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了一次“老家”。我们这样移民工厂的子弟，不知道哪里是老家，父母家在外省，我们长大了又到另一个外省，从来没有做过本地人，近十年国营厂散伙，工厂被卖断，工人被买断，有的跟着父母回祖籍，有的带着父母到自己的新家，又一次大迁徙。但是童年长大的地方，应该算是我们自己的老家。
这是我少年住的房子。我今年特别想回去看看，怕拆了来不及，但没想到它一点没变，甚至一点没有老化，而且家属区“整体保留”，几乎每栋房子都维持原样。
外墙没有剥落，水刷石如此坚固耐久；路面没有开裂，路沿每块石头我都认得。震惊之中，拍了些照片。想走近一点，又近乡情怯。
我家住在二楼第二套。窗子、阳台的晾衣铁架还是旧物，阳台的落水皮管也是。对这个房子的记忆，除了自己的一切，还有一件事情永远忘不了。一楼
雁塔路和平门到冶院这段曾走了无数次，这次没时间走，在车上匆匆地辨认，想看到中铁公司的影剧院和机械院的围墙。
那个影剧院当年干净豪华，经常去，却记不住中铁这两个字。车到附近，我贴着窗子找，同车有冶院的，一定知道我在找什么，说：“这个影剧院拆了。”
我记得和胡文生跑上大台阶，买日本电影节《优骏》的票。
然后我找围墙。围墙出现了，还在那里。很欣赏这个设计，经常提前下车在这里走一站。铁栅栏夹着预制混凝土花盆，往前是和平门。
终于到了延安。
电影《啊，摇篮》中，延安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地方，关于延安的连环画没看过，想象全部来自这部电影，打仗的打仗，开荒的开荒，纺线的纺线，文官武官各在其位，热血青年像投奔海南省一样投奔理想主义。小时候非常想到延安看一看，知道延安整风运动是后来的事。
这几年却越来越想去延安——因为重看了电影《人生》。
但是一到延安就病了，一个人躺在延安大学医院，等着退烧。临床是本地人，不断打电话，安排家长里短，我认真听着每一句话，躺在床上就知道了延安的现状。报纸上正好有路遥记录片的消息，在延安大学路遥墓前举行关机仪式。
1997年开始退耕还林，坚持到今天，延安市全部绿了，看不到黄土高坡。我最想去的是县城，19年前在华山县遇上赶集，体会到陕西才是我地盘。下次去延
我在马路上等车，一边看对面的两颗大树，这里是黄河冲击平原，不像南方，往哪里看都是以山结束，这里青纱帐一望无际，容易失去尺度感，隔十几里栽几颗树是最好的办法。这一点日本建筑做得最好，再大的空间都做得很亲切。
这时候他骑个自行车过来了，摇摇摆摆停在我面前，后轮轴承坏了，他当我透明，蹲下来修车，我要后退几步腾出地方给他。他找到了原因，跟我说：“来，把你那水倒点在这。”仍然不正眼看我一下。我只剩下一小点矿泉水，把鲁北话翻译成普
在济南转车，要去的工厂在两个城市之间，不知道哪个快，问售票员，她想半天推荐一个，结果是错的，多走了80公里。到了之后要继续转车，又问售票员，问到工厂搭什么车，她说从15号门上车，到后邢下车。
于是上了15号车，司乘又说到后邢不对，应该到河口。都是没听过的地方，再问到哪里搭出租车方便，她非常肯定地说，到河口路口，换蹦蹦。
就是这种三轮单缸机动车。都是自制的。较大型的三轮小卡车我见过，先是在电影《立春》中，女主人公彻底死了歌剧心，黯然坐在三轮卡车后面回乡。后来在广东大街上亲眼看过，果然来自安徽，男人开车，女人在副驾驶，儿子在后座，车厢装着做饭的煤气炉和锅，车顶上立大幅招牌——专修屋顶漏水。
常德公寓这栋建筑得以幸存，靠的是张爱玲在当代的名声。海内外张学爱好者来到这里将实物与文章对照，心里会心一笑，但是它的魅力不能和15年前相比，那时没有后面的大酒店，是一片石库门房子，从楼上望去，“全上海都背过脸去了”；旁边是那个电车场。这是建筑成片保护的魅力，没有了才知道珍贵。
楼下右边恢复了面包店，左边开了一家书店，可以盖“常德路195号，爱丁顿公寓”的章。
原来在常德公寓名字下挂一个徽章“张爱玲故居”，不用望远镜看不到，现在
对我来说，最近发生的战争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有一天我们几个经过火车站，那列绿色客车停在站台，窗子焊上了铁栅栏，里面一人一个座位整齐地满员。火车开的时候有几个人向我们笑着挥手。多年之后知道，他们可能是往广西边界打仗的部队。这个说再见的景象是个烙印，像童年其他事情一样，远远地尾随在后，我一直想回头看个仔细。
后来看过一本小说，第一章的神秘主义加深了我对这场战争的好奇：越南的一座山上，下起了罕见的大暴雨，发生了小规模的塌方，地上慢慢露出了钢盔，露出了五星，露出了头骨——一个没有带回去的中国战士。灵魂一直埋在土里，现在冲出土地，他看看周围，“班长？”、“副班长？”，大家都不在，于是飞向中国。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回去找班长，找指导员，找父母，找以前暗恋的人，看见他们在世间忙碌。
荔枝收成一年大一年小，今年是大年。每年这个时候，是东莞“荔枝节”。松山湖区、寮步镇、大朗镇在东莞地理中心，是荔枝主要产区。两天前到了寮步这个荔枝园，远远就能看见枝上的红荔枝，再过一个星期，荔枝掉了，龙眼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