者当中,有谁想到自己的生命就将在那个时刻完结?那些当晚从外面赶来的麻将迷也好,寻欢客也好,又有谁知道自己在走向死亡之路?生命真的是太脆弱了。
  我在次日夜间也买了一束鲜花放在楼门边上,以寄托我的哀思。
   就在那天晚上开始,一连多日,mop.com和各个新闻机构的记者都纷纷来找我这种歌舞伎町的熟面孔了解当时的情况。但是,问题提得越来越离谱, mop.com和记者轮番进攻,没完没了。当我看到名高时,我只想发牢骚:“我是不是应该在这附近召开一个关于这场火灾的记者招待会,把那些 mop.com和记者都叫来?”
  而各种街头小报、杂志、电视台都添油加醋地制作一些毫不负责任的报道。有一家杂志居然还断定这是一起放火事 件,而肇事者竟被毫无根据地推测为中国人。中国人犯罪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性问题,所以一旦有恶性事件,立即有人想到“是不是中国人干的”。我对这些白痴般 的日本荒唐媒体和露骨的歧视感到愤怒。
  最令我难以接受的是,连一些在日华人办的中文报纸也登出了完全捕风捉影的消息。在最终火灾原因尚未查清楚的情况下,有的中文报纸上却写下了“中国人放火”的报道。读到这种文章,简直让人忍无可忍。
  于是,我觉得,我应当创办一份中文报纸,至少靠我的力量告诉社会,在歌舞伎町发生的每件重大事件的真实情况。
   其实,在日华人办报的历史大概有十几年了,最初只有那么一两家,而且惨淡经营,几度濒临倒闭的绝境,后来突然出现了面对在日外国人的国际电话公司,他们 的广告使华人报纸起死回生,然后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十几家大小不等的中文报纸。到了90年代末,发展到了几十家。面对只有二三十万华人的阅读市场,这个 数字实在有些过多了,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前仆后继地投身“报业”,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报纸不是通过收取订阅费和零售收入来维持的,生生不息的中国餐馆、 酒吧等才是报纸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歌舞伎町大大小小几百家的斯那库、中国料理店每个月向各个报社投入的广告费用蔚为可观,完全可以维持住几十家报社的经 营。
  我曾经认真考察过这些中文报纸,发现绝大多数的报纸属于滥竽充数的水平,不仅错字连篇,有的甚至连基本的语法也不过关。也许正因为这些报 纸都是免费发放的,读者也就无从对编辑水平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凭我的文字水平和经营能力,我相信我办的报纸,无论在文字和经营水平上,一定可以超越现有的 中文报纸。因此,面对这些并不强大的竞争对手,我要在市场份额中强行分一杯羹!
  不过,我马上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仅仅在东京,已经有十几家中文报纸存在,大多是依靠广告收入维持。而我办报纸的初衷则完全是为了一种个人的理想。另外一方面,我缺少的是资金。虽然我的生意还算不错,但报纸的初创阶段开销也很惊人。此外,我还缺少办报纸的人手。
  而且,当我提议办报纸的时候,最反对的是莉莉。
  “你这个人怎么想出一出是一出?一会儿陷入赌博的游戏当中不能自拔,一会儿把积蓄全部花在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女人身上,这会儿又想到要办中文报纸了?报纸市场早就进入饱和状态了,哪里还能容得下你?还是脚踏实地地好好埋头工作吧!赶快抓紧时间存点钱起来才是正事。”
  不只是莉莉,当听说我想办报纸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可是,和以前一样,困难再多,我也不能停住脚步。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动摇。当初,我决定在歌舞伎町的街头开始自己的“导游”工作时,周围的人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吗?
   想到什么,我就必须付诸行动,这是我的性格。我向金融机构贷了一部分款。到秋叶原买了二手的电脑、彩色印刷机,还有一系列必需品,价格都是很廉价的。我 又说服了一家中文报纸的主编辞职跟我一起干,负责内容的编辑排版。再雇一名记者,加上我和莉莉,一共四个人,组成了最初的报社。而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拉广 告。不管怎样,报纸看样子是可以出版了。
  其实,只要利用一下我在歌舞伎町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人际关系,广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不想靠面子来讨钱似的过活。我连日马不停蹄地出击歌舞伎町以外的地区,东京都内的中国饭馆和中国人经营的公司是我的目标。
  为此,我又买了几套“工作装”。办报纸可跟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拉客有着天壤之别,我的营业战略就是笑脸。这已经顺利通过了长年“导游”工作的考验,问题不大。再加上一些必要的礼节,还有谦虚的态度。
   另外,必须给登广告的客人一个独特的印象,让他们一眼就觉得我的报纸值得登广告。除了报纸选登的文章外,还要在报纸的版面设计上下工夫。最初持反对意见 的莉莉反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她看到我那么坚持办报纸,而且知道了我想向华人社会发出真实声音的想法,原本学文学、对电脑设计之类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的 她,马上买来了书自学,短时间之内就有了相当的应用水平。如今,莉莉已是报社不可欠缺的人才,而我也愈加依赖她,从组稿、采访,到版面设计、印刷等等一系 列的事情,都由莉莉筹划。虽然她还在国立大学读书,但是,只要平时考试拿到学分,再完成毕业论文就万事大吉了,这对于莉莉来说根本称不上是什么负担,因此 她花了很多心血在办报纸这方面。
  报纸定名为《侨报》。我自己把自己标榜为海外的“新华侨”。我要把自己的奋斗与别人分享,把歌舞伎町的真实与世人分享。
   创刊号的准备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们编辑部的四个人昼夜挤在西新宿那间强盗闯进过的公寓里,终于完成了第一期的成品。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包括人工费 和各种经费在内,创刊号共花费了两百万日元,成功发行了。它带给我的那种充实感是歌舞伎町的拉客工作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它也可以算是我给自己的一份盛大 的生日礼物。
  另外一个意义在于,父亲当年创刊《芙蓉文艺》报只发行了一期,就被停刊了。今天,我办报纸也是在延续家父的未了的心愿。
  报纸两周出一期,印数为一万。发报的工作也全部由我自己来做。我把报纸堆在车里,发放到各个中国人汇集的餐馆、物品店和学校。
   报纸受不受欢迎很快就反馈回来了。首先在歌舞伎町,听说的人都以为我办的报纸一定是份黄色小报。我到一家中国酒店送报纸时,店里的老板娘就曾说过这样的 话:“我还以为你办的是一份夜生活的‘导游’报,上面尽登些黄色小故事什么的呢!打开一看,真吓了我一跳。没想到会那么正规。小李!你倒真是个让人无法捉 摸的人啊!”
  “办报纸早就是我的一个梦。”我笑着回答。
  “这么不景气的时代,你居然还能有这份心思,真是不容易。要花多少钱啊?”
  “大概和老板娘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吧!”
  “噢!那挺便宜嘛!二十万日元就可以办报了?别逗了!”
  “真的!你想办也可以办啊。”
  “是嘛!那好!那就到我们报社来打工吧!”我跟她开着玩笑。
  老板娘笑着回敬道:“如果让我当主编的话,可以考虑。”我走出店门时,她又加上一句:
  “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可以在你的报纸上登广告。不过,你可别收我太多啊!”
  和那些对手之间没完没了的争斗早就耗得我意兴索然,现在,因为这份报纸,却又重新给了我与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同胞这种充满人情味的交谈机会。如此感受,我差点都要忘了。
  生活上,由于莉莉对我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我生命的一个中心,所以,在办报的第二年,我与久美子离了婚,与莉莉正式结婚。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二次婚姻,也是我人生的第四次婚姻。
   久美子对于我们婚姻的终止保持了冷静的态度,她淡淡地对我说:“看来我们的缘分也就是这样了。但是,你要对我们的儿子尽到父亲的责任。”对此我没二话可 说。其实,我依旧关心着久美子,她是一位难得的好妻子,具备传统日本女人的所有美德。但是,我只能向她表示深深的歉意,因为我已经爱上了莉莉,而且,我对 莉莉的需要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我的事业,离不开她。
  久美子没有出过恶言,更没有哭闹发泄,这使我愈发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不管怎样,我也要尽我所能地照顾好他们。我按月支付生活费,而且,我不论搬家到哪里,都要让他们母子住在附近,房子再贵也无所谓。久美子后来决定重新开一家美容室,我也为她跑前跑后地帮忙。
  对于儿子,我经常和他见面,星期天还带他去打保龄球,开车送他们母子去游乐园玩,偶尔也单独带他到歌舞伎町转一转。
  这小子虽然只有八岁,但天性聪颖,讨人喜欢。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小家伙一点也不认生,居然还学着我的样子招呼客人:“小姐!你想去哪儿?”
  莉莉本来一直在读研究生的课程,结婚后就退了学。她原本喜爱文学,认识我之前,是一个勤奋的好学生,但她自己决定放弃学业。当我听说她的这个决定时,像父亲那样试图阻止她。
  莉莉却执拗地说道:“上学还是忙啊。我上学,谁给你做饭?谁帮你操持家务?你一个人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又有谁来保护你?”
  我居然要让这个比自己小一轮的女人来保护?我笑了,但是,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
   她说得没错。在歌舞伎町的这十七年间,我一直以为是独自一人挺过来的,其实,回首风尘往事,有多少人曾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陪我走过那一段段坎坷之路? 每当遇到困难,每到紧急关头,有哪次不是有人帮助我渡过难关的呢?我想到了佐藤、苇子、真武、名高、托尼、久美子、儿子,还有莉莉……现在,虽然身边仍旧 蕴藏着风险,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是我最重要的力量来源。
  我结婚之后不久,托尼也传来了一件喜讯。签证过期、一直是黑户口的托尼,这年和一位日本女孩结婚了。他总是为自己这位只有二十七岁、曾经当过陪酒小姐的老婆而担心:“她可太年轻了!我真担心自己守不住她。”他嘴上这么说着,却掩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得意。
  2002年的5月,是日本列岛的春末夏初。这个季节来日本,还可以看到遍地的樱花瓣和枝头残留的晚樱。日本人是最欣赏樱花的,因为樱花表现出一种瞬间飘逝的凄美。
  伫立在樱花树下,我想,我可以漂泊,像花瓣一样随风飘落,不断寻找自己的归属,不断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不断向上登攀的信心不能动摇,我作为中国人的爱国心不能改变。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加美好,生活得更加充实,我要抓住任何机遇,努力奋斗!
   微风吹过枝梢,樱花翩翩飞舞,仿佛早夏的粉蝶。斜阳当中,歌舞伎町的灯火渐渐燃起,人声也渐渐喧嚣起来,我的那些伙计们开始各就各位,准备开始今天的导 游工作。后乐面店的门口,斜倚在那儿的莉莉朝我挥了挥手,淡妆后的脸,那么俏丽。我整了整自己的黑色西装,朝她绅士般地欠了欠身,唇边浮起一个充满爱意的 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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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的噩梦过后,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在歌舞伎町的地位还不够稳固,在歌舞伎町的关系网还不够发达,那么,我一定还会遇上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 场面的。所以,我一定要尽量保住自己的地盘,同时,强有力地打击自己的“敌人”,让他们充分认识到我的力量。否则,他们真要骑到我的头上来了!
  当时,最难缠的“敌人”还是金东。他利用极东会的势力瓜分我的地盘,而且,还时不时使坏,想让我的生意垮台。
   2000年秋天,大致是10月下旬的时候,歌舞伎町来了一个看上去像是中国男人。他大约四十来岁,戴着眼镜,看上去倒还算斯文,不过目光中却流露着狡 诈、尖刻和精于盘算。他应该是脱离了伙伴,独自找到歌舞伎町的。打他的身影一出现,我手下的伙计阿乐就看出了他是中国人,而马路对面的金东手下的一个家伙 也发现了他,急忙跑过来。
  他们一个问:“先生。要不要看脱衣舞?”
  另一个问:“先生,要不要去玩一玩?”
  那男人站住了,装做很内行的样子说:“脱衣舞有什么意思。”
  阿乐立即说:“那想不想找小姐?”
  金东的手下也说:“我们这边的小姐很漂亮,服务又好。”
  那男子继续走了两步,回头问:“有日本姑娘么?”
   在歌舞伎町里,肯接外国客人并提供性服务的日本色情店相当有限。原因不外乎店里害怕小姐和客人语言不通而闹出误会,还有就是为了健康安全起见。和我达成 协议的一家日本酒店,有十几位日本女人可以陪客人去情人旅馆,但都是年纪在三十五岁左右的中年妇女,相貌也平平。我曾带过两次中国客人入店,但他们都表示 大失所望,连坐一会儿都不肯。因为他们说在国内,花同样的钱,几乎可以找来“跟电影演员似的美女”。他们可能或许对日本的“学生妹”、“AV女优”情有独 钟,但问题是他们的要求太难满足了。
  阿乐或许是太希望拉到这个生意,就一口应承下来:“没问题。我们这儿的日本妞保证你满意。”
   阿乐撒了谎。他带客人去的是一家中国酒店,里面的小姐主要是上海人、朝鲜族人和日本遗孤的后代。这当中的上海小姐好几个能讲流利的英语,而朝鲜族小姐和遗 孤后代的日语极好,在形象上和日本人也比较接近。阿乐的想法就是找一个遗孤后代来冒充日本人,理论上说,战争期间的遗孤从血统上讲是日本人,但是他们在中 国长大,生活习惯和语言等方面早已中国化了;这些或真或假的遗孤被日本人视为中国人,很难融入日本主流社会,在中国人眼里,他们是日本人,所以他们的身份 很尴尬,可以说处于一种夹缝的位置。遗孤的后代控告日本mop.com以及残留孤儿的后代涉足犯罪组织等新闻时有报道,也折射出他们的坎坷命运。
  不巧的是,阿乐去的那个店里,当天只有四五个小姐在场。那位客人左挑右拣,选中了一个上海小姐。阿乐就请老板娘转告那个小姐,一概说英文,假装是日本人。小姐本来不愿接中国客人,但看在钱的份上,还是同意了。
   据阿乐后来的讲述,那个客人开始的确没有看出那位小姐是他的同胞。不过,到了情人旅馆后,这位客人的表现让小姐难以忍受。用阿乐的话讲,他可能怀着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对小姐态度粗暴,嘴里脏话连篇,动作也有点野蛮。那小姐开始还竭力忍耐,后来实在受不了了,终于大发雷霆,用中文回骂,自然暴露了身 份。
  那男子发现受了骗,回到街上就去找阿乐,却撞见了金东手下的那家伙。他以为他们都是一伙的,就发起了脾气。金东的手下听明白了怎么回事,反倒高兴起来,因为凡是对我不利的事情,都是他们乐于看到的。他带那男子找了金东,然后就一起去找阿乐。
  阿乐在一番街里的哈根达斯专卖店旁边转悠,被他们发现了。那家伙上来就揪住阿乐的衣服不放,而金东等人在一边帮腔,大有兴师问罪的架势。阿乐在惊慌之下,打通了我的电话。
  我当时正在上高地喝咖啡,接到了阿乐的电话,立即赶到了现场。
  看到那位脸孔气得扭曲的男人,我做出和蔼的笑容:“这位老兄,你先别急,有话慢慢说。我是他的大哥。”
  金东在一旁冷笑着说:“骗人的被当场抓住,还有什么话好说?”
  “和你有什么关系?没你的事,你给我站远点。”我冷冷地看他一眼,厉声说道。
  他撇着嘴说:“我就要管!打抱不平不行么?”
  我没理他,把阿乐往后拉了一步:“怎么回事?你实话实说。”
  阿乐就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我皱起眉头,批评他:“这是你的不对,你怎么能骗人呢?找日本小姐,我这边还是有关系的,告诉我就行了。”然后转头对那男子说:“老兄你先不要生气,这件事是我部下的错,责任我来承担。”我掏出钱包:“您一共花了多少钱?”
  那男子的神情平静下来,他想了想:“不到五万吧。”
  我从钱包里抽出六张一万日元的钞票递给他:“这是六万,赔偿你的损失,表达一下歉意。”
  那男子接过钱,说:“兄弟你很会做人,这次我就算了。”
  “如果你要找日本小姐,我带你去一家高级点的浴室,但规矩比较严格,价钱也高些。”
  “好啊。钱不是问题。”
  金东急了起来,拉着那男人:“你不能就这么算了,要他陪你精神损失。”
  “你闭嘴!”我发起狠来。
  金东不吭声了。我带着阿乐和那男子走开了。
  可这次金东没捣乱成功,于是他又让手下使坏,结果没过两天,就把我另外一个伙计小田给打了。
  当时小田在中央大街上招呼到一位香港客人,那客人说想找个小姐,小田便把他带去区役所大街的一家中国酒店。把客人送进去后,小田在楼下的自动贩卖机前准备买包香烟。
  这时,金东的部下有三个人正好路过。区役所大街是金东 “地盘”。
  “喂!你怎么跑到我们的地盘来了?你这小子。”
  他们显然是想故意找茬。小田是站在他们的“地盘”上,可那是带客人进店后想买包香烟而已,并不是在拉客。
  年轻气盛的小田当然开始反驳他们:“我带客人去找个店,有什么不可以?你们不是也带客人到我们的地盘上去吗?”
  “操你妈的!还敢嘴硬!”
  突然,金东手下的一个人上去就照小田脸上打了一拳。三个人揪住蹲在地上的小田的衣领,把他拽到大街上一阵暴打,直到有人喊“mop.com来了”才肯罢手。满脸是血的小田给托尼打了电话,然后去了附近的医院看急诊,额头上被缝了五针。
  我知道小田被打之后,立即打电话把金东叫了出来。
  金东开始还想护着手下,我见他的样子就生气,板着脸口气严厉地说:“你还想不想在这里混下去了?别以为极东会会给你撑到底的!”
  他可能从来没见过我这么严厉,所以勉强承认了错误,并掏出了十万日元作为治疗费。
  “如果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真的不客气了,我可以保证让你后悔都来不及。”我加重了语气。
  他抖着身子,低沉地说:“不会了。”
  可是,没过几天,他手下又跟我这边的人干上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想,也该灭灭他们的嚣张气焰了。
  我们马上想到了对付他的办法。
   这还多亏了莉莉,是她给我提供了灵感。由于莉莉以前跟金东交往过一段时间,所以她对金东看得特别清楚,她告诉我说,金东一伙多半都是黑户口或者是偷渡 的,因为金东从来不像我那样认真规定手下人在日居留的正式身份。我也记得当年金东来应聘我的工作时,我曾看过他的护照,签证虽然是真的,不过那是用钱买来 的假就职签证。
  而据我所知,mop.com和入国管理局是经常要查验街头的外国人的。他们通过这种手段在街头查获和收容了不少黑户口,包括中 国人、伊朗人和韩国人等。有些时候,便衣mop.com们觉得某个人可疑,会走上去突然一拍肩膀:“你好,请问几点了?”如果真的是签证过期或者是偷渡过 来的人,往往会非常紧张,再用蹩脚的日语回答,mop.com就会继续问:“哦?您似乎不是日本人吧?能给我看一下您的证件吗?我是mop.com。”遇 到这种情况,黑户口十有八九会束手就擒,因为在街头反抗mop.com是无济于事的,或许还会被判刑,如果乖乖地跟着mop.com走,无非就是被遣送回 国,因此很多黑户口在街上行走时都十分紧张,提心吊胆的。而金东一伙多半平时都躲着mop.com,现在我只要将他们都引出来,再动用mop.com抓他 们一两个,就一定可以伤了他们的元气。
  于是,我派人跟金东通气,说我要跟他们在后乐面店谈判,时间定在午夜十二点。
  到时间了,我带着托尼、阿乐、小田一行七八个人过去了。本来我不想让莉莉去的,可是她坚持要去,还说:“虽然我是个女人,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能派上用场,再说,我自然有对付那家伙的办法。”望着她坚定的眼神,我勉强同意她在远处观望。
   到了后乐面店,金东一伙十来个人晃晃悠悠地来了。我给莉莉示意了一下,莉莉就用手机给mop.com打了电话,报告说这里有人打群架。其实架还没有打起 来呢,但是,如果真动起手来,难免大打出手、头破血流的,而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让mop.com抓住他们,所以先报警对于我们来说更为有利。
  可是,没想到莉莉打完电话,居然快步从远处走到我身边,我担心她会受伤,慌忙用身体挡住她,对金东喝道:“你这家伙最近越来越不守规矩了!打了我好几个伙计了。”
  金东仗着人多,一点也不客气,仰着头说:“我听说是你手下不守规矩,我们当然得出手教训了。”
  正说着,警笛声越来越近,莉莉正抽着烟,突然从我身后跃到金东面前,拿着点燃的烟头戳向金东的脖子,嘴里还嚷着:“叫你狠!叫你欺负人!”
  金东捂着脖子想蹲下,我趁势一拳打在他脸上。莉莉在边上大声叫嚷起来:“打人啦!救命啊!”
