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流记

白天逛书店，无意中读到王国华先生发表在《中国图书商报·导购周刊》2004年9月3日“文化版”上的一篇文章《剔除“名著木乃伊”》，颇有感触，但是也引发了我一些不同的思索，特讨论如下。

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名著木乃伊”？按王先生的说法就是那些虽然有着“名著”的称号，但是“已经风化成为一种象征，一具无血无肉的尸骨”的书，它们现在的主要作用“就是供人玩赏和把玩”。举个例子，比如王先生提到的中国的《山海经》、《周易》，外国的《追忆似水流年》、《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它们最大的表征就是没有人会“一字一句”地读过，也没有多少人能真正读懂。

我承认有这种现象，就像我自己，碰到《周易》是绝对不去碰的，因为我读不懂，《尤利西斯》同样如此，而《追忆似水流年》（另有译名《追忆逝水年华》）我同样也没有读完。但是我并不敢因为我读不懂，就判断别人也读不懂，因为在我们乡下，我就看到有人津津有味地研究《周易》，在我的身边也有很多人把《喧哗与骚动》读完了。而且，即便是我没有读完的《追忆似水流年》我也不能不承认它的确是伟大的。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我们如何去认定“名著木乃伊”呢？就是说以谁的眼光去认定呢？因为对我们来说是木乃伊的，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刚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如说《喧哗与骚动》。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能认定“名著木乃伊”，我们又能怎么样呢？王在文末说，“我们自然应该像保护传统般保护一些名著，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有选择的常识和眼光，有扬弃的勇气和力量！”勇气和力量我们自然是有的，但是如何“扬弃”呢？否定“它们”是名著吗？但是王又在文中说，“当然，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一定有其特定原因，没有人来指定它们，它们是历史的自然选择。”那么我们如何就能随意地来“指定”它们不是名著呢？即使如作者所说，“但是随着时间地流逝，它们的骨血也流逝殆尽，印痕变成了不起眼的疤瘌。”那也应当同样遵从历史的自然选择，让时间去淘汰它，我们又何必非要插上一杠呢？

作者又说“它们存在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被拿来说事”，那么这也不是名著的责任，而只能是那些拿名著来说事的人的责任。

其次，如果我们无法否定它们是名著，我们是否可以因为它们是我们指定的“名著木乃伊”而拒绝出版它们呢？这似乎也成问题，首先出版商就不一定同意，因为他们是最懂“经济规律”的，如果没有人买他们自然是不会有出版的热情的；其次，即使出版商同意不出版它们，那些喜欢这些“木乃伊”的读者也不一定同意，你怎么能因为自己不喜欢读就也不准别人读呢？尽管他们可能只是一小撮人。这是一种变相的“法西斯”思想；再次，即便是的确没有人肯去读，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失去了出版的价值，因为它们虽然“骨血流逝殆尽”，但是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形还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更何况大部分的名著书写的是人类灵魂的历史，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反思的恰恰应是我们读者。

最后，我认为，我们不仅不能，甚至也无法剔除掉“名著木乃伊”，甚至还要保护它们。这里的保护不只是像老教授们一样呼吁大家都来读名著，而是指保护名著的出版。这似乎与前文相矛盾，其实不然，前文讲过，出版商是最懂经济规律的，当有利可图时他们就会有极大的出版热情，而当无利，甚至要亏本时，他们就失去了这种积极性，甚至转而变为一种阻碍。而在这样一个日益“快餐化”的时代，名著因其对智识和耐性的要求而越来越被大众群疏远。所以这不只是所谓“名著木乃伊”遭遇的问题，而是所有名著共同遭遇的尴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市场经济时代，也并不是任何事物都有市场化的必要和可能，对于名著和诗歌这样受众群较小，但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承有着重要意义的事物，我们只能采取保护的措施，而关键的就在于保护他们的出版，只有这样，文化才有继续传承的可能。

                             2004年9月12日修改

《读书》杂志自一九七九年四月创刊，迄今已逾三十年矣。相信自命为知识分子的，没有不知道《读书》的。我虽不敢自称为知识分子，但附庸风雅，《读书》也曾断断续续买过不少，可惜我读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九七年之后，正是以“艰涩”被人诟病的汪晖主编时期，所以买来，真正能读完的不多。

《读书》的黄金时期，应该正是扬之水任编辑的那十年，即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六年。按老编辑吴彬的说法，八十年代中期，“刊物已经相对成熟，面貌、性格、文章的风格也基本确立，拥有了一支比较稳固的高质量作者队伍。”“然而至此时，《读书》作者群的主要力量还是以老学者、老文化人为主，但也差不多从此时开始，这一状况开始变化。”“被人津津乐道的‘八十年代’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明显浮出水面”。到九十年代中期，《读书》的面貌开始发生改变，“此时大家都正在尽力调整心态，……，《读书》试图换个角度重新去掂量和思考历史及现状。”一九九六年，扬之水调离《读书》，沈昌文亦于同年退休，似乎预言着一个《读书》时代的结束。因而这本记录了《读书》黄金十年的日记一甫出，就引起众多读书人的关注，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后记里，扬之水将她这本日记称之为“《读书》十年起居注”，既是一种谦辞，也是一种客观的描述。鲁迅在《马上日记·豫序》里区分了两种日记，一种是写给读者看的，一种是留给自己“备忘”的。扬之水的日记明显属于后者，虽然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的日记里她曾写道：“也许若干年后，我会写下关于《读书》的回忆录。”但在后记中她郑重声明“不管人们是否相信，坦白说，我在记日记的到时候并没有怀着日后发表的念头。”她的这种郑重似乎是为了表明日记的客观。而且为了保留日记的原貌，虽有删节，但“整理过程中，只有减法，绝无加法；极个别的字句之外，极少改动。”减掉的也是她自认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关于读书生活的记录，因而我们可以将这本日记当成一本实录。

