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传媒从事新闻工作12年,05年后在澳大利亚担任传媒访问学者。国内外报刊刊发了大量评论类、文学类和新闻类作品。曾在法国、美国、澳洲从事专题采访和访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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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最强大的东西,一定是以最弱的方式呈现,十字架上的血,佛陀的泪,孔子的仁爱,孟子的恻隐,老子的清静,庄子的逍遥。
三年前,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餐厅里,我打开电脑,向华语图书编辑安豆先生展示自己在写的一部小说的片段。安豆读后,心潮澎湃,催我尽早写完。三年过去了,浩大的小说工程至今无瑕峻工。反而是陆陆续续为国内外报刊撰写了一大堆文章和专栏。这其中很多是人情使然,难以推却。两三年下来,不知不觉,就汇聚成有一定规模的文字存量。
一代又一代,从岩石铭文到光纤数字,人们留下斑驳而绵密的文字,通过这些文字,人究竟想抵达哪一种方向呢?
人无法确定自身的方向,人类群体是这样,个体也是如此,现世的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人乐观的源泉,也是悲观的渊源。在所有的方向中,只有一个方向是可以确定的,从有到无,由生及死的方向。正因为不可幸免于这个方向,人就不得不去正视死亡的方向,不管多么陶醉于今朝的盛世,多么沉迷于今生的显贵,那一天终要在不知不觉中来到。埃及法老建造恢宏的陵
关于白燕升先生新书的评论《角儿是一种人心的高度》刊发于今日上海《新闻晨报》,详见
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page_55/200911/t20091122_8051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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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于美国星岛日报周刊,修改后刊于《国际先驱导报》)
《2012》这部大片的上映和奥/巴马的访/华几乎一前一后,接踵而至。
我在最早时间到影院里观看了《2012》。一个个动人煽情的场景交替出现,美国黑人/总/统为了抚慰民众,告知真相,拒绝搭乘方舟逃命。他和华盛顿这座城同在,和灾难中的人民同在。地震、火山和海啸轮番袭来,他正直的身影和美利坚美丽的海岸线一道消逝。片中最后一个段落尤其让人热泪盈眶。海啸即将漫过喜马拉雅山顶,离末日的灭顶之灾来临还有不到30分钟,方舟的舱门即将关闭的一瞬间,突然不远处有一大群逃命的各族人种从冰川上奔涌而来。方舟上各国政客要求关门,而美国的黑人科学家大声疾呼:“如果见死不救,丢下这些同胞不管。将来大洪水退去,我们重建家园时,想到我们的自私和冷酷我们就会良心不安。而建立在一个良心不安之上的未来文明,又有什么传承的意义呢?” 于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上演了一出各国政/要投票表决的“民/主/秀”,接着,舱门打开,所有求救的人都登上了方舟。一出天崩地裂的“宏大叙事”在落幕时告诉观众:这是民/主的胜利,是基/督/教道德的胜利,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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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末士子的短促华年。刊发于中文Fortune Life杂志)
去年冬天,正遇降温,我被一阵北风卷进河南商丘。叶落中原寒冬,满地霜冻。
商丘人建造了翡翠楼那样的假古董,想证明李香君随夫归故里。李香君到底在南京栖霞出家,还是以侍妾的身份住进商丘侯府,一切都扑朔迷离。
又有好事学者们著书立作,争辩候方域在顺治八年参加清朝科举考试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此事也是莫衷一是。
后一件事不重要,真相就是候方域确凿无疑参加了那次乡试。参加乡试就算是“降清”、“仕清”了?也许是上有高堂,如果不应乡试就会株连父兄,或者是正逢壮年不甘以前朝遗民的心态了度此生,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官宦之家,自小接受正统儒家教育,不得功名,枉为男儿。
前一件事反倒成了永远的谜局,种种关于李香君随夫归乡的野史传闻都不足以为信。由于李香君的名妓身份,候氏家谱里不可能有记载。候方域著书数十卷,提及李香君的仅寥寥数笔,而所撰的跟李有关的一切文字里也没有提及她的归宿,更难寻觅有关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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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于中文Fortune Life杂志
●“第五代”是一个特殊的群落,他们从历史废墟的核心层走来,我一直试图整理他们的轨迹,陈、张,是两个值得研究的个案。
●中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除了陈张式的妥协,就是艾/未/未式的抵抗,为什么不能有第三条通途,基耶斯洛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式的超越?
