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春雷的博客

《冰与火之歌》：文学宽阔的想象力

萧春雷

纯粹的虚构也能震撼人心。许多年前，曾经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激动，作者虚构了一个叫马孔多的南美小镇，描绘了一个家族7代数十人的命运，惊为鸿篇巨著。但是如果你读了《冰与火之歌》，作者居然虚构出整整一个星球及其种族——包含两块大陆、七个王国、353多个贵族家族（前3集所出现的），就会觉得，《百年孤独》太小儿科了。

《冰与火之歌》的作者美国作家乔治·马丁，出生于1948年，27岁以小说《莱安娜之歌》摘下象征幻想小说最高成就的雨果奖，后在好莱坞担任编剧10年，1996年重返文坛，开始构思写作《冰与火之歌》。这套书计划分7卷，包括《权力的游戏》、《列王的纷争》、《剑刃的风暴》、《群鸦的盛宴》、《魔龙的狂舞》、《凛冬的寒风》和《春晓的梦想》，目前只出版到前5卷。尽管该书还未全部完成，但已经以其别具一格的结构，浩瀚辽阔的视野，错落有致的情节征服了世界，长时间霸占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10位，现已被翻译为近40个语种出版。

自托尔金《魔戒》之后，奇幻（魔幻）文学在欧美自成一个系列，随后诞生了《地海传奇》、《哈利·波特》等经典，而《冰与火之歌》无疑是巅峰之作。该书讲述一个中世纪大陆上发生的宫廷争斗、疆场厮杀、游历冒险与魔法抗衡的故事，涉及到阴谋与爱情，王位与复仇，战争与和亲，友谊与背叛，俨如中国的春秋争霸，远交近攻，具有史诗的宏伟和质感。最让人惊异的是，书中大到地理、气候、民族、物种、宗教、语言，小到婚俗、礼仪、服饰、族徽、巫术，巨细无遗，无不来自作者匠心独具的虚构。它具有历史小说的外壳，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凭空捏造，与历史毫无关系，然而又充满感人的“人性”力量。马丁本人曾在采访中说：“我喜欢历史小说，但历史小说最大的局限是结局已经基本注定，不论作者付出多大的巧思，都失去了最大的悬念点和高潮处——结尾。”的确，这是一部连结局也无法预测的“历史小说”。

《冰与火之歌》前三卷早在2005年就由重庆出版社引进了国内，只在喜欢奇幻文学的圈子里流行，后由于版权到期，该书断货。2011年，重庆出版社再次得到版权，将首卷重新包装出版。因为这次挟带美国HBO电视台制作的影视之威，大受欢迎，成为超级畅销书。

《冰与火之歌》是卷轶浩繁的巨著，首卷《权力的游戏》就包括3册。HBO拍摄的《权力的游戏》第一季10集，制作精良（2011年获得艾美奖13项提名，并最终抱走了最佳男配角和最佳片头两座奖杯），扣人心弦，是我近年来看过的最棒的美剧。前两月，它开始播出第二季了，重庆出版社也出版了该书第二卷《列王的纷争》（3册）。影视很好，但是太慢，还是读书来得过瘾。

传统的读书人，往往存有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畛域之见。其实，与其阅读糟糕的纯文学，不如阅读通俗文学精品，焉知后者不是《西游记》和《金瓶梅》，有一天也会跻身纯文学史？《冰与火之歌》展现了文学宽阔的想像力，读完后，你至少不会再因为《红楼梦》虚构了一个大观园和几百个人物就大惊小叫了。

2012年5月30日

不可承受的爱情绝症

——读麦克尤恩的小说《爱无可忍》

萧春雷

麦克尤恩多写10万字左右的小短篇，比较起来，这部17万字的《爱无可忍》（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3月）就是一部正规的长篇了。这本书始于五个人抢救一艘失事气球（飞艇）中的男孩，受风力影响，气球再次升高，结果五个救援者各抓住一根绳子也连带上天。如果大家都不放手的话，气球终会下降，但是有人松手了，接二连三有四个人松手了，于是气球带着最后一个人——洛根——升到半空，最后摔死。这让幸存的救援者内疚。吊篮里的小男孩在另一处安然着陆。洛根的英雄之举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以为这会是一部探讨责任、勇气和良知的小说，完全不对。这不过是一个契机，让救援者之一杰德·帕里与男主角乔相遇，并误以为后者发出了爱慕的信息，接着展开了一场恐怖的单相思，包括打电话、写信、守候、跟踪、谋杀、绑架等等。乔与妻子克拉莉莎相爱，终于不敌帕里的疯狂，夫妻分居。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克莱拉鲍特综合症——这是1942年以德·克莱拉鲍特医生姓氏命名的一种心理疾病，又称“色情精神病”或“纯粹色情狂”。该疾病的核心内容为：患者深信自己正在和一个社会地位高许多的人钟情相恋，暗通款曲，是对方首先坠入爱河，并经常发出秘密信号。例如，有位53岁的法国妇女相信英王乔治爱上了她，数度前往英格兰，在白金汉宫外等他。有一次，她看见宫中一扇窗户里的窗帘动了，便认为是国王发给他的信号。她声称伦敦居民无人不知国王对她的爱，又说国王阻止她预定旅馆……

帕里患的就是这种克莱拉鲍特综合症，除了爱得疯狂、固执，其他方面都很正常。这种极端之爱摧枯拉朽，毁灭所有正常的爱情。乔深受困扰，却无计可施，没人相信他的话。警察告诉他：“他爱他的上帝，他还爱你，对这一点我很遗憾，但他没有触犯法律呀。”克拉莉莎抱怨说：“你总是在想他。没完没了地想。刚才你就在想他，是不是？……乔。我在失去你啊。这太可怕了。你需要帮助，可我觉得我是帮不了你的。”事实上，克拉莉莎内心认为帕里是乔臆想出来的。直到最后，帕里闯入家中劫持她为人质，她仍认为乔处理失当，才造成严重后果。

爱之脆弱，在小说里还通过洛根夫人的怀疑表现出来。洛根为救小男孩而死，但洛根夫人竟因为汽车里的野餐盒和一条丝巾，断定丈夫有外遇，其救人之举是在女友面前逞英雄——后来证明是误解。麦克尤恩是人性悲观主义，在他看来，什么坚如磐石的情感，海誓山盟的婚姻，只是还没遇到考验而已。不过，对于人类来说，用一只容易打破的碗吃饭未必不好。你厌倦了平淡而脆弱的爱，难道想来一场克莱拉鲍特综合症？

有意思的是，小说后面附录了一篇医学论文《带有宗教暗示色彩的同性色情妄想》，可知作者是以论文中描述的案例为蓝本创作的。恋人们总是嫌对方爱得不够。他们没想到，在医生眼里，爱根本就是一种疾病，那最歇斯底里的疯狂爱情，乃是一种至死方休的绝症，非凡人所能消受。

2012年3月13日

嘉靖倭寇，一个王朝的谎言？

——大航海时代的中国海商

 萧春雷

 （萧按：我要休假出门一段时间，无暇料理博客，所以放上一篇长文。这篇文章以《倭寇，一个王朝的谎言？》为标题发表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12年2期，署名“郭又惊”。之所以用笔名，是因为出于谨慎，文章被编辑修改的幅度太大，连文风也改变了不少，我不太愿意认账。编辑说，用个笔名也好，这篇文章可以预料争议很大，会带来麻烦。但我当初用笔名的意思倒并非避祸。文章发表后，我看到许多人在中国国家地理和单总编的博客微博留言谩骂，才感到惊险。一篇文章，何至于如此呢？只是因为洗脱了日本人的一场冤屈吗？难道中国人已经脆弱到难以接受历史真相？我作文一向认真，愿意为自己的文字负责，无意逃避。这里我发表自己的原稿——与杂志发表的稿件文字差异较大，供朋友一读，或许可以让一些人开始思考，瞥见重重谎言包裹下的历史真相。）

