煞有介事378：观《牡丹亭》后（下）
五、
年前有一位退出江湖的旧雨来京，我们在北大附近一间著名的书店里茶叙。这位朋友当年曾叱咤风云，本是
位商界奇才，对我谈一个打算：做艺术品出租事业。选取当代不知名的艺术作品，低价或免费租（实则即借）给一些著名企业，成为重要商务场合的摆设。朋友的设
想很好，也符合当年我们一贯的操作手法，但我认为不可行。我反对的理由在于企业家们的审美情趣，我不认为他们会选择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这与具体某位
企业家的审美修养无关，现在我们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赞助人”（否则也不会以低价方式借租）。没有人真正在意办公室、会议室中的艺术品价值，人们只在
意此作品的商业价值。所以，越是低廉越无人问津。由此，我想起已故的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所谈一事。几十年前，一位高明医生为天津一位寓公开一个
方子，但因药价过于低廉，人家不肯用，无奈只得又加几位无用亦无妨的贵重药材。果然人家高高兴兴地买了高价药，药到病除。近来连续几次往京城中颇有名气的
“九花山”吃烤鸭，这家店中挂满了名家墨宝。居然连续几次在同一厅坐在同一幅字前吃饭，于是被迫欣赏了几次一位名满京华的大书画家的法书。行草大字，无骨
无韵，肆意张扬，遒劲有余，仿佛“小沈阳”捏细了嗓子与高八度较劲一般。众人皆以为佳品，我岂敢多嘴，我毕竟是俗人，吃饭要紧。只求换了座位，背对法书好
进饭。
西洋交响乐近些年来在中国可谓深入群众了。随便在哪里，播放一段莫扎特第四十交响曲的那段摇曳感非常
强烈的、轻盈活泼的主题，大多数的人们都觉得非常熟悉，而且都认为美得非常动人、动心。但是很少有人静坐下来，从头到尾听几遍全曲。间或有人坐在音响前、
坐在保利音乐厅里听了一次，也大多只对那个主题印象深刻。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贝多芬第九、自新世界这些“脍炙人口”的著名作品，被人们所熟
悉，但人们大多只熟悉其中的“精华”，也就是其主题。个中原因也不难道出，无非有二：一是这些主题曾无数次被克莱德曼这样的通俗音乐家们改编成短曲，二是
人们已经习惯高效率地生活，没有心思缓缓地体味一个主题的发展过程。这种文化可以用《读者文摘》这种杂志来做喻，如果一本书中有一段写得精彩，那么一段就
可以专门被摘录下来供从未阅读过的人们欣赏。何必遍览群书呢？ 报刊网络上的新闻，不是往往也只被阅读标题吗？
在这种背景下，如今人们经常用的一个词“文化大餐”，往往指的就是把一堆汉堡包、鸡块凑到一起的快餐
晚宴。
至此，可以知道文化正餐与文化快餐的区别，可能主要在于是不是在消费时间。凡是可以拿到田间地头、车
间营房里去享用的食品，一定不是大餐。“乌兰牧骑”一定是“麦乐送”。我还偏执地认为，电视摇控器一定不是吃大餐的羹匙。
作为俗人，我听昆曲自然听不出门道。可笑的是我用许多时间在听人家唱词中的入声，比如“良辰美景奈何
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我就琢磨“乐”字入声，发音果然近于“ラク”，又想起台湾的陈新雄说，L与e相拼全是古入声，觉得陈氏不余欺也。如此这般，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也不知被我糟贱了多少。
六、
分不清北昆南昆，不看字幕辨不清戏词，坐在第一排的沙发上，瞠目于咫尺之外强光之下的惊艳。首先在视
角上，迥异于我从前在剧场中所看过的京戏。辨不清戏词，对我而言从来就不是难题，我对所有歌唱方式的词句，无论英日汉语，一向听不清楚。所有的歌曲，在我
会唱以前，一概听不清歌词。有人说我听的这戏算是北昆，我想想又不以为然。马道姑的苏白放在北昆里我猜不用京白也要用韵白吧。猜想而已。
稍说第一回目【山桃红】（这个曲牌，在这出中唱过两曲，似专为巾生所设，后一曲唱在云收雨霁时）一
曲。唱：“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间寻遍，在幽闺自怜。”其中“是答儿”一语，值得一说。“是”字，盖言“所有”、“凡”，同一出中，有句“是
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同义。其实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也还残留这用法。“答儿”，意指“处”、“边儿”，“这答儿”即“这里”，“那答儿”即“那边儿”，
“是答儿”就是“到处”、“处处”。这种说法普通话里没有了，但方言中多见，北方方言中也多见。比如河南话、关中话中都还存有“这答儿”、“那答儿”。其
中，关中话，“那答儿”无“儿”音，“那”字近作“阿”（去声）。在巾生唱到“是答儿寻遍”一句时，生旦二角有一段“做”，其手眼身步绝类欧洲宫廷舞蹈，
生旦凝目直视，背手，挺胸，旋转身位，这绝非“拧倾曲圆”中国舞蹈，是从欧洲拿来的“开绷立直”。我身后的几位金发碧眼可能更能体会这样的美，相比于汤临
川，我也更能欣赏这样的“做”。这种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对现代观众而言，更“赏心乐事”。或许可以称之为时间轴上的“入乡随俗”，也就是古随今俗。真正
意义上的复原昔日昆曲，也许本来就做不到，即使能够做到，也未必有意义。但作为观赏者，应该知道其间的差别。
全场五十个座位，携妻女友人端坐于首排正中，可以细察角色的眼神，可以感觉水袖舞动时带来的微风。有
一刻，我忽然想起嵇叔夜所说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风神。这倒与艺术关系不大，完全是堂会演出的效果。因为可以近睹，才惊叹旦角胡哲行扮相绝美。平生
见过美人不少，但从来没敢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如此肆无忌惮凝视。所以也有一刻，我又忽然间脑子里潮水般涌出一群追捧名旦的腐儒们的旧事。
回家的路上，九龄小女说刚才唱得她快睡着了，但是厅里飞舞的蝴蝶让她觉得“真有意思”。
