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燕升先生新书的评论《角儿是一种人心的高度》刊发于今日上海《新闻晨报》，详见

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page_55/200911/t20091122_805167.html

（刊发于美国星岛日报周刊）

《2012》这部大片的上映和奥/巴马的访/华几乎一前一后，接踵而至。

我在最早时间到影院里观看了《2012》。一个个动人煽情的场景交替出现，美国黑人/总/统为了抚慰民众，告知真相，拒绝搭乘方舟逃命。他和华盛顿这座城同在，和灾难中的人民同在。地震、火山和海啸轮番袭来，他正直的身影和美利坚美丽的海岸线一道消逝。片中最后一个段落尤其让人热泪盈眶。海啸即将漫过喜马拉雅山顶，离末日的灭顶之灾来临还有不到30分钟，方舟的舱门即将关闭的一瞬间，突然不远处有一大群逃命的各族人种从冰川上奔涌而来。方舟上各国政客要求关门，而美国的黑人科学家大声疾呼：“如果见死不救，丢下这些同胞不管。将来大洪水退去，我们重建家园时，想到我们的自私和冷酷我们就会良心不安。而建立在一个良心不安之上的未来文明，又有什么传承的意义呢？” 于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上演了一出各国政/要投票表决的“民/主/秀”，接着，舱门打开，所有求救的人都登上了方舟。一出天崩地裂的“宏大叙事”在落幕时告诉观众：这是民/主的胜利，是基/督/教道德的胜利，是人类良知的胜利。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作家王/蒙在演讲中断言：“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

作为中国作/协掌门人的铁/凝女士，面对德国明/镜周刊记者的提问，镇定自若地反问：“书/报/检/查/制度？啥叫书/报检/查/制度？”她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宣称：“在中国艺术家享有极大的自/由。”

无论是王/蒙，还是铁/凝，他们似乎共有一种强者的优越，也代表着强者的合理意志和合法利益。受权力委托，被利益支配，为强/权护法，把真相遮蔽。

我自小在堆积如山的文学书刊中长大，在十几岁时，我曾经珍藏过某一年《收获》杂志的一份贺岁日历，日历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当世间所有的虚妄都过去之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 那以后又过了十几年，在真的经历了抗争、喧嚣、荣辱的种种虚妄之后，重新品味那句话，我终于懂了，文学是注定与强权、强者、强势不兼容的事业，文学属于弱者，文学为弱者书

（一个明末士子的短促华年。刊发于中文Fortune Life杂志）

去年冬天，正遇降温，我被一阵北风卷进河南商丘。叶落中原寒冬，满地霜冻。

商丘人建造了翡翠楼那样的假古董，想证明李香君随夫归故里。李香君到底在南京栖霞出家，还是以侍妾的身份住进商丘侯府，一切都扑朔迷离。

又有好事学者们著书立作，争辩候方域在顺治八年参加清朝科举考试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此事也是莫衷一是。

后一件事不重要，真相就是候方域确凿无疑参加了那次乡试。参加乡试就算是“降清”、“仕清”了？也许是上有高堂，如果不应乡试就会株连父兄，或者是正逢壮年不甘以前朝遗民的心态了度此生，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官宦之家，自小接受正统儒家教育，不得功名，枉为男儿。

前一件事反倒成了永远的谜局，种种关于李香君随夫归乡的野史传闻都不足以为信。由于李香君的名妓身份，候氏家谱里不可能有记载。候方域著书数十卷，提及李香君的仅寥寥数笔，而所撰的跟李有关的一切文字里也没有提及她的归宿，更难寻觅有关爱情

刊发于中文Fortune Life杂志

●“第五代”是一个特殊的群落，他们从历史废墟的核心层走来，我一直试图整理他们的轨迹，陈、张，是两个值得研究的个案。

●中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除了陈张式的妥协，就是艾/未/未式的抵抗，为什么不能有第三条通途，基耶斯洛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式的超越？

第13届华表奖颁奖仪式上，陈凯歌的表现是最为活跃的，他先在获奖感言里宣称：“……我不会加入外国籍，也从来没有加入过外国籍。以中国人的身份，为发扬中国的文化而努力，这就叫不失身份。”接着又在影人独白板块里说：“……毛/主/席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适逢中华民族欢腾鼓舞庆贺自己国家的六/十华诞……”

领奖台上，陈凯歌和冯小刚相互恭维一翻，后者拍出了歌颂人民解/放战争永垂不朽的《集结号》。《梅兰芳》和《集结号》

（删改后刊发于09年6月《出版人》杂志）

五四的印迹：《新青年》字里行间

去年秋天，北京著名出版人席云舒先生向我透露，他正从事一项艰巨的工程，在五四九十祭年里，出版12册的横排简体《新青年》，涵盖自《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2年7月终刊的12卷的全部文章。就在几天前，这位朋友告诉我，这套书的出版计划如期实现，近期即将面世。

这真可谓一项前无古人的出版工程，因为在《新青年》出刊后的九十年间，没有人以完整结集成册的方式来呈现其特殊的史料学术价值。《新青年》，这份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掀起汹涌波涛的刊物，承载着上世纪初五四知识分子的核心思想，在这个风云激荡的舞台上，进化论、无政府主义、爱国主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像走马灯一样地闪烁登场。

