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景：

我是一个工程师，业务主管，有不错的收入，自己有房，有车。早年谈过两次恋爱，后来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过了三十，才重新开始考虑个人问题。

最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男人。大我五岁，有六年的留美学习经历。我们是同行，本科时还都在一个学校。他目前也有一份不错的职业。

我感觉不错。两人也很能聊得来。但有一件事，却让我心里特别地不舒服，时间渐长，成了心病，很希望能被解开。

是这样，他喜欢在约会时，跟我AA制。

吃饭、看电影、看演出、去哪里玩几天，住旅馆、买东西，每次付帐之前，不是掏钱包拿钱，而是先掏出手机按计算器，看看各自需要出多少。

礼物？基本别想。

他从一开始约会，就是这样，而且并不给我表达不同意的机会。他在国内生长过那么多年，难道已经全忘记了我们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吗？

也许他公司里、或身边接触的海归都比

谢谢《新女报》的支持：

婚姻这个东西，说到底，就是用来逼人妥协的。只要结了婚，无论想干点什么，都得先妥协！跟自己妥协，跟社会妥协，跟男人妥协，跟情感妥协，跟向往妥协，跟工作妥协，跟离婚妥协……

敢不将钱放在眼里的，是那些曾经有过荣华富贵的人。只有享受过世俗成功的人，才有勇气去做那个避世之人。像陈轩那样说什么淡薄名利的，只是因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而已。

无论多么好或多么糟糕的情感，都会面临到信任和宽容的问题。这是个度，感情太好，就不会互相宽容。一旦糟糕，又会失去信任。像他们这样，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朝着完全相反方向行走的夫妻，不缺信任好象也有宽容。可是，曾几何时，信任变成了距离，宽容则幻化成了厌倦呢？

其实婚姻就是婚姻，是一个让人盛放爱情的容器，否则你光是捧着爱情，多累啊，找个容器

官场丑闻，比起娱乐圈来，没有好玩，只有更好玩。

最近除了邓玉娇案，炒得狠的，就属质问记者“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逯军了。

他一定很委屈：以后还让人不让人说真话了？

最可笑的是组织部的某官员，同样也很性情，说逯军属言论自由，管不了——和逯军有得一拼，都是敢说真话的主。

这一两年，比较喜欢的时评作家，有梁文道，陈丹青（他不太算，但很希望他能是），长平。

他们的文字，经常是会找来看的。

虽然说的都是大家常说的事，可他们的眼光，总有独特之处。

逯军这件事，让梁文道来讲，肯定会是常识问题。霸道一方的官员，已经不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了。

如果让陈丹青来说呢，他会讲到官员的成长背景、升官环境吧。

至于长平，他会怎么说呢——该说真话时，从不敢说。不该说的话，却脱口而出。真假不分，口无遮拦，是个人素质，还是官场文化？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热门的话题，都很希望能看到他们讲出点什么来。

大家说得多了，官员们行为做事，就更能像正常人一些。这也是为了他们好不是？

这一个月的时间，要做闲人了。

貌似可拿很多时间，来八卦。

昨天说到郑渊洁评论杨红缨，仔细想想，身边类似的人，也有不少。

是不是人本来就分这么两类呢？

顽劣的，外表看起来，比较不求上进，但未尝不是更有心机的表现。

装B的（已有人说我在说脏话了），外表看起来，咄咄逼人，寸土必争，可也许这才是真傻。

顽劣的，图的是个外松内紧，该做的事，你一点也没见他拉下什么。

装B的（我也想说装酷），大概是外紧内松——人的能量就这么多，都用在外面了的话，内功就比较一般了。

妹妹曾是郑渊洁的粉丝，所以我也看过他的很多书。皮皮鲁，鲁西西，都是些留在记忆中的有趣事了。

一般很少看人的博客，但老郑的还会经常看。每次见他在电视里露面，也特别让人愉快，好象总也长不大，也从不拿自己当回事。

这篇文字是他说杨红缨大姐的。哈哈，时间能改变什么呢？顽劣的，依然顽劣，装B的，总是矫情。

端的好玩。

特此一转。

杨红樱真的成为让郑渊洁甘拜下风的女人了

夏景：

我是两年前离的婚。离婚后的日子，很不好过，除了情感空乏，还有生理上的困扰。这中间开始陆续交往男友。直到半年前，有了一个基本固定的。我们性格相投，他也比较体贴我，现在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未来。

和他有过性生活，但感觉不好。

这是一件令人难于启齿的事，也许他也能感觉到我的想法吧。从那以后，宁愿只吃饭谈话，也不想上床。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有点尴尬起来。

