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的历史迷局

作者：张鸣

张作霖的名言是：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老张“父藉子贵”，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进入民国时期。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不过，如果从北京政府的角度粗线条地概括，民国北洋这段，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 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还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有留学（德国和日本）经历，他们至少知道所效法的西方有称雄世界的道理。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中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他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他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做君子不如做流氓

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而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顺遂，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令人感到悲哀，但的确是现实。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他没有干预国会选举，甚至没有利用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一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这些事一样也做不成。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

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国民党议员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过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 “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决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他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为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同室相残，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

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个文字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枪杆子：该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他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调子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临时执政，根本没有立法机关。

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奉系统治的4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藉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他地方也如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在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没有脱离权术和武力威胁的窠臼。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得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其他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陌生，想拥有，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多年军阀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这一切，也为后来共产主义的农村革命提供了准备。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分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抱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一时期虽然不乏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能力。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

北洋时期这种沿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复杂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为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北洋时期纷乱复杂的历史中也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机遇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姜文：我一直说我是个业余导演

南方周末　  　2007-09-27 15:18:31
　　□本报记者　袁蕾　实习生　黄婷　发自北京　　
　　
　　“就我个人来说，我一直说我是个业余导演，我跟电影界混得很少，我跟电影混得也很少，好多片我没看过，我喜欢看的就几个，完全凭兴趣。”　
　　　
　　投资8000万元的《太阳照常升起》成了今年的第一部大片。其中没有刀剑飞舞，虽然枪声大作，但只有一杆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四桩死亡，一起出生……
　　“我七年没拍戏了，我准备拍完这部戏，真正找个坐标，然后开始正经玩。这回算一次火力侦察，可能火药用得猛了点，咣当一炸。”姜文说。
　　姜文自称被王朔的小说炸过，“就像是引线，或者是炸点，把我心里的东西炸开了”。1992年，29岁的演员姜文关掉BP机、电话，待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里，把王朔6万字的小说《动物凶猛》，改成了9万字的电影剧本《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阳光”，这个新导演被称为“天才”。
　　2000年，37岁的姜文拍完了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影片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同时，也成了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禁片——姜文被推成了“英雄”。
　　此时，中国观众开始习惯痛骂大片，人们在批判大片导演的同时，树立起了很多“榜样”，“天才”＋“英雄”的姜文也是其中一个。
　　2007年，“榜样”姜文推出他的第三部“姜记”电影《太阳照常升起》，老朋友王朔在大半年前就把他称为“拳王”：“姜文应该是最后一个大师了，拳王……姜文气壮如牛，艺术野心更大，只怕没有他的舞台了。”
　　姜文像“太阳”里上吊的“小梁”黄秋生那样，把手插在裤兜里，温和地解释：“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没有逻辑，每顿饭都吃得那么没逻辑，电影为什么非要有逻辑？这也是冒险的一面，他们却说‘我操，怎么能这样？’”　　
　　
　　本来要拍酒，结果拍成了酒精　　
　　
　　《太阳照常升起》里，黄秋生对着听筒说的粤语脏话“丢你老母嗨”，出自姜文的妈妈。
　　几十年前的一个夜晚，姜文的妈妈听到家门外吵闹不止，打开门，一群群广东兵经过家门，每个人只反复说两句话：“丢你老母嗨，夯旮肠；丢你老母嗨，夯旮肠……”
　　下半夜，一群群东北兵经过家门，每个人只反复说一句话：“操你妈、操你妈……”
　　“她听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中国就解放了。”姜文说，他一直想为“丢你老母嗨”拍一部战争片，后来战争片没有拍成，他忍不住就先放到了“太阳”里。
　　看到大家热闹的反应，我欣喜若狂。我原来说过，一个作品面对观赏者的时候，其实是观赏者在表达自己。人是各式各样的，有的人表达深一些，有的人表达浅一些，浅不是错，像我妈是拒绝深，我闺女是不知道深在哪儿。
　　一个华纳的人打电话给我说你是最会拍女人电影的，他说这电影里有女人所有的阶段，从小孩到老太太，恋爱前、恋爱中、恋爱后，怀孕生孩子偷情都有，而且非常来劲。这是他的想象，我没把它当成女性电影来拍。
　　我在讨论剧本的时候确实这么说过：其实这个电影没那么多人，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男人会分成不同阶段，女人会分成不同阶段，这是一种比喻的形容。
　　我见过几拨人在为这个片子吵，有画图的、猜测的、打架的……电影不过就是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把每个人的储备、精力、世界观都调动起来了。
