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痛》

曾子墨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

关乎民生  层层逼近真相

核心话题  句句振聋发聩

每个人只有一条命，每个人只有这一生，这就是我们记录生命之痛的理由。

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带领“社会能见度”团队深入新闻第一现场，碰触社会灰色地带，观察敏锐，一针见血。

 

 

非常爱，非常痛———大时代中国杰出女性的活法

主讲人：著名作家王开林先生专题演讲
时间：2008年3月8日13：30-16：00
地点：第三极书局8层会议中心

 

作者简介：
王开林，长沙市人。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界》杂志执行主编。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迄今已出版散文随笔集《站在山谷与你对话》、《落花人独立》、《灵魂在远方》、《湘军百家文库'王开林卷》、《穿越诗经的画廊》、《火焰与花朵》、《表演与旁观》、《天地雄心》、《纵横天下湖南人》、《她故事'中国卷》、《她故事'外国卷》、《生命如歌》、《心灵的巷战》、《沧海明珠一捧泪》、《大变局与狂书生》、《新文化与真文人》、《敢为天下先》等17部，发表长篇小说《文人秀》一部。作品被收入海内外200多种散文选本和年鉴。

主题：
非常爱，非常痛——大时代中国杰出女性的活法

《非常爱，非常痛——大时代中国杰出女性的活法》  

王开林  著

华夏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全书搜录了20世纪的26位来自社会各层传奇女子，诸如宋美龄、陈香梅、董竹君、林徽因、张爱玲、三毛、阮玲玉、周璇、邓丽君等等，她们个个集美貌、天才、激情、能量于一身，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活出了美丽和善良、真情和至爱、快乐和成功，还有大时代的血性和悲伤。
作者依据翔实的史料，以一种独特的视角，用心生动地向我们解读了这一群著名的女性，配上一些精美的图片，使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有种从未如此真实、全面地阅读她们的沉醉和感动。更重要的是，尽管她们的传奇人生无法复制，但对后来者关于各自活法的积极思考做了有力的推动。

 

 

    从《几番风雨忆周扬》、《〈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开始，近十年中，我陆续写了一些关于故人故事的回忆文章。其间曾经结集出版，是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中的一种，书名为《在漩涡的边缘》。

    这书名有点费解。原来想表达的意思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一个个政治风暴、政治漩涡，我都被卷了进去，沉了船，没了顶。在当时，那灾难使人恐惧，使人绝望。事后回忆起来，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能有历史的机遇，亲历了这些事件，近距离地观察、体验了这些事件，这不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吗？当然，我不在这风暴、这漩涡的中心。在这中心的，是彭真、陆定一、周扬、许立群这些人物。我只是在漩涡的边缘。离漩涡的中心，还有一大段距离。但是，中心和边缘，又是相对的。相对于彭真、陆定一、周扬、许立群，我是处在边缘；相对于卷入风暴的挨批挨斗的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广大干部来说，我亲历了、近距离地观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又应该说我是处在漩涡的中心，而远非漩涡的边缘。

    所以，当我应李辉的要求，扩充我那本《在漩涡的边缘》的时候，除了新增后来写的《胡绳琐忆》、《我所知道的陆定一》等文章以外，书名也作了修改，改为《“阎王殿”旧事》。

    这个书名，也需要解释。

    “阎王殿”，这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用语，是贬称，是恶谥，指的是陆定一、周扬主持下的中宣部，又叫旧中宣部。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这是最先被砸烂的“三旧”。“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条最高指示一公布，旧中宣部就被砸烂了。旧中宣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大部分的处长和副处长们、什么长都不是只是干事干得多一些的几名干事，都被打倒在地并且扫进了牛棚。

    砸烂了旧中宣部，建立的当然是新中宣部。但这新中宣部在混乱中挣扎了大约半年光景，就随着陶铸的倒台而倒台，新任命的副部长们也同旧中宣部的副部长们一起被扫进了牛棚。

    自此以后，中宣部这个机构就不再存在了。所有干部，被一锅端，相继到旧北京市委党校去办学习班、到宁夏贺兰县去办五七干校。任务是:斗、批、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阎王殿”这个恶谥也在清理之列，党中央为中宣部恢复了名誉。这一页历史已经翻了过去。但是，我这本书的书名，还是用了“阎王殿”这个诨名，一是因为这是一段历史，一是因为别的名称会引起别的麻烦。比如说，可以叫“旧中宣部”，这是正名，而不是诨名。但是，区别于“旧中宣部”的“新中宣部”，又是指的什么呢？是指陶铸的那个半年光景的“新中宣部”，还是指“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重新建立的“新中宣部”？我们是应该强调新建立的中宣部同过去的中宣部之间的新旧对立和断裂，还是应该强调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和传承？所以，还不如沿用“阎王殿”这个称呼比较恰当。它当年是个恶谥，现在则成了对一段历史称谓的并无恶意的调侃。

    为中宣部“阎王殿”平反，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做了，但是，对陆定一、周扬主持下的中宣部的工作做历史评价，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在我这本书里，没有为这段历史做总体评价的意图。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缺乏这个能力和意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作为一名干事，在中宣部工作涉及的范围有限。我只不过是写了我的一些亲历亲见亲闻，力求不溢美也不饰非，提供一点史料，留给后人评说而已。

