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考进省城读书，才知道我的家乡原来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也不是世界之最最多的地方。可在我离开家之前，经常听到那里的人这样的夸自己的城市。比如说我们那里的湖泊的时候就是说世界上最大的湖,新开了一个有电梯的商场便说是世界上最高的楼宇，比如说大米，就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大米和最大的大米。类似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可是当我真的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了学校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我是错的。入学登记和分宿舍的时候，被问到是哪里过来的时候。我响亮而自豪的报上了我居住的那个城市的名字，当然,我用的家里人那种说法__牡市。负责后勤的那一个老师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就在登记表上打了个对号。旁边那位穿着打扮异常洋气的女孩子对另一个男生说：“又是一个外县的！'显然是说我。
'什么？什么？我怎么成了外县的，我那里是一个市！地级市。'差点我就把世界之最说出来。
“没听过！”她的样子就是这样的不屑一顾。后来那个老师说话了,她慢条斯理地批评我,“新同学，什么叫牡市呀！你以为你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谁都懂。不过呀，他们也没说错，我们这儿的叫法就是除了哈市以外的都属于外县，懂吗？外县同学！”
我的肺差点被气炸了。可是我没有办法。直到很快就看到另个象我一样的同学进来,她脸蛋冻的通红，穿着宽大并拐弯抹角的棉裤，棉袄的同学的时候，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外县。其实就是土气。在省城人眼里这个外县人就是一天到晚咋咋唬唬没有城府，一看电演就热泪盈眶，一喝水就见底，一吃面条就抽鼻子，一化妆就先涂红两腮，一喝酒就喜欢与人称兄道弟，路见不平还非要拔刀相助,把饭局当吃饭地方，把谈事当定情的开始，把驴肝当成良好心肠，经常为了一些小事大吵大闹，而一遇到大事就被吓傻了的那种。而城里人呢？不管人家穷也好富也好，一律很矜持，一律穿的入时，一律谈吐适宜，一律微笑，一得不说脏话。等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从这个城市的一端赶去另一端上学。班里有四十多号人。有十几个是象我这种即关外的，也就是他们口上说的县城的。而我终于发现了我们这些关外的和没有职务的人都总是活跃的。比如上课老师点名时把那个“到”字应得特响亮。像是屁股上了钉子，上课时有意无意去前面加开水；经常提一些蠢而傻问题。下课要找人说话，吃饭的时候连跑带颠去抢位，而实际上空座却很多。那些城里的人，尤其是有地位的人他们从来不说比如你是哪里的？某某我认识；我与某某是同乡类似的话。他们很少喧哗，从来都是用点头和微笑示意。总是来得迟走得早，总是掩住手机说话。总是不说来龙去脉，总是回答说我试试,我看看，而绝不是把胸脯拍得三响，打肿脸充胖子,没那金钢钻尽揽瓷器活。总是让你想好一肚的话而到了他的面前却不知怎样开口，总是让你泄了底牌现了曾情迷不能持的原形，而人家还是那样稳重妥当并从善如流。
吴君小说的身份政治学（粗稿）
连着读了吴君四个小说。连续的轰炸有些目不暇给，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我只能以随笔的形式来谈谈对吴君小说的感知印象，若有窥豹之嫌或遗珠之憾，就怪我读得不扎实，不可靠，曲解了吴君小说的本义。
其实也不能怪我，而在于吴君的小说并不局限于深圳这个纸上空间。如果把深圳换成我所在的上海两个字，抑或是20岁居住过的北京，甚至我家的小县城，包括一处我曾经奋斗十年也进入不了的县城或乡镇高中，其实也一样。意思很明确，吴君小说的结构建立在一个失衡错位的横梁上，这是吴君构形小说形而上“政治”之思的基本框架。
对这个失衡的框架进行探讨，自然免不了与“现代性”的弊端发生一些对接吻合，即“现代性”的推展力度看起来造成了时空脱域，并能够实现“全球”一体化和“东西南北”同一性的表面类像，其实差异性愈加凸出。现代性抹平了时空差异，却让人与人的身份差异成为首选。差异政治也就成了吴君小说中隐含着的一个书写指向。这是吴君小说的政治学之蕴涵，即差异政治。
差异政治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身份政治，也就是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吴君小说基本围绕着这个可能性来做文章，她书写了这种为承认而不断斗争的合法性，正当性，艰难性和悖谬性，并一举击溃了身份认同者的任何美梦，使之成为一个虚拟的镜像或爆裂的泡影。
这也意味着吴君的写作，超出了寻常“底层文学”或“打工文学”的话语模式与基本诉求，而拓展出了一个更宽广可以滋生出许多社会问题的对话空间。比如城市边缘群体和少数人问题（包括同性恋），比如妇女问题，比如科层制问题，比如两极分化问题，再比如“三农问题”、城郊与市内区隔问题、城中村问题，还有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与“本土现代性问题”，甚至个体自我的身心分裂，等等，都可以围绕着吴君的小说来展开一番饶有意义的讨论。
我相信这不是过度阐释，也更相信吴君小说所包含的歧异性问题素，足以成为全球化时代诸多学科、学者们共同研讨的文学例证。
有点扯远了。
下面我具体谈论吴君如何表达其身份政治问题，通过她的小说来做一点具体的阐释。或许我的方式已经暴露出了对待吴君的小说分析，已经远离了狭窄的文学研究方式，而已经进入了跨学科文化研究的视域之内。或许这也给当下的小说家们提出了一个并不浅薄的问题：小说如何与现实之间形成更辽阔的对话可能？小说如何以审美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而抵达政治无意识的理性思考？
吴君组建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以家庭为话语场。这个空间，并非是仄逼的，亦非与世隔绝的，而仅仅是吴君考察身份问题的一个视窗。这一点我想《出租屋》、《深圳西北角》、《迷上你的床》、《穿心莲》等足可证明。四个小说皆选择了私人日常生活空间。这是吴君构造小说叙事的基本源点。但是这个空间却又穿插着深圳与外地之间的整体性社会空间，如同“中国之窗”一样，你浏览吴君小说相当于在其中坐着过山车抑或是火车走了一遍中国。从此看，你是否感觉到吴君的小说与贾樟柯的《世界》之间发生了隐喻意义上的更多对话？
《出租屋》选择了一个叫红星村的农家小院，却不知觉地将深圳的样态，以各种表述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尽管深圳是被虚拟或想象的对象，它却成为了红星村人之外的另一个美好中国的缩影。《深圳西北角》，则涉及到了东北与深圳之间的互为镜像的想象。当然主人公是在深圳来回忆东北，从而构造了某种错位感。《迷上你的床》则从家庭中，辐射到了工厂打工妹们的居住环境，同时还链接到了四川等外省。《穿心莲》也是由家庭空间的视角探头延伸到阿回的工作环境和社会关系，并使之敞露出来，同时还将方立秋北方的家庭生活状况予以嵌入。
家国一体化，心在此而意在彼，应当是吴君小说空间叙事的基本坐标。
这个坐标最终是以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来生产意义。意义即身份问题。不同身份属性的人，皆围绕着深圳这个核心空间来构造文章。深圳即广东，广东即南方，南方即天堂。天堂即身份认同的乌托邦，也是身份认同之路的终极所在，抑或是最高诉求。当然它涉及到户口、居住环境、人身安全与文明程度。但不管怎么说，吴君小说叙事的空间坐标的原点抑或是那个核心“0”，就是深圳。人，即各种拥有或未有深圳感的人。
