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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锦婗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才九点。催稿。
最近一门心思想着帮李弋找个人结婚的事情,忘了15号前要把插画发给锦婗,如果不是怕耽误了出刊,她也不会打电话过来,无端多出一番虚意寒暄。临挂电话,锦婗说一定要约个时间见见,好姐妹,应该时不时撇开男人过一个干净的夜晚。
“刚从纳帕回来,带回两瓶opus one,有空来我家。”
“好啊,等外面尘土少了,天变蓝的时候。”
这样的约定有过多次,其实我们已经半年没见面,从我的住处到锦婗家,打车20块的距离。
我们过于熟悉,熟悉得让她不自在。我见过她高中时近150斤,穿最大号女生校服的样子,我们晚自习后去吃一碗街边烫粉然后回家,大学毕业时我陪她在一个弥漫着汗味和小摊饭方便面味道的地下服装市场,花300块买了一身“chanel”,铺在学生宿舍的单人床上用厚厚的专业课本压平整,第二天她穿着去面试某时尚杂志的编辑。当读者从她的笔下不断读到巴黎、米兰和东京的新鲜事时,我知道每个春节前,她的行踪是从首都到省城,再换上长途汽车,经五个小时的高速到达一个咖啡厅里卖着速溶咖啡放着港台流行乐、没有一家剧场或博物馆、工厂开到中心区的小城S城。
她于我,更多成了生计的支持者,而非体己闺蜜。我每月给锦婗的杂志画插画,有时候只画几个贴合主题的穿插元素,她也帮我申请到整幅的价钱,更大的好处是,我能将自己插画淘宝店的地址放在属名“言午许”后面。
贴了个“锦婗,交稿”的便签在台灯罩上我出了门,李弋和我住在同一条地铁线上,这个小小的便利在维系我们的友谊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铁是一段黑暗中飞驰的肠。曾在S城一家婚纱影楼的临街橱窗里看到过一张巨幅照片,新娘着颈口袖口都封合严实的白纱裙,新郎着缀满亮片的衬衣,酒店服务生样的红色领结,背景是地铁站的候车台,还有一列虚化的车,意在行进中。S城没有地铁,这张后期补上的站台背景,是S城人对大城市的“诗意”想象,对现代化的纯洁而廉价的向往。
现实的地铁,有的是无序和浊臭。我已经放弃了对队尾的寻找,屏幕上显示下一趟列车还有3分钟进站,我远远的站着,躲开每一次车门打开时的抢挤,等着推过了搡过了,大家骂骂咧咧的站定,在关门警示声响起的刹那一步迈进车厢,面对车门而立。隧道也被地铁公司利用上了,卖给商家做广告,婚博会、外语培训、超市的内衣专柜促销,最扎眼的艳色,最直白的信息,让广告与艺术扯不上丁点关系,只是一种最饥渴的表达“买吧!”
人多,无意中触到身边的肩或肘,都是绷紧的肌肉,一种无声的对抗和厌恶。旁边戴着墨镜的女人,LV的肩包外面套上了塑料袋,怕被刮蹭,也怕被安检传送带弄脏,绉绉巴巴的塑料袋以一种睥睨芸芸贫苦众生的骄奢表达着一个信息:正品!
与锦婗关系的疏远,与她对自己为我所见证的经历的厌恶却又如身体若隐若显处的痦子无法摆脱的感情有关,也与我对她所从事的工作给太多人洗脑令之沦为无可救药的拜物教信徒有关。LV 的女乘客让我想起同样喜爱这个品牌的唐瑛。天壤鸿泥。
李弋给我讲过在他们医院轰动一时的一个小女孩。17岁的管小管。烫伤的皮肤像无法脱落的枯萎花瓣包裹着她,那个画了十三个“正”字的小本被她父亲举着,递到医生和其他病人眼前,“养了这么个东西!脏东西!”
