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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人类古文明的主要缔造者
——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 林河
近些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与社会科学综合研究能力的不断增强，大量的出土文物和客观事实证明，我们的中华文明史并非只有5000年，中华文明的萌芽已超过了10000年，中华的科技文明史也远远地超过了5000年，已将近10000年了。我们完全可以宣称我们的中华文明为“万年文明”。因此，中国就不仅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应是人类古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了。我本人赞同这个结论。为此，我再次访问了文化人类学家与民俗学家——林河先生。
记者：林老，我们从小在教科书上就了解到了我中华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你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人类古文明的主要缔造者”的新观点，是不是意味着要改写这一论点？
林河：是的。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长期地束缚着中国人的思想，上世纪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这“四大文明古国”还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西方文明主要是游牧文化在起作用，中华文明主要是农耕文化在起作用。由于西方学者熟悉西方文明而不熟悉中华文明，往往以游牧文化的观点来对待中国的农耕文化。所以，在写文明史上总是把中国排在末位，不但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排在末位，英国的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他颇有影响的著作《世界史纲·最初的文明》一章中，还把中华文明排在了苏美尔人、萨尔贡一世的王国、汉模拉比的帝国、亚述人及其帝国、迦勒底帝国、埃及、印度的后面，变成第八位了。这显然是极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的，以前，我也曾想过：总希望西方或中国能出一位学者去修正西方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错误，但至今都没有盼望到。看来，这种依赖性是会误了国家大事的。因此，我不揣冒昧，决心自己动手来修正西方学者的错误，实事求是地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有的地位。我就是这个想法。
记者：这将是影响到改写世界文明史的一件大事，是什么使你产生这个想法的呢？
林河：我产生这个想法已经很多年了，引起我把这个想法公开出来的动力来自江泽民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江泽民主席的这次演讲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特别是将中国的科技文明概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定位。研究中华文明史的我，对江泽民主席的讲话，格外感到欢欣鼓舞。是江泽民主席的演讲给我提供了思想的动力，使我产生了要把它谈出来的勇气。
记者：要改写一个世界公认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不但要有勇气，更要有充分的能够让人信服的依据，你的观点看法都有那些依据呢？
林河：当然要有科学上的依据，特别是要有考古学上的依据。过去，由于中国的考古学不发达，有关上古时代的历史，都只能由书上说了算。“文以载道”是我们中国的优良传统，但这个优良传统却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那就是把科技文明当作了“淫技奇巧”，完全排斥于“道统”之外。翻开中国的上古史，只能看到孔圣孟贤们的立德立言，却一点也看不到孔圣孟贤们的科技发明。虽然有些诸子百家的杂书里曾提到过黄帝作钻燧生火、造火食、造釜甑、蒸谷为饭、造车、铸鼎、造镜、造指南车……，但钻燧生火、造火食、造釜甑、蒸谷为饭等，早在黄帝之前的好几千年就已经发明了，根本轮不到黄帝再去创造发明。而造车（西方远远早于中国）、铸鼎造镜（没有发明金属冶炼，焉能铸鼎造镜？）、造指南车（没有精密的齿轮工艺根本不可能）都是后人的想像之词，是一些查无实据的传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历史上或根本没有记载，或是些错误的记载。如指南针与火药都没有发明者，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并不见于正史，古书上说笔是秦王朝的大将蒙恬发明的、纸是东汉的宦官蔡伦发明的，但考古却证明，早在蒙恬和蔡伦还没有出生之前的好几百年，中国人就已经在使用笔和纸了。由于中国古书上对科技文化的记载如此疏漏，因此才出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只能排在四大文明古国的末位的情况。现在，中国的考古学正在大大地改变着中国历史的面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跟上考古学的脚步呢？
由于中国封建统治的历史过长，压制了科技文化的发展，使中国由先进变成了落后。直到维新变法以前，中国人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浑然无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大多数的文化人还在死抱着“之乎也者”和“八股文”不放。全靠一些先知先觉者在自我反省，缺乏有意识地引进西方科学的基本国策。西方的科学巨著——达尔文的《天演论》，是维新变法的先行者严复从西方翻译到中国来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第一部《中国文化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留日的中国学者李继煌从日本翻译到中国来的。可以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还没有现代的自然科学，也没有现代的社会科学。因此，如何落实江泽民主席的传统文化应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精辟论断，实在是太重要了。