如此看来，在我以为吃顿“大餐”的时候，我的女儿觉得仅仅是吃了些甜点而已。这也没什
么，各取所需。
- 作者：
西江月 2010年05月9日, 星期日 02:47 回复（0） |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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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有介事377：观《牡丹亭》后（中）
三、
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已经成为西方古典音乐最大的市场。一个美国人说，中国的父母辛勤劳作，制造出千奇
百怪的漂亮玩具卖给美国的孩子，用换来的钱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买钢琴。有艺术界的人士说，中国的古典音乐热潮源于中国的几千万琴童。但是这些琴童又是从哪儿
来的呢？如此纠缠未必能说清因明。在我看来，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勃兴、几千万琴童有共同的原因：正是对文化的扼杀促成了这种报复式的反弹。越是无知，越向往
知识——这一点，对个体而言，未必；对群体而言，有效。当然，也如同皮筋、弹簧一样，有一个弹性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未必有效了。如果文化水平过于低
下，就不再吻合我上面所说这条“原理”。
京戏，本属流俗。百多年前，士大夫们虽然也爱听戏，但绝不以此为高雅。曩日皮黄，颇类今日流行歌曲。
与京戏相比，其时的昆曲是高雅的，正因其过于典雅而失于流行。因为市场原则起作用，通俗总是要驱逐高雅。做一个比喻，假如戏曲形式中蕴含的文化量如同黄
金，那么艺术形式就如同货币，含金量较低者即为劣币。如此，劣币必然驱逐良币。这在这种意义上看，昆曲式微属于必然。时代继续发展，如今京戏已经成为高雅
艺术了，其中原因就在于京戏失去了其流行的能力。因此，可以在这层意义上重新定义高雅艺术：曾经流行一时，日久被其它艺术形式取代其流行地位，但这种艺术
形式并未因其不再流行而死亡，即为高雅艺术。就此比较京戏与昆曲，后者当然更高雅，必无疑义。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关注历史遗产。于物种而言，所有已经消亡的、正在消亡中的，都属于不能
适应环境的竞争失败者。这样的物种，很容易就可以举出许多，比如恐龙（已消亡）、虎（苟延残喘）。对于已经消亡的，人们无力施加（至少今天的人们无力使之
复活）；对于正在消亡中的，现代人类开始了种种拯救手段，大熊猫就是最受益者之一。这种举动，其实也可以算作“人定胜天”的伟绩之一，因为毕竟使“适者生
存”这条天理部分失效。如果我们对科学有足够的信心，就可以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人类还可以使目前虽然已经种群灭亡但其基因犹存的物种，进行基因层面的操
作，使其特种复活。这种技术目前还没有被发明，但是我可以期待，因为我相信人类有这种能力也有这种愿望。
相对于物种，文化形式得天独厚，可以不依赖于科学技术即可复原。昆曲就是一例（昆曲并未严格意义上地
消失过），可以预见的还可以有许多类似艺术形式。我以为，在这种层面去认识昆曲，也许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文化遗产”的概念。
四、
虽然第一次看昆曲，但我没有陌生感、新奇感，或言“一面如故”。一面如故，就不是一见钟情；一面如
故，是仿佛旧雨相见。有亲切感、熟悉感、时空错位感，仿佛当年曾在江南楼台细细把玩过一般。这大概就是“错觉”，这种“错觉”又让我颇有自矜感，好像自己
的情趣与古人相通一般。就好像一个人见到一方旧砚，忽然觉得自己从前就曾以此研墨。揣摩我自己的感觉，再冷静分析放宽到其他，我想也许我的感觉并不独特，
很多真正喜欢昆曲的人都有同感？
粮仓版的昆曲或许有些不同。不同于旧时堂会上的折子戏。汤临川原作中，从“标目”到“圆驾”共有五十
五出，我看到的厅堂版则只有八个回目：惊梦、言怀、写真、离魂、叫画、幽媾、冥誓、回生。这八目却不能简单地对应汤作中的八出戏。比如第一目“惊梦”本属
第十出，但开场就有原作第一出“标目”的【蝶恋花】与【汉宫春】（即家门引子）。其中原因倒也不难猜，因为“世间只有情难诉”、“但是相思莫想负，牡丹亭
上三生路”这样脍炙人口的句子岂能忽略，而家门引子述全剧剧情也不容删除。为调整空间，将第一出的内容插进第十出，属于常态的改编。此后，各节目（《牡丹
亭》官方称作回目）中多处存在这样的穿插，既理解，又赞同。毕竟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著搬来五十五出的大戏，这是一种改编，好像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两小时以
内的电影。保留其风神、兴象，再造其风骨——我猜这是改编者的原则。改编的目的是把姚明塞进甲壳虫中，确非易事。
- 作者：
西江月 2010年05月7日, 星期五 00:11 回复（0） |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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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有介事376：观《牡丹亭》后（上）
一、
十四兄电话中问，“你看过厅堂版的《牡丹亭》吗”。看过，我看过文字版的《牡丹亭》，多年前作为一门
自定功课中的一项来阅读的，连同《桃花扇》、《长生殿》。但从没现场看过昆曲。十四兄电话中说，“你闺女九岁，可以看戏了。来‘皇家粮仓’看厅堂版的《牡
丹亭》吧。”
学寡识短的人好个好处，容易说清楚自己的“知识考古学”（非福柯氏“知识考古学”，盖云某人知识层积
