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地

2009年9月27日16点54分

今天也是只写了一上午，写了2600字。下午看书，看完了《现代艺术的意义》。底下开始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可能这是这个书稿期间所看的最后一本重要的书。晚上也会看一会费里尼自传。大概只想在节日前写到10万字，也就放慢了写稿速度。对目前的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第一步即事件的密集，已经能够做到。不过也只是做到了这一点。

昨天和我父母讲到方言，溧阳人讲“各着呢（这怎么办？）”很代表溧阳人幸灾乐祸的性格。无锡人是“哪哼（怎么样？）”代表无锡人善于看对方的反应。溧阳人喜欢讲我老子，即我这个人。据说有个溧阳老汉走进饭馆讲，鹅（我）脑（老）子豆腐吃吃，店主给他宰了无数只鹅，烧了一碗鹅脑子煮豆腐端过来，他觉得这个豆腐好吃，要再来一碗呢，没想到豆腐里头有鹅脑，没想到自己竟付不起这碗豆腐钱，这就是方言惹出的麻烦。

2009年9月25日17点24分

今天只写了半天，上午写了2000字。下午看书，一面考虑如何修改初稿。其实修改的方向一直在变，并未完全确定。从目前的情况看，初稿的完成没有任何困难。现在正好写到9万字，节日前肯定能写到10万字，即初稿的一半。宗彩虹再次来伊妹儿讲：“又重新读了两遍《片段》，我发现我是愚蠢的。因为你的语言几乎浑然一体，无暇可击，找不到多余的字眼。我先前对你的评价只是想当然的，是在匆匆浏览过后的妄论。”我在回信中讲：“我自己也感觉我写得很平，没啥特点，要改一改时，又觉得无从下手。字眼在句子中，句子在文章中，往往已经融为一体，割裂了看，或者抽一句话出来，或抽几个词出来，其实已经不对。”

2009年9月24日17点18分

今天的写稿有点马虎，早上起来不久，墙上的插座坏了。检查了插座板上的线路，最后修好了。虽然浪费了不少时间，但还是处理了4300字呢，是把短篇《杀人不是好事》中的故事移过来，把文革中的武斗和前面的抗日对比起来。这就不花多少脑筋。现在只是建立框架，对框架中的内容的理解、变形、涂色、修辞，以至对框架本身的理解及变形，都要在初稿后的两至三次修改中进行。下午3点半以后就看《现代艺术的意义》，现在看完了写波洛克的那一章。这本书真好。看信箱时看到简的来信，她写梦和日常生活观察，竟越写越好，我说自叹不如，说的是真话。前几天宗彩虹要看我最近的文字，从写成的书稿中抽出6页给她，她看了评价不高。她说我的文字特点是简洁的美，而这个书稿显然句子很长，心理描写也多。我说我从没追求过文字的美，只注意文字的准确或贴切。当然这不会影响我现在的写稿，一是它只是初稿，任何有问题的地方都能修改，二是自己坚持的方向不会觉得有错，而文字在这个书稿的地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只是最后一次修改时才会注意它。我给简讲到我叫我父亲朝邻居老太太打听喊魂的细节，她说她奶奶也给她喊过，她说到一个细节叫站筷子，这比溧阳人

下了一天的雨还在下。珊珊来了杜雯没来。杜雯的男朋友带杜雯到海南旅游去了，珊珊的男朋友还在乌鲁木齐查案子没回来，所以珊珊今天一个人坐在临街的窗子旁喝咖啡。外面的雨声淅沥可闻，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对面巷子里全是老房子，下雨天也有拍照的拍那儿的马头墙。

周六下午来黑山咖啡店坐半天，是珊珊这两年养成的消闲习惯。在这里她可以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像今天这样，穿一条浅色吊带连衣短裙，随意露出颈窝下面的一粒绿丝红豆玉坠。瞧她这身打扮，没人会想到这个漂亮姑娘是一位不苟笑言的民事法官。

另一个窗口坐着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男孩和女孩像一对亲密无间的连体儿，始终头靠着头低声细语。

给珊珊端咖啡的那个黑衣小姐是陌生面孔。珊珊总是看不惯穿黑衣服的女人，因此那个小姐站在吧台那边的暗处，像衣服店里的塑料模特一样一动不动，自然使珊珊觉得不舒服。她打算待半小时就走。

