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过儿童节。除了给母亲发短信聊天时跟她开玩笑，“您这母亲怎么当的！也不祝自个儿闺女节日快乐？！”小老太太直爽得刻薄，回复道“你怎么还好意思过？稀里糊涂都快要到中年了的人……”比起微博晒满节庆照的同龄人，我已经相当低调收敛了。中国二十开外的年轻人，缺成熟、缺理智、缺梦想、缺包容，甚至缺心眼儿，但从来都不缺少装嫩和卖萌。
忙于自己小生活的俗务琐事，久已不和孩子们打交道，前天因为道达尔的公益活动去了趟昌平的新源学校，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那里的孩子，让我这个成年人，心疼而且充满了愧疚感。
地铁五号线往北坐到头，从天通苑北站出来，到处是“去哪儿啊？”“打车走？”的问话，这里几乎打不到车，只有黑车。好在新源学校就在附近，但深居曲里拐弯的小巷深处，还是有人来接，才顺利找到地方。
到学校的时候活动已经开始了，主办方请了驾校的老师给孩子们讲出行时的安全知识，不断会提出简单的问题，孩子们答对了有奖，有时候老师的问题还没问完，有的孩子已经着急的站起来，举起的高高低低的手臂和孩子们脸上兴奋的表情，让人心酸，奖品无非是小手电之类的东西，物质的贫乏让他们过早的领悟到从竞争中胜出的重要性。
全校从学前班到六年级600多个孩子，只能有一部分参与这个公益活动，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穿着印有活动主办公司LOGO的白T恤和黑色运动裤，他们都是从各个班级选出来的好学生。讲座教室紧临着学校的公共厕所，因为还是旱式的老厕所，一阵风吹来就是一阵恶臭，我好事的进去看了一眼，说是厕所，差不多只是几个简单的坑而已。因为味儿重，我走到孩子们听讲座的教室里去，一会儿就已经胸闷心慌，低矮的平房里，连把电扇也没有。长得胖一点的孩子，衣服已经汗得贴在身上。
除去少部分参加活动的孩子，其他学生都照常上课。教室里装着日光灯，但只有讲台上方的一盏是有灯管的，其它的灯只有金属壳，是个摆设。也没有窗帘，靠窗坐的孩子明显要黑出一圈儿。我还无意中找到了他们的图书室，只有一个书架，狭小的房间里还堆放着其他的杂物，像个储藏室，里面唯一鲜亮的是墙上的牌匾，金黄色，写着捐赠人的名字。墙边还有一台电脑，落满灰尘，一副待处理的破旧废物样。很可能这个学校没有一台可用的电脑，与之相反差的是，校园的墙壁上是孩子们自己画的机器人。十岁了还没见过电脑的孩子，如果心中有一个设计机器人的梦想，这条路该有多么艰难。跟市区重点小学的孩子相比，这不是输在起跑线的问题，而是你的面前压根儿没有赛道。
教室外面贴着“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宣传画。这些外地人的孩子，在一个户籍制度严格的地方，是称不上北京人的，如果他们有机会看到史家小学的图书馆、人大附中的实验室，或者当他们面临着回到户籍原地高考的巨大压力时，回头想想自己背过的北京精神，怕是会五味杂陈。
参加公益活动的孩子们听完讲座，已经去高低不平的操场上做别的游戏去了，这时正是课间，照常上课的孩子们可能是听了老师的吩咐，就在教室里待着，除了几个好奇的从窗口向外望，别的都认真地做自己的事情，一个老师进教室对刚上完课的老师说，“跟孩子们说，要上厕所的排队去上。”讲台上的老师说，“没人要上，忍着点儿吧。”所有老师那天都穿着白色衬衣或T恤，黑色裤子，可能也是统一要求过。有一个年轻的老师站在操场边看孩子们做游戏，她问我孩子们轮流戴的大眼镜是什么，那是一副模拟醉酒后看东西的样子的眼镜，因为破坏了人对距离的感觉，戴上它就像真的喝高了一样，走路高一脚矮一脚，重心不稳，主办方希望通过这个游戏加深孩子们对酒驾的了解。我问这个老师代什么课，她说这儿都实行包班，代哪个班就差不多把课全上了。她不愿意跟我说太多，转过头去和同事聊天，一开口，浓重的方言口音。
从学校出来往市中心的方向走，嘈杂肮脏的小巷子，有修鞋铺、肉铺、五金店，路上有黑黑的积水，一抬头就看见不远处插入蓝天的高楼了。楼房高层写着“天通苑”三个大字。