　　调动起来了就有强劲的想象，强烈的说服人的愿望，要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所有的表达，要不就像林大夫对小梁的表达，要不就像阿蕾对小梁的表达，或者是吴主任的表达，都是在表达自己，这些都没有错，大家花痴般地表达自己，以为是在交流，或者以为是在说对你的感受，实际都在表达自己。
　　我爸说我老想弄酒，但有些部分弄成了酒精，酒精不能直接喝，不然就中毒了。他说让我以后弄点低度酒，喜欢喝酒精的毕竟是少数，要替国情考虑，可以稀释一点。
　　我可能有点非分之想，一个演员来当导演，老老实实拍些让大家开心的其实很容易，像“我恨我恨”那样的，你只要让他乐，他一定觉得好。我可以把度数弄得低一点，三十多度，但是愿意喝酒精、愿意喝高度酒的又不高兴了，他们不高兴会用精彩的文字来攻击我。有这样的高手，他料定你会在那里转弯，就在前面路口等着，知道你的弯是怎么拐的，让我惭愧的是他们是对的，我就是这么拐的。
　　怎样跟观众调情，这功夫还确实得练。
　　要稀释很简单，其实就是把故事抻直了说，把人物都顺着说，那一定是个长篇小说，要拍6集，《赤壁》不就是拍了上下集吗？我其实好多事情都藏着没说，大家都从远方来，从妈妈搞对象开始，然后是老唐和唐妻搞对象，大家都在搞对象，完了在新疆见面，分开，这个去了学校，那个去了农村，过了若干年，出了各种各样的事，夫妻分居了，老唐跟林大夫胡搞了，那边妈又疯了，老唐又下放到农村，把小队长一枪打死了。来源是两个方向，然后跟立交桥一样交叉过一次，然后分开，再交叉一次。这是长篇小说，没有心理的、生理的、物理的、空间的巧妙的玩法，就如常了，也许那样反倒可以“贺岁”了，还有一段可以飞檐走壁，还有爱情戏……但似乎都不是我想做的事。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会付出代价，你弄个满堂彩会付出代价，你弄个金什么奖也会付出代价，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我们选择冒险。
　　确切地说，这电影不是看不懂，是难归纳，我妈就这么说，不习惯。
　　不习惯也难怪，弯拐急了，肯定要甩丢几个人，再拐个弯再甩丢几个人。甩丢的人分两种，一种是你别以为能把我甩丢了，我一定追上你，这种人比我还轴；有的人被甩了两圈，说算了吧，我凭什么一定要跟着你玩啊。
　　这也算一个代价吧，但这是我的选择，我会为我的选择承担所有好的、坏的、习惯的、不习惯的、高级的、让我惭愧的后果。
　　其实我都不好意思说冒险，我不像那些实验电影，两个钟头就一直是一个人开辆车，或者就拍一个人睡觉。我只是有节制的冒险：能不能把一半故事交给观众去想像？我其实没加东西，只做了一件事，把不该拍的尽量都拿掉了，做了减法。　　
　　
　　电影确实比其他的艺术容易爬行　　
　　
　　“其实这电影不该叫《太阳照常升起》，叫《却道巴山夜雨时》，大家就明白了？”
　　姜文喜欢古体诗，以至于拍“太阳”的时候，他总会跟摄影赵非、李屏宾用手机对发诗词——有人记录了下来，厚厚一叠，准备结集出版。
　　姜文说自己40岁才开始懂诗，他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父辈督促着背诗，他反感、记不住，“原来听过的东西其实是记住了，但没理解，40岁以后反刍出来了。古诗词是，《毛选》也是。”
　　我为什么要拍这个时代，因为我迷恋“红色娘子军”，我放在别处不能让他们看《红色娘子军》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也有“红色娘子军”，我想我将来的所有电影里，只要有电影，我就要有“红色娘子军”。
　　小时候《红色娘子军》那芭蕾看得我触目惊心，舞台上几十条大腿啊，当然脚尖我也看，情怀我也看，革命意志我也看，音乐我也喜欢，那是挺棒的一个芭蕾舞剧，我还看过真人跳的。
　　我记得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还来中国跳《红色娘子军》，法国导演拍了一个《解放军占领巴黎》，里边还有巴黎演《红色娘子军》的，我觉得那电影特别棒，特有想象力。
　　我七年前就想过要重拍一个《红色娘子军》，在海南拍，或者在非洲拍也行，在热带雨林，找上八个美女，不一定都是演员，选美选出八个美女，而且长得是南洋型的那种。我是只能演南霸天了，可以把金城武找来演洪常青，洪常青是那个时候南洋回来当红军的华侨，那时候革命者当红军的好多是南洋的华侨，这戏会很好看。
　　我平常看字比较多，看电影比较少，文字能表达的太丰富了，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我就跟他走了，这看一眼用文字可以写5篇东西。
　　我的非分之想就是，怎么能让电影在写实的基础上多一点想象力。比如说《琵琶行》、《长恨歌》，那都是中篇小说，现在要筻碌匦闯沙て也可以，但那老哥就写成七言长诗，也就两三百字，你会有很多？疯妈为什么在屋顶念诗？她也有自己心理世界，没法跟儿子说。任何孩子的父母，都热恋过、疯狂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很少能跟孩子讲清楚是怎么恋爱的，他们对孩子的叙述会有某种阻断。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父母的恋爱故事都是通过各式各样的物品拼凑起来的，即便父亲跟你讲一遍，母亲跟你讲一遍，之间也是不一样的。
　　疯妈也可以念别的诗，但我更喜欢崔颢这首，李白看到这首诗就不敢写诗了，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崔颢这首诗看上去是白话，“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前面四句，听上去全是白话，还真不是白话，实际上对仗非常工整，平仄非常讲究，韵脚也非常对，而且敢重复用字，四句里面三句用了“黄鹤”，所以李白到那里说：大哥你牛逼。它很简单，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字，但你不甘心让它这么简单，可是你不甘简单的时候也能得到满足，甘心简单的也能得到满足。所以往往都放在介绍唐诗的第一首里面。
　　但你注意，我没让她念最后几句，我不喜欢最后两句，后两句太像一般的诗了，太没度数，有点像方便面。
　　有可能我受这个影响。古诗里的时态和省略非常漂亮。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有几个时态：“君问归期未有期”，是现在时，什么时候不知道；“巴山夜雨涨秋池”，但下雨了，“涨秋池”了，回不去了；“何当共剪西窗烛”，想到将来时，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是将来时的过去时。四句话里三个时态，很帅啊，其实现在我这电影不就是这样吗？为什么还不习惯？
　　好的文字能给你留下想象的余地，看了一本小说，十个人有十个人想法；电影先天不足，它太实，啪一照，想要的不想要的都在里面了。还赶不上话剧，话剧里人是假定的，人主观来修理哪要哪不要，追光一打，有独白，有各种手段引起人们的想象。一百多年来，诸多能人实验，试图让电影多一点想象力，但电影确实比其他的艺术容易爬行行走，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杂耍。　　
　　
　　将来我也会做几碗方便面
　　　　
　　“‘太阳’整个故事抽掉时代背景完全可以，李铁梅就是现在的李宇春，当时叫李铁梅，现在叫李宇春，我拍的时候就该让她叫李宇春。”姜文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只提到了一次毛泽东——“回到毛泽东的话，百花齐放”。
　　在姜文看来，拍一部有想象力的电影不难，只是“麻烦”。
　　“一个电影这样就行了，我已经决定开始要忘记这件事了。”姜文说。
　　国产电影就像你刚才说的，写实。写实的东西保险，观众容易接受，但也会付出代价，就是大家是太容易接受了，紧接着就自信了，自信就踩你了。
　　有些电影是把观众看出自信来了，就像方便面电影。我的电影是让人看出自尊。有的时候，如痴的那些，一两个弯可能跟丢了，可能有点伤自尊。伤自尊的好像也没找出合适的词来聊这事，但我觉得状态很可爱，习惯了在影院里那么自信，为什么要让我伤自尊啊。我觉得偶尔伤自尊也没事，我也有伤自尊的时候，或者偷偷再看一场，也挺好，但他知道我这电影是尊重人的，不是不尊重人。
　　我不满足于那种爬行式的叙述，爬行式的结构和表达，我希望旋转起来，有舞蹈感，或者high，或者醉。这样才能真正地把人们的内心调动起来。我以前是煽动情绪，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情绪被煽动，《鬼子来了》除了煽动情绪还有点勾心的东西。这样的片子可以勾起心里乱七八糟，对于看惯了写实的，尽管他不满足于写实，但多少还满足了自信。就像很多人看电视就是为了骂电视，骂完了还挺舒服。
　　中国观众的选择性比较少，不像国外，三级片、打片，看去吧，好的片也有，费里尼的片子我是在电影院里看的，现在国外影院还放黑泽明的片，于是观众很自然地就分流了，中国是所有观众都扎在一个堆里面。
　　大不了我就不拍这样的片了，就拍点保险的方便面，大家都保险。但是都不来劲，或者会挣钱，买房买车啊，都可以，但那样我觉得这多少丧失了搞艺术的良知吧。我记得过士行说过那么一句，社会可以世俗一点，但做作品的人本身不能那么世俗吧。
　　有的人天生就是拍方便面，我没有一点贬低的意思，我觉得很好，将来我也会做几碗方便面。方便面应该在市场上占的份额较多，因为方便，也没什么不对。我想发明方便面的人还是有良知的，但方便面也有好有坏，为了谋取暴利，拼命弄得很方便的，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什么样的电影都OK。但别扎堆，别仅仅为了谋取私利而往里面扔一些最廉价的东西，克隆，你看他正吃着，我再给你送几碗，就是省事嘛。
　　人们随着生活水平发展，自我意识加强，或者对自己身体更热爱，我想人们还是愿意吃点手工的，好吃的东西吧。
　　有人敢于冒冒险是好的，回到毛泽东的话，百花齐放。我觉得拍电影不是什么难事，对我来说电影是一个大的玩具。麻烦，这是肯定的，但它不难。麻烦在于，你知道是能做成的，但由于各种各样的掉链子就耽误了做成的时间，这跟难不是一回事。难是想想不明白，也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劳身吧，腿脚累，不是脑子累。
　　不可否认我们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吃了大量方便面，这也不是他们的错，但是吃惯了方便面，突然给他们酒喝，确实有点猛。但请注意，我是热情的，是尊重观众才上酒的，不然我也给方便面让大家吃去。
　　有人说我怎么能用这么热的办法拍一个这么冷的片子，我觉得他说得挺高的；我也跟人说过，我如此悲观以至于乐观起来。　　

