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的时政评论文集《常识》风评甚好，但我看过之后好像没有期望中或是想象中那么出色。书封上说“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乃因此为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我偏偏不觉得可怪，大概我的“常识”与梁文道相吻合吧。这是幸事，也未必是幸事，读一本评论集，每见都是与自己思想相似的观点，倒有点似调侃话里说的“左手摸右手”那样的麻木无感觉，未免少了很多阅读的乐趣吧。

梁文道在自序中说：“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这话倒是写得不错，不过“江山不幸”也未必就是“诗家幸”，因为时事评论的对象一般都是热门的社会现象，梁文道这本集子里也不例外，什么民族主义浪潮啊、奥运啊、地震啊、网络意见啊等等，都在一段特定时间里被连篇累牍地议论和争论过，虽然梁文道抨击过那种评论时事时“言必称文化”的“高蹈”风格，但是我却也觉得，在无数众声喧哗的评论文章中，太过“常识”，而没有一点深刻或者至少是自己特色的东西，恐怕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吧。

四川算是一个温泉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因为工作的缘故，全省各地到处跑，温泉也泡了不少，印象中最美好的一次是几年前的冬季，在海螺沟的漫天大雪纷飞中泡温泉，真正体会到了“冰火两重天”的滋味。排第二的大概就要数这次的西部大峡谷之行了。一直以为大峡谷属于四川宜宾，这次才知道原来严格说来应该是位于云南境内的水富县（不过温泉度假中心的老板却是宜宾人）。

西部大峡谷温泉原本是位于山脚下峡谷边，后来因为修建向家坝水电站，温泉度假中心搬到了俯瞰大峡谷的山上，大峡谷倒没有想象中的壮观，至少比不上之前在云南看过的虎跳峡吧。但温泉还是很有感觉的，车一进度假中心，就见四下烟气腾腾，水雾氤氲，在寒风凛冽中很是诱人。温泉规模甚大，呈梯田状分布，在客服中心左右各有两个最大的地热池，四周还散布着一些小的牛奶池、花瓣池、柠檬池、鱼疗池之类，因为还不到周末，泡温泉的人很少，因而四下里显得相当宁静安详，泡在70多度的温泉水中，抬头看天，感觉确实比家里的木桶泡澡惬意许多，哈哈。关于温泉，最有名的诗句大概就是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或许是说常泡富含矿物质的温泉水对皮肤有好处吧，特别是干燥的冬天，泡温泉正当其时。我们住的房间阳台上带有独立的私人温泉池，简约朴素的装潢颇有日式风格，要是有兴趣，早上起来就可以跳进私人池子去泡到爽，不过我就没有再继续泡，因为傍晚泡过以后，一晚上都睡得很香，早上睡了个大懒觉，感觉同样的爽啊。

大概这个贺岁档《十月围城》和《三枪拍案惊奇》注定要成为一个对比式的话题了，当“国师”级大导演“娱乐至屎”的时候，弹丸之地的香港却拍出如此严肃又如此好看的主流商业大片，而且这个商业大片还可以引起一些思考，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

到底什么是主流商业大片，未必是投了多少巨资，未必是堆砌了多少当红的流行元素，某个影评家说过，真正的主流商业片，其实是这样一种影片，即：背后支撑影片中心架构的价值观符合最大多数人的主流意识。比如在好莱坞，就是人道主义、环保主义、自由民主之类，而在我们这个国度这个时代，爱国主义，特别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样的爱国主义，可能就是各种纷杂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了。

如同《风声》是包裹抗战外衣的惊悚间谍片，《十月围城》也是革命主旋律（据说陈可辛是这样定位）包装下的惊险功夫片，但《十月围城》这件外衣显然更加合身。《风声》最后“老鬼”的感人遗言，“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如今看来，倒更加适合《十月围城》下的革命者陈少白，以及以恩义相“挟”、自恨是个“大骗子”的李玉堂。