孔力是这个美国吊丝的汉语名字，很多人自诩姓孔都是为了跟孔子扯上关系，本身不姓孔也就诌不出孔子第几代孙的说辞，至少也表达对他老人家的崇敬，或者彰显一下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都姓孔了，多少能不懂点儿儒学？尽管孔姓的犬儒并不少见。孔力每每介绍自己的名字会说“孔力，孔武有力的孔，孔武有力的力。”这名字一下子变得有几分草莽气。
其实孔力很多时候是个文艺青年。本科学戏剧，刚刚在某大学校园的paradiso咖啡厅，他还说，将来只想做两件事情，一是回加州和原来的朋友们写剧本去，不久前某个深夜跟那边朋友打电话说想一起写剧本，那帮哥们儿说“妈的，等你这句话等了四年了！”或者跟舅舅生活在一起。他舅舅做着一份广告配音和广告音乐创作的工作，我说这样的音乐人一定挣得多。心里想着真正做音乐的人是不会把写广告音乐的人当作自己的同行的。孔力说挣得不多，他不是那种接个活儿就花点小成本给别人写了（像承包），或者随便改一首流行乐了事，他有自己的创作，还出过三张专辑，与广告无关，纯音乐的。孔力想过的生活，粗略的概括为starving
artiest差不多远。
我听过他写的中文rap，在自己出租房的卫生间里，光着膀子唱，用简单的录像机拍下，有些镜头晃得不行。词儿已经记不住，但“操蛋的生活”这句肯定是有的。他有一帮中国朋友，北京玩涂鸦和rap的朋友，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rap让他交到了一些才华横溢（至少在那个圈子里人看来是如此）的朋友，也给他的生活带来麻烦。
一次枫花园汽车电影院里有朋克演唱会，还有免费的啤酒，我们都去了，三个小时以上我就站不住了，几个人先走。孔力和几个别的朋友等到整场结束，已是下半夜，喝多了点酒，在大马路上边走边唱他自己写的rap，莫名就被几个中国年青人给揍了。
这是他自己的回忆，走着路唱着歌，一派吊丝的幸福无忧生活，突然就有人像红了眼的般冲过来，有的用拳脚，有的用酒瓶子。
回头一想，一点儿也不莫名，一个大鼻子美国人，张口就唱北京操蛋的生活，本土的年青人受不了，像是受到了歧视和羞辱。北京的生活是操蛋，但这话轮不上美国人来说，要说也是咱说，北京的纯爷们儿说！即使这美国人在太平洋那边也一样高唱着“操蛋的美国”。
孔力是上过《纽约时报》的人。但那是1991年的陈年旧事了。四岁的小孔力照片放在文章中，用作者的话说，他是一个modern
miracle。以前只听他说过自己是早产儿，三个半月就做心脏手术，看到他翻出的当年的旧文才知道，不是一般的早产，生下来的时候才2磅6盎司。对磅和盎司不敏感，我还特意换算了一下，1千克左右。用我奶奶的话讲，活脱脱一捡宝儿。
早产的经历，也让他跟他妈妈格外亲近。85年明尼苏达州某家医院，医生对病床上的年轻女人说“抱抱这个宝宝，跟他说再见吧。”她抱着他，但拒绝说再见。因为生产时挤压，全身淤青，像个黑宝宝，小得抱不稳，差不多是捧在手心，谁知道这孩子硬是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孔力说自己小时候特别可爱，因为身材矮小，两岁了看起来才几个月大孩子的长短，旁人都说，“几个月的宝宝，居然这么机灵！”
孔力是个情种。这结论是我下的，论据是他自己提供的。都是铁板钉丁的事实。3岁的时候，小家伙跟妈妈说喜欢黑头发的女孩儿，让母亲一头雾水。
6岁的时候就恋爱，还真是一个黑头发的女孩。于是就追，于是就恋爱了。恋爱中最大尺度是亲了小女孩的手，这段“爱情”居然还持续了几年，10岁的时候毁在了这枚吊丝自己手上。另一个男孩跟孔力打赌，敢把一条小虫子吞下去，就给他钱。他真吞了，不过作了弊，在嘴里放了会儿后吐出来。可能作弊的手法太拙劣，露了馅儿，钱也没上手。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事儿被女朋友知道了，小女孩觉得他太恶心，再也不愿意跟他好了。孔力失恋了。还真有几年的“空窗期”，13岁的时候孔力已经是中学生了，一次校园舞会上和穿长裙子的年轻女老师跳舞，女老师夸他跳得好，孔力说那时他真喜欢她。不过什么也没说。记得13岁时喜欢过自己女老师的小男孩，“色”得很h真诚。