谢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里专门提到日记的文献作用：“在保存文献方面，日记有它特定的价值。因为日记一般不是为研究专录，所以它的文献价值通常具有第一手材料性质。”扬之水这本《<读书>十年》的价值首先也就表现在文献价值上。我相信即便是《读书》的作者，对《读书》的编辑、产生过程应该也是陌生的，更不用说普通读者。因而这本细到连吃什么菜都一一记录在案的“起居注”必定首先可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看了日记，我们必定也会像日记中记述的那些听说《读书》主要是四个姑娘干出来的人一样，“不胜惊讶”。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记：“老沈一清早来送稿子，并以本期几篇稿子为题，向我大谈《读书》的办刊宗旨，反复强调：它是一份供中高级知识分子躺在床上阅读，并能从中有所获益的高级消遣品。”从这里我们活着可以知道，为何在沈昌文主政时《读书》的文风还是活泼的，但也可以看出，《读书》毕竟无法与政治摆脱干系。一九八七年一月二日记：“今天办公室的主要话题就是学生闹事问题。……摆在眼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已上第二期头条的梁治平的《自由二题》要不要下？几个头头在商量。”一月三日已决定下：“见到沈昌文，他告诉我：《自由二题》到底还是撤下来了。”

该书的文献价值，还体现在对一些学人，特别是老文化人的记录上。因为工作关系，扬之水必须要跟许多文化人接触，按她自己的话说是，“在《读书》认识的作者都是顶尖人物。这对于我来说是‘师从众师’了。”对于老师，她自然恭敬有加，对老师的言行也是尽量详加记录。加上她文笔了得，即便是只言片语，往往也能透出笔下人物的精神来。其中最著者当称徐梵澄，即鲁迅笔下曾多次赞称有尼采风的徐诗荃。关于这位先生，扬之水曾专门抽出相关日记，与陆灏合编一书《梵澄先生》，以为纪念。其它年长的如冯亦代、金克木、王世襄，年轻的如周国平、赵越胜、王焱，也多有记载，读来如见其人，直可作其人其作的注脚。比如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记：“杨丽华说，她发现周国平有一个特点：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谈学问。王焱对此解道：他是那种内省的，重主观体验的哲学家（姑且以“家”名之），并认为这种主观体验是无法言说，也不能言说的。”据说今日的文学“家”们在一起也是不屑谈文学的，是否也是同样的原因呢？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记：“午间周国平来。前几日听王焱说起他今日检查出了冠心病，弄得心情很颓丧，以至于整个人生观都改变了；从此以后，当不抽烟，不喝酒，不交女朋友。这倒真不像是周国平了。”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记：“周（国平）尝称赵（越胜）是一团意识，确乎如此。他酷爱音乐，家中唱片无算，哲学意识便缘自音乐感受，而音乐感受又渗入的事哲学意识。他绝对忍受不了没有艺术的生活，因而工业文明（技术时代）的前景就显得格外可怕。”日前刚读过赵越胜的《燃灯者》，读此对其有更深一层理解。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记：“往人教社访张中行先生。他愤激于时下之道德沦丧，说‘只有我们这些受过‘旧教育’的人尚无为非作歹之心，还肯老老实实做点学问，这是沾了‘旧社会’的光。’”读之让人黯然，也讶于一副不温不火样子的张中行能说出这样激愤的话。

然而写得最饱满的自然还是扬之水笔下的自己。扬之水，本名赵丽雅，曾用名赵永晖，古名物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诗经名物新证》、《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等书。扬是“奇女子”，卖过西瓜，开过卡车，身子虽小爬华山却不让群雄，年纪虽轻却古文根底深厚，写毛笔小楷可入能品（张中行语），读书又勤又快，一目直可二十行。难怪见过她的人都要赞赏不已了。沈昌文曾称其为“执拗的书迷”，为治其病，故意送其恶俗小说若干，以使其倒胃口，“也许因此你就断了到我这里找书的念头”。（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日记）可惜只能是妄想，既然称之为“执拗”的书迷，则绝不会那么轻易放弃。张中行曾专门著文《赵丽雅》（收在《负暄三话》中），写其嗜书且“执拗”。关于嗜书，“每月入款，工资加稿酬，百分之七八十买书”；关于执拗，“我却有时越俎代疱，想多管点闲事，劝她可以少买点。理由是：一，有些书用处不大，买了，要给它找藏身之地，不合算；二，有些书太贵，伤筋动骨，为它费力，发愁，更不合算；三，聚，也许是一乐，最终还有散的问题，越多越不好处理。这最后一个理由，她正在盛年，自然不会想到。至于前两个，我认为她是应该想想甚至采纳的，可是，仍是由于热度太高，她像是连想也没想。”因为嗜书，整本日记，几乎日日有购书读书记录，其读书之勤和快，连张中行先生也只能甘拜下风。王泗原先生合起来八十多万字的两本书《古语文释例》和《楚辞校释》，她竟能一日读完，真是神人。

沈昌文曾给《读书》编辑部诸人下过一个三字断语，扬之水得到的是“勤永晖”，张中行也曾赞其“为人多能，且想到即干，在女子中为少见……”也许就是这个勤字，使其能够从一个初中生成为《读书》的编辑，并最终成为一名著作丰富的古名物专家。其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记“深恨自己才疏学浅，三十有三方悟学，正不知此生可有悟道之日否。”真不知扬之水今日翻到这页日记，会有何感想？

