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喜剧，性格的悲剧

——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观后

解玺璋

至少截至目前，王宝强的这张脸还在努力展现自己的魅力。尽管在我看来，顺溜有许三多第二的嫌疑，但这个人物仍然是该剧的最大看点，支持着该剧的高收视率。

顺溜是个新兵，是个成长中的人物，这一点和许三多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许三多的成长是在和平时期的军营里，而顺溜是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战场上。在性格方面，他们都很执拗、固执，俗称“一根筋”，同时，他们又很单纯、朴实和善良。不过，战火中的锤炼，还是使顺溜变得更加刚毅，更加顽强，更加坚韧。在这里，剧作者和导演并没有刻意使他成为一道性格奇观，而是赋予他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说明他也绝非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打枪固然是有一点天赋，剧中多次强调他爹的话：“枪是从你心窝里长出来的，你就是枪，枪就是你，你俩是一个身子一条命。”但他最终成长为一个神勇的狙击手，还是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这就使得顺溜这个形象，大体上，鲜明而不夸张，生动不失真实，还是比较可信的。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往往是十分漫长的，有时甚至是很乏味的。许三多的成长曾经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的目标感，就是他老爹所说的，人要活得有意义；再一个就是战胜自我，使他成长为一个健全的人。而顺溜的成长，则主要表现为将个人融入集体，融入国家的过程。顺溜是个猎人的后代，是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他的野性和勇敢恰如一个人的两面。如果他不是一个新四军战士，那么，这种差异不会发展成性格与社会的冲突；而一旦走进这支队伍，他就会发现，他的勇敢是军队所需要的，而他的野性却是要收敛的。任何一只军队都不能没有铁的纪律，何况这不是一支一般的军队，而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它不仅要求每个士兵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还要有统一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念。“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对顺溜来说，要理解这些内容，还是有一些困难。但他是从战斗中，是从血与火中，慢慢理解这一切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在剧中被表现得有了一点喜剧性，观众会觉得其中有那么一点幽默感，严峻与残酷中透出一点轻松与乐观。这种成长的喜剧，严格说来，却并非顺溜性格中的喜剧因素使然，它更多地依赖于人为植入的噱头和笑料，特别是陈大雷这个人物，他给我们带来不少笑声，也使我们陷入困惑，不知道源自《亮剑》的这种江湖气，是否真能挽救英雄人物的虚假苍白？或者这是一种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不管怎么说，他刻意制造的喜剧性，还是显得廉价了一点。

顺溜的成长贯穿于整部电视剧的始终。最后一场戏是该剧的高潮，也是性格冲突的最后爆发点。顺溜说了一句话，很精彩，也很意味深长，他说：“你们的战争结束了，我的战争没结束！”这就是他的逻辑。他的成长在这里遇到了一个障碍，如果跃过这个障碍，他的精神将得到超越和升华，他将成为一个新人。但他选择了死，他以赴死的豪迈去结束自己的战争。他有一千个理由这样去做，只有这样做了，他才能心安理得。我理解他在水塔上一次次扣动扳机，每一次都血和泪的迸发，所有的人，向他开枪的人和希望救他的人，与他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当然，面对着国恨与家仇、个人情感与民族利益、光荣的生与悲壮的死的抉择，他的内心一直陷入痛苦、挣扎和迷茫之中。只是在最后一次扣动扳机之后，水塔上，放下步枪的顺溜感到异常的平静。这种平静本身也是一种异样的美。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一个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终结的人物。略有遗憾的是，剧作者和导演没有让顺溜将仇恨的子弹射向他的敌人，而是象征性地打掉了敌人的一面面旗帜和他怀里抱着的骨灰盒。这是他们强加给顺溜的，所以显得非常的做作和矫情，也不符合顺溜的性格逻辑。这样做，显然削弱了该剧的悲剧力量，有点功亏一篑。