孔力的朋友来自三教九流，上面提到的玩涂鸦和rap的孩子，算得上富二代，即使不是至少也是城市中上等收入者家的孩子，还有一些朋友则是他在工地边乱逛或在街边烧烤摊上认识的，同样能打成一片。孔力最亲密的一个朋友是安徽人，他去过人家家里，但说不上具体地址，只知道从合肥出发，坐好几个小时的长途巴士，然后下车，坐当地人的摩托车半个多小时后就到他们家。有山有田有猪羊牛鸡的地方。
孔力第一次去安徽农村的朋友家，走在田埂上，迎面走来一个年轻的妈妈牵着一个小孩，小孩子本来蹦蹦跳跳走得可欢实，突然见到孔力，“哇”的一声就哭了，年轻女人忙抱起他安慰“别怕，别怕，这只是个外国人”。我猜测孔力去过一次之后，那个村子里哪家小孩子不乖了，就能把他搬出来吓唬他们，“再不听话就让那个大鼻子把你带走！”
那个安徽小伙儿一直在上海工作，做的是手上的活计，把婚庆用的喜糖数好颗数，八颗十颗的装进一个小盒子里。一个月能挣三千。孔力还提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已经在上海工作三年了，特别爱玩。一次他们带着他打了个车，目的地是一栋烂尾楼，五层有一个地方，每个人五块钱门票，里面有舞台，有年青人穿着Michael
Jackson风格的衣服唱歌，舞台周围是个大溜冰场，里面玩儿的人都是年轻的农民工，他的朋友在里面一会就跟女孩子打得火热。我问那个地儿具体在什么地方，下次去上海我也想去看看，他说不出来，只说那儿啤酒可便宜，真是个吊丝。
我们有时候会聊文学，我介绍阎连科、陈应松、迟子建给他，他说要看的原著太多，并为没有耐性看完茅盾的《子夜》而愧疚。我安慰他并不是只有他才有这样的问题（我没告诉他我也没看完《子夜》）。他马上认同说是这样，他的中国同学写论文引用福柯，有的也并没有看过福柯的原著。我会心一笑，这样的事并不新鲜，但被一个来中国并不太久的美国吊丝看穿还是多少有点难为情，也不跟他多谈近年被媒体曝光的学术造假事件，多年来国族主义洗脑的结果，我与他聊天时的坦诚时不时会打折扣。
我见过各种人失恋的状态，哭哭闹闹以死相逼的、滥酒的、到处展示伤口博取同情的、麻木不了了之的，他的状态让人刮目，联系了一些ngo组织，想做一些翻译或其他的义工，可惜联系上的人多答复他“我只做这一段时间，后面的工作我不清楚。”无奈之下，又想出一招，要办一个读书会，还真找到了些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我没参加过他的读书会，但从他的介绍中可以想象其风生水起的热闹场面。
这样的人可以在喝了大半夜的酒后，睡到日上三竿，下午在咖啡馆读一下午的Andrew F
Jones。这样混搭范儿的吊丝跟我和洋葱都能做好朋友，他跟我聊文学和八卦，跟洋葱聊历史、政治和哲学，等洋葱从以色列回来，第一个要见的是他最好的朋友：我。（笑）第二要见的可能是他。我喜欢听他们的各种话题，同性恋、缅甸、太监，独独不喜欢听他们聊马克思主义。
尽管十多年前我的小学的围墙上就用红色的油漆写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万岁”。
（二）
锦婗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才九点。催稿。
最近一门心思想着帮李弋找个人结婚的事情，忘了15号前要把插画发给锦婗，如果不是怕耽误了出刊，她也不会打电话过来，无端多出一番虚意寒暄。临挂电话，锦婗说一定要约个时间见见，好姐妹，应该时不时撇开男人过一个干净的夜晚。
“刚从纳帕回来，带回两瓶opus
one，有空来我家。”
“好啊，等外面尘土少了，天变蓝的时候。”
这样的约定有过多次，其实我们已经半年没见面，从我的住处到锦婗家，打车20块的距离。
我们过于熟悉，熟悉得让她不自在。我见过她高中时近150斤，穿最大号女生校服的样子，我们晚自习后去吃一碗街边烫粉然后回家，大学毕业时我陪她在一个弥漫着汗味和小摊饭方便面味道的地下服装市场，花300块买了一身“chanel”，铺在学生宿舍的单人床上用厚厚的专业课本压平整，第二天她穿着去面试某时尚杂志的编辑。当读者从她的笔下不断读到巴黎、米兰和东京的新鲜事时，我知道每个春节前，她的行踪是从首都到省城，再换上长途汽车，经五个小时的高速到达一个咖啡厅里卖着速溶咖啡放着港台流行乐、没有一家剧场或博物馆、工厂开到中心区的小城S城。