                                         2012年2月8日

人生是一个先加后减的过程

我坚持认为

人生是一个先加后减的过程

比如：你赤条条出生

开始加衣服、床单，

活命百岁的银锁

手腕被粘上了姓名牌

母亲把乳头塞到你的嘴里面

你长大

需求越来越多

仅仅玩具就充斥了整个房间

然而你仍然哭闹

为了一个包着花纸的棒棒糖

你开始上幼儿园

被送入培训班：

英语、游泳、钢琴、书法、绘画

你注定多才多艺、技不压身

但是你苦恼极了

母亲却责怪你不懂事

不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

然后你开始上小学、初中、高中

考大学

钢琴和毛笔早已腐朽，不知忘在了哪个角落

这时你开始注重仪表，约女朋友

在你的包里有手机、mp3、MP4，甚至笔记本电脑

毕业将近，你开始为找工作烦恼

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了英语四六八级证书

计算机一二三级证书

诸多的奖状

你还正在考GRE、托福，

司法考试、会计师以及其他种种

你把这一切全都塞到你的求职表里

求职表显得很膨胀

你的内心也跟着膨胀

像充满了气的气球

但是很快就开始漏气

你终于可以工作

开始忙着买房、买车、炒股

结婚、离婚、生孩子

孩子慢慢长大

你的腰围、臀位、脸面也在长大

你开始吃惊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开始发愿减肥

开始吃素

下班之后也不坐汽车了

走路回家

终于有一天你开始哀叹已有了白发

开始感叹时光的流逝

顿悟人生的意义

嚷道明白了什么东西最有价值

你把这些当作经验讲给你的孩子

在他们的耳朵里却只是唠叨

你于是索性不再讲

宁肯把时间花在打太极拳身上

这时你已经退休

身边的人已开始先后辞世

站在他们的追悼会上你百感交集

赤条条地来终究要赤条条地去

道理虽然浅显

你却无法选择

就像你无法略去过程直奔终点

就像你无法直接走向生活的反面

读扬之水《<读书>十年（一）》，其中多次提到《神曲》的译者田德望。如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条：“往北大访 田德望先生，早听金克木提起过他，那日又听赵萝蕤说，他们是老同学，曾一起在清华文学研究院听讲《神曲》的课，说田是一位极诚笃、极厚道的人。今日得见，果然印证此言。”又说田当时正在全力翻译《神曲》，“而由于目力不济（右眼一千度，左眼五百度），又时常头晕，故一日只能工作三小时，他的工作效率又非常低，译四十二章用了五年时间，余下的五十多章还不知要干到什么时候。”又说《神曲》最早的中译本出自钱稻孙之手，以后又有王维克的散文体译本。“王是华罗庚的老师，是搞数学的，译诗乃余事，译本错讹殊多。”再后还有朱维基的诗体译本（据英文转译），据田看来，译文倒比较忠实。

看到这里，突然想到家藏的《神曲》，忘了是谁的译本，似乎也是田德望的。翻出来一看，果然。《神曲》共三部：《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国篇》。家藏只有地狱、天国两篇。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本，但是出版时间相差十一年。《地狱篇》版权页注明是1990年1月北京第1版，1992年7月天津第1次印刷（扬之水一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日记有参加田德望《神曲·地狱篇》新书发布会记载，五月九日又有得赵萝蕤转交田德望寄赠的《神曲·地狱篇》记载，可知在天津一印之前北京即有印刷）。《天国篇》注明是2001年5月1版1印。则知扬之水第一次拜访田德望时，《地狱篇》虽已译完但尚未出版（《地狱篇》共三十四章）。

一九九○年五月九日扬之水再次拜访田德望，田此时患了皮癌刚做过手术，看上去精神虽还健旺，但行动不便，伤口肿痛，无法工作。田告诉扬目前《神曲·炼狱篇》已译出十六章，“我打算尽量将剩下的一半完成，至于《天堂篇》，有待他人了，因为恐怕那时我即使还活着，也是老糊涂了。”这话听来让人伤感，但值得欣慰的是，《天堂篇》毕竟还是译完出版了。《天堂篇》初版本末页有田写于二○○○年八月六日的《译后记》，满纸歉疚与欣慰之意。歉疚的是翻译和出版的过程长达十余年，对于企盼早日见到《神曲》全貌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欣慰的是，毕竟有生之年全部译完并出版。之所以能顺利译完，得益于朋友们的劝告，“先译正文再做注释”，“待译完正文开始做注时，果因年迈体弱，视力衰退，工作难以为继。”此时又得到友人的帮助，顺利完成了审订、注释等工作。读来真是为田先生捏一把冷汗。

田先生的译文用的是散文体，是否忠实于原著，因不懂意大利文，也未曾与其他译本对照，所以不敢妄言。但读来还颇舒心。最喜的是书中所附大量精美的插图，书中未见出处说明，但想来应该是原版所有。

我买的那本《地狱篇》是二手旧书，看书前我的记录，是一九九八年购自北京。至于具体购自何处，校园旧书摊还是中国书店旧书部，就记不得了。不过，这次重看，有一个发现，书的扉页有原持有者签名，用了两种不同颜色的笔，内容却一样：“黄风 H.Gales 93.11.10北京海淀书城”。“黄风”自然是原持有者的姓名，“H.Gales”自然是英文名，“gale”本就是风的意思。后面的时间和地点自然是购书的时间和地点。这个签名我以前也多次翻看到，都没怎么在意，以为也就是一普通的读书人。但这次重看，突然打了个激灵，想会不会是翻译了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的著名罗马法学家黄风先生。论语言，黄风精通意大利语，对意大利文学经典《神曲》自然不会没有兴趣；论修养，《神曲》是诗歌，虽以散文体译出，但也不是谁都有兴趣购读的，黄风作为罗马法学家，购读这样一本略显深奥的书倒是很自然的事；论时间，1993年黄风先生正值壮年，正是读书的年龄；论地点，1993年黄风先生恰在北京司法部任职，在北京海淀书城购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论签名，在中文名后还缀以英文名，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必是有外文知识背景的。这样细推下来，虽然明知北京叫“黄风”这样名字的人肯定一抓一大把，但越来越认为书前这个黄风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罗马法学家黄风。

想到这里，不由一阵激动。因为读大学时，曾细读《论犯罪与刑罚》，笔记都记了一本，黄风这个名字自然不陌生，他也是我较早熟识的法学家之一。假如今日所得真是其旧藏，也算有了一点切切实实的缘分。而且，读书时能有这样一点意外，也是何等快乐的一件事呀！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日夜于夜雨斋

按：去年十月进京参加十年同学会。座谈会上大家争说大学期间之趣事，刘队听了，建议说可以将这些轶闻趣事编成一个小册子——这确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响应者虽众，却无人实践。今日整理材料，翻出旧日写的趣事两则，读来仍觉有趣，就贴在这里，算是对刘队的一个遥远的回应，也是对旧日时光的一种怀念吧。二O一二年一月七日于夜雨斋。