当我们按照江泽民主席哈佛大学讲话的精神，把中国的科技文明提高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高度来认识的时候，我们将会在学海中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传统的科技文明是那么地光彩夺目，那么地历史悠久！而在过去，有关中国的文明史，无论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和中国古书的记载，都有许多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甚至于是源流颠倒的。
记者：西方学者曾提出过：阶级、国家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城市、文字、金属器及复杂礼仪中心的出现，则是文明起源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表现等衡量的标准。你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标准的呢？
林河：这正是西方学者把中国排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最末一位的主要原因。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用西方的模式来硬套中国的国情，在许多方面就未必正确。由于游牧文化对西方人的影响较大，因此，西方人养成了吃牛肉、喝牛奶、穿皮衣、着皮靴、爱冒险的习惯。由于农耕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较大，因此，中国人养成了吃粮食、喝清茶，穿丝绸葛麻、着布鞋、爱和平的习惯，你能据此说西方的生活方式就是文明，而中国的生活方式就不是文明么？以阶级、国家与城市的出现早晚为例：西方的海盗国家在游牧文化的冒险精神影响下，为了掠夺财富而东征西讨、一心只想如何瓜分世界（地理上的子午线就是殖民主义瓜分世界的产物），奴役人民、建立殖民统治，当然就需要阶级和国家来进行残酷统治。而古代中国在农耕文化的影响下，一心致力于和平生产、发展科技文化，维护和平、造福人民，睦邻友好，从不奴役别国人民，这就是中国的古代科技远比西方发达，阶级与国家制度的建立则不如西方的根本原因。你能据此来说西方的制度比中国的制度优越吗？因此，以阶级与国家的产生作为区分文明的标准，是从西方游牧文化的思维模式提出来的，与中国农耕文化的思维模式是不相同的。以此来作区分文明的标准是有失片面的。至于以文字、金属器及复杂礼仪中心的出现作为区分文明的标准，同样也要一分为二地看。我认为，从中国的思维模式考虑问题，只有发展生产力才是硬道理，中国的金属器出现得比较晚，是与中国的铜铁资源比较贫乏有关的。西方的金属器虽然出现得比较早，但由于制陶的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不能提高烧造的火候，一直处于低级阶段，而中国商周青铜艺术却后来居上，代表了人类古文明的辉煌，就是明显的例子。基于以上情况，我们以邓小平的理论体系和江泽民主席的思维方法来区分文明的标准，以考古实践来作为检验历史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领先于世界是无庸置疑的。
记者：请你具体地说明一下。
林河：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发源于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是由南往北发展到中原及全国去的。过去拘泥于中原历史的记载，把中原当作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而把四夷当作荒蛮之地，因而颠倒了中国的历史。由于我们的眼睛只看到中原一地的历史，所以，中华文明只能追溯到四千多年，比苏美尔人、埃及人、印度人的文明历史都晚，当然就只能排在四大文明古国的末位了。但我们从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中，无论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这一新视角看问题，从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长江流域的文明历史算起，我们的文明史就比其它三个国家都要悠久了。现以农耕文化开始得最早的长江流域为例：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建筑科技（18000年前临澧竹马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高台式土木建筑”工艺）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管道施工科技（竹马村的拱形密封管道）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纺织科技（15000年前道县玉蟾岩遗址的植物纤维编织工艺）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制陶科技（玉蟾岩的陶制食物盛器）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技（玉蟾岩的水稻人工栽培工艺）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灵崇拜（玉蟾岩的“搓草纹”陶器）
是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贴塑陶科技（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
是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雕刻科技（彭头山文化的雕刻工艺）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抛光打磨科技（彭头山文化的精致佩饰）
是中国人开垦了世界上的第一片稻田（彭头山文化的稻田）
是中国人开凿了世界上的第一条灌溉稻田的水沟（彭头山文化的水沟）
是中国人最早吃上了“令人老而不死”的大米饭（彭头山文化）
是中国人最早创造了以“稻作文化”为主体的农耕文明（彭头山文化）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阴阳观念（彭头山陶器上的阴阳缕孔）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灵崇拜（彭头山陶器的火灵出入孔道）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日月崇拜（彭头山的日月纹陶器）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神灵崇拜（彭头山的人形石与鸟形石）