 

 

青春文学：不跟文坛玩
南方周末　  　2007-09-27 15:33:02
　　
　　□本报记者　张英　发自上海　　
　　
　　经王蒙推荐，“80后”作家郭敬明、张悦然、蒋峰、李傻傻近日加入中国作协。郭敬明认为“加入作协至少是一种认可”，但“入不入作协都无所谓……”　　
　　
　　青春文学越来越热了。任何一个书摊最惹眼的位置上，不是贾平凹、余华、苏童，而是郭敬明、郭妮、明晓溪、天下霸唱……
　　新一代人看似彻底抛弃了以往的文学道路－－文学杂志、出版社、评论家、加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他们靠着市场，不但出版小说，还自编杂志，两者都大赚其钱。　　
　　
　　宁当写手不当作家　　
　　
　　在韩寒和安妮宝贝以后，榕树下总经理、网名叫“李寻欢”的路金波找到了因利益纠纷从湖南跑到上海的原来操作“小妮子”的创作团队，经过两年经营，在市场上捧出了一个模仿韩国可爱淘的“亿元女生”作家郭妮。
　　郭敬明的读者主要是高中生、大学生，而郭妮的读者基本上是12岁到18岁的女中学生。路金波认为，中国的图书市场已经进入中学生占消费主导地位的时代：“'80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把读者市场降到了十六七岁；而现在郭妮、明晓溪则把读者的年龄降到12岁到16岁。”
　　住在浦东一间别墅里的郭妮，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这个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女孩子，曾经是湖南电视台的外景记者。如今写作是她发家致富的梦想，也是她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在写作上，郭妮更像是一个电影编剧，她身后的聚星天华团队有二三十个编辑。这些编辑的任务是做图书市场调研、资料收集，然后设计故事、人物、框架，郭妮在这个基础上写作。在郭妮的操作上，文学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流水线生产。
　　于是郭妮的成功引起了争议：她到底算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创作组代言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1980年代的“雪米莉”现象－－当年所谓“香港女作家雪米莉”其实是四川一批想脱贫致富的作家集体创作的笔名。
　　无论如何，在路金波和贝塔斯曼的力推下，郭妮的作品版权已经卖到了德国。经过榕树下的包装和推广，郭妮已经成为市场的畅销品牌。
　　和郭妮的高调宣传不同，明晓溪一直保持着神秘色彩。迄今为止，她从未在自己的书上登过照片，很少接受采访，甚至没做过一次签名售书。
　　出版人颜庆胜最早是在晋江文学网看到明晓溪作品的。颜庆胜也没有想到，明晓溪的小说出版后会那么火－－第一本小说《明若晓溪》首印只有8000册；第二本小说《烈火如歌》首印量25000册；当第三本《会有天使替我爱你》出版时，首印变成了10万册，并接连印了80万册。接下来出版的《水晶般透明》、《泡沫之夏》的销量也达到了80万册。
　　明晓溪没有走红后的张扬和高调，也没有搬到北京、上海。她仍然住在河南，靠电话、MSN、电子邮件与外界沟通。
　　在市场上大红大紫的盗墓小说《鬼吹灯》，即将被香港导演杜琪峰改编成电影。但直到现在，作者天下霸唱仍然把写作当作业余爱好，在他眼里，写作“如同搓麻养鱼，不是正经事”，“作家我不敢当，写手是什么我不明白，也不想参与到这个圈子之中，在这方面没什么太大追求。”　　
　　
　　每人办一本杂志　　
　　
　　除了创作外，青春写手办杂志也是一个新现象。这几年，以郭敬明的《岛》、明晓溪《公主志》、郭妮《火星公主》、蔡骏《悬疑志》等以个人为销售品牌的杂志在图书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吸引了一大批12岁至20岁之间的青少年读者，发行量远远超过《人民文学》、《当代》、《收获》等主流文学杂志。　　
　　这让世纪文景公司很眼热。因此，从郭敬明《最小说》出走的落落、Hansey、晴天、不二和新加入的蔺瑶等人组成的MiMZii　工作室四处寻找合作伙伴时，世纪文景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与他们签约合作，并预先支付了《爱丽丝》的启动资金。
　　“现在图书市场真是年轻人的天下。”出版《最小说》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总经理黎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最小说》死打郭敬明的个人品牌，就靠郭的长篇小说《悲伤逆流成河》的连载，加上落落、项斯微等固定的主力作者，问世不到一年，《最小说》最高峰的期发行量曾达到60万册。
　　《最小说》热卖，市场上出现了《花季最小说》、《亲小说》等一批跟风者。这些封面、版式雷同的杂志就像是《最小说》的亲兄弟。
　　和郭敬明的前一本杂志《岛》不同，《最小说》的读者的年龄要小得多。“《岛》的读者年龄在16岁到25岁之间，有高中生、大学生，也有刚上班的白领，他们欣赏水平要比《最小说》的主要读者——13岁到17岁中学生要高一些，审美能力相对要强一些。”黎波说。
　　路金波也找过郭敬明，但没能如愿。不久，他创办了青春文学杂志《火星少女》，让自己捧出来的郭妮担任执行主编。《火星少女》创刊不到半年，发行量据称已超过16万册。
　　在明晓溪身上尝到了挖掘新人的甜头，颜庆胜也借力办了一本给女生看的青春漫画小说杂志《公主志》，靠明晓溪《泡沫之夏》三部曲的连载，慢慢把杂志撑了起来。　　
　　
　　讨好他们不容易　　
　　
　　这些杂志如此受欢迎并非偶然。路金波认为，以往我们的文学杂志要么像《收获》、《人民文学》一样走高端市场，要么像《故事会》、《今古传奇》、《知音》一样走低端市场，纯粹办给青少年看的杂志很缺乏。在动漫和互联网熏陶下长大的“70后”、“80后”和“90后”的文化消费已经自成系统。他们喜欢的青春、悬疑、幻想这种类型的小说杂志，因此当《火星少女》这样走女生言情小说路线的杂志一出现，一个介于青春文学和儿童文学之间的新市场就被开发出来了。
　　因为市场反馈强烈，路金波的榕树下又收编了走奇幻文学路子的《九州幻想》，新创办了针对少年男生的幻想小说杂志《闪耀少年幻想志》。接下来，路金波甚至还想再办侦探、悬疑、幽默3本杂志，办一本给16岁到22岁的女性看的情感浪漫小说杂志，“教她们如何谈恋爱，与男性相处。”
　　与《最小说》、《火星少女》不同，《公主志》的执行主编沈含颖希望《公主志》是一本开放的文学杂志：“我不希望《公主志》只是一本个人品牌杂志，而是给爱做梦的女生们一个玫瑰色的童话般的梦幻世界，在这里有剔透的水晶琴房，有夸张可爱的南瓜马车，有神奇的玫瑰魔法书，有充满温馨与爱的糖果屋，你可以在阳光充足的午后一边喝下午茶，一边看清澈、透明、传奇的童话……”沈含颖说。
　　在黎波看来，现在13岁到17岁的读者是最有购买力的。因为营养好，现在的孩子身体和生理都早成熟，现在的家长，怕孩子去网吧玩游戏聊天，对孩子读书大多持一种鼓励的态度。青春文学的市场空间成长这么快，跟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这个市场含金量高，要取得成功不容易。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处在花季，喜欢做梦，他们除了要看你的文字有没有才华，还要看你外表漂不漂亮，最好是男的像白马王子，女的像白雪公主。你的书和杂志设计还要精美漂亮。”黎波说。　　

 