“他是小管的父亲,而且医院里从没见过她母亲,也许她只有父亲。” 李弋不理解小管的父亲像一个不费电的喇叭孜孜不倦的传播着他女儿的丑事,“你没见过,他并不像疯了,倒像是在报复。”
我并不觉得这是个多么冷酷疯狂的父亲,这个中年男人那时就像个小女孩,一直把最心爱的白熊玩偶抱在怀里护着,灰尘都不让落在上面,突然有一天,白熊掉在了污水里,有的小女孩会细心的清洗它,如果她拿着剪刀把弄脏的熊剪得粉碎,也并不太让人吃惊吧。
小管的第一次是她的政治老师,给他们讲什么是“商品”,什么是“价值”的人,小管的身体由自己垄断,300的定价是她在网上做过简单的市场调研后随心而定的。那个小本,紫色的布面封皮,有手绘的图案,里面贴满了杂志上剪下的模特图片,也有照片,可能是小管从淘宝店家的铺子里下载的图片打印出来的,李弋说不太清楚,从他的描述中,我能想象到那些模特身上带流苏或蕾丝的洛丽塔风格的小礼服。
“第一笔钱也是三百?”话刚问出口,我就后悔了。为自己毫无人道的猎奇欲望。
“应该是,记载的只有笔划,300的价钱也是她父亲说的,估计拷问过的吧。” 李弋不介意我的问题,平淡的回答。
“那个男人怎么可能不发现她的第一次,300块,不够商场一件衬衣的价钱。”我想起新上市时的樱桃和香椿芽,想尝鲜的人们总得多付出一些,何况女孩不比樱桃,不会在每年同一个时期全新上市。
管小管的故事我不知道结尾,她没钱做植皮手术,出院时父亲嚷嚷着要把那些“正”字笔划后的人一个个揪出来,撕下一块嫩皮给小管换上。近来看到一个安徽少年为了一部iphone卖掉一只肾的新闻,突然又想起她来,少年虚弱的举起手机脸上会是什么样的神情?梦想以这种方式实现,让人哭笑不得。小管也是周密计算过的,一横一竖的笔画都是她为梦想所做的努力,父亲在她用心的累积着这些笔画的时候用一盆沸水为这个虚无瑰丽的梦想收了场。
“你挤我干嘛?”是那个肩包外套塑料袋的年轻女人。
“谁挤你了?”
“你挤我的!”
“谁他妈挤你了?”
“婊子挤我的!”
“你骂谁呢?”
“谁挤我我骂谁!”
“你骂谁呢?婊子你骂谁婊子呢?”
“谁挤我谁是!你没挤你怕什么?”
“老娘说过怕吗?毛儿都没长硬,老娘怕你?”中年妇女把胸往年轻女人面前顶了三分,气势汹汹。
“现在你挤了没有?我的包蹭了你赔得起吗?”
“呵!怕挤你坐地铁干嘛?”
“地铁是你家开的啊?”
“你家才开地铁,你妈两腿中间开地铁吧,才能生出你这种货色!”
“一把年纪嘴巴干净点!”年轻女人把包往身前拢了拢。
“谁先不干净的?怕挤你自己开车啊,坐什么地铁?!穷骨头还富小姐脾气!”
年轻女人终于不说话了。贫穷是最大的羞辱。让所有人哑口无言。都是挤地铁的人,中年妇女自己也住了口。
封闭的地铁车厢,刚刚的谩骂声仿佛无法散去,见缝插针的钻进人群的耳朵并落在那里。我拼命的想李弋家的猫,想刚从旧书市淘到的毕加索早期的精致素描,想西单地铁站一个白发的老太,眼睛深邃,把塑料瓶和铝皮罐用细线一捆捆绑起来,再放进一个大口袋,整个过程精细得像完成一件装置艺术。
我还想到了单士厘。《癸卯旅行记》记载了1930年她随克夫从日本、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亚欧洲80天的旅行,在看过日本大阪和京都的商场市集后,她写道“益知日本崇拜欧美,专务实用,不尚焜耀。入东京之市,所售西派物品,亦图籍为多,工艺为多,不如上海所谓‘洋行’者之尽时计、指轮以及玩品也。”从单的记载中可知,那个时候的上海,就风行着欧美的钟表、戒指和其他玩物。丧志之期可指日而待。
西人所说的conspicuous consumption,有的人尤其热衷。那些摆在柜台如处深宫的商品,光影轮替中一天天摆下去无人问津,症结不在它的质料、设计或做工,而在于它少了一个巨大的logo。纽约时报有一个记者参加了中国赴欧的旅行团,他的团友心疼以欧元计的一瓶水,宁可一整天渴着,滴水不进,在巴黎老佛爷却像逛菜市一样满载而归。一瓶水喝进去,没有任何凭据了,而显性消费的好处在于,商品无时无刻不提醒着身边的人“我消费过。”
终于到了李弋家附近的地铁站,站内墙壁上出现大幅的瑞士某产品的广告,它知道对于所谓的“奢侈品”,这里的人没有丝毫的抵抗力。只要你说它“时尚”、“高端”、“尊贵”,他们就全全买单,这些唬人的词语,没人去想为什么它能代表,只要你说,他们就信。这样的消费者,理应是商人最宠爱又最鄙夷的消费者。商人们就那样高高的站着,低头蔑视着他们的同时把钱挣了。
门铃刚响,李弋就把门打开了,好像算准了我到的时间。灰色的居家服,脚上是从酒店带回来的简易拖鞋,我庆幸他的这身装扮。这一路的所见所想,哪怕他只戴一副进口的名牌眼镜我也会夺门而出,“名牌”在这个地方,与最粗俗的虚荣心和最随波逐流的审美观绑定在一起。
“我炖了鱼汤,今天不喝茶,喝汤怎么样?”
