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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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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春和他的《中国新诗编年史》

吴思敬

 

我曾说过,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写诗是寂寞的事业,搞诗歌评论是加倍寂寞的事业,而搞诗歌史料那就是加倍、加倍寂寞的事业了。我觉得刘福春就是一位甘于寂寞的人,他勤勤恳恳地搜集、研究诗歌史料,坚持不懈,集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拿出了《中国新诗编年史》这一煌煌巨著,可喜可贺!

刘福春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有三十年的交情了。从他到社科院文学所,我目睹他从日坛路6号那狭窄阴暗的环境中一步一步走过来,后来我们一起办《诗探索》,他也成了我们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我们一起为诗歌事业做了很多工作。我了解他,为了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他是做了长期的准备的,最少花了三十年。福春是把他的生命融入到这本书中,这也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福春搜集诗歌资料,完全凭个人之力。他的住房本就狭窄,现在被书籍和资料挤压得已没有任何生活空间了,一般的家庭主妇是难于容忍的。福春幸亏有个贤内助徐丽松,全力支持他,毫无怨言。我认为这非常不容易,在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确实有一个优秀的女人。

关于福春的奉献精神,许多朋友都有共识,我就不多说了。我特别想谈谈他这本书。我认为福春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不是一般的史料编年,而是一种独特的新诗史叙述。福春在新诗史的构建方面创了一个新的路子,这个路子就是按时间顺序,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运用传统的春秋笔法,不把自己的观点直接说出来,而是喻褒贬于叙述之中,从而显示他的价值判断和文学史观。他在客观地叙述某一诗歌现象之后,经常用辑评的方式,从相关资料上选出几十字、几百字,甚或千把字,作为印证或补充。这些地方就见出他的功夫了。一是他的旁征博引,这要建筑在对大量资料的阅读和把握的基础上;二是他的判断力,面对浩如烟海而众说纷纭的材料,他为什么选这个人说的而不选另一个人说的,他为什么选这一段资料而不选另一段资料?这就有个辨析、选择与判断的问题。比如,书中1919年2月15日记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刊出周作人的《小河》”。这是一条客观的叙述。接下来,作者不仅引用了周作人自己对这首诗的说明,还引用了胡适、茅盾、朱自清的评论,通过这些评论显示了《小河》在新诗发轫期的独特意义。书中类似的这种辑评非常多,这实际是这部书的精华所在,作者的学识、修养、判断,就通过在浩如烟海的资料的选择与辑评中显示出来了,我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

刘福春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的新意还在于他对此前的文学史、新诗史中对诗人和诗歌现象叙述的颠覆与解构,这在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那种政治诗学的评判中尤为明显。比如臧克家1956年撰写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一文,实际是1919—1949的中国新诗简史。在这篇文章中,臧克家批评戴望舒的《雨巷》说:“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现实,他们不敢正视,却把身子躲进那样一条‘雨巷’里去;不是想望一个未来的光明的日子,而把整个的精神放在对过去的追忆里去,这是个人主义的没落的悲伤,这是逃避现实脱离群众的颓废的哀鸣。”[1] 像这样的批判,不仅是臧克家个人的观点,也反映了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与政治氛围。福春在《中国新诗编年史》中,陈述了《小说月报》第19卷第8号刊出戴望舒《雨巷》的事实后,引用了杜衡、卞之琳等诗人对《雨巷》的评价,他自己没有直接说一句话,却完全颠覆了臧克家对《雨巷》的不公正的指责。

文学史写作中,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对作者来说,是个考验。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中,有种说法,叫做以论带史。先有一个大的政治学、社会学、美学的框框,然后带着这个框框去观察历史,把符合自己预设框框的材料挑出来,而不符合自己预设概念的东西就视而不见。福春采取了跟上述说法完全不同的路数。任何文学史其实都是当代人的重构。文学史家首先要有自己的史识,这就是刘知几在《史通》中强调的,才、学、识三者中,以识为先。这是非常重要的。福春的价值就在于他不只是资料的搜集与占有者,更有自己的史识,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但他不是先验地架构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然后往大框架中填充材料,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材料出发,他的观点不是直接而是透过他精心选择的材料暗示出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以往诗歌史写作的局限。我认为这是新诗史写作当中很重要的突破,《中国新诗编年史》学术价值很突出地就反映在叙事方法的出新上。

资料的翔实和丰富,这是《中国新诗编年史》最重要的特色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刘福春几十年的搜求,几十年的积累,几十年的心血都在里面。就目前福春所掌握的有关新诗的资料而言,无论是公开的版本,还是民间的出版物,包括国家图书馆以及许多高校图书馆在内,恐怕都没有他掌握的资料丰富。尽管现在有些机构、有些民间人士也在收集新诗资料,但是就整体而言,福春掌握的资料的丰富性在全国绝对第一。海外的学者可能比国内学者更能充分意识到福春的价值。我们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跟海外朋友常有接触,很多海外朋友来了之后先打听刘福春,甚至于要求访问刘福春的家庭,看他的藏书。我觉得作为新诗史料专家,刘福春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一般的搞诗歌评论的。我们一般人,国外可能根本不知道,而刘福春在国外的诗歌研究者当中,在国外的汉学界,现在确有他的位置。福春用他数十年积累的资料建构了他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他的诗歌资料库,而这个知识体系、这个诗歌资料库,不是谁能够代替得了的。应当说,这些年来,许多诗歌研究者都得益于他,我自己在一些科研项目当中,也经常请刘福春帮助。我们的研究生答辩,每次请福春去以后,福春一下子就能指出哪个提法不对,哪条资料不对,有时候我们导师都看不出来。福春对新诗资料的把握和敏锐的眼光确实非常可贵,在今天诗歌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我认为《中国新诗编年史》集新诗研究资料之大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部书能超过它。当然,任何资料绝对的全是不可能的,这部书肯定有不完美的地方,资料的不完整,某些抄写引用当中的差错……这些毛病有待于纠正。我认为以这部书的价值,今后肯定会有再版的机会,希望福春继续他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工作,并把他的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充实到这部书的新版中去,我相信这部书肯定能够流传下去。

    人民文学出版社真是慧眼识珠,从社长到《新文学史料》编辑部,为这样一部以资料见长的书提供了出版机会。特别是这本书编辑难度极大,因为资料太丰富了,大量的引文、大量的引文出处,都需要一一核实。我们搞研究的都知道,这些地方是最容易出问题的。这部书的编辑下了大力量。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中国文学,特别是为中国诗歌发展所做的艰巨的工作表示感谢!