去过深圳和未去过深圳的人，之间有所差异，自然也表征了不同身份的本质属性。去过的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深圳感，二者之间永远存在着某种因差异而导致的认同斗争。谁能表述得最完整，最饱满，谁的深圳感就最强烈，最有资格和话语代表权。《出租屋》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构思的。
同样《深圳西北角》则围绕着东北与深圳的关系来构造，通过血缘关系来推进叙事进程，并依托原有不同身份之间的嫉恨、仇视、阴谋等方面来组建关系。关系的错位和断裂，都意味着深圳与东北农村之间存在着来自不同身份想象者的经济谋划。经济是身份政治的主导者。
《迷上你的床》与《深圳西北角》都以排斥的形式来完成对深圳感这一被合法化之身份权力的稳固和保存。维护了深圳感，即维护了自身的身份价值。否则即意味着身份危机。《穿心莲》则让公婆关系与儿媳关系之间展开了一场身份博弈。一切悖谬化的错位感，皆来自于深圳感背后的光环——广东人。
因此吴君在构形身份政治认同的空间战式的小说叙事中，语言是一个主要的表征身份属性的象征载体。在分析《出租屋》时，我梳理了普通话这一身份的表征物。同样，《穿心莲》看似是以豆角食物来表达身份不同，其实还是语言身份资本的占位差异。即儿媳的普通话与公婆等人的粤语之间存在着身份等级的无形障碍。那么《迷上你的床》看来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阿焕等“北妹”、“外省人”为完成身份属性的彻底变革，以各种方式构成了对拥有深圳感身份者的无形威胁。无论是服饰，化妆品抑或是其它手段，皆可能将身份空间合法占位者的区隔趣味造成颠覆。
一方面是关系空间低位者的不懈努力和各种手段的轮番上演，从而实现确立自我身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高位者即深圳感的持有者们，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进行反认同、造差异，用阻挠、区分、遮蔽等语言策略来进行抵抗。二者之间的场力搏杀，也成为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承认大战。这就是吴君小说的身份政治与想象表达。
然而吴君从来不让低位者获得哪怕一点成功跨越断裂带的可能，她书写的都是梦境的破碎者与身份想象的失败者。吴君的悲观低调式结尾，未尝不意味着另一种差异存在。它是什么呢？或许他人就是地狱吧，或许现实就是幻境的钢铁长城吧，或许她自己依然并不觉得“成功”吧。
作为一个女人，我不仅经常要吃两碗米饭，昨天还喝醉了酒。当然这样的时候还是少之又少。
这样的夜里，我想了很多事。远的想不了也想不到，便想一些近的。大事想不了也想不着，只好想写小的，比如写作。超级名人攀不上，只好巴一下中等偏上的。如离我不远深大的一位教授，从大战华丽转身去写剧本赚大把华元的央美丽，还有与我渐行渐远连个电话都没有的小说才子戴土豆。要知道前些年就是他们几个不断劳神才影响了我的写作。
深大教授让我懂了写作需要思想，而不能总是一味地讲故事。央美则用我们东北包子饺子米饭这些我爱吃的东西谆谆教我故事的结构，而土豆先生则把艺术感觉的防身秘笈传给女性我。想起他们的时候,我无比感慨，也修理了我许多偏见.让我懂了点人生道而理。细想这世上还是好人多于坏人，作家圈里还是埋藏潜伏了些善良之辈.尽管有的教授样子深沉,不顾及我也脆弱批我短处不留情面,尽管有的美女忽视我脸皮常把我小说责得体无完肤，尽管有的才子不顾我想法广众之下与我结祖孙之好。可是可是这些之前，他们毫无保留地把做人做事做文那些我体内匮乏的养份无私地给于了我。尽管我们同居一市或一区却几年也难见上一面，可我还是要代表广大我们村的妇女说一声，昨晚，借着别人的一壶青酒我想起了文学想起了你们。
“理想国”的破灭
肖涛
理想国（以下皆不加引号），指谓着深圳这一地理空间。它是一个被想象的共同体，一个经过话语编缀和虚构出来的表征物。相当于一个异域，有天堂或香格里拉等乌托邦幻境特点。我称之为理想国，即来自于它是红星村人以不同话语建构起来的远景之地。
本文的隐含意旨，即在于深圳这一理想国从被不断地想象、以至于想象者形成文化习性，进而塑形出了一种权威主体形象，却因为话语权争夺而产生各种矛盾，进而引发相互关系破灭，以至于造成了反讽，即理想国的破灭。深圳这一异域空间，终究是其不可抵达之地。
我尽力采用文化分析的方式，而回避常规的文学研究路数，因为想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想象塑形了人，想象生产出了另一主体性镜像，二者之间以自恋的形式互为表征。表征的差异不同，即意味着个体之间的差异无法抹平。想象的个体之间因为这种差异性无法获得填充和修补，导致了平等关系断裂，因此所形成的小说叙事效果，不过是一出等待戈多式的荒诞戏。
他们都在理想国的核心外围内跟驴子一样拉磨，永远进入不了理想国——深圳的城堡。他们如同K一样，只能不断地谈论，不断地互相攻击对方习性的虚假，借以保持自己对想象物的权威讲述权力。而到后来，这种权威想象，也不过是叼着骨头的狗所见或者纳克索斯一样痴迷的自恋物。镜像破灭，本身也意味着主体重塑自我的过程，无法实现进入认同空间并拥有合理性与合法性。他们承担这个想象破灭的代价，足以反映出本文的现代性思考。
即如何将地域差异消除？如何将想象的鸿沟填平，这恐怕是现代性时空脱域之力中最值得深究的一个话题。比如今天的城乡差别、贵贱等级差比、南北东西地域差别、性别差异、家庭与邻里关系差异等等，不一而足，却皆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想象在引领着人不断在现代性道路上单箭头地前进之同时，未尝不意味着它所留下的尾巴和阴影将成为巨大反作用力。现代性在摧毁时空差异的同时，却又生产着差异。这种差异仅靠想象是无法弥补的。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却让一部分想象而未富起来的人，梦想破灭。他们注定成为现代性火车轨道中被抛弃者。想象未尝不意味着他们要为想象承担失落的巨大成本。
老人，女性，孩子，出不去的人，没有本事的人，他们的想象绝然构成了对想象对象的反讽。这也意味着本文是一个想象型的寓言体，一个万花筒和多棱镜。从中，每个人都能照射出自己为想象现代性所付出的应有筹码及其正负面影响。当然因为寓言本身不是悲剧，而是哈哈镜。从中，每个人都品味着自己想象的方式与被想象物的远近迷思。接下来我想通过对小说文本的话语分析，来探求想象在本文中如何构成叙事编码的逻辑和差异的表征策略。
第一，
【1】她用的是普通话，连音调似乎都显出不同。燕燕的父亲甚至觉得电话那端的人根本不是自己老婆。听得出，她是在路边的小店打的电话。汽车声、用粤语问香烟价格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2】回答应该是，“吃了。”或是“还没吃。”这是红星村几百年的习惯，可到了现在，都改了。改成“回来了”或“还没走啊。”红星人总是行进在路上。
普通话，意味着一种身份。它是方言使用者对宏伟生活方式的想象。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使用一种语言就表明一种身份归属。身份是靠语言做表征的。不同的语言表征不同的身份。普通话相对于深圳这所移民城市而言，不啻于一种移民身份。它属于深圳的移民语言。庞大的移民需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消费普通话就是消费深圳。普通话的资本符号，塑形出了深圳移民者的身份，从而实现对其想象的合法实现与合理认同。
第二、想象的空间缩影：
在深圳，她就住在那样的出租房里。整整一条街，有很多写着“出租”的房子。街的尽头是她工作的地方，到了晚上，整条街都能听到音乐。进进出出的人化了妆，与白天的神情完全不同。像是别个世界的人。孙采莲喜欢这种感觉。所有的一切，像是做梦一样。包括吃饭，睡觉，工作都显得不真实。每晚下班回来，借着昏暗的路灯，看见自己的影子，长长斜斜路过各种出租屋，最后回到自己那间。想到这儿，她酸了鼻子，拎着两枚生锈的铁钉和锤子，正要踏上依墙而立那架梯子，这时，她见到了陈成。
光有语言不行。语言终究要在具体的人际空间与物质空间中获得释放，播撒。语言属于场域内具有占位身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语言需要被仪式化才可以获得使用与实践。因此出租屋这一符号本身，就是对深圳的另一个想象的模仿。将深圳搬移到红星村，就是对想象的虚拟模仿和剪切复制。