   警车已经到了。我的几个伙计,特别是阿乐和小田,以前给金东一伙欺负多了,趁机大打出手。金东那边见mop.com来了,几个心虚的黑户口想溜,可是都 被我们团团围在里边,结果等mop.com把我们都拘留起来以后,发现他们那边十来个里边倒有五六个是黑户口的,马上给遣送回国了。不过金东自己却没事。
  但是,这次已经算是我获得的巨大胜利了。不过,唯一觉得对不住的是莉莉也被拘留了几个小时。我赶紧拜托名高帮忙,尽早让她脱离了牢狱之苦。
  等我也被放出来的时候,莉莉来接我,我抱着她说:“干吗那么冲动?要是你被金东他们伤害了,我会遗憾一辈子的!”
  莉莉却满不在乎地说:“我现在不是没事吗?那些坏家伙就是要用狠办法去治!要不然真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再说,我们被绑架那事,我觉得他们脱不了干系!”
  “呵呵。也亏了你,这次让他们一下损失了五六个人。”我深情地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
  她睁开眼睛,幸福地笑了。
  不过,我跟金东之间的争斗并没有结束。
  金东手下还有一个人,名叫阿勇,自称是来自澳门黑社会的,平日里很是嚣张。但在我的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小流氓而已。
  2000年冬天,一家与我有回扣协约的中国按摩店老板娘找到我,说最近有一个自称是澳门黑社会的人常来威胁她。
  他的做法和日本黑社会没有什么两样。他让两个样子凶恶的男人到店里去,硬要让老板娘同意他们帮她擦店里的地板,帮她打扫房间。老板娘因为害怕,没办法就同意了。第二天,两个“工人”来到店里,仅仅打扫了几分钟,居然向她索求三十万日元的“清扫”费用。
  老板娘拒绝了。谁会付这种钱?但是,自称是澳门黑社会的那个男人拿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威胁她,金东也登场了,一起恐吓老板娘。
  我从老板娘口中得知了这件事,马上想到这是一个彻底粉碎金东他们的一个绝好时机。于是,我马上找了律师,向法院控诉他们勒索。
   可惜,这件事并没有被法院认真对待。结果,一项莫名其妙的“和解方案”使这件事不了了之。日本mop.com对外国人之间的纠纷就是如此冷淡。不过,那 个澳门人后来因为别的案件被mop.com逮捕。又一个歌舞伎町的渣滓消失了。而金东照样大摇大摆地在歌舞伎町招摇过市,我甚至被我的这个“敌手”坚强的 生命力而感动了。
  此后不久,大致也就过了一个多星期,金东突然打电话找我。
  我想他是个睚眦必报的家伙。由于我整了他几次,这回说不定他是想大大地报复我一回。所以,我小心谨慎地听他的电话。
  “李哥,你好啊,李哥!”他突然叫这么甜,更加重了我心中的怀疑,“王大哥和他的朋友们想见见李哥,明天下午五点钟,想请你聊聊,怎么样?能不能到风林会馆来一下?”
  王大哥是谁?他是日本在东北的遗孤,回日本后混进了中国人的黑社会。以前金东靠着东北虎,后来他觉得东北虎不帮他了,就又找了这个王大哥做他的后盾。
  “找我干什么?”我警惕地问。
  金东突然换做了一种略带威胁的口气:“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如果担心自己的安全的话,就不要费那么多话。”
  我决定不理会这些家伙,说了句“我没空”,就关掉了手机。
  次日,我像平时那样,七点多来到歌舞伎町。傍晚五点多开始,金东往我的手机上打了无数次电话,我都没有接听。
  当我站到“后乐面店”前不久,忽然,两只胳膊被人从后面拧住了 。
  我的面前一下子出现了五个男人,全是陌生面孔。
  “王先生让我们来请你去风林会馆!”
   福建人。我一下子就从那人的口音中判断出来,那人的声调和袭击我的那帮强盗完全是一种口音。恐怖使我全身发硬,被绑事件发生之后,只要一看见像来自福建 的人,我就会本能地紧张起来。他们为了钱什么都敢做,前一阵子我刚刚听托尼说只要有人出五十万日元,就有福清的偷渡客会为出钱者砍掉仇家的一只手或一条 腿。
  我的两只手臂被他们拧在后面,连拖带拉地被带向风林会馆方向。我不敢大声呼救,因为那可能换来的是当街一刀。他们的动作非常老练,看来是干惯了这一行的老手,而且对歌舞伎町的地理环境也很熟悉,我那些在周围导游的伙计谁也没有注意到。
  我的心悬在半空中,危险!危险!危险!一定要找到出路。我下定决心,拼命将胳膊挣脱出来,从西装口袋里拿出手机,两手摊开。
  “放心!不就是王大哥想见我么?我去!我不会逃跑的,但你们让我打个电话,我约了人的。”
  路上行人很多,他们也可能担心事情闹大了会有麻烦,所以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好吧!随你的便。不是我们要找你的麻烦,我们不过是被嘱咐要你去风林会馆一趟而已。”
  我用颤抖的手指找到了电话里存着的名高的电话号码,然后拨通。
  铃声刚响,名高就接了电话。
  我压住声音快速说:
  “风林会馆,快到风林会馆来!”
  “快点!别耍花样!”一个汉子叫着,他们显然怕我找来救兵。
  我说完这句话,很快被他们拥到了风林会馆的前面。
  我被那五个福建人前后左右簇拥着进了门,一直走到最里面的一张大桌子前。金东、那个王大哥,还有他们的七八个同伴早已坐在那里等候。
  其中一个人从王大哥手中接过一个信封,马上就带着他的人走向门外。
  “你终于来了?李君!你可真他妈难等啊!”
  王大哥先开了口。这家伙看样子五十多岁,有点臃肿,身上穿的衣服却是上等的,和以前金东傍的东北虎相比,显得要“大气”多了。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哥!你快坐下啊!”金东得意地冲我说道,又冲王大哥说道,“王大哥你不知道,他很忙,抽不出时间啊。”
  我无言地瞪着金东。这个男人真他妈没用,除了投靠所谓的“大哥”来狐假虎威,还有什么本事呢?如果想和我较量,大家自然可以在招徕生意上过招。不过,这个孬种男人居然会在歌舞伎町得势,说明这世道也太差劲了。
  我尽量拖延时间,却故意说:“我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坐在这里消磨时间。有什么话就快点说,我还要去干活呢!”
  金东和王大哥对视了一下,用一种霸道的语气说道:“姓李的!你站在那里不觉得太装B吗?我们可并不想在咖啡馆里闹事。你还是安安静静先坐下再说吧!”
  这时,坐在王大哥身旁的一个年轻人像是他的手下,用手做了个打枪的姿势,对着我的心脏位置发出:“叭!”的一声一副暴徒的模样。
  我偷偷瞟了一眼窗外,“援兵”还没到?
  突然,门口出现了名高的身影,另外一个门也进来了几名像便衣模样的男人。
  “赶快坐下!”
  王大哥的手下命令道。
  别的人也蠢蠢欲动。
  我看了一眼门口,名高在招手。
  王大哥的两名手下站起来向我走来。我抓起面前的玻璃杯朝他们打去。
  啪!
  杯子和一个男人擦身而过,撞到墙上碎了。杯子里的水四溅,这帮家伙发出一片叫骂声。趁这空当,我拔腿向门口跑去。
  自动门开了。
  瞬间,我被几个穿西装的男人围住了。一个男人朝我亮出了mop.com的证件。
  原来,我是被便衣“逮捕”了。我被名高和另一名便衣扭着胳膊,强行带往歌舞伎町的派出所方向。我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倒被mop.com逮捕了呢?
   名高一言不发,黑着个脸。我突然一阵害怕。难道是金东他们恶人先告状,编了谎言先向mop.com告发了我?比方说贩毒、或者暴打了他的同伙什么的…… 这家伙做得出来的。我原本是打算叫来援兵的,却不想自己反被这“援兵”逮捕。那帮家伙现在正干什么呢?或许正跟别的便衣一起边喝咖啡,边罗织着关于我的谎 言。
  几分钟后,我被推进了歌舞伎町里的派出所里。
  我满脸困惑地瞅着名高,他在用手机打电话说着什么。打完电话,他向我走了过来。
  “李君!没事吧?我们的戏演得是不是挺像?没吓着你吧?”
  演戏?我呆呆地注视着名高的脸。
  “哈哈哈——你真以为是真的?”
  名高和那位抓我的年轻便衣哈哈大笑起来,派出所里的mop.com也都笑起来。我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不知他们笑什么。
  “李君!对不起!吓着你了!不过,不那样的话……”
  原来,名高接到我的电话,从我的话音里感到事情不对,于是叫了几名警员火速赶往风林会馆。他临时生出金蝉脱壳计,决定由他们假装逮捕我,把我带到派出所来,所以才发生了刚才那一幕。
  原来如此。我那悬在嗓子眼里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原本是打算直接进去救你的,但一想,那样的话恐怕倒会给你的日后带来麻烦,所以才用了这个方法。”名高给我说明了他“欲纵故擒”的理由,“不是吗?如 果他们知道你和mop.com有特殊关系,他们就会认定你是mop.com的探子,即便今天躲过去,以后危险更大,他们哪能放过你呢?所以,我只有假装逮 捕你,把你从那儿救出来。”
  看不出来名高还有这种心机,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粗人呢。
  “那帮人现在怎么样?”
  看见我被抓,金东他们一定吃惊不小。
  “他们那帮人都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了。姓王的吓得钻进了厕所不敢出来。”
  名高笑着告诉我他们的丑态。接着,他又突然一脸严肃。
  “为了保险起见,三四天内你最好不要在歌舞伎町露面,就当被我们送到拘留所了。现在我就开车把你送回家。”
  名高的作战方案很奏效。托尼告诉我,此后一连几天,金东那帮人也没敢在歌舞伎町露面。
  不过,在这个花花世界,消息的传播如同光速。很快,歌舞伎町都在私下里传言我被mop.com抓了。几天之后,当我再次站在歌舞伎町街头的时候,我那位偶尔露脸的“保护人”铃木也专门来找我。
  “喂!李君!你到底干了什么了?”
  酒店的老板娘们也都在为我担心。
  “小李!你真的没事吗?我们还以为你要被遣送回国了呢!”
  凭什么我要被遣送回国?一些人捕风捉影,谣言越传越邪乎。居然有人来这样问我:
  “听说你参与了上次的那桩按摩店杀人事件,没事吧?”
   风林会馆的那个晚上之后,金东居然没有再借助中国黑社会来找我的茬。看来那小子的胆子也大不到哪里去,他明白如果被mop.com盯上之后,自己就会什 么也做不成。不过这次事件之后,他重新出现时耳朵上总是戴着一副耳机。我奇怪他怎么又成了音乐爱好者,但一家酒店老板娘告诉我:“他到我们店里来喝酒时也 带着耳机,问他为什么戴耳机,他说这样看上去是不是像便衣刑警?一个中国人,装什么日本mop.com?真是可笑。”也许,他是被那晚上的mop.com 惊着了,终于觉得日本mop.com比黑社会还要酷吧?谁知道他那个歪着的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住吉组的疤脸朴在我被绑架以后消失了一段时间,然而 在风林会馆风波之后又出现了,照旧大摇大摆地在歌舞伎町晃荡。碰到我时,依旧没事人一般地向我勒索上一两万日元。
  “李君!听说你这段时间遇到了不少麻烦?要多加小心啊!有什么事跟我说一声。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别客气!我随时会帮你的。”
   如果我被绑架的事真是这小子下的毒手,我可轻易饶不了他。我虽然不会像黑社会那样剁去他的一两根手指,至少也要想办法告倒他,让他不能再在歌舞伎町耍威 风,否则实在难解我的心头之恨。不过,恶人迟早有得到报应的时候。一年后,朴终于被mop.com逮捕了。具体原因不明,但据认识的黑社会成员告诉我,他 的被抓不是因为毒品,就是因为参与偷盗。又一个对我有威胁的歌舞伎町渣滓消失了。
  说起消失,还有一个人,极东会的岩本也与朴同样,时不时地找个借口跑到我这儿来骗钱。这两个人虽然所属黑社会组织不同,又都是歌舞伎町专门管理外国人的小头目。他们两个都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职权”,敲诈勒索在歌舞伎町打工的外国人。
  后来岩本也卷入了2001年2月发生在群马县的一起杀人碎尸案件,他作为嫌疑极大的凶手之一被警方追捕,因此从歌舞伎町消失了。4月,岩本在关西被逮捕,而在那一个星期前,他所属的极东会某位干部打电话给我。
  “李!最近见到过岩本吗?”
  “没有!是啊!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
  “他现在被mop.com通缉,正在逃跑中。那小子缺钱,说不定会找你。如果他问你借钱的话,不要给他。他干了破坏门规的事情,已经和我们无关了!”
   朴和岩本的消失对我来说可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有好事就要有坏事。还是金东。当金东明白想在歌舞伎町大模大样地挣钱,绝不能轻视了日本黑社会的存 在时,他开始积极地寻找日本黑社会当靠山。他从那时开始,每个月给极东会组织里不同的小组交纳“保护费”,于是得到了极东会各个小组的支持。收了金东钱的 极东会成员便来找我,说已经允许金东和他的手下也到我的“地盘”来一起做生意。我当然不干,向我的“保护人”提出抗议。可是,我和金东的保护人都是同一个 极东会组织的。他们怎么可能为了我们而争斗呢?结果,经过极东会内部的讨论决定,我的“地盘”被硬行“割让”给了金东。日本黑社会虽然鼓吹什么信义,其实 也不过是见钱眼开的流氓。我对此很生气,但也只能忍让。我知道金东很亢奋地认为他和黑社会的关系比我深,但这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可以炫耀,我只要多给极东 会一些钱,他们又会转向偏袒我的一方。事实上,我就是不想和日本黑社会走成一路。我在歌舞伎町生存,不得不适应环境,但我不会以认识黑社会为荣,更不会仗 势欺人。否则,那岂不是和黑社会同流合污?
  于是,中央大街、第一番大街和樱花大街,形成了我与金东两派人互相对立的局面。平时,即使见了面,两派之间也是谁也不理谁。
   被“割让”的最初一段时间,我还设想过把他们赶出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倒慢慢安心了。因为金东那伙人的工作方式非常简单粗鲁,他手下的几个人层次都 很低,一看就是心术不正的小流氓模样,对待客人的态度要么过于生硬,要么几近谄媚。以他们的接客方式,营业额自然不好。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人数,站街的地 点也完全相同,他们的营业额却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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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
  我正在公寓里忙着给莉莉做湖南菜,突然,门被撞开,还没容我们反应过来,几个恶狠狠的男人手持凶器冲了进来。
  我和莉莉下意 识地将双手举起,以免受到皮肉伤害。我极力做出镇静的表现,对他们说:“有事情可以商量,但请不要伤害我们!”可是我的话只是在嗓子里咕噜了几声,根本没 有说出口,我又试探着咳嗽了两下,提高音量,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但是怎么也说不清楚,似乎有一个无形的手掌紧紧捂着我的嘴巴,我甚至开始感到呼吸越来越 困难。
  我盼着这个时候能出现什么奇迹,比如说mop.com来上门查户口,但是这实在太不可能了。但是哪怕突然有人打来一个电话也好,至少可 以打破这种压抑紧张的局面,可以给这些歹徒一个意外,打乱他们的犯罪计划。可是,没有电话打来,甚至外界的车马喧嚣声在这一刻也突然寂静下来。空气凝重得 令人窒息,我甚至能听见自己突突的心跳声。
  一个染着金色头发、瘦骨嶙峋的高个子男人,看来是他们的首领,他看到已经完全制伏了我们,开始有些 得意地巡视着我们,忽然,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莉莉身上,就像一只嗜血如命的恶狼发现了一只受了重伤、正在流血的兔子,这个家伙色迷迷地两眼血红地直盯着莉 莉的裙边,莉莉因为恐惧蜷缩在桌边,身体在瑟瑟发抖。
  那个凶狠而又丑陋的金发男人酱紫色的嘴角上淌出两摊绿色口水。
  终于,我的嗓子可以说出话来了,我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恐惧,斗胆说出一句:“你们,想干什么?”
  突然,金发男人把两个暴突的眼球冲向了我,并一步步向我逼近。
  呜呜呜—— 一种野兽饥饿了以后发出的喘息声贴近我的耳朵。随之,一股腐烂的恶臭扑鼻而来。
  沙哑的嗓音打破了沉默:“小子!不想活了是不是?”说着,男人骨瘦如柴的手指戳到了我的脸上。
  “哎!!”我的脸颊感到火辣辣的疼,他的黑色的指甲掐进我的皮肤,鲜血滴落到我光着的脚面上。
  过了半分钟或许更久,男人站起来,一边像野兽那般喘息着,一边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我的感觉,他就像一只贪婪猥琐的野狗,在荒原上寻找着猎物。他的肮脏的手里紧紧握着一把二十厘米左右长短的尖刀。
  我注视着金发男人,房间里的空气非常凝重,谁都不知道这个畜生下一步将要做出什么举动。
  呜呜呜——
  金发男人吐出的气体似乎把房间里的温度升高了许多,腐臭味弥漫在整个房间中,那是他的内脏从口中发出的臭味,那口臭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令人作呕。
  呜呜呜——
  野兽一边喘息着,一边将凶狠贪婪的目光锁定在莉莉身上,他像一匹巨大丑陋的南美蜥蜴那样,一步步逼向莉莉。
  他慢慢伸出爪子,用刀背在莉莉穿着超短裙的大腿上轻轻滑动着,一点点向私处移动。
  他那沙哑的声音再次打破了沉默:“小妞!哥哥已经忍不住了!”
  男人的普通话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骷髅般奇瘦的脸贴向莉莉汗湿了的T恤下丰满的胸脯……
  2000年8月13日是在幸福笼罩下迎来的。
  我在西新宿公寓的床上做着上述的桃花噩梦。
  上午十一点多,我睁开眼睛醒来了。侧身看见莉莉还在香甜的睡梦当中,她把头紧紧地靠着我,两手抱着我的一只胳膊。
   不知道是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七年之痒”,我和久美子之间绝没有什么隔阂,但是似乎一直没有激情,在我的心里,她更像一个姐姐,要不是当初为了留在日 本,获得签证,我想我也不会跟她结婚。但是,她为了我,的确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为我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即使我每天在歌舞伎町和各种 “敌人”的战斗永无宁日,工作完后也不愿意把那种紧张的气氛带回家去,影响他们的情绪。而久美子始终像一个传统的日本女人那样,对于我的工作从不多嘴,一 心扑在儿子的成长上。但是,我也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跟她做 爱了,但似乎双方都没有对彼此的需求,每天就是重复着一样枯燥的生活。结果,我和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远。
   经过了那次车祸以后,我跟莉莉的感情越来越深。每每下班以后,我都喜欢去她的公寓小憩,跟她聊天,谈自己在歌舞伎町的发展和对未来的憧憬。莉莉本来就是 一个高才生,当时又在日本一所国立大学读日本近代文学,所以,她特别能够理解我,虽然她比我小了十多岁,但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却一点隔阂都 没有。
  还在我对于如何确定与莉莉的关系的时候,一件事情让我终于下定了决心。那天是1999年冬天,很冷。莉莉刚养好腿伤,虽然腿上还绑了一 小块绷带,但是,她却支撑着来到歌舞伎町的中央大街。当我看见她单薄的身体出现在来往的行人当中时,我正想埋怨她不好好在家养伤,她却从怀中掏出一条阿曼 尼的蓝色围巾,套在我的脖子上,笑着说:“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李哥!”