但还没有到说破的那一步。反正还是一如既往地交往着。

身体会有渴望，不由就想到前夫。他是一个在这上面，可以说很有天赋的男人。我们结婚那些年，正是因为我对他身体的依赖，让我容忍了他很多糟糕的事情。

离婚前离婚后，他一直都有别的女人，这我都知道，他并不是甘于寂寞的男人。可纵是如此，我还是……

是我先约的他，他当然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此开始了一段奇怪的关系。应该说，只有在床上，才有彼此的温

夏景

雨杰的公司就在这幢楼上，小微站在楼下朝上看的时候，能感觉到一幢挤满了大牌公司的楼所散发出的魅力。在电话里，雨杰说，要不要我下去接你？小微说不用了。小微的公司离这里只有一站路远，刚开春不久，阳光暖融融的，小微脱了外套挽在手上。街边还有一场春雪过后的残痕，将化未化之际，在太阳下有着点点的反光。高高的公交车远远地过来，看见了等车的人，顿时就懒散下去，金黄色的车体，好象一个孩子一样，慢慢悠闲地滑过来。小微想，干脆不坐车了，走过去吧，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等进了雨杰的办公室，已经微微有了汗意，黑色的毛衣和土拨鼠黄的裙子，顿时因为热而感觉似乎裹得太紧，雨杰正跪在电脑桌下修主机，小微不由后退了一步，再仔细看看门上的标贴，是总经理室。小微不敢确定雨杰是否只是在给老板修电脑，她依然站着。雨杰的声音从桌下面传出来：“稍等一会啊，很快就好了。”

办公室很大，至少比她公司里老板的房间大。靠窗的下面，是三张颜色鲜艳，造型新潮的沙发，白玻璃茶几上，放着水果。墙上

最近在写一本关于青春成长、寻找亲情的长篇。

两代人不同的经历，但在某个点上，奇妙地相汇。

写书的好处是，它能让你理清自己脑子中长久疑惑、思考、寻觅的东西。

见过一些不大喜欢孩子的父母，也许他的童年幸福感不是很强烈。

也见过一些很容易就放弃孩子的父母，也许他也曾被人轻易地放弃过。

还见过无法容忍孩子犯错的父母，也许他的生命中，被人宽恕的机会太少。

一个人心态最终能做到平衡，有历史，有现在，还有未来的因素。

似乎一样也少不了。

因为几乎要写到结尾，这段时间开始调整心理，希望能稳下来，写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炎热的夏天，一边写书，一边思考，晚上什么也不做，看美剧。

这个过程，有点享受，也有点折磨。

仿佛在等待着书中几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点一点地走过来，面容渐渐清晰，心里的纠结，全都打开。

和我握手，言和，相视一笑。

如能，则是一种最好的心态，他们的，和我的。

《康报》专栏稿

夏景：

31岁的我，已经有过五次婚姻。

第一次结婚，是跟A，他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家世相当，出生背景非常相似，毕业后，工作情况都差不多。两家父母很赞成我们的婚姻，为了让我们生活得舒服，为我们掏了不少钱，一毕业，就将我们送进了新房。

结婚后，发现问题百出，大家脾气都不好，谁也不肯让着谁。三个月后，彼此都喊出离婚的话来。于是离了。

像玩笑似的，突然很轻松，也开始找别的男朋友。但这事不能细想，一想总觉得还是会伤心。而且家产也不好分，牵扯到双方家庭太多利益，父母全都搅和进来了，八个月后，我们复婚。

这一次，大家还是比较小心翼翼的。后来我怀孕，又吵架，气头上做了流产，他坚决提出，再次离婚。

这次请了律师，我也狠下心来，不想再跟他过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和谈恋爱那时相比，他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家里

昨天看新闻频道，讲到策划农民工跳楼讨薪的一位李先生。他本身也是农民工，也曾用跳楼的方法讨要过薪水。

至于合法渠道，为什么要不到薪水？

李先生说，一般两个渠道，找包工头，但包工头跑了怎么办？

二，找劳动局。但劳动局一般会告诉他们，去打官司。

这两条，都让农民工没有办法。

这样的新闻，不知道别人看了如何想，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奇怪的不是包工头逃跑一事，而是劳动局的说法。

让农民工去打官司，这样的话，我想站在街头任何一个不管事的人，也都能说出口。何必还需要劳动局来说？

一般省市的劳动局，都会有专门的大楼吧，每间办公室里，都会蹲着人模狗样的好几个人吧？拿着纳税人大笔的钱，就给农民工支这样的招？

这三岁小孩也会说的话呀，用得着他们来说吗？

连帮衬着讨薪的农民工，造造舆论声势，都不肯做，这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