是中国人将稻作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从彭头山到全世界的稻作文化）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田园生活（两湖平原彭头山文化群）
是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7600年前的黔阳高庙文化）
是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双帆棂船制造科技（高庙文化）
是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双身画舫制造科技（高庙文化）
是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之神（高庙、松溪口、征溪口文化）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祭祀（高庙文化）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彩绘科技（高庙文化的朱彩陶器）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高层建筑科技（高庙的四层高塔建筑）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凤凰崇拜（高庙陶纹上的火凤凰图案）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天圆地方说（高庙陶纹上的天圆地方图）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科技（江浙河姆渡文化）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造漆科技（江浙河姆渡文化）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园林科技（江浙河姆渡的盆景工艺）
是中国人最早学会了集市贸易（6000年前的洞庭湖城头山文化）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航运工业（城头山有舵的远航木船）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建筑科技（城头山的古商城）
是中国人最早让人类享受到了和平的城市生活（城头山文化）
是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的第一条城市街巷（城头山文化）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筑路科技（城头山宽达五米的卵石大道）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人造运河（城头山通往洞庭湖的护城河）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桥梁建筑科技（城头山古城的大木桥）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的第一批商品陶手工作坊（城头山文化）
是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最早的通商港口（城头山码头及先秦的支那湾）
是中国人最先发现了澳洲袋鼠和南极企鹅（5000年前石家河文化）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化工科技（西南濮人的丹砂）
是中国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精美的青铜艺术（长沙出土的商周四羊尊）
是中国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失蜡法铸铜科技（长沙商周四羊尊）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货币体制（楚国的金银铜货币体制）
是中国人普及了世界上最早的天平、法码与算筹（沅陵春秋墓）
是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算术九九歌诀》（湖南里耶战国遗址）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炼钢科技（长沙春秋墓钢剑）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白口铁铸造科技（长沙春秋墓铁鼎）
是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铁农具铸造科技（长沙春秋墓凹口铁锄）
是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帛画（春秋时代两湖平原）
是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西南几千年的陆海通道）
是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陶瓷之路”（大西南）
是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茶叶之路”（大西南）
是中国人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旅行指南》（沅陵汉代吴阳侯墓）
是中国人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美食谱》（沅陵汉代吴阳侯墓）
是中国人创造了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各个时期）
（详细考证请参看林河著《中国巫傩史》一书，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月出版）