    我一九五二年从学习岗位调到中南海中宣部工作，到一九六六年中宣部“阎王殿”被摧毁，长达十四年的时间。这是我参加工作的最初的十四年，是我青春美好的多采的十四年。在这十四年里，我结识了一些师友，他们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难得的豪俊之士。他们有长处，也有弱点，有贡献，也有失误。在回忆里写下他们留在我心中的身影，我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所写故事，大都是发生在“阎王殿”里的故事，但是我同这些人以后大多还有接触，有些同志，比如胡绳，在新岗位上仍旧是我的领导。所以，对这些旧事的回忆，自然而然延伸到我同他们在那以后的接触和交往。

    《在漩涡的边缘》出版时，我写了这样几句话:

    研究当代的历史，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从这历史中走过来。我们曾经竭尽绵薄参与推动这历史，又曾身不由已被这历史所推动。这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特殊的亲切感，又产生特殊的沉重感，但并不因此而使我们更容易看清、看懂这历史。

    我在《党史札记》的《书前小引》中重述了这段话，现在在这篇自序里，再一次重述这段话。

    二〇〇六年八月七日于北京医院

    《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此文为龚育之生前最后一篇自序。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8-01-11） 

 

“国学热”和国势有关

 

    我一直认为现在的“国学热”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有“西学”，才有“国学”。国学本身热不热，和我们自己的国势有关。现在中国好一点了，外国人就会注视中国，希望了解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怎么回事。我在外国也跑过一段时间，多数外国人真不了解中国，当然汉学家、中国通例外。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太清楚，他们总搞不明白，就跟中国人不了解外国一样，中国人只懂麦当劳。这是不行的。
                                      ——李学勤(载《书城》2008年第1期)

                                       查看李学勤“大家国学”总序

 

没有大师的时代

    我们必须看到，相对鲁迅那一代五四先贤，我们“新时期”以来成长的作家，他们背靠着什么样的传统？他们目前又抱有什么样的心态？对于今天的大部分作家而言，中国古典传统的滋养是缺失的，对西方传统的接受是仓促的，而对于真正哺育其成长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甚至是厌弃的。与此同时，对包括“文革”等可以出“大作品”的重要历史时期的经验挖掘和思想反思仍然是禁忌的。面对所谓的“大国崛起”、“经济起飞”，作家们的普遍心态是茫然和慌乱，再有就是突然被边缘化的失落。这样的土壤是无法孕育大师的。
                                   ——邵燕君(载《上海文学》2008年1期)

 

    吴士余  

 

    从表象看，国学热、“百家讲坛”热，是学术出版顺应市场的一种转型，然而，这一出版文化现象的辐射面之广，社会影响之大，以及文化内涵与传递的持久性，则远远超过“80后”的青春文学和时尚文化，其文化影响力丝毫不逊于文革后书荒的阅读复苏。

 

    “百家讲坛”的出版文化现象，凸显了出版传导模式的转型。具体地说，是媒体宣传、作者的名人效应已成为出版市场传导的主要动力。

 

    吴士余:资深出版人，著有《中国小说美学论稿》《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叙事》《守望理性》等。

 

    “百家讲坛”制造了一批大众学术明星，也制造了新媒体时代的出版。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论语〉心得》走红了图书市场，也诱发了出版人对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热情和想象空间。以“国学”为品牌的大众学术著述不再是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社的专利，已成为专营人文、童书乃至科普出版人追逐的“猎物”。从表象看，国学热、“百家讲坛”热，是学术出版顺应市场的一种转型，然而，这一出版文化现象的辐射面之广，社会影响之大，以及文化内涵与传递的持久性，则远远超过“80后”的青春文学和时尚文化，其文化影响力丝毫不逊于文革后书荒的阅读复苏。

 

    解读“百家讲坛”现象，对出版人有值得思考之处。

 

    国学热、“百家讲坛”热成为新媒体时代的阅读聚焦，意味着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这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西方文化思想为人们精神支撑的一个反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百余位作家、艺术家签名、联合倡议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却未能引起出版界的关注，后又遭到崇尚西方思想文化的学者质疑和抨击而偃旗息鼓。时下，由“百家讲坛”引发的国学热，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在新媒体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化经典，同样是人们迫切需要的思想资源。当今社会改革因利益调整而矛盾起伏，社会需要和谐，“和合”的伦理哲学，“中和”的文化思维仍可成为人们构造和谐社会与文明，重塑信念、规范行为的精神基础。发人深省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阅读普及，几乎中断了20年(对时下青年大众，几乎需要扫传统文化之盲)。就这点而言，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学术的大众化出版有很大的空间。“百家讲坛”普及国学还属刚起步。

 