 

                                                   2013-7-15

 



[1]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见臧克家编选:《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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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枫: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

吴思敬

 

早就听说过台湾诗人郭枫先生的名字,与先生首次见面则是在2006年北京友谊宾馆举行的“新世纪中国新诗学术讨论会”上。这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我参加筹备工作。会前收到郭枫先生提交的论文《论洛夫诗歌的情思和语言》,文章中有些地方对洛夫诗歌有相当尖锐的批评。由于洛夫先生也参加这次会议,我担心这篇文章会引起在场的洛夫先生的反弹,引发不愉快的场面。不过我们还是把郭枫的论文一字不改地收进了会议的论文集,想来洛夫先生也读到了,但洛夫毕竟经过多年历练,大将风度,什么也没有说。而郭枫先生现场发言的时候也留有余地,批评的措辞较为委婉。两位台湾诗坛的大佬没有在会场公开冲突,我的心才踏实下来。通过这件事,再加上在友谊宾馆与郭枫先生的长谈,我认识了郭枫先生,当然对郭枫思想、性格与才情的进一步了解还是通过他的诗歌与文章。

特立独行,这是诗人郭枫给我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郭枫有一首诗,题为《树的历史问题——读〈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这首诗把陈寅恪喻为被大批判的风暴摧折的“参天的大木”,充满了对陈寅恪毕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礼赞。郭枫便是一位深受陈寅恪影响的坚持独立写作的诗人,而他性格上体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硬骨头作风,则可视为鲁迅精神的某种延续。他的《山的哲学》,便是其自我形象的写照:

 

总是,屹立在风雨中

忍受阴霾的讪笑

无端而至的冰雹袭击,以及

沸腾在心中的火底焚燃

总是,以不眠的灵魂伫守

升自东方的阳光

等到阳光照耀之后,也知道

必然,将沦入沉沉的黑

必然,将风化:为尘、为土

但冷过暖过庄严过

毕竟曾经,唉!成为一座山过

 

郭枫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总想成为一支火把/照亮灾难的土地/总想成为一杆大旗/呼唤沉睡的灵魂”(《石想》)。他深爱中华民族,对海峡两岸的强权、专制、暴政,他义愤填膺地予以批判,对当下社会和文坛中的市侩、投机、虚伪、装神弄鬼……则予以无情地揭露。他清醒地看待台湾现代诗和后现代诗的写作,绝不被一些高深的理论术语与各种怪诞的诗歌文本所蒙蔽,他是在皇帝的新衣前敢于说出真相的孩子。当然他也知道,他在文章与诗歌中的呐喊与呼吁,在强大的体制与流行的意识形态面前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亚热带不热,花信风无信/迷茫的人间永远迷茫”(《石想》),但是他却愿作一块石头,“倔傲挺立/孤峰顶上/凝结一宇宙的寒冷/纵使在时间里风化,随风而去/去,去那亲爱的土地/做一粒微尘/一粒埃”(《石想》)

在派系林立的台湾诗坛,郭枫先生不参加任何派系,坚持个人写作,坚持独立的立场,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保持了一个诗人的心灵自由。他不畏权势,敢于担当。郭枫把诗评家分为三种,其中第一种是这样的:“懂诗,不懂人情,坚持唱自己的歌。既不与合唱团同调,也不看指挥的脸色。他唱的,可能中规中矩,也可能荒腔走板;不管怎样,他永远唱自己的。他唱的,大多不讨诗人的欢喜,也得不到一般观众的掌声。他并不在乎。他只在乎,角落里,一双眼睛兴奋的闪光。他,是现代/后现代的异类。”[1] 无疑地,这正是郭枫自己的批评哲学与诗人性情的写照。

尽管郭枫独立于台湾现代诗、后现代诗运动之外,并对台湾现代诗、后现代诗有严酷的批评,但这不意味着郭枫是个游离于现代文明之外,排斥现代性的遗老式人物。实际上郭枫的心时刻在感应着时代而跳动,他的诗歌充满着现代人的感觉、现代人的情思。这是《嚇!我要超车》中的几行:

 

就是因为路窄。我要超车

就是因为车挤。我要超车

我要超车。嚇!嚇!

 

甩开那些福特、三菱、奔驰

甩开西方的东方的帝国主义

甩开中国斑剥的世纪

以闪电的姿势

以非常刺激的死亡追赶

  缩地

  劈天

 

这些短促、跳动的诗行,充满一种未来主义式的快节奏与力,读来真有在高速路上飙车的感觉。这首诗写于1970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凸显出现代人在竞争的压力、在高速运转的社会车轮面前失控的心态。

再如《饲料鸡》,头两个小节是这样的:

 

别想学习云雀任意飞翔

别想在夜色昏暗中大声唱歌

别想倾听野风新奇的故事

别想跟着自由的云流浪

别想探讨生命怎样茁长

别想昨天今天和明天

 

你们是有翅膀却飞不起的

你们是有头脑却冻结的

你们是有眼睛却不能眺望的

你们是有耳朵却聋哑的

你们是有春天没有颜色的

你们是养在笼子里的

 

此诗富于寓言色彩,中心意象是现代化大型养鸡场中的饲料鸡。如果说《嚇!我要超车》尚有对经济起飞阶段速度和力的追求的话,写于1983年的《饲料鸡》则更多地让人们看到了大规模工业生产与经济的繁荣是以人的异化为代价的,诗人为与现代性文明而伴生的人性的桎梏、人性的扭曲感到痛惜。