嘉靖大倭寇，一个延续四百多年的历史谎言，至今仍在大众传媒上继续流播。近半个世纪来，中日历史学家终于揭穿这个大谎言。我们因此发现大航海时代的中国海商身影，他们与欧洲人差不多同时起跑，开创国际贸易航线，在东亚海面争雄……

没有外族入侵，有的只是中国海商的反海禁斗争。所谓嘉靖“倭寇”，乃多方共谋的结果。谎言之下，顺应时代潮流的海商被无情剿灭，中华民族错失拓展海洋的宝贵机遇。

双屿港之战

这场至关重要的战斗规模很小。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明都御史朱纨派遣部将卢镗率军捣毁倭寇的老巢双屿港。卢镗的人马只有1000多名福清兵，兵船33艘，外加1000名浙江乡勇。四月初六，围攻双屿港的战斗打响，敌人起初坚守不动，等到夜晚风雨交加，才趁浓重的海雾突围。官军大胜。

史籍里倭寇盘踞了二十多年的巢穴，一昼夜而灰飞烟灭，足见该地并非坚固的军事堡垒，而是不设防的贸易港。盘点战斗的结果，《筹海图编》写道：“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镗入港，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贼巢自此荡平。”看名字，这伙海盗主要是中国人，天妃是闽籍水手的主要信仰。

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个沿海最大的倭寇巢穴，没有抓到一个日本人。后世学者根据葡萄牙方面的文献，才弄明白，原来双屿港是葡萄牙人的贸易基地，主要成员为中葡走私商人。战后，朱纨跨海亲临现场，指挥手下用木石填塞港口，以防走私死灰复燃。双屿港陷落得太快，至五月十日，还有1290余艘走私船陆续前来，发现情况不妙逃窜。

朱纨认为，双屿港之战绝对必要，此乃“正门庭之寇也，此贼不去，则宁波一带永无安枕之期”。他绝对不会想到，双屿港覆灭后，宁波非但未能安枕，反而让江浙、以及整个东南沿海陷入一场空前的血雨腥风之中——史称“嘉靖大倭寇”。

远东走私贸易中心

我在宁波市中心三江口——余姚江、奉化江汇成甬江——附近住宿。那天正是月全食，天气寒冷，夜晚散步到在江夏公园，遇见一座别致的建筑，三面方形砖墙的上，各敞开一个亭形大门，看上去，就像嵌入了一个空亭子。原来这个被暗示出来的空亭就是来远亭。《四明谈助》曾说：“凡番舶商舟停泊，俱在来远亭至三江口一带，帆椅矗竖，樯端各立风鸟，青江相间，有时夜燃樯灯。”江波闪烁，霓虹灯流光溢彩，没有樯灯了。

宁波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段，扼南北水陆要冲，内有甬江直达港市，外有舟山群岛屏护，是优良的河港口岸。杭州虽然更重要，但钱塘江潮太大，不适合航行，所以宁波向为浙江首港。宁波港的主要外贸对象是日本，不但距离最近，还有洋流和季风可以利用：夏季东南风，配合北赤道暖流从东海流向日本；冬季刮西北风，正好北冰洋寒流从日本流到宁波。早期的中日海上交往多走北路，沿海岸线绕山东半岛、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唐代宁波商船已经开辟南路航线，利用季风和洋流横渡东海，最快三昼夜抵达日本值嘉岛。

宋元时期，宁波港与广州港、泉州港并称我国三大外贸港。明初海禁，民间海外贸易一律禁止，只剩下官方的“朝贡贸易”，浙闽粤市舶司各有分工，宁波接待日本贡船，泉州（后改福州）接待琉球贡船，广州接待南海诸番贡船。朝贡是一种外交行为，皇帝喜欢君临天下、万邦来朝的感觉，这样就必须用高于贡品数倍的赏赐回馈，笼络他国继续进贡。进贡获利丰厚，于是许多国家年年进贡。明廷担心财政被拖垮，又限定数年一贡。朝贡——以物易物——可以看成一种扭曲的官方贸易，为海禁时代的中外交流开了一扇侧门。

嘉靖二年（1523），宁波来远亭先后接待了两拨日本朝贡船，为争夺谁是正宗贡使，他们之间相互残杀，殃及国人，酿成“争贡事件”。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裁闽、浙市舶司。学者多认为该事件为嘉靖倭寇的发端。黄俣卿《倭患考原》说：“罢市舶，则利孔在下，奸商外诱，岛夷内讧，海上无宁日矣。”现在，连朝贡贸易这道侧门也关闭了，中日贸易成为利润最惊人的走私航线，渐渐地，几股势力较大的海商集团浮出水面。

最早开辟双屿走私港的是福建海商，时间约为1518年；远道而来的葡萄牙船队在广州叩关失败，于1525年前后被福建商人带到双屿；1545年，又有3位日本商人首次随王直的船队来到双屿。双屿港的中国海商逐渐形成两大集团：一是以许氏兄弟为首，包括王直、徐海等人的徽州海商集团，二是以李光头为首的福建海商集团。葡萄牙人则在岛上修路建房，开辟市镇，当成殖民地来经营。鼎盛时期，双屿港还聚集了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按日本海交史专家藤田丰八的说法，双屿港“实为16世纪之上海也”。

16世纪初，正是欧洲人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海洋观念为之一变。从前，海洋是阻隔世界各地交往的障碍，随着航海技术的成熟，海洋变成通途。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探险家开辟的新航线，首次建立起一个全球贸易圈。双屿港海商控制的“葡萄牙（马六甲）—中国（宁波）—日本（平户）”三角贸易，就是全球贸易圈的一部分。欧洲的自鸣钟、火器，南洋群岛的胡椒、香料，从南海运送到浙江，交换江南生产的生丝、丝绸、棉布和瓷器，横渡东海运往日本销售；日本则以白银支付，再回到到中国购买丝和布，再卖到南洋群岛。

双屿港的主角是中葡商人，日本海商无足轻重，原因很简单，他们缺乏运输工具——当时的日本造不出横渡东海的海舶。后来，就倭寇问题，唐枢还向胡宗宪指出：“彼亦不自制舟，舟造于闽广，事起于我人。”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明末，只有葡萄牙人的黑番船，福建人制造的尖底双桅帆船可以越洋。也就是说，除非获得中国人或葡萄牙人的帮助，日本海盗无力侵扰中国。

浙海再无海商

填塞双屿港的工作十分出色，这个闻名中外的港口空剩下一个地名，其具体位置，至今争议不休。一般认为，双屿港在舟山市的六横岛与佛渡岛之间，即如今的涨起港。六横岛距离大陆很近，如果从宁波的郭巨码头渡海，快艇大半个小时就到了。

六横岛东南部平坦，田亩纵横；西北部群山连绵，与更小的佛渡岛对峙。二岛之间，形成了一条宽达两三千米的海峡，即双屿水道。六横岛这边有个山坳，坐落着一个名叫涨起的村子，冬天的田野显得空旷，只有星星点点绿色，有些田地种植着花卉。出租车女司机不懂双屿，也不知道葡萄牙人，说到倭寇，倒是明白了：“听说岛上以前有许多倭寇。”

六横岛的居民当然不知道陈年往事。明清海禁期间，六横岛都是一座空岛。清康熙十九年复界，大陆移民才得以陆续迁居六横，淤塞百余年的双屿港，早已变成一片无名的低洼谷地，正好开辟田园池塘。要了解六横岛的前生，我们只有去葡萄牙人的故纸堆寻找。