    “百家讲坛”普及中华文化经典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国学的大众化可以一窝蜂或无序竞争。出版需要规划、梳理，更需要创新，否则，低水平的重复，做浅、做俗、做滥将是不可避免。文革后，上海译文社以高质量、高品位的经典文学名著引领市场，经典名著便成了奶酪，谁都要动一下，咬一口，不论有否翻译资质，版权资源，出版界赶集似的蜂涌而上。冷饭炒热、炒焦，在所不惜。市场最终不堪重负，以至无人问津，沦落到称斤卖。这个教训不谓不沉痛。

 

    说规划，就是要把国学的范围搞明晰，不能仅仅几本《论语》、《庄子》，几部古典小说《三国》、《红楼梦》。我赞同朱维铮先生的意见，国学应涵盖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文学、宗教等各个学科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其内涵厚重，涵盖面广；需要由浅入深，由点到面，递次渐进地组织不同层次的选题对大众读者进行普及。

 

    要梳理。中国文化经典经过历史的积淀，精华糟粕共存。尤其是在当下的大众读者，对典籍的阅读还缺一种判断的能力和自觉。写作者、出版者对学术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化究竟要给读者什么？这便有——个文化取向和价值取向的问题。是疑古复古，还是古为今用，是其一；注疏典籍，历来是百家百言，何况是解读，是其二。纯学术出版可以百家争鸣，但学术的大众化就需要有所引导和选择。我很赞同一种批评:于丹的《论语》心得，只讲了孔子的积极一面，没有批评消极的一面。如果大众学术文化照抄这一路径，并形成一种出版定势，这便会误导读者。说创新。学术经典的普及应该有多种形式。“百家讲坛”采用的是演义讲史的路径，加上电视传媒的形象显示，正史、野史的糅合，让大众读者在听故事的感受中学历史，评介人物，这是一种。读者虽易听，易懂，但毕竟正史、野史难辨。复旦大学出版杜的《悦读经典》一百句，是采用学者解读评析的方式，有引导、有分析，也是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对古典文学的评析读本加入彩图元素，适应后读图时代的大众阅读兴趣，又是一种。不管如何，新媒体时代学术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化是要走一条让读者喜闻乐见的道路。教科书式、百科知识汇编式的通俗著作似乎已引不起当下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

 

    “百家讲坛”的出版文化现象，凸显了出版传导模式的转型。具体地说，是媒体宣传、作者的名人效应已成为出版市场传导的主要动力。如果没有这些动力元素的加入，国学、文化典籍的出版只能成为图书馆的收藏，小众学者的交流，而不能演绎成大众的阅读潮。

 

    但严峻的是，出版业不可能依赖大投入解决文化典籍的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运作。现在，出版界将“百家讲坛”出版模式视作一种路径依赖，这就有了危险性。将出版模式的转型简单地理解为媒体宣传造势，结果，学术的大众化成为“血拼”的恶性竞争。因此，当务之急，出版人要思考的是:新媒体时代学术大众化的市场运作的课题。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纪念蔡元培先生，渴望蔡元培先生能够给予我们后辈一点修养的力量、科学的力量，真希望当今的校长，能够不再神化蔡元培先生，温情地理解蔡元培。不要忘记，蔡元培正是从一所大学入手，塑造中国大学的传统的。

 

　　记得几年前北京大学韩水法先生写出《世上已无蔡元培》，行文带有德国哲学特点的缜密思维和逻辑推理，引起知识界普遍的唏嘘感叹：难怪事情做不好，原来没有蔡先生啊！是啊，蔡元培先生没有已经六十七年了，但是，我们是否具备产生新蔡元培的土壤？这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年正值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一十周年之际，而1月11日又迎来中国现代大学的保姆———蔡元培先生，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对于热衷于逢五排十纪念的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刚刚逝去的2007年，正值西南联合大学七十周年纪念，我在《纪念西南联大需要平常心》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不愿意看到，西南联大随着纪念的升温而被神话，通才教育、学术自由，老辈学者能够做到的，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做到。”我说那番话是有所指的，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有意无意中，将蔡元培先生称颂为圣人，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学习蔡元培先生了，而是不断神化蔡元培先生。更有甚者，还可以接着神化蔡元培先生的后代。

 

　　在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深刻反省我们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态度，大有必要。

 

　　首先，给我的感觉，台湾和香港的大学，似乎没有神化蔡元培先生，反而是大陆对蔡元培先生进行神化。梁漱溟先生神化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别出心裁，独树一帜。梁漱溟老先生晚岁回忆蔡元培先生时，肯定把蔡元培先生礼聘自己担任北京大学老师的佳话予以了加工提升，梁漱溟老先生有一番话，大意是：中国共产党出自北京大学，而蔡元培先生使北京大学气象一新。

 

　　这种提法，随着梁漱溟先生去世，已经很少有人提了。但是，梁漱溟在神化蔡元培先生方面，确是先驱人物。

 

　　1988年，正值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高中同学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样，我得以作为局外人观察北大校庆，那时候，北大对于蔡元培先生，好像是保持一种温情的；但是，在1998年，北大建校一百周年时，北京大学好像对蔡元培已经是彻底地神化了，也许，伴随着神化的，正是对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摒弃。但是，这种大学理念，在一些校长比如说丁石孙、王义遒那里，还是不绝如缕。

