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丈的BLOG

[3月1日一版刊登了《中国美院教授王澍获国际建筑大奖》，本人当时在审读中曾建议“还可有后续文章，让读者体会一下‘建筑诺贝尔’”的意境。这应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可以反映浙江高校特色和水平的，也可一饱眼福，可惜一直没有看到。除了网上有许多他的作品集外，前不久笔者在政协办的《联谊报》4月26日的“名人坊”版面上看到了很精彩的文章，题目是“王澍，向急功近利的城市建设呐喊”，图文并茂，既有他设计的宁波博物馆的图片，也有数千字的精彩

　　如果把教育比做大厦，那么这座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大厦离现代化还有多远？离庇护天下学子共欢颜的乐园还有多远？离人力资源强国建设所需的孵化器还有多远？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的科技引擎还有多远？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罗马”，教育人心中的“罗马”该是上述问题的客观答案。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教育的“罗马”仍然在建设之中。
　　当前，在经济领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已成为主旋律；在社会领域，重视民生改善、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已成为主基调。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在强调科学发展和内涵发展。与此相适应，浙江的教育事业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如今也由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外延发展阶段进入到以提升质量为主要特征的内涵发展的新阶段。但即便在内涵发展的阶段，发展始终是核心，是第一位的。
　　从总体上而言，教育的诸多领域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浙江，其发展水平相对于国际先进水平还是低下的。无论是浙江省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还是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等指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都有较大的差距。比如，人口与浙江相近，国土面积与浙江的省域面积相仿的韩国，其教育发展水平尤其是高等

教育改革之我见④：

    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人民日报曾经刊发《五问中国教育》的长篇系列报道，问得更加直截了当：“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李四光？钱学森之问是中国教育的世纪之问，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艰深的课题。这个问题引发了人们广泛的讨论和思索，教育决策者、社会有识之士、有责任的教育工作者更是不断地寻求着破解这一难题的途径，寻求着这个世纪难题的答案。钱老所指的杰出人才该是像比尔盖茨、乔布斯等影响世界科技发展进程的人才，该是那种能够摘得科技皇冠上那颗明珠的人才，该是那种其科研成果以公理定理的形式写进教科书的人才，最起码也该是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能够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人才。钱学森之问是否得到破解，那就要看我们的教育是否培养出了像上面那样的杰出人才，而且不是个例，还应该是培养出一个杰出人才的群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钱学森之问”的难

     教师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以塑造人类的灵魂为己任。我们现在的教育只顾埋首在以“分数为王”的道路上前行，教育的灵魂，它赶上来了吗？

当你走过像杭州这样的城市的街区，很容易见到诸如龙文教育、思纳教育这样的培训机构和大幅广告，至于“决战时刻已经到来，给你的孩子提供一对一的辅导”这样的手机短讯已经可以用得上轰炸两字。环顾身边的同事朋友熟人，不论他们是幼儿园、小学，还是初中高中学生的家长，只要他们已为人父母，都忙着把孩子送到社会上的这个班那个班。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全日制的基础教育并没有在“减负”的禁令声中松弛下来，学校加班加点，学生作业成堆。在一个双休日，一位面临高考的高中生，偶尔在家门口的运河边走了走，享受了片刻的阳光。面对此情此景，她发出了无奈的感慨：阳光是如此的温馨，世界是如此的美丽，而我一个花季少女，却过着牢笼般的生活，连享有一刻阳光都觉得奢侈，这是为什么？

     全日制的、业余的两种教育体系支撑着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孩子和家长被夹在其间，家长劳心劳力费钱，孩子则苦不堪言。教育如深陷泥沼而难

     在全国人大代表杨晓霞的手上，有一个洋洋几十万字的调研报告，这个报告题为《教育公平，共同关注，支持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报告中实名记录了9万多人的建议和要求。正在参加两会的她还不断地接到要求帮助在会上呼吁的电话。杨晓霞代表手中这份报告的背后，是5800万的留守儿童和2700万的外地打工者的随迁子女。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的同时，也令人无法忘怀这样的事实，在学生意外伤亡事故中，缺乏父母照顾的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往往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

     在北大清华以及一些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的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大学中，农村生源的比例不断下降。农村生源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中所占的比例仅为两成，与农村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形成严重的倒挂。农村生源的考生却往往在收费较高的按民办体制运行的高校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本来经济能力十分有限，这样一来就更让这些农村家庭陡增经济压力。一些名校正在实施的高考自主招生改革，似乎演化成掐尖式的生源竞争，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机会也难以落到农村高中的校长手中。在基础教育领域，那些被媒体称作为“超级小学”、“超级中学”的知名学校的学额，往

