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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曾说，谁肯定余光中，谁的文化水平就有问题。这话偏颇，却有些道理。余光中的诗受到推崇，当然是因为他的诗好，但远远没有好到他诗名的高度。他对诗歌文体的发展和诗歌艺术的进步鲜有贡献，他所歌咏的“乡愁”千年有之，他的表现手法缺少新意，倒是他的诗的广泛传播对新诗的普及有推动作用。把诗普及到不读诗的人群中，这是他最大的贡献。

同样写乡愁，可以把余光中最有影响的《乡愁》《乡愁四韵》与同样从大陆流寓台岛的于右任的《国殇》做一个比较：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 余光中：《乡愁》 ）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

元、清是两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大明已经对东北进行了较为有效的统治，设置了管理机构，满族强人也领受了大明官职，以清代明，是起于一个小区域的反叛最终推翻了中央政府，属于正常的朝代更迭。而大宋则从来未对蒙古的人与地实施有效统治，皇帝与大汗治下一直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蒙古灭宋，是一个国家灭亡了另外一个国家。

晚上约钢哥、宪哥、波哥喝酒

波哥迟到了一个小时，说是堵车

钢哥原谅了波哥，说狗日的堵车

我和宪哥只好装作原谅了波哥

宪哥酒喝得少一点

我和钢哥、波哥就喝得多一点

在我开始写作的上个世纪80年代，“抒情”是作为“前卫”的对立面存在的，那时的口号是“反抒情”。30年后的今天，当我想起“反抒情”这个口号的时候，发现诗歌中已经没有多少“情”可以激起诗人们“反”的兴趣了。

但我是不相信三千年汉诗的抒情传统会这么不堪一击的。

“前卫”和“先锋”“现代性”“当代性”这些词一样，都是不靠谱的装饰，就像身体外涂抹的彩绘，一洗就没有了，而剩在身体里面的血，才是诗歌的核。每个时代的“前卫”或者“当代性”，在下一个时代都可能被当作陈词滥调，而一以贯之传承下去的核，才是诗歌的本质。我认为这个本质是抒情。

我们可以洗掉身体外的彩绘，但不能换掉我们的血。

从北方的《诗经》到南方的《楚辞》，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到长短句，再到自由诗，诗歌没有停止过形式的出新。甚至连承载诗歌的汉语也一直在变化中，每一个时代的现代汉语都是下一个时代的古代汉语，每个时代的口语都是下一个时代的雅言和文言。但传承不变的内核是抒情。这就是我们读一首郑风和读一首唐诗

关于越来越时髦的繁体字，我是酱紫看的: 虽然我学过几天古汉语，识得一些繁体字，迷恋传统文化，但并不必须通过用繁体字的方式展示出来。汉字几千年历史，简化是一个大的方向（繁化只是小的支脉），这在手写时代是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的。虽然到了电脑时代，简与繁对习字、书写（录入）已不产生大的区别，但完全没有必要改变几十年的文字习惯去恢复繁体字（何况，该恢复到哪朝哪代的繁体呢？）。文字以记音的方式达到表意的目的，以便于使用为原则，任何附加的道德观念、审美意识甚至政治伦理都显得多余。坦率地说，如果不是使用电脑输入，很多“繁体控”真还写不对多少繁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