16世纪的葡萄牙旅行家平托（又译为品托）曾经访问过双屿港，在《远游记》中，他言之凿凿说：葡萄牙人在双屿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饶，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这里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医院等；居民3000多人，其中1200名葡萄牙人；他们建立起了政府，有市长、城防司令、法官、市议员等官员。中国派出一支大军来攻打，杀死了12000名基督徒，包括800名葡萄牙人，焚毁了所有房屋。同时代的多明我会修士克路士写过一本《中国志》，亦称：葡萄牙人通过行贿当地官员默许，在双屿建立据点，他们是如此自由，“除了绞架和市标外一无所缺”。

葡萄牙人的贸易据点，除了宁波外面的双屿，还有漳州月港外面的浯屿。据平托记述，浯屿有葡萄牙人500名。浯屿是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九龙江口，紧邻厦门——当时的厦门还很荒凉。失去双屿港后，葡萄牙人南下浯屿，继续与漳州人做生意。朱纨挥师入闽，继续追杀，攻陷了浯屿；随后又赢得诏安走马溪大捷，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朱纨在报捷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朱纨厉行禁海，管治双桅大船，推行保甲制度，捣毁海商巢穴。他以为，只要杜绝走私贸易，天下就太平了。但海禁太严，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过剩，普通百姓断了生路，被迫为寇；豪门势族多与海商私下交易，也断了财路。闽浙官员对此非常不满，御史陈九德弹劾朱纨“擅杀”无辜百姓——根据葡萄牙方面的文献，这点倒是真的。此时，朝中的大树夏言已倒，朱纨落职，下狱，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他选择了服毒自杀。

葡萄牙人逃回珠江口，1553年，通过贿赂广州官员，他们总算在澳门呆了下来，此后的300多年，除了月港曾经昙花一现，澳门垄断了中西物质贸易和文化交流。浙江人会感到遗憾，“澳门”原来在六横岛的，双屿港之战，损了浙江，肥了广东。

逃出双屿港的中国海商余众，后来多数被王直收容，转移到沥港。沥港在今舟山金塘岛西北，与对面的大鹏岛形成一条弯曲的水道，是很好的避风港。最重要的是，沥港接近甬江入海口镇海，适合从事走私。王直是徽州人，原姓汪，号五峰，读过书，深谋勇略，是一个思想超前的奇特人物。与其他海商埋头走私不同，王直明白海洋可以富国裕民，他最大的梦想明廷改变国策，通商互市，融入全球贸易。他选择与官府合作，以沥港为基地，继续走私，试图重建双屿港的繁华。

王直被官府耍了。浙江海道副使丁湛曾以默许“私市”为条件，要他协助官府剿灭其他海寇，王直很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他自己的势力也因此大壮。但他得到的回报是，1553年闰三月的一个深夜，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王直败走日本。

双屿港和沥港相继覆灭，浙海再无海商容身之地。中葡海商最初建立起的国际走私贸易网络，在明军的无情追杀下，遭受重创。

嘉靖大倭寇

在双屿港崛起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走私严重，但浙海堪称宁静，宁波人万表说：“宁波自来海上无寇。”中外海商志在利润，并不干打家劫舍的勾当；相反，为了贸易能够正常进行，他们往往还剿灭海盗。思想开通的泉州理学名宦林希元，给朋友写信表扬葡商贸易公道，并说：“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

海商做的是非法生意，风险很大。能吃下整批货物的中间商，往往是当地势家大族，通常要等货物出手后结账；反过来，中间商要先拿到预付定金，才肯向走私商出货。遇上中间商不讲信用，拿了货不结账，或拿了钱不出货，逃之夭夭，走私商一筹莫展。朱纨的《甓余杂集》记载了上虞县在双屿港附近拿获的“黑番鬼”的证词，其供述自己的被骗经历：“今失记的日，在双屿被不知名客人撑小南船载麦一石，送入番船，说有绵布、锦绸、湖丝，骗去银三百两，坐等不来。又宁波客人林老魁，先与番人将银二百两买缎子、绵布、锦绸，后将伊男留在番船，骗去银一十八两。又有不知名宁波客人，哄称有湖丝十担，欲卖于番人，骗去银七百两；六担欲卖与日本人，骗去银三百两。”有冤无处诉，海商简直是弱势群体。

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就是因为余姚谢氏赖了葡萄牙人的账，一再推拖，还威胁要报官。葡萄牙人咽不下这口气，半夜前去谢家杀人放火抢劫。谢氏是余姚望族，朝中有人，余姚知县不敢遮掩，慌忙报告上司倭寇来袭，内阁首辅夏言遂推荐朱纨前往平倭。且不论谢氏理屈，这件事的最大荒唐在于，明明是葡萄牙人闹出的事，却被归罪于倭寇——日本海盗。一开始，官府就弄错了敌人。

双屿港和沥港，就像浙海的马蜂窝，捅掉之后，突然不知从哪里涌出数以万计的海盗，到处攻城略地。现代学者陈懋恒曾根据数十种资料，整理出一份相当详尽的明代倭患记录，证明倭患始于明开国之初，直到万历中期，延续了两百多年，共计787次。但它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明初比较严重，从洪武到永乐年间（1368-1424）共94次，年平均不足两次；从洪熙到正德年间（1425-1521），近百年间倭患记录仅为17次，非常轻微；但在嘉靖一朝（1522-1566）的45年间，倭患次数突然猛增到628次，占总数的80%；隆庆与万历年间（1567-1620）又骤减为48次，平均每年不足1次。

尽管绝大多数倭难都发生于嘉靖年间，但是，最初的30年也很平静。壬子年（1552）——王直逃亡日本前一年——以后的15年内，倭患共计609次，约占嘉靖朝总数的97%。倭寇人数，动辄成千上万，深入内地百余公里，攻打县城府城，烧杀掠夺。倭患的重灾区是江浙地区，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次是福建、广东和山东。

海商绝迹，浙海反而更不宁静，因为海商都变成了海盗。唐枢《复胡梅林论处王直》向胡宗宪指出，倭寇起源于海禁，并且都是中国百姓：“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谢杰《虔台倭纂》亦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自唐宋以来，东南沿海居民就是以海为田，靠海上贸易维持生计。明代海禁，导致走私贸易盛行，但海禁太严厉，连非法生意也做不成，走投无路的民众只好下海劫掠。嘉靖大倭寇，其实是明廷海禁政策引发的沿海地区民变。

虚构的异族入侵

历史的诡异在于，明明是明朝内部民变，但所有的史籍都称之为倭寇。上世纪末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提到倭寇，仍定义为“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这是怎么回事？倭寇里头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日本国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侵略吗？

明代前期的倭寇与后期倭寇——嘉靖大倭寇——很不相同。许多学者认为，前期倭寇通常是真倭；嘉靖年间的倭寇，多为中国人冒充的假倭，日本背了一个大黑锅。

理清问题的关键，首先看谁在指挥倭寇？接替朱纨之位领导御倭战争的王忬，曾经上奏朝廷，历数最著名的一些倭寇头目：“臣询访在海贼首约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皆广布奸细，包藏祸心。”原来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胡宗宪主持的《筹海图编》详列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盗首领名字：金子老、李光头；许栋；王直；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肖显；郑宗兴、何亚八、徐铨、方武；徐海；陈东；叶麻；洪泽珍；严山老；许西池；张琏、肖雪峰；谢老。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翻遍嘉靖年间的抗倭史料，日本名字很罕见，少数几个，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其次看倭寇队伍中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日本人。据《嘉靖实录》卷四〇三称：“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这已经是对真倭的最高估计了，多数文献的估计更低。郑晓《吾学篇》说：“闽浙、江南北、广东人皆从倭奴，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茅坤曾经引述一位被倭寇掳去50多天的昆山人的见闻：“大抵艘凡二百人，其诸酋长及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亦有徽人，而闽所当者什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