她于我，更多成了生计的支持者，而非体己闺蜜。我每月给锦婗的杂志画插画，有时候只画几个贴合主题的穿插元素，她也帮我申请到整幅的价钱，更大的好处是，我能将自己插画淘宝店的地址放在属名“言午许”后面。
贴了个“锦婗，交稿”的便签在台灯罩上我出了门，李弋和我住在同一条地铁线上，这个小小的便利在维系我们的友谊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铁是一段黑暗中飞驰的肠。曾在S城一家婚纱影楼的临街橱窗里看到过一张巨幅照片，新娘着颈口袖口都封合严实的白纱裙，新郎着缀满亮片的衬衣，酒店服务生样的红色领结，背景是地铁站的候车台，还有一列虚化的车，意在行进中。S城没有地铁，这张后期补上的站台背景，是S城人对大城市的“诗意”想象，对现代化的纯洁而廉价的向往。
现实的地铁，有的是无序和浊臭。我已经放弃了对队尾的寻找，屏幕上显示下一趟列车还有3分钟进站，我远远的站着，躲开每一次车门打开时的抢挤，等着推过了搡过了，大家骂骂咧咧的站定，在关门警示声响起的刹那一步迈进车厢，面对车门而立。隧道也被地铁公司利用上了，卖给商家做广告，婚博会、外语培训、超市的内衣专柜促销，最扎眼的艳色，最直白的信息，让广告与艺术扯不上丁点关系，只是一种最饥渴的表达“买吧！”
人多，无意中触到身边的肩或肘，都是绷紧的肌肉，一种无声的对抗和厌恶。旁边戴着墨镜的女人，LV的肩包外面套上了塑料袋，怕被刮蹭，也怕被安检传送带弄脏，绉绉巴巴的塑料袋以一种睥睨芸芸贫苦众生的骄奢表达着一个信息：正品！
与锦婗关系的疏远，与她对自己为我所见证的经历的厌恶却又如身体若隐若显处的痦子无法摆脱的感情有关，也与我对她所从事的工作给太多人洗脑令之沦为无可救药的拜物教信徒有关。LV 的女乘客让我想起同样喜爱这个品牌的唐瑛。天壤鸿泥。
李弋给我讲过在他们医院轰动一时的一个小女孩。17岁的管小管。烫伤的皮肤像无法脱落的枯萎花瓣包裹着她，那个画了十三个“正”字的小本被她父亲举着，递到医生和其他病人眼前，“养了这么个东西！脏东西！”
“他是小管的父亲，而且医院里从没见过她母亲，也许她只有父亲。”
李弋不理解小管的父亲像一个不费电的喇叭孜孜不倦的传播着他女儿的丑事，“你没见过，他并不像疯了，倒像是在报复。”
我并不觉得这是个多么冷酷疯狂的父亲，这个中年男人那时就像个小女孩，一直把最心爱的白熊玩偶抱在怀里护着，灰尘都不让落在上面，突然有一天，白熊掉在了污水里，有的小女孩会细心的清洗它，如果她拿着剪刀把弄脏的熊剪得粉碎，也并不太让人吃惊吧。
小管的第一次是她的政治老师，给他们讲什么是“商品”，什么是“价值”的人，小管的身体由自己垄断，300的定价是她在网上做过简单的市场调研后随心而定的。那个小本，紫色的布面封皮，有手绘的图案，里面贴满了杂志上剪下的模特图片，也有照片，可能是小管从淘宝店家的铺子里下载的图片打印出来的，李弋说不太清楚，从他的描述中，我能想象到那些模特身上带流苏或蕾丝的洛丽塔风格的小礼服。
“第一笔钱也是三百？”话刚问出口，我就后悔了。为自己毫无人道的猎奇欲望。
“应该是，记载的只有笔划，300的价钱也是她父亲说的，估计拷问过的吧。” 李弋不介意我的问题，平淡的回答。
“那个男人怎么可能不发现她的第一次，300块，不够商场一件衬衣的价钱。”我想起新上市时的樱桃和香椿芽，想尝鲜的人们总得多付出一些，何况女孩不比樱桃，不会在每年同一个时期全新上市。
管小管的故事我不知道结尾，她没钱做植皮手术，出院时父亲嚷嚷着要把那些“正”字笔划后的人一个个揪出来，撕下一块嫩皮给小管换上。近来看到一个安徽少年为了一部iphone卖掉一只肾的新闻，突然又想起她来，少年虚弱的举起手机脸上会是什么样的神情？梦想以这种方式实现，让人哭笑不得。小管也是周密计算过的，一横一竖的笔画都是她为梦想所做的努力，父亲在她用心的累积着这些笔画的时候用一盆沸水为这个虚无瑰丽的梦想收了场。
“你挤我干嘛？”是那个肩包外套塑料袋的年轻女人。
“谁挤你了？”
“你挤我的！”
“谁他妈挤你了？”
“婊子挤我的！”
“你骂谁呢？”
“谁挤我我骂谁！”
“你骂谁呢？婊子你骂谁婊子呢？”
“谁挤我谁是！你没挤你怕什么？”
“老娘说过怕吗？毛儿都没长硬，老娘怕你？”中年妇女把胸往年轻女人面前顶了三分，气势汹汹。
“现在你挤了没有？我的包蹭了你赔得起吗？”