鲈鱼的清香浮动,我咽了口口水,“我已经不吃鱼了,忘了告诉你。”
“真担心突然有一天你会说,不再吃蔬菜了。”
“不会,你知道赫哲人怎么做鱼皮衣吗?”
“知道,我还知道别的,象牙、鱼翅、醉虾、老鼠干,你想听什么?”
“喝你的汤吧!我随便翻翻书,看你有什么新收获。”
厨房里金属和瓷器清脆的撞击声响起,我走进他的书房,阳光铺满地面,书脊上的汉字个个精神饱满。
既然端端想知道,我就讲给她听。
那时奶奶已经起不了床了,整宿整宿地哼哼,细声喊疼,子女轮流照看她,她对每个人说,应该趁还能走动时来一趟北京的,看看天安门,看看毛主席。
她11岁时嫁到爷爷家,其实是卖过来,太爷给她娘家免了些欠下的陈粮。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她就一直是家里的当家人,依旧伺候爷爷,同时养了一堆参差不齐的儿女。她为什么临走前突然说想看看北京,我猜测是感念毛主席的恩情,让她从童养媳变成爷爷的唯一正妻。但这真的是福分吗?一个几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地主家少爷,如果没有满柜子的小药瓶儿,爷爷活过的一世就变得飘渺无据。没有毛主席,她会从11岁起就是老妈子,也许长得顺眼还能做小吧,这些都无从得知,她这辈子拍第一张照片时就已经是奶奶辈的人了。
我在黄昏的时候背着相机出门,去给奶奶拍天安门的夜景。我走着去地铁站,一路上人群像被静音了,或者是我暂时失聪,默默地走,直到一声哨音穿透这无声的屏障,直直抵达我。路边的球场,我看到了他,白T、蓝裤、微卷的黑发,是那种失真的似新染过的黑。他的手撑在腿上,弓着背喘气,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我透过球场边沿的铁栅栏望着他,他抬头看我,不慌不躲,竟笑了,嘴角拉开的弧度像初七八的上弦月。
那是一场草台班子自己找乐的足球赛,场上的人都没有整齐花色的运动服,如果十年前,我会多情的想那是冥冥中有人想让我从人群中一眼认出他来。统一的运动服会让他泯灭在奔跑的身影中,但我很自信,即便是那样,像大学时候的情景,一边儿穿着假的巴萨的球衣,另一边儿穿着AC米兰的,我还是能够把他找出来。不是因为通灵,收到神的指引,任何一个女人都有这样的天赋,总有一个人她能够从人群中瞬间辨认,哪怕他在嘈杂的球场或市集。
我转身走开,像独自走向荒原的雌狮,生离死别的悲伤沉入心底。是背上的相机提醒了我,奶奶将不久于人世,我在完成她看一眼天安门的遗愿的路上动了凡俗的杂念,还能有比这更不肖的子孙吗?
端端说,后来呢?
当天晚上,母亲就把笔记本电脑搬到奶奶的病床上,让她看灯火璀璨的长安街,看毛主席威严的画像,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侧新增的巨幅电子显示屏。家里人急着当晚就把照片给奶奶看,是怕她马上就到大限之期,落下遗憾。她并没有马上离世,精神反倒略微康健了些,还有近一个星期晚上能睡安稳,不再呻吟。真正去世是在半年之后了,深夜走的,悄然闭目止息,很平静。
端端说,我说球场那个人后来呢?
哦,他啊。那个球场我几乎每天回去,无论是去地铁、公交站还是去超市,甚至去与之反方向的花卉市场,我也从那儿绕道,球场上的草皮,从碧绿到哑绿、到苍绿、到初黄、到金黄、到枯黄、到白雪覆盖土地都冻住,再到鹅黄的小草芽,至浅绿、苹果绿、葱绿,又回到碧绿。草色经历了一个轮回之后,我搬了家,住到现在的胡同里。
“再后来呢?”端端的脸上已经有一丝焦躁,她没有太多耐心听我无穷无尽的铺垫,想赶紧扒出故事的高潮。
“没有有后来了啊,就这样了。”
这是“你的爱情?近几年的爱情?”