  那围巾还带着她身上的温度,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显得尤为温暖,我禁不住抓住了她的手:“莉莉,我……”
  她摁住了我的嘴,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李哥,只要你知道还有我这么一个人想着你,我就满足了。我在公寓里,就一个人……”她希望用唇角勉强挑起的微笑来掩饰自己的伤感,但却没有成功,“我一直在想着你——”
  “莉莉——”看着她像一个弱小的生物,在寒冷的北风里颤抖,我真的忍不住,一把抱住了她,把她抱在怀里,希望用自己的身体给她温暖……
  这天,我们第一次拥有了对方。尽管她的腿上还缠着绷带,可是我们都无法抑制这段时间以来一点点聚集起来的激情。在她那间小公寓里,我们彼此需要,彼此满足,而且,可能就在那一刻起,我感到,我们再也分不开了。
  我坐在她的床边,心疼地看着她的腿。她却满不在乎地让我给她讲我的故事,慢慢,我们靠在了一起。我轻轻地把她揽在怀里,她起伏的身段让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我用双手从背后按住了她的胸部,她没有反抗……
  从这一夜起,我想,我已经被她迷上了,再也不能自拔——
   莉莉是一个头脑相当聪敏的女人。伤刚好,她就开始陪着我一起在歌舞伎町招徕客人。所以,对我最头疼的歌舞伎町那些事——黑社会、各种皮条客团伙、 mop.com等等,很快就明白了我和莉莉之间是怎么回事,更加理解我了,而且时常能够给我提出一些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对策,因此,我越发感到:我不能没 有莉莉。
  于是,我就在西新宿租了一间大公寓,把莉莉搬到了那里。
  但是,有一点我不得不面对:我有家,有妻子。尽管这样,我对莉莉的感情没有一点掺假,我是真心爱她的,虽然我们的关系对她来说并不公平。
  或许在内心里,我希望能够给莉莉以补偿,因此也就尽可能地多与她在一起,这也是我天天不回家,而住在西新宿的真正原因。
   但是,并不是说我就开始厌倦了久美子。我说过,她对于我的存在,更像是一个姐姐甚至母亲,我在彷徨无助的时候,需要她的安慰和支持,而且,我们婚后的生 活也从来没出现过什么严重的矛盾。尽管凭借一个女人天生的敏感和日本社会常识的推断,久美子肯定会感到我的不安和异样,夜不归宿几乎就等于外面有了其他女 人,但是久美子并没有像我们看过的小说和电影中的家庭主妇那样吵吵闹闹,而是完全地听之任之,她把自己的家务打点得井井有条。每当我回家看到她和儿子两 人,我都会产生一些内疚,我想,所有的错都在于我,不管怎样,我都不能亏待了这两个女人。
  这天中午,噩梦醒来以后,我把莉莉吻醒,和她一起吃 “早餐”,牛奶、面包,然后是煎鸡蛋。吃完饭,约好晚上在歌舞伎町碰头的时间,莉莉出门去和女友见面买东西,我则留在公寓里注意最新的时装资讯,撰写报 道。下午三点多,手机响了,是名高,他想约我见面,了解一下最近频发的专门洗劫中国按摩店的强盗事件。
  其实,由于很多中国人经营的按摩店不仅 有色情服务,而且有时会针对不同的客人,突然索要高额服务费用,很多日本客人担心惹是生非,抱着破财免灾的心理,往往会吃个哑巴亏,交了钱走人,因此可以 说那些按摩店是一个“黑店”,一天营业额超过百万的并不少见。而中国人黑帮掌握到这种情况,便不失时机地“黑吃黑”一把,他们往往是三五个人,带着凶器, 闯入正在营业的按摩店中,往往按摩店里只有一两名男性店员,其他的都是女性,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抗击,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营业额拱手相让。有的不法之徒甚至还 趁机将正在做按摩的客人也一网打尽,卷走所有的现金和信用卡,令客人苦不堪言。
  不过,有时候这些强盗们也会遇到麻烦,比如有的店已经向“地头 蛇”们交了保护费,他们便会及时通知保护人前来摆平,冲突往往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最近在一起抢劫当中,另一伙人来收取保护费,于是在店内展开了“激烈战 斗”,双方损失惨重,一人当场死亡,多人负伤,而这家店也不得不关闭。这样的血腥事件越来越多,迫使日本警方加强了对非法按摩店的治理整顿。
  我按照约定到了名高的指定地点,将所了解的这些信息告诉他,他对我的合作表示感谢,临走了还忠告我:“你现在在歌舞伎町很惹眼,一定要倍加小心,注意安全!”
  他的这种关心是经常的,我也漫不经心地答应着,并没有格外放在心上。
   这段时间刚好是日本的“盂兰盆节”,类似我们国家的清明节,主要是祭奠祖先的节日。在大城市中拼命工作的工薪族,往往会利用这一节日,携妻带子赶回老 家,为逝去的先人扫墓,同时看望家乡的老人,全国在这一时期基本上都放长假,也是旅游和消费的一个高峰期。凭借以往的经验,盂兰盆节过后,服务行业会经历 一个不小的低谷,因为大家把钱都花在回乡旅行上了,往往回到都市,囊中羞涩,我们的生意也就会受到较为直接的冲击。为了休整队伍,我决定组织大家一起去东 京近邻的自然风景区箱根,那里不仅可以观赏到雄伟的富士山,更以随处可见的天然温泉而著称。日本的大公司每年都会组织员工们“社员旅行”,虽然我这里并非 大公司,但是这样的福利不仅会增加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回来后可以加倍努力地工作。
  回首到日本十二年的岁月,那种每天和别人抗争的日子,我已经过腻了,我已经太疲倦了。行了!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地对待莉莉,去办一份在日中国人的报纸,再在歌舞伎町开一家湖南饭馆,只求以后的日子平平安安!晚间七点,我像往常那样站在了歌舞伎町,昂首挺胸,满面春风。
  不一会儿,莉莉也来了。我把手下都召集到一起:
  “大家今天再好好干一个晚上,明天我们大家一起去厢根温泉旅游。没有问题吧?”
   这一整晚,我就像一个孩子那样,为第二天的旅游激动地坐卧不安,使我怀念起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年一度的春游时那种向往和神不守舍。晚上十点半,中国酒 店梦心的老板娘来找我商量事情。老板娘身穿低胸深红色长裙,人影一出现,声音就随之飘来。不知为什么,上海女人的嘴那么爱说,她们一见面总是叽叽喳喳地说 个不停。这使我联想起侯宝林大师的相声,其中有一个段子就是侯大师模仿上海女人说话,尽管模仿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只要跟眼前的老板娘联系起来,仍 然忍不住地笑。
  “啊!不行!不行!不行!日本什么时候经济才能好起来啊?根本就没有客人。今天到这个钟点了,还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昨天一晚上 才来了三个客人,前天是两个人。这样下去怎么成?有没有什么办法啊?李哥!给阿拉多拉客人吧!快熬不下去了。”老板娘即使在诉苦时也掩饰不住一种天生的精 明和算计,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添上一丝谄媚。
  尽管日本经济不景气,但挣钱的地方照样挣钱。只不过,中国人的酒店越开越多,已经呈现饱和状态,加上有些店的服务水平太低,客人就更不会去了。我忧虑而又无奈地感到:歌舞伎町已经到了开始萧条的时代。
  最后,老板娘还嘱咐我一句:
  “李哥!侬要当心啊!”
  “当心什么?”
  “别人可是都在传侬挣大钱呢!小心被人盯上。”
  “开什么玩笑?我挣大钱?我到现在还欠着很多钱呢!在‘武富士’还有二百万高利贷没还呢!还有别的地方,一大堆债。”
  “侬又跟我开玩笑。”
   其实我说的是真话。虽然钱挣得多,但各种开销也着实不少,每个月的定期和不定期要付的“保护费”、房租,每个月要给妻子的生活费,租借西新宿寓所的高额 的礼金、押金、介绍费。这一段时期,我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因为经济拮据的原因,我和莉莉交往了这么长时间,除了她过生日时送过一束鲜花外,几乎没有 送过她一件礼物。回想当初,我居然为了一个陪酒的风俗女花去了几百万日元,简直连自己都无法相信。
  老板娘继续说道:
  “开玩笑归开玩笑,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侬,不要让别人觉得侬有钱,只要给人有钱的印象,侬的安全首先就成了问题。我认识的一个酒店老板娘,就因为别人传她在拼命存钱,结果前段时间被人绑架杀了。”
  她说的是刘美玉的案子,这么大的事,我当然知道。其实,当时我周围的人,家里被偷、被抢的人已经太多了。这一段时间,中国人黑帮组织的绑架、抢劫案件发生非常频繁,特别是绑架自己的同胞的例子在逐年增加。
  “不管别人怎么样,李哥都不可大意,一定要小心啊!”老板娘边说边消失在歌舞伎町的人流中。
  我居然被别人看做有钱人!想一想也是,我这种人,其实是那种身上都快着火了,脸上还是一副完全若无其事的样子。
  8月14号深夜一点。
  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后乐面店”门口集合所有同伴,像往常那样和大家结清了当天的营业额,我和莉莉、还有一位家住附近的同伴一起上了车往家驶去。
  在车里我和莉莉因为小事发生了口角。
  “明天去温泉,你是不是把张凯也叫上了?”
  莉莉非常不喜欢我的同事张凯。
  “你干吗要叫他?你明明知道我讨厌这个人。好不容易去趟温泉,我才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呢!”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能就不叫他一个人吗?怎么可能呢?”
  “那有什么关系?不叫就不叫!谁叫你心太软了?反正明天我不想去了。”
  “你有完没有?”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莉莉有点莫名其妙,我组织大家去休闲,里面有很大程度的工作关系,怎么能因为她的好恶而撇下一个同事呢?
  凌晨两点半左右,我把莉莉送到西新宿的事务所,我还要回一趟中野的家,取明天去温泉需要的一些东西。
  久美子像往常一样还没有睡,在看一盘租来的好莱坞大片。儿子也许是玩了一整天累了的缘故,在自己的床上熟睡着。我进门后,久美子用遥控器将录像机控制在暂停状态,起身问我:“回来啦。还走吗,今晚?”
  我感觉到她平静的表面下的潜台词,但我无奈地回答:“嗯,拿点衣服,明天要早起。你看你的吧。”
  我走到床前,好好看了看儿子,真想在他的小脸蛋上咬上一口,但我知道,一旦惊醒了他,我今晚就很难脱身了。我回头问久美子:“他最近好吗?没有生病?”
  久美子笑了:“最近脾气倒是长了不少,老跟别的孩子打架。身体皮实着呢!”
  我收拾好要带走的东西,久美子一直在后面看着我,跟着我,送到了门口,我回身抱了她一下:“早点睡吧。”
  她还是那么平静地说:“开车注意啊!”
   我离开家,感到不能总这么下去了。儿子需要爸爸,久美子也需要一个完整的丈夫,而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莉莉,虽然莉莉从来不在这方面给我压力,从来没有哭 着闹着要什么名分,而我却感到,如果总这样下去的话,我不仅对不起久美子和孩子,也对不起莉莉。是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候了。
  深夜的东京,最适合一个人开车,我可以把音响的音量调节到我喜欢的高度,然后不必因为堵车而搞得自己心烦意乱。东京经过一整天的繁忙和凌乱,只有在午夜里才能显示出她的宁静和妖娆。
  我已经在这个城市中生活了十几年,而且还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我太喜欢新宿了,我熟悉她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高楼,我在歌舞伎町当中,就像鱼儿入水一般。
  面对空空的街道,我突然恶作剧般地按了一下喇叭,沉寂的夜空中马上响起一声清脆的笛鸣,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可笑,但是,也体会到了一份破坏的快感。或许街头那些开着轰鸣的改装摩托车招摇过市的暴走族,就是为了体会这种破坏的快感才如此疯狂,如此嚣张,如此放肆吧?
  其实真正的色情场所在歌舞伎町只是一部分,更大部分是吃的、喝的、玩的。如赌博的店。还有很多的电影院。歌舞伎町真正代表的是日本的夜生活文化,所以吸引了世界各国很多的文化名人。
   我曾经接待过电视连续剧《上海人在东京》剧组的导演夫妇,带他们参观歌舞伎町很多吃的玩的地方。我还遇到过著名的电影导演张艺谋,那次是他一个人在歌舞 伎町的电影院里看完电影走出来。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应该来了解歌舞伎町。遇到周星驰的那天我正在一家牌坊(赌博店),一个手下打电话给我,说是周星驰来到 歌舞伎町逛。他们对我说,李哥,我们都有了签名,你要不要也来让他签个名?我一想好呀,就马上拿了张名片请周星驰在背后签名。签了名我还是觉得没尽兴,便 问他可不可以和他合个影。没想到他十分大方,全无明星架子,一口答应。我在歌舞伎町遇到过刘德华、张国荣、张柏芝、陈晓东等不少演艺界的名人,也遇见过很 多来歌舞伎町的广告界、摄影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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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解决,日子却依然继续。熟悉的歌舞伎町,像一条牵扯不断的线,紧紧地拴住了我的心。
  1999年到来了。这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我来到日本的第十一年。儿子已经六岁了。我们搬了家,住进离蚕森公园很近的一个小区。我把儿子送到了公园里的杉并区第十小学。
   然后,我申请的永住签证得到了批准。在我跟久美子结婚以后,我曾想过,要不要“归化”日本国籍。如果申请“归化”的话,手续更简单,不管是工作签证还是 家属签证,只要在日本生活五年以上就有条件申请,而我又有一位日本妻子。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不想改变自己的中国国籍。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对变成一个 “日本国民”有着强烈的抵触感,我始终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即使我再怎么喜欢日本的生活,再怎么希望继续混在歌舞伎町,我也不想成为一个日本人。这 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于是,我提出了永住申请。
  申请永住权比“归化”日本国籍要难得多。原来永住申请一定要求首先在日本居住二十年以上,照 这第一标准,我还得等上九年才能申请。而正巧在这一年,永住申请的条件放宽了,居住二十年的要求一下子降低了一半——十年。我在年初提出了申请后,10月 份就被通过了。不过,永住资格虽然拿到了,我的生活依旧没有任何改变。我与久美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平淡疏远,金东也不会因此从歌舞伎町消失,那些偶来纠缠 的黑道人物也不会忘记按时向我要保护费。换句话说,只要我不离开歌舞伎町,精神就不可能轻松。唯一不同的是,永住资格拿到后,我可以不用再每年都花上两个 白天去入国管理局办理签证的延长手续。
  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独自一个人到新宿的“丸井”百货商店去闲逛,在地下一楼的唱片店偶然碰到相识的陪 酒小姐小莲,她穿着粉红色的裙子,习惯了在歌舞伎町的搔首弄姿,所以,我远远就看到了她。闲得无聊,我就上前跟她打招呼,约她一起去喝茶。她笑着说:“中 央大街的第一帅哥要请我喝茶,我怎么会不乐意呢?”
  我们在旁边的一家茶室里坐下来,小莲喝着茶,突然问我:“李哥,你知道我们店里的那个山东女孩儿吗?就是左脸颊有颗痣的那个,花名叫莺莺的。”
  “哦。知道。怎么了?”
  “她被人抢了!就在她家里。而且还受了伤,再也不能来上班了。”
   原来,在前些天,莺莺下班回家以后,遭到几个福建人的抢劫。她被关在家里,用胶带缠住了嘴和手脚,银行卡被抢去,当被问知密码时,她没有说真话,随便编 了密码想混过去。她来日本十五年,拼命省吃俭用存下的一点钱,哪甘心就这么简单地被别人抢走?那几乎和她的生命同等重要。
  可是,一个抢劫者去银行取不出钱来时,马上打电话通知守在她家里的同伙,说密码不对。
  莺莺马上被推倒在床上,守在屋里的男人扑了上来:“臭女人!你居然敢骗老子!”
   顷刻之间,她的衣服被扒了个精光,乳房被一个男人抓了起来:“小姐!这就是对你说谎的惩罚。这可爱的草莓先取一个给我了,如果你再说一次假话,另外一个 也别想要了。第三次还说谎的话,哼哼,你的命就没有了。”男人一点也不是在吓唬她,他毫不犹豫地撩起匕首,飞快地一割,一个乳头立刻就被割了下来。
   莺莺疼得差点昏了过去,无奈,她马上将真实的密码告诉了他们。为首的男人一个电话打过去,还没出两分钟,便得到了现金,将近五百万日元就这样被抢走了, 那些福建人便扬长而去。也不知过了多久,莺莺才从剧痛和恐怖中清醒过来,拨通了朋友的电话,很快被送到医院。但是,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里面露 面。
  我听了这件事,点了点头,跟小莲说:“这事我大致知道。不过,过程却跟你说的不大一样。唉,现在歌舞伎町真是不太平,中国人还抢自己的同胞。”
  “是啊。”小莲忧虑地说,看得出,她很惊慌。我知道,她是一个签证过期的黑户口,如果被偷、被抢,都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如果自己声张,或者去报案,反而要被mop.com抓住遣送回国。所以,那些抢劫的往往就盯上他们这些人。
   不过,那些抢劫自己同胞,或者给别人通风报信并从中谋利的家伙,实在是可恶,就因为有这种人,中国同胞之间才会互相猜忌、互相怨恨、彼此不能信任。在举 目无亲的异国生活,却要时常注意提防自己的同胞,这实在是国人的悲哀。此前有另外一位陪酒小姐想搬家并曾让我推荐一个好地方,我推荐她去新大久保附近,可 她却因为那一带都是中国人而觉得太危险了。
  “李哥,你知道地下银行吗?”小莲又问我,“幸亏我都通过地下银行直接把钱汇给父母,这样就不用放在身边担惊受怕了。”
   “地下银行”,这个词以前也听说过。早在1995年,这种帮助偷渡客寄送金钱的地下机构就开始兴盛起来了。因为偷渡客在日本的生活,除了打工还是打工。 我听说有的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同时打几份工,这样拼命撑上两年就准备回家。更神奇的是他们可以七八个人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白天上班的晚上去睡觉, 晚上上班的白天去睡觉,最大限度地节省开支。但是,他们有个最迫切的问题,那就是不能通过正规的银行存钱寄钱。曾经有过签证的黑户口还可以勉强继续使用原 有身份办理的银行卡,可偷渡者就不行了,他们连护照都没有。他们如果把打工赚来的钱放在住处,一旦丢了就没法找回,特别是他们走在街上,随时都可能被日本 mop.com抓走遣送回国。因此,在正规银行之外,就兴起了这么一种“地下银行”,专门解决这些问题。
  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大量的签证过 期的黑户口和偷渡者的增加,“地下银行”大规模发展了。它像一个黑色的魔爪,将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并且因黑户口的国籍不同,逐渐形成了中国、韩国、菲律 宾、伊朗等不同“专线”的“银行”群落。虽然我没有和这种“地下银行”有过金钱上的交道,但我认识的许多黑户口中国陪酒小姐都在那里寄过钱。不过,它具体 的运营方法我却不太清楚。于是,我便向小莲了解起来。
  小莲是来日本上专门学校的。上学的第三年秋天,在她打工的茶馆里认识了日本一家金融机构 的男职员,并开始了恋爱。等到她学校一毕业,两个人就结了婚。可是,幸福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她发现丈夫居然在外面有两个私生子。这无论如何,都是 无法原谅的事,最后只有离婚。婚是离了,丈夫却连一点精神损失费都没有付给她。
  小莲为了生活,不得不在上海老乡开的歌舞伎町里的一家酒店开始 陪酒。她虽然长相普通,但温柔体贴,很受日本客人的青睐。很快,小莲的日本人配偶签证就过了期限。更糟的是,有一次她把钱包丢了,所有的银行卡、信用卡都 没了。去重新办理也需要身份证明,她没有办法去银行办理存取款手续,也没办法通过银行把钱汇给在上海的父母。她的日常生活很节俭,把节余的工资一点点存起 来放在自家的柜子里。
  无可奈何,小莲决定请前夫帮这个忙。那男人和情人生了两个孩子,却瞒着她与她结了婚,按常理,她也不想再见到这个伤害她 的家伙,可那时她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只有请他帮忙想办法了。再说她的前夫就是银行职员,最了解情况,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她。小莲本不是因为没有夫妻 感情才离的婚,所以,订好约会时间后,她心里隐约有些按捺不住得激动,似乎有一种前去约会的心情。她提前来到了见面地点涩谷。
  一见面,小莲心 里仅存的一点希望就烟消云散了。她一开口说明困境,前夫马上提出要她付咨询费。小莲从包里取出他要求的金额给了他,看着前夫仔细数着钱的神态,她残存在心 头的最后一丝爱意就荡然无存。前夫数好钱后,用一种完全公事公办的口吻告诉她该怎么办,并将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交给她。
  “你给这个号码打电话,然后到电话里的人指定的咖啡店见面,具体方法那人会告诉你的。万一不成功的话,你付给我的钱我会退回百分之八十给你的。”
   小莲实在是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人居然是这般无情无意。话一说完,两个人就分了手。她找了一个公用电话,往纸片上写的那个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那边是一 个中国男人。她告诉对方想给上海父母寄钱,对方问清了上海家中的地址和寄钱金额,然后指示她在一个小时后到川崎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当小莲乘电车来到川崎的那家咖啡店后,一个比她小三四岁的年轻女人出现了。女人大体将寄钱方法跟她说了一遍,小莲给她看了看自己带来的二十万日元现金,然后女人拨打了一个电话。
  接下来,两个人聊着天等待。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正当两人尽量避开钱的话题,漫无边际地闲聊的时候,店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店员问是不是那个女人的电话,女人从店员手里接过了听筒,又和对方说了几句。女人挂了电话回到座位上,让小莲用店里的公用电话给家里打电话。
  小莲拨通家里的电话后,母亲用惊奇的口吻告诉她,刚才收到了有人送来的相当于二十万日元的人民币。小莲笑了,在电话里像孩子一样撒了个谎,说自己买奖券中了奖,并告诉母亲自己的婚姻很幸福。对于她来说,钱能准确无误地寄到父母手中,那心情简直如同中了奖券一般高兴。
  回到座位上,小莲将二十万日元和手续费交给那女人。手续费虽然比正规银行稍高一些,但钱是真的送到了,而且速度之快,确实令人难以想象。
  在咖啡馆门口分手的时候,那个女人笑眯眯地对她说:
  “要想寄钱的话,请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最初小莲有些半信半疑,不是很放心,所以只寄了二十万回去试一试。钱果真送到了,于是她放心地将柜子里的钱分几次用同样方法寄到了父母手中。她骗父母说是丈夫在金融系统工作,炒股票赚了钱,将一部分寄给父母用,一部分请他们帮自己存起来。
  我听她讲完这件事,想了想,说:“虽然这种途径还是比较快,但是你还是要小心点,要是这些搞地下银行的暗中使诈,或者当场抢了你的,你也没话说。”
  “唉,李哥你说得也对。歌舞伎町真的是没有多少可以相信的人。”
  我望着她忧虑的眼神,心里止不住地感慨起来。是啊,歌舞伎町的人们,整日里来去匆匆,其实都不过是为钱罢了,甚至为了钱,很多人都是不择手段。“凡事小心”竟过早地成了我的口头禅了。要是在国内,这种话,多半会是老头老太太们说的。
  我叹了口气。
  闲下来的时候,面对久美子,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于是,我便经常去找名高。
  说起来,他在骨子里是个很有点狂野精神的家伙。这年夏天他曾用他最爱的那辆新式摩托车带着我,沿着高速公路去海边玩了一次。在路上,他的车速极快,我坐在他身后,听到风声呼啸而过,看到景色倏地后退,几乎感受到了一种濒临死亡的滋味。
  “你真的是mop.com吗?实在不能让人相信。”
  “当然是。”
  “你不怕因为超速被mop.com逮捕?”
