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刚刚开了一个世界一流的健身俱乐部，广告上介绍，国际标准游泳池配有世界最先进的过滤系统，与奥运会的相当，池中的水达到饮用水的标准，可以喝。我在体验日跳入清澈的泳池中，畅游了1000米，没有感到丝毫的漂白粉的刺激，水质的确世界一流。当我将头探出水面，听到一个令人作呕的咔痰声，顺声望去，一个成年人用手平擦了一下嘴，将嘴中的内容物按入水中，之后划动水面，打出水花，将恶心物在水中打散，就像用脚习惯性的将地上的痰碾碎。一流的设施遇到下流的顾客，让人作呕的同时带来更多的叹息。我提醒他不要这样，他怒视了我一眼，将第二口吐到了岸上。

   也许以上描述有点让人恶心，但身临其境，更无法忍受。为什么我们的同胞不守基本的公共道德。

 

   世界最频繁的咳痰习惯，可能与世界最发达的烟草工业有关；肆无忌惮乱穿马路，可能与交通法照顾弱势群体，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有关；买官卖官风气，与从小学生开始，家长要送礼送钱，为孩子当班干部“买官”不无关系……

    难怪最高领导需要从最基本的荣耻观对公众开展初级班教育。

    我老婆不爱讲故事，更不爱激动，但那天，她激动地给我讲了一个冬天的故事。

 

   12月24日，我太太带着到美相亲的上海女友Ms.李、同事小张，以及两个女儿，驱车前往芝加哥远郊的厂家直销店（Outlet），参加每年一度的圣诞节大甩卖。当他们满载而归时，天已近傍晚，下起了大雪。

   归途要开50英里，雪越下越大。突然，BMW车身一阵抖动，车轮与高速路地面发出剧烈的摩擦声。常识告诉车上的她们，车爆胎了。减速，将残车驶入紧急停车道，成年女人们下车查看，在厚厚的积雪中，左前轮已被轮毂压烂，摩擦产生的热量将雪融化，在零下30度的寒风下，形成发黑的冰箍。几位女士相视了一下，迅速钻进了汽车。我太太虽然知道备用胎及工具的位置，但刺骨的寒风打消了换轮胎的念头。她拨通了911求救电话，盼望着警察的到来。

   紧急灯已闪了近半个小时，警察的影子还未出现。再次拨通911，接线员告知，因抛锚的车太多，高速路大雪，援救拖车可能还要过半个小时才能到。

   看着油表不断地向下移动，车内的人开始紧张，不得不将暖风风量调低，以节省汽油。回头追踪着所有趋近的车辆，没有闪警灯的，大家都匆匆掠过，毕竟是圣诞节的前夜。

   突然，一辆SUV减速，在BMW车前50米处停下。车内的女人们开始议论，又一个车雪地抛锚了。随着尾灯亮起，SUV熟练地倒至BMW车前。一个身穿白色POLO衬衫的高个白人帅哥从SUV上下来，跑向BMW。“锁好车门”，我太太下意识的命令大家。在芝加哥，任何时候都不能给陌生人开车门。

   帅哥轻敲BMW车窗，从摇下的窗缝里看出，帅哥搓着双手，不断的用呼出的哈气暖着它们：“我能帮你吗？（What Can I do for you?）”。“爆胎了，在等警察”。“我去穿件衣服”，帅哥跑向SUV。

   他穿上了滑雪衫，并带来了他的换台工具。“大

 

不守规矩

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刊登了老布什在1974 – 1975年，作为美国驻中国代办的日记，其中有一段，描述当时外交部安排美国朋友爬香山，欣赏红叶的情景。上山的路上不断有警告牌，上面写着“严禁采摘红叶”，但所有上下山的人手中均拿着红枫叶。老布什很纳闷，为什么游人如此漠视规定。

