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某些读者（或听众）喜欢挑剔专家、学者的“毛病”，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文革时，我们蔑视权威，甚至把权威说得一钱不值。

记得那时驻省文联的工宣队员批斗赵树理时，就问赵：“你知道1.435是什么吗？”

赵答曰：“不知道”。

“你连1.435都不知道，还当什么大作家？你简直是在欺骗工农兵，欺骗毛主席！你罪大恶极！告诉你：

“1.435是火车轨道之间的距离。”

赵只好苦笑。

我想，赵树理当时如果有话语权，不妨反问他们一句：

“你们知道山西的铁路是什么年代修建的吗？”

（是于1933年5月1日开始动工的。

1935年赵就乘坐过同蒲路。

有趣的是，这条铁路的轨道间距却不是1.435米。）

如果当时工宣队的“铁路工人”答不上这个问题。（他们肯定答不上来。因为他们没有“知识”这个概念。）

赵也蛮可以反问：

“你们连这点铁路常识都不知道，还当什么工宣队员？还要领

                                                                 张小川

形势逼得我开始弃文从商，闯荡“江湖”了，这个江湖就是中国书刊出版发行的“第二渠道”。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地上，一夜之间，冒出了行行色色的“商贩”和“倒爷”。这其中，有三种人，最使我感兴趣。他们是：

书贩子、烟耗子和服装倒爷。

这三种人，有几个共同点，值得研究。

一、他们都没有政治背景，属于“下三烂”的平头百姓。其中有些人甚至不识字。

二、他们干的事都在“罪”与“非罪”之间。究竟犯不犯法，全看当时的政策。（我相信，“烟草专卖”终有一天也会放开，到那时，“烟耗子”们就要成为

张小川

几个月前，我就想写这个题目，没想到，下笔以后，竟跑了题。后来写成《我的经济生活》，并分成章回，至今还未完稿。

但是，我还是想写这篇文章，重点是想看看中国的“经济危机”。

因此，不要什么论据，论证了。

只写论点。

一、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危机”。只有高官的腐败和国企高管的无能。

国企的核心是央企。央企利润的80%以上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

而以上如雷贯耳的大企业，净在亏损。

亏损原因：

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经营不善…..

（很多企业前几年大买特买美国债券，终于让中国“光荣”地成了一次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当然，这些企业还有“政策性的亏损”。

但是，当它们有了“政策性盈利”时，为什么不说明？为什么不上缴？为什么总在哭穷？

事实上，由于发改委制定的油价，同国际市场存在价差和时差，便给中国的炼油企业留下了不知

如若不信，请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

周氏兄弟“五四”期间若不在北京，就算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

“三苏父子”中的“二苏”，若不进京赶考，到老也只能是“眉山才子”。

郭沫若在日本时，若不在大

我的经济生活（三）

张小川

前几日，有朋友在“大家赵树理”网上发了一组照片。内容是我在老牛湾，拉大车。车上坐着我爱人和一个叫灯花的女子。

结果有人编故事，说灯花是我前世的丫鬟，我们一起走过西口。于是我作一《兰花花》词。以配之。

新编《蓝花花》

灯花花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莹莹的采。
生下一个灯花花呀，实实地爱煞人。

五谷地里的田苗子，惟有大麻香。
一十三省的照相人，谁不把那灯花花想。

正月里说媒，二月里订。
三月里网上见，四月里迎。

灯花花那个下车来，东找西又找，
找见张家的老大哥，女儿满面羞。

你要是拉车，你早早地拉。
前面你拉大车，后面灯妹妹走。

手提上那个尼康，怀里揣着糕。
我和我那傻大哥呀，往杀虎口

今年清明前，长治市襄垣县请我去。要我给连氏宗祠写一对联，并撰一清明祭文。为连战等要人祭祖用。

遵嘱：

我的对联为：

九州连氏出上党。代有才俊，代有良相，宗祠不忘，慎终追远；

华夏望族在古韓。岂无田园？岂无嘉禾？祖训遗嘱：天下为公。

结果有人认为：“天下为公”出于孙中山“语”。不得用。便没有用。

实际，“天下为公”出于《礼记•礼运》，我的原意是：用五经对四书。（“慎终追远”出于《论语•学而》）

孙中山爱题“天下为公”四个字。此事不假。但这句话不出于他。

下面是祭文：(用时或有修改，怎样改的，我就不知道了)。

襄垣连氏宗祠祭祖

祭文

维太平融冰之年，春风化雨之月。清明祥和之日。上党连氏族人及乡党乡邻，拜四方嘉宾，聊备薄礼，具祭于古韩镇南丰沟连氏宗祠前。

   今年二月下旬，由于“供暖”问题，我打电话投诉，得到了“圆满”的答复。放下电话，我才意识到这是我听了近六十年的“官话”。这样的官话，害了一代或更多代的人。当你听“他”说教时，你不由得不心服、不认错。觉得要舍小家顾大家。但现在我忽然“顿悟”了。不！所以写了《投诉》一篇。有人认为这样的投诉，没有用。我认为对具体执行单位来说，它没用。对政府来说，它有用。目的是：少让他们说官话。

春天里的“投诉”

   2009年2月4日“立春”，人人喜洋洋。哪知，刚刚过了“雨水”，才到2月20日，我家的暖气就“没气”了。我打电话给“物业”，物业的小姐说：我们也没办法，请你给“东山热力公司”打电话吧，他们的电话是：4425959.

我拨通电话。

  “热力公司”的人热情解答：“春天来了。我们都应该热烈地拥抱春姑娘。况且，四川灾

我的经济生活（二）——原题为《我看经济危机》（上）

上文（原文为《我看经济危机》（上），现改题）说到，我们要办一份刊物，并想借此“既扬名，又发财”——这当然是痴人说梦。

在中国，或者说，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几个人要想办一份“同仁杂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种想法也属幻想。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后，在我国宣传部门工作的人，就常爱问一个问题：现在的政策是“放”，还是“收”？

实际上，宣传部门的最高领导人早已说过：中国哪里有过“放”？收！

谁不收，就抓谁！

但是，事实是，收也收不住，抓也抓不了。

在出版界，80年代初，是抓金庸。抓琼瑶。

（事实求是地说，当时，“工商”部门抓“武打”和“言情”书籍，第一，是因为“国家”不懂——此事根本不属工商管理。第二，是宣传部门的领导沿袭“文革”思维模式，认为“武打”即“暴力”，“言情”即“黄色”，与共产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必须打击。第三，则是因为，这两类书籍初入大陆时，大部分确实属于“地下出版

我看经济危机（上）--后改题为《我的经济生活》（一）

我是什么人？老百姓。与“经济”二字八杆子都打不着。

凭什么要谈“经济”？

在我的“次前半生”（1950——1985），经济就是一个字——“钱”，而且是特指个人拥有的钱，是“工资”。

七级工、八级工，可以顿顿吃肉。

十三级以上的高干，可以顿顿喝酒，穿布拉吉。

文革时期，中国实行的是准军事化制度。干部级别的划分，均以“地方”和“军队”相结合。

比如：

省军级。

地师级。

县团级。

70年代，我20多岁，多么艳羡比“县团级”更低一级的“官员”啊。也就是想当一个国营煤矿的处长。

如果当一个煤矿的处长，就可以“分”到好房子（在我们矿是两间窑洞）。

如果这个处长管理的正好是“后勤”，他就可以将职工食堂做好的肉菜，无偿地拿回家。（一次端四菜一汤，拿布盖着。）

如果他还没有对象，就可以把方圆几十里内的漂亮姑娘娶回家。（女方一般是别的厂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