第二，
普通话作为口语，可以构造虚拟的想象幻境，然后语言不仅仅要靠听说来完成对想象物的认同。因为口语的传播机制受环境影响大，脱离听说环境，也就必然失语，导致想象链条断裂。为了让想象保持不断地生产，绵延，则必须依靠文字、符号及其他补充物，来完成对想象机制的光晕营造和灵感刺激。此时杂志、书籍、服饰以及其他视像材料就成了对语言的进一步保留，从而为想象不断地提供源泉动力：
据说很多人都去过深圳，在各家的摆设里就可以看到。比如各家门上糊着的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画报要高级些，如同年画一般，出现在很多人家的窗户和正面的墙壁上面。女人用的丝袜和吃过的公仔面包装袋招摇得到处都是。尽管这类东西小卖店有时也能看到，可多数都没有深圳字样。许多家需要的就是深圳这两个字，哪怕是丢出去的垃圾也好。小孩子的衣服上如果也有了这两个字，洗完之后必然会被悬挂得高过杖子或围墙，目的是让外人知道这户人家有人在深圳打工。无人出门打工的人家，通常不被人看得起，甚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都抬不起头。
与此相关的还有其它物件：
陈成总有一些深圳的书报和小商品。有时是录相带，有时是香皂。他喜欢用深圳人的说话方式，比如说喝早茶。吃宵夜。这些话题总是能骗到一些人。燕燕的母亲孙采莲也差点被骗。
第三，
两个人因想象深圳而成为深圳习性的熏染者，从而以对深圳习性的仪式化模仿和重演，获得了被模拟物的习性：
孙采莲去深圳之前，和丈夫还有共同语言。深圳回来之后，她不仅与丈夫没话讲，与谁都没了话讲。在村里人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她突然间成了另外一个女人。当然出去的人都有了变化，尤其是女人。在着装、说话上尤其明显。孙采莲的变化应该最大。变化之一也是装束，虽然只是把浅黄并枯燥的头发胡乱地散在脑后，整个的脸型却变了。主要是削瘦，两边的腮塌陷下去，两条腿之间出现巨大缝隙，整个身体像是一棵稻草，随时随地要迎风倒下。回来之后，除了
这是被想象的深圳所塑形出来的女性生活习性。同样男性也如此有了深圳习性：
陈成脸上带着阳光，被孙采莲手中的那两个字吸了过来。他是红星村的深圳通，方园百里，许多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据说很多人去深圳之前都要向他讨教。陈成倒也和气，从来都是有问必答。有时还会把深圳的书籍借给人看，或是拿些香港生产的利是饼干、糖果给老人、孩子们吃。他还会讲些广东话，比如有没搞错，你吃饭未，称父母为老豆、老猫等等。可惜此公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听不见儿子广式叫法。听他这样说话人的人都是张大了嘴，一脸羡慕。
第四、获得想象主体性而展开的话语权争夺：
两种习性终究有些差异。差异来自于谁的习性更有资格代表深圳。谁获得资格，谁有就表述权。属下没有话语权，即在于属下没有主体性。主体性的获得是一场为承认而展开的符号斗争。胜者为王，败者为臣属。
她说：“深圳是个唱歌的城市，人人都会唱歌，唱的和歌星一样好。连晚上也不休息。8点就开始，一直到凌晨三点钟。一边唱一边喝酒。不过那些人喝了酒喜欢哭。四川、湖南、东北的女孩哭成一团。之前她们还为几块钱打架，扯头发呢。喝了酒就连做妈咪的也很好了，跟着抹眼泪，搂着这个又搂那个。有一次，一个客人见了，骂了句神经病。关了门走掉，妈咪也没去追。”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立在一旁的陈成也听傻了眼，发着呆。孙采莲见了，觉得时机到了。
陈成总有一些深圳的书报和小商品。有时是录相带，有时是香皂。他喜欢用深圳人的说话方式，比如说喝早茶。吃宵夜。这些话题总是能骗到一些人。燕燕的母亲孙采莲也差点被骗。此刻，她冷着脸问陈成：“你是说你还去过盐田街？陈成一脸茫然，却仍然拼命点头，说，是啊，那地方很美，有很多美丽的合平鸽，他故意把眼神弄得很浪漫。见了孙采英正紧盯着他。他开始慌乱，搓着一对手。这副样子终于惹怒孙采莲，说，“噢？看来你挺有见识啊。”孙采莲故意挑衅了。
获胜者自然其习性最具有象征性，并能够让想象成为现实的合法代言人。孙采莲与陈成之间的较量最终孙采莲胜出一筹，因为她的想象资源比陈成丰富。她以自己的深圳想象以及深圳习性的权威性，击败了陈成想象的虚假性和差异性。
“你也不知道歌舞厅地毯什么颜色吧，更不知道一房一厕的出租屋要多少钱吧。不要以为会了一句’做么嘢’，’吃了未’就是深圳人了？我告诉你，你还差的远着呢。”
陈成的小分头是用发油梳就的，这样一来，即使是最老练的苍蝇也绝对站不稳。裤线是用菜板压了一夜才直的。为了稳固形象，他不知花了不知多少钱，费了多少心。平时他对自己都是节省苛刻的，可他如此辛苦，如此努力，想不到，却败在了孙采莲这个女人手中。
结果不过表明二人凭借想象而获得的深圳习性，也不过是虚假意识形态。他们注定要成为想象付出代价的失败者和可笑者。
第五、
与孙陈男女二人的想象有所差异的声音，来自于燕燕这一儿童视角过滤下来的杂质声音。这些杂质声音以差异的形式来表征差异性，从而形成了对想象者与被想象物的消解：
【1】看着那个沾着灰尘的棚顶还有窗户上满是污垢的喜字燕燕竟然有些恍惚。有一次，竟然在这个床角见到一只紫色的头夹，闪着迷人的光泽。这让她想起了远处那个红点，燕燕想，那里真的是深圳吗。
【2】据她所知，深圳那个地方离家很远很远，不然父亲就会经常回来，听奶奶说过要坐大半天马车才能到。那么远的地方谁能找到呢？他又是在哪间工厂打工。所有的这些都让燕燕发愁。临出门时，奶奶说，“顺着红点走，就能找到。”
【3】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记得奶奶和村里老人们经常会说，“那是个勾魂的地方。不然，那么多人去了，怎么都不想回呢。就是回了，也都变了样。回来的是胳膊、腿，心都还留在那里呢。”谁都听得出，她指的是儿媳妇孙采莲。
选择这三个由燕燕视角中出现的陌生化讯息，足以构成对孙陈二人想象镜像的击溃和破碎。而燕燕视角作为一个限知性视角，既带有通观全局的能力，也带有对想象深圳的背反与颠覆功能。所形成的差异感，具备反讽特点。局外感和无所谓，让成年人一切虚假的想象型意识形态神话，最终变成了一团泡沫。失败或想象的断裂也不过是应有之义。
想象是一种“现代”的语言生产。它建立在时空分裂这一结构中，从而让想象成为消除差异的过渡桥梁。消除差异本身也是主体实现现代性自我认同的基本方式。但是，现代性在抹平鸿沟、跨越疆界、消除差异之同时，却又在生产其自身难以避免的更多差异性他者。相对于更多他者、底层或没有话语权的属下而言，如何通过想象来塑形圆全的现代主体，并以此来拥有对想象空间的合法居住权，进而将时空差异消除，变形为自我差异，即存异求同。这恐怕是一场为承认而采取的不懈战争。
吴君的这个小说，将为更多想象“现代生活”而沉默的大多数人民，提供一份跨学科的对话模型。
不久的一天，写书法的一老友，开会见了我，非拦住我要赠我一幅字。他问我喜欢写什么。
连思索也没有，我说，勤能补拙。
这句话让对方无语，显然他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么低能，因为之后的一些教导已显出他的看不起。他看不起我这把年龄还喜欢这样幼儿语，他也看不起我除了这个我甚至一些类似云卷云舒服以及淡泊明点志的词句也都没有说出来。
对，我是不喜欢那些云山雾罩与我情感无关的字句了，虽然它们(还有更华丽更玄的呢）曾经装饰美化过我苍白的生活。可是我现在只喜欢勤能补拙。它那么像我的人生，比别人格外用力，比别人格外刻苦，必须走过弯路才知属于自己的路在哪，属于自己的朋友是谁。必须那样苦过累过，必须把腰和肩损坏才能得于见到自己满意的文字。必须修改二十遍才能通透的文字。必须看了很多书才懂一点事，一点道理，总之，我必须如此的勤，才能有苦尽甘来让我欣慰的收获。
这样的字让我妥贴、安稳，让我双脚落地。见到这样的字，便想起自己的质地本是少些灵性少些悟性的。懂得之后，便可以放下一些虚荣，不再对名人跟上跟上心有余悸，不再心怀不甘眼红他人风光，也再不会对自己的心智深怀不满，毕竟这个世界还是为笨人开辟了一条更长更远的道路。