记得当年我和郭枫在友谊宾馆聊天的时候,郭枫曾详细向我讲述了他身患癌症并治愈的情况。这些年来,我一直惦念他的身体。然而收到的却是让我不断振奋的信息。2007年2月,我收到郭枫自台北寄来的《郭枫诗选》。在这本诗选的“后记”中,郭枫说:“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如今我早已年逾古稀,可是,我对文学的热情不减,尤其对诗的创作意念,仍澎湃如绿鬓少年。大概上天给了我一颗不安定的心灵,让我来到人间一生迷恋文学。”[2] 这段话写于 2006年底。现在八年过去了,当今年五月我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再度见到郭枫的时候,他依然对文学的热情不减,岂止是不减,而是更平添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他的诗心,他的豪情,他的酒量,他的旺盛的生命力,均让我感到震撼。诗与青春有相通的含义,这一点在郭枫先生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

 

                                          2013年6月15日于北京花园村

 

 

 

 



[1] 《郭枫诗选·自序》,台北,台北县政府文化局2006年版,第4页。

 

[2] 《郭枫诗选·自序》,台北,台北县政府文化局2006年版,第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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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大爱,守望诗坛

——怀念诗人韩作荣

吴思敬

 

2013年11月14日,我来到八宝山殡仪馆的告别大厅,望着门楣上“作荣千古”四个大黑字,禁不住悲从心来。难道人真的就像芦苇那样脆弱,那样容易夭折?韩作荣悄然走了,在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走了,他走得是那样突兀,把太多的痛楚与惋惜、太多的怀想与思念留给了我们。

中国古人论诗历来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所谓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不过,诗品与人品完美统一的境界,不是谁都能达到的;而诗品与人品不一致的现象,倒是屡见不鲜。正由于如此,我对那些人品与诗品俱佳的诗人更怀有十二分的崇敬。因为这样的诗人不光作品动人,他们本人其实就是一首美丽的诗。在我看来,韩作荣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心怀大爱,守望诗坛,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诗,在他身上,诗品与人品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作为一位诗人,韩作荣诗歌创作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他从1972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以部队诗人的身份登上诗坛。进入新时期以后做了编辑,更是不断求新求变。他认为诗是一种生命状态的翻译,语言中需要有血液的搏动和肌肤气息。从80年代中期起,他的诗作从明确的指向性转为对更为丰富的意蕴的把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到一个自然的融汇点,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貌,在新时期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难得的是,韩作荣不仅诗歌写得好,更是一位有爱心、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诗坛义工,为了诗而默默地坚守着。我和作荣相识多年,由于不是在一个系统工作,平时交往并不多,见面的场合多是在各种诗歌活动和研讨会上。我注意到,凡作荣出席研讨会,他决不说空话,说套话,而是事先就写好稿子,做出观点鲜明、分析精辟的发言。这体现了他对作者的关爱,对诗歌的尊重。作为一位资深的编辑家,作荣对当下青年诗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他们的创作倾注了满腔心血。新时期最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几乎都在《人民文学》的诗歌版面中亮过相,受过韩作荣耳提面命、悉心指导的年轻人,更是数不胜数。为了青年诗人,作荣敢于仗义直言。在一次重要诗歌奖的评审中,对某位有影响的青年诗人能否获奖,评委中有争议,这时韩作荣坚定地说:“如果这样的诗人不能获奖,这将是这次评奖的失败!”正是作荣的力挺,使这位青年诗人获得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

对老一辈诗人,作荣也倾注了同样的爱。健在的老诗人中,考虑到郑敏年事最高,作荣任《人民文学》主编期间,每当春节前,总要把牛汉、谢冕、刘福春、陈永春和我找到一起,带上一束鲜花,到郑敏家聚会,在这样的场合,郑敏和牛汉两位高龄诗人总是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作荣便点上一枝烟,坐在一旁,倾听着老诗人的谈笑风生的议论。如今牛汉、作荣已先后作古,再寻这样的场景只能在梦中了。

2013年6月,作荣被推选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他底下跟我说过,他愿意活得轻松一些,洒脱一些,实在不愿当这个会长。但是拗不过诗歌学会理事们的一致推举,他还是接受了这一安排,并很快地进入了角色。他对诗歌学会的未来有周密的考虑,为了把学会的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他提出要在诗歌学会下面设置几个工作委员会。他认为诗歌理论批评极为重要,专门找我谈成立中国诗歌学会理论批评委员会的事,让我以诗歌学会副会长的身份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我和唐晓渡、罗振亚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提出了理论批评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上报给他。他认真地审查了名单,看到没有部队的代表,便建议补上解放军的评论家殷实的名字。他还布置诗歌学会的工作人员,以中国诗歌学会名义,发出征询意见的通知。谁想,他所倡议成立的理论批评委员会还在筹备中,没有等到正式成立那一天,作荣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作荣的一生,是诗化的一生,是和诗歌融为一体的一生,他的最大愿望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昌盛繁荣。我想,我们只有尽最大努力把诗歌的事情做好,才能告慰作荣的在天之灵吧。

 

                                             2013-11-15 于北京花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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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在杨键长诗《哭庙》研讨会上的发言

 

吴思敬

 

我在9月份已参加了好几次大型诗歌活动,但今天在今日美术馆,为杨键开一个规模不算很大而到会人层次很高的这样一个研讨会,我是非常愿意参加的。因为有些大型诗歌活动是主办单位为了文化造势等,带有其他的目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研讨会是非常纯正的一个学术聚会。

我跟杨键应该算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马鞍山首届中国诗歌节的时候。那时非常仓促,没来得及和他细谈。我记得当时会上的一些诗人签名呼吁地方政府给他解决工作问题,我也在那上面签了名,但是据说后来仍然是没有下文。而且在马鞍山他的故乡举办诗歌节,他居然不能正式参加,非常奇怪。这就说明当下我们诗人的处境。但是杨键的诗一直是我所喜欢的。我在编《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的时候,给了杨键相当的篇幅。当时我还没有读到《哭庙》,但是我觉得杨键的诗非常有特色,比如有一首《生死恋》,这是一首爱情诗,可这首爱情诗写的绝对和一般的爱情诗不一样,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一个人死后的生活/是活人对他的回忆……/一个活人的生活,/是对死人的回忆……/在过了很久以后,/活人的语调,动作,/跟死去的人一样了。”用这种非常简朴的语言写出生死相依的状态,我很受感动。

