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到我的博客这番在柬埔寨，本是想带着三脚架，在吴哥窟里好好拍上几天几夜，但是末了，回到家中，才发现，相机中最触动自己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度中的种种平凡面孔，或者微笑，或者悲伤，都在诉说着古老文明的太多辉煌与更多悲伤。
加载中…加载中…加载中…加载中…这番在柬埔寨，本是想带着三脚架，在吴哥窟里好好拍上几天几夜，但是末了，回到家中，才发现，相机中最触动自己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度中的种种平凡面孔，或者微笑，或者悲伤，都在诉说着古老文明的太多辉煌与更多悲伤。
几天前日本的山崩地裂，没过几天就导致南京市场上所有的食盐被抢购一空，可以说，这是一个“蝴蝶效应”，或者，用贝克（Ulrich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即使没有直接催生贝克的《风险社会》，也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为他的深邃思考做了一个太及时、太有效、太惊悚也太真实的注脚。
很简单的说，贝克的观点是这样的：随着现代性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现代风险”不再是人们通过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直接风险；而是那些潜在的、无法感知的的风险。它们常常表现为一些完全超乎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造成的是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
下午，日本地震发生没多久，就有消息灵通的友朋来短信告知。开始没太当回事儿——在日本遭遇地震，还算是个事儿吗？记得当年刚去名古屋没多久，一天晚上在办公室里温书，猛然间大楼震动了好几下，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对面的伍博士抬起头，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地震了”，然后又低下头，若无其事的继续她的功课，倒把我弄得很是紧张一小番。再往后呆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常常是睡梦中被摇晃醒，然后有极短暂的几秒钟，纠结于要不要起身穿衣，走到户外去，继而睡意汹涌袭来，立刻翻身，沉睡过去。
可是到了傍晚，再看网上的消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仙台大部被淹”，情知不妙，无论强度、烈度与破坏性，绝非日本平日司空见惯的小震可比。
刚刚回到家里，再看报道，其后果之严重，直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并且，影响所及，绝不限于日本一国——从下午亚太股指的大跌，就可见一斑。而其深远危害，短期内尚无可估量。我们嘴上都会说，整个世界现在是个“地球村”，但是私心所向里，那种以一区一地为畛域，囿于民族国家的界限，狭窄了视野和胸怀的心态，其实还是相当顽
从日本回来以后，我在学校的图书证就失效了。原因是我在外期间，学校里统一换了一种叫做“一卡通”的东西。就是说，只要在南大校园里，举凡吃饭、借书、洗澡、打水、上网、坐校车等等等等，都需要这张卡——有一次我去仙林上课，在学生宿舍里经过，看见水房的每个笼头旁都有一个读卡器躺在那里，很摩登，但也有点滑稽。顿时怀念起从前，用饭菜票、打水票和图书证的年代。
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图书馆借书还没有数据化。借书、还书，都要写卡片。很快的，借阅卡片被条形码和扫描枪取代，方便快捷，而且火眼金睛。于是，每次拿起一本书，特别是上了点儿年头的书，翻开后面的借书卡，常能看到很多手泽，签着很多熟悉的名字：有学长，有老师，还有老师的老师，乃至早已谢世却依旧声威赫赫的学界大佬——南大的民国书库和民国期刊库里汗牛充栋，多少这样有意思的东西长年束之高阁，宛如锦灰之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每每借的很古早的高文典章，只要后面还有借书卡，他就会很工整，很正经的写上自己的大名跟日期。我很懂他，这和蒋公每天记日记，是一个道理，看上去是藏诸名山，实际是要传诸后世的。
尼古拉·海耶克（1928—2010），钟表业巨头，6月28日去世
1970年代，日本人研发了不上发条，走时准确——更关键的，价格异常便宜的电子石英表。受此打击，瑞士手表的出口量急剧下降，享有国际声誉，并且已经演绎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瑞士钟表业开始意识到，战后最为惨淡的时刻来临了。据说，当时的很多钟表业者甚至羞于承认自己的职业。危难之际，尼古拉·海耶克（Nicolas George Hayek）展现了他过人的天赋与胆识——他革命性的使用塑胶和其他人造材料制造手表，开创了瑞士手表平民与时尚路线的先河，这一系列让海耶克发家，又令瑞士钟表业“起死回生”的手表，迄今风靡世界，它的牌子，叫做“Swatch”。此后，海耶克促成了瑞士钟表工业公司和瑞士钟表总公司的合并——它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钟表工业集团“Swatch集团”的前身。海耶克也由此被视为瑞士钟表业的“教父”。
杨生茂（1917—2010），历史学家，5月4日去世。
钟文典（1924—2010），历史学家，11月5日去世。
这些年，好些学校都开始要重溯（或者“重塑”）自己的历史，于是每一个有点年头的大学里，总有那么几位年高德劭的耆宿，在校很多年，有很老的资历和很高的学术成就，被尊为“大老”，当做压箱底的“宝贝”尊奉起来，给很高的地位和荣誉——当我们说起这些学校，这些学科，这些老先生们就会被当做象征，让自己人自豪，让别家人称羡。而一旦老先生们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纷纷凋谢，人们又会怅然有所失，觉得泰山倾倒，或者“时代终结”。杨生茂先生对于南开，钟文典先生对于广西师大，就都是这样一种关系的体现。像南开这样的老学校，有不少的老先生。我12月初在中山大学开会，遇到好些曾经随侍钟先生左右的晚辈，他们对钟先生遽归道山，都是唏嘘再三。但是老先生们总有走的一天，哲人其萎，后来的人好好的承继前辈争下的荣光，好使人家没有“一蟹不如一蟹”的感觉，才
二〇一〇年就要过去了，我们照例要送走很多远去的背影。不过很多时候，在萧瑟的寒风中回首，并不一定只带给我们痛苦与哀伤，其实，也有浪漫与温暖。最后，所有的这一切，都一定会幻化成悠远的笛声，同时在世界的这一端与那一端，回响。
1月27日
成露茜（1939—2010），报人、社会活动家。
念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人，很少没有受过一份杂志的恩泽，——就是刘绍唐先生在台湾创办的《传记文学》。2000年，绍唐先生谢世，临终托孤，把视作比生命更重要的名山事业，交付成嘉玲、成露茜姊妹。这一双湘乡的女儿，果然不曾辜负了刘先生，也不曾辜负了万千受其恩泽，念兹在兹的读者。2010年初，成露茜女士病逝台大医院。上距她晚岁义
在12月初的广东连州摄影节上，比年度摄影大奖更能引起观者议论和留下长久思索空间的作品，是艺术家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六年的时间里，这位最早在北京街头做涂鸦艺术、做过名为《种族》雕塑的艺术家，通过收集整理我们都曾经见过和非常熟悉的历史图片，来研究中国60年这个国家精神上的变化，也即是国家的世界观。
在这些照片中，原始存在的人，被“消失”了；原本存在的景象，被篡改了。我们发现，我们的观看背后有着巨大的控制的力量，我们能够看什么，看到的是什么，都受到这股看不见的力量的掌控。
其实涂抹历史乃是人追求美化的天性，无论中外概莫能外。
“在压力下，艺术家屈服了，并交出了通往天堂之门的钥匙。”张大力说。
他说，“1960到1970年代我们看的很多新闻图片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