我也习惯的纳闷，我们的同胞很有与规定对这干的欲望。

一位外国朋友指着带有新鲜痰迹的警示牌我，牌子上面的文字写的是什么，我尴尬的告诉他，中文字是“请勿随地吐痰”。

一位国人办好了亲属移民，乘上赴美班机，填写美国海关申报单，在是否带有食物、动物、危险品等项目之“否”框内打上了钩，并郑重的签上大名。过了海关，进入美国领土，成功入境的国人得意的从兜中掏出一个小罐，将盖打开，阳光射入，罐中传来“吱吱”的叫声，两只金翅蟋蟀抖动着翅膀。他很得意，嘲笑着美国移民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好运气”，笔者体会，无论男女老少，我们中国同胞在过境时被检查的几率最高，行李箱中常常藏着诸如：月饼、木耳、蘑菇、方便面等食物，而海关单上均予以否认，当然，销毁及罚款在所难免，有的同胞面对罚款老泪纵横。老外感叹，为什么不把我们美国法律当回事。据说，一个同胞带了几十盘盗版DVD过境，被美国海关发现，让他签字，同胞无所谓的签字认罪，结果，法院下单，罚款40万美元，房子给强制拍卖了。

是侥幸心理？是法不责众？是心理失衡？到底是什麽因素导致国人对法律及法规如此漠然，我也不清楚。

 

 

2008还要做的事：将医生表扬到底

    2007年我们出版了一本书，是医生们写的博客文集，《医生的一天》。其中，医生们用自己不平的心，冤枉的泪写出了他们的生活、工作、无奈及崇高。有人批评我，不该表扬这个群体，列举了个别医生的不是，如：开大处方、态度生硬、拿回扣、要红包等等，不解我为什么在全国上下都在一片声讨医生的不良之举时，我却逆势而动，为这个默不作声的人群鸣冤，为他们歌功颂德。

 

   当一位记者朋友问起我的动机，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美国一个小学五年级班里。一个调皮的学生叫John，他上课时常常恶作剧，扔纸团，切女同学头发，撤同学的椅子，他的爸爸常常被老师叫去，倾听老师们对John的怒诉。回到家里，John常被父亲处罚，美国法律不许打孩子，面壁思过，剥夺了他的玩游戏权，暑假的全家旅游计划也取消了。老师对John的印象极差，班里发生不好的事情时，第一个就怀疑John，同学们也故意制造事件，取乐于老师自动化地怪罪John。从此，John破罐破摔，成了面壁专家。

 

   一次家长会，父亲晚到了，做好了像往常一样挨老师奚落的准备。一位新的班主任热情的同他打招呼，并大大夸奖John是个董事的孩子，在他带病上课时，递上温水，并号召同学们安静，老师的声音不能大。老师动容地赞扬了父亲，教育有方。父亲嘴张了半天没合上。

 

   回到家里，父亲将准备面壁挨罚的John一把抱住，含着泪告诉John，父亲为他自豪，他是好孩子，老师表扬了他及他，父亲决定暑假带John去坐豪华邮轮，巴哈马度假，以示奖励。John惊呆了，他半张的嘴半天没合上。

 

   从此，John变了一个人，他珍惜自己，他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好孩子，他是好孩子，他要珍惜父亲难得的表扬及奖励。他变了。

 

   老师第二天接待了另一位家长，他是另外一个John的父亲，老师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这位家长常规的习惯的抱了抱他的乖儿子。

 

   记者朋友半张着嘴，听完了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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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病人”征文启事

 

 

各位医生博友：

 

    手牵手博客站成立半年多来，已经成功进行了两次针对医生群体的征文，《医生的一天》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描述了医生的真实生活，根据这次征文而出版的文集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我有一个梦想》征文则展示了医生群体的梦想和期望，“医患关系和谐”这一本来不应成为“梦想”的梦想，成了多数作者真切的期望。

 

    《一天》征文让大家了解了医生每一天的真实生活，《梦想》征文则让医生们展开了梦想的翅膀，今天，在广大网友的热情支持和要求下，我们将开始第三轮针对医生的征文，主题是——《我最难忘的病人》！

 

    病人，是医生工作中的亲密伙伴，我们一起面对疾病，为了战胜疾病而共同努力。从步入医学殿堂那一天起，师长们就教导我们，要“待病人如亲人”。那么，现实生活中您

 