参加了一个对话会。之前我紧张过度，时刻担心结巴、跌倒在那些让我也无端自卑的评家和写作专业户面前。想不到，上了台反倒平静下来，只是气场稍有些不对。尽管我千言万语，可是缺乏说话的路线图，结果走上了交叉的小径，让自己一头栽进并无几粒米的稀粥中。想想一地鸡毛的事情却也是无处不在啊。好在这些毛早已不像早些年那样堵我喉口了。
另外一些倒是让我谨记了，有人建议我下次应穿条裙子，招摇一两番。更有人直接建议我抛媚眼给现场读者眼风。哈，听好了，记下了。显然她们对我此次表现不满。可谁有满意呢。没见我心虚脸薄活了这么多年还这德行吗。粗说当年当时我陪一友人去那儿说话，她彭胀并且要裂开的牛仔裤曾让我从到头尾有汗在手心。真怕她浅浅的巴椅上闪出什么洋景啊。当时这个著名的晚八点节目给我的大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像。悬空紧张张成了我想念那地儿唯一的症状。至于眼风问题，我基本没条件应用，想想看吧，一个见光就流泪的散光眯眯眼，可以对什么人眉目含情呢，况且场子里人数不少，一圈下来，怕是昏花得不成体系啊。
这一次问题出在我忸怩了，不自然了。唉想想看吧，我有什么值得这样的呢，要知道平时我对这些丑相最是不解，看起来，人是不能轻易看不起别种现象的。当然都是从前没有好好说话，好好总结的结果。现在想来，原来写小说也要练习说话啊，否则成了素质问题。可是可是在我眼里，写小说是个变相撒谎事业。想要把这种事弄出意义来，真是有些困难重重啊。一晚上反省，喧哗散淡的夜晚变得更加无意义。好在路边轰轰的车声大作让我的呼吸渐渐均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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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虽然已快到中秋，可天还是闷热，没有风。树上的毛毛虫被晒得打了卷，掉在地上，变成一个个沉甸甸的小黑球，不能动弹。就在红星村所有物件都被晒软的时候，奶奶说出了这样的话：“去深圳找你爸，让他早点回家。”
燕燕明白奶奶的话和出租屋有关。
事情发生在早晨。当时，奶奶与燕燕的妈妈孙采莲说话了。这算是孙采莲回家之后，婆媳的首次正面交锋。起因是孙采莲准备把空出的那间房租出去。
母亲的名子叫孙采莲，在深圳呆了三年。离家的时候燕燕还小，再回红星村燕燕已经六岁了。之前孙采莲没有一丝愿意回来意思，尽管燕燕的父亲一次次催促她，先是说庄稼地荒了。她的回答是，“荒了就荒了，反正种地也不可能赚到什么钱。”她用的是普通话，连音调似乎都显出不同。燕燕的父亲甚至觉得电话那端的人根本不是自己老婆。听得出，她是在路边的小店打的电话。汽车声、用粤语问香烟价格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父亲用孩子需要管教来劝孙采莲时，电话那边突然没了声。如果不是听见货柜车轰轰的声音，还有路上行人说话，燕燕的父亲以为电话断了线。他又连续“喂、喂”了两次，孙采莲才把气喘声传过来。燕燕的父亲可以想得到老婆的样子。因为孩子，孙采莲心冷过，也恨过他。其实他们之前也有出去打工的计划，只是想再多生个才走。想不到，乡里得了消息，来到家里抓孙采莲去做结扎。不做也成，只是必须交够了罚款。孙采莲死活不去，家里又拿不出钱。燕燕的爸爸最后也来央求孙采莲，说，“不然就去做吧。”听了这句，孙采莲才生气。觉得丈夫不仅窝囊，面且还自私。毕竟年轻，如果没了生育能力，万一婚姻出问题，后路都没有。她连夜坐车，辗转了几次，到了深圳。想到最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就恨丈夫、恨婆婆。孙采莲的回答是，“孩子怎么了，大了就大了，有什么了不起，你不管，她也会大的。”这句话，让燕燕的父亲想了两天两夜，他不确定老婆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喜欢用这种很哲学的方式说话。他只接受，“吃饭了吗。”
回答应该是，“吃了。”或是“还没吃。”这是红星村几百年的习惯，可到了现在，都改了。改成“回来了”或“还没走啊。”红星人总是行进在路上。
每次接孙采莲电话，全家人都好像被带到深圳大街。电话挂断后，红星村显得更加空旷、寂静。当然，这次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通电话。燕燕的母亲回来没多久，父亲就离开了红星村，据说也是去深圳打工，还有人说是去找人算账。总之没人说得清，也许只有奶奶才知道他怎么想的。
和村里其它孩子一样，燕燕的父亲也去了深圳。被人问到父亲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会望向远处。据说那是深圳的方向。白天，看不见什么，到了晚上才会看见那个传说中的红点。天气不好，红点也会消失。那样的时候，有的人会发愁，因为失去了方向感。
据说很多人都去过深圳，在各家的摆设里就可以看到。比如各家门上糊着的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画报要高级些，如同年画一般，出现在很多人家的窗户和正面的墙壁上面。女人用的丝袜和吃过的公仔面包装袋招摇得到处都是。尽管这类东西小卖店有时也能看到，可多数都没有深圳字样。许多家需要的就是深圳这两个字，哪怕是丢出去的垃圾也好。小孩子的衣服上如果也有了这两个字，洗完之后必然会被悬挂得高过杖子或围墙，目的是让外人知道这户人家有人在深圳打工。无人出门打工的人家，通常不被人看得起，甚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都抬不起头。
燕燕的父母都没有上过中学。孙采莲去深圳之前，和丈夫还有共同语言。深圳回来之后，她不仅与丈夫没话讲，与谁都没了话讲。在村里人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她突然间成了另外一个女人。当然出去的人都有了变化，尤其是女人。在着装、说话上尤其明显。孙采莲的变化应该最大。变化之一也是装束，虽然只是把浅黄并枯燥的头发胡乱地散在脑后，整个的脸型却变了。主要是削瘦，两边的腮塌陷下去，两条腿之间出现巨大缝隙，整个身体像是一棵稻草，随时随地要迎风倒下。回来之后，除了吃饭，大小便，她再也不愿意从床上起来。
用奶奶的话说是她得了女人的脏病，不能生儿子了，不然男人怎么那么快就走了呢，显然连盼头都没剩下。
奶奶的话太深奥，有时对着月亮说，有时对着正在剥蒜或剁鸡食的燕燕说。燕燕听不懂，也不打算听懂。她咕噜了一声算做回答。因为嘴里正放着一颗糖，那是妈妈从深圳带回来的，糖纸被她抚平贴在了窗户上面。受了这些话的影响，她开始暗中观察母亲。即使奶奶不说，她也会去。母亲房间里那种浓烈的香气和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比如黑色的胸罩，带眼的内裤还有两条鲜艳的塑料项链。都吸引着她。燕燕注意过母亲，不穿胸衣时看不出有胸，穿上的时候，上半身长出两个巨大的面包，把两条细腿显得无比可怜。燕燕是透过了门缝或是斜着眼睛看见的。真正吸引燕燕的东西当然还是那只红色的手机。妈妈总是躲在房里看它，好像那里面有许多人许多事一样。看着看着会笑，有时还会流泪。任何时候她都把它放在身上。虽然从来没有让燕燕玩过，燕燕总是能够准确知道它藏身在孙采莲身体的那个位置，有时在文胸里，有时则放在裤子前面的口袋里。是她特意缝的，用来装钱和重要物品。燕燕很想亲近她。平时只有在电视上见过那东西。真正的手机，她从没有近距离看过。当然村里也有人使用，只是人家不会拿给燕燕。
孙采莲的手机刚开始也响过一次，好像是个男人打来的，只讲了一句，孙采莲就胀红了脸，刚说了句：“我是孙采莲。”对方收了线，再也没有响过。
继续观察孙采莲，燕燕被吓住了，孙采莲竟然光着身子睡觉，光着身子到地上取东西。还有时就这样在地上走几圈。学着电视里那些女人。嘴上涂着鲜艳的红色，而眼皮上面发着银光。对着镜子端详自己，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没完没了。细看才发现她手中还有一支点着的香烟。她用两只干细的手指夹着，有时又坐在床上吐着烟圈。只是每次烟圈都不成样子。如同烟囱里面鼓出的那种，黑压压，盘旋在脸上和头发上。
也许早发现了燕燕，她连眼皮都没抬，就喊了句进来吧。父亲走了以后，没有人敢过来。此刻她已经穿好了衣服。