生活需要加点小心

——五月份优秀畅销书排行榜生活类榜评

解玺璋

健康仍然是公众生活中排在第一位的内容，这个地位一时半会儿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挑战。所以，反映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健康养生保健类图书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稳居榜首。此类图书的特点之一，是向读者过多地许诺，以此诱使读者掏腰包。比如自己可以代替医生解决身体遇到的某些问题，父母可以帮助孩子解除或减轻身体的某些痛苦，还有通过适当的养生、保健等手段，达到不生病或少生病的目的，以及推荐名医、名师等等，都是针对着当前的看病难，疗效差，费用高这样一些弊端，虽然不一定完全有效，但至少是给了读者一些安慰。而传统文化热也来推波助澜，中医的神奇、简便和便宜，都刺激着作者、出版者和读者的想象力，而它与中国人的血缘关系，也使得双方更容易建立一种默契，使得那些中医养生保健类图书在市场上大受追捧。

但也要看到，这类图书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在图书出版良莠不齐的情况下，这种风险的概率还是很高的。中医理论是一个辩证的、动态的系统，同样的一种方法、一种手段、一味药、一个验方，乃至一个穴位、一条经脉，当它对应不同的人、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日子和每日中的时段）、不同的地域等等条件时，作用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看到的这类养生保健图书，往往用了简化的办法，为了叙述的通俗易懂，有意无意地将中医理论简单化、庸俗化了。这还是仅就比较好的出版物而言，而大量的粗制滥造的作品，靠网上扒一些内容，攒出来的作品，其有效性就更值得怀疑，或者说，危险性也就更大。这里有两点应该提醒各有关方面注意的，一是出版健康养生保健类图书，应有相应的门槛，不具备专业素养的出版社或出版商，不能出版此类读物；二是对于此类图书，应该有必要的阅读指导，包括每一本书，应该有导读式的前言，帮助读者正确阅读和使用这类图书。此类图书关系着每一个读者的健康和生命，作为出版人，不能不小心行事。

所以说，生活无小事。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看上去很琐碎，但都是性命攸关。包括列入榜单的美容、育儿、餐饮、防灾、旅行等门类的图书，都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读者所必须的。事实上，这类图书对编校质量的要求应该更高，读者选择图书也应该更仔细更小心。有些图书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顶多是译者和出版人面子上受点损失，对读者的危害并不直接。而生活类图书，以其巨大的销量和具体的实用性，任何一点错误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危害。对于入榜的畅销图书来说，在这方面更应该谨慎。

从目前这个榜单来看，它所包括的内容已经很丰富了，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还有魔术和思维游戏等内容，这应该是今年生活类图书新的亮点。它的流行再次验证了央视春晚的强大魔力，正是刘谦在央视春晚的表演，带动了近几个月来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的魔术热。刘谦的《魔法诱惑》进入排行榜，也可谓水到渠成。而央视参与制造流行热点，则正是所谓中国特色之一。不过，如果说到这个榜单的欠缺，我以为至少也有两点，其一，我们看到畅销书中有很多讲养生、养身方面的图书，却基本上没有看到讲养心、养性方面的图书，似乎说明养心、养性还没有成为大众必不可少的一种需求。最近，北京电视台养心堂栏目因收视率的原因停播，而几乎同时播出的养生堂却受到很多观众的追捧，也给我们很多启示。从大众需求方面来说，我们还处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方面，尚未温饱，何谈小康？而人格精神的修养和道德情操的陶冶，怕是温饱之后的事情。其二，在育儿经之外，从排行榜上我们似乎也没有看到关于儿童早期教育的图书，不知道是没有这方面的图书呢，还是销量不高，进不了排行榜？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在儿童的养育方面，我们也是把奶粉和营养品看得比童话或诗歌更重要呢？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推崇精神至上的历史时期之后，作为必不可少的补充或代价，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推崇物质至上的历史时期，但愿这个时间不会很长。

他为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解玺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迈克尔·杰克逊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英雄。他是这个时代的开创者，而他的离去，也为这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他与这个时代相始终，他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有人说，历史选择了杰克逊，这话并没有错，但遭到网上一些人的漫骂和辱骂。他们这么做，只能说明自己的庸俗和浅薄。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迈克尔·杰克逊，甚至不能望其项背。如果说迈克尔·杰克逊是英雄，他们只是小丑。他们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是这个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出英雄，只出小丑。