之痕迹也）。我就可以很清楚地记得三十年前在一种叫作《艺术世界》的杂志上，才第一次知道“昆曲”这个词。那一期刊物上有篇文章介绍俞振飞，附带着说了说
昆曲。但那篇文章没有让我搞清楚昆曲与京戏的区别，原因在于箴非先 生既唱昆曲，又唱京戏，还任京剧院长。
后来我遇到的人渐渐杂了起来，有一个绍兴人对我说，越剧其实是绍兴戏，我们那儿的；一个安庆人对我
说，黄梅戏跟湖北黄梅关系不大，是我们安庆戏；一个昆山人对我说，昆曲听过吧，昆山的曲子嘛。最初每每此时，我都无言以对，日久生智，便有事先杜撰好的词
儿在等着他们：二人转，知道吗，天下最好的戏曲！一个人唱叫单出头，两个人叫二人转，三人以上叫拉场戏，多幕演出知道叫什么吗？吉剧，吉林之剧。其实，除
了吉剧以外还“龙江剧”，也是二人转的底子，都是文化革命期间文化被革命的新生产物。
二、
昆曲近几年来一天天火了。日后的史家们可能会归结于昆曲成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果，但
问题不会这么简单。一种文化现象的兴起，往往是因为这种文化现象所寄存的环境严重丧失之后的呼唤、挽回、弥补、拯救，中国历史上就常常上演这样一幕。一如
春秋之际，“孔子之时，上无明君，
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考之忠义孝悌于各代大力提倡之际，每每即忠义孝悌荡然无存之时。就说近些
年的事儿吧，当八十年代的猫耳洞里喊出“理解万岁”，继而全社会都以“理解”为大义、为基础之时，正是这个社会广泛地失去了相互理解之际。再说眼前，每个
频道、每个网站、每条街道都在张扬“和谐社会”，也正是社会空前不和谐的时候。
以上所云，也可以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需求带动生产，而需求源于稀缺。
近些年来，“国学”一词泛滥成灾，以至我每每羞于使用“国学”一语。新雨旧雨时常问问我近些年在做什
么，对曰读书；又问读什么书，我就一一详述。人家听了，说原来在搞国学呀。每每此时我就羞愧万分，暗暗发誓，再不读那些与“国学”有涉的鸟书。
“国学”，已经可以比拟于余秋雨、小沈阳、芙蓉姐姐、NBA、季羡林、百家讲坛（以上所喻不代表我
的好恶，只意味受宠程度）了。千年以后，如果还有“国学”这个词儿，也许那时的人们会说，“二十一世纪之初，是‘国学’最热闹的时代，甚至比另一个专制时
代清朝还热闹”。
昆曲现在也挺热闹。几十年来，我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凑热闹的人，我总以为我走在一条如基督所说的那
条“窄路”上。但时光转过以后，我又总是发现我的所作所为总是在追逐着时代的潮流。说到底，我是个自以为遗世独立的家伙，但细一打量却发现身边挤满了人。
- 作者：
西江月 2010年05月4日, 星期二 23:38 回复（0） |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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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有介事375：依日语音读辨别入声
元蒙以降，北方语音中失去了入声。现今普通话中虽然也有四声，但与沈约的四声已经不同，平声分化为阴平阳平，少了入声。对旧诗词曲的阅读欣赏、创作自娱，
都涉及到入声复原的问题。对北言普通话区域的人们而言，如果不翻查韵书，很难搞清。叶嘉莹先生早年生长于北京，但她回忆当年学习诗词创作时，以为并未遇到
什么困难，原因似乎在于先生自幼便通音韵，熟谙文字旧读，这种功力对于今人来说比掌握入声更难。所以北方人想辨别入声还得想其他办法才行。
王了一先生提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所有普通话中以-n或-ng结尾的字都不是入声。这条规律确实放之所有汉字而皆准（这种字都从来就不会成为入声），但这只
能解决一小部分汉字的汉字辨识。至于其他的汉字，音韵大家王先生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建议查辞书、韵书。
入声字后来在北方语音中失去原音，有其发音特殊性的原因。这种特殊性一般被解释为发音短促，但在我看来，入声更像是双音节字，其韵尾往往带有
[k]、[t]（[]内为国际音标）。汉字传入日本并非一日之功，但这个输入过程在北方中原音韵形成之际已经结束，所以日语汉字音读中保留（我以为是完整
地）了入声。对中国人而言，日语音读汉字中有一些汉字读音“奇怪”，似乎与汉语原音无关，比如“敌”字，音读作“テキ”，迥异于现代普通话发音。而这正是
原有的入声与化入了阴阳上去四声后的读音的差别。
据此规律，可以粗知日语中，音读双音节、以キ、ッ、ク等收尾的汉字，基本都是入声汉字。取平水韵检试，大抵合乎这个规律。比如：雪セッ、哲ケッ、铁テツ、
恶ヮク、乐ラク。
以上，抛砖引玉。或有人言，学日本语岂不比识入声更难，此法不是舍近求远？我以为对入声感兴趣的人本来就不多，感兴趣却觉得入声极难掌握的人比例却很大，
这些人中通日语的人也许不在少数。
- 作者：
西江月 2010年04月30日, 星期五 00:15 回复（0） |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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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有介事374：叙述视角一例
西方侦探小说，滥觞于爱伦•坡，至柯南道尔氏的福尔摩斯系列作品几臻极致，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的作品尤以诡谲著称于世，虽然晚于柯南道尔，但其作品的印刷量却明显居多。
一般认为阅读侦探小说（或称推理小说），是作者与读者的智力博弈过程。一方面作者处处设伏，读者则小心万状，惊悚十分，仍然不免中计；另一方面作者虽然心
计百出，却又难逃读者的一双慧眼，乘兴而来，败兴归去。正因为这种博弈过程，使侦探小说历百余年而未衰，今日的读者在“娱乐”之余，握一杯茶，细细翻翻，