本来《十月围城》的情节基础是有问题的，至少在我看来如此。功夫片要开打，首先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这里的理由是一个人，革命之父孙文。人们为信仰而慷慨赴死，没问题，可是将这样的信仰具象化到一个个人身上，即使这个人恐怕是中国近代史中唯一一个被现今的两岸三地共同认同的人，然而，还是感觉有些不对劲。革命党断言保卫了这样一个大人物，就是保卫了革命本身、信仰本身，甚至四万万同胞与中国的明天，所以不惜牺牲那些充当炮灰的小人物，就像是鲁迅敏锐而深刻地指出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要造那天上的国，必先使这地上血流成河。影片中对死亡和牺牲的过分歌颂也确实印证了这样的思路。而影片最后借孙文之口说“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或可看做是为革命的副作用正名。

（曾经看过香港关于六4的纪录片，接受采访的柴*玲讲述当时一些学生领袖的想法，或者说是策略，为了实现学生运动的目标，他们刻意想要扩大事态，潜意识甚至明意识中“需要流血，需要死一些人”，这是不是也是“文明的痛苦”，这样的鬼祟，在革命的名义下，仍然还是不光彩的吧。）

鲁迅又说“你们把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而电影中的陈少白有一个相似的回答，“我们这一代牺牲是为了换来重光他们那一代的幸福”，然而最后牺牲的偏偏是重光、阿四、方红这些二十岁都不到的年轻一代。这是讽刺吗？当然不是，或许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可惜了大好诗歌）的审美需要。

我说了影片情节基础“本来”是有问题的，不错，前面所述的这些历史观上的疑惑在观影过程中不时浮现在我的理智中，之后也让我想了又想，可是却又并没有过分妨碍我在感性上应有的感动和唏嘘。或许我对革命的暴力始终怀有恐惧，或许我不相信那天上的黄金国度，但我们都无法不对百年前无数的流血和牺牲、对那些真诚挣扎的人们，保持最起码的尊重和敬畏。“娜拉既然已经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中去的，那便只有走了......”既然时局已经不能更坏，那些清醒过来的先行者的上下求索，无论对错，也无法论对错，都是“一寸一寸的进步”。我们今天来评判，恐怕必须要回到当时当势的情景下，才能略微体会那种“闭上眼睛看到中国明天”的绝望与希望并存的情怀，才不致犯下傲慢的历史相对主义错误。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港台在表现慷慨悲歌的气氛上往往胜于内地，看那些为保护孙文而蹈身陨命的仁人义士前赴后继，从容赴死，不经意就想起温瑞安《神州奇侠》系列，“天下有雪”那一部，萧秋水带领各路英雄豪杰，赶赴风波亭救援岳飞岳元帅，那么相似的气质，那种纯粹得甚至有些浪漫的情怀，结局虽不同，却同样地令人热血澎湃。

在气氛渲染上，《十月围城》显然是成功的，比如当李宇春出场时，有了全场唯一一次笑场，而当方红死去的时候，全场静默。

或许这正是主流价值观和主流历史观的感染力，隔了百年的时空来评判，我们可以理智和冷静，但有些东西却是中国文化千年的沉淀。比如讲述苏格兰起义的《勇敢的心》，华莱士牺牲时高呼的“Freedom”代表着西方的价值观，而《十月围城》中，牺牲的很多人，除了为信仰和理想的李重光，还有为亲情的沈重阳，为复仇的方红，为忠义的阿四，为自我解脱与报恩的刘公子，他们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却符合两千年儒家文化的价值观，纵当炮灰也慷慨。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精神与舍身取义、重然诺而轻生死的古典情怀，全都被接近完美地熔炼进一种荡气回肠的慷慨悲歌之中。

何谓主流商业电影，一定要在价值观上遵循多数原则。《十月围城》就是今年最好的主流商业电影，它在主流价值观上浓墨重彩，让你心潮澎湃，同时对非主流的观念点到即止，让你略有思索。如果影片主要探讨“革命的炮灰”问题，大概那就不是如《勇敢的心》那样的主流商业大片，而是如巴勒斯坦电影《天堂此时》那样的艺术片；此外还有清廷将军不同于革命党的爱国情怀，清政府、革命党与外国势力三者的复杂关系，这些都是可以深入挖掘的历史的思辨与吊诡，如果重心放到这里，那最终就有可能成为讲述北爱尔兰革命故事的《风吹稻浪》了。可见定位多么重要。