迈克尔·杰克逊成为一代巨星，流行音乐之王，具有不可复制性。这种不可复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提供了机会和具体的社会情境，再一个就是他的天才的创造力。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造就了他的音乐，也造就了他这个人。他的音乐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他这个人，也就聚焦在时代的聚光灯下。这是他的宿命，他不可逃脱。他的音乐和他这个人已经融为一体，并且形成一种与现实尖锐对抗的关系，他用他的音乐、他的艺术，乃至他的生命，照见了现实的残酷和荒谬。这是迈克尔·杰克逊最有价值的部分，他在80年代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其内在的逻辑怕也就在这里。中国人所了解的杰克逊，远非完整的杰克逊，而中国人接受杰克逊的时候，更是各取所需，不排除有各种各样的杰克逊，但我所理解的杰克逊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这样的杰克逊只能存在于已经逝去，或已经终结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至少还保留着激动、愤慨和生气的能力，还保留着对自由的向往和超凡的想象力，迈克尔·杰克逊就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代表。他像一棵奇异的植物，在现实生活的挤压中长成奇形怪状的样子，但他绝非庄子笔下那棵体现智慧人生的树，以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智慧，拿了“无用之用”来自我安慰。他的灵感来自梦想，他把自己的梦想凌驾于现实之上，以孤傲而又忐忑不安的目光注视着脚下的这个世界。他创造了一个世界，然后自己生活在里面。迈克尔·杰克逊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想像。我们这个时代平庸得连崔健都已经不能生产了，何况迈克尔·杰克逊呢？所以，我们也只能乘着他的去世，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昔人已去，逝者如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倒也心安理得，享受这和谐的世界，悲夫！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说这个时代不出英雄，也只是相对于迈克尔·杰克逊的时代而言。每个时代都会造就自己的英雄出来，这些英雄也会已他们自己的方式造就这个时代——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出场，却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就像莱蒙托夫当年创作《当代英雄》，书中的那个毕巧林，或许正呼唤了新一代英雄的出场呢，也未可知。

理性·尊严·人性之爱

解玺璋

《简·爱》不是一出爱情戏，尽管该剧从始至终一直围绕着简·爱与罗切斯特的感情纠葛而展开，结尾还上演了经典的一幕：简·爱从上帝那里领会了人世的爱情，她回到桑菲尔德庄园，寻找她爱着的罗切斯特。但昔日的庄园已成一片废墟，在那个著名的座椅上，她找到了已经双目失明的罗切斯特，并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中。这时，主题音乐奏响了，舞台上出现了一个似乎为我们十分熟悉的场景，暖暖的灯光笼罩着那棵叶子已经变黄的树，树下是那个座椅，简·爱与罗切斯特相拥着坐在椅子上，地上铺满了橙黄色的落叶，我于是想起了电影《金色池塘》的某种意境。看到这里，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落了泪，我想我是为爱情而落的泪，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里所表现的绝不仅仅是一对男女的爱情。

作为英国19世纪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曾被赋予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启蒙的特质，而简·爱这个人物，正是人文主义精神启蒙的产物。所谓人文主义精神启蒙，其核心，就是人的精神觉醒，就是人在追求精神自由和平等的过程中，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当然，话剧舞台不是一种观念的演绎，它要靠形象来说话，在这里，导演王晓鹰以其特有的耐心和细腻，近乎完美地把简·爱这个人物立在了舞台上。而简·爱的扮演者袁泉，几乎与角色融为一体，她的表演内敛而有力量，含蓄而富于激情，分寸掌握得精细而又准确，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正是从这个简·爱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才是一个人所应该拥有的自由与尊严，看到了人的理性的力量。

简·爱来到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她以其单纯、朴素、诚恳、正直的品格，赢得了主人罗切斯特的爱，而她也勇敢地爱上了罗切斯特。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中，其行为本身就是对于社会偏见的大胆挑战。但这却不是一个丑小鸭或灰姑娘的故事，不是一个靠爱情或婚姻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故事，简·爱更看重的，是两颗心灵、两个灵魂之间的自由、平等和相互尊重。所以，当罗切斯特为了试探她而假意要娶那位贵族小姐时，她愤怒地说：“你以为，因为我穷，低贱，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上帝没有那么做，但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像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彼此平等——本来就是如此。”这是简·爱发自内心的为人的精神平等所作的辩护。

