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

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

——《新史学》（第三卷）之追求

黄兴涛

    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恢复学术活力的中国大陆史学界，几乎同时兴起社会史和文化史两股研究潮流。尽管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不少创造性的成果，且彼此之间也一直在不断地互动着，但相比之下，无论是在新颖程度、理论自觉还是学术声势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社会史研究或者说在“社会史”旗号下所进行的研究，似乎都要略胜一筹。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新世纪之交，社会史已然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明显主流，传统文化史研究者备感彷徨的时候，从西方却又逐渐响亮地传来了一股强劲的、以“新文化史”为符号的时

《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

黄兴涛 主编

目录

《五四九十周年祭》自序

杨念群

    谈“五四”就象赶场庙会，不仅要就着五月四日这天去赶集，而且有大集小集之分，今年好像逢上个赶大集的日子。言论圈又该熙熙攘攘地热闹一番了。但若不想每年例行吆喝几句“五四万岁”的客套话，却要打着“学术”旗号来赶集就有很大难处，难在这集市须是以新鲜产品示人，如不识趣，一脚踏入其中就如赶科举考场的士子，很容易做出倒人胃口的八股文章来。

    既然有此自警的意识，就该拿出个

“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下）

杨念群

对“社会”的认知与“五四”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知识人对“社会”的认识来源于西方“国家”发生的危机对心理造成的刺激，而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初始意义上“国家”—“社会”复杂关系的理解。同时，在具体的探索行动中又有着传统观念对农村社会组织的印象在起作用。对“社会”问题的重视

“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上）

杨念群

引言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的年份，也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史学界多年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故可称之为“纪念史学”。尤其是“五四”在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中又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祭拜之风渐趋火爆热烈当属自然。不过祭台上下想移情

《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

目  录

序言：语言学转变之后的中国新史学                           孙 江

雪球·雪花·雪耻——斯坦福大学访问记

孙 江

    也许是全球气温变暖的作用，正当春季的四月，空气中已弥漫着炎夏的气息了。

    四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有机会去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关于汉族形成历史的国际研讨会。飞机抵达San Francisco机场的时间正是起飞的时间：23日上午。凭空多赚了一天，让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愉悦。

    San Francisco在中文里有两个译名，一为音译，称三藩市，一作意译，曰旧金山。一百多年前来自中国的苦力们在此地登岸后，被带去淘金、筑路，据说斯坦福大学就是由通过修铁路而大发其财的斯坦福先生捐建的。

    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很美，蓝蓝的天，灿灿的阳光，成片成片的树木，绿地上随处可见晒日光浴的MM。因为提前两天到达，第二天一早，我便去了胡佛研究所查阅目前备受关注的蒋介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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