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部电影,我脑海中总会泛起这样的意象:
一艘船。
梦幻之旅。
巨大、气派、奢华。
彩带飘舞,旌旗飞扬;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画面所具有的色彩只存在于感觉里,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单一的黄颜色,仿佛是过去多少时日的老照片、经过无数春秋的陈年旧物。只要我伸出手,便可以拂去岁月的灰尘,重新去领略那昔日的梦里情怀。
当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飘过静谧的大西洋,一曲歌似自九天而来,带着那难以言表的空蒙与辽阔,在耳际回响。歌声起伏跌宕、籁鸣啸天,却又缠绵悱恻、千回百转: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
and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十月
满满的金黄
你所居的岛屿,春离秋至
在海边裸足行走的孩子
可曾唤起你纯真的笑脸
那尚且温存的海水
可是浸润了你的眼眸
这些 都不重要
吾爱 只为你惦起这些事
家乡的山花可曾烂漫
柔软的绿柳可是轻舞
你低沉的嗓音是否还可以浅唱低调
在深深浅浅的夜里
写下轮回
(2011-09-20 10:54)
应该从一首歌说起。
听到《未央歌》的时候,我正昏昏欲睡在一个暮冬晌午,黄舒骏低低仿似暗诉一般的声音带着一连串前所未闻的名字和伤怀的情愫流水般送入我的耳朵:
当大余吻上宝笙的嘴边
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
只是不知道小童的那个秘密
是否就是蔺燕梅
在未央歌的催眠声中
多少人为他魂萦梦牵
在寂寞苦闷的十七岁
经营一点小小的甜美
心中忽然涌起一种巨大的撕裂感,我在一瞬间想起那大片大片的被风吹淡的阳光,想起那小段小段被阳光照得稀薄的年月,想起校园里栀子花烂漫的盛开,女孩们的发丝遛出紫色的发带羞怯地飘起,雨夜里我手心里拽着不敢送出的
一直以来,时间总是最强大的一把刻刀。人们看一些事物的标准,会随着眼界的开阔,科技的进步,乃至于仅仅是审美疲劳,可能开始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说,某些事情也因为代表着一些不再拥有的旧时光,从而被赋予了本身不具有的美感。所以主观地活在变化中,实是常事。
但有些东西,居然无法被限制,也不会随着推移而变化,光线从正午到夕晒,它就傲然横在那个时代斜睨着各种版本与脸孔的横纵沟壑,剥去所有外遗的琳琅,划开无心留下的粗陋,它还在。意外错过,或者回首相逢,它还在。
PS:要十分感谢在我生日期间发来祝福的朋友们,谢谢!鞠躬!因为太多,没有一一回复,见谅。早上收到一本书,是深圳邮寄过来的,杜拉斯的《情人》,扉页上写着:
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老了。他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你累了。
王道乾翻译的版本,褐色的封面,简洁地太小资了。我喜欢。谢谢元萍同学。(⊙o⊙)…是你送的吧?^_^
我开始强调自己年轻,或许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开始老了。
2011年大年初四,我独自在单身宿舍楼,头脑昏沉,这样子呆了四天。300多天没有认认真真写过东西了,我开始写的时候,本来很想写一个抬头,比如爸爸,妈妈,或者亲爱的,或者别的谁谁,但是,我合计了
对于一张流行音乐唱片来讲,《P.S.是的,我在台北》的文学意义,明显要厚重过音乐本身。这也不仅让人疑问,这究竟是一本随笔杂文、城市笔记,还是一张音乐唱片?