                “不如居”纪事[１]

“不如居”者，居之名也，原籍乃622宿舍，有居士六头，皆谓“不如居士”，名副其实，且雅之甚也。而又以其中一兽[２]为最，故众人为其加冕，于“不如居士”前加“宰我”[３]二字，是乃讳号，今特述其生活一小节[４]，以飨读者诸君。

话说昨夜已晚，因闹旱灾，乃席地而坐，相对手谈，忽宰我急匆匆冲入，面如莲花。众人惊不知何故，乃见其衣袖微抖，一白物即至眼前，梁兽[５]随手接过，视，乃牛奶者也。宰我嘻笑如往，大曰：犒劳，犒劳。吾乃见其怀中尚存三袋，皆鼓鼓胀胀，似分量极足，抱在怀里宛如几只温柔小兔。其手再扬，又是几团白物四散而去，再看其手中仅存一袋，鼓胀如兜风之帆，而桌上之牛奶也已不见。至此则在座者皆无虚手，各咬袋即欲饮，梁兽两口下肚，忽面有痛苦色，曰：此奶，吾喝之不惯。云毕即手执送于宰我，宰我推让再三，不得已接还，忽兽性大发，谓予：汝喝。吾力阻，实乃刚刚喝过一袋鲜奶，不欲再饮。如此推让者又三，忽闻黄兽[６]惊曰：WHY牛奶中有块状物如板，难以下咽。吾等往视，捏之，果然，皆有惊奇之感。宰我忽手上加力，立有牛奶从袋中溢出，散落手上，如点点梅花。而中有颗粒点点，殊是异常。又闻室内空气不鲜，有脚臭气四溢，乃呼曰“臭，臭”。随即目光四射，狐疑之气立重，人人不觉自危，欲夺门洗脚，中又有酸腐气，捡一袋奶闻之，呜呼，酸臭之不可闻也。乃知是坏奶，看日期，两天早过。

宰我闻之亦大惊，急视手中奶，亦臭。乃立呼告，问此问彼，欲寻那桌上鲜奶，问到刘兽[７]，刘曰已喝。宰我急曰，可有异味？刘兽笑曰：未知，鲜美之极。宰我乃大恸而顿足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耶！

众人皆谴责宰我之兽行，宰我辩曰：吾下午过奶箱，打开，无，正欲锁上，忽背后有人曰：抱歉，今日送奶晚矣。乃顺便带回，孰知晚上回舍，恍惚中见箱之上方又有“鲜奶”数袋，心中大奇，以为是投奶工之误，遂窃喜，心曰，今夜几可人手一袋了。乃取，孰知还多一袋，半陷箱中，加上下午之三袋已达七袋之多。宰我喜之更甚，黄兽亦喜曰，打开箱子，里面还有！宰我撼然曰，惜身无钥匙。二人乃喜冲冲上，黄兽手中早拿准一袋，伺机便咬破而吞食，直至喝到块状物不下方止。

扔奶、拖地毕，还剩一袋，宰我问曰：林兽[８]回否？曰：否。其作热锅上蚂蚁状。稍顷，复问：林兽回否？不久，林兽回，宰我大喜，尽叙七袋之妙，曰可人手一袋。林兽亦喜曰：给我一袋。宰我曰：在桌上。后出而窃笑。不久林兽回，黑暗中问予：汝品尝一二，为何有酸气，可与平时之奶同？吾腹笑不止，然不动于颜色，曰：让吾一闻。装作一闻，后曰：不喝，扔之可也，稍酸。由此可见吾之善良。林兽复闻，后扔之，颇有恋恋不舍之意。

夜热难捺，无法入眠，故旧事重提。互相攻击，指摘对方之兽行，见群兽无一人脱网，而以宰我最兽，宰我急曰，吾动机是大大的好了。故因其动机而赦其罪，更是可怜其偷鸡之失米。

后众人相传，乃有准记者若干不时跑入，探问嘻笑罢，满意而归。一时楼道内笑声不绝于耳，实乃不如居之功也。

不久又有准记者跑入，含笑而去。众乃谏曰，何不开个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免去口舌之劳？宰我沉思良久，断然挥手曰：不要说了，谁再说我杀谁！！众人欲再言，宰我挥手截断：我说过不要说了，谁说我杀谁！！！

                          摘自2000年6月19日日记[９]

    小郭

小郭是一个天才，原因是：小郭具有天才所具有的一切弱点。

小郭比陈景润好一点，我不知道这是个喜剧还是个悲剧，因为这注定其不可能取得像陈景润那样的成就。

正躺在床上聊天，小郭披星戴月地就冲了进来，拎着头就往被子上撞，有自杀之势，一边撞一边恨恨道：撞死我！撞死我！俄而又抱住廖兽，哀求道：让我在你身上撞死吧，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一俟得到廖之允许，两眼突放精光，即刻以头撞廖身，有古不周天触山之喜剧效果。撞死未果，小郭哀号曰：怎么就撞不死呢？！旋风般扑到窗前，啊——啊——，开始效仿竹林七贤以啸鸣精神，又作登窗跳楼式，回顾：我要跳楼了，我……我……不活了！说着作势往下跳。众人不睬，各顾己事，小郭急道：你们怎么就不拉一把呢？我要跳楼了！众笑，云：跳就跳呗，罗嗦个什么！小郭急了：我真真的要跳楼了！众斥曰：快跳！快跳！我们还忙着看完跳楼去学习呢！小郭神色顿委，下窗：还是等人多时再跳吧！然后静坐床头，沉思有时。

看到这种架势，我恻隐之心立现，曰：兽，算了，不就想死嘛，我把你写死得了！所以我的下一篇小说将是关于兽如何跳楼自杀的，当然还有其它死的方式，比如说：急死的，笨死的，等等。

