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30 09:55)
至少在益阳，安化腊肉是一个品牌。在店子里吃饭，许多人都直接点安化腊肉。除了安化腊肉的品质好，安化人的诚信、朴实也是人们喜欢安化腊肉的一个理由。不过，看了下面这篇报道之后，人们再谈起安化腊肉，会有一番不同的说辞，还点不点安化腊肉，可能会犹豫。
本报晚报版有一篇《制售病死猪肉制品61563公斤
安化桃江公安联手捣毁犯罪团伙，抓获21人》（5月29日2版）的报道。讲安化公安局在该县长塘镇永和村端掉一个制售病死猪肉制品的窝点。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个，查封冷冻库2座，捣毁销售窝点18处，收缴工业用盐2725公斤，亚硝酸钠2公斤，柠檬黄
在我们的城市建设过程中有“两拆”非常难：一是拆迁，二是拆违。拆迁难，难出了一个新词——钉子户，不过钉子户攻下来事情就过去了。而拆违则不同，这种对象他们先建的就是违章建筑，然后你来个运动拆了之后，他们还可能再建，死灰甚至一再复燃，让有关部门拆不胜拆。日前，我市有关部门公布了对插手违建的党员干部的处理情况。17日本报晚报版以《谁插手违建，就严惩谁》给予了报道。
报道称，我市已立案查处12名插手违建的党员干部，对9名履职不到位的工作人员实施问责，1名涉及地下房地产开发的商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报道例举了一些事例，引起笔者注意的其中点到的长春工业园查违办工作人员刘方和方磊。他们是查违办的，一边查违，一边自己建违章建筑，典型的执法犯法。
其实，管理一个社会并不难，制订出规章制度，大家都遵守制度就行了。只可惜我们这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常常不是这样。我们有制度而且制度都制订得非常漂亮，但就是难得落到实处。为什么？我们没有遵守制度的习惯，我们习惯于法外行事。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制度的空子，然后再在这些空子里谋取私利，
(2012-05-10 09:26)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必须珍惜，这是谁都讲得出来的道理；只可惜在生活中就经常有人讲得出这个话，却做不到，轻易的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本报晚报版26日头版《分手惹的祸？
28岁男友杀死40岁女友》报道了发生在城区的一起杀人案件。目前的报道许多详情没有披露，但笔者还是从中看出了三个事实：其一是两人年龄相差12岁，且是女大男小，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起不太正常的婚恋关系；其二，小伙子来自外地，与女方是通过网恋并迅速同居的；其三，女方事先就与同事讲过，她在床上看到了三把刀，如果她没请假又没来上班或者电话长时间没有接的话，一定要去家里敲门找她。她已经感觉到生命受到了威胁。
年龄相差大的婚恋如果不是老关系，不是了解得不能再了解的关系，都可视为草率；通过网聊而建立起的这种恋爱关系，且来个速战速决，进入同居程序，就更加草率了；已经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一不选择有效的逃避，又不报警，这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
笔者还经常看到一些其他的有关死亡的新闻：或者因为一件小事就引发杀人案件，或者因为一时的挫
在小学一年级语文考试中，上海一名小学生在回答“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时，称“我不会让梨”，被老师打了大大的叉。该生表示，4岁的孔融不会这样做，才这样写答案，并坚信没有答错。网友认为，“言之有理”就算对，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更不能算错。（4月18日东南网）
“孔融让梨”的故事见于《后汉书·孔融传》李贤等人的注解，转引自一本叫作《融家传》的书。这条注解是为了说明“融幼有异才”的。注解说孔融有兄弟七人，他是老六，四岁时，每次与诸兄一起吃梨，他都拿小的一个。大人问其故，他说：“我是小孩子，就应该拿小梨吃。”于是“宗族奇之”。
后来，到带小说性质的《世说新语》里，不仅孔融让梨的年龄由四岁变成了七岁，等待分梨的人加进了众“宾客”，而且孔融也由老六变成了老二，由拿梨者变成了主持分梨者，并且还为自己拿小梨讲出了一番大道理。孔融是这么解释的：“树有高低，人有老幼，尊老敬长，为人之道也。”这就给原本简单的拿小梨事件赋予了更多道德的意味，在讲究尊卑有序的古代社会，孔融也就被塑造成了道德楷模。
正因为其中的
男生缺乏“阳刚之气”的“男生危机”、“伪娘现象”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近日上海有关方面正在酝酿打造第一所“男子中学”。此事引发争议，有人对“用性别隔离的方式圈养弱势群体”的做法表示质疑，但也有人对改革的尝试给予肯定。(4月4日《新京报》)
即便遵循自然生长，不接受正规教育，自身存在的荷尔蒙也会让男生成为一个“原生态”的爷们儿。但时下的男生为何遭遇危机，日益变成“伪娘”了呢？
第一罪魁应是家庭教育。时下，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人娇惯，是当今社会通病。而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作用下，事实上是独生子女中的男孩所受的负面影响更大。男孩一出生就承担着传宗继代的责任，就是家族姓氏的当然继承人，在家庭的地位几乎是“小皇帝”，从各方得到的都是宠爱与呵护——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风不能吹着，雨不能淋着，日不能晒着。在这种“圈养”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容易自私、封闭、脆弱，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没有抵御挫折的心理素质，这种男孩自然成不了男子汉。同时，时下许多家庭还存在一种母强父弱的现象，母亲过