关于这本极其十分以及非常之火的书，我现在才拿起来拜读第一本洪武大帝篇，实在已经落伍，也已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书确实十分之好读易读，不乏幽默  的调侃笔调所讲述的故事也确实是有趣的，不过用书中“当年明月”自己的一  句话来概括可能更为贴切，“故事是有趣的，规律是枯燥的，但枯燥的，更有  价值”。对我来说，我还是更想看到一本既有趣、不枯燥而又更有价值的史学  读物，当然，要同时达到这两个标准，很难，惟其艰难就更加难得。

话说回来，这套从网络走出来的历史故事书还是很有价值的，在于普及历史知  识和带动历史兴趣方面。这些年对于易中天、于丹等人的争议炮火，好像却没  有过多波及像“当年明月”这样的网络作家，或许对于这些摆明了就是要讲有  趣的历史故事的民间史学爱好者，文人相轻的史学界反而拉不下架子也找到不  准星来批判他们了吧。

伊莎朵拉·邓肯宣称，“最自由的身体，包含着最高的智慧”。星期天，我在锦城艺术宫欣赏西班牙大都会舞蹈团演出舞剧《卡门》的时候，总是不经意会想起邓肯，因为自由的灵魂，也因为自由的形式。

从梅里美的小说到比才的歌剧，从电影到芭蕾再到弗拉明戈舞，卡门绝对是百年经典了。而这一次的卡门不是经典的芭蕾，也不全是经典的弗拉明戈，却是一出现代舞剧。我没有看过芭蕾的卡门，但如果按照邓肯的论调，我想她一定会赞成用现代舞的形式来展现那个恣意狂放、追逐自由而蔑视一切道德规范的卡门吧。芭蕾是优雅的，而现代舞是性感的，当二十世纪初，邓肯扔掉芭蕾舞鞋，脱去紧身的芭蕾舞衣，摈弃了程式化的动作，赤足光腿跳上舞台以后，这位现代舞的创始人就将“回归自然”的古典性感带上了舞台。在现代舞的卡门里，甚至很少有传统弗拉明戈舞那带着浓厚吉普赛风情的大摆裙，作为灵魂人物的卡门多数时间穿着接近肉色的轻盈舞衣，与有着健美身材的赤裸上身的男人们周旋起舞，那种发自人体之美的原始性感，不就是邓肯所宣称的“最自由的身体”吗，她说，“人体本身是真实自然的而非邪恶的，不应引起人们的恐惧”。

只是，话说回来，卡门最后死在情人手中，而邓肯一生纵情也没有得到持久的幸福，在我们现今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自由与性感，仍然还只是审美的概念。 

（第二次被删后重新发布，公开出版（三联）的书籍的评论也要封，网络倒比传统出版业还勇于自残，有趣。改了几个敏感词，其实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些，难道“伟*光*正”也是？）

·《吴宓日记》前前后后二十本，最想读的是49年-50年那一本。偏偏作者将此日记二册托付给住在西南师范学院校外的中文系同事陈新尼教授保管，不想1966年秋，陈教授“惧祸，一举而擅焚毁”。吴宓为此嗟悔不已，我今亦感大遗憾。历史风云突变之际，既有万众欢腾，而知识分子人人心态各异，胡博士看得透一走了之，陈寅恪远避西南甘当隐士，当时所感所想，后人只能从前辈只言片语管中一窥，亲历日记本当是最清晰之史料，可惜......