对于陈升的音乐风格,已经毋庸再言。他从来就是一个游走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歌手,是一个插入主流流行音乐工业内部的另类音乐人。惟一有所区别的,只是他每张专辑中“正常歌曲”和“非正常歌曲”的比例问题而已。在台湾流行乐黄金的时期,也是在陈升正当壮年的时期,前者的商业限制和后者在音乐本质上的灵气之结合,也让游走于亦正亦邪间的陈升,同时享受以了主流的反响和小众的口碑。
而随着台湾主流唱片业的惨淡,越来越不用为销量数据负责的陈升,则就开始甩掉他身上最后的商业化限制包袱。慢慢的,像早年《把悲伤留给自己》这样的流行框架作品,退出了他的专辑,取而代之的则是他在音乐背后,越来越强的文字表现欲,以及越来越大的文学野心。这次以陈升自己为主角和视角,以台北为地点的新专辑《P.S.是的,我在台北》,更是集大成之体现。
除了歌曲作品之外,整张专辑采取了序曲、尾曲和中间过渡的桥段音乐,再加上一些个人独白,组成了一个
我的姨父在深圳打工,要缴纳30%的收入作为社会保险。但等他老了,深圳方面不会付退休金给他,因为他在深圳只工作了几年就回老家去了,尚未达到连续缴费的最低年限。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保险账号带到四川去继续缴费,因为四川和广东是两套社保体系,彼此不能对接。所以他离开深圳的时候,只好任由深圳市政府把他的血汗钱白白吞掉一部分。
基于中国近30万亿人民币的高额储蓄,国际国内一些专家建议中央提高工资以拉动消费。在他们看来,只要给大家多发些钞票,就能使消费能力提高,进而拉动内需,刺激国家经济。这真是一厢情愿、无知可笑!
这次应首尔市政府的邀请游览韩国,我本以为会有豪华专车接送,没想到负责接待的华人告诉我们,接站的小面包车是首尔市政府临时租来的,没有什么专门用来接待外宾、内宾的专车。首尔市政府上上下下一共只有4辆公务车:市长一辆,三个主要的副市长各一辆,其他所有的工作人员,上到局长下到普通科员,全靠公共交通上下班。几个没有配车的副市长中,一个每天乘坐地铁上下班,一个骑自行车上下班,还有一个开私家车上下班。
听到这里,我想,和我老家的村委会比起来,首尔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政府怕是都有些寒酸呢。
负责接待我们的韩方人士,向我们讲述了前一段时间首尔市政府某个局级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某个单位互访时发生的事。首尔负责接待的单位请北京客人吃饭,因为没有公务车,就和客人一起在街头拦了两辆出租车。北京客人走后,市政府为报销这顿饭钱绞尽脑汁……
还有一件事能证明韩国的“穷”。
聊吧约稿
“蚁族”如何解困?
“蚁族”,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他们的父母处于社会中下层。对于“蚁族”成员来说,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是好好学习,将来考取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十年寒窗考上大学后,他们仍然为了今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而努力学习。但毕业时他们却发现,由于自己没有“硬”关系,只能又回到“村”里。当他们梦想破灭的那一刻,他们会将人生中的种种不如意,归因于整个社会,从而使自己和社会对立起来。请就“蚁族产生的原因、青年人的上升渠道、社会的公平等方面发表自己的看法,字数在1000字以内。
青春何处不可安放?
1966年,刚刚毕业的关皎还不满20岁,正是活泼跳脱的年纪,却因为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十分过硬,被选拔进了前线医疗队,随即奔赴“援越抗美”战场服役。
在出发之前的动员会上,空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挨个儿找他们谈话。有一个参谋看关皎年纪这么小,就特地问她:“小姑娘,怕不怕死?”关皎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大声答道:“报告首长,我不怕死!”随后,她又补充了一句:“如果要死的话,也希望来个痛快,不要缺胳膊少腿的回来,那多难受!!”
那个头发花白的作战参谋笑道:“真是初生牛犊啊!我告诉你吧,那些稍微上点年纪的人不会这么说,他们会觉得,即使残废了,能活着回来也是件天大的好事。因为他们始终记得,故乡这边,有妻子儿女守望着自己!!”
19岁的关皎刚从院校的象牙塔里出来,有很多事情都没经历过,当时对作战参谋的话不置一词,颇有点巾帼女豪不让须眉的豪迈,觉得能在战场上轰轰烈烈、痛痛快快的死,也算是人生一大幸事。但是在战场救援一个星期以后,她再也没了这种想法,因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