她用普通话说，“总是鬼鬼祟祟。”这是燕燕第一次听到母亲说出这么好听的句子。看见燕燕还站在门口，手脚缩在了身子后面，她冷着脸，招了手，说：“进来，把门带上。”
见燕燕怯怯地移到了床前，她又变得和蔼，说“你是不想看手机啊！”说完，笑着去看自己留长的指甲。那上面是深红色。红色的手指伸向了被窝，摸出那只被燕燕远远见过许多次的宝物。她在燕燕的眼前晃了下，说，“看一眼就行了，还要还给人家呢，弄坏了我可赔不起。”见燕燕不说话，她又安慰道，“别急，反正大了你也会去深圳，到时就有了。那地方真好啊。”说最后一句时，她的眼睛闪着光。
再有一次，她对燕燕说，“在深圳的时候，我总能吃到烧鹅、肠粉、香蕉，还有可乐和雪碧。”看着燕燕羡慕的神情，她又继续道，“不过我和其它人不同，我不喜欢可乐，那东西总是让人打嗝，让客人听见了会不好意思。可乐煲姜可以治感冒，非常见效，当然这些都是小儿科啦，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肠粉，那是深圳最好吃的食物。外面一层是白白细细的皮，透明，滑溜溜，里面的肉和菜全能看见，真香啊。”
说这话的时候，燕燕看见母亲干瘦的脖子中间滚动了两次，她不仅听见自己的肚子瞬间大叫，也听见了母亲那里发出的“咕咕”声。母亲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从身后扯出半截被子压在上面。还有一次，燕燕见到孙采莲胸前有几个黑黑的点子。
见到燕燕眼睛盯着那地方，她突然抓了燕燕的一只手，发着狠向里拉，“你是不是也想摸摸这里啊，你摸你摸。”听了这句，吓得燕燕敢紧缩回了手。
她幽幽地说：“是烟头，深圳人干的。”样子已与刚才完全不同，她重新恢复了先前的慢条斯理和傲慢，从枕头下面摸出烟，抽出一支，点上。像是说别人的事情，眼睛轻飘飘地看着窗外，说，“这颗是你爸那死鬼烫的，怕我再回深圳，把我身份证也偷走了。以为我会听他的话么，想得美。我才不理他。你要明白，他使终是个没用的男人，窝囊，没钱、还没骨气。等我攒够了钱，办了身份证，就回去，谁也管不了我。”她把这句话说得坚决而又肯定。随后，对着镜子吐出一个烟圈，可惜还是没成功，反倒被熏得咳嗽起来。
就这样，她差不多在房子里呆了两个多月。
再起床的时候，是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孙采莲如同变了一个人。枯黄、稀少的头发用个皮筋束在脑后，裤角也卷了起来，露出两只农村女人才有的大脚。她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手上拎着两块浸湿的麻布和一条细长的绳子，又变回一个农村妇女。奶奶兴奋地喘了粗气，以为自己在不久前的祷告终于起了作用。赚钱之外，孙采莲真正的心思却没有人猜得到。她喜欢出租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让她觉得又回到了深圳。想到深圳，孙采莲身子有了劲儿，眼睛有了神。
厢房在燕燕和奶奶这间对面。摆放着种子和锄头、铁锹、咸菜缸之类，还有一张不知猴年马月的铁床。花了整个上午，她除了把里面的东西归了类，做了清理。到了上午十一点多，玻璃也被擦拭得干干净净。做完这些，她似乎想起什么，跑回房里，从箱子深处翻出一条浅粉色床单，铺在厢房的铁床上面。
床单是她结婚时奶奶在供销社买回来的。现在，这一切都在奶奶的眼里。她站在灶间，冷冷地看着这一切，说话了，“弄成这样，不会是你想去住吧。”
“是啊，我住怎么了，这房子还是我打工赚钱修的呢。”孙采莲挑衅着。当年，她把钱寄回来，多数都用于家里修房、买化肥。此刻她忙碌的脚步并不停下，她还要把厢房里面原来存放的各种东西搬到别处。
奶奶也不生气，手扶着墙，说，“行行，你搬到外面住我也不管。”
“你管得着吗。”孙采莲扬了下巴，嘴里咕噜出一句。说话的同时，她把一小块胶合板放到灶台上，拿出一只沾了墨水的木棍用力写下两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出租。”看到这两个字，她感到亲，仿佛又回到深圳。在深圳，她就住在那样的出租房里。整整一条街，有很多写着“出租”的房子。街的尽头是她工作的地方，到了晚上，整条街都能听到音乐。进进出出的人化了妆，与白天的神情完全不同。像是别个世界的人。孙采莲喜欢这种感觉。所有的一切，像是做梦一样。包括吃饭，睡觉，工作都显得不真实。每晚下班回来，借着昏暗的路灯，看见自己的影子，长长斜斜路过各种出租屋，最后回到自己那间。想到这儿，她酸了鼻子，拎着两枚生锈的铁钉和锤子，正要踏上依墙而立那架梯子，这时，她见到了陈成。
陈成脸上带着阳光，被孙采莲手中的那两个字吸了过来。他是红星村的深圳通，方园百里，许多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据说很多人去深圳之前都要向他讨教。陈成倒也和气，从来都是有问必答。有时还会把深圳的书籍借给人看，或是拿些香港生产的利是饼干、糖果给老人、孩子们吃。他还会讲些广东话，比如有没搞错，你吃饭未，称父母为老豆、老猫等等。可惜此公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听不见儿子广式叫法。听他这样说话人的人都是张大了嘴，一脸羡慕。这一年陈成刚好三十二岁。他最大的爱好就是与些小媳妇们闹着玩，被他眼睛盯过的女人们总会在晚上想起他。
见到陈成，孙采莲原本硬硬的脸变了，腰也突然细瘦了许多，就连脚上也不只从哪儿挂了双拖鞋，把原来那两只大板脚收藏起来。她的笑意挤在嘴角，腮上，眼里，身子就已经软了、发烫，每根汗毛都表达着对来者的恭候。她早就知道陈成，陈成也早知道她。他们都是红星村当之无愧的名人。只是当年她嫁过来的时候，陈成离开了村子据说去了深圳。彼此从没有机会遇见，更没机会说话。
女人的变化，被陈成全部见到。可陈成见到了却像没见。眼睛根本不看孙采莲。他笑咪咪地过来，与站在孙采莲不远处的燕燕奶奶打着招呼，询问庄稼、青菜之类。
奶奶的眼睛一直看着菜地，没有搭理陈成，她在心里冷笑，“一个懒汉，连五谷都分不清的人，还好意思问田里的事儿。”见奶奶不理他，他又过来摸燕燕的头，也被燕燕躲开了。虽然他的手变得没了着落，却也不难堪、不尴尬。索性背了手，显得腰身又挺拔了许多。嘴上倒还是没有停止与奶奶的说话，这次，他问的是燕燕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这下奶奶才变了脸，抖着声音说，“快了快了，说回就回。”
“不会吧，深圳在广东呢，离香港维多利亚很近，那么远，可不是想回就回的。”他笑着说。
孙采莲呢，不说一句话，只把眼睛粘在了陈成的脸上。不知何时有了一把瓜籽在手上飞舞。直到细瘦的瓜籽皮差点飞到陈成的左脸上面，陈成才停下自己的左右环顾，而把一双细而长的眼睛全部罩在了孙采莲脸上。只一眼，孙采莲就已经变得波光四溢、光彩照人了。
陈成从身后变出一本杂志，变换出另种语调对孙采莲说，“上次去深圳世界之窗、海上世界带回来的，等你有空再看，也不知你喜不喜欢看这种东西。”
孙采莲以为又是传说中那些，比如报纸、录相带之类。想不到是本更加要命的香港杂志。大开本，厚厚的，封面是香港女演员张柏芝。只见了两张图片，孙采连的心就要顺着喉咙口跳出。
孙采莲乱了方寸，手脚不知放在哪儿。好在陈成沉稳，不把孙采莲的慌乱当回事，而是迈着他的八字脚，在院子里来回挪动，停下不走的时候，就会扶着墙与孙采莲说些高深莫测的话题，不过基本上属于自问自答。比如深圳楼市为何下跌，二线关能不能撤掉、蓝印户口，边防证还有什么用，深圳的优势还在不在之类。不知过了多久，燕燕看见孙采莲和陈成各自的脸上已经有了一层细细的水珠。
牌子被悬挂在了房檐的右上角。是陈成扶着梯子，而母亲娇喘着爬上去的。伴随着奶奶的气喘，这美景，在中午时分被定格在红星村的半空中。这是红星村有始以来第一间出租屋。尽管村里也有把房子给外人住的，可都是亲戚，不用交钱，性质不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孙采莲一家的地位直线上升。与其它人家的小打小闹完全拉开了距离。这也正是陈成拉紧与孙采莲距离的主要原因。
听了陈成的话，奶奶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说：“去找你爸回来，去吧。” 虽然她只对着燕燕一个人，却把声音传得很远。
孙采莲的一只手不仅没有停止向嘴里输送葵花籽，还能微笑着打量那块闪着金光的木牌说，“怎么还不去呀，快去吧，可别误了去深圳的时间哟。”谁都听得出，她故意把最后的一句说得特别浪。