  “哈哈。那我就先逮捕他们。”
  我们两个四十多岁、早已不再年轻的老家伙,在夏末的海边脱去衣服,跳进有些冰冷的海水当中。看到这两个中年男人在海水中嬉戏的样子,一群染着茶色头发的冲浪青年都投来不可思议的眼神。
   此时,我跟莉莉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段心情空虚的时候,莉莉总是会适时地出现,而且,总是带着那么温和的微笑。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诫 自己,我是有妻子儿子的人了,虽然我不是那种传统的男人,但是,至少我不能对不起在当初危难的时候拉过我一把的久美子。
  不过,实在无聊的时 候,我还是会去约莉莉出来。正是日本夏秋交替的时候,我开着车,带着莉莉在东京街头兜风。刚刚从时髦热闹的台场往回走,在银座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我觉得 太累了,思想就开了小差,没有注意到应当避让的直行车,轰的一声,跟迎面开过来的一辆货车直直撞上了。我的车窗被撞得支离破碎,整个车体严重变形,左侧的 车门根本打不开了。撞击点正好是副驾驶的位置,尽管车内的安全气囊立刻弹了出来,但是莉莉还是受了重伤。
  记得撞车之后,我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马上观看左边的莉莉是否受伤,只见她满脸泪水,嘴里面不停地喃喃自语,完全是不成句子的只言片语,什么“吓死了”、“快,快”、“疼啊,真疼”之类的,我 顿时吓得冒出了冷汗,尽管看到周围的司机和路人围上来,对我说着什么,但是我什么也听不到了,大声对他们吼叫着:“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救护车和一辆消防车马上赶到了事故现场,消防员们首先将围观的众人疏散,然后指挥那辆大货车退到路边,给其他车辆让出通路。同时,一个大胡子消防员趴到我的车窗上对我说:“请放心,我们会尽力抢救的。您可以自己出来吗?小姐能够对话吗?”
  我急忙说到:“我不要紧,你们先抢救她,她可能伤得很重。”
  身边的莉莉忽然柔弱地说:“我……不要紧,先把他救出去。”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眼泪突然从眼眶里淌了下来。
  大胡子消防员如释重负地说:“好,好。别担心,大家都不会有事的。”然后他迅速地指挥消防员们展开救助,我很快被他们救出来。
  但是,由于车体变形,莉莉一侧的门怎么也打不开,再加上莉莉已经受伤,无法自己从车内爬出,大胡子消防员指挥两个小伙子,用电锯将那一侧的车门锯下,在救生员们的帮助下,莉莉被抬上了救护车,我也一起被送到了圣路加国际医院。
  通过医院的检查,我居然毫发无损,而莉莉的左侧小腿胫骨骨折!尽管对于每天处理成百上千的各类病人的大医院而言,这几乎算不上什么伤病,但是这发生在跟我身边的莉莉身上,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有愧的事情。我真希望能够替她承受病痛。
  事故发生后的那几个月,我几乎天天都要去看望她。出院后,我也每天都去莉莉在板桥区租的公寓,陪她到医院做复查、拍片子,还有就是买东西、做饭,帮她做些家务。
  在这样长久的交往中,我逐渐了解到莉莉是一个直爽而犀利的女孩子。她有关怀人的一面,也有坚强自我保护的一面。日久生情,我渐渐喜欢上了她的性格。
  第二年年初,我在西新宿租了一间公寓,作为我与莉莉的一个小窝。
  10月份,日本的秋天又来临了。即使在喧闹繁华的歌舞伎町,也能感觉到那种秋高气爽的惬意。在一番街的中央地段,新开了一家海鲜美食的专门店,现在自然是挂出了时令美味“秋刀鱼”的招牌。然而,我并没有心情去品尝,以往我的习惯是到每家新开的店里去尝鲜。
  我伫立在秋的歌舞伎町街头,望着自己辛苦十几年争夺下来的地盘,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可是,现在来争夺的势力越来越多了。我正这么想着,名高打来了电话:“李君,我想你一定知道上个月发生在百人町那家卡拉OK的杀人案件吧?能不能马上就和你见一面?我有事情要问你。”
  “和我有关系吗?”
  “和被杀者一起在卡拉OK喝酒的人说认识你。”
  “唉?谁?”我的心脏怦怦地狂跳起来。
  “一个外号叫灰狼的男人,还有他的女朋友陈倩。”
   没错!是我认识的人。陈倩是歌舞伎町一家中国酒店的陪酒小姐。这家店是我的签约客户之一,所以她也和我比较熟。她的年龄三十岁左右,是一个妖冶漂亮的女 人,很会勾引男人。我有一次给她介绍了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富翁,那人一下子给了她十万日元的小费。在半年多前,她说有事找我,把我约出来在“上高地”见了 一面。
  当时她面带忧愁地看着我,说明了她找我的目的:“李哥,你能不能帮个忙?我要租房子,想请你帮我当保人。”
  原来,她的男朋友从上海来了,她现在的房子太小,想要一处大一点的地方住。
  “我除了请你帮忙,也找不到别的可以信赖、又能帮我的人。我会谢谢你的。”
  我想,陈倩在店里是比较受客人欢迎的小姐,挣的钱不会少,还不至于到时候欠了房租跑掉,给我带来麻烦,所以就答应了。
  几天后,陈小姐带着她的男朋友灰狼来谢我。
   “非常感谢!你要是不给我们当保人,我们还搬不了家呢!”陈倩的这位男朋友是一位五十来岁、看上去非常稳重的中年人,他送给我一块“罗西尼”牌手表作为 保人的谢礼。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看上去非常有教养的男子实际上是大名远扬的上海黑社会头子,而且,外号叫做“灰狼”。拿那种在儿童故事书里吓人的动物做 外号的人,想起来应该好不到哪里去。出乎意料的是,他这样闻名的黑道枭雄,外表却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招摇的地方。看看歌舞伎町,倒是只有一些小喽,才会打 扮成电影里的黑社会分子模样,生怕别人小瞧了他。
  听名高提起他们两个人,我心里一动,难道那个黑社会头子犯了什么大案了?我赶紧去见名高。
  原来,一个月前,在新宿附近的新大久保车站旁的一家卡拉OK店里,灰狼和他的“朋友”,还有陈倩三人一起喝酒,他的这位“朋友”也是上海黑社会的人。
  刚进店的一个小时气氛还很好,他们有说有笑。可是,突然,那位“朋友”开始质问起灰狼:“什么?你说我穿的衣服没品位?”
  起因就是这么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灰狼起初嘻笑着,打着哈哈,可没想到那位“朋友”的情绪却异常高涨,纠缠住这句话不放。后来传说,当时这位“朋友”刚刚吃完一种属于毒品的剂量很大的兴奋剂。
  “你说我的衣服没有品位?我还想说你选择女人的眼光才没有品位呢!要不你怎么会让她去做‘鸡’?”
  平时性格温厚的灰狼听到他羞辱起自己的女人,也不干了:“你放屁!好了!好了!咱们俩也别争了。到底是我选择女人的眼光有问题,还是你选择衣服没有品位,咱们两个人不要争。让第三者来评判。”
  灰狼说着,用手机给什么人拨通了电话。十几分钟后,一个手持砍刀的男人冲进了卡拉OK店的这间包房。他一言不发地直冲那位“朋友”而去,狠狠地将刀刺入了对方的身体。那被刺中的“朋友”当场死亡,灰狼和陈倩赶快逃离了现场,至今下落不明。
  由于名高查到我为他们租的房子做了保人,所以立即打来了电话。
  听名高说完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马上拨打陈倩的手机,但怎么也打不通,又带着名高到她在新宿歌舞伎町后面的她以前租住的公寓,同样是人去楼空,一无所获。我又去问了曾与她在同一酒店的小姐们,还是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
  一个星期之后,凑巧灰狼因为涉嫌别的盗窃案件被逮捕。这样,我才脱离了干系。
  11月27日,一个中国女人被杀了。
  案发地点是她在神奈川县租的公寓里,据说现场一片血海。
  她的日本情人开着车去找她,发现她倒在血泊当中,双手被手铐铐着,头上蒙着被子,血是从脖子上流出来的,惨不忍睹。
  她是位我认识的女子。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去买了份晚报,在社会新闻版看到了一篇报道,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刘美玉。
  那是在两年前的一天,她突然出现在中央大街上,走到招呼客人的我的面前:“你就是李先生吧?我在区役所大街上新开了一间酒店,有空请来玩玩。”说着,她递给我一张名片。
  她就是 “罗曼史” 酒店的老板娘——刘美玉。我当时就笑了,因为我的中学同学中也有一位叫做刘美玉的。她一听,就咯咯笑了起来:“那我们就更有缘分了。”
   不过,我的中学同学是个身材魁梧、相貌丑陋的女运动员,而这位眼前的刘美玉却称得上人如其名。她的年龄虽然已经有三十五岁左右,但依然是在歌舞伎町都算 得上出类拔萃的漂亮女人。她是哈尔滨人,裹在酒红色旗袍里的身体丰满适中,裸露的肌肤洁白柔嫩,全身散发着一种年轻女孩子所欠缺的成熟女人的魅力。特别是 她充满诱惑力的笑容,从眼神嘴角中流露出勾人心魄的魅力。
  第二天,我出现在她的酒店,想尽早和她签订回扣协约。
  “欢迎!欢迎!李先生!你能来真高兴。”她出现在店门口,上前挽住了我的胳膊。
   她几乎是一个天生适合做这种风尘行业的女人。那眼神的荡漾、那声音的温软、那身体的摇摆,一招一式,无不显示出她的浓烈的女人味道。不,她身上充斥的, 与其说是女人味道,不如说是一种雌性动物的天然吸引力。她那勾人魂魂的视线只要瞟上你那么几眼,我想任何男人都难以把持住自己。我预感到了她身上的“毒 性”,而这种“毒性”和她的美丽是成正比的。
  “你的店真漂亮啊!今后我们相互合作,多多拜托啊!”
  “瞧你说哪儿的话?是我要拜托你和我签约呢!现在的生意不那么容易做,你要帮我多带些客人来啊!”她的语气如同在和情人撒娇,但两只手却熟练地打开钱包,掏出三张一万日元的钞票塞入我的西装内袋。
  此后,我会因为带去客人的关系,时不时地去她的店里收钱。
   这家酒店的生意异常火爆。据她讲,“罗曼史”是她和另一个中国女人合开的,但是据我所知,客人几乎都是冲着她来的。她有时站在楼下的街边,虽然不去拉客 人,但只要用风情万种的姿势往那儿一站,不一会儿就会有色迷迷的寻芳客上来搭讪。她略施手腕,就将客人“擒获”上楼。我对她佩服不已。
  长冈就 是被她的魅力所迷倒的男人之一。但是,对刘美玉来说,长冈的意义可不仅仅只是位消费的客人。长冈当时的职务是警视厅保安部专管歌舞伎町色情行业的头头。他 像中了刘美玉的邪一般,晚上常常都泡在“罗曼史”里不忍离去。刘美玉自然明白他的重要性,虽然偶尔也让他自己掏了几次腰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给予免费招 待。后来我听说,刘美玉甚至自己支付给小姐“出场”的三万日元,让长冈带上他相中的女孩去酒店。当然,她自己也和长冈有过热烈的缠绵。长冈在得了这些好处 之后,更加死心塌地拜倒在刘美玉的石榴裙下。
  除了长冈之外,还有两个mop.com是这里的常客。据说,刘美玉借这三个mop.com的关 系,总能得到一些秘密情报。比方说,入国管理局和mop.com时不时会来歌舞伎町进行突击大搜捕。而酒店进行的M Y交易是违反法律的,特别是很多小姐 拿着学生签证甚至是黑户口,即使是那些持有日本人配偶签证的女子,也担心会被发现假结婚的真相。所以,这些酒店的经营者和小姐们最怕的就是入国管理局和 mop.com。
  然而,刘美玉的“罗曼史”是个例外,据说每次大搜捕的时候,她都恰巧关门休息。她本人说这只是一种巧合,其实不然,她不过是从警方内部得到了风声而已。
   我过去就听说过,有一些外国人的色情店经常以财色贿赂mop.com。歪脖的同伙之一,过去在开按摩店时就吹嘘过:“我每个月光贿赂mop.com就要 花费三百五十万,所以别说按摩,真的打炮也没人来管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那家店的确没被mop.com抄查过,却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而刘美玉的贿赂可是真的。她店里的小姐们作证,她经常送给那些mop.com昂贵的名牌商品,还时不时地献身于她的保护人。
  刘美玉虽然受到了众多客人的追捧,但店里的小姐和男店员们却都很讨厌她。
   有一个小姐说过这样的话:“像她那种嗜财如命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原来,一般的酒店规定,客人为小姐点的饮食,小姐可以抽取一半左右的提成,但刘 美云规定小姐们只能拿百分之二十。其实这笔钱对于新宿的色情酒店来说,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但刘美玉就是毫厘必争,为此她与店里的小姐还大吵大闹。不过,小 姐因为她那里的生意确实好,只能不情愿地向她让步。
  而男店员则说:“她挣那么多钱,可是连我这点可怜的工资都要克扣。真是个守财奴!”他指的是他如果迟到一分钟,刘美玉就一定要扣掉他半小时的工资。在日本上班,普通人都乘坐电车和地铁,有时晚个几分钟也是没办法的事。但刘美玉却毫不通融,坚持她的冷酷规定。
  这种抱怨实在太多了。
  实际上,我去她那儿收钱时,也常常领教她的这种本性。她时不时地要赖掉一些本应付给我的那一份。
  “昨天带来五个人,一共两万五千日元。”
  我这样说时,她会撒娇:“四个人,是四个人!你记错了。”
   我每次都会把招来的客人人数记在本子上,怎么会有错呢?我把我的记录给她看,她照样耍赖,非得说是我记错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就不多跟她计较,少一个 就少一个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变本加厉,我明明把客人送进了她的店里,她却欺骗我说客人随后转身就走了,不能算我拉的客。
  最后,我不得不严厉地警告过她一次:“老板娘!你的这种做法在歌舞伎町可是混不长久的。你知不知道?想把你轰走的人多了。我这里也是做生意,你这样搞的话,我也没办法做人。”
  刘美玉的脸色突然变了,刚才还一直千娇百媚的神情一下子就不知跑到哪去了,换上一副咄咄逼人的尖刻表情,原本美丽的五官突然变得狰狞凶狠:“你少威胁我!你这个拉皮条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既然这样,我也只好自认倒霉,但我也就不再给她的店里拉客。可没过几天,她见到我又是一副媚态:“李哥,怎么好几天没见到你啊?也不给我联系几个客人,真是的,一点也不够意思。”她这种女人,就是这种抠门的德性。我也不便一直跟她计较。
  据说,刘美玉被杀的那天早上,长冈突然接到刘美玉的电话。
   “马上帮我准备二百万日元带过来!”她那颤抖惊惶的声音让长冈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长冈还算是讲究情分的人,那时不过凌晨,银行根本没有开业,谁会 有二百万日元的现金呢。于是,长冈立即去四处筹钱。最后,和他关系一直不错的歌舞伎町某赌博游戏店的店主岩城帮他拿了二百万,两个人随后一起赶往刘美玉的 家。
  他们赶到那儿,用备用钥匙打开门时,刘美玉早已一命呜呼了。
  杀人血案是瞒不住的,长冈立即报了警。
  从各种报纸、尤其是小报的报道上看,案发时间差不多是27日清晨四点半左右到六点五十分左右,两名罪犯闯入刘美玉的家,用手铐铐住她的手,又用绳子把她的双腿捆绑,抢走银行取款卡两张、名牌皮包一个,最后用匕首割断她的手腕和脖子上的动脉将其杀害。
   验尸报告还证实,她生前遭到了连续的性侵犯。两名犯人在银行提取了刘美玉的六百万日元的存款,因为自动提款机一次最多只能提取一百万日元,而人工柜台则 有被识破的风险,所以犯人们转了好几家银行。这些银行的防盗摄像镜头里拍到了这两名犯人,但经警方调查,得知这两个人在事发当天已经从成田机场乘飞机离开 日本。
  她死在了自己的性格上!
  我得知这一消息时马上这么想。如果凶手只是图财的话,只要把钱交给他们,他们一般是不会杀人的。我 以前听到的情况就属于此类。凶犯们的目的是钱,不是人命。不到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轻易杀人的。至于劫色,以刘美玉的风尘历练,她也不至于愚蠢到为了保护自 己的肉体清白而送命的。所以我想,刘美玉一定为了钱拼死抵抗过。
  “我不会给你们钱的!你们要是对我下手的话,mop.com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守财奴般的她大概态度强硬,同时还可能炫耀自己有mop.com撑腰,以此来威胁罪犯,结果,受到刺激的罪犯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她了事。
   长冈的命运如何呢?这个案子令他和刘美玉的关系曝光了。他不得不接受内部调查,我从名高等mop.com朋友那里得到信息,他已经受到了免职处分,理由 是收受刘美玉的贿赂,利用职权,给她提供了一些秘密情报。据警方能掌握的资料来看,长冈收下了刘美玉送的一块价值二百万日元的劳力士手表,在他的孩子考入 大学时,刘美玉又送给他所谓祝贺金数十万日元。像长冈这样的被日本舆论称为“恶德”的mop.com,我觉得也挺可怜的,说到底,他们也是被歌舞伎町这颗 毒牙所咬中并受到毒害的一类人。
  刘美玉的死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我越来越感觉到身边不少怀有敌意的眼睛紧盯着我,而周围认识的人当中,就有好几个与杀人案件有关。那段时间,我的手机还常常会接到一些恐吓电话:
  “你小子小心点,当心遭暗算!”
  “你已经被盯上了!”
  “你老婆和儿子还好吗?”
  到后来,这种相对“文雅”的恐吓电话对于我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对方不发一言,更有的时候只说了声:“杀了你!”电话就挂了。
  我被包围在一片莫名的不安当中。我相信有些电话可能是和我一直做对的歪脖派手下进行的恶意骚扰,但也有的让我摸不清真相,或许真的有人在暗处瞄上了我?
  如果自己是单身汉,出什么事还好,但是,我是有妻儿的人,不管发生任何情况,我都不愿意连累到自己的家人。如果因为我……
  我的神经高度紧张起来,在歌舞伎町上演的无休无止的争斗中,我像一个不下岗的哨兵,完全是依靠一股信念在勉强支撑。某天中午,我醒来后起身去洗脸,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面目全非,简直不忍目睹。
  紧张而喧嚣的1999年,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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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金融风暴困扰的东南亚翻过了1997年的一页,1998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呢?
  经济萧条使得整个日本的消费市场都很低迷,它也像一片乌云那样 笼罩在歌舞伎町上空。许多日本人经营的酒店不管规模大小,相继倒闭。而中国人开的酒店却急速取而代之,数量越来越多。在布满大大小小酒店的区役所大街上, 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的酒店相互抗衡的状态,但到了1998年,中国人开的酒店就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 中国的按摩店也开始呈现燎原之势。在这之前占据主流的韩国按摩店虽然风靡一时,但很快就被中国店压了下去。
  新宿歌舞伎町历来是寸土寸金,纵然经济不景气,地价房租也没有大幅的滑落。那些在这里开店的中国人除了一些老板娘身后有日本富翁支撑以外,其他人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钱呢?