仍然有趣。
任何文学作品的作者与读者两端都是不对称的，也永远不可能对称。有些方面，作者占据优势，另一些方面，读者占据优势。因而侦探小说阅读过程中的读者与作者
的势均力敌的斗智，也仅仅停留在理论家的评叙之中，或存在于作者（或读者）的错觉之中。叙事中，作者占据的优势，相当于被告席上的优势—先发制人，作者是
命题的撰写发布者，也是斗智平台的搭建者。先发者未必制人，这是世理。因而作者未必占有优势。反映在阿加莎氏的小说中，作者就更像罪犯的同伙。
作为有先发优势的作者，叙事角度乃其利器之一。而叙事角度对于侦探小说作者也成为至关紧要的选择。在《罗杰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中，阿加莎氏利用作者的优势，巧妙地选择了以谋杀案凶手为叙事视角，从而一举赢得了她与绝大多数读者的斗智。阿氏的作品仿效柯南道尔
氏，一般以第三者黑斯亭斯上尉（在柯南道尔氏的作品中，则往往为一名医生）的视角来叙述。但罗案一书中，阿加莎一反常态，置黑斯亭斯于南美而不顾，悍然引
一发一场新谋杀案。因黑斯亭斯的缺席，一位乡村医生得以以记录全案过程的手记的形式记录了这本小说，但在小说最后，这位乡村医生手记中的主人公却宣布手记
作者为唯一凶手。这是一种叙事学意义上的“变态”。
这种“变态”的功能与意义，不易评估，因为缺少比较对象。但是这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而电影编剧在无奈之中被迫改变了这种叙事角度，因而让我们知道视角的
重要。
当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时，叙事媒体改变了。改变之后，人们发现无法实现阿加莎以第一人称犯罪的悬念，被迫改变了视角（但改编者又无力将黑斯亭斯自南美召
回），变成了以侦探波洛为第一人称视角的叙述。这种改变，当然严重地影响了悬念的展开，甚至立刻将一部优秀作品变成平庸之作。从此处却可以让我们窥到电影
的局限性：至少在叙述角度上的受限。
电影对人类的影响至远，超乎人们的想像。电影出现之前，艺术对人类想像力的影响具有相当的局限，虽然绘画、文学、音乐、舞蹈都不同程度地扩展了人类想像
力，但只有电影才使人类的想像力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对我而言，如果我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头脑中会浮现出一个与之对应的画面，这画面更像是电影的镜头，一个
有固定视角的电影镜头。我相信极多的人都与我有同感。电影语言可以缩称为“镜头语言”，对镜头而言，视角是第一要素。离开了视角，就没有电影（文学则不
然）。
但在《罗杰疑案》一片中，情节迫使电影不能使用小说视角，这可以被认为是文学迫使电影低头。
- 作者：
西江月 2010年04月22日, 星期四 23:23 回复（0） |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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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09 15:18)
微风往事八十九：愚人节
今年四月一日，我在小学校门口接女儿放学。调皮的女儿一脸怪异地跑过来，高呼着，“祝爸爸愚人节快乐！”我佯作不解，说，“今天是打渔人的节日？咱们回家
快编渔网吧。”女儿撇撇嘴，说这个都不知道呀，愚人节就是骗人不犯法的日子呗。
如今，没有人在愚人节里跟我开什么玩笑，我的女儿还没到想出一些恶作剧的年纪呢。大约在二十五年前，我等一群愚氓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骗人不犯法”的日
子，赶紧在校园里卖弄各种伎俩、以形形色色的卑鄙手法，实践这种“洋节”。江宁人贡舒，与我同专业低一级，聪颖过人。我的这种评价并非建立在目前的评价体
系上，如今只要是女性，称之为美女是必要的礼貌；称某某为某校的“高材生”，就相当于说他曾经在某校就读过。我说贡兄是高材生乃是建立在当时的判断标准之
上。读书当学生，当到“高材”份上，必然有诸多旁人不具备的资质，也必然（？）性情不为大多数同学所认同。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贡兄虽然比我低一级，却天天
跟我混在一起，远离他的“本班”、“本级”。
贡兄朝夕与我厮混，日久天长，必然不分彼此，当时我的一大爱好便是结交社会知名人士，也的确结识了一些知名人士，贡兄为此出力颇多。直到今日，我还耿耿于
怀。时时念起某某是贡兄为我引见，某某是我与贡兄同见。且说有一年，我忽然在报端看到了西方有“愚人节”一说，心头一颤。这就好比是小学生学语文，学会了
某个词语，必然马上造一个句子，引用之、引伸之、巩固之、发扬之。我在知道这个节日的那一刹那，就造好了一个“句子”。人家造句，往往选取吉祥如意者套
用，我本来就剑走偏锋，造句也一定“跑偏”。
那个四月一日的中午，我在宿舍中挑选了一张一开大白纸，饱醮浓墨，先书“讣告”二字。继而佳文如随，片刻间草成一篇有关电子束五一同学贡舒因某病猝死的告
示。依时常可在东门口看到的真正的讣告惯用语，文后又列出治丧委员会名单，并言明在三兆殡仪馆举办遗体告别仪式。
全文煞有介事。
煞有介事的讣告贴在无线电食堂门口对面的影壁墙上，立竿见影。络绎不绝的认识贡兄的同学们，甫听噩耗，扔了饭碗就跑到二十六舍来，有几个人在途中见到了活
生生的贡兄，大惊失色，如见鬼魅。
很快贡兄也知道了这齣丑恶的闹剧，跑到我的宿舍来。这时他的气愤已经越过了峰值，痛骂一番，默然离去。后来我知道，贡兄跑到东区，找到本专业正在读研的一
位师兄，大吐苦水。后来师兄专门找到我，说我的玩笑过分了，因为贡兄对死亡一事看得极重，认为这是极大的霉头，不知要做多少补救才能挽回损失。这件事，很
快就过去了，贡兄还是我的好友，但提起愚人节的事，他还是说做了太过分的事儿，我每每听了，也不入心，嘴上应付应付，依然我故。
从那以后，又过了许多年。这时我在东北珲春，一个神奇、绚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小城市；又是个枯躁、无聊、自我发配放逐的小城市。在那里，刚刚毕业没几
