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到我的博客和昆曲相比，画画似乎更适合我。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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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移植了十钵芦荟。
花盆各式各样，有纸巾筒、咖啡杯、糖罐、奶杯等。
花土来自小区绿地和别人扔弃的花盆，鄙人用手搅拌而成。
整个作业过程在小区露天进行，农村丫头的蛮劲儿引得大妈们围观不止。
一群越南女人，被贩卖到中国湖北某农村，从事卖淫。一个女人不从，被打得遍体鳞伤，关进地下室。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清晨，趁众人熟睡，这个女子逃出地下室，爬到二楼，跳到院子的沙堆上，摔断一条腿，拖着断腿她翻出院子围墙，冲到公路上，拦住一辆车，双膝跪下，眼泪纵横，求助。车上的人听不懂她的话，把她带到YC市公安局。公安局的人也听不懂她的话，请SX大学的教授来翻译，才知道是越南人。据该女子所言，她们被不同老板买走，其中一母一女失踪，一个被杀，埋在一户村民猪圈里……
刚刚发生在老家的事情，最近的涉案人员离我家只有500米。
观自在菩萨，请度一切苦厄。
以前的房东，台湾老太，是虔诚的佛教徒，不吃荤，每天早晚课，初一十五上果品饭菜，到了特别的宗教节日，比如观音大士生日什么的，还会到寺庙跪拜。向阳的阳台被改造成小佛堂，打火机、录音机、磁带、彩灯、帐幔、供品、经书、香炉、木质观音雕像等等摆满小台子，台子的下面则是摆放得端端正正的圆圆的蒲团。
每天早晚课的时候，老太太都会放磁带，跟着念经文。结束了，录音机不停，唱一会儿佛歌。在我听来，都是哼嗯啊喇啰嘛，区别不大。从曲调而言，我也不觉得有多好听，远远不如齐豫的演绎。在广西的时候，我经常听齐豫的佛歌，而且是混在一堆流行音乐里，随机播放。演唱者当经颂，我当歌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到上海后，有次去龙华寺，一座大殿檐下架子上摆着一些佛教印刷品，免费供给香客，我随手带回了一两本。展开一看，里面讲了很多对待佛教书籍的规矩，甚至不能和世俗书籍放在一起。字字惊心地看了一会儿，法西斯感觉也一阵阵地涌起，当即插在了书架，再也不看，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等等，这些和《六字真言颂》有什么关系？嘘
读书的时候，有次老师请吃饭，饭桌上闲聊，老师说：在很多时候，女生往往比男生固执，可以一条道走到黑。言语之间，有不喜欢的意思。当时我对老师的态度很不以为然，觉得他一副大男子主义的做派。老师是过来人，现在我也慢慢过来了，开始赞同他的话。
昨天下午，飞机起飞的时候，眼泪扑扑往下掉，我说过不哭的，但忍不住，后来仗着有轰隆隆的引擎声，干脆哭出声来。哭完了，也就好了，点了一份餐，吃了大半，我没吃早饭和午饭。暮色中，飞机缓缓降落。看着下面儿童玩具一样的密密麻麻的房屋道路，突然涌起无比的亲近感和安全感，来上海三年，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是不是在一个地方遭受重创，才知道原来地方的好？
我，就是老师描绘的那类人，但我依然会固执坚持下去，只不过换一条道路。
一个晚上，接到老妈电话，说：把银行账号给我，我给你寄点钱过来，把那个镯子买了……我说：别，我不要。她说：你得要，不要我心里难受……
两年前，她来上海，用私房钱给我买了一个老凤祥的镯子，说要开始给我准备嫁妆，还很得意地告诉我：她在家开了一块地，种了棉花，到时候就可以给我打棉被，比街上买的好。去年年底，我搬了住处，她来陪了我一段时间。一天半夜，她突然问：你寂寞吗？六十多的母亲问三十多岁的单身女儿，在情理之中。但我从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一时竟不知道怎样回答，只得以笑应对。
我的终身大事是她的心病，她总是想着法儿催：你要是怀孕了，我给你买真丝睡袍……可以先生孩子，结不结婚不要紧……我的眼珠子都要惊掉了，她解释：那个人总会负点责吧，生活费给了你，我们给你带，趁还带得动。难道她担心我寂寞出毛病，想出如此下策？