“呵！怕挤你坐地铁干嘛？”
“地铁是你家开的啊？”
“你家才开地铁，你妈两腿中间开地铁吧，才能生出你这种货色！”
“一把年纪嘴巴干净点！”年轻女人把包往身前拢了拢。
“谁先不干净的？怕挤你自己开车啊，坐什么地铁？！穷骨头还富小姐脾气！”
年轻女人终于不说话了。贫穷是最大的羞辱。让所有人哑口无言。都是挤地铁的人，中年妇女自己也住了口。
封闭的地铁车厢，刚刚的谩骂声仿佛无法散去，见缝插针的钻进人群的耳朵并落在那里。我拼命的想李弋家的猫，想刚从旧书市淘到的毕加索早期的精致素描，想西单地铁站一个白发的老太，眼睛深邃，把塑料瓶和铝皮罐用细线一捆捆绑起来，再放进一个大口袋，整个过程精细得像完成一件装置艺术。
我还想到了单士厘。《癸卯旅行记》记载了1930年她随克夫从日本、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亚欧洲80天的旅行，在看过日本大阪和京都的商场市集后，她写道“益知日本崇拜欧美，专务实用，不尚焜耀。入东京之市，所售西派物品，亦图籍为多，工艺为多，不如上海所谓‘洋行’者之尽时计、指轮以及玩品也。”从单的记载中可知，那个时候的上海，就风行着欧美的钟表、戒指和其他玩物。丧志之期可指日而待。
西人所说的conspicuous
consumption，有的人尤其热衷。那些摆在柜台如处深宫的商品，光影轮替中一天天摆下去无人问津，症结不在它的质料、设计或做工，而在于它少了一个巨大的logo。纽约时报有一个记者参加了中国赴欧的旅行团，他的团友心疼以欧元计的一瓶水，宁可一整天渴着，滴水不进，在巴黎老佛爷却像逛菜市一样满载而归。一瓶水喝进去，没有任何凭据了，而显性消费的好处在于，商品无时无刻不提醒着身边的人“我消费过。”
终于到了李弋家附近的地铁站，站内墙壁上出现大幅的瑞士某产品的广告，它知道对于所谓的“奢侈品”，这里的人没有丝毫的抵抗力。只要你说它“时尚”、“高端”、“尊贵”，他们就全全买单，这些唬人的词语，没人去想为什么它能代表，只要你说，他们就信。这样的消费者，理应是商人最宠爱又最鄙夷的消费者。商人们就那样高高的站着，低头蔑视着他们的同时把钱挣了。
门铃刚响，李弋就把门打开了，好像算准了我到的时间。灰色的居家服，脚上是从酒店带回来的简易拖鞋，我庆幸他的这身装扮。这一路的所见所想，哪怕他只戴一副进口的名牌眼镜我也会夺门而出，“名牌”在这个地方，与最粗俗的虚荣心和最随波逐流的审美观绑定在一起。
“我炖了鱼汤，今天不喝茶，喝汤怎么样？”
鲈鱼的清香浮动，我咽了口口水，“我已经不吃鱼了，忘了告诉你。”
“真担心突然有一天你会说，不再吃蔬菜了。”
“不会，你知道赫哲人怎么做鱼皮衣吗？”
“知道，我还知道别的，象牙、鱼翅、醉虾、老鼠干，你想听什么？”
“喝你的汤吧！我随便翻翻书，看你有什么新收获。”
厨房里金属和瓷器清脆的撞击声响起，我走进他的书房，阳光铺满地面，书脊上的汉字个个精神饱满。
既然端端想知道，我就讲给她听。
那时奶奶已经起不了床了，整宿整宿地哼哼，细声喊疼，子女轮流照看她，她对每个人说，应该趁还能走动时来一趟北京的，看看天安门，看看毛主席。
她11岁时嫁到爷爷家，其实是卖过来，太爷给她娘家免了些欠下的陈粮。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她就一直是家里的当家人，依旧伺候爷爷，同时养了一堆参差不齐的儿女。她为什么临走前突然说想看看北京，我猜测是感念毛主席的恩情，让她从童养媳变成爷爷的唯一正妻。但这真的是福分吗？一个几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地主家少爷，如果没有满柜子的小药瓶儿，爷爷活过的一世就变得飘渺无据。没有毛主席，她会从11岁起就是老妈子，也许长得顺眼还能做小吧，这些都无从得知，她这辈子拍第一张照片时就已经是奶奶辈的人了。
我在黄昏的时候背着相机出门，去给奶奶拍天安门的夜景。我走着去地铁站，一路上人群像被静音了，或者是我暂时失聪，默默地走，直到一声哨音穿透这无声的屏障，直直抵达我。路边的球场，我看到了他，白T、蓝裤、微卷的黑发，是那种失真的似新染过的黑。他的手撑在腿上，弓着背喘气，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我透过球场边沿的铁栅栏望着他，他抬头看我，不慌不躲，竟笑了，嘴角拉开的弧度像初七八的上弦月。