西流按：今天是2011年的最后一天。十月份去了一趟北京，参加十年同学会。十年！一晃眼已十年过去，怎不让人感慨万千！前不久，见《厦门晚报》搞“我心目中的厦门晚报”征文，本无意写，突然发现用与晚报副刊的角度，倒是一个不错的审视和总结大学毕业来厦这十年生活的一种方式，于是写下了这篇小文，也包含了我对厦门晚报副刊的一点期冀。

                         我与晚报副刊

我与晚报的关系，其实主要是与晚报副刊的关系。因为我虽然是晚报的忠实读者，但这个读者与其它读者并无不同——也许只有一点，那就是我除了晚报基本上不读厦门的其它报纸。

我之所以觉得我与晚报副刊的关系还值得拿出来说一说，是因为它在我来厦这十年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我2001年7月大学毕业来厦，查剪报，2001年12月即在晚报副刊发表了可以说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公开作品。紧接着，次月又发一篇。尽管这两篇都是应征文章，最后也并未获奖，但其发表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具有莫大的鼓舞作用。随后我正式开始给副刊投稿，因为喜欢读书，投的多是书评之类的东西。那时副刊还叫“文化周刊”，读书版每周一期，编辑刘文辉。2002年3月初我的一篇书评《受害者为何成迫害者？》在读书版“头条”发表，这让我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但更让我骄傲的是，3月下旬读书版又发了我一首用诗歌形式写成的书评《“我把三个变成六个”》，我猜想用诗歌的形式写书评，在晚报的副刊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那时晚报的副刊还有个“不夜城”栏目，专发散文、随笔，2002年9月我在上面发表了一篇小散文，剪报现在仍存着，写这篇文章时找出来看，才知道编辑竟然就是我现在的朋友黄静芬——那时还都不认识。

在我看来，晚报副刊面貌为之一新，还得从萧春雷任副刊编辑时说起。那应该是2006年前后的事，查剪报，我是2006年9月开始在萧春雷编辑的版面发表文章的，先是书评，后是散文、随笔。那时的副刊总称是“一周文娱”，有读书版，也有我觉得格调高雅的“作品”版，当然还有 黄秋苇老师编辑的专发地方文史文章的“乡土”版，只可惜我不是文史专家，无从投稿，但看却是爱看的。

中间有件事值得插叙一下，2004年因为参加晚报组织的“松下杯”首届青年DV大赛，有缘结识晚报副刊部的刘凉军，后来才知道还是老乡。在那次比赛中，我侥幸获得了最佳脚本奖——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凉军，2007年我得以结识萧春雷，并参与到读书版的改版策划中。那段时间以及之后，晚报副刊似乎一直在摸索求变，这从副刊的名称即可看出，先是“文娱周刊”，后改为“文化周刊”，后又改名叫“尚品周刊”，但好在阅读版都保留着，内容也无大变，只是从2007年6月起，增加了一个“晚报推荐书榜”和“榜评”的栏目，每周约一位作者推荐三本新书。这就是我们策划的结果。我有幸应邀写了第二期的榜评，也算是“先驱”之一了，随后又写了不少。因为要推荐的都必须是新书，所以榜评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好写，但也因此认真读了不少书，算是意外中的收获。

后来副刊继续在变，首先是“作品”版改由黄秋苇编辑，后来突然就没了；黄秋苇老师负责的“乡土”版也渐渐无疾而终。这都是让我颇感遗憾的。倒是黄秋苇编辑的另一个版面“醒脑”一直健在，承黄老师错爱，从我的博客里“偷”了几篇文章过去，还由漫画家小牛配了漫画，令我惊喜不已。再后来“榜评”栏目也取消了，读书版改叫“厝边·书橱”，也就是现在的样子。据说为的是“通俗化”。有个问题我总想不明白，报纸究竟是要迎合读者呢？还是引导读者？如果只是迎合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指责那些花边小报呢？

读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他谈到虽然报纸诞生时不一定要有副刊，但报纸如果想竞争、生存，就一定得有副刊。一八七二年《申报》在上海创刊，为了和早它十一年创刊的《上海新报》竞争，想来想去，还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创办副刊，这就是中国报纸有副刊的开始。其实仔细想想，我们现在之所以还记得《申报》、《大公报》，多大意义是因为它的新闻，又多大意义是因为它们的副刊“自由谈”和“小公园”？说实话，厦门城市很小，如果只论新闻，各报之间难有多大的差异，真正让报纸区别开来的，或者就是副刊。这也就难怪曹聚仁后来到香港，吃惊地发现港报之间的竞争，基本上就是副刊之间的竞争了。

真诚地祝愿晚报副刊一路走好！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

单位请了保洁员，我们的手就懒了下来。除了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桌，别的什么我们都不用管——其实，就连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桌，我们也是不想管的，但是没有办法，谁让我们不是领导呢。领导是连办公室、办公桌也有保洁员帮着打扫清理的。

一开始我不知道。在会议室开完会，我习惯性地去清理桌上的纸杯、茶水，有人阻止道，不用管了，打扫卫生的会来打扫——我们都叫保洁员为打扫卫生的——我开始还不大相信，反问道，是吗？然而终于还是停下了，不再管它，只去收拾投影仪之类料想保洁员肯定不会帮我们收拾的东西。后来，走过时，我专门留意了一下，果然桌上的纸杯都不见了，会议室被打扫过了。

单位大，保洁员多，好像每人都有分工，一人或多人负责一个或多个楼层。负责我们这个楼层的，好像有两三个人——因为我见过两三个不同的面孔——我怀疑她们是不是有轮班，但是最终也没有向她们求证。说实话，我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虽然经常见面，但是我们像生活在两个世界，空气中有隔膜的成分。我们经常风风火火的，忙这个忙那个，但是视线很少停留在她们的身上。她们就像穿着一层隐身衣一样，在楼道里穿来穿去，却默默无声，我们对她们基本上是视而不见。其中有一个年纪很大了，头发都已经花白，身体微微发福。有时见了面，比如在电梯里，往往会很谦卑地冲你笑笑、点点头，甚至会问候一声。有些人仿佛很意外，不吭声，或者用鼻子哼一下，就冰封了脸，不再说话。保洁员于是也就不再吭声，同样面无表情地盯着电梯上的数字。电梯门开了，大家鱼贯而出，保洁员总是谦让着让大家先出去，大家也就出去了，仿佛是理所应当的。那个年长的保洁员有时也冲我打招呼，我不忍心看她笑容里的不安和讨好，于是也冲她笑笑，点点头。她的笑容就荡漾开了，仿佛人松弛了下来。

