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十年前，我对李敖发生兴趣，所以就把当时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他的书差不多都看了。不过看完之后的感觉是这个人很无聊，除了像马克思说雨果的话那样，说些可爱的俏皮话之外，没什么别的东西，也就没再怎么继续看了。到后来，大概是因为我朝这边他的粉丝们的质量给我的印象不太好，所以我对他的感觉从无聊就上升到了反感。他以前说过的一些话，他的书里讲了什么，到现在已经都不大记得了。一直到去年他来大陆访问的时候的演讲。我看过这个演讲在网上流传的整理稿，有人考据说是掺假了，我搞不太清楚。但有句话我印象比较深，就是他说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几千年来都没能解决，真正解决了的就是CP。

冯玉祥的回忆录里讲到吃饭问题，主要是在他小时候和从军初期，也就是晚清那一段。按照现在的翻案史学的同志们的研究成果，因为洋大人在天朝到处搞开发，还给我大清借款修路开矿，所以那段时间应该还是很光鲜的，现代化的速度很快。尤其是老袁治下的直隶一带，按很多同志，比如近年来声名鹊起的自由派大佬袁伟时同志的研究成果，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经济很繁荣，基础设施建设也搞得比较多。虽然说中间还经历过比如甲午战争、拳乱、八国联军等几

从上星期开始在路上学习冯玉祥回忆录，感慨颇多，最重要的是两个。第一个是冯玉祥生得早了，如果晚上十来年，加入CP，功业应该不在彭德怀之下，无论人品素质还是战功，都应该是差不多的。第二个是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之艰难。

冯玉祥生于1880年代，11岁从军，早期经历接近朱德。不过他比朱德幸运的地方在于，他从军就在保定，在京畿区域，得到的机会更多些。而朱德僻处西南，滇军自从蔡锷之后，就每况愈下，没什么表现了，所以得到的机会比较少。不过大概也正是因此，冯玉祥一直没有得到像朱德那样下定决心离开部队去出国深造的机会，而是一直在国内盘桓周旋，起起落落。

冯之参军，纯属偶然。他父亲是淮军，钱不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因为多少可以拿点军饷，所以当时的兵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有了空缺，才能补上去，一般人家的子弟要当兵是很困难的。冯玉祥的大哥先去当了兵，也还是没能缓解多少家庭经济压力，于是冯又补兵。当时因为刚好有个名额，他父亲的朋友帮他补，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怕去问了他再回来已经失去机会了，于是就随口绉了一个名字，也就是冯玉祥。这个名字他用了一辈子，其实本来是不叫这个名字的，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说是近来朝廷出了一个规定，以后要把官府衙门的老爷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为了提高同志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据说有关部门的同志们还辛辛苦苦地编写了一个入门的简易读本，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们参考。可见今年来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让朝廷有些头疼了，要发动各级衙门一起来应付突发事件了。

这是个好消息，说明朝廷终于明白政治能力和行政能力是两回事了，不再只是单纯的考察各级衙门的同志们的行政能力了，也要考察同志们的政治能力了，所以说，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好消息，值得肯定。

处理一般性的日常工作，这属于行政能力的范畴，在古代，也就是吏们干的事情。处在这种位置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按照正常的官僚考察、铨叙体系，只要不犯过错，就能按照年资不断地升迁。当然，做的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做得少了，出错的概率就越小，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按照正常的程序一点点地升迁，同志们当然都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事情了就往别人身上赖，自己尽量不卷入不搀和；万一不行必须卷入掺和了，那就尽量捂盖子，不让别人发现，无论正道邪道黑道白道只要是能尽快把事情摆平，

以前我曾经说过，自由派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的毛病，就是不爱国。那时候还想着要把话说得周全一点，不要说死，留点口子。看完天葬，这个感觉一下没了，完全没必要周全，留这个口子。自由派的通病就是不爱国，不要基本这俩字儿了，没必要。按自由派同志们的说法，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嘛。以前以为总不至于傻到真的这么想，现在看来是高估了他们的智商，要修改这个估计，他们还确实就是这么傻。