 1958：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
南方周末　  　2007-09-27 15:29:52
　　
　　1958：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　　
　　
　　□撰文：党国英　□参与调查人：曹子坚、魏巍、贾云鹏
　　
　　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我和旅美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曾谈起这件事情。他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认为我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我也听到过少许年轻学子的看法，认为1958年的制度剧变是我们过去一系列光辉业绩的一部分。
　　公共食堂兴办过程其实有两个阶段，先是不让所有人民公社社员家里做饭吃，而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后来因为粮食发生了问题，就限量供饭。不同地方的粮食状况不一样，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也不同。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也想搞清楚。今年8月，我和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华北一个村庄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访问了一些年长的村民，也在县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　　
　　
　　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有老农说，现在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抵得上那时半个村庄的粮食产量。1958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
　　粮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节省粮食！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地主的后代告诉我，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粗粮是他们的主食。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改革开放前，日子最好过的是1953年—1955年，农民这样回忆说。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横行乡里的土匪流寇被消灭，社会安定了，农民得以安心生产。土改前，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贫农”都有土地，少则五六亩，多则十几亩；两户地主家的土地多一些，但他们人口也多。面对土匪流寇，地主的命运比少地的农民好不了多少，他们也不愿意多置地产。总体看，这里没有明显的土地占有上的两极分化。中国旧时代的匪患对农民的影响，常常甚于阶级分化的影响，这与后来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情形很不相同。
　　随着合作化运动开始，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降低。土地瘠薄，没有劳动者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必然下降。农民说，玉米从播种到收获，要锄8遍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监督这样的劳动是非常困难的。从1957年开始，政府就号召提高农产品产量，干部组织生产队大量种植地瓜(红薯)，粮食种得少了。没有可靠资料表明1957年全县究竟种了多少地瓜，但1958年的情况比较清楚。这年全县种棉花24万亩，种粮食作物50万亩，其中地瓜竟达38万亩(春地瓜10万亩，秋地瓜28万亩)！这种农作物播种的指令性计划严重背离了当地的农业传统(历史上这里种红薯的土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左右)。从农民的回忆以及全县的一般情况推断，这个村大部分土地也种了红薯。
　　1958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多的也不过二三百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当时的会计现在七十多岁了，他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有红薯干三四十斤，黑南瓜二百多斤。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　　
　　
　　成人吃稀的，学生和老人吃稠的　　
　　
　　公共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儿童在幼儿园有专人看管，是为了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下地干活。干部们做了一个决策，给儿童、小学生和老人吃稠一点的饭，大家都没有意见。很快，粮食就吃完了。年长村民们的记忆也不太清楚，有的说放开肚皮吃的时间有一个月，还有的说只有大约20天。再后来地瓜干也没有多少了，就开始吃夏天地里新产出的东西，主要是胡萝卜。这种没有热量的东西不顶饱，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开肚皮吃了。
　　全村办了四个食堂，后来合为两个。每个食堂又分成几口锅，全村13口锅，分别支在不同的农户家里。所有农家大体分成13份，被分配到每口锅上吃饭。食堂设有事务长，每天将做饭的原料分给每一口锅上做饭的妇女。
　　我问村民：食物这样短缺，事务长和锅上的炊事员会不会多吃多占？村民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那时，一碗饭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几位年老的村民也记不准确了。他们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
　　公共食堂的这种情形，自然不能为村民提供起码的营养水平。会不会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回答这个问题颇让村民们犯难。体弱多病的人加上营养不良，自然容易死亡，但很难说他们是饿死的。　　
　　
　　为什么躲不过1958年？　　
　　
　　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干部们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也有胆子大的农民偷藏粮食，但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经常召开的斗争会上，村民对私藏粮食的人拳打脚踢，没有多少人能扛得住。有老人回忆，有的村民私藏粮食后又害怕起来，便半夜三更把粮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们再来家里搜出粮食。命之所系的粮食就这样被糟蹋了。
　　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1958年，这里也搞“大炼钢铁”，每家农户的铁锅都被收走，成了炼钢的原料。办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这是收走铁锅的理由。可是，胆大的村民还要在家里做饭吃，或者吃自家私藏的粮食，或者偷集体地里的地瓜、萝卜吃。没有铁锅怎么办？用沙锅来代替。那时沙锅卖得好了。
　　家里做饭要烧火，但不能冒烟，以免被干部发现。有点钱的人可以用木炭解决问题，穷人就在晚上做饭，还要防止烟气跑到户外。
　　饥饿难耐，敢不敢跑出村外要饭吃？一般不敢。人民公社运动是全国性的，跑出去要饭很容易被逮着，还会被看作抗拒社会主义的懒汉，要接受斗争。但据我了解，这样对农民的紧密控制并不是全国性的。至少在陕北，这种控制并不紧密。
　　在乡里乡亲之间，干部们执行大家所厌恶的政策，能下得了手么？农民们不能集体抗拒么？当代人也许对此很难理解。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代人能做的是解释它，而不是否认它。
　　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受村民欢迎的好人，他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做党的基层领导。1958年他吃了一个大亏。这年，上级政府号召提高播种密度，用三条腿的耧来播种，但这位书记不相信这个办法能增产，坚持用传统的两腿耧播种。就这样一件事情，他遭到了“拔白旗”的命运，上了斗争会的板凳，并被斗争者踢下了板凳。干部不听话尚且会遭受严厉处罚，其他农民自然会害怕的。
　　不过，换个角度看，农民们也是比较“自觉”的。政府要办公共食堂，大家也就办了；多数农民也乖乖地交出了粮食。政府又允许停办公共食堂，大家就回家吃饭去了。华北的农民自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蹂躏，学会了在忍辱负重中生存的本领。日本人侵占华北，但真正面对老百姓的是“皇协军”，日本人忙着对国共军队作战。“皇协军”也想让地方秩序安定下来，偶尔会敲打一下地方恶势力，但总体上那是一个官匪勾结、民不聊生的时代。
　　土匪喜欢华北平原。在这里，家家总有一些粮食，小农户也没有武装手段对抗土匪。而土匪在平原地区又有很好的机动性。农民对付匪患的一个办法是“装穷”。他们本来就穷，但要装得更穷。哪家农民的生活如果稍显富裕，立刻就有村里的“地勾子”报告给土匪，这家人就要遭殃了。敢于多购置土地当地主的农户必然是人丁兴旺的农户，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对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实际生活水平也不高。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还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质。在这块土地上，并没有很大的地主，地权分配比较平均。按我们的调查，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不到1％。
　　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和华北平原的农民做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原来这是农民的一种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在这里，有一种掠夺性的制度在农民内部建立起来了。农户家家都可能做“地勾子”，于是就没有谁敢在家里藏粮食。当大家都希望从别人家里掏出更多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时，就都逃不过饥饿的命运了。大家都真正穷了，就不用装穷了。而每一个人都穷了以后，人们也就不用再和谁去对抗了，因为对抗已经不能换来任何利益。这个制度的好坏实际上是一个“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都知道这个制度必须终结。但制度的惯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历史事变，使这个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续数年之久。
　　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林斤澜说沈从文　　
　　　　
程绍国
　　
　　　　几十年中，林斤澜和沈从文接触很频繁，为此几乎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危险的境地。
　　
　　　　在林斤澜的家里，留有沈从文的一幅字，内容是刘桢的诗。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和曹丕至交。一天曹丕设宴招待众士，曹丕命甄氏出堂与大家见面。刘桢愤然，一因曹丕夺袁熙之妻甄氏，二因甄氏有夫再嫁不忠不贞。独有刘桢立而不跪，且满面讥意。曹丕见状勃然大怒，欲问刘桢死罪，由于众人求情和曹操干预，才免于一死。
　　
　　　　这首诗是这样的：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沈从文这幅字不标年月，林斤澜说是六十年代。这个并不重要，我想到的是，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内容给林斤澜呢？
　　
　　　　林斤澜说，建国后，沈从文的处境就非常艰难。当年鲁迅就不喜欢沈从文，但鲁迅毕竟是鲁迅，终年时改变了，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点名几个优秀作家时，提到沈从文。茅盾对沈从文的偏见，是文学观念向左。对沈从文伤害最大的，是郭沫若。郭沫若对沈从文有个人恩怨，他1948年在香港发表《斥fandong文艺》（这个题目就非常“有色”），专打沈从文。对沈从文近十年背离zuo翼的新账老账一起算，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扣上了一顶“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大帽子！建国后，郭沫若的地位如日中天，是中国继鲁迅之后的“伟大qi手”！沈从文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当了讲解员。但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办公室，别人都有，就是不给沈从文！沈从文有一段话，就是写他当时的情形：孤独、伤感和无望：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阂，理解之无可望……
　　
　　　　有件事很有意思。五十年代中，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市里一位领导同志。他早就去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他解释说，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对这件事，他的姨子张允和是这样解释的：“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从这件事来看，当时的沈从文又非常非常自卑。
　　