一般来讲，保洁员拖着垃圾桶坐电梯，看到电梯里有人，都会谦让着让你先走，不好意思把垃圾桶拉进来和你同乘。但偶尔也会有保洁员拉着大大的垃圾桶进了电梯，有的进来也面无表情，但你能感觉得出他们内心的不安，到了楼层，门一开，他们就匆匆地拉着垃圾桶出去了。门关上了，你仿佛还能听得到他们放松下来的出气声。有的进来明显惴惴不安，一路地讨好微笑着，带着歉意。但是没人理她，每个人仍面无表情地冰封着脸，她受挫了，于是就也把脸冰封了起来。偶尔会有人在她们走后，发些牢骚，说她们怎么能把垃圾桶带进电梯呢？有时会有人附议两句，但一般大家仍冰封着脸，不说话。最终也就都不说话了，都瞅那个数字，奇怪电梯怎么这么慢，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到。

那些保洁员跟我们自己小区的保洁员不大一样，或许是管理得严，她们更勤快，一天总要在厕所见到她们两三次。保洁员基本上都是女的，男人或许不屑干这种活吧。但是她们似乎已泯灭了自己的性别，她们旁若无人地在男厕所打扫来打扫去，有时甚至连正在打扫的警示牌也不肯放。经常急匆匆地冲进去，结果看到她们正在里面，有一下没一下地拖地，看到你进去了，也并不急着出去，仍那么有一下没一下地拖着。这时我倒总是出于羞涩似地，急忙转身出去了。或者另外去找厕所，或者等一会儿再去。再去，如果没人了，就长出一口气。但有时也不免埋怨，想为什么不能在下班之后没人的时候打扫呢，而且一天有必要扫那么多次吗——我这人没有洁癖，而且我们这层楼的人也没有多到一会儿不打扫就脏到没法用的地步。

一般的保洁员穿得都很朴素，长得也朴素，仿佛以此避免你的注意。但是以前我也见过一个保洁员，她长得其实也不好，三十多岁吧，脸很黄，嘴突着，但是上班下班都穿得很时髦，和一般的时髦女郎没什么两样，一样穿着短裙、脚着长筒靴。因为知道她的身份，看到她这副打扮总觉得不对劲，似乎很不该——其实想一想，也没什么不该，保洁员为什么就不能穿得漂亮一点呢。

还是偏见在害人。

我看得出她是刻意要显得漂亮，可能她自己也觉得自己漂亮。而且她不像其它保洁员，努力跟我们划开界限，她不，她仿佛努力要挤进我们这个世界。比如，她动不动会到我们办公室借用一下固定电话——她是经常把手机按掉，用我们的固定电话回的，或许她认为反正我们的电话是公家的，不用白不用——我们虽觉得怪异，但也一时想不出好的理由回绝她，只得由她去了。碰到有演唱会，她也会跑来问我们有没有多余的票。一般情况下自然是没有的，但假如碰巧手头真有多余的票，也会给她，这时她就乐滋滋地把包起来的门牙放松出来了。

我无意于说明什么，只是有感于身边的这样一群人，他们虽然深入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往往对他们无所察觉。我们毕竟还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虽然我极力想抹煞阶层的差异，但越抹只能越黑，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就像无论你怎样美化掏粪工人时传祥，时传祥却总也无法进入我们现实的视线一样。

                                    2011年3月29日

一个朋友看过我的书房，问我为什么不捐点书出去。看我反应不积极，就笑我是小气鬼，“真是一毛不拔。”他说。

他说得不错。但我并不是没有过捐书的念头，特别是像他说的，书架已经塞满，有些书完全可以淘汰掉的。但是淘汰哪些书呢？虽不敢说架上的都是好书，但都是我精心选购的。有些书是我的至爱，那自然是不舍得捐出去的。有些似乎可以，比如说版本、装帧不满意的；内容不是很喜欢的。但等到真要捐出去时，却又像鸡肋一般有点舍不得了。毕竟版本虽然不好，但并无复本；内容虽然不是特别喜欢，但至少还有资料的价值。如果实在一点价值都没有，那我也不好意思捐出去了。就像捐赠衣物，很多机构都要求至少七成新以上，而我自己有些穿了十几年的衣服还不舍得丢掉，又怎么好意思拿这些穿旧的衣服去献“爱心”呢？

其实除了以上原因，我还有听起来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说，书即便捐出去了，真的能发挥它的价值吗？虽说书不像钱、电脑、大米、食油，甚至七成新以上的衣物那么招人喜欢，在捐赠的过程中不明不白地消失，但对于它能不能发挥捐赠者预期的作用，我也总是心存怀疑。我的担心是，在今天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即便书能到学校，能到孩子们的手中，他们会看吗？能看吗？学校会准许他们看吗？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可以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证明。我的老家还不算贫困山区，虽然也称不上富裕，但学校里图书室还是有的。小学的图书室我没见过，之所以知道有，是因为一个要好的同学父亲就是我们那所村办小学的校长，我曾在他家里见到套装的《西游记》，问是哪里来的，才知道学校还有图书室。当然图书室我是没有眼福看到的，估计里面的图书，就像这套《西游记》一样，只能供校长 和老师们专享了。我那时还小，民主、权利的意识还没有，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甚至认为太对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为什么我爸不是校长。