   只要是个有十几平方米的店面,每个月也要五六十万的房租,地点好的更贵些,而且在签约之前要缴纳十个月房租的押金,还不包括白给房东的礼金和给地产中介 商的手续费,这些加在一起,没有七八百万根本就不要想开张,更何况还有装修、进货等费用。一家店开下来,一千万日元的投入也算平常。而一个中国留学生来 说,就算从十年前开始打工,只要他的工作是合法的,扣除学费和生活费之外,要想攒下这么多钱恐怕只能在梦里实现。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在日本成功创业 的,相反,此类例子也为数不少——有些头脑聪明或学有专长的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或者做贸易,或者搞技术,取得了事业的飞速发展——但是这些精英人物却是 不会来歌舞伎町开酒店或按摩店的。所以,中国人的这一轮抢滩歌舞伎町的强猛攻势,连日本社会也感到惊奇。
  事实上,在歌舞伎町能够如此财大气 粗,投资千万还腰缠万贯的,绝大多数是通过伪造电话卡、赌博游戏作弊等违法行业积累了第一桶金,就像当年的范勇和陈海波那样,每个月的收入多则千万,少则 百余万。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对于公用电话和赌博游戏厅加强了防范措施,他们基本上难以做钻空子的违法牟取行当,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财源,以免坐吃山 空,于是纷纷把眼光投向了色情业。
  中国人开办的色情业越来越兴盛,我们的生意也就好做了些。而且,即使是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下,人们在色情业上寻求心理慰藉的需要更强,这也为我们的“导游”生意带来了商机。不过,歌舞伎町的街头,又出现了新的敌情。
  黑人,作为一个新生的皮条客势力,开始冲击我们的生意。
   黑人皮条客最初出现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毕竟东京是个国际都市,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最初,当看到几个黑人在歌舞伎町晃荡,还以为他们也是游 客。很快,我发现他们从事的工作似乎和我一样。我想上前探听他们的底细,但他们对我提防,并没有把我当做客人。我一转念,才明白我的着装过于正规,人家一 看就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所以他们才对我不感兴趣。接下来,我发现他们完全没有固定的活动范围,随心所欲,似乎不受歌舞伎町的行业规则的行事。托尼和杜伟也 发现了这个现象,托尼敏感地说:“这帮家伙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我也有一些担忧。
  我知道了黑人们为之拉客的两三家酒吧,好像都刚刚开业不久,从外观风格上看完全是欧美气派,从招牌到价目表全是英语。俗话说,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得先弄明白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于是,我从曾经登过广告的某报社请来了一位懂英语的编辑。我对他说要请他帮忙翻译材料,约他在新宿见了面,随后进一步说明了我的想法:由他作为客人进到 店里了解一下详情。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有些犹豫,他真是个老实人,从未来过歌舞伎町。可是,我知道他在英国留过学,也去过美国等不少国家。在我的恳求 下,他答应去试试。
  在朝一个膀大腰圆的黑人走去之前,他对我说:“我要是遇到麻烦,马上给你打电话,你帮我报警,一定啊!”神情很恳切。
  “你放心吧。”我安慰和鼓励并用。
  果然,那个黑人向他发出了邀请,他跟着黑人朝一间酒吧走去,还回头望了我一眼。
  我在酒吧外面抽着烟,等待他的消息。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就脚步匆匆地走了出来,看见我如同见到了亲人。我急忙带他来到“上高地”。
  他的脸上还有点红,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尴尬。
   据他说,这种酒吧在英国叫做“无上装酒吧”,里面有类似脱衣舞场的舞台,只穿一条T型短裤的白种女人赤裸上身在舞台上跳钢管秀。如果客人看中哪个,付一 千日元的小费就可以让她到自己的身边来跳,也可以用手抚摸她的上半身。但他告诉我,那些黑人说只要他再付八千日元,就可以把女人带到旁边的单间。
  “他们是哪个国家的?”
  他不愧是读书人,有板有眼地说道:“那些黑人说是美国人,但我听出他们的英语其实并不流利,应该是来自非洲某些国家的。里面的女人也自称是来自英国、澳大利亚什么的,可是东欧口音特别重,有的则是拉丁美洲的口音。”
  “太感谢你了。”我欠身向他致意,付给了他一万日元的报酬。当然,他在酒吧的花销都由我来承担。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知道了那些黑人和酒吧是怎么回事。我头脑中的歌舞伎町就像一部词典,现在遇到了几个新词,就必须要把它们储存进去。但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我会跟这些黑人直接起冲突。
   1998年的春天,东京下起了霏霏的细雨。这天,我刚刚和三名中国客人说好带他们去看脱衣舞,一个穿着白衬衣的黑人就跑过来用英语说“要不要漂亮的女 孩”,三个客人中有一个听懂了,便流露出想去的神情。我狠狠地瞪了这个黑人一眼,大声用日语说道:“这是我的客人!你懂不懂规矩?”没想到他根本看都不看 我,依旧露出白得吓人的牙齿,笑嘻嘻地说:“也可以看女孩跳舞,很便宜。”
  客人中有一个动了心,但其他两个却比较冷淡。一位说:“你问问那些 女的是不是日本人?”会英语的便问黑人。黑人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NO!NO!”我听到他嘴里蹦出一串国家的名字,什么法国、美国、意大利之类的。客人 中为首的发了话:“走吧,走吧。我们来的是日本,当然要看日本妹。那些美国妞,我们早看过了。”还是跟着我走了。
  按照歌舞伎町不成文的行规,在我和客人商谈好了一起走向某家店的过程中,其他的皮条客是不能上前搅局的。日本黑社会也好,韩国人和中国人也好,只要在这里混,就要遵守行规。当托尼和杜伟也遇到了被黑人半路杀出的事情之后,我想我应该和铃木说一下这种情况了。
   但还没等我说,日本人皮条客也和黑人发生了冲突。在一番街的小广场上,正值华灯初上,两名黑人和两个日本人皮条客厮打在一起。我听见叫骂时就跑了过去, 站在旁边观望。没两个回合,两个日本年轻人就被打倒在地。无论身材还是打架的本事,他们都和黑人差得太多。紧接着,日本皮条客的同伙纷纷赶来助战,变成了 七八个人打两个,但黑人仍然游刃有余。只要胳膊一抡,就把小日本摔个趔趄;拳头一打谁,就让他当即摔倒。如果日本皮条客不抄家伙的话,估计再来四五个也不 是对手。
  正在这时,mop.com吹响了哨子。看到这幅情景,两个mop.com掏出了枪,喊道“STOP!”黑人住了手,但日本皮条客以为 本国人来了,便不肯善罢甘休,终于跳上去打了黑人一拳。黑人立即毛了,马上重新开战。mop.com们手忙脚乱,几乎要朝天鸣枪了,费尽气力才控制住局 势。
  两名黑人被mop.com带走了。我和后来赶到的托尼、杜伟看得意犹未尽,心想这下黑人终于要收敛一下了,便决定去“上高地”吃点东西。
   这段时间,杜伟被一个东北女孩绊上了。那女孩也是先在日本留学读语言,后来在歌舞伎町当陪酒,日子长了,签证过期,就“黑”了下来。因为是老乡,女孩在 情感上就显得特别依赖杜伟,居然情愿为了他放弃赚钱的机会,准备回家过好日子。杜伟跟我说过这件事,但是,他觉得现在是在我这边帮忙,而且又面临黑人的威 胁,所以,他特别放心不下。我跟他说,既然这个女孩子认的是感情,而不是金钱,已经算是歌舞伎町的一朵奇葩了,要是当初我的女朋友有这种想法,我在情感上 也不会这么波折了。所以,虽然我也舍不得放走杜伟,但是还是劝他要珍惜对方。
  我们正谈论着杜伟的事,没想到一抬头,竟看到那两个黑人晃里晃荡地走进来,居然就坐在了我们旁边。这么快就被放出来了?看他们的样子,得意洋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问其中一个:“你们不是被mop.com带走了么?没事了?”
  那家伙哈哈大笑,拍着胸脯对我说:“mop.com?那帮浑蛋敢把我怎么样?我老婆是日本人!”
  我们三人对视了一眼,调侃地笑了笑。
   这些黑人确实大多来自非洲,他们的妻子也果真是日本人。一种说法是,日本女孩子普遍比较风骚,喜欢精力旺盛的黑人,而黑人们野兽一般的外表也令她们觉得 很酷。所以,黑人在日本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容易猎艳。这一点令很多外国人都难以理解。在街上,一个日本女孩傍着黑人的场景并不少见。在涩谷等地还有那 种黑人音乐风格的酒吧,里面挤满了日本女孩和黑人,有的跳完一支舞,就去了情人旅馆。更有趣的是,在录像带出租店里,专门有日本女性和黑人的色情录像带, 有的摄制组还带上漂亮可爱的色情女星到海外找黑人拍片。这种心态很有意思。
  作为日本人配偶,黑人们在签证上绝不发愁,在行为上也就无所顾忌。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想我应该正面跟铃木求教了。于是我打了他的电话,约他出来,和他说了对这些不速之客的担忧。
  铃木听完我的控诉,笑了笑:“没办法。”
  “他们不守规矩不行啊。”
  “别说我没办法,就是上头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些平日里威风得很的黑社会,居然也拿十多个外国人没有办法?
  铃木点头说:“我们的人找他们谈过,要他们一是要守规矩,二是要交保护费。他们同意交一点钱,但说不懂什么规矩。别说你有意见,我们下面的小兄弟们都被气死了。可你想怎么样?杀他们一个?太不值得。吓唬他们,他们又不怕。所以我说没办法。”
  原来黑社会也有对付不了的滚刀肉。
   既然黑社会都管不了他们,我也只好忍耐了。不过这帮家伙实在是目中无人,一见到你身边有客人,马上就凑过来。这天,和我讲好条件的客人被他们抢了去,我 终于忍不住了,骂道:“浑蛋!”那个黑人听到了,转过身来没有回骂,突然用他那如同打了鞋油般光亮的脑袋向我脸上顶过来。
  “咔”的一声,我的 脑袋受到重击,眼冒金星,一股温热的黏稠液体立即滑过嘴唇,嘴里也充满了甜腥的鲜血味道。等我睁开眼,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手上全是血迹,地上也斑斑点点, 周围站了十多个人看着我,黑人早已不知去向。我马上打电话给托尼和杜伟,他们两人一看到就火了:“谁干的?”
  “那帮黑人!”
  “我操他妈的!”杜伟抡起袖子,眉毛直竖,好像要找他们去拼命。我急忙拦住他:“以后再说,先带我去医院。”
  托尼也赶忙给我先止血。
  等久美子来到医院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血止住了。久美子握着我的手,抽泣起来。
  “没事。”我安慰她,可是鼻子仍疼得很厉害。据医生说,我的鼻梁骨被撞得有点移位,但并无大碍。
   我在医院休息了三天,还做了脑震荡等多项检查,总算顺利出院了,不过,在两星期内,我必须带上一个固定鼻子的黑色面罩,就像我小时候在电影《佐罗》里看 到的侠客面具。儿子看到爸爸变成了这个样子,还不大懂事的他竟然被吓呆了。我装出怪兽的声音,跑到他的跟前,逗他玩,小孩毕竟是玩心重,看着我给他做各种 鬼脸,终于笑了。
  我重新回到歌舞伎町,原来认识我的人都过来询问我的伤势。一个中国小姐被我吓了一跳:“你不是要去参加假面舞会吧?”我做了个邀请她的手势,她咯咯笑起来,但我却不能笑,否则就会疼得想哭。
   我受伤的消息,铃木很快就知道了。或许他觉得必须要为我出面说话,于是便安排了我和打伤我的黑人的见面。见面之前,他已经和我讲清楚了。如果我要医疗费 和赔偿的话,黑人一般不愿给;如果我放弃这些要求,黑人可以向我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找我的麻烦。我想了想,也只好接受后一条。他拒不赔偿,我也没更好的 解决之道。只要他们以后能收敛,我就很满足了。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地生存是第一要务,我不会为了一种意气之争而冒险。假如他们付给我赔偿,以后就会把我视 为敌人,那我就得面对更大的风险。要知道,那可是一群不懂道理的浑人。
  铃木和一个叫长谷川的同伙陪着我,和那个叫拉蒂的黑人见了面。那家伙面无表情地说了句“对不起”,和我握了下手。长谷川说:“以后你和李君要搞好关系,别惹麻烦。”他心不在焉似的说:“OK。”谈判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在那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略有好转,至少不再来拦截我的客人了。
   不过,他们和日本黑社会的矛盾却在加剧。过了半个月,我可以摘下面具了,有一天,看到几十名日本黑社会成员拎着练习剑道的木刀和棒球棍,气势汹汹地走 来。难道又是大mop.com?不像。有人掏出照相机,走到每个黑人面前“喀嚓”,将他们的照片拍摄下来,一连拍下了在歌舞伎町街上的所有黑人。我也没搞 明白他们要干什么,那些黑人更是一头雾水,在被拍照的瞬间,个个僵在那儿。我想,这也许是日本人的一种威慑手段?
  在一个下着雨的傍晚,我正撑 着伞在一番街上招呼客人。突然,两个日本人开着一辆小货车朝着站在酒吧前的几名黑人冲了过去,旁边的路人发出了尖叫,那几个黑人反应还算敏捷,躲开了汽 车。但汽车正撞在了酒吧的大门上,“轰”的一声巨响,两扇门都变了形,玻璃四溅。肇事的日本人随即倒车逃跑,几个黑人竟在震惊中没有缓过神来。
  杜伟可能听到了风声,马上打电话问我:“李哥,你没事吧?”
  我悄声跟他说:“没事。是日本人在教训黑人。”
  “他奶奶的这些死黑鬼,早该有人整整他们了。”电话那方传来了爽快的笑声。
  这个事件可以说给了他们一个教训,他们也意识到了这里毕竟是日本人的本土,如果要胡来的话,把对方惹火了只会两败俱伤。从那以后,黑人们的态度收敛了许多。
  现在假若仔细地看我的脸部,你会发现鼻子略微有些偏右。这就是黑人留给我的伤痕。不过,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那些黑人见到我已经开始嘻嘻哈哈地打招呼了。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谋生。
   黑人事件渐渐平息以后,突然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杜伟的女朋友在一次mop.com的搜查当中,被查出使用的是过期签证,结果被遣送回国了。于是,杜伟就 真正面临着去留的问题了。他来找我,陪着我一杯一杯地喝啤酒,亮着嗓子说话:“李哥,说心里话,我真佩服你!一个人在歌舞伎町这种烂地方混到现在这个地 位,实在是难为你了。”
  我笑了,呷了口啤酒:“要在日本立足的确很难。现在我还有老婆孩子要顾,不努力不行啊。”
  “李哥,在心里边,我真把你当哥看。你真是挺照顾我的。可我那……”
  “没事。人海茫茫,能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不容易。你回国吧!到时候,我一定去喝你们的喜酒!”我拍着他的肩膀。
  杜伟走了,我送他去的机场。不过,我的人手一下子又少了一个。我想我还是必须再招聘了。
  春天快要结束了。一个夜晚,“歪脖”金东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时,我正和托尼站在中央大街上说着话,一个邋邋遢遢的小个子男人走过来,怯生生地和我搭话。
  “你是李先生吧?”
  不知是先天性的,抑或仅仅是习惯性的动作而已,这个男人的脖子有点向右偏。由于后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不好,所以我在心里就称他为“歪脖”。
  “你还记得我吗?”
  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抱歉。我记不得在哪里见过你了。”
  “啊!是这样。”
  那男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
  “这是去年我来歌舞伎町时李先生给我的。”
  原来是我的名片。我每天要接待那么多不同的客人,成千上万的人潮中,很难记住只是匆匆一面的某张顾客的脸。
  “我今天来找李先生是有件事想商量。”
  不会是找我借钱来的吧!我有点警惕。因为有时会有些莫名其妙的同胞走上前来问我借钱。
  “我找你是想问你,能不能让我也跟你一起干?看到你穿这么讲究的衣服,这工作一定挣钱不少。我会拼命努力的,你让我怎么做都行。如果必要的话,让我当男招待都行。”
  听到最后的这句,我心里不禁暗骂:简直是个脑子有毛病的家伙。他把我们的工作想成什么了?站在一边的托尼忍不住了,本来在我和别人说话时,他一般不会随便发表意见的,这回却插了话:
  “当男招待?就凭你这张脸?”
  那男人本来态度很谦恭,却很快地瞪了托尼一眼,但很快就低下头去。我不愿得罪一位陌生人,便笑着说道:“对不起!对不起!他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想问问,你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吗?”
  我紧盯着他的眼睛。
  “不是拉皮条吗?”
  “我的工作不是单纯的拉皮条,而是导游。”
  我纠正了他的话,然后把工作性质和内容简单向他说明了一下。然后问他:
  “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现在非常缺钱用,拜托了!帮帮我吧!”
  “我问你是哪里的人?”
  “我是南京人。求你了!”
  男人一再恳求我,并继续说:“真的求你帮帮我。如果需要的话,让我加入黑社会都行。”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样吧!让我考虑考虑。明天你再来吧!”
  听了我的话,他深深地鞠了一个日本躬,然后走了。
  等他的身影消失后,我问托尼对他的看法。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托尼立即回答:“这家伙不行!不能用!”
  “为什么?”
  我问他否定的理由。托尼指着自己的眼睛说:
  “眼神不善。我嘲笑他的时候,你看到他看我的那种眼神了吧?装着挺懂礼貌,骨子里却狠毒,对这种人可不能大意。”
  从十几岁就把打架当成家常便饭的托尼,有那种一眼识人的本事。另外,在杜伟加入我们的时候,他就挺介意的,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收入减少了。考虑到这个,我并没有听他的意见,我一心只想着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
  “你说的没错。不过,要是真不行的话,我可以随时辞了他。眼前我们急需人手,盯着我们地盘的家伙可是太多了。这一次还是听我的吧!”
  听我这样说,托尼不情愿地答应了。
   第二天,金东果然按时来了,穿着一件不知在哪儿买的难看衣服,皱皱巴巴的,下身是一条脏脏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普通公司职员穿的老头鞋,手里还拎着一个 破旧的纸袋,整个人都像公园里的那些流浪汉。他当时还是一个日本语学校的学生,年龄比我和托尼小六岁,但看上去却显得比我们俩还要年长。
  我把他带到“丸井”商店卖绅士服装的柜台,帮他挑了西装、领带、皮鞋。金东欣赏着镜子里的自己,问我:
  “李哥!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像周润发?”
  他的这种厚脸皮让我哭笑不得,简直无法回答。
  如此打扮下他的外表是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上街开展工作了。我用严厉的口吻对着打扮一新的金东下了命令。
  “你先跟着我见习两个星期,看我是怎样招呼客人的!”
  金东没有任何异议地答应着。
  一个星期后,名高突然打来了电话。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交代一下,我们见一面吧!”
  我们约好了当天晚上在靖国大街上的一家大型居酒屋门口见面。
  晚上八点,我赶到约好的地方,名高已经提前到了。
  站在我面前的名高个头将近一米八,像电影中的职业保镖。他一身黑色装束,黑衬衣、黑西装套服,仿佛能看见身上一块块的结实肌肉,脸上还架着一个很大的墨镜,单从外表来看,比黑社会成员还要“黑”。
  “名高先生!你可真威风!简直像电影里的演员了。不过,你这身打扮,会不会太惹眼?”
  名高平时和我见面时,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都是尽量找离歌舞伎町稍远的地方,主要是为了怕黑社会的人看见我和刑警说话,从而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样可以让人以为你在跟黑社会老大见面。”名高是一个很机敏的人,而且,从朋友的角度,他总是很能为我着想。
  我们乘电梯到七楼的居酒屋,先各自要了一扎生啤。名高把一大杯啤酒一仰而尽,长舒了一口气后开了口。
  “最近,韩国人皮条客比较招摇,你有没有注意到?”
  是的,韩国皮条客们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区役所大街和樱花大街,而且,他们脾气暴躁,喜欢四处挑衅,经常和别的同行发生争执。
  “住吉组一个姓朴的在后面支持着,所以韩国团伙开始迅速扩展了起来。希望你平时多注意一些,尽量躲开点,千万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李君你不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不要忘了你的妻子和儿子。”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住吉组朴的名字。不管对手是谁,只要他后面有黑社会的后台撑着,事情就比较麻烦。如果韩国人冲进了我的地盘,最后必然是谁的后台大谁赢。我的后台是山口组的铃木,但是从这么长时间的交往来看,我总觉得他多少有点靠不住。我的心里突然开始不安起来。
  跟名高分手以后,我回到一番街上。刚站定了我的位置,身后就又响起了金东那软绵绵的哭诉声:
  “李哥!看来我缺少这方面的才能啊!”
