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刊》

    5月14日午夜，我们踏上K884次列车。我艰难的爬到卧铺上铺，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不停地调整着身体，还没等我找到最舒服的姿势，灯就灭了，而即刻入睡无疑显得不切实际。许多杂乱的想法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入，万一火车翻了怎么办？我第一时间该作何选择？在这样逼仄的空间里，无论如何挣扎都绝无生望。想象着各种各样的险境和五花八门的逃生方法，但终究觉得十分渺茫。火车有规律的行驶着，就像行驶在起伏的大海之上，唯有这么想的时候，才渐渐感到一丝安全感，慢慢的睡着了。
    如果一切顺利，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到达目的地青岛了。
    第二天清晨4点醒来，黑咕隆咚地爬下来，扯开窗帘，天已微亮。随便看了一眼，火车窗外的景象一如既往：半秃的山坡、正在施工的建筑、被开垦的田野——一切都残留的人类活动的痕迹。
好几个小姑娘已经在叽叽喳喳的说话，排着队洗脸，互相帮忙画着妆。虽然我不知道在出门旅行的火车上化妆意义何在，但是去往一个陌生之地的那种强烈的新鲜感，可能会让人兴奋难眠，自然也可能会使人早早起来描眉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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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渐渐接近六十岁——你如何面对自己的老，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还有什么？”在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的母子书信集《亲爱的安德烈》里，二十一岁的安德烈这样问她。

    龙应台没有马上正面接招，而是先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位九十岁的老英雄，在一次纪念会上演讲，人们想知道他当年在丛林里作战的英勇事迹。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说：“老，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健忘，第二个和第三个——我忘了。”幽默的开头引发哄堂大笑，可是之后他的讲述就开始繁琐了，时间一长，后排的听讲者受不了就悄悄地溜走了。言外之意，这就是“老”要面对的场面。故事讲完，她反问儿子：“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人，能在餐桌上和他的父母谈这些吗？”

     在这本书里，母子之间这样精彩的交锋很多。即便是母子对话，龙应台也很难温情脉脉。对于读过《野火集》的读者来说，如果哪一天龙应台变温柔了，便也不是龙应台了。在台湾，龙应台是继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始，她的文章就是有锐气、有理性、有思考、有常

    小时候，我父亲不怎么带我去镇上吃东西。我没有这样的要求，他也从来不主动。那时候，他工作很忙，经济条件也跟不上，上世纪80年代，大家还不兴出去吃馆子。但也有意外的情况，比如我爷爷有一阵子在镇医院住院，我就经常去那里晃悠。医院旁边有一家非正宗的狗不理包子店，虽然不正宗，吃起来还是满嘴流油。我父亲有几次带我去吃，基本上都是风卷残云，片甲不留。包子是好吃，可什么味道，现在已经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真正的美味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美味应该是无论多长时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想起，它就从遥远的历史里（或者未来）飘来香味，勾引着你的口水，就连那位老厨师烹制美味时意气风发的动作也马上复活。好像昨天刚刚去他那里吃过一碗一样，那味道还留在唇齿间，余香隐隐。

    那次我父亲带我去吃的肥肠就是这样的美味，永远都让人想念。说起来，好像还不是他请的。那天，我父亲骑着他的大二八自行车带我去镇上，干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总之就是

    西安城东20余里的骊山，自古以来就很有名，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是在这里，到了唐代，唐玄宗借骊山脚下的温泉为杨贵妃建华清宫，长居此地，引发了安史之乱。对于统治者来说，骊山就是一个噩梦，让他们在歌舞升平中怵然惊醒。

    1936年12月，蒋介石来到西安时，为了享受温泉的润泽，仍然下榻在华清池公馆。很显然，他对于历史的警告不以为意。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他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扣押，施行“兵谏”。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这次事件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

    西安在中国历史上多次扮演过这样的角色，秦始皇在西安附近的咸阳树立了统一中国的志向；李世民为一个盛世揭幕，在宣武门上射死了他的兄弟。历史为何对西安如此钟爱，1936年12月12日，历史的峡谷又一次出现，抉择地又是西安。