·但从51年日记所述之情绪亦可推测其49年心境，相信虽不全中亦相去非远。吴宓为内向之人，心思敏感，且自有信仰，珍视“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解放之日，拒却友朋之邀，既未至美国，亦不飞港台，“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但求偏安一隅，默然自处，日记中对当时当势虽多诟病与谴责，不过是“早同吴梅村之心情，而异顾亭林之志业矣。”然而面对翻天覆地之变，一切礼俗德教扫除一空，连宝爱的汉字也差点改为注音，世界文学狭变为苏联宣传，正所谓“万变风光此二年”，当此下，既同吴梅村之心情，必然“深愧非守道殉节之士”，此遗老心境，愁苦烦郁至深且重，“非（以日记）书写出之，以代倾诉，以资宣泄，则我实不能自聊，无以自慰也。”其中痛楚，处处可查。

·吴宓日记之详尽，细至每日“晨食二煮卵”之生活琐事，但抛开此类细枝末节，更可看的是一幅活生生的严酷的知识分子政治生活清单。在建国伊始这本日记中，记述最多的就是各种名目、周而复始的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民间笑言“国民党的税多，GCD的会多”，半点非虚。日记中的各项学习从未间断，“今全国之人，皆忙于开会、学习、运动、调查、审讯、告讦、批评，而事业停顿，学术废弃，更不必言‘其细已甚’与‘民不堪命’也！”吴宓旧文人，本就不惯于马列新思想，然而儒家时代可以“达则兼济天下，退而独善其身”，但在思想改造为第一要务的当时这种想法已然不合时宜，特别是吴宓这种高级统战对象，欲“独善其身”实在只是奢望，故而日记中无处不流露出身不由己的痛苦之感，“国中所有男女老少之生活思想嗜好，处处干涉，事事制定，不许稍有自由，不许暂得静息，专制已极，疲苦难胜。现犹为作始之期，若法久令行，真不知众生成何相，人生是何况味”。而对于无休无止的集体学习，吴宓也有自己特别的见解，“当局必欲厉行集体阅读，非防人不读，乃为改变旧知识分子之独立孤处习惯，使之终日群聚，融为一体，以求思想之集中与统一耳”，此论我深以为然。

·思想改造到今时今日依然层出不穷，然而效果如何？日记中几乎天天可见关于“学习”的记录，同时也天天见到“甚悔”或“甚愧”的表述：悔的是今天学习中又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乱”讲了话，不知有何祸端；愧的是口是心非做自轻自贱不诚之论，且又被见诸报端，空为海外“胡适等人所嘲”，亦为自身“一大羞辱”。王小波深刻嘲弄过这种阴阳世界的荒谬和非人性，早就制造了我们社会中虚伪的文化空气和一种特有的“党八股”语言体系，昨天我们的这个三讲那个代表，今天的科学发展观，所谓人人过关，字字空言，作为旁观者，经常在想，难道当权者不知人多言不由衷、废话连篇？“GCD喜教人作伪，反复做作，以示宽大，且逼令纳税款者表示心悦诚服，而明知其非出本心。思想改造亦然。总之，如耍猴戏，猴但畏场下幕后之鞭笞而已。”当年的思想改造威力惊人，反复做作多次以后，今天的思想改造徒然只沦为一套书面的“猴戏”。

·要说“GCD的会多”也不完全对，“税”其实也不少，只不过换了个名词，就是在51年的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地主“退押”。前段时间读张爱玲《赤地之恋》，写土改运动，逼迫之苛酷、运动之暴烈，有血淋淋之感，若以“不真实、虚构”等辞否定小说，吴宓日记中所述多桩亲朋亲历之实事，虽然语言简短，其中遭遇倒比虚构小说更加惨烈，似是可为张爱玲之佐证。而关于张爱玲是否亲历土改，吴宓日记亦可为一旁证，因日记中多处可见组织学校师生参加土改以行思想改造之效，吴宓不过因年老体衰而得免，当时尚年轻力盛的张爱玲便未必可免。

