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避写论文中，干掉大半个下午，看小说。
drunkpiano的《烟花》。
几个大龄海外华人青年的群像，基本只是描述了一种状态。
故事情节不跌宕起伏，人物性格不极端特别。
哪怕最具戏剧性的场景，也觉得它理所当然，根本shock不到。
DP在后记里也说：“生活的基本特征（至少是和平年代的大多“白领”们生活的特点）就是：反故事、反戏剧、反奇迹，反高潮。一句话，反‘烟花’。”
没有意外，没有传奇，没有happy
ending，也没有谁得白血病嘎嘣死了。
比如吴香和蒋刚的必然分手，比如李察德的发财梦和蒋刚的出人头地梦都终以破碎收场，比如张启博无限循环地生活在戒bbs和重新灌水的空洞中。
这样反而感到安全，总好过吴香自己编的那个一唱三叹的反转剧，那种样子的故事读了会有被鄙视智力的羞耻感。
这些人每天都过得不一样，
每天又都一模一样，
千秋万代的，
看不到希望也不至于赴死，
活的卑微尴尬而已，
在现实面前，我们都“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滴眼泪。”
不同情不悲哀就是觉得无聊。
后记中还说：“内心的寒冷这件事，没必要过分强调，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就会变得真假难辨。”连冷静这件事，都害怕自己太过入戏而变得虚假，这是需要怎样的冷静和自省能力啊。
所以说我还不够寒冷。
整个人被论文没写后天就要交一天一夜肯定写不完这个事实焦灼着，可就是下笔无能。
乱了阵脚。
“为什么会贫困？”我赤裸裸地问。“命运。”健轻飘飘地回答。我们各自沉默了一会儿，都有点尴尬。或许是怕这个简短的回答辜负了来客，他又窃窃地补充道：“我真的想不出为什么，大概就是命运吧！”
我来过健的家几次，有时候是给他的儿子杰送资助者的信，有时候送些水果或一本书。健常不在家，杰和母亲都不爱说话，我也只好寒暄几句就匆匆离去。但我一直想跟他们聊聊。
这是二十几年间我所知道的最贫困、最弱势的家庭：父亲一条腿是假肢，母亲双腿曾被卡车碾过，拄拐杖行走。由于无法务农，只好搬到县城生活。一家三口挤在不足十平米的民房里。全家人靠健打短工糊口，运气好一个月三五百元，要是找不到活，就连做饭用的蜂窝煤也得赊欠了。杰今年12岁，长的比同年纪的孩子矮不少，又瘦。健说家里很少买新鲜蔬菜，几乎天天吃浆水菜（酸菜）。
在所有关于“为什么会贫困？”的访谈中，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没有娓娓道来的理性分析，也没有依然胀满的爱和激情。何以彻底地放弃思考，拒绝挣扎，而选择用宿命论来解释人生的灰暗？我试着寻找这个故事有多残酷。
在健和妻子看来，造成他们贫困的原因，是一连串的不幸，而这不幸，简直是写在生辰八字里的。
健的妻子，她父亲是在本地服刑的外地犯人，出狱后瞒着自己的劣行跟她母亲结了婚，后来她出生，父亲又因犯案进了监狱。十几年后当他再次出现，长大的孩子们已对他全无印象。然而就是这个没有亲近感的父亲，加重了她后来人生的痛苦。那年她在街边走路，被后面驶来的卡车突然撞倒，车轮从她的双腿上碾过。没有动手术，住院没几天，她便被父亲硬生生地拖出医院。出院后她也找过交警，但被告知父亲已与司机签了私了协议。她后来才知道，那协议是在酒桌上的签订的，本地的交警知道他是全城最有名的酒鬼，便给司机出了这主意。几千块的赔偿费被父亲换成了两个月的酒钱，而她从此成了残疾。她说是自己的命不好，有这样的爸爸，还能怪谁呢？