年的我，突然成了小镇名流，成了改革开放最前沿的耀眼的名星。年年都有“四月一日”，那一年也不例外。那一年的四月一日晚上，我在来自深圳的霍博士的宅
邸，痛饮。忽然想起这一天在洋人是叫做“愚人节”的，多少也算是个洋节，于是霍兄问我，何以消遣？霍兄日后成是国内著名的企业家，叱咤风云，是玩无数英雄
于掌指间的大亨。但那一天晚上，当我问话时，霍兄的眼中却满是久久没有得到糖果的小男孩儿的期待。那时候，我也如霍兄般，厌倦了了无生气的等待，总期盼着
有点儿不一样的事儿发生。那一年，我才二十八岁，霍兄也仅三十二岁。二十八岁的我想让大家都开开心，却又没什么妙策，忽然间故事涌上心头：不妨再死一次。
这一次被我选择的“死亡者”，又是我身边最好的朋友。当时我们在东北边陲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大事当然最后也没做成），我们原是从北京擎了一面阔幅大
旗前往边陲小镇的，那“大旗”就是当年我所创办的“某某招商集团”的总裁，一位北京知名的学者。讳长者名姓，这里我只称其为“老章”。老章成了我的讣告的
主人公。于是我打电话给集团的秘书长，告知老章因旧病，逝于今晚，并嘱其速办丧事。这类电话，当晚我打了大约四五个之多，都是要害部门，包括市委、市府。
当时，东北仍然在取暖期，室内的暖气烧得正足，我们在房间里，只穿着背心裤衩。霍府的电话，就放在地板上，我和老霍亵衣打扮，跪在地上，煞有介事地一一拔
打电话。老霍先是吃惊，后来害怕。老霍害怕的原因在于他比我年长四岁，更清楚事情的后果，所以越听越怕。年长四岁的老霍，在渡过了害怕的初期之后，就开始
感慨世人的丑恶面目。在我们看来，这回然是玩笑，但也是一种“检阅”，检阅浮世者在听到这则讣闻后，会有什么样的反映。而且我们认定这才是最真实的反映。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也见到了至少当时看来是真实面目的表演。但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应该先打一个电话告诉老章：我正在做一
项“社会学实验”。
正因为这个疏误，很长一段时间老章及其夫人都不理我。何止不理我，他们几次想痛打我一番才解气，又怪自己下不了手。因此，我便成了老章的“债务人”，有机
会就想着要清偿因自己不更事而造成的恶果。但究竟老章“死后”都发生了什么，我从没告诉他，因为这不属于他应该知道的事，只属于当时还不清楚世事究竟的我
与老霍。
对我来说，两次恶作剧的雷同，充分暴露了我创新能力的欠缺：只会在死人身上做文章。而这种文章又做得实在残酷，总以自己当时最好的朋友身死为止。设问，我
为什么不把这种“事件”按到别人身上呢？因为我认为这是玩笑，而且是一般人不敢开的玩笑，所以我只敢开在自己最好的朋友身上。但从另一面来看，就不同了：
你想占便宜，又不敢占陌生人的便宜，只敢“杀”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是对我上述行径最严厉的质问（遗憾的是，只来自于我自己，我的朋友中从来无人如此质
问）。我也有相应的辩护：这是友人之间的玩笑，当然只有朋友间才存在。至于为什么没有人把这种玩笑开在我身上，这正是我要问的：为什么呢？我可以承受这些
小小的玩笑。
这些只是我当年的想法，不用问为什么，无论是贡兄还是章兄，在这样的事儿上，对我都一肚子看法，仅仅因为友谊更重要，他们没有因此而翻脸不认我。这是我应
该觉得羞耻的。
时间又过去了许多年，我对这种荒唐事的认识，自然增进了许多，反省、自扪，继而我相信自己以后不会再如此荒唐。但我的反省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因素——此
前我还没有真正面临死亡，当这两次闹剧过后，我才真正遇到我最好的朋友死去的现实。
死者已矣。苟活的我们需要检省自己的所为，厚道与否。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之所欲，也未必轻施于人。其实，在当年的每一次恶作剧中，我都愿意成为那些娱人
的“讣告”的主角，娱人娱已耳。但考虑别人的感受了吗？这已经不是“幽默感”一词可以解释的了。
后面的 话：
一、
霍兄对愚人节一事，一直挂念，逢人必谈，并引以为证，云吾友老西如何多趣、如何多智，实不知这正是我的无趣、弱智。
二、
贡兄小我一岁，章兄长我二十余岁，与此两人共同处时，感觉他们极其聪颖，往往让眼见者以为天上人。
三、
有趣的是，霍兄每每言及当年旧事，必联想到当时室内燥热的景象，往往令听者不能忍俊。这是霍兄厚意，也是霍兄天真处。
于2010年4月 3日，愚人节后。四事斋。
- 作者：
西江月 2010年04月20日, 星期二 21:21 回复（0） |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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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有介事373：骓不逝兮可奈何
按因近日读陕西人教社版《乌江论坛》（《史记论丛》第五集），翻出从前读《史记》的几册旧笔记，看到这篇短文，稍作修改如下。
项羽受困垓下，夜里听到四面楚歌，大惊，在帐中喝酒之后，自作诗云：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太史公又用七个字写道：“歌数阕，美人和之”，非如此，不足表现英雄儿女气短情长的一幕。只歌一阕，便过于仓皇，一人独歌，又写不出虞美人的态度。有了这
七个字，就为后人提供了无限的想像空间。史记写罢这段后，紧接着就说项王上马，带着八百余骑突围，再无一字提到虞美人。但后世演绎的霸王别姬故事，却正是
在太史公这七个字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结果。
对于“歌数阕，美人和之”七字，后人大致认为是项王所自作，不仅这一阕，而是“数阕”，惟仅录一首而已；作为酬唱，虞美人也自作诗歌以和项王。唐人从已轶