·遗老的思想在新时代固然势弱凋敝，有些断言或忿言今天看来却是不幸言中。例如讲到“国中所有男女老少之生活思想嗜好，处处干涉，事事制定，不许稍有自由，不许暂得静息”的现状，吴宓断言常此以往“人心不耐其精神之桎梏，遂转而趋向于放纵之又一极端”，已为现实所明证。再如“GD厉行断绝生人五伦间之感情，使一切男女老少人如一盘散沙，各不粘系。然后勖其全体一心，以忠党爱国而对敌作战。......彼今所恃，惟在群众之逼证与思想之麻醉，此如磁石使千万铁针整列为同一方向，若磁石不在，则铁针复散乱不可收拾。......他日世运不卜如何，惟GD违反人情之政教，吾信其必不能持久不败耳。”磁石今虽在，断绝人情之统治方式显已不可续行。

·某日有记述“某公诚命世之英雄，顾其阅理操术，多得力于中国旧书，而其精神行事，甚似创教之教主若穆罕默德一流人，即自信代天受命，为亿兆君师，拔乎流俗之上，如拜伦诗所谓突入云端之孤峰，寂独在所不免者矣。”未点名，猜测是说MZD吧？这评语可不就一语中的。

·日记中详述吴宓之爱情心路，这是一个多情的人，一个在金钱上富有责任感的好人，但也是一个无情的人，一个在感情上十分自我与率性的人。

素食这两年炒得有点儿凶，以前都觉得是我们婆那样的老人家信佛，才讲究吃素，现在倒好像搞得多时髦的。有天去逛盐市口新开的“EGO”潮流商城，顶楼开了家“时尚素食馆”，墙上尽挂一些好莱坞明星一类的大头像，形象代言人还是爱因斯坦，姿态还多高的，那个意思就是你娃要是不赶紧来吃个素，简直就是跟不上潮流啰。所以我们就切吃了三，虽然我这个人从小就是个肉食动物。

这盘点了五个菜，宁波烤菜、银杏猴头菇、豆花鱼、榄菜炒刀豆、传统芙蓉汤。份量滴点儿少，但是味道还是相当巴适的。听说高档的素食是要素菜荤做，就是要拿些豆腐啊啥的冒充大鱼大肉，其实我倒是觉得那些正儿八经的素菜，味道好像更清爽更安逸。宁波烤菜不晓得是啥子做法，夏天如果吃稀饭，肯定多下饭的；榄菜炒刀豆喃，就比较下干饭；豆花鱼其实就是豆腐，豆花还是多嫩的，所谓鱼肉吃起来有点儿像火腿肠；汤比较巴适，好喝得很；猴头菇一般般哈。

素食这个东西虽然估倒整成一个潮事儿，不过在成都这个地方，我估计还是只有火锅才得在街边边上排队。

前段时间有个国际新闻，以色列军方在塞浦路斯附近公海拦截了一艘据信是为黎巴嫩真主党偷运武器的军火船，消息一出，伊朗和黎巴嫩自然是声称与此军火船无关，阿拉伯世界照例谴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海盗行径”，态度暧昧的其他各国多数沉默，而新闻稿里的一句话或许暴露了很多旁观者的心态，——“就连美国都不大敢在公海明目张胆地拦截外国船只”。

二战后这6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太多扭转乾坤的巨变，无论如何，以色列的故事要算其中一个。从什么时候开始，“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如今被很多中国愤青热爱的古语，好像有了另一个更形象的代言人，譬如跨国绑架纳粹战犯到以色列受审、譬如数年不懈追杀“黑九月”成员、譬如千里奔袭恩培德机场营救人质，甚至包括每次报复性的攻击巴勒斯坦......犹太人成功塑造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铁血形象。而就在60余年前并上溯两千年的历史中，犹太人留给世人的印象还是要么狡诈奸猾的夏洛特要么软弱可欺的低等民族。如此巨大的形象改变，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故事，就是《出埃及记》的故事。

也许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出埃及记》并不像同类型小说《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那么富有文学性，那么在现实与虚构中转换自如（本书在这方面特别显得生硬），但它作为一部“重构了西方社会犹太史观”的重量级作品，对以色列“建国大业”进行了鸿篇巨制式的描绘，对犹太民族传奇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如我，都会对这本书有所偏好。

