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从土从里，会意，即掩在土里为埋也。我的新说文解字之六十一《好》，说的是生的问题，这篇《埋》，说的是死的问题，因为中国人特别注重生死问题。孔子说：“死生亦大矣。”语出《庄子·德充符》，书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也引了这句话，可见儒道两家，都赞同这一说法。佛家也是，佛教认为，除了“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是人生大事外，其余的都是小事。不必过于挂怀。又中国人从来都说“生死”，认为有生才有死，如朱熹朱夫子就说“生死事小，失节事大”。但佛家却认为先有死后有生，所谓“死此生彼，死彼生此”，这跟佛家的三世说有关，佛家认为凡有情众生，都有三世即前世今生后世，当然只有死后才能生。这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虽有些许相似，但从信仰上来说，却有本质的区别。

人死后就要埋，“暴尸露骨”在我的家乡，是极为恶毒的咀咒，比“断子绝孙”还要厉害。古人对丧葬之事也极为重视，长辈老了，早早就准备棺木，有的有棺，还有椁。掩埋的地方，也早早请风水先生看好，最少地势要高敞，左青龙右白虎。一般人如此，官宦人家就更不用说了。像秦始皇刚即

我在《接力赛》一文中说过，我最喜欢看的体育节目，就是乒乓球赛。刚结束的亚洲乒乓球竞标赛，中国拿了男团女团男单女单冠军，又是包揽了所有金牌。女团决赛，我看了直播。男团决赛，因有事没看到，只知道中国队以三比二险胜日本队。据说日本队还是手握三个冠军点时让我们翻盘的。中国队的三位小将，许昕，马龙，张继科，许昕先输给了松平建太，跟着张继科赢了水谷隼，马龙又输给了岸川圣也，第四盘许昕对水谷隼，许昕在人家有三个冠军点时敢打敢拼，硬是顶住压力，笑到最后。第五盘张继科对松平建太时，日本人已是毫无斗志，全不见侵略中国时那穷凶极恶的武士道精神，张继科三比零轻松赢了下来。

没看到直播，就很想看到转播，尤其想看到日本人是怎样赢的那两场球。因为放眼世界乒坛，日本男乒的崛起，才是对中国队的最大威胁。而韩国队，虽然柳承敏拿了雅典奥运会男单冠军，虽然朱世赫的削球打法异军突起，虽然吴尚垠发挥好时谁都敢赢（但发挥不好时也谁都敢输），但我认为韩国队已是明日黄花，已不足于与中国队抗衡。对日本人的打法，才应该好好研究，因此多播一些中国队是如何输球的才是正理。可遗憾的是

好，从女从子，会意，即家中要有子有女才为好也。女为阴，子为阳，《周易》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这道，应是天道，人道，孝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被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世界的人口控制作出了巨大贡献。西部某省长甚至说该省的“鸡的屁”（GDP）增长，40%是因为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估计省长大人是抓计划生育工作的。计划生育工作又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确乎如此。我上大学之前，任过民办教师，曾跟着计划生育干部一起去做工作。那时的农村，还是生产队，几百号人聚居的自然村。计划生育干部要先派人去侦察，发现哪家有妇女计划外怀孕了，就晚上悄悄带上人，直扑目的地，抬上人，即刻带到公社医院做人流手术。那情形，真像鬼子来了，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但村民的反侦察能力也很强，平时邻里之间，常因鸡毛蒜皮的小事闹摩擦，但在反计划生育问题上，是空前的团结,绝不像抗战时期那样出现那么多的汉奸。每个自然村的村口，夜晚都有人放哨，也有类似“消息树”的东西，一旦发现有陌生人进村，全村会锣声大作，“狗又咬起来了”，而计划外怀孕的妇女，早已被安全转移。这类行动，十有八九都扑空。计划生育干部便将任务压到生产队长身

写了《我的同学之一——苏炜》后，意犹未尽，还想再说点什么。

刚入学时，我们也是八位同学住一起。除苏炜跟我外，记得其他几位分别是，周小兵，李才尧，王恩锡，杨亚军，何谷，李思群，但住了不到一学期，我跟苏炜就搬走了。为什么搬走，又为什么可以享受两人一间的博士待遇，一晃三十一年，还真记不清了。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红豆》的创办，需要一间独立的宿舍作编辑部。