以上记载均出自抗倭当事人的直接观察，毋庸置疑。综合各种史籍，倭寇中日本海盗的比例大约在10-30%之间，中国人则占了70%以上，其中又以福建漳泉人为主，浙江温州、台州、宁波人为辅。真正的日本海盗地位既低，数量又少，他们是被中国海盗首领私下雇佣来华的“贫倭”——当时的日本四分五裂，无力管束臣民。何况，没有中国人的尖底福船，日本人根本无法横渡东海。

中国海盗为什么要冒充倭寇呢？主要原因是《大明律》规定，叛乱要株连九族，冒充倭寇可以保护家人；同时，一副椎髻跣足，挥舞倭刀的日本武士模样，也让官军害怕。对于官军来说，与倭寇作战，失败了便于推卸责任，赢了，真倭首级的奖赏也更高。海盗与官军之间，因此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谋关系，谁也不愿意戳穿。想想看，连高鼻深目的葡萄牙人都被大明知县当成倭寇，哪个中国人不可以是倭寇呢？一场因海禁而导致的海滨民众叛乱，被各怀鬼胎的双方，虚构为异族入侵。

那么，为什么这个谎言延续了400多年，迟迟没有人厘清真相，正本清源？在专制时代，统治者总是以爱国的名义，把进步力量与叛国划上等号，是非问题于是偷换为对国家的忠诚问题，镇压因此更具合法性。热衷海禁的明清统治者都一样，视难以掌控的海商为寇仇，把“通夷”（外贸）当成勾结外国势力叛乱。他们是从谎言中获利的历史共谋。

上世纪30年代，史学界兴起倭寇研究的热潮，时值抗日激情高涨，研究中掺杂了不少民族情绪，亦没有拨乱反正。倒是台湾学者陈文石、林丽月，日本学者山根幸夫、田中健夫等人的研究走在前头，较早指出：嘉靖大倭寇时日本人很少，其主体乃反海禁的中国走私商人和普通民众。1980年以来，林仁川、陈抗生、戴裔煊等大陆历史学家，推翻传统观点，指出：嘉靖倭寇是由中国海商领导的反海禁斗争，并非外族入侵；对外通商代表了时代的潮流，是历史进步；抗倭使中国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机会，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这些见解，如今渐成国内史学界的共识。

我们回头审视，那些被诬以“倭寇”之名的走私商人，事实上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是带领我们民族走向海洋文明、融入世界潮流的伟大先驱。谎言掩埋了历史真相，中国海商反海禁的正义斗争，被扭曲为外族入侵；谎言颠倒是非，给镇压海商，执行海禁政策的将领戴上“民族英雄”的桂冠。狂热的民族主义话语之下，没有人意识到，中华民族拓展海洋的伟大机遇已经断送。

诱杀王直

嘉靖大倭寇的头几年，王直都在日本平户做生意。他带来了葡萄牙商船，使平户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深受当地领主欢迎。日本史籍《大曲记》记载说：“松浦隆信厚待外商，故有名五峰者，由中国至平户津，在印山故址，营造唐式之屋居之。自是中国商船往来不绝。且有南蛮黑船，亦来平户津。故唐与南蛮之珍物，年年输入不少。”王直在平户自称徽王，设官署，造巨舰，雇佣倭奴，控制了东亚走私贸易。只有在日本，他才是一个光明正大受人尊敬的大海商，人们称他“五峰船主”。

尽管王直有很好的不在场证明，但中国的史籍，偏偏把所有倭乱都归罪于他。例如《明史》载：“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敝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已有学者考订，这是萧显集团所为。海盗团伙互不统属，时常互相劫夺，王直还没那么大的能耐，指挥所有海盗效死。

最初指控王直为倭寇主谋的，是胡宗宪。《筹海图编》说：“频岁入寇，皆直之谋。其党承奉方略，辄以倭人藉口。故海上之寇，概以倭子目之，而不知其为直遣也。胡公宗宪时为巡按御史，首发其奸。人初未之信，及贼首董二老被擒，译供，与胡公所料不爽毫发，人始伏其鉴。”这是一种阴谋论，认为嘉靖年间数百起倭乱，都是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的结果，发现阴谋的是明朝御倭总指挥，证据只有一份口供。远在日本经商的王直，还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东南祸本”，名列通缉令榜首。

胡宗宪也是徽州人，与王直同乡，此人心机深沉，善于玩弄权术。“海禁派”夏言倒台后，“弛禁派”严嵩秉政。历代都将严嵩和赵文华当成奸臣，但在倭寇问题上，两人都主张宽海禁，开市舶，剿抚并用，算是头脑清醒。严嵩推荐赵文华前往督师平倭，赵文华则大胆启用胡宗宪，言听计从。

胡宗宪也是主张宽海禁的，但当务之急，是迅速平息倭寇。他既认定王直是倭寇主谋，就把他的母亲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又派了两位使者去日本招降，封官许愿，还答应通商互市。王直果然中计，派义子毛海峰领军先回国助官军剿贼，“成功之后，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已”。1557年，王直率精锐回到舟山岑港，大兴土木，预备开市。胡宗宪要他前来接受官职，他坦然前去，一去就被扣留。他莫名其妙，说：“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王直至死不认勾结倭寇入侵之罪。《倭变事略》记载了他在狱中写的《自明疏》，他理直气壮说：“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历数了一通自己剿贼的功劳后，他还希望皇上让他在“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他愿意前往日本宣谕诸岛，让他们禁止倭奴前来中国骚扰。这当然是妄想，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他在杭州斩首。

王直主张开放互市，发展商业贸易，与人同利，实在是一种远见卓识，比同时代还抱着农本商末观念的思想家深刻得多。事实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果能实行，中国很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王直之死，是一个历史悲剧。

胡宗宪手腕高强，他还利用王直之降，离间三位大海贼徐海、陈东和叶麻，使他们自相残杀。徐海也是胡宗宪的老乡，可怜他已经受降，仍被官兵围歼。我去看过徐海投水而死的地方，在平湖林埭镇独山塘。“沈庄大捷就发生在这里。沈庄分东西两庄，徐海从西庄逃到东庄，再沿着独山塘向南突围，再往南就是乍浦港了，他没逃出去，投水自杀了。”《林埭镇志》的主编陆伯鑫说。我们站在一座名叫清溪桥的古桥上，桥下的小河就是独山塘。这一带是平原水乡，土地肥沃，田野里一片青翠。“没什么遗迹了。原来还有座东岳庙，现在重建了。老百姓都说，这里人死太多了，东岳庙是管鬼的。”陆伯鑫道。那近万名已经投降的中国海盗，化为尘土，年年滋养稻菽。自古杀降不祥，日后胡宗宪被政敌当成严嵩党羽下狱，含恨自杀，许多人认为是报应。

徐海、王直死后，倭寇并未平息。毛海峰据岑港坚守，俞大猷、戚继光等全力攻打，最后毛海峰突围南下，占据浯屿寇掠。福建人大噪，御史李瑚弹劾胡宗宪纵贼，嫁祸于闽。闽广成为倭患的重灾区，沿海县城纷纷沦陷，1563年兴化府城失守——这是倭寇攻下的惟一府城，天下震惊。

错失大航海时代

“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战争，而是官方政策的转换。……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及其辅政大臣主张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明史专家樊树志在《“倭寇”新论》中写道。

