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是沧桑
——从东西德合并到台海统一
11月9日，德国迎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陆续拉开帷幕。10万德国民众聚集柏林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见证“多米诺柏林墙”倒塌等，追忆难忘之日，感慨统一之幸。1961年8月12日东德政府根据人民议院通过的法令，于8月12～13日夜间修筑柏林墙。目的是制止东德居民包括熟练技工大量流入西德。原为铁蒺藜围成的路障，后改筑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在正式的交叉路口和沿线的观察塔楼上设置
最近，有央媒总结对常见教育弊病作了归类报道，并称之为“教育潜规则”。时间不迟不早，恰巧安排在周济部长下台之后、袁贵仁部长提出新的教育改革方向之前。我认为，这八大类潜规则总结得相当勉强，全部是现象的罗列，而且一句“为什么”都没有追问，实在没有意义。要知道每一个普通的中国学生家长，都能扳着手指将孩子上学以来遇到听到的种种不公正不合理一五一十说出来，比这“八大”还要精彩。而且所谓的教育潜规则，其实最大的规则就在教育部门本身，央媒虽讳莫如深，矛头相指却已极为明显。
事实上，教育问题无论有多少乱相，有八类或者十八类潜规则，都是众所周知的表相。任何事情除了现象还有根源。比如说，明知不合理为什么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择校；明知内地大学已经成了大生产之类的东西，为什么还有大批人非去买那张旧船票挤那条破船；为什么牟利腐败在教育领域大行其道。这些都值得再三挖掘，找出根源，对症下药，才是正确的态度。
教育的困局，一部分是因为钱，一部分是因为人。教
在一个封闭社会中，人们像是生活在鱼缸中的斗鱼。没有江河，只有鱼缸；没有开放，只有封闭，这才是一个人遇到的最真实的困境。
回想我过去的乡村生活，从小学一直到中学，算是见证了不少混战。有时候，因为“罗汉”的挑衅，也难免卷入其中。只是因为自觉来日方长，将有所为也，通常都不会有过多纠缠。记得在县城读书时，在清晨时分还能在大街上看到长长的血迹。校园里，偶尔还有拿着“三八刺”的学生，站在大树底下耀武扬威。只是，这些“流氓赤膊鬼”，把刀剑当伟哥，为自己人生壮阳的小打小闹，和当地农民“打大阵”相比，着实是上不了台面。
与此相关的是，当地械斗之风由来已久。而这些蠢事，通常都是发生在大村落之间。本村因为小，人数未及百，没什么武力资源，实在经不起打，做不了“大村崛起”的梦，不但不会挑事，遇事通常也是忍气吞声，因此少了些血腥的场面。早在上世纪80年代，煤气还未普及之时，遇到邻近大村庄的人前来禁山上偷柴，村民们通常也只是简单追赶，而
标题上的观点，具有一种“银样镴蜡枪头”的尖锐性，它貌似在捋虎须、逆龙鳞，向读者滋事寻衅，一旦牌面掀开，作者不过在说一句类似“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大实话罢了。就是说，观点本身没有太大的阐释难度，但它可能刺激一部分读者的表皮神经。正是后者，迫使这个观点长期锁在地窖里，我们只能在一些字里行间，感知它的诡异存在。比如巴尔加斯·略萨就告诫青年小说家：“作家能够获奖、得到公众认可、作品畅销、拥有极高知名度，都有着极其独特的走向，因为有时这些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谁都看得出，“读者的眼睛是黑暗的”，恰是这句话的暗码。
日本战败后，1947年10月25日，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但在赔偿如何分配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总额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求12％，澳大利亚要求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以及朝鲜、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后来同意中国为30％，但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久而未决，一拖就是四年。这也反映出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国际地位的低下。
而实际上，这个数字也只是画饼充饥
在房价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有关中央酝酿“二次房改”的传闻再起。对此，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明确表示，不论短期计划还是“十二五”规划中，住房目标仍然是住有所居。当前在住房发展过程中保障体系和市场化之间的结合，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和调整，但是这个基本方向中没有“二次房改”。