    早期杨键的《暮晚》等诗集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于生命的真诚、执著和他在艺术上强烈的独创意识。直到《哭庙》出来——今天我才见到它的印刷本,而当时李少君发给我的是电子版——读后的最强烈的感受就是“震撼”这两个字。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气势,这样厚重的历史感,包括他逐层展开的人生、哲理、悲情、梦幻,以及叙事性的生活场景,是非常丰富,非常真实的。我觉得杨键是一个把生命献给艺术的诗人,所以他可以在物质条件等不是很充裕的情况下,静下心来,在寂寞中坚持,寂寞中写作,他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诗人的一种生存状态。

《哭庙》应当说是当代的一部出色的现代史诗。杨键在他的序言中说:“20世纪最大的变化是个人的思想代替了圣贤的思想,我们的苦难也大抵来自于此。”我对这句话是极有同感的。我们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变化就是与中国悠久、深远的思想文化传统的断裂。在中国古代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是分离的。思想权威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此外还有老庄思想等与之相辅相成的东西,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持久不息的精神支撑。这种思想权威不以政治权威的更替而更替。政治权威则是以封建皇权为代表,改朝换代了,或皇帝去世了,其政治权威也就丧失了。然而尽管改朝换代,尽管皇帝去世,但是中国的道统始终在持续,中国的思想权威却没有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保持了高度的凝聚力,中国文化得以代代承继的原因。但是到了“五四”,“打倒孔家店”,我们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发生了第一次断裂。更严峻的是到了“文革”中,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被摧残殆尽。“文革”中,一个人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高度结合在一起,彻底终结了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传统。由于我们失去了传统的思想权威,当政治权威犯错误的时候,走向歪路的时候,变得昏庸的时候,便没有武器了,没有办法来终止这种局面。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悲剧的原因。

    我觉得杨键用他的长诗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思辨。他一直在讲寻找心灵,他寻找的就是基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的一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心灵。杨键这部书的独特之处就是从一个诗人的角度,对我们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做了探寻,对这种传统后来的断裂,以至今天形成的信仰缺失、道德失衡的局面做了非常深刻的思考,他是非常沉痛的。他的《哭庙》,哭的这个庙就是以中国优秀古代文化传统为代表的民族精神,所以我觉得他这部书无论从立意的高度、思想的深度,还是写作的勇气,在当代诗歌中都是很了不起的。

《哭庙》作为一部长诗,就长诗写作的技艺层面而言,也做了有益的探讨。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诗人当中出现一股长诗热,甚至比赛谁写的更长。但是诗人真正被大家记住的,永远不在于写的东西有多长,而在于能否写出最精彩的诗句,这样的诗句哪怕写出几行,你就留下来了。杨键的《哭庙》,其价值主要不在于它的长,而是他以一位诗人的视角对中国思想文化层面所做的思考,但是当我们读这部长诗的时候并不觉得艰深,不觉得读不下去,为什么?就在于写法。他是在长诗的宏观构架之下,精心地进行微观的写作,每个小标题下的诗,都写的很短,很精致,都有其独特的情思与意象。因此欣赏他的长诗,既可以远观,看其宏观的布局和气势,也可以近睹,看其一雕栏一画础的细微的笔触;既可以从头到尾去读,也可以单独拿出某些篇章来欣赏。单独拿出来的篇章不以史诗观之也仍然是很出色的抒情诗。杨键的诗善于把是把宏观的视野与他对生活细节的感悟结合起来,体现了诗人对长与短、大与小、疏与密关系的辩证思考。

长诗写作尽管要以抒情为本,但如果没有深刻的思辨性,抒情就容易流于滥情;如果没有一定的叙事性,抒情也容易流于轻飘。《哭庙》的成功之处,是思辨、叙事、抒情的巧妙的融合。就长诗的整体架构而言,是建筑在思辨的基础上的,诗歌中的精辟的点睛之笔,更是融铸了思之光华。就长诗的基本表达手段而言,是以抒情为主,但在进入具体的写作中,则引入了大量的叙事成分。比如写正直善良的人蒙受苦难,被监督劳改,便选用了“劈柴”、“筛石灰”这样艰苦劳动的场景,细致感人,有如杜甫三吏三别那样的小叙事诗。80年代中期,于坚写《罗家生》,用白描的手法不动声色地概括了一个普通工人的一生。杨键借鉴了这种写法,而且更丰富了,他不是写一个人,而是写一系列的人,那些小标题凡是标以“某某之墓”或“犯人某某”的诗,均是用极洗练的白描笔法写出一个人的悲惨一生。在长诗中,这样的悲剧人物,不是一个,而一连数个,甚至数十个排列下来,给人以怵目惊心的印象。长诗的叙述,立足于口语,但是又把古典文化的精神内涵融汇进来,从而化俗为雅,特色鲜明。我们以前一直把杨键作为乡土诗人,实际上“乡土诗人”这一称号远远不能概括杨键。杨键尽管立足于农村,但他视野开阔,贯通古今,他写的是大诗。他的长诗《哭庙》,不仅在思想和内容上有重大突破,在艺术上对现代史诗的探讨也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充分肯定杨键对当代诗歌的贡献,我认为这部长诗的出现是21世纪诗坛的重要成果。

 

                                     2013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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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研究:任重而道远

——在“穆旦诗歌创作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吴思敬

 

穆旦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也是“九叶诗派”中创作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如杜运燮先生所说,他不仅“是第一流的诗才,也是第一流的诗人”。穆旦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在他坎坷而多难的一生中,为中国诗坛留下了一批焕发出奇异光彩的诗篇和译作。