那是一场草台班子自己找乐的足球赛，场上的人都没有整齐花色的运动服，如果十年前，我会多情的想那是冥冥中有人想让我从人群中一眼认出他来。统一的运动服会让他泯灭在奔跑的身影中，但我很自信，即便是那样，像大学时候的情景，一边儿穿着假的巴萨的球衣，另一边儿穿着AC米兰的，我还是能够把他找出来。不是因为通灵，收到神的指引，任何一个女人都有这样的天赋，总有一个人她能够从人群中瞬间辨认，哪怕他在嘈杂的球场或市集。
我转身走开，像独自走向荒原的雌狮，生离死别的悲伤沉入心底。是背上的相机提醒了我，奶奶将不久于人世，我在完成她看一眼天安门的遗愿的路上动了凡俗的杂念，还能有比这更不肖的子孙吗？
端端说，后来呢？
当天晚上，母亲就把笔记本电脑搬到奶奶的病床上，让她看灯火璀璨的长安街，看毛主席威严的画像，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侧新增的巨幅电子显示屏。家里人急着当晚就把照片给奶奶看，是怕她马上就到大限之期，落下遗憾。她并没有马上离世，精神反倒略微康健了些，还有近一个星期晚上能睡安稳，不再呻吟。真正去世是在半年之后了，深夜走的，悄然闭目止息，很平静。
端端说，我说球场那个人后来呢？
哦，他啊。那个球场我几乎每天回去，无论是去地铁、公交站还是去超市，甚至去与之反方向的花卉市场，我也从那儿绕道，球场上的草皮，从碧绿到哑绿、到苍绿、到初黄、到金黄、到枯黄、到白雪覆盖土地都冻住，再到鹅黄的小草芽，至浅绿、苹果绿、葱绿，又回到碧绿。草色经历了一个轮回之后，我搬了家，住到现在的胡同里。
“再后来呢？”端端的脸上已经有一丝焦躁，她没有太多耐心听我无穷无尽的铺垫，想赶紧扒出故事的高潮。
“没有有后来了啊，就这样了。”
这是“你的爱情？近几年的爱情？”
“对不起，有点无聊。”我觉得亏欠了她什么，如果当时状态好，也许我真会编几个跌宕起伏的情节进去。
“没有，再点儿喝的？”她又显得有点难过了，转过身冲吧台急急地喊着“服务员儿！服务员儿！”
没有酒的简餐吧，我又点了杯爱尔兰咖啡，剩下的时间，两个人没再聊到一个固定的话题，端端突然想起个冷笑话段子的时候说几句，断断续续。但我能感觉到，她在心里给我腾出了一个特别的位置，跟我变得很亲近，如果是旧时小姐，我应该能够在她的闺房里一起读书刺绣了。
搬到胡同之后的事情，准确说还有一些，只是都轻飘飘没有重力，也无法纳入到完整的叙述框架中。
我再也没回过那个球场，他还是时时光顾的。见他那天的两天之前，我刚刚过完30岁的生日，日语里过了30的单身女人叫“负け犬”，女人哪怕拥有一切，少了个长相厮守的男人，也是只败犬。失败是当下，当下的失败注定让未来也变得暗淡，于是对回忆的大潮没有丝毫抵抗力，一次次呛水，又湿漉漉的挣扎出来，再呛，再挣扎，反反复复永无宁日。他不时出现，像一个刻骨铭心的电影镜头，在我清洗着切成小块的新鲜排骨打算煲汤的时候，在我做着凤栖梧、花敲枝的绮丽白日梦的时候，在我精细地研究赛金花和瓦德西究竟做了没有的时候，一闪而过，也不留下什么，只是笑，笑得我也跟着笑，笑得流出眼泪。
（待续）
刚从巴拉望回来，不止一个朋友尖叫到：“天哪，你的脖子！”我的脖子，已经从小麦色变成了咖啡色。
光洁的沙滩上，人们只穿最低限度的泳装，露出大片的本来肤色。
巴拉望的海岛密集，我们玩island
hopping，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蜻蜓点水，在海星岛看海星借海浪之力回到大海，在潘旦岛浮潜，在白沙岛烧烤海鲜。由于大姨妈的光顾，下不了水，在潘旦岛同伴们都去水下看珊瑚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倒霉的姑娘坐在海滩上喝着甘甜的椰子汁。一个全副武装的女人闯进视野，长衣长裤举着伞，居然还穿了丝袜，肉色丝袜。女人回头的时候，我看了她，巧克力色的菲律宾女人。
在马尼拉的西班牙老城里，见到了一些韩国姑娘，举着小洋伞。马尼拉商场的洗手间里，卖场的姑娘们人手举着一只白粉饼，小心翼翼的刷着脸。曾一度爆出新闻，印度人以白为美，有的画有的整，姑娘们忙得不亦乐乎.