罗切斯特曾向简·爱许诺，要把祖传的全部珠宝首饰归于她的名下，并用那些闪烁着珠光宝气的东西，把简·爱变成一个贵妇人。这时的简·爱显得十分平静，她似乎看穿了男人对于女人庸常的想像，她要告诉她爱着的人，她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女人，她也不想变成一个贵妇人，她只是她自己，她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自我的独立性，而没有自我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和平等就是一句空话。这也表现在她对于圣约翰的拒绝，因为在这个上帝信徒的意识里，他们的爱情只是对上帝之爱的附属品，“在爱上帝的同时，我们相爱”，圣约翰的这句名言，划出了他与简·爱的天壤之别。这是简·爱所不能接受的。倒并非因为简·爱真心相爱的人是罗切斯特，其实，即使对于上帝，她也希望是平等的。在上帝面前，她也要保持一个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身上所闪耀的理性之美。

应当看到，导演在舞台上的表现是平静的，如娓娓道来一般，但我们这些看客，心里却很难平静。也许，在夏洛蒂的时代，简·爱就是人类所向往的美好的理想，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简·爱离我们似乎就更加遥远了。这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步呢？当所有的人都在追求金钱和地位的时候，当人们陷入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的时候，谁还在意人的精神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简·爱》的上演可以说正逢其时，它让我们照见了自己的怯懦和丑陋。为了人的精神的自由、平等和尊严，我们甚至没有简·爱的那一份执著和坚持。如果说简·爱能从上帝的启示中发现人性之爱的价值，那么，我们能否从《简·爱》的启示中获得有尊严地活着的可能性呢？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史学家与佛学家的人生感悟

——读《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

解玺璋

阎崇年与星云大师合著的《合掌录》，是一部对话体的著作。他们二位在这部著作中就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修身、养生等诸多话题，结合他们的切身经历感悟，轻言慢语，娓娓道来，如春风化雨，如水流月明，启发人心，给人以禅悦和智慧，犹如从两个人的生命中流淌出来的思想精华。

阎崇年是历史学家，他的言说多理性，多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来。比如说到成功，每个人都想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但如何才能成功呢？他总结出“四合”。那“四合”呢？即天合、地合、人合、己合。这“四合”就来他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读史使人明鉴，培根似乎说过这样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不再仅仅是一堆你争我夺、刀光剑影的故事，而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合。”他讲了“四合”中的前“三合”，没有讲“己合”，这个“己合”是 阎先生的发明，就是讲自己和自己的关系，自己和自己也要“合”。儒学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善”，佛学修炼的最高境界是“涅槃”，这个“合”，就是“止于至善”，就是“圆满涅槃”，人是可以通过修养、修炼，达到这个人生最高境界的。

星云大师是佛学家，他也喜欢读书，一生读书无数，但他的人生经验或体验，更多地来自生活中的经历或感悟。他讲到吃素的好处，但他又说：“吃素不能吃得古怪，否则就要为人诟病了。有的素食者不肯到别人家做客，因为他认为别人家的锅子炒过肉，不清净。六祖慧能不也吃过肉边菜吗？常常有好心的信徒跟我说：‘师傅，请到我家来接受我的供养吧！我特地为您买了新的锅碗。’或者说：‘师父，我把锅子刷洗得很干净，您放心到我家里来吃饭。’我说：‘不用那么麻烦，你煮过肉的锅子，随便冲洗一下，再煮东西给我吃，也不会怎么样。我是去吃菜的，又不是吃锅子。有的人不肯和吃荤的人同桌吃饭，其实大可不必矫情。吃素的人要有随缘的性格，只要自己吃素吃得开心，何必在乎别人吃荤？”他讲的道理都很浅显明白，但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不过，从书本中来也好，从生活中来也罢，他们的相同、相通之处，是觉悟。星云大师有句话：“参禅重在教人悟道，而不是教人成佛。”悟道与成佛，孰轻孰重，这里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境界。所谓“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就是讲不能盲目轻信，要有问题意识，有疑问才有觉悟。阎崇年先生也有这方面的体会，他说：“佛家、史家要做好，都要重视‘悟’。”做学术研究也是这样，“先疑，疑完了就研究，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就是悟出一个道理”。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觉悟，往往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方法过于绝对，把一切结论都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不容置疑的，缺少圆通、圆融，或另外的视角，也就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