嘉靖末年，开放海禁已成朝野共识，但具体放在哪里，曾有过争论。有人主张在浙江宁波定海关（今镇海）立市，反对者认为倭寇狡猾，恐再生出事端；福建巡抚涂泽民力主在漳州月港开市。都司戴冲霄说，江浙一带比较富庶，海滨之民有鱼盐之利足以谋生；福建漳泉地区多山少田，平常就要仰赖广东惠潮之米，一旦商舶不通，米价腾贵，百姓怎么过活？“福乱不已，浙直之患何时而靖乎？”这话的意思是，海外贸易对于江浙来说可有可无，对于福建却是生存必须。最后明廷选择在福建月港开市，准贩东西二洋。

中国的历史总是进两步，退一步。王直死后8年，他的愿望实现了，但不是在舟山群岛，而是在漳州月港。这道窄窄的门缝，导致了晚明私人海上贸易中心从浙江转移到福建。明末清初，立足闽台的郑氏海商集团依赖东亚海上贸易网络，北拒满清，东驱荷夷，将中国民间海洋力量推向巅峰。郑芝龙发迹于日本平户，在那里生下郑成功，因此不妨把他们看成王直事业的继承者。可惜，郑氏海商集团不久被清廷扑灭。

从地理的角度看，浙江错失空前的历史机遇，中国海洋文化的重心南移闽粤，对浙江、对中国而言都是重大损失。江南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假如葡萄牙人的“澳门”还在双屿港，假如隆庆开海选择宁波，中西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将远远超过目前，历史会是另一番模样。当然，这也正是统治者害怕的。如果迫不得已要打开一点国门，他们总是选择，把门开在帝国最偏远的地区。

尽管中国海商与欧洲人同时起跑，开创国际贸易航线，然而随着王直集团与郑氏集团先后覆灭，野性、坚韧、强悍的民间海洋力量彻底失败。明清统治者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放弃了海洋。中国与大航海时代失之交臂，自绝于世界。

那天我去沥港，阴雨连绵。一块高大的“平倭港”碑矗立街衢，纪念着明军的赫赫战功——浙海最后一个贸易自由港终于被绞杀。港湾中停泊着许多船只，但自从舟山跨海大桥通车后，沥港的客运航线全部停航，只剩下与对面大鹏岛的渡轮，半小时1班，船票5角。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里的渡船是天下最便宜的？只收单程，你回去不要买票了。”大鹏岛的一位渔家女孩对我说。湾流浊黄湍急，渡轮在寒风中孤独行驶，我陷入了沉思。沥港人不知道，这个破落的小小海港，在王直手中，差一点撬开大明帝国的国门。他失败了。成王败寇。他变成了“倭寇王”。

2012年1月5日

泰坦尼克号的“海上法则”

萧春雷

昨天去看了3D版本的《泰坦尼克》电影。经过这么多年，老套的爱情故事已经没有当初激动人心了，席琳迪翁的歌曲依然那么感人。倒是最后逃生那一幕，让人更加感叹。电影还算客观，既刻画了高贵的“绅士风度”——视死如归、让“妇女儿童优先”登上救生艇，也表现了某些男人抢船的丑态。

最近，经济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由斯蒂芬妮•巴尔切夫斯基撰写的著作《泰坦尼克：百年情殇下的历史真相》，依据史料解读这场1912年发生的著名海难，与电影参照阅读，很有趣味。本书认为，强调“海上法则——妇女儿童优先”实际上是一个“泰坦尼克号神话”，由当时的媒体塑造出来的。

海难发生后不久，4月17日，《每日记事报》称：“在将近800个幸存者中只有79位是男性，其余的都是妇女儿童，这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刚毅之气增光添彩。”——此报道有误，事实上获救的男性比女性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207位船员中获救的 189位都是男性。《每日镜报》说：“还好，妇女儿童是在第一时间离开将要摧毁的轮船的，人们遵守了海上优良传统。”《每日邮报》附和道：“幸存者名单上列满了妇女儿童的名字。获救的不是那些强壮健全的人，而是柔弱、需要依赖的人……产业的龙头老大、富甲一方的贵族、儒雅的文人、强健的水手都默默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葬身于12000英尺深的蓝色海水中，只是为了让女士们在他们的关怀下能有机会到达安全的避风港。”

海难发生的最初几天，许多消息是传闻。等到幸存者回来讲述经历，媒体才知道沉船时很混乱，有许多男性乘客冲向救生艇，被工作人员用左轮手枪制止，还有男扮女装企图溜进救生艇的。但最初的报道已经改变了人们对灾难的看法。对灾难的反思，让位于面对灾难的英雄主义的颂歌。接着，这种英雄主义又与性别、阶级结合起来，变成“男子汉气概”和“绅士风度”，报纸着力表现坐头等舱的男性白种乘客的高贵品德。这一论断其实是错误的，后来的数据证明，头等舱63%的人都活了下来，而三等舱只活下来25%。——卡梅隆的电影大唱反调，把头等舱的乘客多表现为卑鄙小人，算是拨乱反正。

有趣的是，大西洋两岸的舆论不久就出现了差异。英国有位教士收集了全英200多首诗歌，编了一本《泰坦尼克号失事诗歌颂》，赞美“妇女儿童优先”是英国的光荣传统。据说，史密斯船长的遗言是“做个真正的英国人”，这大大激发了英国人的爱国主义狂热。当时的流行歌曲“做个英国人”唱道：“当危险降临，巨大的轮船沉陷，/我们的男人知道以何种方式死去/这是多么辉煌壮丽。”诗人路易·达夫昂写道：“向不列颠的英雄默哀！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冰冷残酷的海浪中救出了无助的妇女和孩子。/勇敢的心，勇敢的古老民族！你出色地证明了你的价值！”

有点尴尬的是，海难中所有表现最出色乘客都来自美国，所以英国的媒体只好大力表扬英国籍的船员如何镇定、冷静。对此，美国的媒体呲之以鼻，他们认为不列颠已经过气了，美国作家更愿意批判船员，并把灾难的责任归咎到船长和高级官员身上。一位承包商尖酸刻薄地评论说：“如果泰坦尼克号在美国政府的监督下，它的拥有者至少会配备42个救生艇……”几乎每个登上救生艇的男人都备受争议，最倒霉的当然是白星公司总经理布鲁斯·伊斯梅。《旧金山审查》挖苦说：“他应该庆幸自己是个英国人。”

女性主义者对“女士优先”原则并不领情。海难后几天，劳拉·艾博尔克维就说：“人们生存的权利是平等的，女性身处险境也不能要求男性牺牲或者剥夺男性生存的权利。”女权主义者抗议媒体用轮船的沉没来宣传男人天生就该保护女人，“女人无论在陆地上还是海上都没有权利制定、实施法律，而就这样规定女人该离开将要沉没的船是非常不公平的，是男人虚荣心的牺牲品”。

我觉得，女性主义者过于苛刻了。在生死关头，男人愿意给女人生存的机会，就让他们得点“虚荣”吧。如果她们知道在中国，克拉玛依火灾时甚至出现“让领导先走”的一幕，就不会介意“女士优先”了。

2012年4月11日

“最勇敢书名”的小说

——推荐《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萧春雷

 

2005年企鹅社出版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玛琳娜·柳薇卡

文学奖可以拯救不少好书。这本《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如果你在书店的农业科技类图书里见到，封面画着一张老土的拖拉机图，会不会有兴趣抽出来翻一翻？当然没兴趣。英国《卫报》称，玛琳娜·柳薇卡给这部小说起了个“最勇敢的书名”。勇敢往往是炮灰的代名词。2005年，这本书只卖出了57本。作者接受采访说：“当企鹅出版社找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有大社支持，书可以随随便便卖出100万本去，结果……”