搬走前一天，我们宿舍还搞了个欢送聚餐。此事说来怪难为情的。那是我发现东四宿舍旁边，每天晚上都有一只公鸡在树上过夜，估计是走失的无主鸡。那天晚自习回来，宿舍里一合计，就决定拿它开刀搞欢送会。我与周小兵负责抓鸡，王恩锡负责杀鸡，苏炜负责烹煮，整个宿舍负责吃，杨亚军负责处理鸡毛等善后。每一个环节都极其顺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抓了一只大公鸡，杀了，吃了。既紧张又刺激，那美味，三十年过去了，仍然记得。

苏炜是《红豆》的主编，同学们都非常踊跃写稿，参与编辑事务。记得常为《红豆》写稿和参与编辑的有老蔡，王春芙，王培楠，陈平原，骆

诱，从言从秀，会意加形声，即以作秀之言诱惑人也。“作秀”一词，以前没有，只因近些年才从英语SHOW翻译过来也。老祖宗造字时，已预见到了这一点，可见多有先见之明；新版（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收了这个词，可见多么与时俱进。据《现汉》的解释，“作秀”有三义：一为表演、演出；二为为了销售、竞选等而进行的展览宣传等活动；三为弄虚作假、装样子骗人。其实三种意思可以合在一起说，一切的表演演出也都是为了宣传，一切的宣传也都是弄虚作假装样子骗人。如某某星在电视上搔首弄姿表演，是为了宣传某种产品，而这产品大多数都是弄虚作假骗人的。最近的电视广告打假，演艺界的所有星们，几乎无一幸免成为打假对象，有一著名笑星，更囊括了几乎所有有关药的造假违法，以致他的大名都被网民们戏改为侯“药”华。这笑星是世家出身，当年他的父亲，铁骨铮铮、一身正气、德艺双馨，被誉为国宝，要知道儿子如此不争气，老爷子九泉之下，恐怕还要再气死一回。至于官员们的作秀，就更等而下之了。我总结出官员作秀比之明星作秀的三不如：一是表情不如，明星们的表情比较自然真挚，官员们的表情比较僵硬虚假；二手法不如，明星们的表演手法多样，多

话，从言从舌，会意，即话都是从舌头而不是从口里说出来的也。“舌”字拆开，是为“千口”，可见一千张口才相当于一舌。如古代以教书为生的先生不叫口耕叫舌耕，双方激烈辩论不叫口战叫舌战（也有叫打口水仗的，那是村妇村夫的吵架而非辩论），《三国演义》里，最精彩的一回，就是《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战国时，张仪一次被人打得半死，醒来后问人他的舌头有没有事，因为他这样靠游说为生的纵横家，舌头就是他的吃饭家伙也。虽然舌在口中，但是光有口，要是没有舌头，是说不了话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射雕英雄传》里，东邪黄药师怕仆人走漏消息，将他们的舌头都割掉了；电视剧《刀锋1937》中，上海黑社会与日本人勾结要公审一个革命者，怕他在宣判会上乱说，也将他的舌头割掉了。这是割别人舌头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朝鲜电影《永生的战士》里，一个革命者被俘后，怕在晚上睡觉时说梦话泄露秘密，生生将自己的舌头咬断；电视剧《潜伏》里，落入军统手中的地下党员秋老版也是咬断了自己舌头。常见小说中，讲到烈女为免受侮辱而咬舌自尽，可见作者没有生活积累，没有舌头，只是不能说话而已，死不了。上世纪七十年代

税，从禾从兑，会意，即税可以以禾（稻谷稻米）兑付也。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古代几乎只有农业而没有其他行业的情形下，交的国税或给奴隶主或封建地主的地租，就只有稻谷或稻米了。像《红楼梦》中，佃户交给贾府的，除了稻米外，还有许多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那是因为到了康乾盛世，畜牧业、渔业、狩猎业、丝织业等等，都已相当发达的缘故。因此，古代的税收又叫皇粮，直至今天，皇粮国税还经常一起用。随着吃皇粮国税的人的增多，行政成本不断增大，就只好在皇粮国税之外，再巧立名目增加税收，于是就有了许多苛捐杂税。看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其实中国古代的税收并不严重，皆因吃皇粮国税的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并不大，直到清末还是几百比一，到了民国时期，都还是百分比。比率极速增大，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现在的官民之比究竟是多少，我没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从好几个学者的文章中看到，应该在二十比一左右。从媒体经常报道某地出事后，都将责任推到“临时”的工作人员身上，报道某派出所居然有几十人吃空饷看来，这比例应该还要大些。有经济学家推论，官民之比到了十四比一时，政权就有崩溃之虞。又有学者推算，当今的中