总之，两位大师的谈话，像是拉家常，读起来非常亲切，简单明了，而涉及的内容又十分广泛，随手翻阅，都有所得。有些是我们没有觉悟的，有些则是我们心里有，而口中无的。他们则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给我们许多惊喜。而我们感到惊喜的，不是故作高深，不是奇谈怪论，也不是使人惊悚的姿态和表情，而是他们的平常心，大白话。就像吃多了大鱼大肉，想要清淡一样，听多了宏大高深的道理，大白话反而更能深入人心。

退就退了呗

解玺璋

今天接了许多电话，都问郑渊洁退作协一事。

上网一看，果然看到 郑渊洁老师的博文，宣布退出北京作家协会。

一个作家退出作协也能成为大家关注的新闻，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的名人去国而就他国的都有，遑论作协。

这怕是名人成为新闻价值取向使然。

郑渊洁老师是资深的、著名的作家，我儿子很小就读他的作品，我作为陪读，自然也受益匪浅。郑渊洁老师也是老作协，资历很深，自然也知道，作协这种地方，从来都是想来则来，想走则走，想参加的可以申请，想退出的可以声明。平时亦如此，十年八年不参加作协活动的人，所在多有，并不新鲜。对一个作家来说，加入作协并不增加你身上的光环，退出作协也不能证明你就是反体制，争自由的英雄。

所以，我说，退就退了呗。

有些事看上去很奇怪，常常是南辕北辙。

比如，常常听到或看到有人对作协，甚至入作协表示不屑，那么好啊，你不在意这些事，这些事自然不会来烦你。所谓烦恼自寻，还是你太在意这件事了。

本来是想表达不屑的，这么一在意，反倒让人看到了作协在你心里的分量。

相生相克，相反相成，此之谓也。

对于电影，我们还能要求什么

解玺璋

这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得好热闹。先有王小帅批亿元导演很失败，后有姜文直指中国电影是豆腐渣工程，给我的感觉是，中国电影人一息尚存，还没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可悲之日，算是悲观之中看到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就像从前的电影一样。

我这么说很多人一定不高兴。他们会说，中国电影很好啊，电影票房很高啊，去年达到了43亿，今年铁定突破50亿，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冯小刚导演更要锦上添花，他的新片，预计票房将达5个亿，抑或给人很大的期待，也未可知。总之，不像我想得那么遭。

但票房只是一种评判方式，作为电影，本应该还有更多的评判方式。不过，仅就票房而言，也不必高兴得忘乎所以，以为卖了点儿钱，就可以提高嗓门对观众颐指气使了，还早呢！以目前的票价水平来看，50亿票房，观众人次尚不足一个亿，相当于每个人15年看一次电影。而且，全年生产400余部影片，所谓亿元票房，不过百分之一略强，绝大部分完成片不能进入院线，和观众无缘，怕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票房不足道矣，遑论其他。如果不是故意闭了眼睛不看，我想，当下中国电影的问题是有目共睹的，不满意的并非只有王小帅、姜文、贾樟柯或宁浩等几个导演，很多观众怕也早就怨声载道，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呢。这些年来，中国电影究竟走上了一条阳光道，还是走上了一座独木桥，现在就下结论，恐怕为时尚早。虽说有几个导演放了几颗票房卫星（至少和从前相比是这样）；但看上去总是给人一种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感觉，当然，这里所谓“红旗”，只是代指，并不就是原意。

实际上，自《英雄》（姑且以它为标志吧）以来，中国电影一直在走下坡路，那些所谓票房神话，有哪一部禁得住推敲吗？我以为没有。吴宇森似乎说了句实话，他说，过去的中国电影有品质，没有市场；现在的中国电影有市场，却没有了品质。品质是个有着广泛含义的词，却也是个包罗万象的词，它可能将影像的制作、演员的服饰、道具的设计、画面的处理以及光影、色彩、声音等等一网打尽，如果这些都在“品质”的范围内，那么，中国电影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毕竟，钱越花越多，电影也应该越拍越漂亮。