一部车身画满药品广告的公交车停在马路对面。广告上的那个女歌星给雨水打得全身透湿。雨水也打在对面巷子里的老房子上。那些错落有致的黑瓦屋顶在雨水中熠熠发亮。一个穿黑茄克的男人打着一把黑伞从对面巷子里走出来。看他低头走路的样子，珊珊

假如魏守仁没在二处五科，或者说，二处五科没这个成天给头发抹劣质头油，给面孔上黄瓜面膜的白脸男人，处长王安林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除非他每月一趟的北京之行飞机出事。

魏守仁对他的处长极端憎恨。若拿成语表达，“恨之入骨”应是首选词条。其原因并非只因为处长五短身材且猪头鼠眼，叫堂堂二处比别的处矮半截，且叫二处的大个子魏守仁备受冷眼；当然也并非只因为处长的办公室在楼上跟他的是同一个房间号，处长踌躇满志的踱步声音如雷贯耳，意欲震破魏守仁的脆薄耳膜指日可待；不过也并非因为处长已经离婚，可以朝三暮四地挑选女人，更确切地说，应是恣意玩弄女人，这严重挑战魏守仁的传统男女观念，这种观念自他五岁起，至今信奉了漫长的三十五年，在这三十五年中，他始终认为，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女人；其实，最根本的是，王安林是跟他同一天来二处报到的，而且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

十八年前的八月二十二日，王安林跟他一齐朝项秀芬报姓名时，那个患了癌症死了十年的漂亮女孩，情不自禁地把他的名字写在王安林前面，可时至今日，你在写了二处的哪张名单上查王安林，都比查他魏守仁容易得多。往往瞧了半天，才发现有个姓魏的躲在最末一行，这气不气

丰都洗浴广场坐落在东门转盘东侧。胖子总是坐靠窗口的一个位子。隔着窗玻璃从二楼往外看，能看见转盘那边站着一个警察。这警察身材高大，在冷风中给裹得严严实实；像转盘中间的那个什么人的铜像一样，常显得无聊寂寞。你瞧，这会儿他挥手叫住一个裹得比他更严实的漂亮少妇，要她将摩托车靠边停，看她从手袋里哆哆嗦嗦拿出行车证和驾驶证给他查验。胖子明白，其实这警察要看的是那些娘儿们被冻红的脸蛋，同时也顺便让她们在风中陪他站一会儿。

要是我当警察的话，胖子心想，怕也会这么干。

玻璃外面的温度跟里面比差两个季节。里面像夏天一样，所以胖子只穿一件老头衫。这老头衫白得耀眼，相形之下，他的脸自然比平时更黑。下家要他出牌，叫他别往窗外看女人。

“要看女人到走廊上去看。那边有的是打纸牌的，下五子棋的，玩乒乓球的，还有躺着聊天的；衣服也穿得少，看啥都比看外面的看得清楚。”

胖子打掉捏在手里很久的一张万字牌，将它轻轻落到河里，不像下家那样，总是劈啪敲得山响。不过他出牌的那只手看上去有些怕人，毛茸茸的像熊掌一样厚实。这副牌快摸光了，看来要黄了，都在打熟张子，自己不和了，也不让别人和。

胖子的

当年翟同军给我写信时讲得最多的就是你。记得他说你在二院实习，戴护士帽好漂亮。那一年他应该从部队复员。他打算一回到乌鲁木齐就跟你结婚。他给我寄过他在海边捡海螺的照片。部队动员令下达后，每个人都要写请战书，按理轮不到他去，因为他已当了代理司药是卫生队技术尖子。指导员跟他关系好，但指导员探亲还没回来。队长也跟他关系好，但队长跟安徽老乡关系更好。权衡后，队长决定把翟同军的请战书报上去，把他们卫生队的出征名额分配给翟同军。假如这是指导员决定的，或者是指导员跟队长共同决定的，翟同军不会有意见。他在福建给我写过信，到了广西也写过；其写信地点是东兴县通中公社马坝大队，后来我专程去过那个地方。中越战争结束，等了半年之久，仍没他的音讯，所以才给你写信问你，这才知道他已捐躯殉国。
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在接连两次战斗之后的间歇中写的。第一仗是从二月十七日打到十九日，三十来个小时没有合眼，接着二十一日又打了第二仗。这时候，连队已经撤离火线，退回友谊关。他写信寄信的纸和笔和邮票，都是问别人讨的。他的第一句话是：“这封信不知你能不能收到……”我是三月一日收到这封信的。就是那天，他在越南横模三号高地被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