有人说犹太民族的历史与中华民族何其相似，其实对比两千年的流亡和屡遭屠戮，只是衰败了一百多年却并没有亡国的中国何其“幸运”，即使这样，今天开始强大了的中国尚且民族主义到这样的地步，从这个角度看，实在可以理解以色列如今的超级强悍。小说里有一句话“要什么样的痛苦，才会逼得他们如此”，什么样的悲伤逼使一个热爱古典芭蕾的小姑娘变成了边境线上手握钢枪的女战士，什么样的仇怨逼使一个有天赋的少年差点成为了复仇的魔鬼，什么样的残酷，使一个民族从此醒悟：别人的怜悯和恩赐永远靠不住，只有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依靠。

对于犹太人来说，要在这个星球上有一片土地生存，无可厚非；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平白让出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当然想不通；而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们特别是经过二战以后心存愧疚的欧洲人来说，反正要的不是自己的地盘，在那“无主之地”让犹太人自我生存自我拼搏，何尝不是道义上的人道主义以及对自我罪孽的救赎。百年的是是非非至今也辩不清楚，而小说里的那些故事今天依然在那片战火纷飞的土地反复上演，只不过强弱态势已经逆转。当看到阿里-本·迦南们当年从事的事业，大量移民、偷运武器、难民营、武装抵抗组织、恐怖袭击，等等，今天又由哈马斯、真主党这些人重拾，旁观者的滋味还是感觉古怪。

我对小说中联合国考察团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考察这个情节印象深刻，不管作为犹太裔的小说作者有没有夸大其词，以色列在占据了大半国土的内盖夫沙漠里的建设奇迹，帮助他们在联合国考察团以及后来的联大投票中获得了相当的同情票和钦佩票，直到今天也是以色列的优势产业。如果说在巴勒斯坦这片纷繁复杂的土地上，上演的是生存竞争的大戏，经过残酷洗礼的犹太人铭刻于心的教训就是“没有自己的国家就没有一切”，毫无疑问，无论是建国也好，还是建设也好，犹太人都果断地以行动占领了先机；而阿拉伯人却在原本的优势面前先是固执己见后又一退再退，到今天也还是仰他人鼻息的一盘散沙，他们的建国为何如此之难？那个经常在CCAV点评中东问题的殷罡在本书的前言中说，巴勒斯坦人民也可以通过这部小说中思考造成自己民族目前苦难现状的成因，我想他的意思是，英国人有责任，犹太人有责任，阿拉伯人自身难道不是也该负上一些责任么？在这场生存与兴衰的竞争中，已经远远落在后面的巴勒斯坦人，难道还一定要坚持把以色列人全部赶下大海以后才在这片完整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吗？莫如先建国再建设，当自身有了力量以后，我想，两个正常的国家才有可能使这片神圣土地重归上帝应许的“迦南之地”吧。

阿西莫夫在《终极抉择》中描述了人类的五种灾变性结局：

第一类灾变，整个宇宙发生较大的变化（甚至是毁灭），环境极度恶劣从而不再适宜人类生存；

第二类灾变，无须牵涉到整个宇宙，可是太阳出了毛病，以至太阳系变得不适宜人类生存，万一出现这类情况，即使宇宙安然无恙，人类恐怕也会完蛋；

第三类灾变，太阳如常照耀，但发生某种事情使得地球本身遭遇重大劫难，无论何种生命都无法继续在地球上生存；

第四类灾变，地球上仍有生命，但人类却遭到毁灭，这种情况下，地球的生命仍将继续进化，仍然是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只不过没有了我们人类而已；