医患矛盾根源在哪里？

　　　　记者：由于很多种原因，导致了人们对医院和医生的意见特别大，甚至出现了以茶水代替尿液这样的闹剧。那么，您觉得医患矛盾的根源在哪里？
　　　　肖飞（医学博士，《医生的一天》文集主编）：矛盾的产生、升级及激化是来自多方面的。
　　　　从体制的角度看，医保赋予了人们自由选择医院的权利，看似公平，但却没有按疾病的轻重缓急分类、无分级管理，使大量病人进入城市中心医院，导致了无政府状态，使医疗资源浪费严重，造成了“看病难”；同时，这类高级别医院收费也较高。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看病都需要付费，而医院的服务又不能根据收费标准不同而划分类别，不能以经济实力及保险类别分流不同社会层面的病人，造成大医院拥堵不堪、全民抱怨。医院设备更新飞快，但因无法预测就诊病人数量而无法保证公平性，一些医院尝试的网上预约成为了摆设。看病的过程演变为排长队挂号、托人找关系、祈求加号、病人及医生筋疲力尽的疲劳游戏。
　　　　从患者的角度看，一人得病拖累全家。我国的习俗是，当家人病了后，全家人便通过亲戚、朋友、同事四处打听，寻找最好的医院及医生。花高价不一定能看到高级医生，要托关系，没有关系则要反复早起排队挂号。花了大量精力及财力，期望值自然就会很高。当医生只用三五分钟看完病时，病人往往会产生被敷衍的感觉，投入的精力、时间及金钱与得到的服务不成比例——排队挂号、排队等待看医生、排队缴费……无数次的排队足以让病人晕厥、让家属歇斯底里，看病累与看病不爽交织在一起的同时，再把全部差旅、住宿、托关系的费用统统算在医疗费用上，便会将看病难、看病贵的怨气发泄到医生身上。大部分病人确因看病难、看病贵而愤怒，也有个别病人虽然医学知识较为欠缺但却怀疑一切，甚至带着录音及录像设备去就诊，大大伤害了医患之间的信任。
　　　　从医生的角度看，他们的职业特点是——责任重大，社会不能容忍他们出现任何差错；工作量大，有时一天门诊要看近100个病人，不可能在一个病人身上花过多时间；工作环境差，常常是一堆人挤在接诊医生周围，医生无法以微笑迎接每一名病人；工资待遇低、生活压力大，职业压力更大，他们也是食物链中的一环。医

 

别怪罪医生，“看病难看病贵”曾经不是问题

        在美国与一公共卫生管理专业的教授聊天，话题如同各大报纸的热点一样，少不了中国。我们谈论了一阵上海的繁华及北京的磅礴后，我问最让他折服的是什么。让我吃惊，他佩服的是中国的五十及六十年代，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三十几岁，延长到了六十几岁，在人民吃不太饱肚子的那个时期，中国控制了传染病，儿童实现了接种，消灭了血吸虫，没有人抱怨看病难及看病贵，中国用了极有限的资源，基本满足了人民的医疗需求。

        究其原因发现，毛主席不光建立了医学院及省级医院，还建立了县、公社（乡）、生产队（村）的三级医疗卫生体系，生产队里有小学以上学历的赤脚医生，他们接受急救、清创、接种培训，可对疾病进行分类，头痛脑热的小病由赤脚医生处理，不用出村，这些医生定期接受培训（CME），还会上山采草药，他们背着药箱，主动出诊，防病治病；当村民患了阑尾炎，需要手术，赤脚医生会用村里的唯一电话联系公社，用马车或拖拉机将病人送至（转诊）公社卫生院，在那里，一批医专毕业的医生为病人实施简单手术，如：阑尾切除术；若为复杂胆道结石，公社卫生院遂向县医院求救，开出转诊单，将病人转诊（Refer）至县医院。没有县医院的转诊，病人不能去省医院，更不能去北京或上海，连大城市的工人、国家干部也必须拿着单位门诊部的转诊单才能到省医院及教学医院就诊，否则根本不予以接待。那时大医院常派医疗队下乡，既解决了农村的急需，又教育了大批的基层医生。那时，没有看病难看病贵的抱怨，报纸上常常看到感谢亲人解放军医生的文章，病人对医生无比信任，医生也毫无顾虑地奉行“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的信条，勇闯医学禁区，创造了诸如“断指再植”的世界壮举。医患关系无比的和谐。

        他告诉我，发达国家在为他们日趋攀升的医疗费寻找解决方案时，保险公司参照了我们中国那个年代的体系。在美国，家庭医生的职责就像我国当年赤脚医生，他们只是小儿科、妇产科或内科医生

 