　　　　林斤澜说，建国之后几十年，台上的巴金一直和沈从文通信，一旦进京便访问他。台下的朱光潜一直看好他。除此之外，文艺界著名人士大多对他不好。旧日朋友隔绝联系，沈从文伤感地说：“那些身在北京城的人，也像是在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址，从不想到找找我。”林斤澜说：“同是沦落人，萧乾对沈从文也有一句难听的话：‘他卖乡下人。’萧乾是针对沈从文的自称乡下人说的。沈从文那里也不是找不到一句刻薄话的，但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他聪明过人。’”
　　
　　　　林斤澜和丁玲的丈夫陈明关系不错。我在林斤澜家里见到一本丁玲题签送给林斤澜的书。林斤澜认为丁玲还算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可提到丁玲对沈从文的态度，林斤澜大摇其头，他认为这是丁玲的污点。
　　
　　　　建国后的文艺界，年复一年，常常去看望沈从文的，可能就是汪曾祺和林斤澜了。
　　
　　　　林斤渊在《微笑的失落》一文，谈到结识沈从文的情景：
　　
　　　　我认识沈先生是在jie放后的北京，他已经不能教授，不能写作，打发在历史博物馆里。他的学生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工作，我们同事。有回曾祺带我到天安门后边的午门楼上，看几件出土文物，也是借此引见沈先生。那是建国初年，大家都工作忙——开不完的会，大家都工作忙——改造不完的思想。倒是有春游秋游，但没有现在的旅游观念。午门院子里没有人进进出出，城墙、台阶、箭垛都还坑坑洼洼，城墙楼上红漆脱落，白木乌黑，沈先生当年已年过半百，在这里面坐着，旧窗旧桌旧藤椅。看见我们进来，招呼的声音细小，听不真。可是的确微笑……
　　
　　　　他站起来，自己带我们去看出土文物。我们连声说不必，随便哪位青年指点一下就行了。他只是微笑，说了句什么听不清楚，只是微笑着往外走。曾祺不放心那坑坑洼洼，一路指点、提醒、警告，沈先生只是微笑。
　　
　　　　走到一些贴在册页上的破绢烂缟面前，沈先生解说着，解说中断，眼光下沉，微笑也不收不放，就好像录像定格……这些东西都是他亲眼看过多少遍，亲手挑选出来的，难道又有新发现了？……
　　
　　　　这天告别时候，曾祺大声，满屋子都听得见，口气倒像是交代几件事：注意休息，有的会可以不开。有的事让别人去做等等。
　　
　　　　沈先生只是微笑，也说句把什么，还是细小不知所云。
　　
　　　　这一次，主客三人没有一句提到文学，提到小说，提到写作。成心不成心，反正是回避了。
　　
　　　　林斤澜说，其实沈从文是见过面的。文艺界搞tong战，有时叫做撒大网的活动，也网罗到沈从文。沈从文大概是寂寞，过来了，脚步都不出声地走来，微笑着。见到老熟人也不笑得大点，不多说几句。见到陌生的年轻人，也不笑得小点，说两句什么。南方口音，细微，以为别人没必要认真听，或者以为别人是不会认真听的。
　　
　　　　林斤澜说，沈从文爱坐在不前不后又靠边的位置。摸出小本和水笔，记下点什么。水笔直竖，是拿毛笔的手势。近视眼镜厚重，所以左手把小本托到胸前，才好写字。样子非常认真。像他这样的大作家，除非听政治家的重要报告，一般是不记的。
　　
　　　　林斤澜纳闷：“沈先生为什么记？记下来做什么用？”
　　
　　　　后来林斤澜知道，沈从文被迫在历史博物馆，多寂寞啊，多凄惨啊。自己说“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他走到文艺界里来，可能心里暖和。他的心中，还藏着写作一念，这是极好理解的事。他仍然关心文坛，1951年就说：“文坛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1959年写给他亲戚的一封信，说到：“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林斤澜在《沈先生的寂寞》一文中，写了亲见的一件事。那是1961年，有了个“小阳春”的zheng治气候，这个气候的出现，可能是反you太惨了，才给知识分子“怀柔”一下。在北京新侨饭店，开了一个五百来人的“文艺zuo谈会”，接连几天。林斤澜写道：“开幕式上竟说，全国的精华，差不多全在这里了吧。我那时年轻，环顾左右，也知道不都是精华。也知道确有精华，离这里远着呢。
　　
　　　　有一天，周扬来参加文学组的小会。老前辈陈翔鹤徐徐说道：“沈从文想写小说，听说打算写一个革命家庭，是长篇，可不可以安排……”周扬“立即收起笑容，一沉，一绷，静默几秒钟——这几秒钟很长，仿佛有一个沉重的生锈的大针，走动一下先嗤嗤作响，再‘咚’的一声。沉吟道：我们给安排时间，创作假，几年？十年，够不够……”
　　
　　　　不久，中国作协办公室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意思是沈从文6月25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但是，作协6月23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
　　
　　　　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写出来。
　　
　　　　三十年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沈从文写革命题材的小说，本就滑稽，在那个年代真能写出一本长篇杰作来，那真是怪事了。
　　
　　　　林斤澜说，从午门见面以后，他和沈从文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他还说，他和汪曾祺一直给沈从文拜年，几十年中接触非常频繁。一是喜爱沈从文的小说，二是和汪曾祺是至交，汪是沈的关门弟子，谁都知道。邓友梅《漫忆汪曾祺》中说：“我和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谨慎，不要受小zi产阶级意识的影响！’”这话透出的信息，就是林斤澜把沈从文当老师，看成是艺术心灵的向导。把沈从文当老师，看成是艺术心灵的向导，这在当时是多么不合时宜啊。
　　
　　　　林斤澜和汪曾祺见沈从文过于冷落、过于寂寞，有时就拉先生过来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沈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听着。有回是个小会，是下乡下厂的青年作家汇报汇报，大家讨论讨论。主持人在结束时让一让，礼节性地请沈从文发言，不想沈从文真的发言了。林斤澜在《微笑的失落》中说：“他说：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现在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从前我也不会写小说，只是写写回忆（微笑）。”“今天，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写小说（微笑），我不懂下乡几个月，下厂几个月，怎么就会写出小说来（微笑）。我不懂，怎么好搜集小说材料，搜集了来又怎么好写作小说，我不是谦虚，我真不懂……（微笑淡化了，忧愁上了眉头）”
　　
　　　　“会上的青年交换了眼色。那意思是：瞧，老古董……”
　　
　　　　“沈先生激动起来：从前我写点东西，只是把回忆里没有忘记掉的，忘记不了的，想忘记也没法忘记的，写了出来……（眉头起皱，厚重的眼镜片后边，眼睛圆睁，眼圈竟是微红）”
　　
　　　　“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失落）。我不懂写小说了（微笑失落）。”
　　
　　　　林斤澜说，实际上沈从文是反话，但他的身份又不能明明白白说反话，但，听者是能听出他对当时文坛情形的怀疑的。
　　
　　　　林斤澜说：“也就在这些时候，沈从文对我说：‘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句话和当时的文学观可不一样，这是他掏心的一句话，就是文化是写人的，写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人性、人情、人生、人世、人道……”
　　
　　　　有一回，林斤澜对沈从文说起，自己年轻时读先生的小说《灯》着了迷。以为结构层层似剥笋，剥出一个老兵的最后的梦，和一对年轻人新生的罗曼史。不料沈从文呵呵笑着，高高兴兴，高兴地快要叫起来：“那是备课示范。表示小说还有这么种写法。那是写着好玩的。”先生当时的神情，好像回忆中学时代的调皮，快乐里闪着狡猾，乡下人的天真。林斤澜转身问张兆和这篇小说，她竟说：“里嗦。”
　　
　　　　林斤澜家中有本书，叫《从文小说习作选》。绿皮硬面，《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1936年出版。扉页上毛笔“章草”题着：“兆和存此书廿五年五月十四”。这是建国初，林斤澜在北京东安市场有个卖旧书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后来林斤澜向沈从文张兆和问起怎么回事，两位回忆说，kang日战争发生，他们离京奔赴后方。临走把几大箱书寄存在某某某家里，八年后回来，书箱不知何时叫人撬开，把书偷出去卖了。
　　
　　　　这本书有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就是成本书上有沈从文用毛笔铅笔所做的修改。这对林斤澜非常有意义。林斤澜第一崇拜的鲁迅说道“必须知道了‘不应该怎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怎么写的’的。”从哪里去学“不应该怎么写”呢？最好是揣摩作家的手稿，那“苦心删改的痕迹”。《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每篇都有修改。
　　
　　　　林斤澜说：“我应当原书奉还，但又想多看看那修改部分。两位前辈一口叫我留着。”
　　
　　　　林斤澜喜爱沈从文，使他差点在zheng治上陷入危险的境地。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田家，号称“评论家”，原和沈从文有同乡之谊，曾是沈家座上客。此人拔刀，对林斤澜挥杀过来。一是为了扩大反you“战果”，好往上爬，二是林斤澜在创作上不听他的指挥，向沈从文靠近。1957年成立“林斤澜专an组”，杜印是组长，可是苦于“没有材料”，林斤澜侥幸逃脱。1958年3月，“反you”还在补课，“反you倾”将要开始，田家在《北京文学》上发表11500字的长篇评论：《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倾向》。
　　
　　　　文章追踪“倾向”，追到了沈从文那里。
　　
　　　　田家举例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小说中女主人公因“2－28”起义，死在狱中：
　　
　　　　七天后，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在木头栅栏上，闭着眼睛。值班看守来回走了几趟，见她一动也不动。叫了一声，也没有答应。伸手一摸，她身上已经凉了。好像一个闺女坐在窗口，看着街上黄昏了，黑糊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闺女闭上眼晴，梦见太阳初升，万物苏醒。
　　
　　　　田家批评道：“这种抒情式的描写，在作者自己，也许感到很有韵味。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反现实的有害的倾向……”“木栅是tong治阶级所树立的牢笼，而姑娘是革命者，是被树立木栅的阶级所压迫的人，她的死也是被关在木栅里而同时又无力摧毁木栅所造成的。因此两者的象征应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正确的描写，应当符合这种特性的。”
　　
　　　　今天看起来，这样的批评只是好笑。但在当时，在“反you”补课的时候，对被批评的人来说，不啻惊天霹雳。林斤澜哆嗦了一段时日。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沈从文这样冷落、这样倒霉？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作家一旦和沈从文接近就是“小zi产阶级”？一旦文风和沈从文接近就是“自然主义”、就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
　　
　　　　沈从文能答得出这些问题吗？林斤澜说沈从文当然能答得出。他的脑袋一直清楚着。包括后来到美国怎么答记者，包括怎么看待胡yao邦给他副部长生活待遇。但他后半生的苦楚实在太大太大。林斤澜说：“大约去世三年前，一位女记者问起先生‘文ge’时的情形。先生说：‘我在文ge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去世那一年，林斤澜和汪曾祺常去看望，沈从文木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忽然冒出一句话：
　　
　　　　“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听了这句话，林斤澜倒吸一口气。
　　
　　　　2003年底，在温州均瑶宾馆1101号，我把这些问题交给林斤澜，问他你怎么答。林斤澜大声说：
　　
　　　　“工具论！工具论！”
　　
　　　　我问：
　　
　　　　“工具论是什么意思呢？”
　　
　　　　林斤澜激动地站了起来，指头往很远的地方一指：
　　
　　　　“这是从苏联那里来的，布尔什wei克，斯大林，要求每个人都是‘螺丝钉’，都是工具。是工具你就不能有主观意志。作家更是如此。你要听话，你要配合政治，你要配合各种方式的运动，你还要有时刻牺牲自己的准备……而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他的学生汪曾祺复出后，走笔生命健康，生活快乐，人性人道，师徒一脉相承……你看你看，人性人道，这怎么是‘螺丝钉’呢？这怎么是驯服的工具呢？怎么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这就矛盾了，而且是非常厉害的矛盾，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矛盾！”
　　
　　　　“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反动’。”我接嘴道。
　　
　　　　“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林斤澜说。
　　
　　　　林斤澜说，就是“四人帮”倒台后，也要配合。揭露极“左”，“伤痕文学”吃香了；要改革了，《乔厂长上任记》出来了；要注意改革的复杂性，《围墙》便是短篇小说奖的头篇。
　　
　　　　1988年11月5日，沈从文去世。林斤澜和汪曾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政府要员，没有文艺官员。每人挑选一支白色的或紫色的鲜花献在先生的身旁。先生生前喜欢的柴科夫斯基的《悲怆》在舒缓地回响，张兆和先生出奇地冷静。一位亲属抑制不住低声哭泣，张兆和说：“别哭，他是不喜欢人哭。”是的，这是一位有品格的、有个性的伟人！这令林斤澜想起吴组缃和陈翔鹤共同的一句话：“从文这个人骨子里很硬，他不想做的事，你叫他试试看！”
　　
　　　　（摘自《林斤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定价：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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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的失落》