在家没事儿，就来上海玩呗，我邀请她。她说：没意思，不想来。我说：给我做饭呀，让我长胖点，就有人要了。她心动了一下，但还是没来。我跟她开过玩笑：谁要您买镯子只买一个的
有一年，所有人都忘了我的生日，包括我自己。
晚上，老妈在墙上看到一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
四月十六日是毛春晖的生日
她赶快烧了一桌子菜，还请两个堂妹作陪。
事后，老妈问：
是不是我们都忘了，你才写在墙上？
不是的
只是在那确立自我意识的年纪里
书上本子上笔头上脑子里都是“我的”“我有”“我是”“我在”
时时刻刻提醒世人：
这里有个“我”！
可我到底是什么？
33年前的今天，我来到了这世界上，
33年后的今天，我还矗立在这世界上。
五官变了，个子高了，会吃饭穿衣
毛鼎言未出世前，我就接到给他取名的任务。当时不知道是男是女，所以得想两个，这让我很费劲。一天，走在学校体育场铁丝网旁边的路上，接到电话，说生了，男的。谢天谢地，我松了口气，因为我只想好了男名（非重男轻女，只是女名更难）：“就叫毛鼎言吧，一言九鼎，少说话多做事。”
毛鼎言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名字的寓意：很晚才会说话，而且含糊不清，我一度怀疑他的智商。后来去幼儿园，学写名字，他又是笨的，慢得很，特别是“鼎”字，写得酷似一只螃蟹，还气急败坏地叫嚷：“这个‘鼎’字顶死人！”
毛鼎言跟着爷爷奶奶长大，隔代带出来的孩子，都有比较相似的坏习惯，我一度担心他有性格缺陷。但见到我，他还是很老实的，因为我会吼叫斥责，而且手很勤快，会毫不留情地扇下去，毫不怜惜。有天，他对奶奶说：“我要好好读书，要超过她，长大了就可以教训她了！”这个志向和他爸爸小时候的理想比较相似。当年他爸爸的心愿是：等我长大了，掌握了家里的一切大权，她想吃什么我偏不给她吃，她想玩什么我偏不给她玩！
父子俩说的“她”是
前些日子看了一些关于张季鸾的资料，包括凤凰卫视制作的节目《报界宗师张季鸾》。这档节目展现了一位历史人物的部分情况，但，没有深度可言，对张季鸾最闪光的价值（“四不”原则）缺乏任何挖掘。这种处理也许是有深度的——用相当的篇幅讲述张季鸾对GCD的支持和同情，其隐藏的含义不言而喻。而这样的处理，绝对是在误读张季鸾的办报主张。
张季鸾是新《大公报》三位创始人之一，创办之初，三人约定不能当官，如当官，必须退出大公报。其有“四不”原则，即不卖、不私、不党、不盲。不接受收买，不谋私利，不卷入政党，不迷信盲从，站在民间立场，言论报国，负责任地批判社会，做一份独立的报纸，当一名独立的办报人。
清谈向来误国，比如明代心学末流，还有东林党人，一度大权在握，却拿不出半点经世致用的治国方略。但文人似乎没认识到自身这一毛病，没有几个不热衷政治的。可换个角度看问题，如果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万马齐喑，甚至成了现实的跟屁虫和应声虫，其存在还有何价值？
张季鸾内侄高集供职于《大公报》，因左倾亲共被GMD列
在沪上飘了近三年，各种形式的吃吃喝喝不少，但重复去的餐厅为数有限，有一个非常特别，去的次数估计不下十次，飞象西餐厅。据我所知，那是上海滩唯一一家俄罗斯餐厅。
北京有老莫，《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些高干子弟去的地儿，我没去过，念书那会儿太穷。其实它早就失去往日风光了，食客不再是权贵，粗俗贱民，鱼龙混杂，银餐具经常被偷，只得换成不锈钢的。金枝玉叶的小姐打出原形，也只是一堆碳水化合物。不过得知这些是离开北京后，所以懊恼了很久，即使是一堆碳水化合物，早早看到也好些啊。
我对西餐谈不上有多喜爱，毕竟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一种近乎爱的感觉太难了,而且,总是很贵。第一次去飞象和尤利娅有关，她当时到上海没多久，我也是刚来。尤利娅是乌克兰人，她父母至今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苏联解体前父母去了乌克兰，而后就永久留在了那里。在异国他乡能吃到家乡菜是很舒服的事儿（我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出发），于是和她约好去吃俄罗斯菜。
没想到，偌大上海，俄罗斯餐厅几近绝迹，好容易找到一家，跑去一看，早关门大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