八平方以后，跑到外面的当年的领袖同志们很是搞笑，还真以为自己就是未来的中国国家领袖了，还跟达赖老贼煞有介事地会谈了几次，说是只要中国成了民主自由的国家，西藏的事情就要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中国就不会再侵略西藏了，云云。于是乎藏毒的同志们就和民晕同志们会师合流了，拜把子成了兄弟。为了在国外讨点吃饭钱，讨好一下西夷们，这无可厚非，大家都是混口饭吃嘛。但是为了混口饭吃，为了反共，就连西藏的主权都敢放弃，这智商未免也太令人刮目相看了。

按照民晕同志们说的，西藏要不要继续留在中国，要有西藏人民决定。这话说得确实是很合乎自由派的逻辑的，但是未免也太不用脑子了。别的不说，就光凭这一条，这些同志们大概永

五代的时候很乱，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日子里，大家谁都想做皇帝。这个时候有些人还是清楚的，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所以并不想做皇帝，只是机缘巧合到了这个位置，除了自己尽心尽力之外，也还是在等待命世英雄降世的，比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每天晚上都向上天祈祷，让上天早降英雄，一来好拯救生民于水火，二来好让自己解脱。所以明宗的时期在整个五代十国来说，算是难得的稍微安定些的日子了，只可惜这个同志短命，只几年就魂归西天了，又大乱起来了。不过，他的这种自知之明的精神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但是有些同志就不怎么好了，明知道自己不行，夤缘上位，明知道自己才德不敷，却偏要硬撑，打肿脸装胖子，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不知道怎么收场，然后就开始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往往活得糊涂，死得也糊涂，糊涂过一辈子。后来人中有些人人品不好，利用他，就吹捧他，于是乎这种同志反倒成了所谓反潮流的英雄，比如说胡乱邦同志。

这一阵子在路上看了《天葬》。这个书整体上比较糟糕，就属于文人装学者，打肿脸装胖子的，搞了很多生造的不通的名词，又弄了很多笑话，别人已经批评很多了，我就不掺

今天又给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做了回贡献，进了回电影院，看了《赤壁》。

整个片子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场面确实很宏大，而且效果相当不错。一起去的同事说的比较专业，在这里引用一下，就是武戏比文戏好。虽然都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战线上的革命同志，但是我朝的同志们确实跟米国的差别比较大，吴导到底是在好莱坞混过的，对场面的掌控水平要高很多。看看我朝的同志们搞出来的黄金甲之类，那场面就太水了，搞得很业余。一样是用银子砸，张导都拿去买菊花和搞黄金甲去了，人家就基本上都花到地方上了。这是我朝的同志们还要继续进一步加强的地方。

印象二是这种片子港台的演员同志们把握得不太好，远不如大陆的同志们。这个片子里可以说表现最好的就是张丰毅了，虽然他的形象还是太正了些，少了点奸诈，但基本上还是把握住了刚灭了荆州时的曹丞相的霸气和骄狂的。其它像侯勇、尤勇，表现都还是可以的。尤其值得表扬的是胡军同志，可以说全片最出彩的就是刚开场赵云大战长坂坡那一段了，效果很好，胡军表现得也很敬业。相比之下，金城武就搞得太业余了，总是做忧郁状干什么呢？没一点点诸葛亮的自信、洒脱和从容。

2004年夏天，我在百无聊赖之中看了《政治的浪漫派》，看完就赶紧看了一本《资治通鉴》。说来话长，那套《资治通鉴》还是杨策送给我的，盗版，三本，字很小，油墨印刷，所以每次看完都要洗半天手。杨策买了后没看，毕业的时候顺手给了我，我就带到了杭州。那时拿出来看，也是稀里糊涂，不明所以。杭州那两年半，焦虑像失恋的哀愁似的，老绕着我转，挥洒不去。所以那时候看来看去，最后也就是《毛选》和《马恩选集》至今还有些印象，别的都不甚了了，后来也没打算深刻认识，看过就随手都扔了。