失的《楚汉春秋》中，辑出美人当时所和歌曰：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我想后人的演绎乃于上述七字后，据此和歌而发，因此才有了虞姬自刎别霸王的故事。这些演绎，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没必要指斥其不实。但是，这首五言诗却一
定是后人因上述七字不足以纾心中郁情，乃伪托虞姬而作。至于具体分析，实在不足以赘述，略去。
我以为“歌数阕”，不必是几段不同歌词，应该就是说项羽反复咏叹那四句二十八个字，叠唱。而“美人和之”也不必是美人另制新词，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帮
腔”、“伴唱”、“和声”。如是，可以想像：霸王最初一人独咏，继而美人依调相和，于是再歌一次、数次。
余冠英先生所注《汉魏六朝诗选》对“骓不逝”的解释，作：“不逝，言困在重围不得去”。叶嘉莹先生在《汉魏六朝诗讲录》（《迦陵文集》第八卷）中，解释
作：“时不利兮骓不逝——我得到的机会不好，所以连我的马都跑不快了。”两位先生的看法相似，但我以为并不确当。
项王溃围斩将刈旗之前是否曾作这首为后人谓之“垓下歌”的歌，是一个永远得不到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到司马迁是否以文学手法代替信史的史观问题。历代
学者对《史记》中的一些细节描写都有极深的疑问，至于这首垓下歌，更是百般追问：谁曾听到项王歌？谁曾记录项王歌？太史公从何处听到项王歌？
以上问题暂且不考虑。无论项羽是否作过这首诗，此诗既被写进《项纪》，就应该认为是司马迁写作过程中统筹安排的结果。史笔如椽的太史公也的确处处设置这种
胸中统筹后的“呼应”，或者说这就是太史公常用的修辞手法。《项纪》中写到这匹名“骓”的骏马只有两处，其一即作垓下歌之际，其二则为“乌江亭长舣船待”
之际。后一个场景中，项羽已到了英雄暮路，对亭长说，“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正是这个原因，项王才与二十六名部
曲，在此处下马步战。最后一战。
由此可知，项羽极爱此马，直到最后，此马仍然没被项王认为“跑不快了”，况且此时已经自垓下至乌江，当然不存在余先生所说的“困在重围不得去”。
再回到史迁叙述垓下时所用的文字：“有骏马名椎，常骑之；有美女名虞，常幸从”，因而项王作歌时唱骏马美女。此歌一唱三叹，不断地起伏转折。先唱自己英武
盖世，继而转折，虽然英武但“时不利”，继而再转折一下，虽然“时不利”但
“骓不逝”，第三次转折则是无奈：虽然“骓不逝”但又能怎么样呢。此处“骓不逝”的意思，应该是说这马依然和我在一起，没有背离我。最后由骏马转到美人，
达到全歌的高潮。
如此理解“骓不逝”，才可以领会作者项羽（或司马迁）的原意，才可以理解何以项王最后居然弃马步战。如果只将项羽当作一个文学人物，那么如此理解“骓不
逝”，也能更好的把握英雄的性格。
又。余、叶两位先生，素为我所敬重。余先生更是卓荦大家，他的这册著作我放在手边已经很多年了，时常摩挲，是我学习汉魏六朝诗歌的向导。弟子从师，有惑
处，非议之，不为过。
- 作者：
西江月 2010年04月14日, 星期三 00:42 回复（0） |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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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妄呓事49：春雨绝句
庚寅春，京师初雨，草木新萌。路畔草坪虽犹存枯色，然以其软态稍异曩时，间杂翠绿新叶，尤喜人。琪女自塾归，负双肩背包有拉杆者，外著粉色雨披，憨态亦喜
人。途经清华东路，于过街桥上西望，不见西山，万物空濛，琪忆去岁晚秋甞于此桥与余共赏飘零霜叶。余因得七言绝句。
疎綠輭黃初有態
細雨輕飛不霑衣
粉蓑囊橐吾家女
猶記昨秋未雪時
注：《说文》云，小而有底曰橐，大而无底曰囊。拉杆书包可拆作书包与拉杆车，恰合古意。橐，古韵在入声歌部。又，衣在五微，时在四支，差强人意。
又、稿成，不安。旋更两字。定稿如下：
疎綠輭黃初有態
細雨輕浮不霑衣
粉蓑囊橐吾家女
猶記昨秋未雪霏
- 作者：
西江月 2010年03月30日, 星期二 23:49 回复（0） |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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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往事八十八：越来越大的书
大概是一九七九年，我在学校附近的邮局报亭第一次看到彩色印刷的报纸，《深圳特区报》。以前每逢七一、国庆或者党代会召开，《人民日报》会出一期头版套红
印刷的报纸，真正彩色印刷，连照片都是彩色的，在我是头一次见到。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不认得“圳”字，硬着头皮读作“川”。那一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我知道
这个字念“镇”的原因，是国产“反特”电影常常把“深圳”设为潜伏特务向境外逃窜的最后一道关卡。
不仅彩色报纸，就连彩色的书刊也很少见到。我说的彩色书刊，指的是除了封面、封底以外的正文部分彩印。画报很少，常见的只《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
《民族画报》这几种，其中的彩色照片常常颜色错位，单眼皮全成了双眼皮。不过那时候我手头有一本印刷精良的彩色铜版纸图书，《ゃさしぃ日本語》（初级日
语），由日本NHK放送出版，赠送给中国政府，书店里的售价很便宜，五毛或者一块钱吧。我的同学们迄今对那本书的印象都很强烈，那书有一股浓重的油墨香
味，经久不散，久到过了二十年、三十年还没散尽。现在想想，这种油墨一定有严重的污染，于读者大不利。现在的日本图书早就没有这种味道了。这本书还有特别