编撰过程中，席云舒心事重重，今天重读那些弥漫着浓重硝烟的檄文和政论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人的他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青年》字里行间，始终如一地鼓涨着狂热的乐观，对青春中国的无限亢奋，对社会进

（刊发于5月24日上海《新闻晨报》）

我从无收藏癖好，平生仅有一回向人索要书画，就是半年前向陈远明示，对他那幅“江湖寥落尔安归”的书法情有独钟。陈远千里送鹅毛，将作品挂号邮寄给我。我相信，对于70年代出生的陈远来说，十年后、二十年后，一定能创作出境界更高远、技法更纯熟的大家书法，但那幅“江湖寥落尔安归”的墨迹泼洒出的内心体验将是他一生都不可复制的的生命情状。

在得到那幅字画的半年之后，又收到了陈远新近出版的《道器之辨：告诉你文化的真相》一书。我逐一看完这部学术随笔的全部篇章，说实在，比起看那种貌似滴水不漏、体例规整的系统论著，我常常更偏爱看这种学术随笔，胡适的主要思想建树和文化立意恰恰是通过学术随笔实现的，而陈寅恪、冯友兰、牟宗三的学术文化随笔中处处结着思想的果实，丰盈而野味，自然而不雕琢。在今天这个学术注水的时代，那些严格按照SSCI核心期刊格式要求批量生产的宏篇巨制可谓汗牛充栋，我自己就曾因疲于应付创造过一周五个工作日之内泡制出两篇学术论文的记录，知识工作者们在撰写这类论著时通常会观

（刊发于《星岛日报》周刊，有较大删改。）

这个春天湿冷湿冷的，“倒春寒”倒了一遍又一遍。这种气候让人觉得江南是令人窒息的，哪里有什么杏花春雨，明明就是无止无休的凄风冷雨，墙壁是冷的，树是冷的，河水是冷的，城市也是冷的。上海便是这一群冰冷都市中的一座。

我很少通过文字提起上海，尽管在中国的城市中，除了自己的家乡，我最熟悉的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因为上海是无法把握的。她已经不是张爱玲的那个上海，也不是王安忆的那个上海。张爱玲的那个上海是世故的，世故得让你感到人生是一层无比凉薄的纸，王安忆的那个上海是冷静的，冷静得让你明白世事是一场分外卑微的梦。张爱玲的上海是这座城市丰华正茂的往昔，外面的世界百般旖旎，心底的世界却万般苍凉。王安忆的上海是这座城市在红旗下圆猾的蜕变，一座城就像一个人，革命理想成了共/产/主义的一管口红，人生很庸常，人情很凶险。就这样，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个女人加在一起，解释清楚了这座精致又通透的时尚之城，还有那些永远年轻又永远苍老着的关于上海的世故人情。

有很多次，我一个人优哉游哉地闲逛在淮海路上，

（刊发于海外《星岛日报》周刊）

崇尚“劳心者治人”的中国人总是有一种癖好，将知识分子笼罩上一层高洁、瑰丽的光环，追求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价值观尤其偏爱将文官、专家、知识分子推向神坛。在这种文化心理机制的编排之下，季羡林被戴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顶桂冠，然后又有“北大的灵魂”、“当代学术的良心”、“东方佛学巨匠”、“中华传统文化的脊梁”等一项项溢美之词。仿佛没有季先生的北大将是黯然失色的北大，又仿佛北大必须凭靠季老的名望才能证明这座名校风华绝代的往昔。

2008年1月，央/视播出了钱文忠跪倒在地，给他的老师季羡林三次磕头的画面。一个被誉为当今国学泰斗，一个号称新锐领军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正襟危坐接受徒儿跪拜大礼，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屈膝俯首以头触地。潜台词不言而喻，那就是他们在传播自己的价值取向。说的更清楚一点，季、钱作为重量级公众人物，央/视作为头号公共信息平台，就是以此示范引导国人回归尊卑有序的礼教。季羡林作出如此表率并非偶然，北京奥/组/委成立时，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征求奥/运/会文化顾问季羡林的意见。季羡林

（刊发于11月《国际先驱导报》评论版）

在美国，当官本来就是高投入低产出的事，除了满足个人功名欲望和荣耀感，所得实惠绝对比不上在大公司做中层或在华尔街瞎折腾。而现在，想要在奥巴马政府中谋个职位，就更不轻松了。据《纽约时报》13日报道，奥巴马办公室向有志于担任内阁工作或其他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发出了最新的调查问卷。与前几届美国政府相比，奥巴马办公室设计的这份长达7页的调查问卷其问题之详细程度前所未见，有人甚至将这份问卷评价为具有“严重的隐私侵犯性”。

这份调查问卷设计多达63个问题，调查覆盖方方面面，除了申请者个人以及职业记录外，有一些问题甚至涵盖配偶及子女的相关记录。调查问卷中要求参与竞官的人提供详细的个人经历，无论是多久前的历史，申请者都要如实报告个人情况，比如纳税历史、渎职历史、诉讼历史、法律起诉历史、破产历史、逮捕历史、是否有过包养情人的劣迹、最近的十年中有无婚外情经历、是否收藏古玩古董。另外，如果申请者或者他们的配偶曾收到过价值超过50美元的礼物，而这些礼物并不是由亲朋好友赠送的，那么他们必须写明礼物赠送者的名字、礼物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