对穆旦的研究早在40年代就开始了,王佐良、袁可嘉、唐湜、李瑛、陈敬容等穆旦的同学和诗友,高度而准确地评价了这位风华正茂的诗人。50年代诗人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穆旦研究全面倒退。直到新时期到来之后,诗人获得平反,随着“九叶集”的出版,穆旦研究才再次启动,杜运燮、郑敏、蓝棣之、孙玉石、谢冕、邵燕祥、李怡、张同道、李方、余世存等人的研究把穆旦从历史的尘封中挖掘出来,恢复了穆旦在新诗史上的位置,穆旦的亲属与生前友好周与良、周骥良、查良锐、巫宁坤、郭保卫、孙志鸣以及穆旦子女的文章为我们全方位地了解诗人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穆旦热逐步形成,并在当代诗学的研究中不断扩展。进入新世纪之后,陈伯良先生以八十高龄写出第一本穆旦研究专著《穆旦传》,江弱水、易彬、段从学、王毅、黄灿然等青年学者或是开始探寻穆旦研究的新路,或是对前一阶段的穆旦热予以反思与诘难,从而使穆旦研究又深化了一步。

然而对穆旦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才华横溢、品格高洁,多年来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诗人,目前的研究还远不能说是终结,穆旦这一颗曾被乌云遮蔽的星辰,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值得探讨的话题——

第一、穆旦不只留下了诗歌文本可供我们深入研究,而且穆旦的一生就是一首苦难的诗,他的不断奋进、不断求索而又蒙受数不尽的折磨与耻辱的一生,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诗歌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命运的一个极为典型的个案。

第二、穆旦为中国新诗提供了新的诗性空间,穆旦身上最为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诗人对现代性的追求,那么穆旦在推进中国新诗现代化过程中有何作用?在20世纪的新诗发展史上穆旦诗歌的价值又何在?

第三、穆旦与中国诗学传统及西方影响的关系问题。穆旦诗歌是彻底的“西化”吗?他诗中“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吗?他是“过于倚重奥登的写法”、“过于仰赖外来的资源”吗?穆旦是“全盘西化”的产物,还是中国诗学传统与西方影响相结合产生的宁馨儿?

    第四、对50年代后穆旦晚期作品的评价问题。50年代之后的穆旦是否已不是穆旦,穆旦晚年的诗学主张与早年有何联系,有何不同?他晚年的作品如《冬》等是否也可以列入穆旦最重要的作品之列?

第五、穆旦是天才的诗人也是杰出的翻译家,他的诗歌创作经验对他的诗歌翻译有何作用?他的诗歌翻译又对他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第六、穆旦研究之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如何解读“穆旦现象”?如何冷静而客观地评判穆旦热?如何看待穆旦研究中所呈现的曲折、复杂与矛盾的现象?

第七、穆旦研究资料的发掘,特别是穆旦生前的书信、佚诗、佚文,亟待搜集、整理和发表、出版。这方面李方先生已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如何调动更多的力量进行更全面的搜寻,并使这批可贵的资料尽快面世,对于推进穆旦研究有重要意义。

当然,穆旦研究所亟需解决的问题远不只这些。穆旦是说不尽的,他诗歌的丰富和蕴含其中的丰富的痛苦,值得我们永远沉思与品味。穆旦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诗人、诗评家、青年学子投入到穆旦研究中来,以无愧于我们这个已经站起来的民族,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诗人穆旦留下的搏求者的生命历程和他的杰出的诗篇!

 

    (本文系作者在天津南开大学“穆旦诗歌创作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通讯处: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05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政编码: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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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卫平:“向下”与“向上”

吴思敬

 

这里说的“向下”与“向上”,指的是卢卫平诗歌中的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向下的,执着地固守着大地;另一个层面是则是向上的,要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这二者力的方向相反,但在他的诗歌中却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卢卫平宣称:“我的诗歌是向下的。这里的下,是乡下的下,是身份卑下的下,是高楼底下的下,是下里巴人的下……”[1] 这种向下的姿态是基于诗人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卢卫平始终在关注着社会的弱势群体,力图用内心充满人文关怀的光芒去照亮世界的暗夜。他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底层的生存现状。不过,他没有仅仅停留在底层生活场景的展览上。他深知,作为诗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

卢卫平善于把生活中的原生态的东西加以提炼,予以象征化的处理,从而使平凡的意象散发出诗的光芒。城市的街道上簇拥的一群群打工的乡下女孩,照实写来未免直白,《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则把这一景象用苹果的意象暗示出来,使这群打工女孩子的神态、心理跃然纸上,融入了诗人对打工一族的发自内心的同情与深切的爱。社会上的黑煤矿、黑砖窑吞噬过多少民工的生命,作者没有直接描写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却抓住了“捕蝇纸”这一意象:

 

捕蝇纸上落满苍蝇

这些黑苍蝇

这些没有户口的苍蝇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梦想中的山珍海味

因为一张纸就咫尺天涯

我数不清还有多少苍蝇在前赴后继这些乡下的苍蝇

他们至死也难以明白

这纸上的液汁看上去像蜜糖

怎么一沾上就是毒药

                                                  (《捕蝇纸》)

 

由于跳出了对现实中民工遭遇的具体场景的描述,“捕蝇纸”这一意象的后边就凝聚了深厚的悲剧内涵,不仅是对当下的中国的,而且是对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类似社会现象的概括。

卢卫平说过:“诗歌是我的一棵树”,“我心怀悲悯,我向卑微的事物致敬。身处底层的人,沿着这棵树的指引,能走向高处,能看见蓝天。”[2] 这句话,明确地表明了卢卫平的“向下”与“向上”的内在联系。在呼伦贝尔草原,望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观景象,诗人触发了对底层人民的联想:

 

一个饱经沧桑的人

在黄昏的呼伦贝尔

被草深深打动

这些弱不禁风的草

这些见了羊就低头的草

这些一辈子离不开泥土的草

这些像我的乡亲一样卑微的草

手挽着手

竟然跟着太阳走到了天边

(《呼伦贝尔》)

