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及相应的艰难政策选择：

·中国的劳动力过剩及农民工隐性失业；

·中国的剩余资本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困境；

·负利率下股市与楼市的剧烈波动和泡沫；

·价格管制、国企垄断及资源的浪费。

 

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劳动力过剩和农民工的隐性失业。2006年中国流动农民工1.19亿，农村劳动者3.62亿，两项相加，中国有4.81亿非技术工人。这些人中许多都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或者希望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当民工或者农民出于某种原因停止工作，并不会被官方计入失业统计数据中，就构成了隐性失业人口，也就是剩余劳动力。

 

当前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劳动力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同时存在。资本过剩源自中国的净出口，体现为巨额国际收支经常帐户顺差（主要是

 

价格管制最可怕的后果是在通货膨胀期间，供给得不到刺激甚至下降；而需求，特别是对资产的需求反而被刺激，因为负利率鼓励大家买房买股票保值增值，这样，价格上涨的趋势反而会更快

 

 

    近期，国家对包括猪肉、食用油、乳品、鸡蛋等食品价格以及油、电等能源价格都实行暂时的价格管制。政府希望借此稳定通胀预期，让老百姓认为今后的价格不会涨得太快，这在短期是可以理解的。但效果怎样，则很难预料。
    临时价格管制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政府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即在本轮通货膨胀中要保护穷人不受到太大伤害。因为受价格上涨打击最大的是包括民工在内的低收入人群，他们的收入中有1/3到一半要用来吃饭和维持基本生活。
    政府发出这种信号，政治上有必要。但问题是现在的价格管制不光针对食品，还针对油、电这样的资源产品。而油、电价格一直以来都受价格管制。这些资源品价格其实在本轮通胀前就应该涨了，现在上涨通道更是暂时被封闭。
    这样的价格管制很可能会造成短缺，

 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与剩余资本将可以创造巨大财富，从而对美国产品和服务产生巨大的需求，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和回报也会不断提高
　　
　　4.81亿非技术工人，每月120美元
　　根据农业部的一项调查，中国总就业人数为7.64亿。其中，只有2.83亿城镇职工。2006年，流动农民工的人数达到1.19亿，民工的平均工资为每月958元人民币，合120美元。如果从总雇佣量7.64亿里面减掉2.83亿城镇职工和1.19亿民工，中国还有农村劳动者3.62亿。如果把农村劳动者和民工加起来，可以得出中国有4.81亿非技术工人，这些人每月收入只有120美元或者更少。这些人中许多都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或者希望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中国的4.81亿农村劳动者和民工面临着两种选择：呆在农村，或者去城市的工业或服务业部门找份工作。如果他们呆在农村，他们只能维持与其他农民一样的只够生存的生活标准，如果选择去城里打工，他们就必须与其他民工竞争有限的工作。这种全国范围的竞争市场，通过新完工的城际公路、手机、长途公交、铁路而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近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如此激烈的竞争已经把非技术

　  编者按：“马歇尔计划的精神如果被应用于中国，会比当前华盛顿单纯对人民币汇率及贸易问题施压更有意义。”今年4月，作者曾就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问题在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做过主题演讲，有美国学者表示，演讲“有说服力”，改变了他们原先的判断。

　　美国保护主义情绪正在蔓延，因大选原因“人民币汇率牌”正被高高举起，中方在本月24日结束的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会谈中饱受压力。有鉴于此，特邀作者将其演讲内容择要刊发

　　　　

　　名义汇率的变化会立即在进出口商之间重新分配国际贸易创造的财富，从而马上影响进出口各方的竞争力。因此，尽管暂时的得失将在市场调整中消失，受利益集团的驱使，美国很多政治家，还是不断打出“人民币汇率牌”，以赢得选票。

　　但一部分华盛顿精英所提出的关注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单方面方案，对调整对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并无帮助。如果所提出的汇改建议对中国有利，为什么中国没有早就采取他们的建议呢？是什么阻止中国的决策者做那些看上去对中国、美国及世界都既有意义又重要的事情呢？华盛顿的精英分子有没有仔细考虑过中国决策者所面临的困难？还有，正如摩根士丹

  记者：肖教授，您好！我们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对政策方面和证券资本方面比较关注，您能否结合制度经济学谈谈对资本市场上政策的看法？

    肖耿：可以谈的内容有很多，我自己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关于制度，我在《南方周末》上写了很多文章都是关于资本市场和汇率的。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我国市场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本市场。在整个市场体系中是最复杂的，最难做好的也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交易速度快，对制度的要求比其它任何市场都高。就我自己在香港证监会的经验来看，在中国资本市场制度中发生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资本市场的范围，包括政府的法律制度，政策和经济体制等，都会对资本市场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最缺少的就是产权基础设施——产权制度，就像国家的基础设施一样，我称之为产权基础设施，就像在大城市中建设高速公路的作用，路修不好，车开不快。同样一旦产权制度建立起来，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更快。制度是基础设施，在不同的制度下，人们的行为是不同的，制度作为产权基础设施很重要，因为制度帮助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

中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多少？这是一个几乎难倒所有人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投资者在股市无法获利而怀疑中国的GDP增长数字不对。同样，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生产率近几年增长迅速，这并不说明投资者能从中获利
　　
　　中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多少？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可以难倒所有研究中国企业的专家学者。即使在企业家当中，也很少有人可以就他们自己的企业，对这个简单的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信服的答案。
　　我有一位大学同学，曾经在全球最大的一个投资公司负责投资中国的企业，令他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根据中国企业的数据来估算资本的回报率。他常常向我抱怨，中国的很多著名的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老总，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资本回报率，而在印度，资本回报率则受到相当的重视。
　　我有许多海外朋友，从报纸、电视上看到中国经济如此繁荣昌盛，都希望能够参与中国的淘金热，但从心底里对投资中国的企业没有信心，主要就是担心资本的回报率可能太低及没有保障。
　　因此，我可以理解当世界银行的学者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此处净资产为总资产减去非股东所属总负债，

中国允许贫困农民到外地打工，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也是最大规模的扶贫政策，它让贫困者可以踏上逃离绝对贫困的第一个台阶。但踏上台阶的农民还需要更多平等的基本权利
　　
　　这几天在北京参加《新华文摘》主办的一个企业创新论坛，会上亚洲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呼吁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要继续努力，将创造农民工就业机会作为头等大事，并大声疾呼，要善待我们的农民工。龙永图先生的演讲对许多外资企业的老总触动很大。
　　是的，许多老总，去到内地，对农民工都非常同情。可是，他们能不能为自己在内地工厂的农民工加工资？为他们改善工作环境？很难说。
　　每一个企业都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能不能给员工加工资要由企业的竞争力决定。许多破产的企业就是因为员工的工资成本太高，超出了企业的生产率水平，结果是害了员工。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显然是为了帮助农民工提高收入，但如果企业因此而减少雇佣农民工，农民工整体利益就会受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长一直缓慢，直到最近几年当地方政府明显感觉到有一些民工短缺的信号后才开始大幅提高最

加息还是升值？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美国这个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现在也在争论应该加息还是应该让美元贬值的问题。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计划经济的影响还在，有关加息还是升值的讨论也必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