 

　　正当许智宏校长准备向蔡元培先生学习的时候，许多教授却觉得现在的北京大学没有资格学习。我觉得这让人如何是好？

 

　　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其实都是欧美现代大学的常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于欧美伟大的学府来说，那是现代大学的底线。蔡元培先生凭借卓越的声望，成功地将欧美现代大学的底线伦理移植到北京大学，梅贻琦、竺可桢、蒋梦麟、胡适、罗家伦接续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资源，守护了现代大学的底线伦理，开创了中国大学史的黄金时代。

 

　　当代中国大学似乎陷入迷思。相对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以说是除了思想都自由，除了学术都包容。我们奇怪：大学可以包容官僚、可以包容奸商，图书馆尽可以自由地少买书、实验室可以自由地少买实验设备。国家要创新、社会需大师，校园应寂寞，思想盼自由。北京大学特别渴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具有底线的大学，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都是现代大学的底线。

 

　　纪念蔡元培先生，渴望蔡元培先生能够给予我们后辈一点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一种修养的力量、科学的力量，修养和科学具有无穷力量的源泉，就是寂寞和自由。其实，我们的大学校长并不是没有力量，他们比起蔡元培更有力量，我们大学校长的力量是行政的力量、经济的力量，行政和经济的源泉，就是喧嚣和专制。具有行政和经济力量的校长，经常慨叹自己没有力量，还算是比较清明，但是，他们不是慨叹自己欠缺修养的力量、科学的力量，而是埋怨自己行政、经济的力量还不够大。所以，提到蔡元培先生，他们不自觉地神话，潜意识中不愿意保持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蔡元培先生就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真希望当今的校长，能够不再神化蔡元培先生，温情地理解蔡元培。不要忘记，蔡元培正是从一所大学入手，塑造中国大学的传统的。当今的这些校长其实与地方官员相仿，具有强大的能量，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来源：新京报）

 

《大家国学·蔡元培》

蔡元培著

欧阳哲生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定价：25.00元

 

 

 

人物小传
　　1961年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父母亲都是艺术工作者。1975年开始学习吹小号，并一度成为著名的北京爱和管弦乐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1984年与另外6位专业音乐人成立乐队——七合板。同年出版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浪子归》。
　　曾于1988年在汉城奥运会全球现场广播中演唱了《一无所有》。1989年曾前往英国伦敦参加在皇家阿尔伯特厅举办的亚洲流行音乐大奖赛，并前往法国巴黎参加“布尔日之春”艺术节。1990年开始着手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中国的巡回演出。
　　崔健被誉为著名摇滚艺术家、中国摇滚乐的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国摇滚教父”。代表作有《一无所有》、《红旗下的蛋》、《新长征路上摇滚》、《给你一点颜色》等等。近年开始涉足影视，演出作品有《我的兄弟姐妹》等，2005年导演网络电影短片《故事无双》。

 

　　开场白
　　崔健似乎是专门为中国摇滚乐而诞生的天才，在中国流行音乐走入低潮的时候，他所领导的摇滚音乐在一夜之间传遍大街小巷。一个穿长褂、弹吉他的青年，一个高歌“一无所有”的邋遢男人，被称作是中国的“摇滚教父”。
　　已经跨过了四十不惑门槛的崔健，这位中国摇滚乐的奠基者，在新世纪里吹响了“真唱运动”的号角，其以惊人的活力奔跑在中国摇滚的新长征路上。他说最希望的死亡方式就是死在舞台上。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舞台就是他的战场，能够在战场上死去或许就是他最好的结束。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崔健《一块红布》

 

　　这就是崔健的歌。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也许已经过时，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一股巨大的旋风，不，也许就是疯狂的龙卷风。
　　80年代初，他接触到不为国人所知的摇滚音乐。
　　80年代中，他成为青年人的英雄和偶像。
　　那段岁月，人们在他的歌声中找寻自己。
　　90年代，他被誉为“中国摇滚教父”！
　　21世纪，我们仍能听到他的声音！

 

 

　　鲁豫：采访崔健之前，我在别的场合见到过他，我们没有交谈，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话不多，做事执着，特立独行的人。我的同事们见到崔健以后都说，崔健和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觉得崔健不够野性，不够粗糙。但我说，崔健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崔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话的方式，他是那种不太善于，也不太愿意讲故事的人，说起话来非常的理性，而且离不开音乐，音乐在他的血脉里流淌着。

　　鲁豫：你现在平常演出多吗？商业演出。
　　崔健：一般在20到30场，一年，算是多的吧，一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做演出的时候就一直是这样，没什么太大变化。
　　我是在90年代初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有一次专场个人演唱会，那次之后，有几年没有在舞台上，至少是没有在北京的舞台上露面。现在我也很少在北京的舞台露面。