两年前在北京，我很费力的给一个德国人介绍姑娘们为什么在夏天打伞，介绍到最后把一白遮三丑都搬出来，他似懂非懂的斜着脑袋问我，“是我们这样的白吗？”我突然觉得很羞辱，不自信族群的矫情一下子就上来了，说出的话像幼儿园的三岁女童，“不是，你们的白一见光就变成粉红色，还容易起斑”。
如果简单的将人的肤色看成一条从白到黑渐变的色带，两头的人是不怕阳光的。而且这两种颜色较为稳定，中间地带则相当易变，像防火防盗一样防阳光，加上护肤品、化妆品的功用，亚洲人的肤色容易过渡到白极，而自由行走在阳光下，不用多久就能摇摆到黑极。所以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菲律宾人等等中间地带的人惧怕阳光把他们从一极带到另一极。
中国人对种族是很敏感的，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对这种差异的敏感再往前一步就是种族歧视。纳粹对雅利安人优越的价值判断是其罪恶种族政策的前提，元朝时期把人分四等，日据时代把台湾人视为日本人之下，美国、南非等世界各地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真正没有歧视的平等社会，是你会无视或者忘记差别本身。
中国人对等异族的态度以晚清为界，之前是蔑视，之后是仰视，有时候站着仰视，有时候跪着仰视，差不多以咸丰帝为界，咸丰时不时战战兢兢，但大体还是在往下看。无论往下看还是往上看，从来没有平视过。到现在也没有，这一点，从商场或餐馆的服务生对白人、黑人、印度人的态度可以看得分明。从人们对阳光的惧怕也能看出一二。
不同地方，肤色对人的财富的暗指也有差异。欧洲人觉得贫穷的人没钱出门度假，天天屋子里待着，于是白得面无血色。中国则相反，有屋子待着的人是相对富足的人，穷人都在阳光下，乡下的农民，城里的农民工。于是中国人即使在度假也担心回到日常生活中被误以为出去做苦力去了。国人对不同肤色的人的歧视尚须啰里八嗦“认证”一翻，对日光下工作者（农民、搬运工、建筑工人、清洁工、路边摊贩等等）的歧视则几乎无须认证。
你有多惧怕阳光？
（照片中是一些阳光下自在无拘束的人们）
rain maker
rain maker是一种乐器，长长竹筒里装了沙子，竹筒倾斜的时候，沙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可以舒缓可以骤急，仿佛雨声，大雨嘈嘈小雨淅淅。
在Palawan的小岛上住下的第一晚，有乐队表演，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音乐中透出淡淡的忧郁，哀而不伤。如一座小岛，阳光明媚，宁静孤单。想起Freddie Aguilar的Anak。
白人男子
由于西班牙和美国的“前仆后继”，看到在菲律宾度假的白人，条件反射似的瞥一眼历史纵深处。八国联军也在中国有过恶行，苏联红军强暴过东北的姐妹，但毕竟不一样。
由于语言的便利，牵着年轻当地姑娘的年过半百的白人男子，比起中国和越南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旅游车从本田湾开往公主港的时候导游老吴介绍路边的小别墅，据说是一个加入菲籍的德国人的房子。距离小别墅不远破败不堪的茅草屋则是当地土著人的家，很难称上房屋，因为不蔽风雨。老吴讲，有的土著人女性还赤裸上身，因为婴儿死亡率高，政府资助产妇去医院生产。
Jeepney
吉普尼是马尼拉街道上一道鲜艳的风景。二战后美国裁军，有些军用的吉普车卖给当地人，当地人加以改造，加长了车身，并涂上鲜艳的色彩，自己家用，也有的用来拉客人。
从公主港返回马尼拉的时候，正赶上天主教新派教徒的抗议，路上停满了鲜艳的吉普尼，从机场到钻石酒店原来二十分钟的车程，走了两个小时。
抗议也可以很平和有序，同行的人问导游“他们不打架，也不扔汽油瓶的吗？”抗议者都是天主教徒！这样的问题让我很难为情，扭头望着窗外，吉普尼停在夜色中，像穿着大红大绿彩色衣裳的菲律宾人，热情友善。
（图为洋葱自己做的海报）
一个人过情人节，因为洋葱头此刻正飞在印度洋上空。在约翰内斯堡转机时正是我的熟睡时间，也没赶上打个电话安抚一下。作为一个对付男朋友有理有利有节的姑娘，一个人的情人节无比淡定，还能跟朋友就着一锅水煮鱼和砂煲豆角纵谈天下，从华为到无为，从太子奶到太子党。
回到家，夜晚寂静下来的时候，很合时宜的恪守妇德，想念起我的洋葱。