  金东在最初的一个月几乎天天带着哭腔这样跟我说话,我都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该招收他了。此前我已经多次跟他分析了他老是找不到客人的原因,因为他招呼客人被拒绝时,总是不加掩饰地表现出露骨的沮丧相,抱持这种心态的话,一天只能挣上两三千日元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他的情况突然开始改变了,一下子挣得多了起来。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特别注意了一下他是怎样招呼客人的。显然,他对自己以前那种 拉客态度有所反省,而且我不得不承认,他还真有一手。他现在的招数就是不管客人怎样拒绝,他都会厚着脸皮不厌其烦地跟在后面,死缠烂打,不达目的决不甘 休。
  托尼是站在那里笑眯眯地抓到客人,而金东的这种半强迫的方式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各人有各人的工作方式,哪种手段适合自己就按哪种去做好了。我抱着这种想法,并没有去干涉金东。效果是明显的,这个月底,他的收入一下子就增加到了三十万日元。
   为了讨好我,金东介绍了他的前女友莉莉来给我认识。莉莉曾经是江苏一所大学的大学生,学的是日语,后来跑到日本来留学淘金,独在异国他乡,她才跟金东这 种货色待在一起一段时间。后来她实在忍受不了金东的纠缠,在自己留学的学校里找了一个南京的同学。我初见她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尽管她凹凸有致的身 材和甜美浪漫的微笑很迷人。我的心思还是放在儿子身上,虽然久美子越来越少关心我了,可是作为一个丈夫,我觉得还是要信守一些基本的原则的。而莉莉身边的 男朋友也对她还不错。所以,和莉莉也就是作为普通朋友在交往。莉莉偶尔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会抽空去她家一趟。
  金东入伙的同一个月,我在中文报纸上又登出了广告,经过几轮面试,新增加了几个人手,从此以后,我和我的手下人一起站在歌舞伎町同时工作了。
   即使招了这些“手下”,我们也并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与那些黑社会帮派可是完全不同。首先,我这里人员流动很频繁,人数也时多时少,常常有黑户口的人请 求加入,但都一律被我拒绝。连那些有签证的人,如果签证一到期,无法续签,我也会立即辞去他的。也就是说,除了最初的托尼之外我所招的都一定得是有签证、 身份明确的人。签证的种类我并没有要求,不管是拿就业劳签证,还是配偶签证,只要不是黑户口就行,这是最低条件。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每天都要站在大街上,又 是在歌舞伎町,最容易引起mop.com和入国管理局的注意。如果里面有哪个黑户口的人惹了事,势必会找到我这个负责人的头上,到时候,我就会从这条街上 被轻易地排挤出去。
  另外,我这里如果有黑户口或涉嫌犯罪的人,那么我的“敌人”就会盯住我的弱点。试想,如果我是一个不法滞留的黑户口,怎么能够在这条街上堂堂正正地做自己的生意?那些趁火打劫的黑社会必定会说:“我可以允许你在这儿干下去,但你就要受制于我。”
  而且,他们还会问你索要比平时高出很多的“保护费”。这是肯定的。
  再比如,如果我的手下和别的皮条客发生纠纷时,对方肯定会攻击我的弱点:
   “你别猖狂,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知道后果吧?到时候说让你滚蛋你就得回你的国家去。”如果被入国管理局抓住,“黑户口”一定会被遣送回国的。我现在 虽然有托尼这颗定时炸弹,但和别的皮条客团伙相比,远远要干净得多。有些皮条客团伙里,大部分人都是不法滞留的黑户口。
  随着我的人手增加,我也不能放松和降低用人标准。
   首先,我在中文报纸上打出广告。然后对于前来报名的人由我亲自面试,原收是先看是否有合法签证,然后再从年龄、经历、为人、谈吐、外表、穿着等方面进行 综合判断,也就是看对方是不是适合导游工作。外表不顺眼的人当然是不适合与客人交往的。从这一点来看,录用金东就是一个大失误。那时人手明显不足的我,实 在有点饥不择食。
  接下来,我要布置我的那些“手下”站的岗位。每个人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每过一段时间就顺时针轮换站位。毕竟每一个人都想站在最好的地段、最好的位置上,只有成功拉客,收入才会多。为了避免他们贫富不均、互相争抢好位置,这是我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
   此外,除了当“老板”的我之外,大家一律平等,不存在黑社会组织里的那种等级制度。最多存在先来后到的问题。但即使是早到者,也绝不会因此比后来者享受 更多的优惠条件。我从他们每个人那里收取一半的手续费。也就是他们每拉一个客人到店里,店里给他们的回扣,由我与他们五五分成。
  也许有人因此 说我占便宜。但是,我的这些“手下”之所以能在这儿谋生,正是因为我的多年努力,得到了这块地盘,而且那些“关系户”也都是我一家一家开辟出来的。试想一 下,如果他们现在想随便在我的地盘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另起炉灶,比如说在樱花大街上站着拉客,早就被人扯出去臭揍一顿,再也别想在歌舞伎町混下去了。
   这些“手下”的营业额由他们自己算出汇报。每天下班后,我们都要开会,大家将当天的营业额写在纸上交给我。这里必须存在一个基本的信任。有时候也会有一 两个人谎报营业额。所以,我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店里,抽查并确认他们带去了几个客人,客人消费了多少钱。现在,我则雇佣专人巡视他们。
  如果发生了瞒报营业额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对此设立了罚款制度,除了罚款之外,还设有“停职一星期”的处分制度。具体情况我会具体对待,如果情节严重者,当然是辞炒他的鱿鱼了。
  我辞退的第一个人就是金东。
  金东的工作起初非常顺利,三个月后,每个月的收入就几乎达到了四十万日元。
  可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他的欲望也随之膨胀了起来,态度也不一样了。他开始穿名牌,脖子还系上了黑社会成员们喜欢的那种粗粗的金链子。他那副歪着脑袋的样子,再加上一条粗大的金链子,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哪里来的暴发户。
  另外,他开始以客人身份出入一些酒店。在不受小姐待见时,也忘不了在小姐身上占小便宜。甚至于他还会叫来店长,质问为什么店里的小姐没有规矩,要求小姐向自己赔礼道歉。明摆着一副痞子相。
  他的工作态度也越来越像个流氓。他总是用寻猎般的眼神在人群中寻找着。一旦发现了目标,就会像蛇一样缠上去,用花言巧语骗得客人跟他走。而且,他越来越不懂合作,经常自作主张,我对他的信任已经几乎降低到了零点。
   一天,他带着三个香港客人去了区役所大街上的一家上海酒店。我的“地盘”那时是在中央大街和第一番大街,在这之外的地方拉客是违规的,但把我的“地盘” 上拉到的客人带到别的地方的店里去倒是没有问题的。这家店每个客人收一万日元的酒水费,给我的回扣是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金东的营业额应该是一万五千日 元。客人带不带小姐“出场”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的回扣只从客人第一次被带到这家店时在店里的消费额计算。这一天,金东报上的营业额只是一个客人的回扣额 ——五千日元。这种事情他已经犯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我马上把他叫到面前,训了他一顿,给了他停职一星期的处分。可是,他却腆着脸对我说:“李哥,下次我不敢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啊。”
  托尼没等我说话,指着金东说:“都四五次了,你以为李哥不知道啊!”
  “关你屁事。我跟李哥说话,你插什么嘴?” 金东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托尼的拳头握得紧紧的。我不想事情闹大,便岔开说:“别吵了。我们按规矩办,你先停职一星期,”我对金东说,“要是以后再犯,我就辞了你!”
  “哦。”金东显得很不情愿,还狠狠地瞪了托尼一眼。
  此后每次见面,托尼都要发几句牢骚。而金东也在我面前说托尼的坏话。他们两人给我的感觉都一样——要是没有这家伙的话,我可以挣得更多。不过,金东倒也稍稍收敛了一些。
  半年多之后,托尼终于给金东设了个圈套。在路上拉到三个客人的托尼,假装心情不错,叫上了金东一起把客人带到店里去。回扣当场两人对半分了。
  有一个客人其实是托尼认识的。他们已经串通好了,三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着金东递上的名片。
  一个小时后,我们几个人正聚在一处,金东的电话响了。
  “我到旅馆去接个客人。”
  他说着,急急忙忙地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若无其事,继续在路上招呼客人。
  托尼则往另外两三家酒店打了电话,知道金东刚才带了那三个客人到了其中一家店,并拿了回扣走了。
  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把客人带到店里的,即使是客人打电话要求其中的一个人再带他们去别的店,这后一家店的回扣也应该由两人平分。这是预先定好的规矩。
  这天晚上,托尼没有吭声。
  但是,第二天,托尼把这件事的原委告诉了我,而且是一种平时我没有见过的神情,他口气强硬地说:“这一次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要是再不辞了他的话,我就不干了!”
  我把金东叫出来问他,他并不抵赖,马上就招了。可是,突然他又眼睛血红、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虽然不对,托尼的做法更卑鄙。他居然设了圈套让我钻!”
  三个人陷入一阵沉默。
  我在内心里权衡之后,告诉金东,为了保持我们这个队伍的稳定,我只能辞掉一个人,但我不会辞了托尼。
  金东瞪着眼睛,狠狠地朝我面前吐了一口,然后说:“小子!你等着瞧!你别后悔!”接着,他就从我的面前跑掉了。我和托尼都有点吃惊,没料到他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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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刚刚来临的时候,我似乎没想到自己会经历一次心理上的低潮。我依然踌躇满志地伫立在歌舞伎町的街头上,为了我的儿子而奔忙。这个时候我和久美子 已经很注意儿子的早期教育了。我们在浴室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并且在下边标出它们的英文单词,然后在给他洗澡的时候,教他认字。我还特意买 了当时最好的音响,在客厅里定时播放优美的舞曲。毕竟我没有成为一个完全专业的芭蕾舞演员,所以,我希望我的儿子可以实现。所以,从他小的时候,我就要培 养他敏锐的乐感。我想,我已经为我的儿子谋划好了他的未来——
  但是,没过两个多月,我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开始,我以为是睡眠不足的缘故,并没太在意,于是选了一个周日,带着久美子和儿子乘电车到郊外的一个温泉去休息。
   这个露天温泉建在一个山崖上,我趴在石头垒起的水池边缘向外看去,下面是十几米深的小谷地,对面的山崖相去七八米,竟然还有大块大块的积雪。我仰着头躺 在热水中,看着茂密的树梢上方湛蓝的天空,觉得心旷神怡,全身的毛孔都舒展开来,贪婪地吸收着大自然的精华。从温泉出来,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好多了,又 有了足够的能量站回到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继续为我的工作拼搏。
  然而,几天之后,我渐渐发现,我的疲惫感再一次降临,我明白了这种感觉并非来自肉体,而是发自内心。我本来是个不安分的人,但那些天却有些沉闷了。
  晚上十点,我到歌舞伎町非常有名的一家上海人开的酒店去喝酒。这天酒店的生意非常红火,十几个小姐身边都有客人,并且隔一会儿就有人起身去了情人旅馆。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新宿的中国酒店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出场店”。所谓“出场店”,就是小姐可以陪客人去情人旅馆。以往日本的这种斯纳库酒店大多仅仅是由 小姐陪客人饮酒唱歌,两者之间如果有进一步关系的想法,那是离开店后的自由。而客人的消费也只有酒水和每小时的固定费用,小姐则按上班时间计算工资。“出 场店”却开了一个新风气,也算是中国人的首倡。客人进到店里,只要付一万日元的费用,包括了供应的酒水和小姐过来相陪,但最后客人可以带小姐“出场”,两 个小时三万日元,过夜五万日元。最初的一万日元是店里的收入,小姐则没有工资,只能拿到出场的所得。这种方式其实是另一种变相的妓院,很受日本人的欢迎。 据说,有的店每天晚上有超过一百名的客人,而小姐们就必须连续作战。虽说过夜的价码是五万,但极少有小姐愿意,因为一直到凌晨如果都陪酒、陪喝的话,至少 也能找到三四个客人,收入无疑更多。我和一些开店的老板娘熟悉之后,就听到了许多有关小姐的故事,比如有的小姐最高记录是一晚上连接七个客人,她们的月平 均收入都能超过百万日元,还有某个小姐即使在月经期间也不休息……
  这晚,先坐在我身边的是位自称来自沈阳的女孩,个子高高,身材凹凸有致,是那种中国北方的漂亮姑娘。不过,她才坐到我身边三分钟,就问:
  “一会儿你带不带我出去?”
   我只是想找人聊天唱唱歌,确实没有别的打算,于是便笑着说:“我们喝点什么吧?陪我说说话。”我为她点了一个果盘和一瓶啤酒,这里的规矩是客人为小姐点 的酒食都有一半的钱划拨给小姐本人,因为那个成本充其量只有一千日元的果盘标价三千五百日元,而一瓶超市里二百多日元的啤酒也卖到了一千五百日元。
  她没有说谢谢,吃了一块水果后又说道:“我们出去吧。保证让你满意。”
  “改天吧。我今天只想坐坐。”我发觉她的态度立即冷淡了下来。
   她在我身边坐了不到十分钟,就起身朝一个刚刚进来的日本男人走去。我感到了不快,但随即又释然了。她干这行本来为的是赚钱,能赚更多的钱,我就不该挡人 家的财路。她坐在那男人旁边,碰杯之后就把身子靠过去说着什么。卡拉OK的电视屏幕荧光闪烁着,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敢肯定她在重复刚才对我提过的要 求。过了几分钟,日本男人站起来,掏出钱递给老板娘,她满意地挽着男人的手臂,当她和那男人走向门口经过我身旁时,我朝她笑笑,打了个招呼:“再见。”
  她果然笑得很开心,回应我说:“再见。”
  老板娘看到我一个人坐着,又把一位女孩带到了我对面的座位上。我看了她一眼,就发现,她身上比起方才那位少了很多风尘之气,甚至可以说和街上的一般女子没什么分别,但在这里,就显露出少见的清纯。她的笑容也略见拘谨,完全不像坐台小姐那样放肆轻佻,或者说不够职业化。
  “你是哪里人?”
  “北京的。”
  她说话时的神态也表现出初涉此道的生涩。我对她开始感兴趣起来。
  “你来日本多久了?”
  “去年10月来的。”
  “现在在上学?”
  “是的。”
  “你到这家店里有多长时间了?”
  她微微停顿了一下:“还不到一个月。”
   我越看越觉得她是不属于歌舞伎町这个声色犬马的地方的。她为什么要走上这条卖身之路?为了钱?但她真的和那些小姐们有很大的区别,要知道我在这里混了多 年,见惯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眼光还是很准的。不过,我不会蠢到直接问她为何做这行,所以只随意和她聊着北京的名胜古迹。
  她没有像那个沈阳姑娘一样提出要“出场”,过了一会儿,似乎不那么紧张了,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心事?我一愣,但很快就像被打开了心头的一扇窗子。是的,我有心事,太多的心事。我忽然明白,自己最近的疲倦并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源于我始终绷紧的神经和积郁很久的忧虑。
  “和我出去么?”我问她。同时自己也感到很吃惊。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有妻子和儿子了吗?可是,我现在显然心情焦虑。我烦乱地正想收回我刚才的话,她却神情有些羞涩地说:“好吧。”
  我在心情混乱中把三万日元交给老板娘,在门口等她去拿手提包。老板娘笑嘻嘻地拍打着我的肩膀:“小李,眼光不错啊。她可是新来的,你要温柔点。”
   我心血来潮般地带她来到八年前我曾打过工的那间情人旅馆。这些年来,我去过不少歌舞伎町附近的情人旅馆,但除了和苇子一起消费过一次之外,我总是避之犹 恐不及,可能是不愿回忆往事的缘故吧。那位上海人老徐早就不在这儿干了,门口收款的老女人不知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其实,我上次和苇子来的时候,她也没认出 我,毕竟,她每天要见到上百张不同的脸,恐怕早已懒得去看。
  从进入电梯起,我给她讲起了当年我在这里打工的故事。
  “真的?”她笑了。
  房间我是很熟悉的,因为我曾经打扫过很多次,唯一的变化就是电视换成了新的式样。我说:“先去洗个澡。”她“嗯”了一声,动作缓慢地开始脱衣服。
  她的身材一般,在小腹上还有一道手术留下的伤痕。我问:“怎么回事?”
  “小时候得过阑尾炎,动了手术。”
   按照日本的规矩,在这个时候,女方要给男方清洗身体。她也照样做了,但手法明显不够熟练。就在这时,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懊恼。满脑子想的是也许久美子 正陪着儿子在看电视,或者在听音乐吧。我们家的窗户朝向繁华的都市,夜里总是可以远远地望见歌舞伎町的霓虹。不知道儿子会不会攀在窗前,张望我的这个方 向?!
  她擦干了身体,躺到我身边,静静地没说话。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卫星台正在放一部好莱坞电影……
  我伸出胳膊把她搂在怀里:“算了,今天我不做了。”
  “那……一会你和我回去,我看老板娘也认识你,让她把钱还给你。”
  “不用了。”我笑了一声,“我既然带你出来了。”但是,她的态度给了我很强烈的好感。
  “谢谢。”她说,“你是我的第一个中国人客人。”
  “是么?你每天都来这里上班?”
  “差不多。但不是每个晚上都会陪客人出来。我不大会说话,日语又不好。”
  “说实话,我一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个学生,怎么会做这行呢?”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提出了这个容易伤人的问题。
  她沉默了片刻,一字一顿地说:“为了赚钱。”
  我隐约觉得她的内心里有什么不愿说出的话,或许她是身不由己,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我不想更加触动她的痛处,就装作无意地岔开话题:“以前没有中国人要带你出来么?”
  她想了想:“有一次。我没敢去。”
  “为什么?”
  “他的样子很凶,我有些怕。店里的小姐说一些客人很变态,叫我要小心。”
  “怎么变态?”
  “有的客人好像吃了什么药来的,还有人说福建的客人很粗鲁,脾气不好,小姐不照要求做就挨骂。”
   “没办法。要是你玩命坐着船偷渡上岸,然后又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被mop.com抓住,时间长了肯定会变态的。”我给她讲了个真实的故事。福建来的偷渡客 其实主要就是福清、长乐等县的人,那几个地方因为有亲友出来,寄回去大量的钱,所以几乎是整个村子的人都想着到这边来淘金。为了这个梦想,他们不惜借上几 十万元人民币,也不惜在海上颠簸冒险,不远万里来到日本。但这些地方的偷渡客普遍没受过什么教育,有的连自己的中文名字也写不出来。我在语言学校上学时, 班级里有个福清的同学,按入学要求应该是受过十二年以上教育的,可是他竟然基本上不识字。有一次他和同学约好见面,说自己“站在什么土银行下面”。同学百 思不得其解,后来见到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头顶是富士银行的招牌。这位老兄不认识“富”字,又把“士”念成了土。
  女孩听了笑起来。但我表示,文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能说明一个人品质的好坏。为了赚钱,可以有各种手段,但不论如何,不能总想着欺负人、坑人、害人。
  时间过了快一个小时,她开始用手抚摸我。我说:“不必了。就当我找你聊天。”她欠起身:“要不你可以不戴套子。”
  我说,“那可不行。”
  “你是说会得病?”
  “得病也好,怀孕也好,都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你如果不保护好自己,早晚会吃亏的。”
  她的神情紧张起来:“那我该怎么办?”
  我的脑海中飞速地搜索了一下,说:“你换个店吧。我介绍你去一家不用陪客人出场的店,那里是会员制的俱乐部,只要聊天喝酒就够了。赚的钱也许没有现在这份多,但对你来说比较安全。在这个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安全是最重要的。”
  她点了点头:“谢谢你,哥哥。你真像我的哥哥。”她笑了,单纯的笑。
  我下了床,找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上那家酒店的电话和名字,递给她:“明天晚上你就去面试吧,和老板娘说是我的朋友。”她接过来放进衣服口袋里:“那我先走了。”
  她重新穿好衣服:“你呢?”