健出生在一个多子的农民家庭，在极度贫困中成长，错过了受教育的机会，书只念到小学二年级。十一二岁的年纪，就跋涉千里从陕南到东北打工，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十七八岁，为了多攒点钱娶媳妇，跑到山西挖煤，不想才一个月就遇到矿难，右腿被砸成重伤，截了肢。健认为自己童年的贫穷和成年的倒霉都是命运使然，否则为什么有的人出生就在城市里，同样挖煤，有的人就能平平安安的发财？但他并不强调与生俱来的逆境是如何在环境中被放大的。当我问到“砸伤了腿有没有给赔偿？”时，他说：“给了两千块。我已经算幸运的，有一个因为伤的太重，直接给打死了！”这是健第一次感谢“命运”，却是出于这样的逻辑：没有被砸太坏，所以不用被打死。——真叫人辛酸。我仍试图听他说说隐忍之外的东西，比如愤怒。我问：“有没有去找矿上或政府，要求多赔偿一些？”他也依旧坦然，他说那个时候很多煤矿都不规范，而且上上下下都有关系。不像现在，现在多好。我从他的话里听到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感。然而这只是我的感受，他自己或许从未想过，现在这每一点一滴的“好”，都是无数个如他这样的人，用一处一处伤口，一条一条生命换来的，而这些牺牲者，如今却永远地错过了享用“好”的机会，靠着消化宿命论来维持生命的存在。
当我起身准备离开，发现桌上放着几张彩票站发的免费报纸，上面还做了标记。我问：“你买这个吗？”健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有时候也去看看。”他之前才诉说了赊欠蜂窝煤和粮食的事情，现在若坦白买彩票，大概自觉很令人失望吧。然而他亦不想对我撒谎，于是用了“看看”这样模糊的表达。我理解他的窘迫，便不再追问。更何况，对于一个经历过如此多不幸，而终于将对人生的解释托付于“命运”的人，我又如何能责怪他的投机呢？我也不想再对他施与所谓的启发，因为我终于恍悟，当抗争因种种原因而成为妄想，至少宿命论为活着提供了一个理由。除非，我能给他更好的理由。
人跟书的缘分，有时候很像人跟人的缘分，需要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场合，相遇。比如说我手上这本《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已经买了将近两周，蔫儿不拉几地摞在其他一打未读的书中间，在这个周末，好像有特别的吸引力一样，它就这么莫名奇妙地被选中了。
虽然作者声称这是一本“面向广泛的读者的书”，但它确实是一本人类学的著作，（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的一种），而且据说“代表了西方最高水准的学者在方法和理论上的多重探索”，所以使我这种非学术同学读下去的动力，乃是因为这本书所探讨的道德体验恰好契合了我自己道德焦虑的感受。
道德焦虑感是一直困扰我的感觉之一，在上个星期末的一次与同事的口角之后，它积累的重压使我难过极了，最终在半夜时分打电话给我的“非正式心理医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
那天我和同事谈论关于一个援助项目村的事，我自认为了实现公平，应该给那个项目村同等的争取项目的权利，而他出于现实的考虑，表示那个村子不需要我们投注精力。我被当时的情况惹怒，一者是为他的没有“原则”，二来面对那种挑衅、不屑的语气（似乎他觉得我的想法太迂腐），感受到自尊心受辱。在没有激烈的争吵，但气氛显然恶劣的场合，两分钟后，我终于抑制不住盛怒，将鼠标猛地在桌子上磕了三下。没过一会儿，我就羞愧起来，好像身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在看着那个偏狭的、爱报复的、丑陋的自己。
正如“非正式心理医生”所说，因为公平、平等这些原则是我赖以维持自己存在感的重要东西，而同事的“没有原则”，正是威胁了我存在的基础，使我感到危险，因此会愤怒；至于他的不屑则动摇了我对尊重的需求。
我对“非正式心理医生”倾诉了长久以来困扰我的一件事。一旦受到别人的伤害，我会几乎本能地表现出对这种伤害的满不在乎，有时候是激烈地反击。（其实伪饰是另一种反击方式，向对方展示同等的侮辱：“你对我的伤害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你。”）我厌倦这样的自己，难道受到伤害的本能反应不应该是难过吗？为什么现在我却几乎不能流露自己的伤心，而变成反击呢？