“贱！又想去找野男人了。”奶奶把这句话与口水和在一起，吐在地上。
孙采莲的身子似乎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她对着空无一人的院子喊，“去就去，你以为我会怕么？”叫完这句，她狠狠地摔掉了手中的瓜籽，扭着自己窄小的臀部。回到屋里，收拾了两件衣报，头也没回出了门，对着陈成离去的方向。
奶奶揪住燕燕的手臂，脸对着天空，问，“那上面写得是什么。”她的眼神总是对不准那轻轻晃动的牌子。
看见燕燕摇着头说不知道。奶奶又踉跄着瘦小的身体，隔着木杖，去问隔壁正在摘豆角的人，“那脏女人是不是要卖我的祖屋啊。”
邻居吓得摇了头走远了。
也就是说，这个早晨吵完架后，奶奶交了任务给燕燕，让她去深圳把爸爸找回家。
天刚刚亮，燕燕揣着奶奶交给她的十元钱和一张纸条，隆重地出门了。奶奶说，“别听他们瞎说，深圳不远，下了车，你把条子拿给大人们看，他们会告诉你怎么走”。
她坐的是辆拉木材的马车，是奶奶联系并把她送上车的。同伴中还有几个外村的妇女，她们各自手上都提着东西，有的是鸡蛋，有的是猪肉。样子像是去县城卖东西或走亲戚。也许因为四周没有栏杆。两匹马刚刚跑动，燕燕已开始发抖，她并不知道这就是恐高症。见到树木也向后倒去时，她的身体已经软得要化掉，如同一滩泥水。紧接着，胃里翻江倒海，下半身成了冰块，失去了知觉。快到那座大桥时，连自己也没想到，她竟然哇哇大哭起来。以为有人会注意她，得到些语言或动作上的安慰，想不到，车上的人只是看了看她，又继续着她们的聊天，而无人理她。这时燕燕已经不知从哪里获得了力气，她没有通知车夫和任何人，身体慢慢移向了车尾部。就在马车刚刚准备驶向大桥的瞬间，她让自己掉在了地上。感觉身子突然变成了几瓣，每一瓣都在各自喘息。想爬起，却早没了力气，眼前全是太阳、星星。躺在地上，直到看见马车并没停下等她，而是继续向前跑着，她才不觉得疼了，反倒有了种麻酥酥的踏实。
心惊肉跳回到家，以为奶奶会打她，因为，光找马车，奶奶就送给车夫一碗猪油。想不到，奶奶已不能动弹而只能躺在床上。那块写着出租的牌子被一阵风刮到了地上，奶奶从床上跳下，跑了过去，虽然只是狠狠踢了一脚，便扭了腰骨。
总之，村里有风了。
2、
出租的牌子挂上去之后，引了很多人过来看。也聚了不少织毛衣说闲话的男人女人们。甚至人们一时间忘记了远处有个红点的事情。当然也有人一边看红点的方向，一边观看出租屋，就连红星人也盼着房客早日出现。
终于，在第二十三之后，人们等得已经疲倦的时候，终于来了房客。
此人曾经住过隔壁村。有人说他走了好几个村，搬来搬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讨老婆。不知是不是因为他长得黑，笑起来并不发出任何声音，又留了两撮胡子的原因，无论他怎么说自己年轻，可村里人还是叫他老孟。燕燕的奶奶总是在他背后就叫他盲流，老光棍。也许总是没人说话，燕燕对这个老孟有着说不清的好感，经常有事儿没事跑过去，站在门坎上看老孟。看老孟修理胡子，看老孟拔鼻毛，看老孟照镜子，看老孟吃饭，看老孟碗上落了苍蝇，最后她看见老孟恼羞成怒拿着一条又黑又脏的毛巾追赶着来打。追到门口，看见了燕燕他才不追，他又是无声地笑，总之他的样子有点让燕燕着迷。
就这样，燕燕每天都要站在门坎上看一会儿老孟。于是她知道对方是个单身。钻石王老五是城里人的说法。在城里这是聪明人或是身份的象征。而在农村却让人心烦并抬不起头，因为大家都有老婆而你没有，有些令让人难堪。
燕燕终于等到了老孟相亲。女人是红星村东头的一个寡妇，人长得还不错，丈夫在前年生病死了，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孩。老孟样子殷勤，做作，让人看了不习惯。他说自己不仅会种地，还会木工、瓦工，也就是说他会做家具和泥水工。说自己早些年靠这些技术去深圳赚了点，足够孩子上学用了。说这话时，他的眼睛瞧着女人身边那个孩子。显然，他很满意。
老孟会木匠、瓦匠谁信呢，上次房顶漏水，还是燕燕的母亲上房去修的。当然，他不修也是对的，毕竟他每个月都要拿出七十元交给孙采莲作为房租。
最起码老孟连个妇女都不如，却厚着脸说自己是什么什么的。连燕燕也觉得对方有点不知天南地北。他在胡编乱造的慌乱和亢奋中竟然让孙采莲再烧壶开水。燕燕的母亲孙采莲先是一愣，不仅没生气，反倒笑着进了厨房，除了烧开水，还在水里放了一小块冰糖。
后来，老孟连家里的其它活也指使孙采莲去做，像老太爷一样神气。有时他竟然还敢让燕燕的母亲帮他捶背，不过都是关着门。当然可能也是怕人家笑话他一天倒晚的就知道享受而不干农活。虽然只见过一次，燕燕就有些不舒服，这不是明摆着是欺负人吗？一个房客竟然让房东捶背。最奇怪的是燕燕的母亲这回变得不像房东，而像个欠了人家钱的主儿。
相亲并没成功，孙采莲却得了点小钱。她用这笔小钱为出租屋安了窗帘，还为自己添了双凉鞋，余下的存了起来。后来的几次相亲也都没有成功，但孙采莲都得了实惠。没人知道老孟挑什么，就凭他长得那个样儿那把年纪。村里也有人说，没成的原因在孙采莲，她想花光老孟身上那些钱。毕竟在深圳她大手大脚惯了。
不久，老孟终于结婚了。听说是城里的一个假姑娘。什么是假姑娘？燕燕不知道。反正燕燕见到了这个女人。这是一个年画中的人，皮肤像面粉一样光滑，手指长长的如同园子里的小葱。老孟这是怎么了，他怎么一下子这么走运呢？城里的姑娘怎么会嫁给一个农村人呢，燕燕也想不明白。直到听说是个没人要的货，燕燕才明白，因为这句话奶奶经常用来骂燕燕的母亲——孙采莲。
大概老孟心里乐开了花，不然不会走路一巅一巅，连胡子也刮掉了。每天翘着二朗腿，坐在院子里喝茶。手上还掐着一支烟。这个样子让很多人接受不了。据说男人们已经想合伙揍他了。人家累死累活的干活，而他的活儿就好像是一天到晚看女人。要知道，他连房子还没有呢。想到房子，村里人有些困惑，发现与租房这种事连在一起的人才像是有本识。
也有人说，这小子讨好起女人来还真有一套，据有的人说，这个老孟每天都给老婆洗脚、做饭，说不准备还做什么呢。谁也不敢去问老孟的老婆。只是盼望她出门，想看见她被宠坏的神情，还想看看老孟女人的肚子。
终于有人看见老孟的老婆了，叹着气说，“老孟为了把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也不顾老婆的身体，一天到晚折腾，那女人早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水灵了。
作为房东，燕燕的母亲非常关心老孟老婆的身体，她经常做了糖水或稀饭，偷偷端给那女人吃。老孟不在时，还会帮这个女人做些简单的家务。
也许是怕了老孟的折腾，老孟的老婆经常回娘家。把老孟留到出租屋。比起过去，老孟更喜欢喝酒，有时还有一小碟炒花生。这本来是燕燕自己家留着过年的。她听老孟抱怨过，说这东西放太久了，有股焐巴味。每次喝了酒，老孟就想哭，他拖着哭腔说，“好姐姐呀，我老孟找得是个假姑娘你知道吗。她怀得不是我的种啊。这证明她做过婊子，是个贱货，我抬不起头，我老孟不是一个男人呀！”
“大姐明白，你是这个命，认了吧。大家都认命了。你看大姐我现在，从深圳打工赚了钱盖了这间房子，最后连租房子还要看别人的脸呢。”说完，她看了一眼门外。
怎么会有老孟的声音呢，这是在哪儿。燕燕太困了，刚想再睡回去，耳朵突然被揪疼了。是奶奶，她眯着眼睛盯着外屋，说，“听着，你明天就去深圳找爸爸，把这些话都告诉他。”
燕燕头脑昏沉，点了头，又睡着了。
开始有明眼的人看见老孟的老婆脸上有被抓过的印子。听见老孟一天倒晚骂骂咧咧，似乎有人让他吃了个大亏，花钱讨的老婆却让别人领了先，吃了头道汤，而自己喝了二锅头、三锅头。这些是什么话燕燕不明白。也有人说这个老孟是个烧包，有个女人跟他就已经不错了，他还这样骂人，早晚他要吃大亏。
日子不知不觉过着。事情还是发生了。老孟老婆借回娘家之机，再也没回来。等到老孟发现已经晚了，女人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全带走了，还带走了老孟所有的积蓄。
这期间燕燕已经上了小学，也有了些小伙伴，那些伙伴和她一样，多数人的父亲都去了深圳打工。燕燕的每天过的很慢、很慢。有时候觉得太阳总是在她的头顶动也不动。那些树上的灰尘还是那么多。而地下经常可以看见一些晒得软塌塌的毛毛虫，被燕燕踢着一路上学或是回家。只是这些再也没有办法引起燕燕的兴趣了。一天到晚觉得日子过得没有什么意思，她真的希望村子或是家里面发生点什么。
看书的时候也是走神，走路的时候也是走神。奶奶见了就会骂，“你的魂是不是也给勾走啦！”