  “我在这里歇一会儿。”我轻拍了她后背一下,“保重自己,好妹妹。”
  “谢谢你。”她又朝我一笑。
  等她走后,我给楼下的管理室打了个电话,把房间原定的两小时休息改成过夜。然后又给久美子打电话,告诉她我今晚不回家。我躺在床上,望着屋顶的壁纸,在这个八年前就熟稔了的屋子里回顾自己的历程。我知道我很累,精神很累。
   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要戴上面具真累,日子久了,我甚至都忘记了原来的自己。久美子对我的疏忽也让我越来越感到失落,而我却没有办法改变她,因为我觉得我 抢不走她对儿子的那份母爱。同时,我的潜意识里出现了愈发浓重的不安。方才我给那女孩子讲的“安全第一”的原则,其实也是告诫我自己的。在歌舞伎町,中国 偷渡客、韩国皮条客对我缺乏友善态度、甚至怀有敌意的人日渐增多。为了守住我多年汗水换来的“地盘”,我每时每刻都不敢松一口气。我的靠山,铃木最近好像 也慢慢失去了他的能力。有时,当我向他提出需要帮助时,却被他以繁忙为借口推脱。歌舞伎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搅乱了他往日的宁静,也冲淡了他的威风。铃木在 那些外国“同道”面前常常无所适从,这也难怪,一般的日本黑社会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韩国的“道上兄弟”心肠更狠,他们可以一言不和就演变成要人性命的 决斗。但是,钱依旧不能少了铃木的。一到他缺钱的时候,就会冒出来,到我的面前或主动打电话给我,找出种种理由,索要去一两万日元。
  这样下去可不行!我现在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事业”也许终有一天会被别人占领的。而我一旦失去了这块赖以生存的“地盘”,那我就会被彻底打败,走投无路。我终于明白,即使我前一段不自知,但不安全感却一直悄悄盘踞于脑中。
  次日晚上,我接到了北京女孩的电话。她说已经去过那家酒店,老板娘同意她留下来。她再次向我道谢,我说不客气。她最后说了一句:“我看你也有挺多心事,你也要多保重。”
  有很多人善于开导别人,但对自己的类似困难却手足无措。现在看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为了逃避那股潜意识中的不安,我竟然陷入到赌博的漩涡当中去了。
   我开始频繁地踏进中央大街上的一家扒金库赌博店。来日本八年,我没进去过几次,尽管当初范勇他们多次拉我入伙,也教会了我基本的操作方法,我却从来都没 有对那玩意儿感兴趣过。但现在则不然。我把那里当做了一个缓解精神压力的所在,渐渐地一发而不可收拾。那里的机器嘈杂声如同工厂的大厅,但是它确实吸引了 无数心灵上空虚、忧虑、烦恼的男男女女,我在电视上看到还有年轻的母亲为了去赌博,导致自己的婴儿被活活闷死。
  对于范勇那批人来说,扒金库如同提款机;可是对于一般的赌博者,扒金库是个吸钱机器。当时我虽然预感到自己是在送钱,但我自以为自己的收入仍然保持在高峰状态,所以,便不吝惜地挥霍在赌博游戏中。
   第一天输五六万日元,很快上涨到一天十几万、二十万日元,运气差的时候,多少钱也是一会儿就输光了。当然,一天赢上几十万的情况也有,我的最好记录是有 一天始终福星高照,赢了二十七万日元。但总的结果算下来,自然还是输的金额要多得多。手上的钱输完了,我又开始用久美子和儿子户头上的钱。结果,从 1996年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在扒金库赌博店里共输掉了总额超过两千多万日元的巨款,那就相当于一辆豪华的奔驰600。如今反省,我简直太糊涂了, 可人性就是有这样的弱点。还好,在那期间,我每个月交给妻子的七八十万日元的生活费从来没有少过,这是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也绝 不能让妻子和儿子为生计发愁。当然,妻子和儿子的存在,从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我继续堕落。
  就在我终于决定不再继续去赌下去之前,在那家扒金库赌场,我认识了上海人托尼。
   他在那家赌场里当店员。本来由于使用假卡的中国人犯罪猖獗,好多扒金库赌场都在门前贴上了“中国人禁止入内”的告示。但随着机器性能和防范设备的更新, 原来很容易的作弊变得越来越难,随着东京等大城市的中国犯罪团伙急剧减少,扒金库赌场对中国人的戒备就不那么严重了。更主要的是,在新宿附近,从事色情、 餐饮等行业的中国人人数大增,钱来得容易,好多人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于是,歌舞伎町的多家扒金库赌场不但撤去了拒绝中国人入内的拒绝招牌,反倒雇用了一 些中国人做服务员,以便照顾那些有钱但日语不流畅的中国顾客。托尼就是其中之一。
  托尼是上海人,从外表上看,是那种江南风格的敦厚而文静的男 人。至于他为什么叫托尼,据说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像香港演员梁朝伟。他的日本同事中,有个家伙是香港电影的狂热影迷,是他发现了这点。托尼本来的中文名字用 日语读起来很拗口,那个影迷就用梁朝伟的英文名字托尼来称呼他。时间久了,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托尼就成了他的新名字。我留意过他,发现他留起唇上的胡子, 真的有点像梁朝伟,神色温和,令人感到亲切。和他说过几次话之后,我又知道他和我同龄,便觉得更加投缘。
  有一天,我像往常那样正陶醉在游戏当中,托尼过来更换我面前的烟灰缸。他突然附在我耳旁轻声说:
  “挣钱不容易,省着点花吧!在外国没钱花的日子可不是滋味。你继续这样下去,很容易走向犯罪的。”
   托尼和我一样,是1988年留学来日本的。别看他表面斯文,据说年轻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打架伤了人,还在国内受过短期的刑罚。他后来还对我讲了他在日 本这几年的经历:来日本的第一年,他在学校认真地上学,可是到了第二年,打工挣的钱交了学费之后,又变成了零资产。而他还有个喜欢听音乐的爱好,主要是英 文老歌,他宁肯削减自己的生活费,也要省些钱去买唱片。如此一来,他的生活相当拮据。最后,他终于决定放弃学业,全力赚钱。学生签证过期后,他变成了黑户 口,在建筑工地等处拼命打工。
  我曾问过他:“真有点不可思议,这么多年,你都一直这么辛苦的打工,没想到做什么坏事?那样的话,挣钱不是更容易吗?”
   他依旧温和地笑着回答我:“钱这东西,当然是想多挣,但我还真的不想发不义之财。我的那些上海同乡看到我在工地上卖苦力,都骂我无能,让我多动动脑子。 他们要么靠在扒金库赌场里做手脚发财,要么靠偷东西、卖贼货。结果呢,我认识的说这些话的家伙,一共六个人,四个因为做坏事被抓住遣送回国了,两个在监狱 里服刑。赚了钱又能如何?在牢里怎么花?我本来是个黑户口,风险就大,再去做那些犯法的事,风险更加大。我觉得划不来,还是老老实实打工为好。”
  我笑着说他不像上海人,因为我熟悉的几个上海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小算盘打得精明,二是有强烈的物质贪欲。不过,经过一段的交往,我心里却生出一种直觉:这个人应该值得信赖。如果我真的需要找一个在歌舞伎町街头导游的帮手,托尼会是我的第一选择。
  几天后,我在托尼午间休息之前来到扒金库店里,约他到咖啡馆“上高地”谈谈。落座后,他扭扭捏捏地说:
  “我要一杯免费的冰水就行了!”
  我非常理解,他现在的工作每小时的工资只有八百日元。要让他付一杯五百日元的咖啡,他肯定觉得太奢侈。
  “不要担心付账的事情,是我约你来的,当然应该由我来请客。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不要客气。来份三明治怎么样?或者来份意大利面条?”
   我约他就是想和他谈入伙的事。我已经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了。像我这样拉客的韩国人、黑人,在歌舞伎町越来越多,他们的足迹 已经从新宿大剧院后面扩展到区役所大街。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蚕食甚至冲垮我的“地盘”。有很多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米以外的客人被他们拦住,而我则失 去了一笔潜在的财源。我想和托尼商量,问他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干。
  然而,还没有等我说话,托尼却先开了口:“我正有事求你。我现在挣得太少,仅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连给上海的家里寄钱都做不到。我想找份挣钱多点的工作,又肯定不想做犯罪的坏事。所以我想,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干?”
  不用说,我当然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
  “我正准备戒赌了,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你要是能帮我一起做,那就太好了,我还正准备拜托你呢!”
  从此,我不再是单枪匹马地孤军作战了,我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托尼比我想象得还要能干。他不是那种靠花言巧语招徕顾客的人,而是凭着他身上流露出的那种沉稳和可信,让客人感到放心,愿意去他介绍的店铺。他的工作开 展得非常顺利,第一个月,他挣了十万日元,第二个月达到了二十万,第三个月以后,他就可以每个月挣到三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了。
  我很快又感觉 到,只有托尼一个帮手是不够的。从区役所大街到西武新宿车站前大街,歌舞伎町有五条纵向的大街,还有十几条横向的小道,在这些如同棋盘般纵横交错的路面 上,是一座座面貌各异的建筑。我和托尼虽然在其间占据了两个要冲式的位置,但毕竟是视野有限,由于担心错过客人又不敢随意走动,顾此失彼的情形依旧存在。
   于是,我和托尼商量了一下,决定在中文报纸上登个招募帮手的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募集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导游,反响之好远远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很多人误会 了我所说的“导游”的概念,当我在电话里把工作的性质大致说清楚之后,百分之八十的人打了退堂鼓。剩下的愿意尝试的人,首先要经过我和托尼的面试。但在三 天之内,我们见了十几个人,感觉都不大合适:有的刚来日本,对此地的基本情况一无所知,有的阅历上没问题,但给人的感觉是太世故圆滑,不那么忠厚可靠。我 的原则还是宁缺毋滥,因为招来的人要每天和自己并肩协同,假如不够稳妥踏实,不但不会为我加分添彩,反而会带来损害。
  日本进入梅雨季节了。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里,有时小雨会连续半天的,即使在暂停的时段,空气的湿度也很大,仿佛总是淋湿后未能晒干的感觉。站在街头的我,手里还要多一把雨伞。但即使这样,歌舞伎町的人流还是没有明显的减少,这里永远是喧闹的。
   这天深夜,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老同学陈海波打来的。自从范勇遇难后,我们每年总会联系一两次,我还带他去过一家色情澡堂。本来他要去自己开一家店,然 而,他还是待在扒金库赌场的老路上,不过是从东京周边转战到了外地。用他的话讲,真的成了流窜于日本各地的“游击队”,足迹遍及冲绳以外的日本国土。他给 我打电话是看到了我的招聘广告,想介绍一个远房表弟来试试。
  “为什么不叫他跟着你赚大钱呢?我这里很辛苦的,一站就是大半夜。”我笑着问他。
  他在电话里笑道:“他刚来,日语不行,样子又紧张,一看就是被怀疑的外国人。他要是跟了我,过几天你就会看到电视里播出抓住中国人犯罪团伙的新闻啦。”
  “好吧。那改天一起见个面,等你回东京的时候。”
  “好久没碰头了。我现在就在高速公路上。明天下午行么?”
  “好。下午五点。上高地咖啡店。”
   次日午后四点多,我就先到了。我喜欢上高地咖啡店一进门口右侧的那张桌子,因为它的两边都是落地玻璃窗,可以看见街景。一场雨刚刚下过,天色已经微微有 些暗了。四五个染着枯草般黄发、皮肤黝黑的女中学生嘻嘻哈哈地走过,她们的超短裙和及膝白色长袜有些刺眼。对面的那家烤肉店挂出了“二千八百日元自助餐” 的巨大布幔,而旁边的一家电话交友俱乐部则变成了名叫“汉城”的韩国按摩店。歌舞伎町就是这样,有的东西自从我第一次来到此地就没什么改变,可也有些事物 则是天天新气象。
  五点稍过,我看见了陈海波的身影从远处走来,他的身边是一个个子较矮的男子,陈海波朝我挥了挥手。当他们坐下后,我给托尼打电话让他也来见个面。不一会儿,托尼就赶来了。
  陈海波对他的表弟说:“这是李哥,歌舞伎町的活地图,你以后要请他多指教。”
  “李哥,我叫魏小军,你叫我小魏就行了。”小魏欠了欠身。
  “别客气。你哥哥是我的老同学,我们是多年的交情了。”我跟他握了手。
  “他今年4月份刚来,人生地不熟,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多教教他。他年纪轻,吃苦是没问题的。”陈海波说。
  “能吃苦就好。我们当时刚来,还没有人帮忙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去搬家?”我笑着说,陈海波连连点头。
  大家聊了一会儿。我说:“既然你们来到新宿,我这个地主应该表示一下,一起去吃个饭吧。”我们选了一家临街的台南小吃,要了几杯啤酒,话题聊得越来越远。忽然,陈海波的电话响了。他看了看手机,说:“我出去接一下。”起身到了店门外。
  “你表哥现在可是大款了。”我开玩笑地说。
  托尼对小魏说:“看你的胳膊很结实,像个运动员啊。”
  小魏笑了笑:“我以前在体校练过散打。”
  “哦。”我和托尼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惊奇。
  “那你是个武林高手了。”我说。
  “哪里哪里?”小魏连连摆手,“我和我哥比起来差远了,他参加过全运会呢。”
  “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过?他也是高手?”我有些惊讶。
  “是啊。他是我们省射箭队的队长呢。”
   射箭?我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觉得有些异样,好像勾起了我心底尘封已久的某段回忆。对,死去多年的范勇!他的后脑正是中了一根弩箭。这难道是巧合?我 的心绪一下子乱成一团。往事种种,此刻都轰然降临。我突然想到,从我认识陈海波的那天起,他就说在国内是商店的售货员,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曾是个射箭运动 员的身份呢?
  陈海波回来了。我冷不防说了一句:“老范出事,一转眼这么多年了。”说完把眼神笔直地盯在他的脸上。
  他有些吃惊:“啊?是啊。六年多了。”他迎着我的目光,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
  空气有一度凝滞了,小魏问道:“老范是谁?”
  陈海波咽了一口啤酒:“一个老同学,被害了。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查出是谁干的。”
  我掏出名片夹来,找出名高和其他几个mop.com的名片,摊开在桌上:“没事。我现在认识不少日本mop.com,关系也都不错,我会和他们说老范的事,只要凶手还在日本,早晚会被抓出来。”我的口气不容置疑。
  “好,够朋友。”陈海波举起杯子和我干杯,眼光却开始有些闪烁。
  托尼坐了一会儿就说要去工作,先离开了,我又要了一杯啤酒。可是,陈海波和我之间突然好像什么话也没有了。我们早早地散了,他坚持要结账,我没像以前那样和他争抢。
  在饭店的门外,他朝我点点头:“我们先走了。”
  “好。要是mop.com需要知道什么关于案子的线索,我会找你帮忙。”我故意重提此事。
  “行。”他笑着说。
   我一个人回到上高地,坐了半个小时,头脑里纷乱如麻。说良心话,范勇和陈海波都是我的朋友,我也没有必要刻意去认为陈海波一定是杀害范勇的凶手,但是, 如果真的就是他呢?那我真的是无法接受的了。我一定会当面痛斥他一顿,然后把他亲手送交到mop.com的手里。因为,毕竟朋友之间的背叛是最可怕的。
  我正想着这个烦心事,托尼给我打来电话:“喂。你怎么搞的?吃饭时我看你好像不对劲。”
  “噢,没事。我肚子有点痛。现在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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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位于东京市的中心,东京最多的高层建筑、很多著名的大酒店都坐落在新宿。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中国等战胜国派宪兵对东京进行管制。战后日本经 济复苏的头些年里,很多国民Xmop.com派驻东京的宪兵,用手里多余下来的口粮换成现钱,然后在新宿购买土地和购建不动产。如今新宿歌舞伎町三分之一 的主要建筑和大型建筑,都是当年留了下来的老一代中国华侨的产业。加上很大一部分的韩侨(包括朝鲜人),他们在“二战”时被日本人抓壮丁抓到日本做苦力, 后来就留在日本。老华侨和韩侨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占有最多的不动产。在歌舞伎町,有的一整条街都是韩国人的店。现在我知道,黑社会最初在歌舞伎町的存在,是 在关东大地震后,他们是一些韩侨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募捐、赈灾的社会团体,后来发展成为右翼的政治团体。日本的黑社会是全世界唯一被它的mop.com默认 的。在歌舞伎町,黑社会的存在还起到平息很多小的冲突的作用。比如有人醉酒闹事,够不上打电话叫mop.com的,就让黑社会的来“摆平”滋事者,叫他掏 点钱赔罪了事。黑社会有黑社会的规矩,讲黑社会的“道理”,讲黑社会的游戏规则。
  秋天就要到了。依旧为经济问题困扰的我们继续着两个人同时打工的生活。我为那家相亲俱乐部做发放广告纸巾的活,爱梅则扮做店里陪聊的女客人。我渐渐发现,我们每天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晚上回到家后都很疲惫,往往是说几句话就急于睡觉。即使偶尔做爱,也很匆忙,生怕动作和声音惊动了房东。所以,有时候,我隐约会觉得爱梅已不爱我了。不过,这也许是来日初期许多夫妻的共同经历。
  发放纸巾的工作做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也开始结识一些同在歌舞伎町打工的人和一些常客,这令我很高兴,至少我对这个世界,不再是个孤独陌生人了。
   首先和我有交往的,是那些当初曾吸引我目光的“拉客”的日本小伙子,那些身穿黑色呢大衣的酷家伙。随后是陪酒小姐、陪客人洗澡的小姐、中国饭馆的老板、 电话交友店的店长,还有一些不知整天到底在干些什么的街头小痞子。由于以前还从来没有过站在这条大街上打工的中国人,所以我成了一个新奇人物,加上还算得 体的言行,很快便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我这时还没有和歌舞伎町真正的主角——黑社会有过接触。那时街上常常走过一些看上去像黑社会成员的人, 他们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裤子肥大,满脸横肉,但仅凭这副外表,我还无法明确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黑社会成员。那时我对于黑社会的了解,更多的来自 于出国前看过的香港电影,一贯作为良民的我,也从未想过自己与他们会有发生瓜葛的可能。
  如今的歌舞伎町,随处可见从内地来的中国游客,但在十几年前却并不多见。那时来到歌舞伎町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来自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外国人之中,其次多的就是韩国人。女孩子则以菲律宾和泰国的居多。
  我每天站在大街上,渐渐地有一些来自台湾、香港的游客或来考察的公司职员们频繁地上来问话。
  “你也是中国人吧?听说这一带有可以看脱衣舞的地方,能告诉我们在哪儿吗?”他们打听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这个话题。
  那时候,每天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我一个,自然而然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成了华人游客的带路人。
  遇到台湾人我用普通话,遇到香港人我用广东话和他们搭腔。虽说我出生在湖南,但因为来日本前在深圳工作了六年,所以广东话也说得不错。一些完全不能使用普通话的香港人听到我会说广东话,立即加深了对我的信任。
  每当遇到华人向我问路,我都会主动停下手里的活儿。只要是自己知道的地方,我都会热情地为他们引路。作为回报,他们有时会给我一枚五百日元硬币或一张千元钞票作为小费。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歌舞伎町的地理环境和各个店铺的情况也越来越熟悉了。
   有一天晚上,我带一些从香港来的公司职员们到他们要去的脱衣舞场“T”,他们居然一次就给了我三千日元的小费。这使我看到了一个商机。我的责任是站在路 上发纸巾,这份工作是每小时一千日元。我每天平均要站八至十个小时,也就是说每天至多也只能有八千至一万日元的收入。可这只是偶然将几位华人带到他们想去 的脱衣舞场,就得到了三千日元。凭这段时间的经验,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但基本上每带一次,平均可以从一个人那里得到五百至一千日元。赶上运气好的 话,一次出手就三五千日元的大方客人也不是没有。有时候,只要短短的一个小时,我就挣到了比平时站一天的收入还要多的钱。
  一个是辛苦一小时挣一千日元,一个是不到五分钟就挣到和这同样多的钱。
  我开始动脑筋了。如果专门做在街上为别人引路的工作可行不可行?
  只想不做可不是我的性格。我立即开始行动:在发放纸巾工作的同时,开始实行我的“引路人”计划。
  首先,我开始改变过去只是等待机会的被动局面,只要一看见华人,就主动上前询问。
  “你好!是从台湾来的吗?”
  “你是从香港来的吧!”
  “歌舞伎町的情况我很熟,我能帮您什么吗?”
  我就是这样从侧面主动搭腔,寻找我的“顾客”。我保持笑容,问话方式尽量自然和气。
   没有想到,“客人”听到问话,大都会停下脚步。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想逛一逛这个素有亚洲第一的红灯区,但去哪儿,看些什么,哪些店有意思,大多数人想尝试 着进色情店铺里看看,又完全不知道到底有哪些种类、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价格如何,该付多少钱才不至于被骗,这一切他们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像 什么皇居啊、秋叶原电气街、野动物园啊、迪斯尼乐园等处,在旅游指南上都有详细的介绍。可是对于世界闻名的红灯区——新宿歌舞伎町的“内幕”,却让一个外 国游客感到无从入手。他们可能听说过歌舞伎町是一个“可怕的红灯区”、“到处是黑帮分子”等恐怖的描述,除此之外便稀里糊涂。大部分游客表面上装出一副若 无其事的样子,这走走,那看看,但实际上心里却是既紧张又兴奋,跃跃欲试,充满好奇。
  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彬彬有礼地用熟悉的母语问候他们, 看上去亲切而规矩。于是,他们大都表现出在异国他乡突遇同胞、乃至老乡那样的热情,听我给他们一一做介绍。等到他们确信我不像是坏人,又不会带来危险时, 他们立刻就变得非常主动,不停地提出问题。到了这一步,我的买卖就基本成功了。
  我尽量采取低调的说话方式,注意不让他们有心理上的抵触。
  “我可以带你们去想去的地方,并解答任何问题。如果满意的话,多少都没有关系,能否看情况付我很少一点的小费?”