但电影不是摆设，不是花瓶，光漂亮是不够的。所以，吴导的话也可能另有所指，具体指的是什么，我们尚不清楚。如果他指的是一部影片的精神气质、思想内涵，那么，很多拥有了市场的影片，特别是那些所谓亿元票房的大片，的确“没有了品质”。但吴导的话说得很圆滑，预先给自己留下了退步，就没有王小帅声称亿元导演很失败，姜文指责电影的豆腐渣工程，来得直接和坦率。实际上，品质是个很暧昧的词，我们可以说陈逸飞的侍女画很有品质，有人甚至称其为艺术，但这里所谓艺术其实是可以讨论的。

这就说到了所谓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争论。在我看来，商业只是电影的一种流通传播方式，而非电影的一种形态；就像艺术只是电影的一种境界，也非电影的一种形态一样。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通过商业渠道，可以传播很艺术的电影，也可以传播很不艺术的电影，同样，没有进入商业渠道的影片，比如大量的没有进入院线的那些影片，也有很艺术和很不艺术的区别。所以，与其在商业与艺术之间进行两难选择，倒不如将艺术与非艺术搞搞清楚。20世纪以来，关于艺术的争论可谓众声喧哗，自说自话，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是从前有一个商人、一个秀才、一个富翁和一个乞丐在庙中避雪，因无聊则以“雪”为题，联句作诗。商人率先吟道：“大雪纷纷坠地。” 继而秀才：“都是皇家瑞气。”继而富翁：“再落三年何妨。”乞丐一听生了气，再落三年雪那还怎么活呀，便忘了诗题，破口大骂：“放你娘的狗屁。”这个故事之有趣就在于，它给我们许多关于艺术话题的联想。

就电影而言，有那种满足我们感官的影片，也有为了抚慰我们的心灵、转移我们的心境、消磨我们的人生、调剂我们的生活而拍摄的影片，更有令我们把玩、欣赏，陶冶我们情操的影片，当然也有与政治、伦理利害相关的影片，这些影片构成了电影的不同层级，满足了不同的需求，但都不是我所理解的艺术。在我看来，艺术绝不同于单纯的审美活动，不是穷酸文人的孤芳自赏，它们除了表面的相似性之外，更主要的是，艺术还有一个非审美的维度。也就是说，艺术的自由超越，其目的不在解脱、消遣和自适，即物我两忘的怡然自得或自我陶醉（感官满足的醉生梦死或政治伦理的利害相关更不在此论之内），而在于重新介入社会历史，在于去除俗常之蔽以恢复洞见和更高的人文关怀，其状态应该是震撼、醒悟、恢复记忆以及痛苦之澄明，其根本在于重建自我与世界之关系。这是电影所应该达到的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中国电影最为缺失的艺术境界。我们要求于中国电影的仅此而已。

从商业的角度、市场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影片，或有不同的需求，哪一种影片的需求大，它的市场就大，商业回报就高，院线的积极性也就会随之水涨船高。是不是满足我们感官的影片需求就大，就可以商业，而艺术的影片就没有需求，就商业不了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尚未有这样的艺术的影片。但我相信，真正伟大的艺术影片不是那种束之高阁，只能供给少数文人雅士、沙龙同好们赏玩、自慰的作品，它应该是和千千万万的社会公众有着血肉联系，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不能提供这样的作品，是中国电影的耻辱。

《暗火》：照亮历史的幽暗部分

解玺璋

和历史学家喜欢宏大叙事不同，小说家似乎更喜欢历史中那些细小的、微观的、幽暗的部分，后者更容易构成小说的骨架和血肉。所以，龙一的小说《暗火》虽然戴着一顶宏大的帽子，但帽子下面，却藏着一张相当生动的脸。这张脸的主人叫金善卿，他“细眉、大眼、高鼻梁，着实地体面不说，看神气还真有些个气度，不是买卖人的精明，是那种吃过、见过的轻慢，而一转眼，他又可能变幻出极讨人喜欢，甚至还有些顽皮的样儿”。

小说就从 1912年2月12日这天开始。这一天的报纸，发表了宣统皇帝宣布退位的消息。当时，作为同盟会北方代表的金善卿，正要去码头接一批价值10万大洋的军火。如果这批军火让他顺利地接走了，大约也就没有这本小说了。小说家的本事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上垒起一道堤坝，下一步如何发展，就成了悬念。果然，价值10万大洋的军火被天津海关扣押，故事也就从这里生发出来了。这一坨军火，犹如小说家手里的一块肉，它调动起各色人等的欲望，使得每个人都围着它团团转。