因为破解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中南大学本科生刘路一举成名。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南大学给予他一连串“破格特批”的奖励和荣誉：从本科提前毕业、硕博连读，到作为青年教师后备人才进入中国著名数学家侯振挺教授研究所，再到近日聘用他担任教授级研究员，提供100万元奖金。
大四本科生一年之内跃升“教授”，刘路创下了中国学术界一项最年轻纪录。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高龄研究生出国遭遇教授比自己还年轻的尴尬；相比于高校和科研院所论资排辈、一人得奖几十人分奖金的僵化体制和思维习惯，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既然这位刘路研究出来的这个成果，已经得到了国内外数学界许多专家的认可，我这个外行不好在这里说三道四，我可以顺着这个势头认可他是少有的数学天才。但是，我目前也只敢承认他是一个天才而已，他以后能再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能不能成为真正的数学大师，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这也应该是他家里给他取名的“路”的应有的含义。不论在哪个领域，破解前人的难题，往往需要新的思路，这可能是年轻人的优势，但要进一步破解更多的难题，就不是新思
一位女同事怀了孩子，她在办公室与人谈得最多的是向过来人取经，现在怎么吃怎么睡才好，孩子出生了怎么做怎么带才好……看得出她还没有做母亲就早早担起了母亲的责任，就有了深深的焦虑。
这叫教育焦虑，这种焦虑在全球化的今天，有蔓延的趋势。据近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父母也有育儿焦虑，“在孩子上大学前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都在接受某种抗抑郁或抗焦虑的医学治疗”。研究人员发现，“在外工作的美国母亲今天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比20世纪60年代全职妈妈还多”。前些时华人虎妈的故事虽然引来众多批判之声，但美国父母仍为虎妈带来的焦虑牢牢钳制——“如果不强迫孩子无休止的练习拉琴，是不是我们在剥夺他们到常青藤盟校就读的前途？”
教育焦虑其实是社会焦虑的投射。首先，随着国际竞争的白热化，每个孩子刚出生就被置于一个充满了丛林法则的竞争环境；其次，网络和信息公开造成可选择的教育理念、方法太多，使人容易举棋不定；第三，全球性的污染和工作压力令所有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思考更多更细。
美国人最羡慕法国母亲“教
日前去长沙访一位朋友，他在一家酒店请我们吃饭。我们一下车，就看到他站在酒店门口迎接。但他手里拿着的一件东西让我长了一次见识——一小瓶食用油！当时天下着雨，拿一把伞正常，空手站着也正常，于是我们问：“你拿瓶油干什么？”他答，现在饭店的油放不得心，我只好自己带。这是我们第一次碰到自己带油去饭店的！
现在吃的东西许多让人放不得心，媒体一再曝光，仍然收效甚微。于是，解决吃的问题就自然有了两种思路：一是改吃洋品牌，比如说牛奶；二是自己做或者种，或者直接从乡下亲戚那里买。原来请客多是在家里，自己动手做，当然放得心；如今富裕了，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已经没有了在家里招待客人的习惯，却又不敢相信饭店，怎么办？——自己带油去！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勉强的做法。吃饭除了油还有米、菜、佐料，还有酒、饮料，仅仅带个油，心还是放不下的。
如今经济发展了，按理说，吃的问题早就解决了，而事实上我们只解决了量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质的问题。在质的问题上，不是技术上造不出质量好的食品，而是不少人为了一己之私，不愿意造质量好的食品。小事
近期的《学习时报》上有一篇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的文章《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各大网站转发此文时“提炼”出的题目是：“统战部副部长称：炎黄子孙称呼不科学，伤民族感情”。文章中是这样说的：“汉族喜欢说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其实并不科学……要防止大民族主义。”对于防止“大民族主义”的提法，我不赞同，但他对“龙的传人”和“炎黄子孙”的“思考”，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
龙是什么？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这种能腾云驾雾的神奇形象，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它是由多种动物图腾综合起来的虚拟物。可见，世上没有龙这个东西，我们从古至今崇拜的都是子虚乌有，中国的十二生肖中，只有龙是虚拟物。
那么，为何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呢？原来古代传说有个伏羲氏，他教人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后来不知怎么，就把他说成了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缔造者。再后来，我们所说的炎、黄二帝，由于他们发源于甘肃东南部的戎族，也是伏羲后裔，这样，先说我们是羲皇子孙，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又改了口，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既然炎黄也是羲皇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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