林斤澜

    沈从文先生有“自在”的微笑。“自在”两个字，是从北京日常用语里挪过来的，北京人见面问候也有不问“吃了吗？”问声“自在啊？”

    先前听人说起过沈先生的微笑，在别人写沈先生的文章里，也读到过对他的微笑的描写。或说是朴实、真诚、乡土气息、绅士风度、超脱、愉悦……觉着都还不能像沈先生谈写作的一个字：“贴”。挪用“自在”两个字，也“贴”不了，只不过表示过意过心罢了。

    写到说到这种微笑的时候，往往说是“永远”、“老是”、“无不”……不巧我见到过这种微笑的失落。

    我认识沈先生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他已经不能教授，不能写作，打发在历史博物馆里，他的学生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工作，我们同事。有回曾祺带我到天安门后边的午门楼上，看几件出土文物，也是借此引见沈先生。那是建国初年，大家都工作忙——开不完的会，大家都学习忙——改造不了的思想。倒是有春游秋游，但没有现在的旅游观念。午门院子里没有人进进出出，城墙、台阶、箭垛都还坑坑洼洼，城墙楼上红漆脱落，白木污黑，沈先生当年已年过半百，在这里面坐着，旧窗旧桌旧藤椅。看见我们进来，招呼的声音细小，听不真。可是的确微笑，这样的微笑用不着语言配合，不用另外的动作帮衬。

    他站起来，自己带我们去看出土文物。我们连声说不必，随便哪位青年指点一下就行了。他只是微笑，说了句什么也听不清楚，只是微笑着往外走。曾祺不放心那坑坑洼洼，一路指点、提醒、警告，沈先生只是微笑。

    走到一些贴在册页上的破绢烂缟面前，沈先生解说着，解说中断，眼光下沉，微笑也不收不放，就好像录像带定格……这些东西是他亲眼看过多少遍，亲手挑选出来的，难道又有新发现了？多年以后，我反复读着沈先生一本选集的旧本，他在印过不知多少回的代表作上面，又用铅笔细加修改。不禁想象这一天仿佛“定格”的景象。

    这天告别时候，曾祺大声，满屋子都听得见，口气倒像是交代办几件事：注意休息。有的会可以不开，有的事让别人做等等。

    沈先生只是微笑，也说句把什么，还是细小不知所云。

    这一次，主客三人没有一句提到文学，提到小说，提到写作。成心不成心，反正是回避了。

    这一次算是“引见”，其实见面是已经见过的了。北京文联在运动和运动的间隙，也实施“统战”。有些广泛叫做撒大网的活动，也网罗到沈先生。头几年，沈先生总是要来的。微笑着，连脚步也不出声的走进来。见着老熟人也不笑得大点，不多说两句。见着陌生的年轻人，也不笑得小点，说两句什么，反正都是细微带南方口音，以为别人用不着认真听，或者以为别人是不会认真听的。

    他爱坐在不前不后又靠边的位置。爱摸出小本水笔，记下点什么。水笔直竖，是拿毛笔的手势。近视眼镜厚重，，必须左手把小本托到胸前，才好写字。那神情比年轻人随便按在膝盖关，就划拉开来要认真得多。像他这个年纪的老作家，除非听政治家的重要报告，没有人这也记那也记的。

    每每我纳闷：他为什么记？记下来做什么？

    有回是个小会，是下厂下乡回来的青年作家，汇报汇报，讨论讨论，没想到沈先生来了，老作家只有他来了。也只有他一言不发，却又记下点什么。那年头还是重视长幼为序，像沈先生这样顶着问号的老字号，主持会的人也在快散会时，适当地让一让。照当时的说法，“适当”后边，应紧跟“掌握”。又一个没想到，沈先生发言了，还把细微的声音放大了。我句句听得见，差不多全听进去了，只是有的不懂，不懂又吸引我思索。因此事隔三四十年，还记得大意。也许那刹那间，出现不同寻常的情与貌，加强了印象。

    他说：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现在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从前我也不会写小说，只是写写回忆（了微笑）。

    会上有个青年说，沈先生，你写了那么多小说，总有几十本了，还说自己不会写。

    对“回忆”两个字，没有引起注意。

    他说：今天，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写小说（微笑），我不懂下乡几个月，下厂几个月，怎么就会写出小说来（微笑）。我不懂，怎么好搜集小说材料，搜集了来又怎么好写作小说，我不是谦虚，我真不懂……（微笑淡化了，一种不便叫做烦恼，倒像是忧愁上了眉头。）

    会上的青年交换着眼色，那意思是：瞧，老古董。前些时候我在一个会上，也看到对待当年的青年，今日的老者，有过这种眼色的交换，我问一位今日的青年作家，是不是觉着今日的老者是老古董？青年答道：不，老厌物。

    沈先生激动起来：从前我写点东西，只是把回忆里没有忘记掉的，忘记不了的，想忘记也没法忘记的，写了出来……（眉头起皱，厚重的眼镜片后边，眼睛圆睁，眼圈竟是微红。）

    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失落）。我不懂写小说了（微笑失落）。

    也没有别的话说，只是这几句话的重复，微笑可是失落得全无踪影。是碰着了痛处？是惹着了那希腊神庙？先前自己说过，他不盖大殿，只是盖那小小的石头雕刻的希腊神庙，里面供着：人性。

    后来，灭绝人性的日子到来了。

    史书上谈到过的“屠城”，出现在建都八百年的北京。大街小巷，烧书焚画。随处翻箱倒柜，细软古玩，狼藉一地。戴红箍箍的自行车队，来去如飞，呼啸而过。打、跪、髡（剃发）、纹（画面画身）、游街、示众……上溯封建直至奴隶社会的野蛮，全都打着革命旗号照搬照演。

    起初，我还是个上不巴天下不及地——既没有资格造反又还没有揪入黑帮的中间人物，但，每天早上得到机关应卯画押。一天，我坐10路由东单到西单，路北红墙灰墙高墙矮墙原是墙多出名，现在不留缝的刷上了打倒、炮轰、火烧、油炸，人群成团，成队、成帮的游手好斗，忽然这里轰隆一声，那里叫喊一片，……

    过王府井时，看见沈先生也在车上，我小声中声不大声，叫了几声，他全没有知觉。我看看他的左右，没有“红箍箍”跟着押着，心想，也是上不巴天下不着地吧。分析一下，觉着可能，原是死了二十年的死老虎，没有票房价值。

    沈先生朝北站着，直望窗外，是望北墙上的字？眼神恍惚，是望北墙根的人群？眼神模糊。他在望着世界，望着历史，抬起眉毛，厚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圆睁，腮帮拉长，嘴唇微张——是微张，不是微笑。那微笑完全失落，所有的肌肉，所有的神经，都没有剩下一点微笑的痕迹，不由说他那“自在”的微笑，就是不那么“自在”的微笑也失落净尽。

    到了天安门，他下车，我这回大声冒叫，也没有知觉，他就这样走向火烧火燎的城门楼子。

    听他闲聊过湘西生活，记得那微笑，比别的时候更浓，也许是更纯净。说着说着说道：“杀人太多了。”说这句话时，微笑失落了一下。

    这回是整个的失落。不但供着的人性失落，连小的石头雕刻的神庙，也失落无遗。

《影响》
□于坚

 

读到一本文学青年回忆自己阅读过的外国文学名著的书，发现最多的一个意思就是，某某某年，读到某书，写作开始了。某某年，又读到某书，写作再次开始。明年的诺贝尔奖奖给昆德拉，写作要再次开始，我确信。这些作者其实不是文学青年，而是已经被视为作家的人物。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口气非常虔诚、神圣，幸福。
而在我看来，这些人的写作从来没有开始过。
有记者问我我在写作道路上受过谁的影响，我还没有说，他已经写下了王维、惠特曼。他大约看过我的一些文字，我承认我受过这些诗人的影响。但我说出来的是曾立、朱小羊、李勃、马老三、明小四。这些人是谁，听都没有听说过，他以为我在开玩笑。我告诉他，前三位是我年轻时候的朋友，后两位是工厂的已故的搬运工。他又以为这种影响不是文学的，是其他方面的，社会的、人生的，属于所谓“深入生活”的范畴。我说不是，就是文学上的影响，就是王维、惠特曼那样的影响。我记得１９７４年的某一天，制药厂的曾立拿一首他写的诗给我看，我非常震惊，写得太好了，我发誓一定要写得比他好。他的诗歌给我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普西金就是昆明制药厂的一个工人。我写作的路上有过无数令我震惊的朋友，他们都曾在某一瞬间照亮过我。经典著作的影响是持续的，而这些影响是瞬间的，在语言的创造上，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成为大师的一刻。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一点，随时准备着你旁边的某一位在星期三下午三点的时候成为语言大师，在三点十二分的时候结束。萤火虫和火柴，星星之火，影响是一点点积累的，而不仅仅某几部巨著。朱小羊和李勃都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他们早年写作的方式都影响过我，他们的作品曾经发表，但没有进入文学史，但那些作品也影响过我。每个人进入写作的道路不一样，最后他可能都放弃了写作，但他会把一条道路带来，他把一条路指给你，让你去走。我早期进入诗歌的道路是与我的气质不符合的浪漫主义，我在朱小羊的直截了当和李勃的幽默中看到了更适合我自己气质的方式。
马老三是煤机厂的搬运工，黑大汉，身高一米八，吃饭要吃两份，穿着破旧的蓝色背带裤，他扛起一个氧气瓶，就像拔起一个萝卜似的，因为煤机厂再没有比他力气大的工人了，搬氧气瓶就成了他的专业。但大家不太看得起他，他没有文化，只有力气，总是憨憨地笑着。他给我的影响是，话可以通过片段，不顾及意思的完整，前后矛盾、没有逻辑、依靠动作、语境、听众、在场来增补。他很不会说话，很不流畅，没头没尾，只有些点到为止的单词，这种说话方式很是令我迷惑。而另一个影响我写作的人是明小四，他是哈尼族，他说话非常罗嗦，表述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可以讲半天，夹杂着无数的“啊”“这个”“么”“我们那点啊”，并且从各个角度讲同一件事情，就像他居住过的故乡村庄，有很多入口。他可以在一分钟前讲他家的猪睡觉的方式，一分钟后已经讲到美帝国主义的钢盔是用锰钢制造的，而你感觉不到有什么南辕北辙。
这些人不是名著，他们是我写作道路上的路标，令我忽东忽西，令我觉得写作其实就是不过是比他们写得好，令我经常感觉到李白、曹雪芹们就活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比他们写得好并不容易，这比起比李白、曹雪芹写得好难多了，沉默的大多数，无数经典的瞬间在巨大的语流中一闪、一闪即逝、令你永远感觉到那黑暗的深处藏着钻石，最伟大的经典，活在舌头上的经典，永不被印刷出来的经典。
你总是被影响着，而不只是某巨著出版的时候。

