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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湖畔环境优雅的玉皇山庄,由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中日韩传统雅乐舞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是次会议吸引了三国以及两岸三地一百五十余位音乐、舞蹈界专家学者、研究生和雅乐舞承载者与会,规模空前。会议既展示了日本和韩国当下所存在的雅乐舞,也对与雅乐舞相关的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讨。

    本来乐舞是不分家的,《乐记》中对于“乐”的表述,所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生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两周时期对乐的认知是为“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样态,总体以乐称之,诸如六代乐舞称为六乐者。随着社会的发展,构成乐的诸种因素越来越显现出各自的独立性,乐与舞的研究者也从各自的视角加以把握。这次会议使得历史上本来是一个东西,当下属于两个学科的学者因“雅乐舞”走到一起,理念

    富裕了,传统就丢掉了吗? ——以河北霸州胜芳古镇为例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一个世纪,此前的中国虽然也一直在演化,但却没有脱离农耕文化的样态。在音乐文化领域,20世纪与此前最大的不同是西方专业音乐文化对中国专业音乐文化构成的影响和冲击。当西方专业音乐文化在中土被接纳的同时,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母机”接受西方模式,并形成了侧重于某些层面功能性使用的理念。

    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实际形成了两个传统,一个是历史音乐文化的大传统,当下更多以非主流化的形式而存

    好久没有更新博客了,主要是这一段时间为了几个学术会赶写论文,利用假期外出考察,没有来得及。有朋友提醒,非常感谢!

    一段时间以来,多有来函或来电询问我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方向,何谓“中国音乐文化遗产研究”,问得多了,便觉得应该有一个定位和解释。

    2003年招收博士研究生起,我定下了这个研究方向,并非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搭车”、“跟风”,而是出于一种理念的认知。所谓“中国音乐文化遗产研究”,是将音乐作为文化的有机构成进行整体把握,将音乐形态和本体涵盖其中,注重将音乐文化的历史存在与当下的积淀进行有效整合,即努力将传统音乐文化的当下活态与历

                               (一)

    中国音乐史分期的探索,主要是对音乐通史类型的认知,长期以来基本依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划分。对每一时期重点辨析和把握有什么、是什么,对新出现的音乐样态如数家珍般一一记写,成为自叶伯和开始依照新学理念撰史形成的一种基本模式。

    中国古代文明历史悠久,引入新学理念后音乐史学科在数十年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是了不起的成就,毕竟学科积淀不足,以西学视角观照中国音乐传统的历史进程,无论是音乐本体中心特征还是机构、乐人、著述、乐语、乐名等诸多层

“武音”辨(3)(2009-06-28 11:28)

                三、接通商周乐钟音列,“声淫及商”无涉商音

    王友华君依据出土商铙与镈的测音资料得出结论:商铙“音列中尚未出现‘商’音”[1] 。如此产生有趣的问题:从商代铙、镈乐器单件出土而论,不知何为商音,但哪件也有可能是为商音;从编列论,商镈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编列,可以不论,商铙已成编列,但音列之中尚未出现商音,这引发人们的思考:商代的典型礼乐器中竟然只有羽·宫·角·徵四声音列

“武音”辨(2)(2009-06-28 11:26)

                   二、学界对“声淫及商”的解读

    如果大家能够认可我以上所做的相关分析,那么,对于学界的某些认知则可做一点辨析。当下对于这段话语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声淫及商”的释解上。《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中释为“声音”,但没有明示这声音究竟何指。对此的解释还有商之音级说,商调式说等。

    黄翔鹏先生持商调式说。

    《周礼·春官·大司乐》的记载确实没有“商”(圆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

“武音”辨(1)(2009-06-28 11:25)

内容提要  对于《乐记·宾牟贾篇》中“武音”与“声淫及商”的解释似乎已经成为成说,本文依据相关资料对此提出了一点新看法,认为其中的“武音”应该是指“六代乐舞”中周乐舞《大武》中的音调;其中的商音并非指宫商角徵羽之商,亦非指“商调式”的概念,应是指六代乐舞中商乐舞《大濩》中的音调,否则“武音”与“商音”缺乏对应关系。

  武音  商音 

     十多年以前我去天津音乐学院参会,主人安排大家观看天津曲艺团的演出,时调、大鼓韵味十足,演员们精湛的技艺让我回味无穷。然而使我受感动的不仅仅是演唱的内容和舞台上的表演者,还有在场的观演者。只见他们有的是全神贯注,而有的却是双目微闭,轻轻地“摇头晃脑”,一只手还在那里点着板眼,随着台上演员抑扬顿挫、字润腔圆的而呈现起伏变化,每当唱到起劲处,多数观众竟然一起拍掌击节相和,这并非是一曲结束后的礼貌,而是与演员的呼应、甚至说是一种参与表演的过程,成为天津观曲艺的一景。如果观众对演员表演的段子不够熟悉,断然不会有这样情景的出现。作为一个初次到场之人很难真正融入这个群体陶醉其中。由于当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感动之余没有刻意关注,但去年的感受却使我似有重新认识天津曲艺之感。

    这次是在繁华之地、天津劝业场八楼的天露茶社。当天的演出由“雅盛曲艺团”担当,据

北大交流(2009-05-20 23:30)

2009514,应高丙中教授之约,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志方法》的课上为修此课的硕士、博士做了一场“田野考察与学术敏感”的演讲,一周后,高老师将大家的评论摘发与我。感谢高老师给我这次交流的机会,感谢大家的热情鼓励。赵迪同学认为大小传统有其特定的语境,这没有错,但学界的表述还是具有多样性,由此引申也是一种思考。又看了一下PPT,记得当时举的事例是永乐钦赐寺庙歌曲,似没有明确涉及藏传佛教。未经大家的同意,放在我博客里,抱歉了。

《民族志方法》第十三周课后评论

主题:在民间音乐传承中发现历史  项阳

 

发言人:顾芗

项阳老师总结这一堂课时说“只有熟悉传统,才能有学术敏感”,其实也是指出了田野中为何历时性研究那么稀少的原因,不够敏感的原因是因为对某一领域的历史不够熟悉。项阳老师的研究将书斋与田野结合了起来,所以尤为可贵。只有熟悉传统、熟悉自身,才能够更深层次地认识到“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这也是之前师兄师姐们介绍自身田野经验时一再提到的。因此对于人类学来说,田野自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北魏平城时期,昙耀大师向皇帝进言让社会上的罪民进入寺院为佛图户,这既可以保障寺院僧侣的持戒修行,又使得佛图户群体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作为罪民群体也完成了自身的“罪赎”;几与佛图户的记载同期(或称稍晚),作为乐户的罪民阶层成为社会用乐系统的主要来源。这两种人户均为罪民。只不过佛图户的衣食住行由寺院供给,而乐户的生活需要由官方提供。包括音声供养的多种供养形式由寺院中的佛图户打理,“寺属音声人”是佛图户职能之一种。在中原寺属音声人随着北周武帝灭佛而消失,但在远离长安贴近西域的敦煌这个群体却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在敦煌卷子以及破历中对这个群体有着比较多的记载注3。他们为寺院所供养的不仅是音声还有乐舞,诸如胡腾舞等。乐舞本来就不分家,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将世间一切美好的技艺行为奉献于佛祖面前的良好愿望。敦煌破历和卷子显示这一时期为敦煌寺院提供音声供养者不是僧尼群体,至于其后由僧尼自行音声供养另当别论。

    无论是寺院还是道观,接受社会上主流音声形式无外乎就是两种,一是社会上包括最高统治者赐予以及多层次人士作为捐施的一部分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