有人说这本说光靠口碑就咸鱼翻身，第二年销售额压倒了《达芬奇密码》，成为图书销售冠军。其实，光靠口碑是不够的。企鹅社拿它去参加了一系列文学奖评选：入围奥兰治奖，虽未得到3万英镑奖金，但扩大了知名度；夺得了专为喜剧小说而设的伍德豪斯奖——没有奖金，但有一大杯香槟外加一座小猪奖杯。最重要的是，它入围2005年布克奖，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切的《慢人》、英国大作家麦克尤恩的《星期六》以及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小丑沙利玛》一起进入决赛，一举成名天下知。

有这么多文学奖推荐，我早就知道这本书，也知道吉林出版集团去年出版了中文版。前不久偶然在网上看到连载，随手点开一看，语言幽默风趣，非常生动，被吸引着一路读下去。无奈读了不到一半，连载就戛然而止——这就是连载的阴谋。原想马上网购一本，担心时间太久，心想还是先向收藏外国当代小说最宏富的张云良求救。他那里果然有，我于是在纸本上读完了后半本。

“我母亲去世两年后，我父亲与一位离过婚的妖艳迷人的乌克兰金发女郎坠入爱河。他时年八十四岁，而她三十六岁。她就像枚毛绒绒的粉红色手榴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骤然爆炸，搅得浑水四溢，将许多久沉于记忆泥沼下的淤泥翻上水面，狠狠地踹了我们家族幽灵的屁股一脚。”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

一个胸脯硕大的乌克兰女人带着儿子与作者的老父亲假结婚，准备移民英国，关系失和的姐妹俩（“我”即妹妹）团结抗敌，然后双方演出了一幕幕算计、争吵、告密、伪装、跟踪、偷资料、打官司家庭闹剧。也因此，牵扯出了大家小心翼翼隐藏的旧日恩怨——这个战后才移民英国的乌克兰家庭在苏联时期的往事。我们看到，这家人的性格，都深深打上了专制制度的烙印：自私，极端，不善于沟通，相互防备。在英国生活了数十年的父亲，一听到警察，还是吓得发抖。

本书有三条线索：一是姐妹俩联手驱逐后母，婆婆妈妈，但妙趣横生；二是家族在苏联和德国集中营的往事，吞吞吐吐，苦大仇深；三是工程师父亲手头正在写的一本《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父亲将拖拉机这一重要发明被滥用——农业或战争——的历史的人文叙说，非常精辟，颇引人入胜。三条线索穿插、叠加、复合，使这部小说显得既有趣又厚重。

玛琳娜·柳薇卡可谓大器晚成的女文青，虽然4岁就开始写诗，可是直到28岁她才在杂志上发表第一首诗；此前虽然写过两部小说，却从未出版——她称自己保存着36封退稿信。写了大半辈子，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大学教授，以至于不好意思在丈夫孩子面前提起作家梦。57岁这年出版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才让她终偿夙愿。“我不得不说，在60岁开始一番新的事业是多么令人振奋！”她说。

2012年3月28日

印度当代文学“爆炸”

萧春雷

《微物之神》（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一本没有前言后记的书，只有几行作者简介，说这是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37岁的处女作，获得美国图书奖、英国布克奖。当初我也是随手翻翻的，读了几页，惊出一身冷汗，堪称大师手笔。断断续续，前后花了半年时间才读完。小说写一对孪生兄妹和他们的寡母、姑婆的日常生活，寡妇与贱民的私情，等等。叙述语言充满诗性，华丽、神秘、魔幻，你不得不将语词放在嘴里慢慢咀嚼。

前段时间读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的《失落》（重庆出版社，2008年）。小说主线讲述喜马拉雅山下一个小镇，退休法官、外孙女赛伊和厨子的生活；另一条线索是厨子的儿子在美国打黑工。让人惊异的是，小说叙述技巧十分娴熟，在不同时空自由穿梭；语言则简洁坚韧，洋溢着诗意之美。这本书故事性比较强，熬个通宵就看完了。

我忍不住上网检索这两位印度女作家的情况。一看，两位都是地道的美女作家；基兰·德赛还来过中国。那是2008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携女友来华，接待方意外发现，帕慕克的美貌女友就是2006年获布克奖的基兰·德赛（同年帕慕克获诺贝尔文学奖）。诺奖毕竟高于布克奖，大家都采访帕慕克去了，基兰·德赛表现得很低调。——但是说句实话，我喜欢《失落》超过了帕慕克的小说。

基兰·德赛是作家世家，她的母亲阿妮塔·德赛也很有名气，曾三次获布克奖提名，没想到被女儿抢先折桂。基兰·德赛的处女作名叫《番石榴园的喧哗》，她接受采访说，第二部《失落》，花了整整8年时间，从1500页压缩到300页。

受这两本书的影响，我开始关注印度作家和布克奖。布克奖是英语文学最高奖，影响力仅次于诺贝尔奖，许多作家都是先获布克奖再获诺奖的。使用英语写作的印度作家，先天与国际接轨，往往因布克奖而全球知名。曾经获得布克奖的印度作家作品，有奈保尔的《游击队》（1971年），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1981年），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1998年），基兰·德赛的《失落》（2006年），阿拉文德·阿迪加的《白老虎》（2008年），步伐越来越快。

《白老虎》也有中文版（人民出版社，2010年）。这部小说比较奇特，由七封信组成，写信者为印度的一位出租车公司老板，自称“白老虎——一位思考者与企业家”，收信人则是“中国，首都北京总理办公室，温家宝总理阁下”。他听说中国总理即将造访班加罗尔，起意写信讲述自己从仆人变成企业家的发迹史。这部小说轻松有趣，但我感觉，作者的语言功力远不如前面两位女作家。

本文谈到的印度作家，只有阿兰达蒂·洛伊长期生活在印度本土，其他都已经移民英美，更恰当的说法，应该称印度裔作家。他们中间，奈保尔已经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许多作品都译成了中文；拉什迪（大陆只出版了他的《羞耻》）是公认的大师，已被提名多次，只会给诺奖增添光荣。天才横溢的阿兰达蒂·洛伊和基兰·德赛，一出道就超过了许多成名已久的大作家，只可惜作品太少，幸好她们年轻。还有……天知道这个神秘的国度还会冒出多少文学天才！

这么一打量，便觉得今日印度英语文学的盛况，完全可以同当年的拉美文学爆炸媲美。风水轮流转，一场新的文学爆炸，正在我们的近邻发生。回头望望中国当代文学，突然悲观起来。中国作家擅长将300页扩充成3000页，谁还会像基兰·德赛那样，使用残酷的减法写作呢？

2012年3月6日

鼓浪屿的个人记忆

——《口述历史：我的鼓浪屿往事》读后

 萧春雷

鼓浪屿教育发达，但文人们很少留下笔记、回忆录和著作，不过百年，许多人与事已经近乎传说。我们只能读读《鼓浪屿文史资料》了解这座小岛。这套书很珍贵，惟史观已经落伍，“反帝”色彩太浓，如今学术界更时髦谈论“文化冲突”了。

《口述历史：我的鼓浪屿往事》（厦门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9月）的出版，正好补鼓浪屿文献之不足。该书由厦门社科联组织采访人员，对部分曾生活于鼓浪屿的老人（多为80岁以上）进行访谈，整理出11篇口述史料，包括叶永年、王明爱、邱继善、阮鸣凤、吴宣恭、洪卜仁亲身讲述当年生活，李来荣、黄省堂、朱鸿谟的子女回忆父亲往事，邵家姐妹讲述邵氏家族传奇，洪声文叙述美华学校的经历等。采访阵容很强大，我认识的就有泓莹、李秋沅、詹朝霞等熟知鼓浪屿的作家、专家。

