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初的“律”
——对古“律”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上）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对典型古汉字的研究别具一番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汉文字是象形（或曰表意）文字。“中国文化能如此历久不变，足以让后人追根溯源，或许就是由于使用了表意文字”；“表意文字自然要比表音文字更能显示优越性”。[①]它们象一尊尊活着的化石，凝结了真实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蕴含着一帧帧古代社会生活（包括法律实践活动）的真实画卷。我们不应忘记，在文字诞生之前，口耳相传的历史对后人的影响也许异乎寻常地强烈。况且，对部落长老来说，“记住过去的事情是他们的份内工作。”[②]当文明的旭日升起之际，当某一特定的文字诞生的那一刻，它已经远不是造字者个人主观创造的艺术品了。因为它已具备了非如此刻划、如此构造、如此表现的内在必然性。换言之，某一文字所
寻找最初的刑----对古刑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
“刑”字大家都很熟悉，有两个意思：一是刑法、行罚的意思；再一个是型，模型，模范，也就是法的意思。但是，“刑”字最早是什么样子？最早的社会功能是不是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它又是怎么样成后来的刑？这些问题似乎还远远没说清楚。
“井”是一个很古老的字。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面就有“井”。商代武丁时期甲骨文有一“井”字，距今有3300多年的历史。学者多以为“井”即水井之“井”，“井田”之“井”。或以为乃“井”上面的栏杆。西周前期的金文仍作“井”。到了中期“井”中加“.”。学者释这个“.”为井口，汲水之器，汲水之人，汲水之绳，或挖井时用的用具木槌球。到了西周后期，“井”中返回到没有“.”的字形。
《易经》有：“井，法也”。当然这是后人的注释，但必有所本。又有“何校灭耳”，“履校灭趾”，“劓刖，困于赤绂”，“噬肤灭鼻”，“困于株木，入于幽谷”，“困于金车”，“其刑剭”，“其人天且劓”
先秦法家眼中的人性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新的以个体家庭为细胞的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摧毁了古老的宗法血缘纽带。个体自然人终于跳出了宗法家族的狭小栅栏，与社会和他人结成了新的更为简洁的人际关系。这种新的人际关系以财产和利益为基础，无情地涤荡着古老的宗法血缘的脉脉温情，冲决着“德治”、“仁政”、“礼治”、“人治”的道德说教，摧毁着“圣君”、“贤臣”、“慈父”、“孝子”、“良夫”、“顺妻”的美妙光环······把一切都溶解在冷冰冰的利害计较与交易之中。这种世俗的人际关系又从人性那里找到其合理的依据，即“好利恶害”的人性论。这种人性论成了推行“法治”的基础之一。完成这项历史工作的是法家。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好利恶害”一词首见于《韩非子·难二》：“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赏厚而信,人轻敌矣;罚重而必,人不北矣”。又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心度》）这种人性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君书》和《管子》。《商君书》说：“民之有欲有恶”；（
春秋时代四位著名政治家的法律思想
面对春秋时期开始的社会变革，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政治家都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为了获得霸权和兼并战争的胜利，一些贵族中有作为的政治家开始实施改革，从而形成了当时的革新思想。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主要有管仲、子产、叔向、邓析。管仲是奴隶主贵族中最早主张改革的人物；子产代表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封建贵族；叔向代表贵族中的守旧势力；邓析则代表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阶级。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使这些政治家的思想中大多存在新旧矛盾的特色，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一、首倡革新的管仲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他年轻时曾和鲍叔牙一道经商，很可能出身平民或没落贵族。齐桓公即位前曾和其兄公子纠争夺君位。管仲当时是公子纠的师傅，射过桓公一箭。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后，经鲍叔牙推荐，不计一箭之仇，重任管仲为
马英九公务特别费案一审判决书读后感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于民国九十六年八月十四日（2007年8月14日）就马英九公务特别费案作出一审判决。读罢有三点感想：
第一，台湾的法官历史知识丰富，在说明公务特别费沿革时，专文追溯宋代历史，使人耳目一新。原文如下：
“按特别费制度，宋朝即已有之，宋代推行交钞制度，货币广泛流通，却也导致通货膨胀，百官除正俸外，尚有公使钱之补贴。学者林天蔚认为当时的“公使钱”及“公用钱”之制度，二者性质并不相同。前者为首长之特别津贴，可以私入、自俸；后者乃官署之特别办公费，用于招待来往官吏、贡使、犒军及其它特别用途。盖宋史、宋会要辑稿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叙明，就同一官职之公用钱必多于公使钱，且依宋史卷一二七「职官」公用钱条以“用尽续给，不限年月”、“长吏与通判署籍联署以给用”，故公用钱有帐籍，用时须副署。公使钱则无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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