核心人物当然就是这位金善卿，金大少爷，他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德商恒昌洋行华账房的二掌柜。他有他的责任和坚守，他既要想尽办法把这批军火捞出来，又不能让它落入日本人或其他想要利用这批军火危害革命事业的人手里；他想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却又担心一些人的蛮干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他要解决一系列的难题，这对他是一种考验，对小说家也是一种考验。因为，很显然，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在历史教科书里，而是在他的血肉里，他只能用他能够用、可以用的方式去摆脱他所面临的困境。

这是小说中最有趣味的部分。作者在别处惜墨如金，在这里却是不惜笔墨。他细致入微地描述每一个细节，在他的，金善卿渐渐地生动起来，几乎到了栩栩如生的程度。金善卿为捞出军火，有求于海关里一个叫桑德森的英国人，此人偏爱搜求中国的玩艺儿，对女人缠足很感兴趣。但金善卿想的是，即使为了革命，也不能让洋鬼子看女人的小脚，传出去，甭说自己这一辈子，就是后辈人也抬不起头来。他的这种心思，今天的人是很难揣摩的，但写了这一笔，就给这个人物增加了一些历史感。后来，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带桑德森去了四喜班，连他也没有想到，竟发生了这样一幕：“善卿挑起门帘出来一看，吓了一跳，汗便下来了，酒也醒了大半。只见院子里黑压压地跪了一地的人，姐儿们就不说了，还有背人的小伙子、账房的老先生、灶上的厨子、灶下的碎催、端茶送水的茶壶、打杂儿扫地的捞毛、伺候姐儿的老妈子、，足足有好几十人。”这其实就是金善卿先前所说的，事关伦常，就绝非寻常小事，前途事小，革命事小，失节事大。中国人的这点心思，让这一跪，就给跪出来了。其中很多意味，则不言自明。

小说中还安排了另外一个不同时代的现场，即1950年的春天，天津市公安局的审讯室内，镇反干部奉命审查前德商恒昌洋行买办、旧国会议员金善卿。包括其人在内，陆续有许多人物出场，试图复原当年的历史场景，并对金善卿的行为做出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判断。这个安排使得小说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透过这个场景我们看到，复原历史的真相有多么困难。每个人所描述的都不是历史的全貌，而只能是他视力所及的部分。所以，金善卿就有了种种不同的，甚至矛盾的面目。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金善卿呢？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即使金善卿自己也做不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叙事的局限性。恰恰是在这里，历史叙事只能让位于小说叙事，历史学家也只能对小说家甘拜下风。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小说家的参与，那么，历史将是不完整的。小说家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以及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发掘历史的真实性，从而照亮了历史中因各种理由而被遮蔽的幽暗之处。这是小说家对人类历史的特殊贡献。

网络仇恨是一颗毒瘤

解玺璋

经常上网，有一点突出感受，网上“苦大仇深”的人不在少数。比如，远一些的，有杨佳上海袭警案，当时网上舆论，同情杨佳的呼声甚高，甚至还有视他为英雄豪杰的。近一些的，则有轰动一时的 阎崇年先生被掌掴事件，网上舆论也是倾向打人者一边，为打人者鼓掌叫好的大有人在，想想真的是很荒谬。由此也可想见，有不少人似乎总是生活在怨恨之中的，遇到机会就要出来发泄一下。而由于互联网的特性，人们在网上所发言论，多为匿名状态或“马甲状态”，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力就比较弱，人性的恶之花遂得以乘机怒放，仇恨的情绪竟也四处蔓延开来。

这还只是情绪的借机发泄。在这个服务无孔不入的时代，据有关报道，如今的互联网上，甚至已经有了“仇恨服务”，明码标价，帮你报复你所仇恨的人。而更为严重的是，有人在网上散布和煽动相互仇恨的情绪，大到社会、政治、种族、宗教，小到婚姻恋爱、朋友交往、思想分歧，似乎所有的差异、矛盾，都成为宣扬仇恨的理由，似乎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隐性的或潜在的对抗之中。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本月16日，联合国总部召开“网络仇恨”研讨会，就是注意到了这种现象肆意蔓延的严重性。秘书长潘基文发表讲话，呼吁家长、互联网从业者以及各国政府采取切实的行动，清除“网络仇恨”现象，应该也是对于这种现象的积极回应。