这是一本个人视角的鼓浪屿记忆。首发式上，厦门史专家李启宇先生说：“这是第一本正面描述鼓浪屿租界往事的文史著作，谈到工部局和外国人，不再老是泼脏水。”亲友眼中的鼓浪屿社会名流，少了意识形态约束，更具人性和感性。

书中让我最感动的是安理纯夫人。1906年，她随丈夫从美国来到鼓浪屿传道，最大的梦想是建一所女学，让中国贫苦女孩上学。洪声文回忆说：“为了筹集建女校的资金，她养种鸡、织花边，努力协助办好农场。她养的种鸡，自己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全部卖掉筹资。谁要动她的鸡蛋，她就说：‘不要动，那是女校的蛋。’”就这样一个个鸡蛋、一杯杯牛奶地积累，美华女校终于在1934年建成，当年就奉献给了教会。晚年，安理纯夫妇退休时，没计较留在鼓浪屿好几座房产的归属，空空手回到美国，却无力购房，只好租借人家的车库居住。后来一位在美的美华学生知道了，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终老。

口述者大多在鼓浪屿接受早年教育，岛上两所教会学校——英华中学和毓德女中——的教育方法，成为本书的重要内容。朱昭仪回忆邵庆元任毓德女中校长时，创设“毓德市”（类似学生会）的做法：“他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就设想把我们学校仿造社会体制，叫‘毓德市’。里面的干部也有建设局、教育局、卫生局等等，我们各班的班长就是公安职员，副班长就是教育职员。他如此仿造来训练干部。我在中学从班干部一直做到‘毓德市长’”。毓德女中的教育目标是培养能在“群中生活”的人，除功课外，还注重运动、手工、口才、音乐等，学生毕业后很容易适应社会。

邵庆元的父亲邵子美，原籍同安橄榄岭，因信奉基督教被族人赶出村子，娶林语堂的表姐许以斯贴为妻。儿孙两代，出了9位教授，10位校长，变成著名的教育世家。有些朋友在讨论“鼓浪屿气质”，不妨听听邵庆元幺女邵少惠——毓德女中毕业生——的看法：“鼓浪屿人的面貌气质，经过毓德、英华、怀仁、养元培养出来的人，就都那样，斯斯文文的，讲究礼貌，为他人着想，讲究师道尊严，都有奉献牺牲精神，所以，走到哪里去，都让人感觉不同。”

本书的遗憾是口述者同质性太高，都属于鼓浪屿知识精英，如果能扩及其他阶层，例如归侨、买办、职员、帮佣、小贩、渔民等，立体复原民国时期的鼓浪屿社会生活，更有意义，希望下一本口述史能够补救。另外，整理者要对个人记忆保持必要的警惕，尽力核实资料。例如有位口述者称番仔球埔门口挂着一块“中国人不准进”的牌子，我很惊讶，多方求证。黄猷先生在首发式上澄清说，番仔球埔没有这牌子，但有不许狗进入的牌子。前天遇见何丙仲先生，他说曾请教过不少老人，可以肯定，番仔球埔门口只立着一块英文牌子，大意为“未经许可不得携狗进入”。我担心以讹传讹，这里帮忙做个更正。

2012年2月22日

生还犹过客，老至已无家

——阮旻锡及其《夕阳寮诗稿》

萧春雷

去年路过水仙路，我对张云良说：“你看悬崖上的石刻‘水天一色’四个字，崖下就是夕阳寮遗址，阮旻锡的隐居处。”并非我杜撰，《厦门文物志》就是如此说的。不过，自从阮旻锡的《夕阳寮诗稿》发现后，这处1982年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可以撤销了。真正的夕阳寮遗址，远在南京。

阮旻锡是明末清初的厦门文人，生于1627年，一生著述约30部，仅留下《海上见闻录定本》。几年前，厦门文史专家何丙仲先生又发现他的《夕阳寮诗稿》康熙刻本，全书十二卷（缺卷一、卷二），共收阮旻锡各体诗歌（缺五言古诗）572首。该书为“厦门文献丛刊”之一，何丙仲校注，厦大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年前访何先生，谈起此书，他很兴奋，说：“原刻本保存在林豪（曾纂修《金门志》）的一位后人手上。我一看就知道是宝贝，想买下来，他不肯，但让我复印了一份。肯定是孤本。历来研究郑成功的学者，都没有引用过。我有手抄一份，送给厦门市图书馆。”

《夕阳寮诗稿》勾勒出阮旻锡一生的粗略轮廓。他少年时从事海上贸易，1655年入郑成功的储贤馆，参与郑氏海商活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病死，阮旻锡则留在厦门。1663年清军攻陷金厦，郑泰（郑成功的堂兄弟）的弟弟郑鸣骏、儿子郑缵绪率部降清，阮旻锡则领着全家20余口渡海逃到中孚村避难。1666年，阮旻锡北上京师，投奔郑府（郑鸣骏、郑缵绪降清后封爵入京）做家庭教师。1683年郑氏政权覆灭，他在燕山太子峪的观音庵剃度出家，法号超全。1690年，他来到南京，用晋江朋友丁炜给他的一笔钱，“买屋城南青溪之上”，名曰夕阳寮——纪念同安的夕阳山（天竺山），他的双亲葬于该山山麓。1694年，68岁的他才老归旧里，据说他至少活到88岁。

阮旻锡壮岁出走，暮年始归，在北京、武昌、南京等地生活了近三十年。他在北京交往的圈子，主要是闽南同乡，包括郑氏降将（如郑泰后裔、施琅），漳泉籍官员（如丁炜）等，另外两个圈子是遗民诗人和僧道。历经丧乱之痛，他的诗歌显得骨力坚苍，沉郁悲凉，律诗尤佳。例如“生还犹过客，老至已无家。”（《鹭屿》）“他日溪头秋水屋，当年江上夕阳山。”（《夕阳寮诗》，一生的壮烈，最后化为散淡而蕴藉的文字。我觉得，《夕阳寮诗稿》的诗歌成就，要大大高于池显方的《晃岩集》。

在政治立场上，阮旻锡陷入一种两难。他是郑成功部属，不愿意降清，自命遗民，终于出家；但他却追随郑氏降将到北京讨生活，诗歌唱和，往来亲密。那么，施琅平台，他到底是为朋友施琅高兴呢？还是为故主郑氏伤心呢？

“诗稿中有一首他给施琅的诗，说‘早晚重闻分虎竹，楼船当日忆专征’，勉励施琅，他早晚会被朝廷重用，专征台湾。”何丙仲先生说，“可是，施琅平定台湾的消息，九月初一传到北京，同月二十七日，阮旻锡就出家当和尚，剃发时写了《山庵秋梵八首》，是他的代表作，但很含蓄。他内心还是倾向于郑氏的。”

阮旻锡比谁都明白郑成功的伟大。他说：“海外称王，别开疆土，传及三世，历年三十有七。此古来史册未有之事，而不可使泯灭无传者也。”这种使命感，驱使他以80高龄，完成《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明郑政权的兴亡。他的诗歌，也成为我们了解曾追随郑成功征战的闽南文人心态的宝贵文本。

“阮旻锡回厦后，长达二十年，到底住在哪里呢？”我还是希望找到他的遗迹。

“不知道。很可能住在寺庙。他是和尚嘛。我们知道他有次回乡曾寄寓万石岩寺。”