奶奶话里有话，骂的还是燕燕的妈妈孙采莲。孙采莲从深圳又回来之后，奶奶常说，“她的魂被深圳勾走了。”
燕燕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也找不到有趣的事。她真的有什么心里话吗，又似乎没有。她偶尔会偷偷从奶奶的铁盒子里面翻出一块高粱饴。那个盒子里面还放着两张纸条。其中有一张，连同十块钱，上次被奶奶缝在燕燕的口袋里，让她去找过爸爸。偷糖的事情，每次都会被发现。奶奶会随手拿起一把扫帚或其它的物件扔过来，嘴上还念着一句咒人的话。她有时躲到老孟的房里。这时老孟的房里已经是乱七八糟了。他没有心情收拾这些。据说他老婆回到深圳不久，生下一个男孩。甚至有人说那孩子长得像极了老孟。这个消息让老孟彻底疯狂了，他开始不断向外面跑。只要看见谁家的小孩子就又想起了深圳。可每次他都是无功而返。村里也有人不安什么好心，动不动就过来说有人在深圳见过老孟老婆了。一听这话，老孟天还没亮就又出门了。老孟的日子已经乱套。这样一来，燕燕就可以安全地躺在老孟冰冷而且全是灰尘的土炕上躲避干活了。看着那个沾着灰尘的棚顶还有窗户上满是污垢的喜字燕燕竟然有些恍惚。有一次，竟然在这个床角见到一只紫色的头夹，闪着迷人的光泽。这让她想起了远处那个红点，燕燕想，那里真的是深圳吗。
见老孟已经交不起房租，孙采莲只好把出租牌子重新挂上了房檐。没想到很快就有了新房客。
接上
3、
木匠带着孩子问路的时候，被奶奶拦下，指着“出租”两个字说房钱好商量。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个越来越可怕的老孟早点赶跑。
新来的房客，长了一张喜欢笑的脸。没事的时候他就笑眯眯地干着木匠活。尽管他有套崭新的工具，可是他的手艺显然不怎么样，就连直线也被他经常划歪。就是这样，他还会带着孩子出去，用他的话说，是去看看山上的木材或是找点活儿。开始的时候，笑眯眯的样子还可以，时间长了燕燕就有点烦。燕燕和母亲孙采莲都有些烦这家人。可人家也没有得罪你，再说，笑也不是什么罪。可是他们有什么好笑的呢。后来燕燕的奶奶也很烦了，她担心老孟随时会回来找麻烦。毕竟还没有退房，被褥都还堆在床下。
燕燕出入出租屋时从不敲门。她在大人们眼神里猜到他们也是穷人，除了房租一分不少先付，就再也看不出什么本识。孙采莲对婆婆拉来的客人很不满，说：“比老孟还没用，不管怎样，老孟的老婆是回了深圳，老孟也算在深圳有了亲戚，说不定哪天回心转意把老孟接走了呢。”燕燕和孙采莲一样，不喜欢这父子二人，觉得他们除了喜欢刷牙、洗手，再也没有什么特点。她会趁人不注意，在木匠儿子的头发上面洒些石灰或沙子，在房客的汤锅里偷偷吐上一大口口水，骗那个男孩吃一种叫做鸡屎藤的野草。那种草吃了就会连吐带拉折腾好几天。最可气的是，房客的男孩从来都是满不在乎，饭吃的一样香，拉完肚子后还能吃两大碗。
“北妹！北妹！”这是孙采莲从深圳带回来的一句话，也是燕燕从母亲那里学到的最时髦的东西。孙采莲说，在广东，这是骂人的话。
对于这父子二人，孙采莲无话可说，甚至有点懈气，她又躺回到床上。当时还没到门口，就远远地就见了他们。当时孙采莲正从陈成家里回来的路上。这次她下了决心，不再理陈成，如果不是之前陈成给了她一瓶深圳生产的洗发水和两片面膜纸。她甚至当着全村人的面揭露这个骗子。因为陈成说到罗湖桥、东门老街、海上世界时他忍不住眉飞色舞，直到孙采莲问到华都歌舞厅，对方才没了精神。看见陈成眼里已经有了求饶，可孙采莲还是不依不挠。她最最庆幸的是没有让一个冒牌货占到便宜。
摔掉手中那本厚厚的香港书，孙采莲扬长而去。陈成这种骗子根本不配与自己讲话，走在红星村干旱的沙土路上，她觉得自己最有资格说到深圳。想到这儿，鼻子突然有些酸，耳畔有了音乐，她想念那里的夜晚，还有出租屋。
在等待中生活还是有了些不同。
有天下午，燕燕发现房客的孩子没有出过门。平时他总是过来说话，或是向她打听这儿打听那儿。比如询问菜名，或是树上昆虫的名子。他还会对着那些东西发呆，甚至说出傻话。这些都让燕燕觉得烦，那破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当然多数时间他都是被木匠带着外出找活儿。
这些举动，让燕燕有点受不了。平时这个男孩是不记仇的。即使被燕燕刚刚推了一个跟头或踹了两脚，他也只是微笑，从不抱怨。连他的父亲也不会去怪罪。用燕燕的话说就是没脸没皮。难道生病了？燕燕可从来没有听到村里谁家孩子生病，就像自己从没有生过病一样，倒是听过谁家孩子掉到河里淹死了之类。
快到中午，再也不能等下去了。她恨自己不争气，为什么要在意他们呢。尽管如此，一双脚还是走到了木匠房里。她真希望这段路可以长点儿，可以让矜持维持的长久些。只有几步，心却“咚咚”乱跳。踢开门的时候把自己也吓了一跳。男孩子并没有生病，而是蹲在地上对着一样东西发呆。他的屁股撅得老高，以至裤子差不多要掉下来。也正是因为他全神贯注使他暂时忘记发出那种神秘的微笑。他正摆弄一件东西，是手机或是照相机燕燕不能确定，只是感觉它更像个玩具。那玩具里面是一张张燕燕也熟悉的地方，比如快要没水的小河、光秃秃的南山、长满野草的坟地，还有供销社门前那些发呆的老人和孩子们。
这是个让人既兴奋又糊涂的下午。除了镜子，燕燕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矮小、脸色枯黄、头发干燥，眼睛呆滞，就连裤子也穿歪了。玩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燕燕，当然也有别人，包括奶奶的自言自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直到燕燕的奶奶气急败坏喊了句吃饭，燕燕才缓回神。中午吃了是什么，好不好吃，她已经没有感觉。就连碗里比平时多了两块肥猪肉这样重要的事儿也没有让她高兴，与平时吃别的菜一样对待。这种心不在焉让奶奶很不满意，她用筷子敲了敲燕燕的脑门，打掉了燕燕筷子上面的肥肉，黑了脸道：“是不是和你妈一样，丢魂了？”
见到那里面的自己，燕燕的确丢了魂。她身子发软，躺到了床上。也不知过了多久，才重新有了力气，她跳到了院子中间，对着出租屋大喊：“快点给我看看，不然就别想出门！”
明明知道燕燕要什么，木匠却跟燕燕玩心眼。露出讨厌的一口白牙说：“燕燕啊，你想不想吃巧克力啊。”
巧克力，准是甜得流水的那种，嫩黄色的糖果。燕燕心里想，这要是在平时燕燕指不准多高兴，她喜欢吃那样的东西。可眼下这些东西已经不再重要。
“好甜呵！”而这个时候木匠的儿子也来了精神。说这句话的时候眉毛还特意扬了一下。
木匠看燕燕有点犹豫，又接着说话，“你想吃蓝罐曲其吗。孩子，咱不要那种东西，有电。”
“骗人！”燕燕大声地叫喊。“你要是不给我看，我就去告诉大人。她又想起了手机里面那个难看的自己。那个自己让她心烦意乱极度沮丧。出租屋带给他的优越感差不多全弄没了。
木匠的脸色，正变得俞加灰暗，好像被蛇咬过似的，额上出现了一个很深的几条皱纹，好像胃不舒服，让他身体扭成了麻花。在木匠一系列怪表情之后。他用发着抖的手伸向一个小箱子并从里面掏出那只黑色手机，说“孩子，别看了，那东西不好玩。”
燕燕的手触刚刚触摸到那宝物。就听见了“啪”地一声，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原来做了个梦。她是被耳光的声音惊醒的。只是被打的人是母亲孙采莲。打人者老孟也。他终于弄明白，费了那么大劲儿，花了不少钱，娶回的女人是孙采莲在深圳出租屋里同住的姐妹。也就是说，来龙去脉她都清楚，显然老孟被人骗了。
4
燕燕正在剁鸭食，就见到了奶奶喘着大气，从外面回来，直接走到燕燕身边说：“快去吧。”听了奶奶的话，燕燕放慢了脚步，不用回头她也能确定出是对着自己，而不是对墙壁或是桌子。从燕燕记事起，奶奶就喜欢自言自语，只是多数是诅咒。那样的时候，奶奶面带微笑，眼神迷离，脸颊潮红，非常渗人。这次却不同，燕燕用余光看到奶奶的手背露出青筋，像只巨大的蜈蚣爬在床沿上。灰色的脸庞上面，两只冰冷的眼睛并没有转动，与村东边那只流浪的黑猫越发相像。这是燕燕很早之前的发现。这个秘密，除了对着树叶上那些虫子，谁也不敢讲。主要是她比较害怕奶奶，到了后来更可怕，每次听人家议论燕燕的母亲，奶奶的样子就会异常吓人，行为也更加怪异。尤其到了晚上，她会突然从床上坐起，发出几声可怕的叹息之后再躺下。
见燕燕还是没有缓过神，奶奶突然亮出身后的一块月饼。那是燕燕做梦都想吃的东西。奶奶看着燕燕的头点的跟鸡叨米似的，就很高兴地说，“不要再去上课了，快去叫你爸回来，不然家里要出事了。”
“好！我等下就去！”这个声音好像根本就不是从燕燕的喉咙里发出来。此刻，她心里已经只有那块月饼了，月饼好像比她的头还要大。