之处，它的开本比我们的教科书要大一圈儿。那时候我们从小学到中学，所有的教科书、书店里绝大部分的出版物、甚至伟大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标准三十二开
本。
三十二开指的是正度纸张减掉修边尺寸对折五次的尺幅，那时的正度全开为787x1092，三十二的尺寸就是184x130。那册初级日语也是三十二开，但
它的正度全开为880x1230，我们叫它“大三十二开”。进大学以后，有一部分教科书是大三十二开的，另有一些则是小十六开的。总之，书的尺码加大了，
这让我有了“更上一层楼”的感觉。但是我读大学那几年，总体而言，一般图书还是以小三十二开为主流。现在我书架上那些好像营养不良发育不全的“小书”们，
大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购置的。
书小，又不宜太厚，排版必然密，字体也大不了，天地当然也都窄巴巴的。还有一点，那时还没有激光照排，铅印，所以版面自然也不太美观，字迹不够清晰。
也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大三十二开的书一下子就占据了主流位置。书店里一般都只庋置新书，所以看起来不太明显，而在我的书架上，这差别就一目了然。因为个头
参差，导致我在架上陈设图书时不能以内容分类，必须兼顾书籍立置的高度。有一天，我站在架前恨恨地想，这是无可奈何的形式决定内容。无疑，这也是出版商们
的想法，他们不仅要在书店的书架上抢占最好的位置，也要在读者家中的书架上争夺。
当图书越来越大时，色彩也随之越来越丰富。全彩的图书越来越多，虽然它们也占据我书架的一角，但更多情况下，它们很快就被挤到角落里，甚至被填到书箱的深
处。依我的一点鄙见，印刷过于精美的图书往往徒具其表，往往都不够列宁垫脚的资格。说到列宁用来垫脚、枕头的书籍，稍有些年纪的人都知道，我就不再罗皂。
不过，小三十二开的图书，也不再为我喜欢。开本太小，装订过劣，天地不阔，写眉批困难。我喜欢的是大三十二开本，少插图，尤其不能见到用胡乱拼凑的图片充
数的插图，见到这类图书，有时我会有莫名的火涌上来，这火发作时，有撕烂此书为快的冲动。
二三十年前，期刊几乎都是小十六开的，后来渐渐变成了大十六开。现在则有大量超大尺寸的期刊充斥在街头报亭，像阿姆斯特丹或巴黎红灯区的那些搔首弄姿、待
价而沽的橱窗女郎。我常年阅读的期刊越来越小，现在只有一种三联出的《读书》。这册《读书》总是在所有报亭最不显眼处默默地待着。三十年来，它一直是大三
十二开，但在2009年，它也长了几毫米的身高。不过如果不存心比较，还看不出来。
北京的地铁上，也多有读书人，但几乎没有读日本那种六十四开袖珍本的，都是大书。北京人比东京人气派。我却偏喜欢一些不气派的小书。小时候读六十四开的小
人书，自不待言，去年还为自己买了一套贺友直画的《山乡巨变》，并不为了怀旧，而专为欣赏贺先生的艺术。八十年代大学生围棋协会曾编了一套围棋小书《下一
手》，体积与当年小人书相当，每页一图，旁有注解，很好。还有一套小书，也是围棋内容的，每册讲一局棋，也很好，颇令我喜欢。还有一些书比小三十二开还要
小，但也是三十二开，它们的正度全开是787x960，也许我可以称它们为“迷你”三十二开本。这种小书中最有名的三种丛书，其一是三联的新知文库，其一
是上海文化版的“五角丛书”，第三种要比前两种厚一些，封面上套一点儿金，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我平生头一次企图完整收集一套图书，就从
这“未来丛书”开始。二十多年以后，这套丛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了，许许多多的人都靠了这套书自我启蒙。但在我的书架上，这三种图书因为
身高先天不足，永远也占据不了好位置。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刚开张的“风入松”书店买过一本三联版西姆拉著的《神祇•坟墓•学者》，小三十二开，时常放在枕边。前些年，逛书店时又发现一本讲考古
的书，很厚，很大，图片很多，翻一翻，似曾相识，再看作者名字，原来是老朋友换穿了马甲，差点儿被蒙住。
大约也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出版社专门出一些巨册图书，精装或伪精装，缀属成套，动辙上千元、数千元一套。翻翻内容就知道纯属外行的胡编。一直不知道
这些书将卖给谁，后来去一些朋友的办公室，发现大班台（当年对阔面写字桌的俗称、恶称）后面都新添了书橱，书橱里赫然摆着那些印刷品垃圾。见此状，不禁抚
掌大笑，有一次恶作剧地在人家的书橱上贴一张纸条，曰“可回收”（案，垃圾分类专有名称）。在那以前出版商们就曾预谋了一个市场：“家庭藏书系列”，也都
是大部头。原因也很明显，房地产兴起，人们迁进大宅子，甭管认识几个字，都要把一间房子（往往是背光一面的小室）设为“书房”。书房有了，如何装潢呢？总
不能像电影布景或电视台演播室一样摆些纸糊的封皮，所以这类图书就应运面生。既然以居家室内装潢为唯一目的，那就尤其需要讲究书脊的效果，越大、越厚、越
新（品相好）越好。这些大、厚、新的东西一册册立正在那儿，颇像新买来的、袖口上还缝着商标的成衣西装，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主人的诚实、憨直、新贵、虚荣。
还有些书是莫名其妙地扩大化，比如古籍精装。这类竖排繁体印刷的图书，不会有多少外行读者，而中国古籍竖行，根本不适合源于西方的直行硬皮精装，读起来不
舒服。中华点校本二十四史，采用平装，大三十二开，每册都不厚，握在手中犹存“一卷在握”的感觉，多好。我记得从前黄季刚先生就特别讨厌这种精装古籍，可
如今他老人家的一些书，也被精装了。
书籍不会无限止地大下去，总有尽头，依我看目前这个尺码，足够目前地球人的需要了。书籍扩大，也未尝没有好处。插图多了，提高惯于读图人的读字兴趣；开本
大了（还有些书用轻型纸印刷，厚而不重），让读者有成就感，至少减少挫折感——读了一个月，一本小册子还没有读完！
后面的话：
一、
前几天，我的同学郑军准备返回枫叶之国夜雨之都，送我几种书，其中一册是昭和五十六年印的事典便览类的工具书，翻开后，还能闻到三十年前的油墨味儿。这