　　鲁豫：音乐在你生活中占多少？
　　崔健：我现在估计是百分之百吧，我现在做的所有事都跟音乐有关。
　　鲁豫：那音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它肯定不是一个工作，当然也是工作，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崔健：对，有可能。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问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生活里边还有没有其他的，如果我总是音乐，我估计这个人就比较无聊，一天到晚总是谈他的音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有很多的感兴趣的东西，它跟音乐不是很直接的关系，比如说电影，但有间接的关系。
　　鲁豫：但你还是通过你的音乐去接触电影。
　　崔健：对，还是音乐。还有什么东西跟音乐没关系。生活，生活肯定跟音乐没有关系，但我觉得跟生活也有关系，我觉得不喜欢音乐的女孩好像不能处得时间太长，你知道吗，作息时间就不一样，聊的东西也不一样，你很快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聊了。
　　鲁豫：和崔健聊天让我觉得他这个人太音乐了，这么说可能有些奇怪，因为崔健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音乐人，但我的意思是崔健的生活已经被音乐占满了。而跟他谈话，几乎每一个话题都会牵扯到音乐，我想音乐是流淌在崔健的血液中的，从他小时候拿起小号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音乐会和他结下不解之缘。

　　在崔健的音乐里，时常出现小号的声音。这个乍听起来过于舒缓的铜管乐器，尽管透露着哀怨，但确实显得与摇滚乐的其他习惯配器格格不入。不过，正是小号，沉淀着崔健深厚的情感。他的父亲是解放军乐团的小号手，崔健正是从父亲的小号声中接受了音乐启蒙和熏陶。

　　鲁豫：你应该算那种属于音乐儿童，就从很小开始就接受特别正规的音乐教育跟音乐训练。
　　崔健：没有过，不像现在的孩子，我14岁开始，我爸爸说，你要想吹号，你可以开始吹号了，你岁数大了，够了。
　　鲁豫：为什么吹号呢？多闹，一般小孩可能家长会说你学弹钢琴吧，或者小提琴吧。
　　崔健：对，这也是我父母从来没有给我压力，他要说你要想学的话你可以学了，他是非常轻松地告诉我。我一开始也试过别的乐器，试了半天都觉得不合适。我试过双簧管，手风琴什么的，后来……
　　我记得我最早开始吹一个小号二重奏的时候，跟我爸爸吹二重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音乐太美好了。我记得我跑到走廊里拿谱子那个过程是飞着跑的，跳着，是内心里高兴那种，觉得这个事儿好玩，那时候我就发现音乐太美了。在那之前实际上没有意识到，当时觉得好听但是没有觉得这么贴近我，实际上真正贴近我的时候，吹号，吹二重奏的时候，一下觉得这音乐太好玩了。所以我觉得回想起来我的青春期的话，就是有很大的反差，作为音乐来说，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归宿，好像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一种自我制约的方式，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每天看着表吹一个小时心里才舒服，或者吹一个半小时，看着（表），一分钟都不差，特较劲。
　　鲁豫：是觉得这个吹的时间太漫长了，好不容易吹完了，还是说，哎呀……
　　崔健：不，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舒服。完成了也特别累，那时候号特别大，我特别瘦小，放在桌子上吹，胳膊拿不起来，那个号特重，我爸爸的号。
　　鲁豫：小号是特大的，是吗？
　　崔健：小号现在看不大，那时候看很大。

　　学习小号成了崔健少年时代一项重要的任务。凭借浓厚的音乐兴趣和特殊的音乐天才，崔健20岁就加盟北京爱和管弦乐团，担任专职小号手。不过，还不到3年时间，崔健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属于那种板着面孔的严肃音乐。于是他开始寻找，寻找另一种能够让心灵世界飞扬激荡的声音。但那个时候，崔健还没有找到答案。

　　鲁豫：在台上独奏的机会多吗？
　　崔健：没有。我演奏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当时在北京交响乐团的时候，演奏了很多贝多芬的曲目，都是一些保留曲目。自己觉得这些东西好像很远、很高大的一种形象，是很正式的一种东西，从音乐形象来说，我们演出的时候穿的衣服是戴领结，穿笔挺的黑西装什么的，这种东西好像跟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鲁豫：你觉得那不是你。
　　崔健：对，不是了。我们穿那种衣服的时候，多少会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说我从来不愿意（穿），演完出以后不愿多穿一分钟，马上脱下来，穿上自己的便装，这种感觉好像能说明一些问题，就是你演奏的音乐和你的生活其实不是很贴近。
　　鲁豫：第一次舞台的经验，我指的是舞台上唱歌的经历你还记得吗？
　　崔健：忘了，恐怕是唱一些英文歌曲，英文的乡村歌曲。那时候我在北京歌舞团，给别人伴奏，偶尔也唱一唱。
　　鲁豫：但是敢在舞台上唱歌，你得先觉得我自己唱歌唱得很好。
　　崔健：对，我觉得我在19岁的时候，自己在家里拿箱琴练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会唱歌。上舞台的时候就觉得是应该的，应该上舞台。
　　鲁豫：当时觉得在台上唱歌比在台上吹小号过瘾多了吧？
　　崔健：不一样，唱歌的话，当然你会觉得你可以自己写，自己编配，因为我那时候开始学作曲，自己试着给一些歌曲做配器，那个感觉特别舒服。实际上更舒服的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那儿试，最后在舞台上，观众有反映，底下有掌声，那时候我记得嗓子特别不好，唱两三首歌，说话就说不出声来了，但是能感觉到观众还是喜欢，这种感觉让我有一定的自信，就是我们自己写的歌自己唱会有一些好的反应。