政，从正从文，会意加形声，即政策或政权，必须正当而又文明也。中华民族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但是除了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外，五千年的政权交替，都充满着阴谋和杀戮，既不正当又不文明。政策，即古代说的“为政”，孔子虽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意思是统治者行德政，就会像北斗星一样，（百姓如）众星都围绕着它。很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首歌：“天上星，亮晶晶，星星向着北斗星，中国人民六万万，心心向着毛泽东。”但是什么叫为政以德，夫子没有进一步解释，倒是在另一个场合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也很像贾雨村判葫芦案时，旁边那位小吏说的“护官符”。不得罪于巨室，就只好得罪于小民百姓。小民百姓无权无势，当然可以随便得罪。问题是得罪得太多了，就成了苛政。“苛政猛于虎”，百姓还可以躲，“寻得桃源好避秦”。但要是普天之下，率土之滨，都是苛政，就躲无可躲了。苛政成了暴政，百姓们就只有逼上梁山。这就是黄炎培先生说的周期律。俺黨执政虽说是人民的选择，黨的宗旨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黨的光辉就好像太阳，但是覆盆之下照不到阳光的事还是有的。比如某某省，最近什么“躲猫猫”

惩，从征从心，会意加形声，即惩者要征于心也。惩有二义，一为惩罚，如惩一儆百，惩恶扬善；二为警戒，如惩前毖后。征也有二义，一为初露端倪的迹象，如征兆，征象；二为证明，征验，如文献足征，信而有征。心中有什么恶念邪念，初露端倪时，就要有所警戒，如儒家所说的慎独，吾日三省吾心，暗室不欺。除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外，更要相信吾人心中即有神明，所谓欺人欺天莫欺心，欺心即是欺神明也。又“心佛不二”，“是心即佛”，欺心即是欺佛菩萨也。恶念邪念已成恶行邪行，就要接受惩罚。除行动上的改过外，更重要的，是从本心上证明，这才是惩的真义所在。佛经上说，连等觉菩萨都还有一品无明未破，所以还会犯错，何况凡人。但佛经上也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怕种恶因，所以一念生时马上觉悟，将恶念邪念消灭在萌芽之中，所谓“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是为警戒之“惩”，因此也就不会遭受恶报；众生直到恶果现前，报应来临，才知后悔，是为惩罚之“惩”。

叛，从半从反，会意加形声，意即凡叛卖者，都只有一半反意也。历史上凡是叛徒，或经不起金钱美色的利诱，或受不了严刑拷打的考验，当了叛徒，除极少数觉自己已绝了退路，日暮途穷，只好倒行逆施，死心塌地外，绝大多数都首鼠两端，左右观望，以图两边讨好，左右逢源。最著名的如陈公博，原为中共一大代表，后背叛中共，加入国民党，官至中宣部长，成了党国要员。抗战后，又追随汪兆铭做了汉奸，做汉奸时又与戴笠的军统勾勾搭搭，出卖汪伪的情报。读他的文章，多少可以看到那种无可奈何的凄凉心境。与他一样的，还有他的难兄难弟周佛海。再如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皇协军李司令，既有国民党的委任状，又时不时地与新四军互通声气，行个方便。又再如军阀石友三，今天叛这个，明天叛那个，把投降叛卖当成了家常便饭，连《毛选》的注解中，都说他反复无常。以要言之，这种人本无坚定的信仰，又受不了各种欲望的诱惑，因此只好做机会主义者，哪里得势往哪里靠。但这种人也很可怜，无论哪边都得不到真正的信任，例如，蒋介石和戴笠都跟部下交代过，对共产党的叛徒，只可用不可信，因为他们今天可以背叛共产党，明天也可以背叛我们。这种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