仇恨现象非网络所独有，也不是网络所滋生的，它的根源还是在现实之中。现实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往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心理，从而引发仇杀和报复，这种现象几乎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全部经历。我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有很多恩恩怨怨，其实是很难被人遗忘的。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个过去，则把仇恨包藏在里面了。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中，仇恨教育怕是大大多于爱的教育。然而，很多年来，我们却很少认真地反思和清理过积存在头脑中的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些情绪只是被网络放大了，特别是网络游戏等文化娱乐产品，突出血腥暴力和疯狂仇杀，潜移默化地给予青少年许多恶劣的影响，形成了新一代的网络仇恨文化。

潘秘书长把网络传播仇恨文化形象地比喻为“少数几条阴暗的小巷”。其实，它更像是互联网上的一颗毒瘤，是互联网之“癌”。如何消除这个毒瘤？仅仅从加强管理，限制传播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釜底抽薪的手段，即除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寻求更多的平等和公正之外，还要理直气壮地倡导宽容、宽恕之道，倡导差异下的共存、共荣。人类总是不断地成长，成熟，我们是不能忘记过去，但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从过去的血腥仇杀中吸取教训。即使人类大同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我们也还是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梦，陪伴着我们。

从蒋介石改名“常凯申”说开去

解玺璋

有报道称，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其学术专著中将蒋介石（ChiangKai-shek）译成“常凯申”，成为中国名校制造的又一起学术笑料。在这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仅名字翻译谬误就有几十处，除了蒋介石被改名为“常凯申”外，该书还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译成费尔班德；将民国时期外交关系学者夏晋麟（HsiaChing-lin）翻译成林海青；将台湾大学原外文系主任、知名文学家夏济安（T.A.Hsia）翻译成赫萨等等，不一而足。

几乎同样的事还发生在两三年前，北京大学一位搞人类学的教授，在一本译著中，竟然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此外，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将“aminoacid”直接翻译成“阿米诺酸”的，而这神奇的“阿米诺酸”，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氨基酸”。这些事听起来十分可笑，荒谬无比，让人简直无法相信，但却实实在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震惊。这里我们绝非故作一种夸张的表情，的确是兹事体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出版物质量出现问题，各种错误不胜枚举，防不胜防，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出版社自然难辞其咎。在这件事中，责任编辑也承认没有校对该书的有关内容。而一些学者的轻浮和怠惰，也真令人叹为观止。其实，作为一个精通本专业的学者，要避免这类错误并不很难，只需严谨和勤勉就能做到，比如翻翻相关的资料和辞典，仔细地核对一下，错误就可以避免了。但是，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愿做或没有做，这一点最让人感到忧虑。我刚到《北京晚报》时，一位老编辑教育我，文字工作无小事，每个字都要认真对待，尤其是人名、地名、重大事件的时间等等，都要反复核对。她甚至要求，文章中的每一段引文，都要尽可能地核对原书原文。那时，她每天都跑图书馆，报社的图书馆不够用，还要借助家里和其他图书馆的藏书。我们不是学者，然而，做学问与办报纸，都要面对自己的读者，都要对读者负责，在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做学问和办报纸还是有区别的。办报纸要求短平快，做学问却要有耐心，有毅力，切勿浮躁，切勿急于求成。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看到有学者一年出版五六本学术著作，有些还是大部头的专著，就很惊讶，惊叹，惊奇，乃至惊慌，不知道这些书的学术价值究竟能有多少，其学术质量又将如何保证。这种萝卜快了不洗泥，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杂耍，很可能会给中国的学术建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想，我们衡量一个学者的价值，不能以他出版了多少学术专著为标准，而是看他为学术建设做了哪些切实的贡献。当年，梁启超曾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道：“陈寅恪是哪一 国博士？”梁答道：“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那他有什么著作？”梁回到：“也没什么著作”。曹皱起了眉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什么著作，这就难办了”。梁愤然：“梁某虽不是什么博士，著作算是等身了，可是还没有陈先生一篇文章有价值！”真学术还是伪学术，这也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