在《道德的重量》中，作者就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轮危险，即外部力量威胁到那些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是怎样又会引起来自我们自己的第二轮危险，即为了维护我们的价值利益，我们自己也会反人性，威胁他人的生活。”
我的道德焦虑感就是在每一次事中的趋利避害选择和事后的价值判断反省中，显现出来，折磨着我。这种焦虑感来自于对道德重量的背负，如果抛弃了这份重量，我也许会变得轻松（或者疯狂），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抑郁。
“非正式心理医生”引导我认为这是本来面目和自我期待之间的冲突问题，而解决的方法是“接纳”。让本来面目和期待形象之间有正向的情感连接。（之前一直是前者膜拜后者，后者压抑前者的关系，这是导致焦虑的原因。）所谓正向的情感连接，就是那个想象出来的完美的自己，要去接纳自己，接纳自己不因完美而具有凌驾他者的权利，同时去接纳那个真实的具有种种弱点的自己，鼓励她，爱她；而那个差劲的自己需要接纳自己，不必因有种种弱点而深感自卑，也去接纳那个完美的自己，喜欢而不崇拜，学习而不嫉妒。
我的问题似乎与书中温斯罗普·科恩的故事有些相似。这个二战老兵，当年为了“共同体道德标准”在太平洋战场上实施杀戮，而战争结束后的四十多年中，却一直被一幕残忍杀害日本医生的景象折磨着。作为心理医生的作者，在年轻时曾以心理分析方法治疗科恩：“我的笔记着重对于精神分裂——认知与情感的分裂，行为与道德情感的分裂，进行思考，重复了当时在精神病学领域里流行的做法。”但是多年以后，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提出了“心灵的创伤和悲剧被诊断为精神疾病，用药物来治疗，这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的反思，继而理解了科恩何以“认为我（作者）是社会共谋的一部分，我（作者）的作用就是掩饰像他这样的战争经历后遗症的。”
但是缓解道德压力从而保全个人存在与鼓励伦理价值哪个更有意义？以及，两者总是矛盾的吗？我不能回答，也没有在书中找到答案。
书中故事的主人公们所经历的命运：战争、暴乱、文革……非常符合这本书的副标题——在无常和危机前。他们在无常和危机前，不同程度地实践了有道德的生活。然而是否平常人生不会陷我们于背负道德重量的境地呢？或者说，在无常和危机之外，我们生活的质地与道德与否缺少关联呢？事实是，并没有无常和危机之外。“所谓危机，就是我们最看重的价值和感情受到威胁或丧失。”观察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事件，都有它表现出来的态度，当我们做出反应的时候，也都已经选择了一种道德标准。比如受到他人伤害，以怎样的方式反馈；比如路遇乞丐，以什么方式对待；比如面对群体的压力，是坚守还是放弃底线。正如作者在导言中论述的，在逃避面对无常和危机方面，我们各显神通——假装冷眼、宿命论、迷恋技术、消费主义……这些都使生活表面过得更加容易，却无助于在新的、连绵不绝的危机到来之时，依靠道德的力量生活下去，那或许才是面对无常真正有效的方式吧！
至于，“那些处在各种不同的危机和无常情况下，仍坚持有道德地生活的人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吗？他们的故事能帮助我们追求这种伦理观吗？尝试与我们周围的道德环境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真的可行吗？”朋友的短信中说：“但这本书至少告诉我们坚守是可能的，我们都有同类，只是外界环境迫使人们不要轻易表露。”坚守是可能的，但坚守能成为所有人的可能吗？也就是这个世界可能变得最美好吗？我的理解是：没有最美好，只有更美好。而更美好，不是已经具有足够的召唤力了吗？
县城是个夹生的地方
没有都市的丰富，以及村庄的乡土