　　从观众那里得到初步认可的崔健，马上找乐团同事刘元等人，组建了“七合板乐队”，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
　　这首《不是我不明白》就是七合板乐队成立初期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之一。遗憾的是，80年代的中国，说唱风格的摇滚简直是稀罕古怪的玩笑。起初，没有人能够接受它。

　　崔健：我在“七合板”时期是自己配器，写歌，那个时候北京有一个全国的流行歌曲比赛，在东方歌舞团一楼的排练室，有很多人报名。我们也去了，我们演了两首歌，其中一首叫《不是我不明白》，但是我们第一轮就给淘汰了。当时挺狠的，但我演的是自己的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四个人，王迪，刘元，还有我，还有一个黄小茂，黄小茂他拿鼓风机。我们四个人在门口排着队，门儿一开以后点我们的名字，别人还不让进，只能进去四个人，我们自己拿着音箱，一插电就支上了，特别有意思。然后他们那七个人（评委），往那儿一坐，拿笔记着。那些人根本不可能听我们这样的音乐，我们都是撕心裂肺的，唱歌的方法跟他们根本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这肯定不是什么东西。我们当时也不管那个，就是告诉他们，我们很认真地做音乐，没有进入第二轮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但是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我们的态度。虽然没有进入第二轮，但是我估计就是那次给王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觉得我们这帮人可能在使所有的力量在给自己创造机会，到第二次接触到我们的音乐的时候，她已经很熟悉我们了。当时歌写得挺好，排练完以后，歌写得挺好，然后看歌词也挺好，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对我来说，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一辈子唱革命歌曲的著名歌唱演员王昆，在流行歌曲还被很多人认为是“靡靡之音”的时候，就勇敢地站出来支持流行音乐的发展。1985年，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昆策划并推出了一台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节目。就是在那次演出中，崔健演唱了《一无所有》。
　　王昆回忆说：“崔健演唱的时候，我就坐在台子上。崔健唱‘难道你爱我一无所有’时，我看到有同志退席。有人指责我：‘王昆，你们陕北歌就是这么唱的吗？’”
　　“我是把《一无所有》当成爱情歌来听的。”王昆说，“而且，这首歌的音乐非常好，很打动我。所以，我就批准他唱。”
　　“一些人说我是引进流行歌曲的罪魁祸首，对我非常不满意。我认为，用不了几年，群众就会把我这个帽子摘掉的。”

　　崔健的第一张专辑是《浪子归》。当时的摇滚还带有抒情浪漫音乐的特质。在80年代中期，已经经过一次次思想启蒙的中国青年人第一次听到“西北风”并接受了崔健摇滚乐的布道后，他们的心灵受到棒喝和意外的摇曳，崔健和“七合板”也忽然从“稀有怪物”变成了年轻人的偶像。

　　1988年，许多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在传唱同一首歌，那就是崔健的《一无所有》。淋漓尽致的歌词，置放在刚劲陌生的音乐中。老人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表现。而年轻人却因为在崔健的摇滚里找到共鸣而激动万分，于是穿着旧军装的崔健，变成了一个伟大符号，是启蒙、思想、真实、不合作的文化象征。

　　鲁豫：后来那次，就是大家印象最深的你第一次在北京——大家认为你第一次演出，就是你穿军装那次，那其实也劲儿劲儿的。
　　崔健：那是马褂。
　　鲁豫：我怎么记得是军装啊。
　　崔健：不是，那是王迪他爸的马褂。其实上台之前都没想好穿什么衣服，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衣服，到底穿哪个，我上台之前决定我穿王迪他爸的马褂，就是这样，特别随意的。
　　鲁豫：但你当时那个裤腿是卷起来了吗？
　　崔健：裤腿是不是卷起来我不知道，如果卷起来的话真的不是有意的。
　　鲁豫：不是想刻意跟别人较劲，你们都穿特别好，我就这样特别个性。
　　崔健：那时候我们都穿那样的，好像我们很多人穿的是晚会的那种集体的服装，红颜色的。但那都不重要，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会成为历史镜头，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无聊。
　　鲁豫：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这是一个文化符号。
　　崔健：对于我来说就特别随意的，什么想法都没有。我们在那之前真的就是挑了半天衣服，本来是王迪要穿的衣服，我说，算了，王迪我穿吧，我就穿上了。

　　那个晚会就是唱《让世界充满爱》，是个大合唱。在大合唱之前，有个别的乐手有机会唱独唱，我写了一首歌叫《一无所有》，王昆看我们走完台以后说，你可以演，然后看了看歌词，歌词写得也挺好，唱吧。就这么简单。