 

在隐喻着底层人民遭遇与命运的诗行中,出现了“跟着太阳走到天边”这样明亮而辉煌的句子,不仅是对底层人民所蕴藏的力量与智慧的写照,更显示出诗歌对人的精神境界的一种提升。

实际上,卢卫平在固守大地的同时,他始终有一种对天空的向往,这是母亲留给他的遗产:“我四岁时  母亲教我数星星……/母亲说  世上没有谁能数完天上的星星/没有谁不数错星星/没有星星会责怪数错它的人/数过星星的孩子不怕黑夜/星星在高处照看着黑夜的孩子”正是母亲从小教导他的对浩渺星空的敬畏,他才写出了这首颇有深度的《在命运的暮色中》:

 

在命运的暮色中/一个盲人在仰望天空/一个聋子在问盲人 看见了什么/盲人说 看见了星星

聋子沿着盲人的方向望去/有星闪烁/聋子问 你是怎么看见的/盲人说 坚持仰望/就有不灭的星在内心闪耀

    你听见星星在说什么/盲人问聋子/聋子说 星星正和我们的患难兄弟/哑巴在交谈/哑巴的手语告诉我/星星将引领我们走向光明的坦途

 

这是一首带有浓重的寓言色彩的诗。盲人和聋子,他们尽管肉体的感官有缺陷,但他们依然能够凭心灵感官感应这个世界,这种特殊的感应能力是基于信仰与大爱:他们坚持仰望,坚持倾听,最终都获得了心灵的补偿。这是一种向上的灵性书写,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

 

2007-7-10

 

 



[1] 卢卫平:《向下的诗歌》,见《第三届华人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2] 卢卫平:《诗歌是我的一棵树》,《诗潮》2007年5-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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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鉴赏与心灵的自由感

吴思敬

 

我常常怀着一颗残废儿童那样急躁的心情,躺在房间的角落里抽泣着。就在这时,有一位处女,紧紧地贴着肩膀,在我颤抖的心上,放上一只温柔的手。这位处女就是诗。

   

日本诗人萩原朔太郎这几句深情的话,非常形象地表达了诗对于人的心灵的作用,很发人深思。

自有诗歌以来,诗人和诗论家就给诗歌开列了数不清的功能,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武器功能、交际功能、医疗功能、提高艺术素养的功能等等。就假定这一切功能都是诗所具备的,那么也不是诗歌自身能直接显示的,而只有透过影响读者的自我意识才能得以实现。因而,发现自我,进而达到自我与世界的融合,使心灵获得空前的自由感,这才是诗歌最根本的心理效应。

每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有其内在的价值,都要求实现自己的内在价值,即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而要想实现自我,必先发现自我。一方面认识了自我,才能透过自我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进而透过对客观世界的观照,恰当估计自己的价值与潜能,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也只有认识了自我,才能避免盲目性,才能不断有针对性地改变自我、完善自我。

人如何才能认识自我呢?同人的一切认识一样,人对自我的意识也是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人固然可以透过“自省”的方式来达到自我意识的深化,但这种“自省”也总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自我意识的形成是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中实现的,人们每发现了一个新的事物,也就发现了自我的一个侧面。因此,人们首先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在与自然、与社会、与其它人的关系中认识自我。比如搬起了一块大石头,认识到自己体力的潜能;在数学比赛中取得优胜,认识到自己智力的潜能;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活动,认识到自己管理能力的潜能……这种对自我的认识是发现自我的最基本的途径。但是光靠社会生活实践来发现自我也有局限,环境因素在这里变得十分重要,某些人有某些方面的潜能,但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使其无以施展,因而也就难于发现。因此有一定艺术素养和欣赏能力的人便找到了文学艺术,希望在超越时空的、虚拟的艺术领地中发现自己。

诗歌,是诗人心灵的外化,是诗人自我的实现,每首诗都是一个新的世界,每首诗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伟大的诗篇中总展示着诗人博大的胸怀,体现着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用诗人的生命之光去洞彻自己的灵魂,用诗人的燃烧的火炬去点燃自己前行的灯塔,进而以自己的生命去接近艺术的生命,在自我与诗人心灵的交融与碰撞中,不断地扬弃旧我、获得自由的新我。从作为审美对象的诗歌中发现自我,是基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的一种选择,不是对象中的一切都能映照出自己,而是对象中与自己心灵相对应的那“灵犀一点”。一旦主体的心理结构与对象的刺激模式出现同形或同构,此时渗透在审美对象中的诗人的情感和经验也就成了读者的情感和经验,读者的心灵彷佛一下子被照亮了,他感到诗人所讲的正是自己所觉察到而又未能说出的,于是他赞叹着说:“对了……对了……是像那样……真是像那样……”这样读者对诗的欣赏,也就成了对自身的生命形式的观照。

一般说来,艺术鉴赏开始之前,读者是处于现实的、实用的世界,他受着现实中各种矛盾的牵涉,他有许多实用的、功利的事情要办,他的潜在的欲望和需要被压抑着,汇成一股无确定方向的、躁动不安的内在生活之流。毫无疑问,这种内在的生活之流需要疏导、需要释放,但由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这种疏导和释放有很大的限制。“在现代具有严密组织性的社会生活中,一切都是依照一定的秩序进行的。因而现代的个人,无论是想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甚至学术哪个方面,都不可能自由地展开。因此,青春能量的非集团性爆发便常常出现在艺术领域。” 应当说,诗的创作与鉴赏就是释放与疏导这种内心生活之流的最高雅、最健康的方式之一。由于内心的生活之流是一种无以名状的心理状态,很难直接传达。如果非传达不可,也往往是透过一种隐喻和象征,诗歌便主要是运用这种方法来展现人的心灵世界的。诗人将自己内心隐秘的经验、冲动、情感等转化为可见的、有深层意蕴的意象,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一旦读者内心深处也有某种与之同构的东西,读者的内心生活之流也会流注到诗的意象之中,与之合而为一,进而出现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两忘的局面。此时他自己的内心生活之流不仅找到了喷发口,而且彷佛已转化为审美客体,他重新发现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既贴近又遥远,既可触可感又放射着理性光芒,这是他在现实的实用境界中从没有经历过的。在这个世界中,他的心智变得分外清爽、敏锐,他似乎听见了关于人生的某种神秘活力的启示,进而顿悟出生命的某一真理。与此同时,他也重新发现了自我,一个扬弃了某些旧质的新我,世界、自我会变成了崭新的东西,他超越了原有的世界,也超越了旧我。这种超越感正是自我实现后达到的新的精神高度,一种高度的平衡与和谐,这时心灵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感,审美愉悦也达到了高潮。