在我看来，与其二次房改，还不如二次土改。
目前的土地市场改革都是小打小闹，纳税人的钱浪费不少，又是立项，又是拨款，结果房地产市场痼疾依旧。地王频生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乱象。为了平抑地价，上海市政府于今年9月底推出“勾地”制度。位于黄浦区的外滩金融集聚带8-1商业商务地块成为上海试点“勾地”的第一块。而此后不久，上海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土地集中供应，推出共计335公顷的40块住宅用地，也均采用了预申请制度。而在10月22日，上海市又推出一块需要“预申请”的地块——— 黄浦区163街坊地块。
把格力空调因低价投标、标书有瑕疵落选而“怒告”广州市财政局案仅仅界定为一个法律事件，显然是不到位的。
从程序上来讲，格力空调因为标书瑕疵而似乎只能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但这一说法模棱两可，因为它无法通过我们关于正义的直觉的检验。仅仅因为这一瑕疵，政府就要多花纳税人的400多万元税款吗？怎么就那么慷慨？
因此所谓“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冲突只是表象。政府在这个事件中并不能被假定为自身没有问题的实体。在标书的瑕疵和多花400多万元之间，恰恰需要政府对此进行严肃的评估和权衡。但因为不是有关人员自己掏腰包，它并没有那样做。
这个案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与如下两点息息相关：一是当下政府采购对于公众来说是一个封闭的领域，这里面的一系列操作处于公众的视线之外。腐败不时从黑幕中被曝出来。纳税人为政府采购埋单，在某些暗箱操作中连带着也为某些官员的腐败埋单。
这导致了公众对政府采购的不信任。任何一个关心自己的税款究竟怎么用的人都会想到，不透明将给暗
唐德刚先生一生为他人作传，等到他驾鹤西去，我想找点他的传记或口述，竟然一无所获，既没有发现唐德刚的“自传”，也没有找到他对自己生平的详尽“口述”。只是在媒体的报道里，看到他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和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的“光辉往事”被反复提起，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在深圳会有40个教授竞聘一个处长。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媒体一笔带过的一处细节，即他“曾在国军内当小兵”的经历。
唐德刚在大陆的简历相对比较简单，1920年生于安徽，1939年进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43年毕业后在安徽一家中学执教，1944年任教于安徽学院，1948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从此离开大陆。从这段简历里看不到他从军的记载，我所能找到的资料，仅仅提及1937年抗战爆发后，唐德刚从安庆高中散学回家，在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但是抗日宣传队和国军似乎不是一回事。还有一段文字提到唐德刚抗日期间曾在第五战区服役，是李宗仁的属下，可是语焉不详，我只能持怀疑态度。至于有些资料称唐德刚是李宗仁老同事，更是有些
李辉在一篇题为《胡风不告密》文章中对“告密”作过分析，他写道：“‘告密’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知的告密’，告密者往往被体制洗了脑，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出自某个崇高的目的，是为了捍卫一个伟大的目标。既然目的是一切，那么什么手段就不重要了；另一类是‘无耻的告密’，告密者出于卑劣的动机，向体制献媚取宠，于是夸大事实，甚至无中生有，造谣加诬陷，残害无辜。”
如上分析似乎很得当，却没有界定“告密”的特征：“告密”亦称“密告”，指人们通过隐秘的方式（书面或口头）向权威部门传递某种不欲为公众所知的信息。建国初期人们通常把这种行为称为“打小报告”，描摹得相当准确。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舒芜与胡风的争执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但谁曾“告密”，谁未“告密”，迄今意见纷纭。
据笔者所知，舒芜没有“告密”的行为。他脱离“胡风派”后所写的两篇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给路翎的公开信》），或许每一个字都说错了，但却是投寄给媒体的，面对的是公众，称不上“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