　　鲁豫：我记得你当时上台是说，大家好，我是崔健，后来是看那些报道说，第一句话出来以后，全场掌声四起，是那样吗？
　　崔健：我不知道，不记得了。
　　鲁豫：那种演出你都不记得了，这都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演出啊。
　　崔健：我那天，我没记得我说这话。
　　鲁豫：但是气氛特别好那次演出，是不是？
　　崔健：对，我记得就是我们演出完的时候挺好玩的，演出完的时候，我们走在街上，我们从剧场后门出来的时候，有一帮小孩在街头上学我们跳舞的动作，我觉得挺有意思。
　　鲁豫：就等于是那次演出以后，崔健的名字开始叫响了吧。
　　崔健：对，可以这么说。还有一个专辑《让世界充满爱》，其中有我两首歌，一首是《一无所有》，一首是《不是我不明白》。当时卖得挺好的，封面用的是我的脸，我说你干嘛用我的？他们说因为你是第一首歌啊。

　　1986年“国际和平年音乐会”唱红了两首歌——《让世界充满爱》和《一无所有》——崔健由此为同行所知。在接下来的巡回演出中，他征服了最初无法接受他的人，使《一无所有》自1988年开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1989年，崔健出版了第二张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使崔健本人和他的《一无所有》变得家喻户晓。但大家无法相信的是，崔健写《一无所有》的初衷根本不是社会启蒙，而是描写爱情。

　　鲁豫：你写《一无所有》那首歌的时候是沉浸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里面，我指的是那歌词？
　　崔健：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的想法，都和这首《一无所有》本身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等我写完歌词以后才发现，哦，这其实可以叫《一无所有》。当时想过叫《你这就跟我走》或《你何时跟我走》，那时候好像是1986年，还叫《1986》。后来写完发现，因为我写歌词比较慢，写完以后我跟民乐配，配完以后再修改歌词，不断地修改，修改完了以后，最后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感觉，就叫《一无所有》了。也可能这首歌不是我写的，是上帝，有人支配我写的，写完了以后我就发现，还比较有时代的代表性，但对我来说，好像我没有想太多，写完了就完了。
　　鲁豫：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崔健：它就是比较乡村化的，就是比较西北的那种风格的。
　　鲁豫：不，我指的是内容，我可能更关注歌的内容，你表达比如是当时一种愤怒的，叛逆的情绪，还是一首爱情的（歌曲）。我就老觉得这是爱情歌曲，但是后来可能被听的人赋予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些东西。
　　崔健：它就是爱情歌曲，实际上甭管你赋予什么东西，甭管观众怎么样理解，你既然把作品写出来放到市场上，每个人拿到这个产品以后怎样想，那真的不是我的事儿了。有一次，我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有一个插过队，下过乡的人问我，你是不是下过乡，插过队什么的，吃了很多苦什么的，所以你写出了《一无所有》。我说这完全是理解错误，那东西就是一个情歌。他说你怎么可能写出这种歌呢？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这是无病呻吟呀。我说这怎么是无病呻吟，这是我的感觉呀。

　　崔健坚持不重复以前的路，接下来便出版了《解决》《红旗下的蛋》《无能的力量》。像大多数人一样，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比起来，我们并不喜欢他的后三张专辑。于是我们很想拍到崔健独唱老歌的镜头，却被他拒绝。他希望自己是新的，永远不活在过去。而无论新歌，还是老歌，崔健唯一能肯定告诉我们的是，他唱的摇滚始终不是政治，而是爱情歌曲。

　　鲁豫：我们能够从你不同时期的音乐感受到你不同时期的情感吗？
　　崔健：这个可以，我觉得感情、情感实际上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感情上的吻合、和睦实际上是生活中最难的，最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我现在的爱情属于有好几种状态，我觉得有1状态，99状态和100状态。
　　鲁豫：不明白。
　　崔健：1，就是要1个，不要99个。这是一种状态。要99个就没有1，说明没有1要99个。还有的话叫100％，1也要，99个也要，我觉得我现在是……
　　鲁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崔健：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正在99的状态里，但是我肯定不会是100的状态，我不喜欢那样的生活。
　　鲁豫：但你也不可能是1个的那种状态。
　　崔健：我喜欢那种状态，现在还没有那1个呢，所以只能处在99里。
　　鲁豫：你的初恋是在什么时候？7岁那次不算，我觉得。
　　崔健：不要当绯闻往外放就行。
　　鲁豫：我觉得7岁那次不算，我看过你跟那个谁聊天，说7岁。
　　崔健：我觉得当我看到小孩的时候，我观察，小男孩，小女孩，他们七八岁的时候，他们都有感觉。
　　鲁豫：你说现在的小孩。
　　崔健：一样。回忆起我小时候，完了再看他们，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对一个喜欢的男孩子有好感，对一个喜欢的女孩子有好感，都是一样的，而且你可能永远忘不了。但是这个容易成为绯闻。我觉得只有把它当作一种生理上的事我才有兴趣去谈，但是我觉得如果当成一个公众人物谈这个事儿，我不愿意谈，因为这种事儿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的反馈。但我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事儿，关于幼儿的性教育问题，恋情教育，情教育，情欲的问题，这是整个人类都应该关注的一件事儿。
　　鲁豫：我觉得这是一个浪漫的话题，不是个严肃的话题。
　　崔健：我觉得这是个科学的话题，这不是浪漫话题，我就怕他成为浪漫话题，所以我不愿意谈论它。