  我几乎没有遭到过拒绝。就这样,我迈出了“引路人”的第一步。
  就在我偶然赚到三千日元那天,我乐颠颠地返回我的工作地点,却发现那条街上的气氛有些异样。
  歌舞伎町主干的第一番街,地处中间的咖啡店“上高地”周围,忽然聚集起一大群人,大约有二百人左右。我开始以为也许是个较大的旅游团,但那些人的样子可一点也不像是来旅游的。
   每一张脸看上去都不同寻常:有的人脸上留着很大的疤痕;有的身形高大,剃着光头;有的穿着背上绣着龙图的闪闪发亮的衣服,脸颊肿胀;还有的穿着纯白西服 套装,里面是黑色衬衫,系着非常艳丽的领带,脖子上还搭着长长的白色围巾。他们简直就像是一些直接从黑社会电影上走下来的人物。
  不一会儿,他们整队排成了四五列,向剧院广场方向进发。刚才还都站在路中央自信十足招揽客人的男人看到他们,都慌忙站到路边,一律将两手背在后面,毕恭毕敬地一动不动,要么就是堆出谄媚的笑脸,不断恭维着他们。
  一个拉客的日本人悄悄向我耳语道:“看看!又要开始了!这是他们的惯例,很可笑吧?”
  这群人就是黑社会团伙。那个和我低声交谈的日本人告诉我,这群黑社会团伙至少一个月“巡街”两次,多的时候每个星期都有一次,在歌舞伎町走上一圈。实际上,可以解释成一种有威慑的行动。
  在剧院广场周围,“巡街”的黑社会成员们悠闲地踱着步子,很多人看热闹似的聚集起来,他们在议论着。
  “看!那家伙可真够壮的!”
  “哎!那位一定崇拜高仓健!”
  “这边的一个长得像不像章鱼?”
  “那位年轻的,肯定在吸毒!”
  “他们是‘极东会’的吧!”
  “应该是‘住吉会’!”
  “要是他们能光着上身给我们看看就好了!”
  ……
  这幅景象在当时给我一个感觉,一般的日本人虽说还是害怕黑社会,但骨子里却好像又喜欢他们。
  歌舞伎町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
   打这以后,我无数次地目睹黑社会的这种示威阵容,但都不如第一次看到的那般印象深刻。一次几百名黑社会成员一起列队行进的景象真是壮观。另外,这种 “mop.com”并不单是一个团伙的专利,在面积仅有半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居然有几十个黑社会团伙的据点,总人数据说要超过两千名。三大组织:山口组、 住吉会、极东会都各有自己的地盘,每一个团伙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列队行进。这条街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黑社会的一统天下。
  如今,这个歌舞伎 町一景——“黑社会大mop.com”,由于被警方一再严厉制止,次数少了很多。虽然偶尔还会遇到,但比起十几年前来,规模也大不如前。从外表来看,也还 是过去的黑社会成员的形象更加威风。泡沫经济时代的黑社会成员比较招摇,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断定。但现在的成员们大多数在穿着和发型上,已经与普通人没什么 不同。那种黑社会成员所独有的传统发型早已消失。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过去时代黑社会成员的打扮。
  我已经渐渐无法忍受上语言学校的日子 了。在那些大多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同学眼里,我简直就是一个“大叔”。日语作文课上常常被他们取笑的遭遇更让我失去了信心。事实上,范勇和陈海波早就不来上 学了,他们热衷于在弹子赌博机上赚到更多的钱。此时,我也开始动摇了。如果说为了学语言,那么无论去不去学校,我和爱梅都可以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实际应用中 掌握这门外语。10月中旬,爱梅就开始逃学了。
  年关很快就要到了。
  泡沫经济进入了最后一波。12月份,上班族们拿到了相当于几个 月工资的大笔奖金,歌舞伎町开始连日处于名牌汽车接踵而至的高峰期间。这种时候,平时很少涉足此间的普通市民也纷纷拥来了,个个都像中了邪一样。这里到处 充斥着喝得醉醺醺的客人、大声喧哗的大学生们、肆无忌惮随地小便的中年职员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的年轻人、在马路中央大口呕吐的年轻女孩、目中无 人而激情拥吻的恋人等等。总之,这是个亢奋的世界。
  这就是“引路人”大赚一笔的好时机。他们中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都将自己的声音提高一个调门,使尽全身解数争抢着客人。每个人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先生!晚上好!你想找个地方玩玩吗?”
  “天冷,洗个澡吧!回去就不用洗了!”
  “可爱的菲律宾女郎会带给你销魂的两小时!”
  “一万元!只要一万元!”
  还有些拉客的更是直接:“先生!你想打炮吗?不想试试吗?”
   这些拉客的喧嚣声;醉酒的客人的狂叫声;一间间店中传出的嘈杂音乐;街上播放广告的喇叭声;靖国大街被车塞得水泄不通,车又只有绕道掉头,长龙般的堵在 一起的出租车按出的此起彼伏的笛声;不断开过的警车和救护车的尖叫声……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像是一股翻腾不已的巨浪盘旋在狭窄的街头,冲击着我的耳膜、我 的脑海、我的心脏。
  仅仅站在那儿,我就已经兴奋得不能自制。
  在人来人往的歌舞伎町第一番街上,我拼命寻找着华人游客的身影。一个星期前,我已经辞去发纸巾的工作,正式干起专门为外国游客“引路”的行当。
  最终促使我下决心专职为外国人“引路”,是与脱衣舞场“T”的老板谈妥付给我拉客回扣之后。
   当时,台湾和香港来的游客最感兴趣的是日本的脱衣舞表演。我在发纸巾的间隙,曾多次带客人到这家脱衣舞场,不知不觉中就与店里干活的人熟络起来。仅仅凭 客人心情的好坏收一点小费是不足以保证稳定收入的。于是,多次来这家店后,我辗转托人向老板提出可否给我些拉客回扣的建议。
  刚开始的时候,老板一直拒绝见我。
  “喂!没用没用!没有人介绍,我们老板是不会见你的!”
  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
  那段时间,我频繁地踏入这家店门。我没有采取任何手段,也没有“贿赂”店里的某个人,我只有靠自己的实力博得认可。于是,我玩命地为他们拉客。
  “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脱衣舞场,要不要我带你们去?”
  一个又一个客人就这样被带到了那里。这些客人就是我的“武器”。
  一天,我又给店里带去十几位从香港来的旅游团成员。突然,从里间走出来一个五十岁开外的面色阴沉的男人。他向我招手让我过去。
  “你就是李君?不错嘛!一个人带了那么多客人给我。我们谈谈吧!”
  我兴奋极了,但假装镇定,笑着恭维他。
  “哪里哪里!谢谢夸奖!是你的店很有特色!”
   我在日本学到的获得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懂得向别人低头。按我本来的个性,这样做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但是中国人的传统是外圆内方,而且,以我在歌舞伎町 快一年摸索出的经验,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如果不保持低调,什么事情都很难办。只要稍稍低低头,对方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
  因此,我觉得要想在日本生存,就要实际一点,首先把面子丢在一边。
  但是,我并不是说只要表面低头,实际可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起初我向别人鞠躬、打招呼时,确实是有自己的目的。但渐渐的,我发现,保持低调、谦虚谨慎实际上也应该是一个人起码的做人原则。
   于是,那天老板和我达成了协议:每拉来一位客人,分得五百日元。这是当时我可以拿到手的回扣额度。现在当然觉得太低,可在当时我已经相当满意了。因为这 之前,客人中有的会付我小费,有的则用一些实物,比如说啤酒什么的作为替代,还有些吝啬的仅仅说声谢谢就扬长而去。由此可见,想依靠小费是无法保证稳定的 正常收入的。但眼下不管多少,只要带去客人就肯定会有报酬!这更加坚定了我以“引路人”为职业的信心。
  我越干越欢。除了华人,只要外国人我都 会上前打招呼。一连几天,我都给“T”舞场带去了二三十名客人。那个阴沉着脸的老板愈加器重我,开始对我露出笑容,给我的提成也直线上涨。现在,我已经可 以拿到五分之三的提成,成交金额以客人的实际消费额计算。比如说,一个客人付了五千日元的费用,那其中的三千日元就是我的所得。
  渐渐的,我就 用这样的方式,和一个一个店签下协定。这些店有各种形式的。从最初的脱衣舞场,到粉红色沙龙、性感澡堂、人妖俱乐部各类夜总会等色情场所,乃至酒店、舞 厅、小饭馆,还包括专门经营黄色书刊、录像带的商店,贩卖成人性用品的商店等等。从90年代后期开始,又增加了中国人与韩国人开办的如同雨后春笋般的色情 按摩店。
  即使是做这样一个职业,我也有自己坚持的原则,那就是我从不做欺骗同胞赚黑钱的不道德的事。我所选择的可以介绍的店铺,都是一些公认 的“优良店”。我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优良店”的信息,直到我确信真的是“优良店”时,才会正式签约。这和大多数“皮条客”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当 中,很多都是谋划着里应外合、共同骗取客人钱财的勾当。从一开始,我就对自己发誓,绝对不赚昧心钱。
  来到日本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作为歌舞伎町 第一个“中国引路人”,踏上了遥远的征程。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工作只是一时之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这项工作中也蕴藏着为人处世的 道理,它让我伫立在歌舞伎町的街头,看遍了歌舞伎町人的悲欢离合,看遍了日本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到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潮涨潮落。
  1989年来临了。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元旦,日本人不过春节,而是把元旦视为最重要的新年,我还有点不大适应。
  爱梅这一段时间对我忽冷忽热的,尤其是在我辞退了发纸巾的工作以后,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有一次她略带调侃地问我:“引路人先生,你就不能多一点长进吗?”我发现她准备上班去的盛装的背后,隐隐露出些嘲笑的味道。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我向她保证,而她不过淡淡一笑。
  她像往常那样,到相亲俱乐部上班,日语水平提高之后,也不固定地开始与一些客人在俱乐部里聊天“约会”。但我的新行当草创不久,占据了我绝大多数的精力,使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她的举动。
  我把发纸巾时混熟了的第一番街作为自己的据点,一个月了,一切相安无事,与周围的各色人等的关系也处得不错。我开始安心于自己的这份工作。
   我买了一件那种向多日的黑呢大衣。虽然属于价格比较便宜的一种,但终于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更酷一些,就像那帮 “拉客”的家伙中的一员。虽然这是有点虚荣的味道,但是我想,日本皮条客之所以这么看重身上这套行头,关键也是为了给人一种温和正规的形象,让人放心。于 是,我也为自己披上了这层“黑皮”,却一点也没有想到危险即将来临。
  那是个下着雨的寒冷冬夜。我像往常一样,在傍晚七点钟来到第一番街“上班”。或许是雨天的缘故。街上的客人很少,更是见不到几个外国人。
  偶尔也不妨拉拉日本客人。我冒出这个念头。于是,我开始招呼过往的日本人。可是,虽然几乎没有哪个日本人愿意停下来听我这个外国人讲话,我却犯了“忌”。
  晚上九点多,我换了个地方,站到平常一些身穿制服的日本人站的第一番街和剧院广场大街的交叉口上。那时,这一带的几座大楼里有许多正火爆的迪斯科舞厅。
  一个身穿黑呢大衣、长相冷峻的年轻小伙子带着四五个同伙径直冲我走来。虽然没有说过话,但我知道他。他是与附近数家迪厅有协约的“拉客”商之一。
  他们刚来到眼前,我的肩膀上就重重挨了一拳。
  “喂!你不是发纸巾的吗?谁允许你来拉客的?”
  我被突如其来的拳头打了一个趔趄,但迅速稳住了身形。我挺起胸膛一字一顿地说:
  “我自己!我又没有给谁添麻烦。招你惹你了?”
  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周围的人还一直把我当成发纸巾的。所以,在这起初一段时间的“引路”过程中,我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喂!外国杂种!狂什么你!”
  那个冷峻的小伙子像小痞子那样叫骂着,飞起腿就给了我一脚。那一脚可真够狠的,正好踢在我的胯骨上。一种火辣辣的感觉钻心般地疼。
  我握住了拳头。
   可是,如果对手只有他一个人的话,我是绝对不甘示弱的。我本来就天生好斗,哪能白受人欺负?可别小看了曾是芭蕾舞演员的我。一说到芭蕾,许多人可能会产 生一种误解,觉得跳芭蕾的男人缺少一种阳刚之气。想想看,演芭蕾舞时,男演员常常要举起女演员,还要姿态优美,像举一枝花那样轻柔地将女演员举过头顶。还 要令人看上去一脸平静,那可是需要力量的差事。如果运动神经迟钝的话,哪能做得了那种行当?
  然而,对手不是一个人,而且可能还不止围攻上来的这几个。在这条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有我一个人。我力单势薄!如果还手的话,连周围的另外一些日本人都会成为新的对头。他们肯定会一拥而上的。我一边倒退着,一边寻机逃跑,但没有一点要“谢罪”的意思。
  我假装被他们逼到了距第一番街出口有二百米左右的剧院广场上。广场上的人很多,这里是最容易逃跑的唯一场所。
  但那帮家伙还是抢先围攻上来动起了手。
  我护住自己的致命处,把身子蹲下,只有挨打的份。雨伞打在头上,肚子被皮鞋踹着,大衣被撕扯坏了,我摔倒在了地上。
  刚刚新买的大衣完了!
  可是我能感觉到他们有些手下留情,原来他们并不想太把我怎么着。我挨着打,心里却松了口气。看来,这帮家伙并不狠。
  很快,他们住了手。我瞅空哧溜爬起来,向剧院街上的派出所方向飞奔而去。
  “站住!”
  他们手里挥着伞在后面追着。
  我一口气冲进了派出所。
  几个小子在派出所门外停下来,忿忿地看着我,却不敢上前。一位mop.com见我闯进来,吃了一惊:“怎么回事?”
  我装作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打了一架。”
  挨打的第二天,我照旧站在了大街上,身子挺得笔直,脸上是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虽然昨晚回家,爱梅看着我的惨相,又是埋怨,又是心疼,她带点刺儿地数落我:“你看,你这份闲差吃力不讨好吧?真不知道你干吗不继续发纸巾?要么找个别 的工作不也是很好?现在倒好,弄了一身伤回来。”我没有说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就这样罢休实在是太懦弱了。我天生就是不服输的个性,怎么可能在这节骨眼儿 上低头呢?!这种时候,只要我有任何退却的想法,就会完全被他们日本人瞧不起,以后都免不了任人摆布。明白了这一点,我强忍着疼痛,重新“潇洒”地站在了 歌舞伎町的大街上。不过,我的心里却还是有点紧张,担心随时会再遭到袭击。
  幸亏那个带头围攻我的小伙子看到我时,明显地愣了一下,却没有别的举动。我小心地招揽着生意,自然也不再招呼日本客人。当我带着客人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只是乜斜着眼睛瞪着我,没有再次出手。这一天就这样平安地度过了。
  接着,又是一个星期平安无事。然后,我认识了真武。
  从 “上高地”咖啡馆走出来的真武,起初用一种瞧不起人的眼光从上到下打量着我。
   他的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至少也有一百公斤以上。起初我还以为他是电视里经常能看到的相扑运动员。他的脸很小,与肥胖的身体非常不 和谐,但看上去很凶。淡淡的眉毛两边向上挑起,有点剑拔弩张的意思。他在上唇留有一小撮胡须,头发长长的紧梳在脑后。身上穿着黑双排扣的西服。凭直觉,我 知道他是“道上的人”。
  他用咄咄逼人的眼光紧盯着我,而后开口道:
  “这位兄弟,没见过啊!外国人?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他说话的声调出奇的高。一个星期前发生的事一下子占据了我的脑海。这个男人莫不是那帮人的黑社会后台?看得出来,他其实已经知道我了,只不过在找搭腔的借口而已。我立即满脸堆笑。
  “你好!我姓李。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没想到他却大声笑了起来。这一笑,倒意外地显得很可爱。
  “啊!啊!啊!真是一个懂礼貌的中国人!兄弟,你每天都在这儿?”
  我开始回答他的提问。
  “是的!我是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导游。”
  “导游?兄弟是旅行社的?”
  “不是。我自己干。专门为来歌舞伎町观光的外国游客介绍饭馆、脱衣舞场什么的。”
  “是吗?那谁给你钱呢?”
  “我带客人去的店里付给我。”
  “那不就是拉客的嘛!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最近中国人也开始拉客了!我还不知道啊!兄弟,你后面是哪个组的?”
  “后面?”
  “我是问你,你受谁的保护?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就一个人。”
  他的脸变了。
  “你这家伙原来没交钱啊?”
  “给谁交钱?”
  “站在这儿拉客,得交保护费。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真的就只是一个人。对谁也没交过钱。”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我明白了。跟我来一趟!”
  后台的事情其实我也听到过点风声。为了能拿到回扣,我连日带客人去脱衣舞场“T”时,店里的人曾好心告诫过我。
  “小李!你快找个后台吧,哪天会出问题的!”
   可我舍不得出钱交什么“保护费”。况且过去站在大街上那么久,也从未有人找过麻烦。所以,我并没有把他们的话当一回事。直到一个星期前遭到那伙人的袭 击,我才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整个歌舞伎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黑社会在管辖,没有他们的许可,就在这儿做生意,那如同把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我这样 没有任何后盾,就自作主张,而且还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不被别人算计才怪呢!
  那次的事让我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看来,没有“后盾”是不行了。真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
  真不知道这位黑社会的大哥,到底是我的幸运女神呢?还是仅仅只是个将要给我带来不幸的胖子?
  我被带进了“上高地”。
  “先点上点儿喝的吧!”
  坐下后,他态度和蔼地将桌子上的价目表打开递给我。我心里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却故作镇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点了杯冰咖啡。
  “兄弟!别担心价钱。今天我请客!肚子饿了吧?不用客气,点些喜欢吃的吧!来碗意大利面条吧?不喜欢?那来份咖喱饭怎么样?还有别的呢。点哪个?”
  他热情地劝我吃点东西。我哪里有心情吃饭?我担心这是个圈套,于是小心而坚决地拒绝了。
  “不想吃啊?那就算了。不过,我倒又想吃点什么了,他妈的,刚刚才吃了三明治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叫了咖喱饭,还没忘记告诉服务员要大盘的。
  随后,我们聊起了天。内容却没有一句是关于“后台”的,而是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起来。
  他好像对香港情有独钟,谈吐粗俗,完全是一派黑社会作风。
  “我可是太喜欢香港那鬼地方了。菜的味道好,气候温暖,漂亮女人又多。你呢?从哪来?”
  我开始胡诌。
  “我就是从香港来的。”
  在深圳期间,我去过好几次香港,面对一个日本人,倒不怕穿帮。
  “嗬!嗬!嗬!那可太好了!今天交了一个香港朋友。下次再去,可有人给我带路了。”
  “那是一定的了!大哥!你那么喜欢香港?”
  “别叫我大哥。叫我真武就行了。大伙都这么叫的,你也这样叫好了。”
  “好吧!”
  他的大笑声在店里回荡:“小李!从今往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说着,他把自己的BP机号码告诉了我,然后拿起桌上的收费单向柜台走去。
  几天后,沉默了一段时间的那伙日本皮条客再次挑起了事端。我站在剧院广场上正吸着烟,突然背后被人猛推了一下。
  “喂!外国杂种!又痒痒了是不是?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知道不知道?你狂什么狂?还敢在这里抽烟!”
  那个冷峻的小伙子说着抓住了我的领带。
  我没有表现出一点软弱。“我抽烟,碍你什么事了?”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把他的手甩开,快速向“上高地”跑去。
  对方追了上来,但却在门外停住了脚。
  幸好电话没人在打。我掏出真武的BP机号码,拨了过去。
  “请问这里有一位姓李的先生吗?”
  真武马上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希望他能赶快来一趟。我想寻求他的帮助,同时也想借机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
  几分钟后,真武就出现在上高地门口,简直比消防车还要快。
  当看到真武跟着我来到剧院广场时,刚才还很猖狂的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看来他知道真武。
  真武走到他的面前。
  “喂!这位兄弟,打搅一下。他是我的人,你跟他把关系搞好一点!”
  那家伙定定站着,一动也不敢动。
  “是吗?原来是‘千叶联合’的人啊!”
  他装出平静的样子,但声音却掩抑不住他的恐慌。真武和蔼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
  “没错!多关照着点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身为T联合组员的真武并没有正式做我的保护人,他只不过口头上说过一句“有什么事尽管找我”而已。
  按“道”上的规矩,必须每个月付给这片管区的黑社会组织一定数额的“保护费”,然后才能开始工作,但为什么真武并没有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呢?两年后,他从歌舞伎町消失了。但在这两年期间,我从未付过什么保护费,他也没有对我提过类似的要求。
  不知这一内情的歌舞伎町里的人们,时不时看见我站在街上和真武一起聊天或行走,都错以为“那个姓李的后面撑台的是T联合组织”。由于这层关系,此后的整整两年时间,从没有人再找过我的麻烦。包括那些打过我的那帮拉客的家伙,后来见到我还平淡地点头,算是打个招呼。
  于是,我没有花费分文,就占领了从第一番街到剧院广场前的这条路,作为自己的“地盘”。
  真武果真并不只是个胖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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