潘天寿山水花鸟中的文人气节
 

    艺术的曙光

 

     1903年，潘天寿入村中私塾，渐露绘画天赋。一俟上课，他就拿出纸片描画一些山水花草，后来又描摹《三国演义》、《水浒》中的绣像，分送给小伙伴，连乡里祠堂墙壁门窗上的彩绘人物、山水、花鸟，都一一记在心上，加以摹仿。元宵灯会和清明时节的灯笼、风筝、纸幡更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虽然旧式私塾历来反对描描画画这类匠人的技艺，但是潘天寿对此却不能轻弃，而且兴趣日益浓厚。

    1910年春天，潘天寿进入县城的正学小学读书，开始接受西式学校教育。学校所设的课程中有图画课，自此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展他的兴趣爱好了。他经常光顾纸店，买些便宜的土纸，同时也翻翻在那里出售的字帖和画谱。'扫叶山房'石印的墨底白字的字帖十分让他动心，他买了《瘗鹤铭》和《玄秘塔》，朝夕临摹，爱不释手。后来他从一位教师那里得知有一本叫《芥子园画传》的书，是学画之津梁，于是省吃俭用凑足了钱购得一套。《芥子园画传》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让他懂得了中国画原来有如此复杂的技法，繁多的分科和玄奥的画理，画画原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

    除了临摹《芥子园画传》，他还有机会在二姑父家看到唐寅、仇英、郑板桥等人的画，体会到了《芥子园画传》中所没有的笔墨气韵。他在县城严晓江老先生那里目睹他挥毫作画的情形，特别是看到老先生以手指蘸墨作画，更使他着迷，他觉得这种作画的方式很符合他的性格。

    小学五年一晃而过，艺术的曙光刚刚显露，此时的潘天寿眺望着更灿烂的远方。1915年秋，他说服父亲，考取了浙江省第一师范。

 

    人格教育

 

    浙江第一师范是当时浙江省内最高学府，吸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体制及思想，对社会上各种先进思潮相迎不拒，学校里的思想非常活跃。

    在一师教艺术的是经亨颐校长亲自从上海聘任来的李叔同先生，他才华横溢，儒雅通达，为潘天寿深深钦慕。李叔同主张教育'应使文艺以人传，莫使人以文艺传'。有一次，学生宿舍失窃，潘天寿的一件黑毛衣也在其列，校方警告数次而无自首者。李叔同竟让校监夏丏尊先生三日内无自首者即自杀以殉教育，而且要言出必行。这让潘天寿大为震惊，对学问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切的理解。

    1918年，李叔同剃度出家，潘天寿也想追随李师而去，完成像李师那样崇高而完美的人生。但李师打消了他出家的念头，规劝他走自己的路，实现心中的理想。直至潘天寿晚年，李师的一副对联'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仍悬挂在他的书房，可见他对李叔同的怀念和尊敬。

    一师校长经亨颐，为人直率、刚正、倔强、做事务实，敢于迎潮流而上。他十分注重对学生的'人格教育'，主张'教育为治本之事业，不宜做治标之主张'，'须人造事业，不可事业造人'。这些主张不仅是他演讲训导的重要内容，也是他身体力行的重要原则。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经校长主持下的一师迅即成为浙江'五四'浪潮的中心。他改革办学方针、教育方法，同情学生运动，希望通过教育来挽救国家的命运。潘天寿也参加了学生运动，觉得自已该为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因此一心一意想通过振兴民族艺术来振兴民族精神。这种思想，后来成为他一生为中国艺术艰辛奋斗的精神动力。

    经亨颐、李叔同两位恩师为潘天寿打开了艺术的视野，也为他树立了两种人生价值的典范，使其艺术与人生的境界得到不断的提高。

识吴昌硕

 

    1923年，27岁的潘天寿来到上海，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海派大师吴昌硕，当时吴昌硕已80高龄。尽管两人年纪相差悬殊，但在艺术上却相谈甚欢，亲切地唤他为'阿寿'。几次见面后，吴昌而特意送他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街谈巷语总入诗。'这使他十分感动。吴昌硕看潘天寿的诗文书画，往往只说好而不妄加评论，看来大师是特别器重这位年轻画家了，这给了潘天寿无比的信心。

    接下来的日子，潘天寿一面讲授和研究中国画史画论，以《佩文斋书画谱》、《美术丛书》等为参考，编译了《中国绘画史》，作为上海美专的教材，同时研习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等画家的画作，希求让自己恣意狂放的画风有一个坚实的依托。

    一段时间后，他觉得自己在艺术上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便挟了一张自认为不错的山水画拜访了吴昌硕。大师和往常一样，没有给他任何评语，但在第二天托人转给他的一首长诗中，有这样三句：'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悉尔独。'潘天寿先有些沮丧，但冷静反省的学术品质让他深思大师给予的警示。他感到惟有真正将身心投入传统的深髓，才能体味文人画的幽深玄奥，才能走身成熟，获得成功。

    随后的几年，他浸润在吴派风格里，从吴昌硕画风入手，从笔墨、构图、意境各方面加以揣摩，画风迅速转向蕴藉与含蓄多变，但当他意识到太深的沉迷会让他失去激情时，又及时地逃离了出去。显然，他希望自己的绘画能形成独特的风格。

    在上海的五年，潘天寿着实领略了这个繁华都会的美术生活，又在对吴昌硕画风的揣摩与实践中独立自省，选择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发展道路。

 

    定居杭州

 

    1928年，国产艺术院成立，潘天寿出任教授。此后，他定居杭州直至抗战爆发。这一时期，也是他在生活上最稳定的一段日子。

    潘天寿刚到国立艺术院的时候，国画系只他一人，于是他包揽了所有的课程，直到李苦禅加入。一年后，在校长林风眠教育思想直接指导下，国画系和西画系合并为绘画系。潘天寿对此始终不敢苟同，学生的草率应付也让他火冒三丈，但他觉得只有通过让人信服的画作和扎实的理论研究，才能揭示传统中国画的深厚底蕴，从改变社会、画界对民族艺术偏颇的看法。

    1936年，潘天寿大幅度修订了十年前编译的《中国绘画史》，并在书后增补了《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考察了外来绘画与传统绘画之间碰撞与交流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提出东西方绘画'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和'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的观点。显然，他作此文是有感于当时的艺术思潮，对中西绘画冲突融合有总识的探索。

    这种对传统的维护与捍卫，足以表明他是一个内心有主见且擅于独立思考的人，还促使他这个性格木讷的人参与到画家结社的社会美术活动中来。在1935年，他就和诸闻韵、吴茀之、张书旂、张振铎共同发起成立了'白社'国画研究会，其宗旨就是以研究国画为主，兼攻书法、诗词、题跋、篆刻和画论画史等。他们提出要以'扬州八怪'的革新精神来重振中国画，这在以西画改造中国画的高涨声浪中，是有一定针对性的。'白社'后来又吸收了不少知名画家加入，共同实践着中国画革新的理想。'白社'还出版了二集《白社画集》，在画坛颇引人注目。

    '白社'时期，潘天寿仍出入于石涛、八大等人的风格之间，不过在笔墨构图中已显露出不同以往的气象。

八年流离

 

    安静的日子没过多久，'七七事变'突起。1937年10月，日军进逼杭州，国立杭州艺专开始向后方撤退。潘天寿安顿好家人之后，也与张振铎一起西行去了昆明--国立艺专的新校址。

    接替林风眠校长的滕固，是留学德国的哲学博士，归国后专攻中国美术史。在一次校务会议上，潘天寿提出了中西画分科教学的设想，一批国画老教授同声响应，也得到了滕固校长的竭力支持。不入，中西画就开始分科教学，国画专业课时大大增加，独立性与专业性也得以加强。

 