“对不起,有点无聊。”我觉得亏欠了她什么,如果当时状态好,也许我真会编几个跌宕起伏的情节进去。
“没有,再点儿喝的?”她又显得有点难过了,转过身冲吧台急急地喊着“服务员儿!服务员儿!”
没有酒的简餐吧,我又点了杯爱尔兰咖啡,剩下的时间,两个人没再聊到一个固定的话题,端端突然想起个冷笑话段子的时候说几句,断断续续。但我能感觉到,她在心里给我腾出了一个特别的位置,跟我变得很亲近,如果是旧时小姐,我应该能够在她的闺房里一起读书刺绣了。
搬到胡同之后的事情,准确说还有一些,只是都轻飘飘没有重力,也无法纳入到完整的叙述框架中。
我再也没回过那个球场,他还是时时光顾的。见他那天的两天之前,我刚刚过完30岁的生日,日语里过了30的单身女人叫“负け犬”,女人哪怕拥有一切,少了个长相厮守的男人,也是只败犬。失败是当下,当下的失败注定让未来也变得暗淡,于是对回忆的大潮没有丝毫抵抗力,一次次呛水,又湿漉漉的挣扎出来,再呛,再挣扎,反反复复永无宁日。他不时出现,像一个刻骨铭心的电影镜头,在我清洗着切成小块的新鲜排骨打算煲汤的时候,在我做着凤栖梧、花敲枝的绮丽白日梦的时候,在我精细地研究赛金花和瓦德西究竟做了没有的时候,一闪而过,也不留下什么,只是笑,笑得我也跟着笑,笑得流出眼泪。
(待续)
外祖母的手和她母亲的手不一样
不握针,握一只紫霜毫
写下满纸小楷
讲述一个女人的心灵史
小酌之悦,生产之痛
母亲的手,舞过红布与镰刀
红布扬向天空的幻想
又被刀割破,碎布溅开如血
掌纹撑开时,一只手就是一面墙壁
手心是历史,手背是诗歌
手心路径清晰,手背经脉隐现
隆起的拳头,是被包裹的真相
蒙住双眼的时候,我看见
一双手刨开黄土地
埋下图书馆的最后一本词典
一双手捧着一团蓝火焰
点燃核潜艇,点燃冰川和海水
一只手伸进银行家的口袋
想掏两枚硬币却掏出一发子弹
一只手掐住孩子的脖子
让他赞美头顶的星空,头顶漆黑一片
一只手拨着琴弦
听者都伏在地上,皈依琴声
一只手伸向花豹清澈的眼
眼珠变作戒指上镶嵌的黄水晶
智性的、优美的、被亲吻的手
能捏住阳光、牵引微风的手
嗜血的、恶毒的、被诅咒的手
能制造枪炮、摧毁圣殿的手
还有一只手
一旦举向空中
就像刺刀指向人民
2012/3/14 北京
(图 岳敏君)



刚从巴拉望回来,不止一个朋友尖叫到:“天哪,你的脖子!”我的脖子,已经从小麦色变成了咖啡色。
光洁的沙滩上,人们只穿最低限度的泳装,露出大片的本来肤色。
巴拉望的海岛密集,我们玩island hopping,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蜻蜓点水,在海星岛看海星借海浪之力回到大海,在潘旦岛浮潜,在白沙岛烧烤海鲜。由于大姨妈的光顾,下不了水,在潘旦岛同伴们都去水下看珊瑚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倒霉的姑娘坐在海滩上喝着甘甜的椰子汁。一个全副武装的女人闯进视野,长衣长裤举着伞,居然还穿了丝袜,肉色丝袜。女人回头的时候,我看了她,巧克力色的菲律宾女人。
在马尼拉的西班牙老城里,见到了一些韩国姑娘,举着小洋伞。马尼拉商场的洗手间里,卖场的姑娘们人手举着一只白粉饼,小心翼翼的刷着脸。曾一度爆出新闻,印度人以白为美,有的画有的整,姑娘们忙得不亦乐乎.