——————————

今道友信:《关于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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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诗探索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吴思敬

 

各位诗人、各位评论家、各位来宾:

下午好! 我受诗探索奖评委会的委托,在正式颁奖之前,先把诗探索奖设立情况和首届诗探索奖的评选过程,向大家汇报一下。

由中国天问文化传播公司和诗探索编辑部联合设立的诗探索奖,是在2007年春节后开始酝酿的。奖项的名称定为“诗探索奖”,固然与诗探索编辑部作为主办方之一有关,更重要的在于以此倡导诗歌创作中勇于探索的精神,表彰那些在创作中体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精湛技艺的中年骨干诗人,以促进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与繁荣。在对评奖方案进行了认真讨论的基础上,中国天问文化传播公司和诗探索编辑部于2007年5月13日签署了联合设立诗探索奖协议书,成立了评委会,本届评委会由谢冕、杨匡汉、吴思敬、林莽、唐晓渡组成,谢冕出任评委会主任。

评委会坚持公平、公正、独立、透明,评委回避的原则。评选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候选名单的产生,由评委会秘书组向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诗歌评论家,发征求获奖候选人提名函,每人限提一人。收到复函后,秘书组按提名人数多少为序,排列出前五名,作为候选名单。本届评选除梁小斌外,候选名单上还有肖开愚、王小妮、于坚、多多。第二步,召开评委会。对上述候选名单进行认真讨论,经过一轮或多轮的无记名投票,最后得票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者当选。本届评委会是6月27日下午在京铁大酒店召开的,评委对上述候选名单进行讨论,最后一致通过诗人梁小斌当选。

评委会的意见体现在颁奖词中,将由谢冕老师宣读。我这里简单说明一下我为什么同意把首届诗探索奖授予梁小斌。

梁小斌是中国新时期先锋诗歌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在朦胧诗人群体中,由于地域的限制,梁小斌没有在《今天》上发过诗歌,但是正如80年代初,顾城的父亲、诗人顾工对我说过的:“梁小斌是个天生的朦胧派”。梁小斌与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有一种骨子里的内在联系。在人生取向上他坚持人文主义的理想,在艺术表现上他坚持象征主义的创作精神。他有一种独特的感悟生活的态度,他曾说过:“一块蓝手帕,从晾台上落下来,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人是要实现理想的,从此岸到彼岸,一定要有一个形象的桥梁”。“钥匙”、“雪白的墙”,就是他的蓝手帕,就是他的从此岸到彼岸的形象的桥梁。《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不仅是梁小斌早期的代表作,也是朦胧诗的经典名篇,梁小斌早在1982年就获得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创作奖,不是偶然的。

但是梁小斌并没有用“雪白的墙”把自己围起来孤芳自赏。1984年10月,梁小斌来到北京,在与我的谈话中曾说过:他已不满意他过去写的《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也不满足于当时某些青年诗友只在“神话”、“史诗”中讨生活,更不屑于追随在西方现代派身后玩那些已被人家用腻了的手法,他要不断地超越自己,同时也希望区别于同时代诗友的追求。他说:我要回归到现实中来,写一些带有“生活流”色彩的诗。两个月后,梁小斌从芜湖寄来了《断裂》,这是中国诗坛进入后朦胧时代的一首具有标志性的作品。如果说,写《雪白的墙》与《钥匙》时期的小斌,从寻求一个美的世界出发,思考的是人如何不被抛弃,要顽强地寻找已经失落的美;那么,到了写《断裂》时期,小斌变得冷峻了,也更成熟了,他不再热衷于浪漫的幻想,也不再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涂上一层亮色,他更尊重现实,也更忠实于自我的感受,他不需要借助任何美妙的东西掩饰自己,倒像一位冷静的心理学者,在读者面前勇敢地剖析自己。《断裂》这组诗,正像它的标题所暗示的,集中地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一种心理阻隔。这种心理阻隔在诗中鲜明地体现了一种羞涩感和卑微感。小斌的这种尝试引起了争议,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引领了后朦胧诗的潮流。

此后,梁小斌还采用了思想随笔的形式完成了《独自成俑》、《地主研究》、《梁小斌如是说》,写出了他对生活、对艺术、对历史的思索,以致有“平民思想家”之称。

总之,梁小斌身上最生动地体现了不断探索的精神,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关怀,体现了精湛的诗艺,这样一位纯粹的诗人,获得首届诗探索奖,应该说是名至实归的。

最后,我代表诗探索奖评委会、诗探索编辑部谨向冒着炎热的天气与会的诗人、评论家和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获奖诗人梁小斌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大力支持这次评奖活动的天问文化传播公司和公司负责人潘洗尘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7-7-3下午于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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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牛汉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牛汉

 

吴思敬

 

对牛汉的研究,早在1951年初,胡风在《新观察》上发表《祝福祖国,祝福人民!》这篇评论就开始了,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这一研究刚开了个头,便随着牛汉被打入另类而戛然中断。到了新时期,随着牛汉的复出,随着牛汉诗歌对读者心灵的冲击和他在诗坛上展现的老而弥坚的独特个性,牛汉越来越赢得不同层次读者的喜爱,牛汉研究也渐成热点。报刊上不断出现介绍和研究牛汉的文章和专访,当代文学史上有牛汉的专节,牛汉的诗歌进入了中学课本,也进入了高校中文系的课堂,不少研究生以牛汉作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对象,2003年4月还召开了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有众多有影响的诗人和评论家参加的“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这一切标志着在诗歌研究领域中一股牛汉研究热正在形成。与某些畅销书作家或热潮诗人不同,这股牛汉研究的热潮不温不火,没有人刻意营造,也没有轰动效应,但越是这样,也许就越会在文学史和诗歌研究领域持续下去。

面对这股方兴未艾的牛汉研究热潮,人们也许要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学者不约而同地研究起牛汉?