第五类灾变，这颗星球上发生了某种灾难，摧毁了我们人类的文明，使人类回到一种原始的生存状态。

如果以阿西莫夫的标准来看，所谓划时代的灾难巨制，《2012》也不过就是第五类灾变的水平而已。忽然十分同情好莱坞大片的编剧们，在这个需要鼓舞人心的危机时代，炮制出这样一个灰常河蟹的光明的尾巴，人性的也好，科技的也好，都像剧中男主角一样充满了天真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好莱坞真的富有想象力吗，真的可以天马行空无所顾忌吗？如果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红衣喇嘛（据说名叫丹增嘉措？！）在洪水滔天下敲响丧钟，如果影片的结局是人类仅存的四万男女乘方舟离开地球，从此流浪宇宙间，或者寻找下一个家园，或者走向衰亡......如果灾变上升到起码第三、第四等级，那我给《2012》的打分应该会更高一点吧？然而可惜，看似胆大妄想的好莱坞编剧其实有着太多的条条框框，那就是我们观众叫它“俗套”的东西：

1、人定胜天，或者外星人；

2、最后一秒的拯救，然后迎来光明的尾巴；

3、关键时刻，人性总是伟大的；

4、破镜总要重圆；

5、主角一般不会死，英雄总能得到万众欢呼；

6、小孩子绝对不会死......

所以影片必须结束在幸存的人们步出甲板欢欣鼓舞地迎接劫后余生的阳光，仿佛胜利者一般，又仿佛完全忘记了人类的99.99999%其实都已经挂掉，而地球已经满目疮痍。

就大胆狂想一次，就让地球毁灭一次又如何啊？我猜中国当代的科幻爱好者们，看到《2012》的结局，恐怕都会如我一样联想到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吧：太阳氦闪——小质量恒星的演进归宿，红巨星——50亿年的壮丽生涯已成飘逝的梦幻，太阳死了——人类驾驶装上发动机的地球开始了漫漫流浪路，而主导伟大拯救工程的科学家们在无知暴民的叛变中被处死......要论想象力，刘慈欣的狂想显然要绚丽得多。如果不敢毁灭地球，或者太阳，至少结局不要那么一派光明吧：编剧们真应该好好看一看美国Sci Fi频道2003年至2009年播放的原创科幻剧集《太空堡垒卡拉狄加》（BSG），体会一下太空科幻史诗应该是什么感觉。

话说这些年好莱坞大片虽然陈腔滥调得厉害，美国的电视剧集却突破了不少陈规教条，显得创意丰富而且寓意深刻。在被称为最杰出的科幻剧集的BSG中，人类最终没有战胜杀死了数亿人的塞隆人，而是选择了媾和，千辛万苦寻找到的地球早已在核爆中毁灭，人性中既有英勇无畏也有致死不改的懦弱自私，而懦弱自私的家伙最终也没有让你大呼痛快的倒霉下场，因为这个角色就是让我们反思的人类自身。BSG的季前迷你剧长达三个小时，除了特技场面不如大片那么豪华之外，其剧情张力远胜今天的《2012》等灾难大片。人类在塞隆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几乎全数毁灭，残余的太空堡垒卡拉狄加号上的数千人承认失败之余不得不在追杀中踏上逃亡之路，在关系人类种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并没有上演《2012》中那样在彰显人性与保住生存机会之间左右逢源的讨好情节，相反，为了保住人类最后的薪火，那个被女总统允诺要保护的小女孩和她的同伴们最终被抛下了，“你们将永远活在地狱的煎熬中”，被抛弃的人们的诅咒回响在幸存的人们的耳畔和心底......

不是说一定要悲剧，但是史诗一定不会是缺乏思想性的轻松敷衍。2012没能达到我的期望，很遗憾，当然，对于心理脆弱如洪演员的观众，看2012就够呛，还是不要去看BSG和刘慈欣了。

注：这篇书评在第一次发布后次日即不见踪影，当时以为是系统故障，谁知第二日便收到站内短信，言道已被“系统管理员”删除。不免万分惊诧，于是不厌其烦重写后再次发布，却又被莫名其妙从“公开发布”区搬到了“私密博文”区......无语之余，庆幸“系统管理员”此次总算比较尊重了别人的劳动，没有一删了事，让我得以机会再三发布。自忖本文话题虽稍涉敏感人物与字眼，亦当不会犯忌至此，劳动管理员一而再又删又搬；况本博并非游人纷至的热门所在，纵有流毒，必是范围狭隘，管理员不会再而三、如此这般小题大作吧？