到上海后，生活上每况愈下，飘泊无定，情绪却慢慢平静下来了，看了一些书。先看完了《读通鉴论》，然后接着把通鉴完整地读了一遍，接着就看了续通鉴和明通鉴，中间还穿插了一些别的，比如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和语类等等。看的收获就是到现在已经很习惯说“无所谓”和“不着急，慢慢来”了，对新书的兴趣与日俱减，对以前不屑一顾的盗版书倒是越来越有兴趣。于是想到再看看施密特。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认真看看游击队理论。或者更直接一点说，是想看看施密特是怎么谈毛主席的。也就是说，看《政治的概念》其实跟我看《毛泽东

今天是七月七日，中国人民抗击倭寇侵略的纪念日，但是官府的宣传对此没有一点反应，也没有看到什么人出席抗倭纪念活动，只有网上的同志们还能要和几声，虽然声音小些，总算是聊胜于无。

我们都习惯了一个说法，就是八年抗战。以前陈光兴说过，对台湾人民来说，抗倭不是八年，而是五十年，是从1895年被倭寇占据了就已经开始了的。按照这个逻辑，其实也可以说，东北人民的抗倭斗争是从1931年就开始了的。八年抗战这种官方历史叙述确实有着先天性的不足，因为这等于把东北和台湾都放到中国之外去了，东北人民和台湾人民不是中国人民了。

不过，也应该澄清一个概念上的误区，就是七七事变的性质。1939年7月7日对中国人民来说之所以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日子，不是因为倭寇从这一天开始侵略我天朝，而是说，从这一天开始，我天朝的妥协已经结束了，已经开始抵抗倭寇的侵略了。所以说，这一天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开端，而且，这场战争是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以中国人民的全民胜利而宣告结束的。如果说1949年革命意味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同样可以说，1937年7月7日的枪声标志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因为从那一天开始

这几天上班，每次过马路等红绿灯的时候，都能听见树上的知了在死命地叫，才意识到终于出梅了，已经是夏天了，夏天的七月。记忆中的七月总是不太好的。高考的时候是在七月初，完了是忐忑不安的等待，等待完了还是等待，怀着希望，又总是让人失望。毕业的时候又是七月。

02年的7月2日，我背着两个大包，和江苏的一个同学登上从长沙到上海的火车，从此离开学校。那次对面坐了一个小姑娘，是长沙民政专科学校的，浙江人，刚上车时拼命哭，外面一个小哥们也一起哭，看样子是毕业要分开了，都不舍得。我离开长沙的时候很狼狈，已经不记得是谁送我上车的了，或许是杨策，还是他比我走得早，已经记不清了。晚上就跟对面的小姑娘聊了一夜，她说学校最好找工作的专业是殡仪，才知道殡仪也算是堂而皇之的专业了。

早上五点还不到，火车到了杭州，我就下车了，同学要到上海转车，就继续坐着走了。那时的杭州正热，我出了火车站，乘上31路公交，从东站到了浣纱路的工作单位下车。但是单位上班是八点半，我到的时候只有六点，门还都没开，我就一直站在门口等着。那时候刚到杭州，很陌生，所以很紧张，心里不住地胡思乱想，想到如果这个单位

看了几天《红日》了，说几句。

第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这个片子的导演军事素养比较差，所以抓不住解放战争第一年国军和共军两方的作战特点，基本上是在瞎指挥。这个时期双方的基本态势是国军进攻共军防御，但是在作战方式上，恰恰是颠倒过来的，国军的进攻是用防御的方式，而共军的防御却又用的是进攻的方式，也就是积极防御。尤其是华野部队，是这一时期共军里最能贯彻毛主席积极防御、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思想的，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所以到苏中战役结束后，国军的作战特色就是三个师以下的部队基本上不会单独行动，到《红日》所反映的这一时期就更加明显了，十一个整编师上演一线平推，等于是要把共军逼到大海里去的。而共军则通过积极的运动来调动国军，使国军在运动中拉开距离，捕捉战机。导演对这个特点基本上没有把握好，导致粟裕在向各纵队司令员讲解战局时基本上不着边际。

第二个特点就是很俗套，基本上照搬了《亮剑》以来的那种战争片的风格，主角搞得土里土气，很粗糙，讲粗话，爱骂人，兄弟部队之间争抢俘虏和缴获，部队战士之间相互动不动称呼兄弟。尤其是20多集的时候，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