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漂亮的乘务员，盯着一个民工摸样的中年人，大声说道“查票”。
　　
中年人浑身上下一阵翻找，终于找到了，却摄在手里。
　　
列车员朝他怪怪地笑了笑，说：“这是儿童票。”
　　
中年人憋红了脸，嗫嚅着说：“儿童票不是跟残疾人票价一样吗？”
　　
列车员打量了中年人一番，问道：“你是残疾人？”
“我是残疾人！”“那你把残疾证给我看看。”
　　

中年人紧张起来，说：“我没有残疾证，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就向我要残疾证，我没办法才买的   儿童票
　　
列车员冷笑了一下：“没有残疾证，怎么能证明你是残疾人啊？”
中年人没有做声，只是轻轻地将鞋子脱下，又将裤腿挽了起来———他只有半个脚掌。 　
列车员斜眼看了看，说：“我要看的是证件！是残联盖的钢印。”
　　
中年人一副苦瓜脸，解释说：“我没有当地户口，人家不给办理残疾证。而且我是在私人工地干活，出了事之后老板就跑了，我也没钱到医院做评定……”

 

    马上就要毕业了，像别人一样处处求职，期望不错过任何一个工作的机会，拉下脸面求人帮忙联系工作，可每次收获的都是失望。
    现在有一种在海里漂的感觉，从内心到身体都没有着落，而那些有工作的人就像岸边的看客，看着你在水里挣扎，他们休闲的生活，时不时地抛给你一句“金融危机，现在工作难找呀！”让你的心底更加冰凉，失望中增加了更多的无望。
    知道你面临就业，原有的同学朋友也静你远之，一个电话也不再主动给你打，生怕你沾染给他们什么晦气，好像根本不认识你一样，“世态炎凉”此时真让我懂得了天凉好个秋，原有身边的喧嚣再也不拥有。有时不觉愤愤地想：“将来自己上了岸再也不和他们来往！”其实能不能上岸自己也觉得心里没底，那帮同学朋友内心可能已经认为你永远也上不了岸的。
    近日特别喜欢听刘欢的《从头再来》，感到心灵颇受抚慰，“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听到这里就觉得自己也该振奋起来，否则愧对妻子儿子。“大不了从头再来，就是不能就业又有什么可怕，可以自己做一些事情吗。”我很珍惜自己内心的这份豪情。

  

    1991年，性脱离爱情婚姻。 1980年代我们唾弃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现在却有了“傍大款”和“养小蜜”。

    1992年，全民炒股从此开始，潘虹主演的《股疯》反映了举国的疯狂。“逐利”已不再是羞羞答答和丢人的事。

    1993年，第一份吃喝玩乐的报纸 《精品购物指南》1月8日创刊，第一本时尚杂志《时尚》8月创刊，消费文化高调兴起。

    1994年，宝马在北京设立第一个代表处。国人“开奔驰、坐宝马”的财富大梦想由此起步。“发财梦”已被普通公民堂而皇之地做起来了。

    1995年，正版大片强势进入，进口分账电影成批进入，《北京青年报》率先称其为“大片”。这一年，阿诺·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和汤姆·汉克斯的《阿甘正传》引人注目。成龙的《红番区》是首部在全球华人区同步上映的贺岁片，全球同步娱乐时代开始启动。

    作为70后，亲历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首往昔曾抱定的理念，不觉哑然失笑，感慨万千。

    理念一：跳交谊舞是敌人所为

    小时候身处农村，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接受的唯一传媒就是可能半月能看到一次的电影。战争题材的影片居多，其中不乏敌人穿的花花绿绿参加舞会的镜头，和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劳苦人民的艰苦生活相比，绝对是腐朽生活，也是身处贫困的我所痛恨的行为。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认定了跳舞（特指跳交谊舞，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有别的舞蹈）的都是十恶不赦的敌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城里上学，发现新中国建立几十年了，城里竟然还有人跳交谊舞，不解地问城里的同学，他们告诉我跳舞的都是流氓，心里才平静一些。流氓毕竟是流氓，咱管不了，按理说有那个劲头到工厂里做工，到农田里干活多好，大多年纪轻轻的，可惜呀！

    上大学时已进入九十年代，学校里周末经常有舞会，参加的大多是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我一介球（篮球）夫，自然无暇顾及，再说咱也不想找女朋友（心中想着万里之外的她）。在我心中，只有那些有“不良

    八月二十日，华国锋，这位曾高居神坛的前国家领导人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可这个世界却不平静，悼念者络绎不绝，是非功过再次被人提起，其做人的伟大品格撼动了亿万华夏儿女。

    八月三十一日，也就是今天，胡锦涛总书记率所有的现任的和前任的国家领导人及主要政府官员亲临遗体告别仪式现场进行吊唁，把这次悼念活动推向了高潮。

    悼念华国锋，我们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呢？

    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客观，华国锋担任国家领导职务期间，制定和执行过错误路线，但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在他的领导下被摧毁的，没有他的认可与参与，粉碎“四人帮”恐怕要走更长的路；在八十年代初有关他在最高领导职位的去留问题上，他接受了大多数人的意见，顾全了大局，这在一个专制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从这次对他的悼念活动来看，没有因为他曾经犯过错误，而影响人民客观地评价他的功绩，这足以表明当代中国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客观，文革给我们留下的阴影渐渐远去，已再也不是那个说谁好

