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陈振波先生是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学生，因为酷爱诗歌而结缘西南大学。他创作颇丰，我评文有限。我们的交往“淡若澧”，帖出此文，以为一次心灵的交流。]
存在主义的核心观念即是存在先于本质，相应地，诗歌作品只有通过各种琐碎的和形而下的日常事件才能表现人的存在本质。诗人能力的体现就是对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创造性体验和表述，以非本质和非抽象的表现去展现个体存在的意义，亦如萨特所说：“存在主义的第一后果是使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的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陈振波先生的诗歌正是通过表现或陈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验，进而揭示出人存在的本质特征。
人的存在就是矛盾的集合体。我们丰富的情感和执着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总会遭遇种种阻碍，在时间的流逝中化为对生命无奈的喟叹。年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放荡不羁的行为或想法，但那些与青春有关的冲动和“血性”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显得“风平浪静”，时隔多年回想起来还会因为压抑的“内敛”心理堵塞了情感的宣
秋风穿过峡谷的黄昏
嘉陵江岸的乱石冰冷萧瑟
江面倒映出沿路风景的褶皱
江心的白雾顺流而下
芦苇丛枯萎的腰肢不再妩媚
乌篷船停靠的地方人迹罕至
犹有川江号子响彻夜空
召回远古生活的坚韧与恬淡
返身即是灯火阑珊
而我却执意面朝奔流的江水
对岸山中的禅寺升起了烟火
我享受着来自隔世的宁静
夜里我深度无眠
江上的船声悠悠地在耳边回荡
冥冥中又似年少旧时光
无邪的灵魂在湖光山色中恣意徜徉
（2011年12月9日发表于《重庆日报》）
我探讨中国现代诗人翻译与创作关系的专著《两支笔的恋语：中国现代诗人的译与作》，近日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将本书的“后记”录于此：
昨天重庆的太阳是开年后最好的一次，气温也高得让人褪去了厚重的冬装，一身轻松。
前一周，庭院中的银杏枝头爬满了嫩绿的小叶片，经过几场春雨的侵润，经过几声春雷的震惊，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窗边的手掌树在不知不觉中高过了书房的围栏，晶莹欲滴的绿色宣告春天之旅的圆满，它们做好了抵抗山城酷暑的营养储备。那树少见的白色樱花树，花落之后开始长叶子了，而中庭花园中那条人造的小溪，夜夜响着青蛙的歌声。正午睡觉的时候，听见窗外几个小孩儿兴致高昂地在打捞蝌蚪。
四月是重庆最惬意的日子，好比十月的秋天。周末到来，我和妻子去学府小区旁边的骑龙火锅饱餐了一顿，然后在习习凉风中赶去超市。妻子买了老酸奶，我则买了一盒冰激凌，回家边吃边看“非诚勿扰”，期间转看云南卫视的“人文地理”，讲述抗美援朝的艰辛与伟大。
今天早上睡懒觉起床，吃过早餐，妻子和同事上街，我则去嘉陵江边买苹果。回来时，背着沉重的双肩包，太阳晒得背心流汗，路上想着昨晚没有吃完的冰激凌。
回到家里，我开南方的三月
我曾靠在墙角想象辽远的生活
在夕阳下倾听时光缓慢的脚步
也常在夜半的虫鸣声中醒来
仰望月落后的黑色苍穹
如今我的心思
随着潮湿的苔痕在春天蔓延
欲望的新芽总是破土而出
故乡的山岗想必又葱绿起来
无忧的岁月干涸在绵密的烟雨中
总有一天
我会汇入很久以前活过的人群
所有的忙碌和收获将随水东逝
只有故乡的大地能记住我
那时我的宁静便像大海一样空泓
近日翻阅牟宗三先生的《中国哲学十九讲》，在讲宋明理学之“内圣外王”的时候，牟先生认为学问以及内心的修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潜心习得的过程。但是中国当下的学者往往缺乏“长期”和“潜心”两个成功的要素。
中国学者大都有强烈的功名意识。牟先生认为时下很多人大学刚毕业，就说孔夫子当年三十而立，我们现在到了三十岁还没有立，要赶紧“立”。也有人三十岁左右拿到了博士学位，以为也得到了学问，就想到出大部头的书，但事实上“博士只是个入门，只表示你可以吃这行饭，并非表示你有学问。”所以人到了三十几岁，就进入了中年期，很多人既想成名，又想建功立业，导致心事沉重，难以集中心思，做事总难圆满。
中国学者大都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般人学习的目的就是找份好工作，或者谋取好的仕途。如今很多潜居高校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旦小有名气就会邀功请职，否则威胁校方说要离开，校领导考虑到远景规划，只有以“官位”相许，达成人才留下的共识。牟先生认为，儒家讲究“内圣外王”，知识分子办理行政事务是应当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办
70后女性诗人的创作早已步入成熟的个性化阶段，但能够表现这代女性成长焦虑和阵痛的诗篇却不多见。相对于其它时代的女性而言，70后女性的生活方式和成长经历具有很多特质，比如她们大都初为人妻并过上了相夫教子的婚姻生活，她们大都因为教育体制的改革而受过高等教育，也大都因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或工业社会的到来而移居都市。因此这代女性是知识型的，拥有独立的情感思想和人生理想，但都市生活的压力、琐碎的日常生活和家庭事务往往使她们陷入被动与绝望的境地，这就是70后女性该阶段真实的生活镜像。作为70后女性诗人的桑眉一改少女时代对悲欢离合的吟唱，转而关注她这代女性的生存现状，折射出挥之不去的焦虑意识和深刻的生命体悟。
一
70后女性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能够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合理的规划，她们对事业和家庭怀有美好的期待，但当脱离父母的呵护与物质支持而独立生活的时候，她们必须为维持生计开始漫长甚或遥遥无期的打拼之路，必须在适当的年龄结婚生子，然后开始承担
针对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的误读和接受的混乱现状，李欧梵先生曾说：“西方的文学理论，是一项专门的学问，甚至有人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应该精读。然而中国学界近年来对于这门学问却是一知半解，有的人往往从译文中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自作主张‘演绎’一番，因此错误百出，贻笑大方。”[1]李先生对中国当下文论研究现状“乱成一团”的症候分析并非耸人听闻，从对西方文论的“误译”、“误读”和影响等角度来讲，其言论还略显谨慎，并没有完全将西方文论的译介及其影响的深重焦虑暴露出来。本文接下来将从译本的角度探讨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文论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为中外文化交流架起了便捷的桥梁，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建构甚至起到了基础性的奠基作用。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翻译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在短时间内接触到了西方几千年来的文艺知识，并
（注：此文是我的导师、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在我博士论文出版时写的序言，2010年12月8日发表在《时代周报》第108期上。转载此文，不为借名人来抬高自己。事实上，赵先生的学问是时下很多学者永远都无法比附的，更何况我这个初出茅庐或永远都走不出茅庐的后生呢。在我的博客中呈现此文，目的很简单也很单纯，赵先生认为有学术价值的话题，也许真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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