     教育改革和发展是教育工作的主旋律，但很显然教育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教育发展也不是为发展而发展。改革和发展不是回避主要矛盾的修修补补，也不是做做表面文章图个轰轰烈烈，也不是决策者的心血来潮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自娱自乐。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来推进，必须顺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诉求。那么，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框架下，教育改革和发展更为实质的目标指向是什么？教育现代化该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教育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门，它是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四位一体中的重要环节。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承担特定的历史责任这也是教育发展的规律之一。育人始终是教育的核心问题，教育改革和发展应始终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个目标展开。那么在当下，教育的特定历史责任是什么呢？具体可从四个维度去理解和思考。

    第一、教育的价值维度。教育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知识传承、文化传承的功能。对于教育的

    厅里确定了一个如何加强教育宣传工作的课题，顺着这个课题，有一些想法：

宣传工作能否加强，除了提供什么样的宣传内容，宣传的内容与教育的中心工作能否紧密结合，与社会关注的教育问题能否契合之外，还取决于两个因素：

    其一是传播的渠道建设，《浙江教育报》的纸质版的传播范围有限，传播的能力自然也有限。只有通过网络延伸才能扩大我省教育新闻的传播范围、增强传播能力。但教育网络的现状是小而散，没有形成拳头。浙江可考虑整合机关的门户网站、浙江教育在线、教育技术中心所办的网站、浙江教育报的网络版、各地教育网站和校园网等资源，投资建设一个新闻网站，这必将大大增强教育的信息的传播能力。所以渠道建设的第一选项是建立正规化的“网军”。在渠道建设方面，也可以考虑出版《浙江教育报》的家教周刊，刚刚读到教育部要求中小学建立家长委员会的新闻，这是否为办一份家教周刊提供了新的契机呢，家教周刊的目标当然是向社会宣传教育，向社会提供教育信息。渠道之三各级各类教育机构要建立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新闻发言人等教育新闻的发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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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日的浙江教育报社的例会上，我再次强调了质量二字。要求改文风,把文章的篇幅压缩下来。考虑到几个因素，其一，新年以来,报纸的字号改大了(主要是为了读者的阅读方便)，报纸的文字承载量变小了，要使信息量不减少，必须提倡短文章、短报道。其二，每次到参评好新闻时，文章长的问题就愈加突现出来。比如温州出台民办教育新政、宁波诺丁汉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的经验，都是蛮好的题材，但都因报道篇幅长而无缘参评。其三，长文章是个老问题。文章篇幅的长短当然不能一刀切，有些文章当长则长，但不少文章，特别是新闻报道，有懒婆娘的裹脚布之嫌，连篇累牍，又臭又长。这种文风迫切需要改变。记者编辑一定要有专业精神，对于读者要怀有敬畏之心。我赞赏那些能大刀阔斧地删改文章的编辑，那些能够沙里淘金的编辑，新闻编辑一定要着力地去发现稿件中的新闻点和亮点，一定要弄清楚你这篇报道到底要告诉读者什么？给读者提供什么？质量的另外一条低线就是要把好关，我列举了一些把关不严，不好的事例，希望引起报社同仁的重视。

     1、今天有３则稿件涉及学雷锋主题的，分别是磐安职业学校教师勇救落水女子，万里学院志愿者服务队和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志愿者活动的稿件，我要求三文编成一组，在二版头条刊出，其中的一文比较长，要求压缩篇幅。３月５日学雷锋日快到了。

     2、关于远大教育理想的系列评论，今天审到第二篇，此文和前文就单篇而言，写得都比较扎实，写的不错，但两篇文章组合在一起，就感觉到区分度不够，各自的侧重点不明确。看看标题就能发现这个问题了，前文是《让理想的星光永远照耀我们》，此文的标题是《仰望理想的星空　脚踏教育的大地》。系列文章最好是全部写成审定以后再刊出为宜，但有时为了赶进度，写一篇登一篇，这样本来已经处于被动，再加之缺乏必要的统筹，作者与作者之间的缺乏充分沟通，这样问题就难以避免了。

     3、有一篇《嘉兴让名师名校长成才有道》的报道，说一份文件规定，新教师成为名师要分五步走，普通校长成为名校长经过三个梯次。这也太机械了吧，名师名校长是这样成长的吗？何谓名师，何谓名校长？每个人的知识背景不一、成长经历

    有的时候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报纸的当局者当然是我们这些记者编辑、主编总编，而旁观者就是我们的读者。但问题是，真要等旁观者来提醒我们的时候，也就无地自容了。低级错误，常常是非常可怕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