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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5 12:15)

新近迁居,书房简单地布置了书柜桌椅而后,旧屋原有的用具仍然尘封,便连书亦不曾搬来一册。总觉得空,于是在一个雨天里,就将旧屋书房中邱星老先生写的横披取来,本意是可以放置于书柜之上的,但距天花板间隔太小,只好安置在临窗一面的墙根下,就在书桌一侧,似乎亦并不难看。清晨看朋友圈,费先生发了篇《忆邱老》的文章,钩沉旧事,迁于读者,难免让人触景伤情,亦生缅怀之痛。

吾生也晚,认识邱老的时候,他已是到了晚岁。到他的新居寰外半庐亦仅去过两次,且都是翟荣强先生安排的。先是,是夏日的一个午后,翟先生已去过电话,让过去取几幅邱老为别人写好的联对。进得屋门,保姆接过手中的水果,向屋内说道,爷爷,有人来。我顺着声音看去,房门开着,邱老仰面平躺在床上,两手抻着一张报纸在看,室内打着冷气。他起身,和我一起到了书房。书房不大,书也不多,墙上挂着他的画像,还没有装裱,大红大红的坎肩看得人喜气洋洋。他从书案上取了写好的作品,展开,对我说,我眼睛不好,你看看纸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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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3 12:29)

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有很多的书没有时间读,三万多字的十九大报告按照规定动作才抄写了一遍,才通读了五、六遍,没有很好地完成阅读任务。现在精力亦跟不上,对于外界的反应是迟钝的,麻木的,常常是刚说过的话,刚做完的事,就记不起来了。人生有限,每有时事倥偬之感,倘能沉迷于自己以为快乐的事情之中,亦是人生的大喜悦。好多事情,是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能够衡量的,经常刻意地用别人制作好的尺子在自己身上比划,就是傻逼一个,张季鹰所谓“人生贵得适意耳”才是生活的要著,年纪越大,恐怕体会越深。

上周在书店找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本来是比较常见的本子,但要找到适合自己心意的,却还是比较困难。后来买了一册,回家后才觉得太过于宽大,临写与欣赏都不方便。又买得一册《大唐王居士砖塔铭》,西泠印社二〇〇九年四月印刷,底本为无锡张濯尘藏本,帖前帖后均有藏者题辞,绍介因缘与识鉴。深蓝布面硬封,影印超俗,小开本,拿在手中欣赏是再舒服不过了。这些早期出版的书,放在当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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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世林

余嘉锡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倘若不是和曹操父子之间发生过故事,宗世林也许真就被时间与历史埋没了,不管他在当时是多么有名气,多么正人君子。《后汉书》、《三国志》里都没有他的传记,幸好我们在《世说新语》中找到了一条有关他的记录,也仅仅只有一条。

故事在“方正门”。说宗世林非常鄙视曹操的为人处世,便不和他交往。等曹操做了司空,总揽朝政后,就又问他:“现在可以交往不?”宗世林回答说:“松柏之志犹存。”因为总是和人家过不去,所以职位低下,和他的德望是不匹配的。不过,曹丕与曹植兄弟每次登门拜访,都是以弟子礼拜于坐榻之下。他受到的尊重和礼遇就是如此。故事就这么简短,但很完整。而且,成语“松柏之志”就来源于这则故事,是宗世林的原话,意思是指坚贞不屈的志节。

刘孝标在注中则引用晋人张辅《楚国先贤传》里有关宗世林的文字,搜罗事实以增补原文,使故事更为鲜活了。大致说宗承是南阳人,世林是他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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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31 12:26)

觉得应该紧跟着再写一篇书事,因为重要的内容显然被遗忘了。当然,也喜欢这种随兴的写法,虽然格式上似乎固化,但语言表达方面要自由很多,个人意绪也能够比较畅意地抒发出来。再如前一段时间坚持下来的写给官兄的信,更自由一些,大多是生活状态的表现与个人情感的宣泄,更具有文学性。倒无意于要做什么狗屁文学家,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日,聊以消磨时光耳。写下一些文字,就觉得很舒服,是那种根性上的舒服,帝力于我何加焉。

下班回家,看见书柜中的小书馆书系,凡二十本,整整齐齐地码了一排,才想起书事中是把这档子事忘记了。劳动节后,即收到出版方寄来的六本书,具列如下:章季涛著《怎样学习说文解字》,郑逸梅《尺牍丛话》,布拉恩著、倪秀章译《犹太民族史》,蒋绍愚、李新建著《古汉语入门》,徐城北著《中国京剧小史》,孙民选注、王弘力插图《古代风俗诗画》。这些是第二辑中的六本,全辑凡十本。后来对照书封折页的书目,发现少了一册由陈迩冬、郭隽杰选注的《东坡小品》,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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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30 12:23)

《晚年周作人》较为细致地读完了,其中披露的好多历史的细节,都值得关注。关于周作人与西安,似乎很有些文章可做。一九五六年国庆前后周作人来西安旅游,中国文联工作人员佟伟在《我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选定西安的缘由是,阳翰笙、阿英交代说,周作人提出要去绍兴,但周扬同志考虑怕到那里去出现麻烦,安全和影响都有问题,但能让他出去走走看看,是大有好处的,故确定去西安。

