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弦弈/文

    上周五，去位于丰台总部基地的衡湘会馆参加老乡聚会，赶上了限行，只好打出租车。司机是一位女的，聊天时我说，媒体开始讨论燃油税，说是要马上开征了。女司机问我，怎么个征法。我说，取消养路费，油价下调，然后再征收30%-50%的燃油税。女司机一听就不干了，说油价下调能下调多少啊，就算降1元，如果征50%，油价还得7元左右，征30%，还比现在的价高。养路费一年才1000多，一月是100多，如果一升油多1元钱，她就没法活了。一天就得多花30-40元，一个月就是1000多。取消养路费一年才1000多，现在是一个月就多去1000多，还干什么干啊。

    出租车的利益纠结太复杂。最近媒体上爆出了不少群体性事件，好在都处理得很好。在出租车的问题中，矛盾的焦点在“份钱”上，出租车管理公司太可恨，份钱太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现在基本上都是远郊的农民，城里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出租车司机要想挣钱，必须白天和黑夜两班倒。如果燃油税推出，油价再抬高，北京的出租车还真没法干了。

    我不是专家，对燃油税不懂。在聚会的饭桌上碰巧遇到一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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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间发现周围的人都在谈论改革开放30周年，就连我的学生也在准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合唱。学生都是90后的孩子，当他们在唱小虎队的歌曲的时候，我总认为他们是无法体会到我们当年的一种情感的释放和对美好的幻想。

    其实，我也没有资格谈论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在父亲面前。这个周末，父亲特意过来看我，半年来他一直在大兴给我姐姐看孩子。父亲爱聊天，因此与其说是过来看我，不如说是过来聊天。我们都说中国的老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很羡慕我们。在他们那里，年轻人似乎都不喜欢跟老年人在一起。在德国，当我跟一个老头在酒吧里聊了整整3个小时之后，老人很惊讶也很感激。我们恰恰相反，我们很愿意陪老人聊天。

    都说老年人生活在过去，年轻人生活在将来，这话一点不假。父亲一聊天就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

    宽敞的阳台上，冬日的阳光斜撒过来，很温暖也很惬意。父亲似乎找到了在农村跟乡亲们聊天的感觉，我更多地是倾听。当我提到我的学生12.9要大合唱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66岁的父亲变得激动起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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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突然接到一条短信，内容很长，直到落款我才知道是尤未然。她供职于奥地利国家电视台驻中国记者站，毕业于柏林自由大学传播学院。在校期间，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一来二往就成了朋友。两年前，尤未然从德国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过一顿饭，意气风发的她怀着对新闻的理想着实让我感动。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次突然冒出来，我还真充满了好奇。她这两年到底在忙什么呢？

    在繁华热闹同时又带点神秘感的三里屯外交公寓的门口我们碰了面。三里屯外交公寓驻有10多个国家的大使馆和一大批外国新闻媒体，我一直非常关注的德国电视一台也在这里。尤未然依然一副标志性的灿烂的笑容，还有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熏陶下的热情。她推荐去附近一家有名的云南餐馆吃中饭。像我们这样，尽管接受了几年欧风美雨的浸染，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唯独胃的嗜好不变，好中餐而不是西餐。

    谈及自己的工作，有意思的是，尤未然称自己是“高级保姆”。她的职责是“Researcher”，而不是“Journalist”，主要做选题的调查和论证，以及外联工作。在新闻理论的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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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终于被安排做班主任了，做08德语新生班主任。

    自从2004年底回中国传媒大学工作以来，就一直没做过班主任。每到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见到主管学生工作的李众副书记，我总是半嗔半怒地说：“怎么今年又不安排我做班主任？”。说归说，实际上心里乐得不行，巴不得不安排我做班主任。上完课，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那么多闹心的事，多爽！一晃四年过去。不知道是我的“不满”弄烦了领导，还是按规定也该轮到我了。总之，到上学期期末的时候，我被通知当08德语的班主任——这个班一共22个学生。

    班主任是非常中国国情的职务，主管学生的思想和日常事务。在欧美国家，思想的事归宗教，日常事务的事归学生自己。老师只管上课和考试。这种管理方式基于一个重要的价值观——个人主义，“个人自由”是个人主义的核心。中国高校把同一专业的学生归属于一个班级，然后安排一个老师做班主任。这种管理方式从小学一直延续到大学，这种延续也基于一个重要的价值观——集体主义。在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指引下，“组织”和“权威”成为最重要的理念。价值观在跨文化的背景里的表现会让

【编者按】昨天，突然接到北京电视台当红主持人——长盛电话，这哥们神秘兮兮地跟我说，有好文章，赶快收邮件。我等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收到，今天早上，我实在憋不住，给他打电话，问怎么还没发啊。他说，昨天说完就发了啊。我心里想，这哥们现在成名人了，主持那么多节目，肯定忙晕了头——我赶紧跟他确认是不是把我邮址中的下划线看成了中横线了？一核实，果然搞错。今天下午有课，没来得及收邮件，晚上回到家里打开电脑，哈！原来是一篇关于“广告剧”的文章。