　　崔健是一个有些害羞的人，虽然成名多年，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并不太习惯做一个公众人物，一直以来，他都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感情生活保护得很好，他对我说，如果我们只是抽象地理论性地谈情感话题我愿意，但是我不愿意就事就人，因为我不愿意伤害别人。我想，崔健希望别人关注的是他的音乐，而不是崔健本人。
　　崔健在音乐中一步步成熟，正如他人生的足迹从为人夫到为人父。

　　鲁豫：我想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崔健：我觉得一个父亲和一个情人可能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就是你在某种程度上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等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当你面对自己女儿的时候，你也是不知道在做什么，而且你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但是你必须要做。
　　鲁豫：你指的是一种本能，一种天性。
　　崔健：对，本能与天性。
　　鲁豫：你在做父亲的那时候，你在心理准备好了吗？要接受一个小的生命到你生命当中来。
　　崔健：是两回事。因为你没有孩子的话，当你看到你的女朋友，或者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你会感觉这是一种变化，她的一种变化。当你看到一个人，活生生的大眼睛，瞪着眼看你的时候，那种震撼太厉害了，这是你创造出的一个生命，这时你完全就被动了。我当时就真的有点不知所措，如果父亲是这样的话，我就要考虑当不当父亲，当时那种震撼我永生难忘，因为一个活人跟你有关系，眼睛睁着看着你，所有的东西都得依靠你。
　　鲁豫：你是一种不知所措的震撼还是……
　　崔健：不是，与她没生出来时相比，就一刹那，生和没生之间就是两个概念，可能有第二个孩子就不会了，但有第一个孩子那种太震撼了。你自己完全变成被动了，一刹那间你就完全不是过去的你了，你的责任心一下就摆在那儿了，而且你是愿意做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你完了，她能改变你，她是你的上帝了，她能够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她要是有一点儿风吹草动，对你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一切都要围着她转。
　　鲁豫：以前从来没有人能改变过你吧，爱情也不能改变你。
　　崔健：以前都是我们改变别人，都想的是，包括我父母，知道我父母养我们是怎么养的吧，这点特别重要，真的是一模一样。他们怎么对待你，实际上你能回想起来你怎么对待你父母，你从小就是被人这样看待的，就是我们已经改变了两个人的生活，这时候你得接受一个人改变你。
　　鲁豫：你跟一般的爸爸一样吗？比如你会给小孩喂饭，你会纵容她，你会……
　　崔健：都做过，当父亲该干的事都干过。
　　鲁豫：她知道她爸崔健是干嘛的吗？
　　崔健：她越来越知道了。
　　鲁豫：她那概念是什么，你所谓她知道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这歌儿是我爸唱的？
　　崔健：我们一直比较注意这种东西，我经常会跟她说，当名人无聊，特别没意思，这是工作，没办法，她也会理解这个，有时候别人找我签字，她在旁边就做鬼脸，觉得同情我，做个鬼脸就是同情我，你辛苦了。

　　1994年，崔健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红旗下的蛋》，令歌迷们大失所望。但崔健没有因此停下探索的脚步，依然朝着自己的既定方向走去。1998年，他出版了第五张专辑《无能的力量》，几乎没有任何反响。可以说，此时的崔健已不为新青年崇拜，他的力量，活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时期，是那段难忘岁月里的里程碑。不过，崔健还是崔健，2002年，崔健又策划了中国第一个室外摇滚音乐节——雪山音乐节。此外在这次音乐节上，崔健还提出了一个带有运动性质的口号——“反对假唱”。

　　鲁豫：现场演唱是你搞音乐当中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吗？
　　崔健：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尝到这个快乐。
　　鲁豫：你最开始的时候上过电视吗，那种比如说电视晚会，上过吗？
　　崔健：那时候没有电视晚会，我比较在乎的是真实地表达自己，如果当你发现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话，你自然就会有一种反感的情绪。比如说电视台要求你假唱，他给你选歌，他的条件是我让你露面，我让你跟大家混个脸儿熟，这就是条件。其实可以搞现场播出，而且现场播出的话，我会认真做，非常简单，你雇一个人来就完了，你把音响师雇到了，给他一点时间，现场演出就能播出得非常好，而且现场演出的气氛肯定比伴奏带好，肯定比假唱好，他就不愿意去试。我并不是说我天生就恨电视，我没这道理。

　　移居北京制作音乐的罗大佑率先支持崔健“反对假唱”的态度。然而，台海两岸这一对若即若离的摇滚教父，他们此番惺惺相惜，却并未改变“真唱运动”应者寥寥的尴尬处境。内地流行乐坛众多歌手，用异乎寻常的冷漠，审视着崔健的一次次呐喊。

　　鲁豫：你一直都这么坚持，是吧？
　　崔健：对呀，多少年了，一直这么坚持。你看我每年20场演出，每一场演出都有非常清楚的合同，就是音响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我们才去做，否则的话我们不做。如果要是想挣钱的话，就是不在乎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