2012年2月14日

厦门菜不如归顺潮菜

——读张新民先生《潮菜天下》随想

萧春雷

我于饮食没有研究，朋友问我厦门特色菜，想起来的净是一些小吃，如土笋冻、沙茶面、海蛎煎、酱油水鱼之类，上不了大场面。翻翻书，原来厦门菜归入闽菜（包括福州、闽南和闽西三大流派），真是莫名其妙。闽菜的代表是福州菜，我吃了四五年，动不动就加酒糟，炒白菜也放糖，酸、甜，与清淡的厦门菜完全不同。读了汕头美食家张新民先生的《潮菜天下》一书，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厦门菜与其被闽菜收编，不如投靠潮菜。

去年四月，张新民先生来厦，邀我去嘉和潮苑一叙。我们素昧平生，但他读过几篇我写海鲜的小文，想见面聊聊。张先生是潮菜权威，落地厦门不久的嘉和潮苑陈总和大厨钟昭龙师傅（潮菜第六代传人）精心整治了一桌潮菜接风，并亲自作陪。每道菜上来，张先生都要先拍几张照片，然后告诉大家这道菜的来历、制法和特色，有时由钟师傅讲解烹制工艺，让人大开眼界。

张先生正好新著出版，赠我一套《潮菜天下》（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上下两册，分为“潮州菜系的文化与历史”和“潮汕饮食习俗的人文观察”。书写得非常好看，每篇千余字，是报纸专栏的结集，以亲身经历谈潮菜掌故，配有丰富的摄影彩图。正是根据图片，我一眼认出了潮汕人说的薄壳，就是厦门人说的海瓜子；他们说的佃鱼，就是厦门人说的丝丁鱼。当然更增加了许多新知，例如弄明白了传说中的蔗虫——古籍里常提到这种生于甘蔗根部，状如蚕蛹，可以油炸下酒的美食（我恐怕不敢吃）。

依张新民先生的观点，严格意义上的潮州帮口（菜系），形成于1920年代，是随潮商而兴起的，分三大流派：本土潮菜、港式潮菜和南洋潮菜。港式潮菜专走高档路线，以燕鲍翅为主，大大提高了潮州菜的声誉，以至于潮菜成了高档菜代名词。潮菜也遇到身份的问题。人们通常把粤菜分为广州菜、潮菜和东江菜。但潮州人不以为然，总想独树一帜，与粤菜分庭抗礼。叛乱的结果是，潮菜虽然只是八大菜系里粤菜的一个支派，但声名之隆，简直超过八大菜系。

潮菜与闽南菜有亲缘关系。书中有篇《潮菜的闽南渊源》说：“潮菜的很多菜品及调料，是与闽南菜共有或者大同小异的，如蚝烙、清蒸鱼（指加香菇丝和白肉丁的古法）、沙茶酱等；潮菜的很多特点，如善烹海鲜、重汤轻油、崇尚清淡、注重养生等，也同时是闽南菜的特点。”潮汕人多为闽南移民，语言和文化相通，饮食相近也是自然的，更何况彼此都濒临大海，以海鲜为主要食材。连喜食的海鱼都近似，潮汕谚语说：“食鱼欲食马鲛鲳，看戏欲看苏六娘。”闽南也有谚语：“山上鹧鸪獐，海里马鲛鲳。”两地都偏好马鲛鱼和银鲳。

记得有次在舟山点了梅鱼，师傅问我是不是红烧？更入味。我吃了一惊。厦门人是舍不得把海鲜拿来红烧的，通常是清蒸或煮酱油水，要吃鲜鱼的本味。来厦门多年，我也渐渐喜欢上了酱油水。那天，我向钟昭龙师傅请教，他如何看厦门的酱油水煮鱼。他似乎不大愿意评论，踌躇了一下，婉转道：潮菜更讲究食材的本味，不会下那么重的调味。看来，尽管都走清淡一路，潮菜还要更清淡。

据我所知，福建传统海鲜的名气超过广东。清代美食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就说：“海错之至美，人所艳羡而不得食者，为闽之西施舌、江瑶柱者。”百年来潮菜异军突起，以烹制高档海鲜闻名，闽南菜仍然停留在街头小吃，让人有不胜今昔之感。我想了解点闽南菜，收获最大的，还是读这本《潮菜天下》。我突然觉得，厦门菜既然难以自立门户，又缺乏研究和创制本土美食的名厨、美食家和文化人，不如早早归顺潮菜，厕身为其中一个支派吧。

2012年2月13日

2012春节读书计划

萧春雷

朋友问我春节干什么？我说好不容易有点假期，多看电影多读书而已。看看书架，几本翻过几页的书，终于有可能读完了。

首先要读的是小说《266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这是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制造的一个庞然大物，全书860页，70万字，像一块砖头，我只读了40多页，觉得叙述还有点意思。之所以读它，是受了“超越《百年孤独》”的广告语的迷惑。如今要下决心读部巨著很不容易，没有名家或大奖推荐，不敢开卷。

由于叙事技巧的改进，现代小说比古典小说容量更大。300多页的《百年孤独》，分量之重，不亚于上千页的《战争与和平》或《追忆逝水年华》。但偶尔也有偏执的现代作家，希望在字数上与传统作家决战。想想张炜的《你在高原》，450万字，39卷，10部，打字稿叠起来超过人高，有人挖苦它依靠巨大的体量赢得了茅盾文学奖。还有更长的，前年国内引进了俄罗斯作家、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前三集。据称，《红轮》全书的规模为20集，每集分为二到四部，每部40万-70万字，总字数接近千万字。想到这两部煌煌巨著，便觉得读《2666》仿佛享受零嘴，信心大增。

去年底参加鹭岛书香“最值得阅读的10本书”评选，我提出应该有本科普书，推荐霍金的《大设计》（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1月），这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我把那本书带了回家。我喜欢读科普书，但很难找到好的，国内学者所著，有知识而无智慧，读来兴味索然。这本书与霍金从前的《时间简史》一样，用前沿物理学探讨哲学问题，诸如宇宙如何开始？如何运行？有限还是无限？需要一个造物主吗？“按照传统，这是些哲学要回答的问题，但哲学已死。哲学跟不上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现代发展的步伐。在我们探索知识的旅程中，科学家已成高擎火炬者。”物理学家接管哲学的地盘，哲学家大约不高兴，但这是很重要的现代学术转向。我知道这本书很难，一直搁着，幸好有个假期，幸好它很薄，相信会有巨大的收获。

世界上还有轻松的读物，余世存的《非常道Ⅱ——20世纪中国视野中的世界话语》（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就是其一。这本书专门收外国名人轶事隽语，与第一本《非常道》专收中国名人话语不同。我读了一点，觉得质量有所下降，有些条目似曾相识，但总的来说很有趣味，能增长见识。例如：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对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说：“肯，你是否想过作经济学报告就像尿裤子，你自己觉得热乎乎的，别人根本无所谓。”诗人休斯写他跟美国女诗人普拉斯第一次做爱：“你苗条、柔嫩、滑腻，像条鱼。/你是新大陆。我的新大陆。/你就是亚美利加了，我惊讶。/美啊，美丽的亚美利加。”这本书茶余饭后，随意读上几则最好，没有阅读压力。

假期很想读的，还有林贤治的两本书《中国散文五十年》和《中国新诗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建国后的文学史因为距离太近，往往被扭曲，林贤治是我十分敬佩的学者，他的个人文学史亦充满真知灼见。前些天，出版社发来新书资料，看他点评贾平凹的农民意识、张中行的小民意识、余秋雨的恶俗才子气等，都一针见血，不留情面。我相信这是两本好书，惟担心春节期间邮路不大通畅，不能及时到手。

2012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