两年前在北京,我很费力的给一个德国人介绍姑娘们为什么在夏天打伞,介绍到最后把一白遮三丑都搬出来,他似懂非懂的斜着脑袋问我,“是我们这样的白吗?”我突然觉得很羞辱,不自信族群的矫情一下子就上来了,说出的话像幼儿园的三岁女童,“不是,你们的白一见光就变成粉红色,还容易起斑”。
如果简单的将人的肤色看成一条从白到黑渐变的色带,两头的人是不怕阳光的。而且这两种颜色较为稳定,中间地带则相当易变,像防火防盗一样防阳光,加上护肤品、化妆品的功用,亚洲人的肤色容易过渡到白极,而自由行走在阳光下,不用多久就能摇摆到黑极。所以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菲律宾人等等中间地带的人惧怕阳光把他们从一极带到另一极。
中国人对种族是很敏感的,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对这种差异的敏感再往前一步就是种族歧视。纳粹对雅利安人优越的价值判断是其罪恶种族政策的前提,元朝时期把人分四等,日据时代把台湾人视为日本人之下,美国、南非等世界各地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真正没有歧视的平等社会,是你会无视或者忘记差别本身。
中国人对等异族的态度以晚清为界,之前是蔑视,之后是仰视,有时候站着仰视,有时候跪着仰视,差不多以咸丰帝为界,咸丰时不时战战兢兢,但大体还是在往下看。无论往下看还是往上看,从来没有平视过。到现在也没有,这一点,从商场或餐馆的服务生对白人、黑人、印度人的态度可以看得分明。从人们对阳光的惧怕也能看出一二。
不同地方,肤色对人的财富的暗指也有差异。欧洲人觉得贫穷的人没钱出门度假,天天屋子里待着,于是白得面无血色。中国则相反,有屋子待着的人是相对富足的人,穷人都在阳光下,乡下的农民,城里的农民工。于是中国人即使在度假也担心回到日常生活中被误以为出去做苦力去了。国人对不同肤色的人的歧视尚须啰里八嗦“认证”一翻,对日光下工作者(农民、搬运工、建筑工人、清洁工、路边摊贩等等)的歧视则几乎无须认证。
你有多惧怕阳光?
(照片中是一些阳光下自在无拘束的人们)







rain maker
rain maker是一种乐器,长长竹筒里装了沙子,竹筒倾斜的时候,沙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可以舒缓可以骤急,仿佛雨声,大雨嘈嘈小雨淅淅。
在Palawan的小岛上住下的第一晚,有乐队表演,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音乐中透出淡淡的忧郁,哀而不伤。如一座小岛,阳光明媚,宁静孤单。想起Freddie Aguilar的Anak。
白人男子
由于西班牙和美国的“前仆后继”,看到在菲律宾度假的白人,条件反射似的瞥一眼历史纵深处。八国联军也在中国有过恶行,苏联红军强暴过东北的姐妹,但毕竟不一样。
由于语言的便利,牵着年轻当地姑娘的年过半百的白人男子,比起中国和越南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旅游车从本田湾开往公主港的时候导游老吴介绍路边的小别墅,据说是一个加入菲籍的德国人的房子。距离小别墅不远破败不堪的茅草屋则是当地土著人的家,很难称上房屋,因为不蔽风雨。老吴讲,有的土著人女性还赤裸上身,因为婴儿死亡率高,政府资助产妇去医院生产。
Jeepney
吉普尼是马尼拉街道上一道鲜艳的风景。二战后美国裁军,有些军用的吉普车卖给当地人,当地人加以改造,加长了车身,并涂上鲜艳的色彩,自己家用,也有的用来拉客人。
从公主港返回马尼拉的时候,正赶上天主教新派教徒的抗议,路上停满了鲜艳的吉普尼,从机场到钻石酒店原来二十分钟的车程,走了两个小时。 抗议也可以很平和有序,同行的人问导游“他们不打架,也不扔汽油瓶的吗?”抗议者都是天主教徒!这样的问题让我很难为情,扭头望着窗外,吉普尼停在夜色中,像穿着大红大绿彩色衣裳的菲律宾人,热情友善。
一具骨骼复活,不顾一切
将根伸向咸湿的土壤
那时你的脸上还有鲜艳的油彩
你的胸脯,在烈日下
两座发光的巧克力金字塔
雨林中的藤萝有多繁茂
空气中的血腥味就有多浓稠
沉没的军舰试图侵入到海的更深处
星巴克的巨大玻璃门
温和地敞开,咖啡的香味飘出来
松弛的浮在马尼拉的街道
沙滩上银发红脸的老男人
热带的阳光把他打扮得如此鲜艳
掠夺着褐色的性感、黑色的生机
飞往北京的航班上
我已不可能只记住,象牙色的
海滩,一只海星正回家
2012.2.29 15:46 马尼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