也算是日本印刷事业的里程碑吧。此书大三十二开本。
二、
还有一种书油墨味儿也浓重，那是当年刻钢板油印的讲义，小十六开，可惜我存的不多。
三、
我喜欢在身上揣一本书，打发出门的无聊时光。从前的小三十二开，随便就可以放进口袋里，如今呢，大书道高一尺，俺的衣服魔高一丈（我的身高一毫米也没
长），我的户外冲锋衣里面有一个超级大口袋，任尔东西大小书，统统收进，噫吁嚱！
2010年3月28日
于京郊四事斋
- 作者：
西江月 2010年03月30日, 星期二 01:06 回复（0） |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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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有介事372：安得学科千万个，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早些年我初闻有一门由王通讯诸先生首创的叫作“人才学”的学科，着实吃了一惊。首先是吃惊于自己的鄙陋，人才学专业已经培养出博士了，自己居然以为天方夜
谭；其次吃惊于伟大中国学者的创造力，敢为世界先，洋人有的我们要有，洋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人才者，人之精也，生产力中最具效率者，对于如何重要的因
素，千百年来却没有专门的学科研究发展之、弘扬博大之、何其怪也。这不符合经济学的规律。需求引导生产、市场细分，多么简单的道理，何以迟至上世纪的八九
十年代才由几位中国识字人深切地认识到呢？
前几年我倒认识一位“人才学”专业出身的漂亮的女博士，不过我没有冲着她吼出我的吃惊。原因并不在于她的漂亮，而在于其因她自身的勤勉、孜孜以求，从而使
其绝不比任何社会科学专业出身的博士们功底差。真是个有趣的反例，也许这并不意外，就如同司马侯反驳晋之三不殆（见左传昭公四年）的证据一样，多难反而兴
邦，焉知伪学不能造就真学者？
由此，我想反正这些伪学科你也打不倒它，不如任其兴亡吧，就任其萌发、猖獗、垂死吧。既存这样的想法，世界就顿时开阔。
比如说一两年前一位叫李辉的著名记者，抓住某位伪“国学大师”的尾巴，死缠烂打，结果牵出许多与这位伪大师不知有多少干系的人的痛处，涉及多少利害！依我
这种世故小人的看法，不禁就要问：李辉先生，你究竟要干什么？你想要多少人不痛快？你有完没完？不过我还是要感谢这位记者李先生，否则我无从知道一位极可
能也被人们称为“国学大师”的前任某“国家领导人级”学者原来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又是如何呢？原来永远是这位大师的弟子。如今大师多了去了，“大
师”们也许已经不比“著名企业家”少了。何必在乎一两位呢？
说到“企业家”，想起当年旧事。多年前，曾经有不少企业家曾以“注册资金虚假”被问罪，其中另人有犯下“抽逃注册资金”的罪。这是多余的闲话，因为如今当
年的幸免者们全都真正腰缠万贯了。不过在个过程中，又有后人可据为佳话之“司徒范曾（范生何幸，有斯师；文老何幸，有斯徒。范曾语）”一典，为此我颇为后
人感到庆幸。
本来这篇笔记的缘起是因为在红学之外的“曹学”（凡研究与曹雪芹有关的学问，都可以称之为“曹学”。此语见冯其庸《曹学叙论》）。不仅有“曹学”，著名作
家刘心武先生前几年就在构建“秦学”（按依冯氏之论，应作“凡研究与秦可卿有关的学问，都可以称之为秦学”），为了凑热闹，毕业于交大的我曾也经想创立一
门专门研究焦大的“焦学”。闭目狎思，这门学科应该非常有趣，可多涉淫狎故事，亦庄亦邪、寓庄于谐、专说破鞋、上溯三坟五典、旁征正史野乘，于无赖山头，
树大王旌旗，偶有奇遇，便也可去趟新加坡之流大国，在某某汉学国际会议上做洋洋大观之发言。假使有金玉良缘，在某某燕京学院做个讲座教授也不是毫无道理
的。
板紧了嘴脸，细细说话。
依我的个人经验，“红学”与“中医”这样的学科中（如此学科颇多，并不多举），似乎潜伏着特别多的耐人寻味的伟大人物，这些人物要么尚待为人发现，要么为
人发现之后尚存疑虑。因此我以为这是两个值得细细探究的学科。有关中医学，已经过至少两轮源于西洋夷术的“探究”了，这种“探究”可能更近于今日流行的
“拷问”一语的内涵。而这种“探究”本身也值得发问，比如探究的标准、目的，探究者的个人动机等等。但红学似乎没有受到过来自于什么方向的“探究”（这极
可能因为我个人的鄙陋），依我看应该先界定红学的学术标准、方向、范畴，然后再谈“曹学”、“秦学”、“焦学”之类。假使没有红楼一书，世人谁又知道曹
氏、秦氏、焦氏呢。
但是不然。“曹学”当今的旗手冯其庸先生说，“在‘曹学’与‘红学’之间，有一个‘共有’地带存在着，因为它们两者之间是互相包容着的，也可以说‘曹学’
里头有‘红学’，‘红学’里头有‘曹学’。”（语见冯氏《曹学叙论》）如此一来，所谓“曹学”者，便与由朱子美先生首创的由經学减“一画三曲”之“紅学”
相平行、相颉颃了。牛哉。
说到这位华亭朱先生，也真是有趣得紧。你细玩红楼梦石头记就罢了，偏要扯上堂堂正正的經学，由此一来，无论有无“一画三曲”都像与女子月信有关的学问了。
写完前文后再检讨，忽然觉得自己好生无理、无礼，不顾大体。在如今这个拜金主义昌盛的时代，有多少点金乏术的寒士；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国度中，多少寒士们在
空空地仰望着“花园”、“家苑”。能够坚守一张书桌（莫问其离开书桌如何营生）的人，又能有多少呢？对于这些人们，美国式的学者学术生涯，就算是最终梦想
了。而实现这类梦想，最简捷的办法，莫过于创立一个崭新的学科（依我看这种策略本身就体现着中华智慧），可以有效地避开“同业竞争”，可以设定行业规范、
游戏规则。这是多少中国企业梦寐以求的目标！简而言之，占个山头，立个鹿砦，树面大王旗。
若有千万个这样的山头，岂不正可以大庇天下寒士？
- 作者：
西江月 2010年03月4日, 星期四 03:27 回复（2） |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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