并非文化沙漠，然而生长的只有寥寥野草
我在那里成长，然后离开，去城市，读大学
那里，有图书馆
高中的某个寒假，我也尝试过开一家书屋
租了别人的小房子
从朋友和朋友的朋友那里募集到几百本书
家里闲置的茶具也拿来充门面
也四处贴了告示
一元一天，茶水免费
如果愿意，请来读书
十几天的门可罗雀之后
便告失败
父亲说，只因逢到春节，若是暑期，会有人
大二暑假回乡
煞有介事地给旗长写信
请您考虑，我们需要一间图书馆
当然石沉大海
听说家乡最近正有一座建筑在崛起
听说那是未来的公共图书馆
然而我仍想要自己开一家图书馆
提供书籍并且不提供刻板的管理员
我希望人们在这里反抗
孤独、虚无、困惑、无知，自我以及整个世界
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一位朋友想叫自己未来的书店“棉花书局”
“像小时候穿棉袄的感觉一样，很简单很温暖。”
我的还没想好
不过既然梦未醒来，我会继续考虑
等我醒了，请来读书
北岛说，他小时候家里有一个书架，书的排列顺序有严格的等级之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及鲁迅文集居高临下，代表正统；第二格是古文辞书，代表传统；再往下一格是当代革命小说，代表道统；最底层是各种杂志，代表俗统。你的书架上有哪些书？又是怎么摆放的呢？
转YCG：其实现代化最可怕的事情不是谁富裕谁贫穷，而是大家都在向一个方向信心满满的前进，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人”。
县政府办公楼下又有信访的事件了，探出头去看了一下之后，回来继续看关于韩寒的讨论帖子。忽然疑惑起来：自己是如何变的如此麻木？然而这种麻木却有一个关心世界的漂亮衣裳，这不是更可悲吗？
若你让他嫉妒，他甚或行不义之举于你，你不应该怨恨，你该知道，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达到使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或他认为你具有高傲的姿态。
如果我说我爱一个人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很有面子，那肯定有人说呸这不是爱好不好，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爱我们广袤爱我们古老爱我们奥运爱我们世博爱我们作为中国人脸上有光，就没人质疑这爱的性质了。
下乡与村民聊天，通常先问从哪里来，听说是在遥远地方，接着保准问到工资多少。我心里不是滋味。我知道在农民这个群体里，背井离乡毫无浪漫可言，它多半只意味着讨生活。于是我便不敢再说我那些美好的言辞，比如说看看世界，比如说公益事业。尽管并没说谎，仍然觉得尴尬。
下乡与村民聊天，对我爬山走路报以赞赏，再问每月工资多少，答曰一千三百元，又表示极大同情。他们是知道干部应该配有车的，大学生也理应赚的更多，但他们亦知道自己是每日以脚力穿梭于山中，一年到头收入也不过三五千元的。他们觉得坦然，因为“知识改变命运”是种在他们心里的。
造访农家常遇同龄之人，他们迎来送往，热情，妥贴，自然。我想起自己往日回乡，面对亲友到访时的样子：冷淡，无措，窘迫。陈丹青说：“所谓没礼貌，不是你不尊重人，而是不知道尊重的方式”正是如此吧！
《先知》：没有你们全体的隐诺，恶人也不会作恶……当你们中有人摔倒，他为后人摔倒，让他们留心绊脚石。对了，他也为前人摔倒，他们虽然步子更快，脚力更稳，却没有搬开那绊脚石。
《先知》：别让那两手空空的人来参加你们的交易，他们会用辞藻来换取你们的劳动……倘若来了唱歌跳舞和吹箫的人，——也要买他们的物品。因为他们也是采集果实乳香的人，他们带来的物品虽然以梦作成，却是你们灵魂的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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