初中跟小学差不多，虽然也有图书室，但也从来没见过，更狠的是，学校不仅不开放图书室，见到我们读“课外书”还要没收。我自己就被校长没收过一本《陈真传》。当时我正躺在宿舍床上，是在晚自习后准备睡觉前的那个空档，就连这个时刻校长都不肯给我们一点阅读的自由。我自然无话可说，唯有惊恐。要说我也当过帮凶，初中二年级，我因为学习成绩还好，被任命为班长，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课间操时和班主任一起搜同学们的书包，看到课外书就没收掉。大家似乎也都习惯了，或者自觉有愧，做完操回到教室，看到书没了也不敢吭声。记得一次搜出的是一本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名著《高山下的花环》，课本上就有节选，但那时不懂，交给班主任，仍旧没收掉了。现在想来都感到惭愧。试想，在那样的气氛之下，即便书能到学校，能到学生们的手中又能怎样？

我还算是爱书的，但小学、初中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书，仅有的底子是小学时买过的几十本连环画。我上初中时，正在热播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我看得入迷，突然有一天看到一个爱看武侠小说的同学手里捧着一本书，正是《射雕英雄传》，不由大为吃惊，我说不是电视吗怎么还有书？孤陋寡闻可见。但那时也有对付老师的办法，我没有试过，都是看那位嗜武侠小说如命的同学在实地演练，刚开始是在课桌上挖个洞，小说放在桌兜里，一行行移动。后来被识破，就剑走偏锋，将书一页页撕开，一张张地看，即便被查收，损失的也仅是几页而已，不影响大局。我想很多老师肯定对他这一招十分懊恼，因为我知道有些老师，收书的积极性之所以那么高涨，除了迫于中考的压力，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也爱看。

高中时好一点，许是我读的是省重点高中，眼界和胸襟与普通高中有所不同。学校历史悠久，有一个近百年历史的木质图书楼，每周开放一天，供大家自由借书。虽非完全开放式，也已有开架的雏形，书脊顶着玻璃，站在外面就可以看到书名，喜欢哪一本，用手指指一指，管理员就可以帮你取下。高中时我因此读了不少书。但到高三，风声就紧了，图书馆虽然仍旧开放，但班主任却收紧了政策，记得有一次，我借完书正要出门，突然看到班主任进来了，心慌手乱，忙找个地方把书藏起来，班主任对我盘问半天，矢口否认，他看我两手空空，才放我过去。

也许真的是因为看课外书太多，第一年高考失利，复读的那个学校是个县重点，图书馆比省重点明显差了许多，首先没有单独的图书楼，只是一个小藏书室；其次偶尔才对学生开放，也只局限于低年级的学生。毕业班的学生自然应以高考为重，否则明显就是不务正业。所以就冲这一点，如果今天非有人说我是那个学校的校友，我是誓死不认的。

大学自然不用多讲，也不是我们捐书的对象。假如以上列举的情形没有变化，那么即便有书又能怎样？有书和没书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而也就别怪我对捐书持这么悲观的态度。

但也许现在比我那时候已经好了许多，学生们已经可以不用理会升学的压力，自由地阅读“课外书”了。毕竟我离开中学校园已经十几年了，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一点点进步。但不知怎的，我总是乐观不起来，因为我对我的乐观也悲观起来了。不过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或许我也会慷慨大方起来，即使只为不被朋友说成是“一毛不拔”的吝啬鬼。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夜

吃过晚饭，许是怕我们无聊，妈说去村口看看高速公路去吧，夏天大家都去那里乘凉的。

早就听说高速公路从村口穿过，但一直未见到。我上一次在家，高速公路还没建，只是风闻要从村里穿过，听说的人都很兴奋，因为传闻可以分到钱。分钱的事是确实的，我就亲耳听回娘家的堂姐说过，她们村因为土地被征用，每家就分了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呀！大家都啧啧称羡，幻想着何时高速公路能从我们村穿过。可惜风闻了很长时间，一直不见动静。大家激动的心就慢慢平静了下来，渐渐似乎都忘却了这回事，然而不久总会又有新的消息传来，然后再次开始激动。

然而直等到我离开家，仍未看到高速公路的影子，连我都失望了。

不料突然有一天，当我似乎是无意中在电话里问起妈高速公路的事情时，却听说高速公路已经建好了。

“你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我既吃惊，又有点不满。

“咳，根本没从咱村经过。”妈说。

没经过自然没有钱分，我可以猜想得出村民们脸上的失望。就差一点，妈说，就差一点就占到咱们村的地了，刚好在村口经过。

但我没有想到高速公路还能成为一片风景。高速公路本是连接省城到一个风景区的，在我们村附近也开了一个出入口，这下去省城确实方便多了。堂哥开车去机场接我，回来时就是走的这条高速公路。因为是晚上，我认不清路，只感觉左拐右拐，不多长时间就下高速了，然后再走没多远，竟然已经进了村子。

“高速公路的出口就设在咱们村口。”堂哥见我吃惊而兴奋的样子，解释说。

我真没想到，几年没有回来，老家竟然变化这么大。连村子也变了，以前坑坑洼洼的村路铺上了碎石子；街道都打直了，几条主干道上竟然还设了路灯，隔一段就有一个，跟城市一样。

车子继续在村里走，我贪婪地趴在车窗上，看着街两旁的房子，辨认着哪幢应该是谁家的，但是不久我就迷糊了，不该呀，我认为是张家的不久发现并不对，在我认为应该是空地的地方却竖起了一栋房子。然后车嘎吱一声停了。到了？到了。下车后，认真辨了辨，眼前的这个门楼确实是我家的，只有我家的的房子还保持着原先的模样，但是因为周围房子的映衬，连它也看起来陌生了，似乎低矮了，也破旧了。

虽然是新年，但村里似乎没什么生气。偶尔可以听到几处爆竹的声音，昭示着这确实是旧历新年。以前一起玩的伙伴，考上大学在外地工作的，大多没有回来，即便住的稍近回来的，也往往呆两天便又走了。其它没考上大学的，见了面往往并没有什么话好讲，场面上的话说完就冷场了。我觉得难受，想必他们也一样。终于告辞了，双方都一阵轻松。于是不再轻易去拜访人。亲戚家是要去的，但也是坐坐就走，他们关心的是我每月可以赚到多少钱，说少了让他们失望，说多了其实并没有，连我自己都脸红。但他们总疑心我在说谎，因为他们曾听说我一个月可以赚到多少多少钱的。我忙发誓，他们却开始疑心我是不是看不起他们，怕他们找我借钱。终于他们信了我，却开始为我抱起屈来，说某某某（和我一样考上大学在外地工作的）一个月都能赚多少钱——这个数字自然是天文数字；某某某已经做了大学教授；某某某娶了市长的女儿。说得我在旁边一直暗自抱歉。终于他们不再关心我，开始谈论他们自己的事情，谈起谁谁谁靠什么赚了多少钱，一脸的羡慕和嫉妒，谁谁谁出去扒房子从山墙上掉下来摔瘫痪了，又是一迭声的叹息和幸灾乐祸……我于是更加无言了。