    “广告剧”，第一次听说的新词。我向来就对新东西感兴趣。于是就一口气把文章读完。看完之后，突然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传媒圈内的人都知道，这几年，城市电视台的生存环境不是很好。即使困难，也得想招活下去不是？于是就出现了各城市电视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常常想：创新是逼出来的。邢台电视台搞出的这个新玩意与其说是广告创新，不如说是对广告本质的新的理解。去年，听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对话》原制片人罗振宇演讲——罗振宇总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思想。他从分众传媒的高盈利提炼出一个困惑：仅仅播出广告的楼宇电视怎么就盈利了？整个中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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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教师节，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在教师代表座谈会上讲了一件小事：说有俩文化艺术界大师当着他的面批评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用了当前最流行的词汇“浮躁”。批评不仅让校长尴尬，而且还被深深震撼。因为大师批评的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特殊性，而不是大学生的普遍性。苏校长为此要求在座的各位老师好好思考这个评价，并把这个评价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浮躁”通常指转型期的中国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转型期的中国一切皆有可能，而且一切皆迅速成为可能。在这种环境下，谁还平静得了？如果大师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评价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苏校长可一笑而过。然而，大师的本意不是如此，大师是根据众多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的表现来评价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这让校长陷入了深思。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传媒大学学生的“浮躁”。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的诱惑格外多？中国传媒大学经常被贴上艺术类院校的标签，尽管艺术类专业在中国传媒大学并没有占去半壁江山。完全的艺术院校如中戏、电影学院、音乐学院等，他们面临的诱惑绝对不比中国传媒大学少，中戏、电

肖弦弈/文

    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被解职在中国成了解读“新闻自由”的一个反例，提供这个反例的恰恰是视自由为生命的德国。联想到此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还有这个国家对中国人权的猛烈抨击，林林总总让人觉得这个国家怎么那么“坏”。为了发泄不满，不少中国民众把德国总理称为“默大娘”，还有民众更恶心地称德国“纳粹”阴魂不散。

    这些仅仅是当前中德关系的现象。这种充满着愤怒、嘲笑、不满和怨气的中德关系取代了几年前施罗德时代的善意和友好。那个时候，我们津津乐道的是德国人那些伟大的品格以及这个国家那些灿烂的文化和睿智的思想。对德国产品的赞誉在磁悬浮列车输往上海之后达到了登峰造极。与此遥相呼应，德国人也更是在媒体上惊赞中国的现代化。

    短短的几年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的德国和一个“坏”的德国。了解传播理论的人士不难理解，所谓的“好”和“坏”完全是媒体营造出来的印象。这个评价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德国，因为媒体总是被利益集团所控制，德国的媒体也不例外。

    真正的德国只有从文化发展中去寻

【编者按】关于舆论与股市的关系，07国新研究生汤向阳同学在证券日报实习期间写了一篇新闻分析（参见：2008年9月25日《证券日报》第二版）：认为媒体根据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上市公司的表现和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状况坚持看多的舆论引导本身没有错，错在中国股市制度建设的不到位和价值投资理念的缺乏。问题是在2008年以来，媒体的言论与股市的民间舆论出现了不一致。坚持看多并不是民间舆论的方向，而是媒体引导的方向。媒体试图引导舆论，结果事与愿违。当前，民间舆论坚持看空的理由主要有：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大小非解禁、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奥运后的悲观心态等。媒体看多的观点是否真正影响了当前股市的舆论呢？股市的表现即为证明。

     这样又引出一个媒体与舆论关系的问题：媒体可以反映和放大舆论，也可以引导舆论。那么，2008年以来媒体“看多”的言论和新闻选择表明了媒体引导的失准呢，还是反映不切实际？现实的情况是，媒体引导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否则大盘早上去了，而不是跌跌不休。媒体也没有反映舆论的真相，因为股市中“看多”的舆论并没有压倒“看空”。影响股市的因素很多，根据“蝴蝶效应”，任何一个细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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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间谈论：如果有人能提前两天判断大盘的涨跌，那他肯定能成为亿万富翁。在股市里亿万富翁不少，我前不久就认识一个，谈及判断大盘涨跌的规律，富翁一脸的困惑。他说，我唯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等到大盘真的暴跌的时候，我只是比别人跑得快一点而已。股市大腕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股民了。

    但是，人们还是在费劲心机试图找到大盘变化的蛛丝马迹。证券分析师寻找经济数据，根据经济数据的变化判断大盘的规律。普通股民从证券交易所股民的多少判断大盘，人声鼎沸的时候是牛市，门可罗雀是熊市。有人说，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政策利好大盘涨，政策利空大盘跌。我是搞新闻传播学的，跟股市不搭界。看到身边不少朋友在股市里沉浮，突然手痒痒，能不能也研究出一个规律来，那怕只能提前一天判断大盘的走势也行。对我们这些穷教书的，亿万富翁是不敢想的，只要能成百万富翁就已经烧高香了。我梦想有这么一天，所以也开始关注起股市来。

    新闻传播学跟股市有什么联系呢？我最早注意到的是媒体报道股市，股市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媒体就反映什么。那么，媒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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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李岭涛电话告我，说由他张罗的一个有关电视节目在互联网中的影响力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到时还要发布一个影响力排行榜，嘱我一定参加。我因为出差，没有赴会。我记得，李岭涛要做的这个事去年大兴西瓜节的时候跟我提过，我当时泼了一盆冷水。这盆冷水到底怎么泼的，我早已忘记。没想到行事低调的李岭涛在一年之后居然高调地抛出了他的研究报告。

    李岭涛的“高调”我还是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总觉得这件事意义不大。在出差的路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报道的一则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友聊天的新闻突然让我感到这件事的意义来。总书记对互联网的关注和重视足可见这个新兴媒体的影响力。出差回来，我立即谷歌了一下李岭涛的论坛。不搜则罢，一搜吓我一跳。有关的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仔细阅读了这些内容。读罢沉思，突然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电视节目或频道在互联网中影响力的测量变得有意义呢？第二，这种测量的方法是科学的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意味着是否找到或发现测量影响力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