昨天电话时，洋葱说，“这几天闲暇的时候，我一直在策划我们去欧洲旅行的线路。”这个出入欧洲无数次的人要为我这个从未踏上过那块大陆的乡下人重新梳理路线。我张口就来，“想去布拉格。”葱说想先去德国，他小时候的nanny是德国人，他跟她特别近，中学时自己打工去拜访她。我见过她的照片，是个很优雅的女人，笑容和善，仿佛都闻到她烤箱里面包的暖暖麦香味道。
有一次和洋葱吃完火锅，两个人都撑得像肿了一般，于是在寒风中轧马路，走到一个路口，洋葱说他曾有一些朋友在那儿，问起得知，那一段路翻修的时候，有一些河南籍的工人，起早贪黑，工人们的耳朵冻成乌紫，还结上厚厚的痂，洋葱和一个意大利姑娘、一个美国小伙子发起一个小活动，给工人们一人买了一副耳罩，还有热豆浆。后来我从他的电脑上翻出照片，年过半百的工人们，每个人戴着一个毛茸茸的大耳罩，脸上是中国农民典型的朴实憨笑。我们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已临近春节，工人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明年开春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会去向南方或是北方的哪一处工地，洋葱怕是再也不可能见到他的那一拨朋友们了。
还在大学的时候，沾了院系一点光，我几乎有自己专属的一间小自习室，后来洋葱也去那儿看书。一个下午，洋葱抱着两杯咖啡进来的时候，我正没出息的把妆哭花了一脸，电脑屏幕上是哈尔滨冰雕节前夕工人们的生活照片，几十个人挤在临时搭建的不避风的工棚里，零下几十度的夜晚，没有任何取暖的东西，连续工作12个小时，挣着一天一百的工钱。他也不安慰我，走到后面的座位坐下，沉默着。等我哭过劲儿了，回头看着他，坐在那儿像截木桩，红着眼眶，我知道这个身为资本家的孩子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男人，有着比我更深刻的悲哀。
去年春节，我的论文告急，因为年前不久刚回过家，春节就留在了北京。洋葱取消了和朋友的旅行安排，也在北京“陪读”。除夕晚上出去放烟花，都觉得人文楼旁边有处地方挺宽敞，我们把小烟花摆在空地上孔子石雕的脚边，烟花点燃的时候，光亮中可以看到孔子拱手微笑的脸。瞬间的绚丽过后，留下一地的碎屑，洋葱把我赶到一边，手插进兜里，自己猫着腰去捡那些烟花燃烧后的垃圾。他一遍一遍的跑在孔子像和垃圾桶中间，让我突然无厘头的想起西西弗斯。
我不是好脾气的姑娘，娘亲打小就说，“你这臭脾气，说云就是雨，脸变得比六月天还快的人，将来谁受得了？”当我带着洋葱出现在娘亲面前的时候，真怀疑小老太太当时想的是“这小伙子，自求多福吧！”我喜欢率直的爱情，别拐弯抹角，无穷无尽的mind
games，让人心力交瘁，男生爱了，就去拉起姑娘的手让他跟你走。女生爱了就去表白，“你长得很像我下一任男朋友。”爱不了的，就做干干净净的朋友，暧昧那点小破事儿，不美好。常有人爱问“ta到底爱不爱我呢？”有这种疑问的人，答案十有八九是“不爱”。遇上洋葱之前，我对每一个男朋友（也就俩）都有过类似的疑问，又最终安慰自己，“爱的吧，只是因为。。。只是碍于。。。他有他的苦衷啊。”事过境迁，回头看才知道，自己真是多情又善良。也许真的是爱吧，但那种爱充其量也就是锦上添花，谈不上非谁不可。与娘亲的预测相反，洋葱除了“我爱你”最常说的是，“能跟你在一起，我是一只多么大的lucky
dog啊！”也许我才是更大的lucky
dog吧，我写的无人问津甚至被人耻笑的诗歌，只有洋葱孜孜不倦的帮我翻译，推荐给他的家人和朋友。当我怯怯的露出大得虚无的梦想，他帮我托举得更高，晾晒在阳光下。
一次在某酒店65层楼的房间里，我一个人，对着窗外林立的高楼，闪烁不定的灯火，突然觉得这迷宫一样的城市，我卑微得可以瞬间融入灯光下的纤尘，每一扇窗户后都有一个热热闹闹的电视正播放着节目，有熟睡的孩子，争吵的夫妻，生着病的老人，但这一切与我无关。我存在于这大得无边的水泥森林中，存在与不存在几乎没有界线。突然洋葱的电话打过来，那声音，似乎是我与整个世界的关联。
洋葱的单反一个月前落在了肯尼迪机场，去非洲之前，我说“带上我的吧”，收拾完毕没地儿再放就一个也没带。明天我也无缘分享他看到的那些大象、狮子和斑马。不过，对它们也无甚兴趣，我只想见据说晒得像土著一般的，我的洋葱。
一篇小文从昨天开始絮絮叨叨，一个小时过去，已经是今天了。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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