从亲戚家回来，经过一段田地，看着路上厚厚的尘土和田埂边大片大片随风招展的塑料垃圾，我终于又找回以前村子的感觉了，不过这时的感觉似乎是一个村人，脖子里仍腻着厚厚的泥垢，身上却披了一件时鲜的集市上买回来的廉价西服。

想想确实不知道该干什么，就应了母亲的话，携妻带子去看高速公路去了。家离村口还有一段距离，怕迷路，一路走一边暗暗记着路，数着走过的街巷数。冬日的夜，确实寂寥，街上几乎见不到一个人，或者都在家围着火炉看电视吧，男人们则恐怕都窝在哪个角落赌博打牌吧。

人走在路灯下面，路灯把影子一会儿拉长一会儿拉短，偶尔走到没有路灯的街巷，四周就黑漆漆的，需要人咳嗽一声壮壮胆子，需要故意加重脚步听听自己的声音，需要故意说说笑笑打破那份深井一般的死寂，需要把手电筒打开照照脚下好敢迈出那滞涩迟疑的脚步。

终于看到远处密集的灯光了，猜想着那应该就是高速公路了，一串光晕像划过夜空的一道弧线，冲着远方奔去了。我们走到村头，再往前走就是麦田了，麦田中间依稀可见窄窄的土路，那是我小时候奔跑过的，但是我不想再走过去。我就站在那里，被村口凛冽的北风吹着，鼻子一吸一吸地看着远处的高速公路，远远地听闻着汽车骤驰过去的声音，想象着在闷热的夏夜，我的村民们是怎样在这里消磨时光的。

走，看高速公路去！我没有想到，在我出生的这个村子里，连高速公路也变成了一道风景。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夜

转眼春节又要来临了，想起去年春节回老家过年的情景，不由暗自揣测着：今年村子应该更富了吧？

村子富了，是我去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时的最大感受。首先体现在包红包上。大年初二要去外婆家，作为一个在外工作且好几年没有回过家的人，我不能不为小辈们准备点红包，但是多少合适呢？我却拿不准。太多吧，孩子多，拿不起，太少吧，也怕拿不出手。心想，五十应该差不多了吧？要知道几年前在家时，一般还都五块十块呢。结果一问妈，妈说以你在外工作的身份，五十不多。我不由暗自一惊，说，那要不就一百吧？妈说算了，五十就五十吧，反正就是个意思。我知道妈其实也是心疼钱。于是就揣着一叠五十去了，不料到了外婆家，姨妈们给我的小孩子，却都是每人一张一百，让我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其次体现在聊天上。在外婆家那天，临近中午吃饭时，三姨夫才匆匆来了。一问原来他本不打算来的，听说我回来了，才专门赶过来。三姨解释说，家里有牌场要照顾，离不开人。一开始没听明白，旁人解释了，才知道原来三姨夫家里开有赌场。妈在旁边悄悄告诉我，你三姨夫不是靠开赌场，以前盖房子欠的帐、计划生育罚的款哪里能还上？三姨夫很豪放，不仅来了，还带了几瓶好酒，据说一瓶就要一两百块钱。他说屋子里还堆了很多，谁去他家就自己拿着喝，喝了他不少。他说得若无其事，而我听着却暗自心惊，心里替他算了一笔账，按他说的，恐怕这酒每个月也得喝个好几千，比我在外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吃完饭，他抹抹嘴说你们只管吃，就又先走了。大家也都不阻拦，笑说人家忙着赚钱呢。于是话头就又引到三姨夫家的赌场上。三姨笑说，我们家那都是赌得小的，一桌抽个几十块钱，不像你大哥，都是组织大老板去赌，动辄输赢几万，每桌都是几百上千的在抽，连在旁边看热闹的也每人都发二百。大家就都啧啧称羡。我暗自纳闷村子里的人怎么会那么有钱？和我同桌吃饭的表妹夫跟我解释，平时都没钱，一打牌就都有钱了。他前几天去赌，也一家伙输了一千二，还好后来又赢回来了一千一，算是输了一百。一个姨在旁边听到了，忙劝说，那可不要再赌了，千万不要想着翻本，那是越翻越输。表妹夫笑说，不想不想。然而不久他也吃完了，也抹抹嘴先走了。大家都说他也是去找牌场了，说完哈哈大笑。

再次就是村里买车的人明显多了。我从机场回家，就是大哥开车去接的，丰田雅阁。回家问妈大哥咋会那么有钱？妈说还不是从银行贷的款。后来才知道大哥的车是要账要的。二哥也买了辆车，他没钱，就买了辆二手昌河面包车，平时自己用不着，总被别人借，二嫂一生气，就逼他卖掉了，一转手，亏了好几千，把二嫂气了个半死。妈说，你说你一个工人买个车干什么？烧包！

前不久几个老家人来我所在的城市办事，我请他们吃饭，才更晓得老家人有钱得可怕。饭桌上一个老乡从始至终都在谈论他认识的一个老家人，家里开煤矿，父亲死时给他留下了四千万，一年功夫他就把四千万全花光了。那人说得绘声绘色，说那人口袋里不装个五万块钱都不敢出门……说到这里，另一位老乡突然插话了：那是，别说他，我们口袋里不装个万儿八千的，谁敢出门？

这话说得请客的我突然羞愧了，因为我口袋里不仅没有万儿八千，连请他们吃饭的钱都是临时向同事借的。但我终于知道，村子确实富了。

                                      201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