但似乎,这段话只是交待了不去绍兴的缘由,而没有说选择西安的原因。从周作人后来的谈话中体会,大致,目的地选择西安,除了西安是古都,历史遗迹较多,且工业有较好发展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周作人的大女儿周静子出嫁西安,在西安生活。也许组织上打的是情感牌。后来在网上搜了搜,见高信先生应刊物之约曾经为周作人的外孙杨吉昌的文章《回忆我的外祖父周作人》写过一篇小引,只可惜杨先生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总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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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一部大书,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前些日子的朋友圈里,一位苏州的友人,正在看一册《诗经》的读本,原书的两页,它裁剪了图版放在了微信。在《野有蔓草》一章的正文下,注解者云:“《野有蔓草》之‘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与子偕臧’,非野合乎。”在《风雨》一章的正文下,注解者云:“《东门之墠》之‘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淫女之苦思其所私以及其室。乃继以《风雨》,淫女不避‘风雨凄凄’、‘风雨潇潇’、‘风雨如晦’,而于‘鸡鸣喈喈’、‘鸡鸣胶胶’、‘鸡鸣不已’之时私奔矣。”友人加按语说:“醉了,从没这么理解过……潘先生说:‘夫郑声淫,读其诗似已闻之’……有点直接……”是让人开了眼界,不过还是没有向她打听是在读谁的注解本,潘先生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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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2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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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安

人物

绘画

评论

分类: 涂鸦阁

岁在戊戌,暮春之杪,因了友人的相邀,在长安城南西安中国画院的艺术品交流中心初次见到了李新安先生。桌案上放着册页,打开的页面上有他刚刚作完的两幅小品,一幅高士图,一幅仕女图,虽都是寥寥几笔,而人物却形神毕俏,观之则让人顿失尘念之想,难免会生出些羡鱼之思来。稍后几日,又与友人相约着到大明宫遗址公园之侧,先生的工作室拂云堂,有过几个时辰的清谈,对画家的精神世界与作品品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李新安的人物画以神采取胜。传神论是东晋顾恺之提出的有关人物画的著名论点,核心是以形写神,是他首次把“神”的概念引入到了绘画美学领域,把人们的审美视觉由对外形美的关注引入到了对于内在精神美的关照。历来的画家,尤其是人物画家,在创作时,都以此为圭臬,终生追求,李新安亦不例外,多年的耕耘,他通过自己的绘画语言实现了某种高度,使他笔下的人物,精神与内在性格的表现,从纸面上走了出来,为观者带来了视觉与心灵上的冲击。他的线条与水墨的运用,亦是到了娴熟的地步,线条则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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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6 13:39)

桃溪堡是一个村子,在长安城南樊川道上。前几天看耿传明著《晚年周作人》时,看到一九五六年国庆前后周作人在中国文联组织下来西安旅行,曾到过此村,他一路边走边和农民交谈,询问生产和生活情况,并与同行的人说:“听说人面桃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如今这里生产好了,百姓安居乐业,是我未曾料到的。”这份资料应是来自于佟韦所写的《我所认识的周作人》,多年前看过,作者是当年与周氏“同行的人”,作为工作人员负责整个行程的安排。文字记录难免会引起人的兴趣,于是决定去桃溪堡走一遭。

桃溪堡距离中心城区有二十公里左右,从钟楼一路南行,在南长安街与东、西长安街交汇处再前行一点,往东南方向有一条路叫樊川路,前行约十公里,村子就在路边。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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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8 12:30)

这些天在仔细研读耿传明著《晚年周作人》,关于知堂变节过程及缘由,分析得很为细密,鲁迅之所谓“昏”、精神盲区、道德盲区等等,都为深层次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是,知堂的日本夫人以为,即使南下,作为日本人的家属,日子也不见得好过,还不如待在北京稳妥一些,知堂亦认可了。但不管怎么说,变节是事实,任何辩解都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因而后来,知堂一直效法倪云林之“一说便俗”,隐忍以对,亦为无法之法了。

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变化,都有其主观与客观的原因,知堂变节亦如此。研读整个事件的过程,客观上外部环境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可以迫使一个人为之妥协;另一方面,主观上,功名、地位对一个人的诱惑,亦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文字的背后看,隐隐地感觉到,权力的平台之上,人性的那种难以压抑的冲动的火焰,在知堂身上亦并不能成为例外,任职伪教育督办,他的身手的展拓,明显像是充满了物尽其用的喜悦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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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8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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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傅斯年

胡适

驴鸣

分类: 陈香榭

抗日战争结束,汪伪政权垮台了,曾经被特任为伪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亦自然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重返北京大学国文学院国文系讲坛,讲佛教文学课程,但据时在北大读书的邓云乡回忆,“这时他虽然每天仍坐着自用车到红楼来,却并未来上课,课是由许寿裳老先生哲嗣,后来到了台湾大学的许世英教授代上的。”

这时的知堂,也许是故作镇静,也许是不以为然,仍然平静地过着他的日子,去琉璃厂淘旧书,阅读、写文章,生活节奏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很快,时局的改变,北大他却是待不下去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北平各报纷纷刊载前一日重庆专电:“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倾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一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学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与以收容。’”本来校长为胡适,但这时他在海外,由傅斯年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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