    潘天寿主持国画的教学与研究，他首堂课就对学生们讲传统绘画作为一门独立画种在世界艺术史中的特殊地位，学习和继承传统绘画的重要意义，鼓励他们要一辈子献身艺术。他经常在课上亲自示范，但又坚决反对学生临摹他的作品，而是要他们学习历代名家。他还讲授画史、书法、题款艺术，让学生们全面了解传统绘画的容量和内涵。学生们也喜欢上他的课，因为他讲课时思路清晰、表达简明扼要，且每次都能教给他们一些新东西。他那浓重悠长的浙东口音，至今都让当年的学生不能忘怀。

    1941年到1942年，潘天寿因家事请了两年假，过了一段还算宁静的生活。他又开始作些画，并编写了《中国画院考》，并把自己的诗整理成《听天阁诗存》。而他离开了两年的艺专此时已处于人事的更迭和矛盾中，虽觉不合自己的本性，但在多方的力邀之下，潘天寿还是在一片混乱中出任了校长。

 

    像当年浙一师的恩师经亨颐、李叔同一样，潘天寿信奉身教重于言传，信奉高尚的人格可以感化师生，同时他锐意整顿校务，力图振兴艺专。他不搞派系，对持不同艺术观战的教授都聘请，还专门派人请林风眠来校执教。

    为了弥补国画系无人讲授治印的缺陷，他利用课余凭记忆撰写了《治印丛谈》作为教材，从印章的流派、称谓、选材、分类、体制、印谱到具体的操作，都作了详细而明晰的介绍。他历时一年有余写成此书，一方面补了无人授课的缺，另一方面对古代篆刻艺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使该书成为这下领域较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艺专于当年迁返杭州，10月开始正式上课。八年流离的生活至此结束，潘天寿也实在厌倦了纷繁的校务，于是辞去了校长之职。

 

    几经浮沉

 

    1949年，全国解放。素来不过问政治的潘天寿一改以往不屑于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习惯，开始参加一些政治学习和讨论。他对画画的前途充满信心，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尊重和欢迎艺术家的。

    然而，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学校新来的画校长兼党组书记江丰，在一次国画改革讨论会上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是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这番激时的言论让潘天寿暗暗吃惊。他感到困惑，难道自己平生追求的艺术目标竟是一座空中楼阁？年轻的教师也开始善意地批判他，说他的艺术思想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光玩弄笔墨趣味，对革命斗争抱旁观态度。

 

    接着，中国画与西画又合并成绘画系。这次合系已与林风眠无涉，他与吴大羽等人都被指责为用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毒害青年。学校里组织专门的讨论会，批判他们的'新画派'。潘天寿也处于两难的境地，新的文艺方针跟他原有的对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此间有一定的距离，但他愿意为新文艺方针的实现付出努力。他随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创作了《踊跃争缴农业税》、《种瓜度春荒》等表现农村新气象的人物画作品，为以后国画人物画教学提供了思路。

    不久，绘画系又分成彩墨画、油画、版画三科，'中国画'由'彩墨画'所代替。彩墨画系极少教授传统技法，对传统绘画的忽视和鄙薄继续充斥着美院。潘天寿等老教授均被排除在教学工作外，只让他们在学校成立的'民族美术研究室'整理民族艺术遗产。

    这些老教师怀着对传统绘画的热爱与信心，做了不少荫及后代的实事。50年代古字画市场价格极其低廉，潘天寿与吴茀之等人就经常光顾字画市场或与掮客打交道，为学校购藏了许多有价值的艺术品，这批字画后来成为浙江美院传统绘画临摹的重要参照。此外，他们还编写古代画家小丛书，其中潘天寿编写了《顾恺之》等。后来，在'文革'中这套丛书遭到批判时，潘天寿说，这套丛书虽是大家分工合作完成，但要批判的错误地方都是他写的。

    虽然没有机会直接参与教学，但潘天寿一刻都未停止过思考中国画的改革和创新，并继续以往在花鸟和山水领域的探索。新的文艺方针明确要求国画要描写现实生活，但国画的传统恰恰不以表现现实生活为长。潘天寿觉得山水、花鸟画也要在题材内容上寻找突破口，从古人那里学技法还不够，要直接面向生活，直接从自然中写生。他和同事们去了浙东名山雁荡，那奇特的山势激发了他的创作欲。回杭后，他一气呵成，创作了《灵岩涧一角》、《梅雨初晴》、《小龙湫一角》等作品。

    潘天寿用山水花卉结合的方式创作的《灵岩涧一角》，既不同于鸟瞰式的远景山水，又不同于传统的折枝花卉，让人耳目一新。这幅画成为他艺术道路上的里程碑，使他的艺术又跃上新的高峰。

 

    在《灵岩涧一角》广受好评后，潘天寿等老画家的处境也渐有好转。加上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民族虚无主义'遭到批判，潘天寿这样一贯坚持民族传统，坚持中国画艺术研究的人，受到了某种肯定和赞扬。传统文化再度受到重视。因在中国画界的威望和成就，潘天寿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协筹委会主任，继而又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不久，全国又掀起了'大跃进运动'，艺术界也不能例外，师生下乡大炼钢铁。潘天寿对这一切忧心忡忡，但还是冷静而努力地画着自己的画，在作画与时代环境之间寻求平衡。这一年，他创作了近200幅画，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作品的总数还要多。

 

 

 

 

    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院后，吴茀之担任中国画系负责人，将中国画系分成了人物、山水、花鸟三科。1959年月潘天寿出任院长之后，中国画系学生的文学课也大幅度增加，教师们还定期举行中国画展。1961年4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潘天寿胸有成熟地提出了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分科学习的意见，得到采纳。第二年，文化部在杭州又一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潘天寿进一步提出要设立书法篆刻专业，同样得到采纳。

    潘天寿除了坚持中国画系的独立，人物山水花鸟分科训练，还物色师资和收集教材，将古人关于章法构图等零散的画论进行系统的阐释与整理，对国画教学向学科化、理论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文革'前的五六年时间里，浙江美院中国画系的教学体系在潘天寿教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臻于完善，成为现代中国画教学史上有着独特意义和价值的体系之一。

    1962年和1963年，潘天寿两度在北京举办画展，还移址上海、杭州和宁海展出，获得空前成功。吴茀之、王靖宪、邓白、艾中信等先后撰文高度评价他的艺术成就。

    1964年，久未归乡的潘天寿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家乡宁海视察，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家乡天明山南溪温泉疗养所，他作诗一首：'踪迹十年未有闲，喜今便得故乡还。温泉新水宜清俗，重看秋花艳满山。'如今这首诗已被镌刻在石碑上，伫立在青山绿水之间，代表着家乡对这位大师的无限纪念。

 

    最后的岁月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潘天寿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之一。他被关'牛棚'的时间长，吃的苦头也最多。但无论哪一次揪斗、陪斗、游街、示众，他从没有怨恨愤懑的表情。他说文革是一场灾难，和自然灾难一样，是无处近期诉和无法控诉的。有一次，他神情庄重地说：'人总是有这么一天的，年纪大了的人倒无所谓，担心的是国家和年轻人。国家的损失无法估计，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青春，永远无法补救。'

    但就是这样一个曾被苏联专家誉为'艺术与和平的象征、善与美的象征'的画家，竟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别党员'，从'文革'开始直到他去世，'革命干将们'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折磨。

    1968年夏秋，浙江美院的'打潘战役'达到了高潮。《浙江日报》在9月以浙江美院大批判办公室名义整版发表了《文化特务潘天寿为什么能长期独霸浙江美术界》、《秃鹫是特务的化身》等五六篇文章，一下子将潘天寿推上了孤立无援的'断头台'。随后，报纸、广播、大字报、大标语、漫画以及各式各样的小报、刊物铺天盖地而来。潘天寿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将们'拉走的书画文稿就有六七车之多，连笔墨纸砚也抄了去。他的作品被列入墨画名单，被人毫不留情地在上面打上各种标记，踩上一个个鞋印。这些罪恶的印记后来再也洗刷不掉，成为历史的永久物证。

    在没日没夜的折磨下，这位体质强健的老人渐渐垮了下去，以至于憔悴不堪。1969年初，他被押到家乡宁海游斗，就是在5年前，他还是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家乡视察，而这次带给他的却是无尽的屈辱。他在游斗完回杭州的途中，捡到了一张香烟纸，在背面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正古有沉冤。'回到杭州后，潘天寿再也提不起笔了，他的病情急速加剧。

    1971年5月，专案组派人向重病在床的潘天寿宣读了定性材料，即定案为'反动学术权威、为敌我矛盾。潘天寿气愤之极，当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9月4日，老友吴茀之来看望了凄凉寂寞中的潘天寿，两人谈了许久，回忆了许多往事。

    9月5日天明前，他突然气喘得厉害，双腿剧烈地抖动，汗如雨下。但他的意志异常坚强，他努力要控制自己的双腿，嘴里还喃喃地说：'我想叫它不抖……不成功，……我想……让它……不要抖……'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就这样带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在冷寂的黑夜中溘然长逝。

 

  潘天寿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