    国足战败于家门口，丢人于万众瞩目之下，没有球迷不伤心、不痛恨、不长吁短叹的，大家心里不好受，要找丢球丢人的原因，结果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谢亚龙，国足表现不好是你管理者的责任啊，哪里逃？于是网上恶搞四起，谢亚龙被搞的如故意炒作一般，五洲皆知，就目前而言，毫不夸张地说，谢亚龙的知名度绝不会逊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谢亚龙这次被恶搞，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的民主气氛，说明了中国人可以对自己的政府高官公开品头论足，不仅有说话的权利，而且有说话的机会。可是，面对满目的对谢亚龙谩骂攻击的文字、视频、音频，我却高兴不起来。这难道就是在奥运期间我们要展现的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素质吗？

    这又使我联想到我们的一百枚奖牌和五十一枚金牌，还有我们获奖运动员的表情。别的国家的运动员只要得到一枚奖牌（不管是铜、银、金）就会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而我们的大多数运动员呢？只有获得金牌仿佛才是获奖了，获得铜牌和银牌就像做错了事一样，痛苦不堪，给人的印象就是对不起国人，对不起亲人，对不起自己。参加奥运会就想拿金牌，这种心理我们不能说有错，可是要因此就轻视银牌和铜

    父亲活着的时候，老觉得他缺点多，觉得他俗气、唠叨，有时甚至觉得他自私。现在他走了，到另一个世界里已一年有余，常常回忆他的音容笑貌，一点一滴，除了后悔，就是无尽的思念。在这个世界上，我原以为母亲是最爱我的人，现在看来，父亲对我的爱，一点也不比母亲少，可是我老是误解他，顶撞他。

   父亲一生轰轰烈烈，到了老年，却戚戚苦苦，很大程度都是我的责任。我的自以为是，我的自命不凡，我的不懈攀登，我的旁无所顾，为了虚荣，为了所谓的不切实际的理想，母亲我没有尽到责任，父亲也被我放到了一边，目前我依然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上，父母却永远离我而去了。梦中醒来，除了泪水、就是心痛。

   真的想为父亲写一篇祭文，可是现在又力不从心，等以后吧！父亲母亲，愿你们在天国安息！

    第29届夏季奥运会已到了最后一天，看一下奖牌榜，我们按奈不住欣喜，我们已毫无疑问是这届奥运会上的金牌首富，奖牌总数高居第二也没有了任何悬念。如何把体育的振兴和综合国力的提升联系起来的话，我们会增加更多的喜悦：中国人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强起来了，再也不是昨日的东亚病夫、弱国小民了。 

    可是我们也有遗憾，甚至伤痛：8月18日11时50分，背负十三亿人梦想与希望的飞人刘翔因为伤病消失在起跑线上，鸟巢经历了有史以来落差最大的情感起伏，先是震耳欲聋的万众欢呼，接下来就是静得有点可怕的鸦雀无声，在接下来就是泪水、伤心、遗憾、理解、期望，当然还有责问。当时给世界的感觉就是中国又经历了一个全国哀悼日，媒体主持人的脸上再也见不到笑容，十三亿人在灰色沉闷的心情中度过了艰难的一天，先前所获得金牌黯然失色，再也激不起一丝狂喜。香港一位传媒人就纳闷了：难道中国人主办奥运会就为了刘翔的一块金牌吗？

    无独有偶，8月13日，当中国女排以2：3负于古巴时，国人心里咯噔一下，乐观的情绪去了大半；8月15日，女排又以2：3输于美国时，有些国人已经坐不住了，开始责问和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放资本市场，为股市“正名”，揭去资本主义的标签，让对几代人灌输的属于“丑恶”的东西在阳光下成长以来，风风雨雨将近二十年，中国人获得了什么？我想是我们反思的时候了。

    对于企业而言，上市就意味着融资，意味着资本的膨胀，意味着可以用众人的钱来干自己的事，意味着更多的人与自己坐到一条船上，心里踏实，花钱也大方，反正不仅是自己的钱，花完咱再发新股。最要命的是一些企业老总，用高薪养自己，标准是自己定的，想定多少是多少，天文数字的年薪还在不断地被刷新。比较起来，比那些花纳税人的钱的“公务员”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抢钱”抢的还合理合法。因此，上市对于企业就意味着端上“金饭碗”。“金饭碗”的号召力是不可言喻的，这正应了一些领导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些和“条件”根本就不沾边的企业，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通过各种手段去“创造”条件，把江湖骗子的手法用得淋漓尽致，目的很明确，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上市。更可笑的是，很多地方父母官也把本地上市公司的增加作为自己的政绩到处炫耀，潜台词实际是要告诉别人他为这些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