补记：12月20日，第四次遭“敏感”，真不知道“敏感“在何处？

在看《驯服的艺术》前，偶然读到一篇批评章诒和《伶人往事》的文章，该评论认为这部反映49年以后戏剧界名角悲惨遭遇的传记故事“充满了遗老遗少的自怜自艾”。虽然我本人很是喜欢章诒和的名作《往事并不如烟》，但也不得不承认上述对《伶人往事》的评价有一定道理。

生活在三十年代前苏联的音乐家尤里·叶拉金，四十年代以后移居美国，他笔下的《驯服的艺术》讲述的正是那个时代发生在苏联艺术界的故事。作为一先一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两个超级大国，在艺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化的道路上，发生过多少相似到雷同的悲剧：我们有自杀的老舍、吴晗、傅雷，他们同样有叶塞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这样自杀的天才诗人；我们有被领袖钦点为“鲁迅接班人”身居高位而备受争议的郭沫若，他们更有被奉为无产阶级文学旗手而后沉默无声的高尔基；我们有隔断历史文化血脉的“打倒封资修”、“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他们则在斯大林“大清洗”和“肃反”之后，彻底终结了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代”。

如此相似的文化悲剧，在《驯服的艺术》里，却基本看不到我们在国内很多反映类似题材的文章和书籍中所常见的那种沉痛、哀伤、控诉、激愤与某种自怜，相反，叶拉金笔下的一幕幕倒更像是后现代主义的荒诞剧：叶拉金如何获得公民权、如何帮助母亲留居莫斯科、如何考上莫斯科音乐学院、如何逃避荒唐的毕业分配，瓦赫坦戈夫剧团如何讨好阿·托尔斯泰、国家爵士乐团如何在克里姆林宫演出，还有最滑稽最令人捧腹的将官司打到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那里的“花盆事件”......所有权力绑架艺术、艺术投靠权力的荒诞故事，在作者黑色幽默的笔触中流露出独特的嘲弄和辛辣的讽刺意味，读来甚至颇有轻松之感。

为什么相似的题材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一个原因可能是叶拉金侧重描述的是艺术家在苏联时代享受的优厚物质待遇，故事中那些奢华特权的享乐生活与我们一般所见被打倒的右派人物的悲惨境遇不啻有天壤之别。但仔细想想，其实本国当时对于那些文化艺术界的著名人物一样是高工资高待遇，前提当然也是一样：只要你规规矩矩地听话。

叶拉金深深明了，优渥的物质生活与特权诱惑绑架了艺术最高贵的精神自由，艺术最悲惨的境遇并不是不受重视或被打倒在地，而是被剥夺了自由的灵魂。对艺术家的最高礼遇绝非成为“御用文人”，绝不是被最高领袖所赏识。所以，在《驯服的艺术》中，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感觉到，黑色幽默下其实潜藏着一颗并没有被驯服的骄傲的心。至少还有那么一批人，在虚张声势地投靠权力的表演中，仍然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尊严和骄傲，保留着对自己的艺术、思想、个性乃至生活做派的强大自信，这使他们对权力抱持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和嘲弄的姿态，这种姿态或许不如激烈抗争那么激动人心，却更具有不可征服的顽固性。如此，才有了梅耶荷德在第一次全国导演大会上的华彩乐章，对“平庸和空洞，冷淡而乏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公开抨击的同时，他对自己创作道路的自我辩护显示出某种骄狂的艺术家特质，而标准的贵族遗少德米特里·多里亚克敢于对自己生活做派的坚持，那样的自信同样具有强大的内心力量。我不知道是不是俄罗斯文化底蕴中缺少我们历史中熟悉的被“御用”的渴望与冲动，是不是这样的原因，使得这个被强权压迫和诱惑的时代，仍然诞生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