一般说来,一位学者选择一位什么样的诗人进行研究,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诸如学者对这位诗人是否有兴趣,与诗人的经历、气质是否相通,掌握相关资料是否充分等等,不过最根本的还是基于在一定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下对这位诗人品格与诗作价值的判断。就牛汉而言,尽管他从不张扬,也从不为自己造势,却以他刚正不阿的为人和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诗作赢得了当今学界的关注。

研究牛汉,是由于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人品与诗品达到完美统一的诗人。

中国古代诗论,历来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所谓“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① 不过,这样一种境界,不是谁都能达到的;而诗品与人品不一致的现象,文学史上倒是屡见不鲜。元遗山的《论诗绝句》有这样一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诗是评论西晋诗人潘岳的。潘岳,字安仁,他曾写过《闲居赋》,把自己描绘成恬淡高洁、与世无争的君子,称得上是“高情千古”了。实际呢,他却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晋惠帝时,贾谧依仗贾皇后的势力,仗势欺人,权倾一时。潘岳谄事贾谧,每遇到贾谧的车辆过来,便下跪叩头,直到贾谧车尾的尘土消失才起身。潘岳式的人物在诗坛并非孤例,直到今天,我们也不难寻觅到他们的影子。面对诗品与人品关系的种种复杂情况,以致于卞之琳先生要说:“做人第一,做诗第二。诗成以后,却只能就诗论诗,不应以人论诗。”② 尽管卞之琳先生的批评原则有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可是我还是固执地笃信诗品与人品的统一,我对那些人品与诗品俱佳的诗人更怀有十二分的崇敬。因为这样的诗人不光作品动人,他们本人其实就是一首美丽的诗。

让我们听听牛汉的自白:

 

诗人们,朋友们,谈我的诗,须谈谈我这个人。我的诗和我这个人,可以说是同体共生的。没有我,没有我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没有我的诗。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如果没有我的诗,我的生命将气息奄奄,如果没有我的人生,我的诗也将平淡无奇。……

如果没有碰到诗,或者说,诗没有找寻到我,我多半早已被厄运吞没,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诗在拯救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个真身(诗至少有一千个自己)。于是,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③

 

  这段话,既体现了牛汉对诗品与人品关系的透彻理解,也是他做人与做诗原则的真诚表述。

牛汉写过一首题为《汗血马》的诗。汗血马是传说中的奇异而珍贵的马,它的奇异在于“血管与汗腺相通”,它的珍贵在于“它只向前飞奔/浑身蒸腾出彤云似的血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筋骨还能飞奔一千里”。牛汉对这种“汗血精神”心向往之,所以才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汗血斋”。他说:“我只能不歇地奔跑,不徘徊和不停顿,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这也可以说就是我这个人和我的诗的性格吧!”④ 可见“汗血马”不只是诗人神奇的艺术想象的结晶,更是诗人崇高的人生理想的写照。

诗人的一生是与苦难相伴的一生。苦难摧残了他的身体,却没能瓦解他的斗志、扭曲他的灵魂。这是因为在苦难的日子里,有诗相伴,如他所言:“在这多灾多难的人类世界上,我……经历过战争,流亡,饥饿,以及几次的被囚禁,从事过种地,拉平板车,杀猪,宰牛等繁重的劳动。直到现在,心神都没有真正轻松下来,冲出使我陷入其中的历史阴影。幸亏世界上有神圣的诗,使我的命运才出现了生机,消解了心中的一些晦气和块垒。”⑤ 牛汉作为诗人的特殊价值就在于,一般人只是在承受苦难、咀嚼苦难,而牛汉在承受苦难、咀嚼苦难的同时,却能把苦难升华为诗的美。1972年在咸宁“五七”干校,诗人写过一首诗《半棵树》,据诗人说是看到冯雪峰削瘦的形象受触发而写的——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

    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

 

    像一个人

    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

    侧着身子挺立着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春天来到的时候

    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

    长满了青青的枝叶

    

    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

 

毫无疑问,这株遭受雷击却傲然挺立的半棵树,不只是冯雪峰命运的写照,同样也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它渗透着诗人的身世之感:受尽摧残,但宁折不弯。令人震撼的是它的结尾:“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这不止是宿命的宣告,更是带血的预言。

苦难不止激发了诗人的情感,同时影响了他认识世界与感觉世界的方式:“我以为我比别人还多了一种感觉器官,这器官就是我的骨头,以及皮肤上心灵上的伤疤。……伤疤形成的皮肉虽有点畸形,却异常的细嫩,它生有百倍于正常皮肉的神经和记忆。……我只能用伤疤的感觉去感觉世界,……甚至可以说,没有伤疤和痛苦也就没有我的诗。”⑥ 一般人观察草木,多会被美丽的花冠或婆娑的枝叶所吸引,然而牛汉所关注的却是一般人所忽略的草木的根;一般人观看动物园中的老虎,会专注于老虎的斑斓的面孔与威严的步态,然而牛汉关注的却是水泥墙壁上一道道的血痕和那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一般人只看到原野上麂子在自由自在地奔跑,诗人却发现了那瞄准麂子的猎人的枪口……诗人这种独特的发现,已不是一般作家所提的观察要细致、要全面等所能解释的了。它来源于牛汉的苦难的人生历程和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正由于牛汉是透过伤疤去感觉世界,他的诗歌才有了粗犷的背景,独特的视域,油画般的色泽,以及介于梦境与现实间的美妙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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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01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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