我国新生儿梅毒14年增长1968倍

        中国记载第一例梅毒病人是在1505年。上世纪50年代普查发现，84%的妓女、5%的大城市居民及2%的农村人口感染梅毒。中央政府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关闭了妓院，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查，提供免费治疗，于上世纪60年代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根除了梅毒。

        进入上世纪后期，随着人口的流动、社会风气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道德标准的降低及政府管制的放松，梅毒等性传播疾病死灰复燃。1979年，告别了祖国大陆20年的第一例梅毒终于出现了。

        国家性传播疾病控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TD Control）的Zhi-Qiang Chen教授等总结了自1991年至2005年期间，国家性传播疾病控制中心收到的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强制报告数据，原发及继发梅毒发病率（incidenc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yphilis）从1993年0.17例/10万人口，上升至2005年的5.67例/10万人口，12年间，梅毒发生率上升了33.35倍；新生儿梅毒(congenital syphilis)发生率于1991年为0.01例/10万新生儿，而到2005年则为19.68例/10万新生儿，14年间，新生儿梅毒发生率上升了1968倍。（见图-1）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2007年1月13日出版的《柳叶刀》（Lancet）杂志上。

 

漂亮的父母更易生女儿

 

        Kanazawa博士是英国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他擅长于精神进化、性别与行为学研究。最近，他利用英国国家青春期健康研究数据库，开展了父母美丽程度影响子女性别的研究。

 

        这一数据库涵盖了20745位青春期少年的家庭、学校、社区的信息，至2001年，他们进入18至28岁的生育年龄，其中2972位生育了小孩。研究者设计了“美丽调查表”，“1”代表丑陋，“5”代表美丽，“3”为中等，由被调查者本人为自己评分。结果显示，所有的人均认为自己在“3”以上，但56%“美丽”的父母生了至少一个女儿，非“美丽”的人群仅有48%的父母生了女儿，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这一研究发表在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杂志上。

 

        Lanazawa曾发表过文章，发现有暴利倾向及高大的男性生男孩的机会多，而护士及教师职业的女性生女孩的机率高。

 

        本文发现的现象主观因素较多，我们不排除自我感觉漂亮的父母生女孩的机会多。因此，应选择更客观的有关“美丽”的评价标准。

 

 

  

    像往常一样打开新浪新闻，惊悉我最喜欢的相声演员侯耀文因心脏病猝死在家里，享年59岁。新闻目录的左上角，置顶着侯耀文的兄弟侯耀华悲伤地坐在车里，奔赴兄弟的家中，左手拿着点燃的香烟。

    最近常听到家中“猝死”的新闻，有香港的演员，有大陆的名人，单单是人们喜爱的小品和相声演员就有好几个了。当然，只有名人才有可能被报道，那民间无闻的百姓猝死家中的数目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在悲惨地重复着资本主义国家悲惨的历史。

    美国战后的50年代，全世界向它偿还战争贷款，它向全球购买商品，建设了贯穿全美的高速公路网络，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了汽车，丰富的食品及方便的出行，致使美国人近半超重，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挥霍着自己，吸烟、酗酒、大吃大喝、快餐垃圾饮食、超时工作、昼夜狂欢。据统计，至60年代，60%的医生吸烟，心脏病猝死率大大曾加。

    自7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们找到了导致心血管及脑血管疾病的相关因素，如：吸烟、肥胖、高血脂、高血压、饮食不当等，美国心脏学会发起一个运动，提倡医生带头戒烟，号召全民加强锻炼，控制体重，健康饮食，检测血压及血脂，若发现异常，积极控制。很简单的方法，产生了神奇的效果。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NCI）及美国医学会的报道，近30年，美国心脏病及脑中风导致的死亡率下降两倍。尽管心血管病仍然是第一位死亡原因，美国人仍在变胖，但这一数据，足以让他们无比自豪……

 

    遗憾的是，我国同期的心血管及脑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我国学者王东化和赵东对北京居民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1984年至1993年间，北京市民的心血管死亡率缓慢爬升，1984年至1999年间，北京居民的脑中风的死亡率快速爬升，以上数据分别发表在“中国流行病学杂志” 及“中华心血管杂志”。
悲剧在我们中国上演了。

    这些研究数据实在应让人震惊，但是没有让我们的社会震撼起来。侯耀文的死，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