中国在距今一万年前就有了文明的萌芽，在距今七、八千年间，就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科技文明，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相比呢？既然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已经证明其它文明古国的科技文明都落在中国的后面，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自己宣称：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缔造者！长久以来，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人文学者，总是认为中国近代的人文科学远比西方落后，目前只能够跟着西方的学者身后，去老老实实地作研究，总是在人云亦云地附合西方学者的论点，而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去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文科学理论。长此下去，中国的人文科学又怎么能赶超西方呢？中国素有“神农氏尝百草”不怕中毒的传统，既然我已有所发现，我就应该作一个“舍命尝百草”的人，也许我会因尝百草中毒而死，但只要有朝一日让百草能进入人类的美食圈和医药圈，我虽死而无怨无悔。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而提出我的新观点来的。
记者：根据你的观点，中国的科技文明既然比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的历史更为悠久，那么，中华文化必然会影响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国，而不可能是孤立地存在，你能够就此谈谈你的看法吗？
林河：文明都是互相影响的，早出的文明必然会影响晚出的文明，而晚出的文明也可能后来居上，反过来影响发源地的文明，这是辨证法的规律。以中国的丝绸为例，中国的丝绸已经有7000年历史，成书于公元前第四世纪的古印度·乔胝里耶的《政事论》一书中，就提到了“产生在支那的成捆的丝”，法国的皇帝路易十五崇拜中国甚至于崇拜到了穿上中国的丝绸衣服，学着中国皇帝举行春耕大典的程度。而现在西方的丝绸已经有后来居上之势了。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西方后，西方在中国四大发明的基础上，发明了坚甲利炮、机器印刷、电子产品，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的科技文明是否影响到了西方？由于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早于西方，还是近20年来的事，现在还很少有人研究这个课题，我只能姑妄言之，是与不是，还需要考古学来作最后的证明。
以文字符号为例，过去，都将西亚7500年前哈拉夫女神像肩头的“×”形符号当作了“世界第一字“，但洞庭湖平原彭头山文化，却发现了中国女巫佩带的石牌饰物上有“×”形符号，时间是公元前7千纪，比西亚要早了1000多年。这个“×”形符号后来演变为“卍”形符号（首见于公元前5000纪的浙江河姆渡文化），不仅在中国的原始艺术中非常流行，在印度与埃及出现于公元前3千纪，在欧洲出现于公元前2千纪，都晚于中国。应该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
以神灵图像为例：古代是有神论的时代，在有神论的时代，所有的科技文明都是有神论的产物，神灵图像是无比神圣的艺术，是用以衡量人类是否拥有了科技文明的最好见证（西方所谓的“复杂礼仪中心”，实际上就是原始宗教的礼仪中心）。湖南黔阳的高庙文化出土陶画上有“獠牙农神像”，并画有复杂的祭祀礼仪，证明了当时已经出现了“复杂的礼仪中心”。而这“獠牙农神像”的构图模式，影响更是波及到了全中国的农耕地区，如江苏、浙江一带的良渚文化、山东一带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中原的青铜文化、四川的三星堆青铜文化、江西的新干青铜文化、今日民间的傩文化……无一不是对黔阳高庙“獠牙农神像”构图模式的继承与发展。这种以獠牙神面为中心，高举的双手作陪衬的构图方式，在西亚的原始艺术中也很流行。也应该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
以语言文化为例，农耕文化崇拜水、土和太阳神鸟，中国首创农耕的南方民族把水、土和太阳神鸟都称之为nuo（音洛，汉译水为“澜”、土为“陆”、太阳神鸟为“雒”、“鸾”）,由于南方农耕民族的语言为“粘着语，nuo的读音介乎洛、兰、勒、拿等音之间。这一古称，不仅影响到了东亚地区的农耕文化，也影响到了印度、埃及和欧美大陆，如印度的河流就有勒巴达、亚玛拿、哥格拿等，地名有咪洛特、苏洛特、安巴拿、巴特拿等，印度称太阳神为咪陀洛、神鸟为迦娄洛，埃及称太阳神与神鹰为“奈”，中美洲土著人称创世神为陀洛亚、朝鲜语称朝鲜最主要的河流为鸭绿（洛）江、汉（兰）江，称国土为澜澜。称水田为“洛”。英语的小河读Brook，湖泊读Lak，国土读Land，一般的鸡读Brood。从中都可发现中国农耕文化的语言因子，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当我们弄清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以后，中国的历史就不再是一团迷雾，而是顺理成章了。中国的原始文明为中国创造了这么多的科技文明之最，中国的文明史也就不应局限在五千年的老框架以内，而是可以上溯到五千年以前，有可能是七、八千年，甚至更远了。按照以文明的先后顺序排名，中华民族就不应排名在苏美尔人、萨尔贡一世的王国、汉谟拉比的帝国、亚述人及其帝国、迦勒底帝国、埃及、印度的后面，而应排在他们的最前面了。此外，我们中华民族还是人类开放型文化、创新型文化、和合型文化、诚信型文化以及海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这些我将在以后再系统说明。
记者：听了您的介绍，真让我们中华儿女大长志气，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信心。
林河：可以这样说，学习江泽民主席的哈佛讲话，大大纠正了我们对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片面看法，按照江泽民主席的哈佛讲话的精神去研究中华文明史，从科技史的角度去看待中华文明，从科技史的角度去判断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的年代，就能把中华文明史的年代推到了人类文明的前列，大大地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也大大增强了我们应重视中华的传统文化的研究，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的信心，为了赶上世界新潮流和领导世界新潮流，让我们猛着祖鞭，努力奋斗吧！（2002年6月14 日初次定稿,7月10日再次修改，7月20日最后定稿）
通讯处：410001长沙市八一路261号湖南省文联李鸣高收，电话：0731-4462060
（记者 李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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