第13届华表奖颁奖仪式上,陈凯歌的表现是最为活跃的,他先在获奖感言里宣称:“……我不会加入外国籍,也从来没有加入过外国籍。以中国人的身份,为发扬中国的文化而努力,这就叫不失身份。”接着又在影人独白板块里说:“……毛/主/席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适逢中华民族欢腾鼓舞庆贺自己国家的六/十华诞……”
领奖台上,陈凯歌和冯小刚相互恭维一翻,后者拍出了歌颂人民解/放战争永垂不朽的《集结号》。《梅兰芳》和《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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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改后刊发于09年6月《出版人》杂志)
五四的印迹:《新青年》字里行间
去年秋天,北京著名出版人席云舒先生向我透露,他正从事一项艰巨的工程,在五四九十祭年里,出版12册的横排简体《新青年》,涵盖自《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2年7月终刊的12卷的全部文章。就在几天前,这位朋友告诉我,这套书的出版计划如期实现,近期即将面世。
这真可谓一项前无古人的出版工程,因为在《新青年》出刊后的九十年间,没有人以完整结集成册的方式来呈现其特殊的史料学术价值。《新青年》,这份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掀起汹涌波涛的刊物,承载着上世纪初五四知识分子的核心思想,在这个风云激荡的舞台上,进化论、无政府主义、爱国主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像走马灯一样地闪烁登场。
编撰过程中,席云舒心事重重,今天重读那些弥漫着浓重硝烟的檄文和政论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人的他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青年》字里行间,始终如一地鼓涨着狂热的乐观,对青春中国的无限亢奋,对社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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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于《星岛日报》周刊,有较大删改。)
这个春天湿冷湿冷的,“倒春寒”倒了一遍又一遍。这种气候让人觉得江南是令人窒息的,哪里有什么杏花春雨,明明就是无止无休的凄风冷雨,墙壁是冷的,树是冷的,河水是冷的,城市也是冷的。上海便是这一群冰冷都市中的一座。
我很少通过文字提起上海,尽管在中国的城市中,除了自己的家乡,我最熟悉的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因为上海是无法把握的。她已经不是张爱玲的那个上海,也不是王安忆的那个上海。张爱玲的那个上海是世故的,世故得让你感到人生是一层无比凉薄的纸,王安忆的那个上海是冷静的,冷静得让你明白世事是一场分外卑微的梦。张爱玲的上海是这座城市丰华正茂的往昔,外面的世界百般旖旎,心底的世界却万般苍凉。王安忆的上海是这座城市在红旗下圆猾的蜕变,一座城就像一个人,革命理想成了共/产/主义的一管口红,人生很庸常,人情很凶险。就这样,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个女人加在一起,解释清楚了这座精致又通透的时尚之城,还有那些永远年轻又永远苍老着的关于上海的世故人情。
有很多次,我一个人优哉游哉地闲逛在淮海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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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于海外《星岛日报》周刊)
崇尚“劳心者治人”的中国人总是有一种癖好,将知识分子笼罩上一层高洁、瑰丽的光环,追求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价值观尤其偏爱将文官、专家、知识分子推向神坛。在这种文化心理机制的编排之下,季羡林被戴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顶桂冠,然后又有“北大的灵魂”、“当代学术的良心”、“东方佛学巨匠”、“中华传统文化的脊梁”等一项项溢美之词。仿佛没有季先生的北大将是黯然失色的北大,又仿佛北大必须凭靠季老的名望才能证明这座名校风华绝代的往昔。
2008年1月,央/视播出了钱文忠跪倒在地,给他的老师季羡林三次磕头的画面。一个被誉为当今国学泰斗,一个号称新锐领军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正襟危坐接受徒儿跪拜大礼,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屈膝俯首以头触地。潜台词不言而喻,那就是他们在传播自己的价值取向。说的更清楚一点,季、钱作为重量级公众人物,央/视作为头号公共信息平台,就是以此示范引导国人回归尊卑有序的礼教。季羡林作出如此表率并非偶然,北京奥/组/委成立时,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征求奥/运/会文化顾问季羡林的意见。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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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于11月《国际先驱导报》评论版)
在美国,当官本来就是高投入低产出的事,除了满足个人功名欲望和荣耀感,所得实惠绝对比不上在大公司做中层或在华尔街瞎折腾。而现在,想要在奥巴马政府中谋个职位,就更不轻松了。据《纽约时报》13日报道,奥巴马办公室向有志于担任内阁工作或其他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发出了最新的调查问卷。与前几届美国政府相比,奥巴马办公室设计的这份长达7页的调查问卷其问题之详细程度前所未见,有人甚至将这份问卷评价为具有“严重的隐私侵犯性”。
这份调查问卷设计多达63个问题,调查覆盖方方面面,除了申请者个人以及职业记录外,有一些问题甚至涵盖配偶及子女的相关记录。调查问卷中要求参与竞官的人提供详细的个人经历,无论是多久前的历史,申请者都要如实报告个人情况,比如纳税历史、渎职历史、诉讼历史、法律起诉历史、破产历史、逮捕历史、是否有过包养情人的劣迹、最近的十年中有无婚外情经历、是否收藏古玩古董。另外,如果申请者或者他们的配偶曾收到过价值超过50美元的礼物,而这些礼物并不是由亲朋好友赠送的,那么他们必须写明礼物赠送者的名字、礼物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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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节后刊发于《出版人》杂志)
早在1988年,与谢晋合作《最后的贵族》的女演员潘虹在拍片日记中把谢晋称为一位“嗜酒如命的人”。多年来,文艺界无人不知他对酒的狂喜和酷爱,诩之为“酒仙”。也许是浙江人的缘故,绍兴“女儿红”成为他的至爱,他曾亲自指导儿子拍摄了电影《女儿红》。2008年10月中旬的这个星期六,回故乡上虞参加母校百年校庆的谢晋正是在一番过量欢饮后,猝然逝去。
死于酒!人事代谢原本是正常之事,然而谢晋离去的方式和他的艺术创作一样传奇而激情,冥冥中仿佛有一种神奇的意味,界定着艺术大师与庸常艺匠迥然有别的生命状态。
并不了解谢晋的这一代年轻记者们说,他留下的未竟事业令人唏嘘。然而年轻人们错了,这位老人并没有什么“未竟事业”,他的时代早已结束,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部《鸦片战争》成为他艺术生涯的末章。
而我们这一代人,在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一次次接受他作品的思想洗礼。作为个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就一直关注、研究、思考他的每一部作品。近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