     西安事变实际上是一连串复杂的历史性事件的高潮。在峡谷

 
     从192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江西、福建、湖南建立革命根据地，其中最大的是鄂豫皖苏区。那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那里的红军起初由徐海东指挥，后来由黄埔军校毕业的徐向前领导。
    在它西北方遥远的山区里，另外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刘志丹正在为陕甘宁苏区打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的侠盗罗宾汉，这位乱世豪杰就出生于陕西保安（即后来的志丹县），是个中农的儿子，但他对有钱人怀有贫农那样的愤怒，在穷人那里，他是个希望，但在陕西那些有些资产的人眼里，他成了惩奸除恶的侠盗。
    刘志丹本来在榆林读中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跑到广州并进入了黄埔军校，后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军队的青年军官。他参加过北伐战争，目睹了国共两党的分分和和。1927年南京政变后不久，他逃脱了“大清洗”回到陕西，领导了几次农民起义。刘志丹在1929年至1932年的生涯就像一个万花筒，期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捣乱、冒险，有时还能大摇大摆死里逃生，不失体面。他率领的一小支部队被消灭过好多次，但陕西游击战争的核心

     清晨七点，火车在延安缓缓停了下来，许多人揉着睡眼走下火车。这里刚有一场大雨来过，空气异常清爽。走向出站口的人群中发出一阵低低的赞叹，大家都没有想到八月的陕西会有这样宜人的好天气。
    不难看出，大部分都是游客，来这里进行一次红色之旅。
    延安三面环山，一路上，火车从北向南穿越一条条隧道来到这里，已经看不到一点黄土高原的痕迹，群山都有翠绿做衣，不时有窑洞点缀其间。延安附近的山岭更加苍碧，西面的子午岭扑面而来。
    一水中分的延河差不多消失了，“滚滚的延河水”已是明日黄花。延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十分重要，几百年前，北方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也曾由此南征西安，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曾在这里建立了一块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并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建设。那时候，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人刘志丹首先看中了这里，并建立根据地，后来这里成为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落脚点。现在，延安已经失去了他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变成了一个喧闹的圣地。
   

     可能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乘坐马车外出旅行。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突然灵光一闪，意识到他应该像他外祖母讲故事的方式一样写一部小说，写一部拉丁美洲百年孤独的历史。他从小跟外祖父母一块儿生活，外祖父是一个倔强的老头，外祖母则博古通今，喜欢讲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这两位老人对他的影响难以估量。于是，停车，回家，《百年孤独》诞生了。
 
     这个场景比较符合马尔克斯在世人眼中才华横溢的形象。可是我想，事实上远不是这么简单，即便是如老马这般可以写出举世传颂的作品的作家，他的文学之路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1948年4月，哥伦比亚的左派总统候选人遭到暗杀。首都波哥大陷入一片混乱，当时正在波哥大上大学的马尔克斯，目睹了政治的肮脏和残酷，他完全相信了外祖父的说法：“搞政治的，没一个好东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文学。而他的好友菲德尔·卡斯特罗经此巨变，却坚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决心，而后掀起了拉美民族解放的征程，成为美洲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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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前，看刘德华的电影新作《新少林寺》，有一个镜头让我深为感慨，至今难忘。电影里，他带着女儿逃避仇人的追杀，当时他7、8岁的女儿独自坐在一辆疯狂行驶的马车上，而他正在另一辆马车上和仇人厮杀。突然，他看到女儿所在的那辆马车失去控制，径直向山下急冲，他奋力甩开敌人，舍命从侧面向马车扑去，一把将女儿从马车上救下，紧紧抱在怀里，向山下滚去。

    那一跃之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天王，也不是一个影帝，更不是他在电影扮演的那个军阀，而是一个父亲。我相信，在那一刻，只有一个父亲，才配得上那样的身手。那恐怕是我在书里、影视剧里见到的最为精彩的父亲形象了。

    我对这样的场景之所以有更深一层的感触，都是因为我女儿。自从做了父亲，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我成熟了，开始深刻理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样的普爱之心。对父亲这个角色，也开始有了全新的体认。看到与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总有会心之喜，因为那种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