“你认识路吗？”奶奶问。
“认识！不就是顺着村口的大道向左走吗？我知道。”由于着急，燕燕的声音突然劈了叉，根本不像自己发出的。
“是向右，现在就走，不用多久你就见到他了，让他别耽误时间，现在就回。快去，不然天就天黑了。”
“知道了”小英抢着说。
“你知道什么了？你给我再说一遍.”奶奶阴着脸问。
没办法，燕燕只有再说一遍。然后踮起脚尖，从奶奶手里抢走了那块漂亮的月饼。她担心奶奶对刚刚的决定反悔。
她不知道奶奶交待了什么，也不想知道，因为口水已经流到了衣服上。也许是等待的太久，还没有想想应当怎样来计划着吃下这个美食，那东西就被自己的舌头卷了进去，并迅速洇湿，糊里糊涂进入了肚子。直到彻底吃完，燕燕才清醒，这时她想起了奶奶说的话——去深圳找爸爸。
据她所知，深圳那个地方离家很远很远，不然父亲就会经常回来，听奶奶说过要坐大半天马车才能到。那么远的地方谁能找到呢？他又是在哪间工厂打工。所有的这些都让燕燕发愁。临出门时，奶奶说，“顺着红点走，就能找到。”
听见不远处学校里面传出的读书声，燕燕无比孤独。按照奶奶的意思，燕燕没去上课。她不想任何人来问她为什么不上学，这个样子被人发现一定是可疑的。就连看到村口的大树都有点嫉妒。她觉得做一个树有多好啊，绝对不会碰上一个这么倒霉的事。不就是迷迷糊糊吃了块即将生毛的月饼吗，就要去找爸爸。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记得奶奶和村里老人们经常会说，“那是个勾魂的地方。不然，那么多人去了，怎么都不想回呢。就是回了，也都变了样。回来的是胳膊、腿，心都还留在那里呢。”谁都听得出，她指的是儿媳妇孙采莲。
除了找父亲，她还能去哪里。燕燕希望村口有一辆去深圳的马车再次过来。这样的话，她就可以把口袋里的纸条拿出来，托他们捎信给他。
直到中午，才远远的见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扬起一路的灰土开到村口。她看见老孟从手扶拖拉机上摇摇晃晃的下来。像是喝了酒，不仅脸色灰白，眼睛也特别显大，有几缕头发垂在眼皮上面，总之他与平时不同。燕燕躲到树后，远远的看着样子越来越可怕的老孟。
手扶拖拉机离燕燕还有段路，燕燕就招手了。上车不久，燕燕就开始了害怕。主要是那个司机的一双眼睛不停地斜视着燕燕，还把车开得如同喝了酒，东倒西歪，像是随时会侧翻。胃已经翻江倒海。而对方的一只手正伸向燕燕。虽然可能是幻觉，可燕燕再也忍不住，肚子里东西全部吐在了对方身上，也包括那些月饼中的青丝红丝。
为了躲开她认识的大人，燕燕慌里慌张走进一个菜园。远远地看着这家窗户上褪了色的剪纸，她发现窗框上的油漆像是一条条被油炸过的小泥鳅翘了起来。
菜秧爬在架子上，粗短的小黄瓜则悬挂在燕燕的头顶和身体两侧，散发出一种好闻的气味。她从来不知道黄瓜还会有这样香的味道。听见肚子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她开始了害怕。然而越是害怕肚子里的声音也就响亮。没有办法，她弯曲了腰并捂紧了肚子，试图把这个声音压下去，可声音却越来越响亮，最后干脆蹲下去。想不到，碰掉了架子上面的一只小黄瓜。那黄瓜不偏不斜躺在燕燕脚下。燕燕发了会儿呆才把她收进手里。弄不清是什么时候，黄瓜被一只迫不及待的大嘴当空咬下半截。要不是确信了身边没有其它人，她甚至不相信是自己咬的。这是准备到集上出售的青菜。谁家会舍得吃呢。家里吃的那些都是卖不出去的老黄瓜种，又酸又硬。就是自家的黄瓜，偷吃一两次也都会挨打，可眼下已没了半条，可怎么办啊。
发愁之际，眼里走进了一双人字拖鞋。据村里人讲，深圳人就是这样打扮，上面穿西服，脚上穿一双人字拖鞋。
鞋的主人是陈成——是不久前被奶奶骂走的那个男人。奶奶说过这个男人，也诅咒过他，那是孙采莲拿着衣服离家出走的那个早晨，她说，要是谁碰上陈成就麻烦了。显然孙采莲没有真正地碰上。不过，即使碰上也没了问题。因为不久前，两个人刚吵了一架。当时村头大树下面聚了很多人。因为出租屋，孙采莲的地位今非昔比，她成了深圳的代言人。见有人过来问深圳那边的情况。刚开始，她还表现矜持，到后来才忍不住，因为村里的高音喇叭里正播放《一剪梅》。这首歌让她浑身发抖，勾出了她的回忆。她说：“深圳是个唱歌的城市，人人都会唱歌，唱的和歌星一样好。连晚上也不休息。8点就开始，一直到凌晨三点钟。一边唱一边喝酒。不过那些人喝了酒喜欢哭。四川、湖南、东北的女孩哭成一团。之前她们还为几块钱打架，扯头发呢。喝了酒就连做妈咪的也很好了，跟着抹眼泪，搂着这个又搂那个。有一次，一个客人见了，骂了句神经病。关了门走掉，妈咪也没去追。”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立在一旁的陈成也听傻了眼，发着呆。孙采莲见了，觉得时机到了。
陈成总有一些深圳的书报和小商品。有时是录相带，有时是香皂。他喜欢用深圳人的说话方式，比如说喝早茶。吃宵夜。这些话题总是能骗到一些人。燕燕的母亲孙采莲也差点被骗。此刻，她冷着脸问陈成：“你是说你还去过盐田街？陈成一脸茫然，却仍然拼命点头，说，是啊，那地方很美，有很多美丽的合平鸽，他故意把眼神弄得很浪漫。见了孙采英正紧盯着他。他开始慌乱，搓着一对手。这副样子终于惹怒孙采莲，说，“噢？看来你挺有见识啊。”孙采莲故意挑衅了。
对方一头的雾水，不知说什么。这时孙采莲已经心中有数，再也忍不住心中的轻蔑，道，“你口口声声说去过深圳，可你知道花都歌舞厅么门前的厨窗吗。知道门口的小店生意为什么那么好么，知道那里的花是真的还是假的吗。你知道歌舞厅几点关门吗。哈哈，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那为什么要说自己在深圳呆过呢。”见到身边围了越来越多的人，活这么大，孙采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威风过。
“你也不知道歌舞厅地毯什么颜色吧，更不知道一房一厕的出租屋要多少钱吧。不要以为会了一句’做么嘢’，’吃了未’就是深圳人了？我告诉你，你还差的远着呢。”
陈成的小分头是用发油梳就的，这样一来，即使是最老练的苍蝇也绝对站不稳。裤线是用菜板压了一夜才直的。为了稳固形象，他不知花了不知多少钱，费了多少心。平时他对自己都是节省苛刻的，可他如此辛苦，如此努力，想不到，却败在了孙采莲这个女人手中。
此时陈成从菜园子的深处出来。“你怎么了，小姑娘。”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怔住了，他的一只手正在系着裤子的纽扣。
显然他已经发现了燕燕手上那半只黄瓜，可他却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小姑娘，你不用上学吗。”其实他知道燕燕的名字，却好像不认识。
燕燕已经吓得忘记了说话，只是拼命地摇头。最难受的是手上的东西在两个人之间显得特别的大。有一刻她发现它在手中膨胀，长大，如同有呼吸般，拼命要挣脱她的束缚。
男人一双细小的眼睛对着她发着亮光。他并不说话，用翘起的兰花指从肩膀边上摘下一个还带着小花的黄瓜，轻轻放在燕燕手上。
黄瓜又香又甜，吃到快没了的时候，燕燕已经躺在了厢房的地上了。作为陈成，他早就想到了报复，连牙齿都快咬碎咬烂。差不多快要疯掉了，才等到了眼下的机会。他要做件让那个女人疯掉的事情，从此再也不敢对别人的生活指手划脚。哪怕所做的事情会让自己做牢也在所不惜。
有一缕阳光透过小窗射进来。燕燕身体的左侧是个装着鸡毛掸的瓷瓶子，上面画着两个朱红色的怪物。地上有两只老鼠在黑暗处追逐，欢快地发出尖叫。她听见了不远处有人打招呼，应该是村里仅有的几个男人拿着锄头上地。一些躲在暗处的知了被日头晒得急气急败坏，发出了让人耳朵不舒服的叫声。背后的地面并不平整，咯得肉疼。她还是感到了自己的累。吃了那颗糖果之后，连糖纸还没有完全折好，全身上下就没了力气，甚至连站起来也做不到。
燕燕说，“你真是好人，我妈不该说你是骗子，说你根本没去过深圳呢。”
“她对谁说的，是不是村里那些人？”燕燕不明白陈成为什么开始解腰带。
“是啊。”这时她已经吃完了嘴里糖渣，没心没肝继续着说话，“反正他们谁都不信你去过深圳。”
陈成的脸已经成了惨白，连声音也变了：“是吗？也就是说，是不是谁都不信我去过深圳。”他喘了粗气，用发抖的声音说：“我问你，你说我去过吗。”
“当然去过啊！”“当然”是她在学校里新学的词。此时阳光正从门缝漏进一条光线，洒进燕燕的眼睛里，使她特别好看。
“那你真的信我去过？”陈成的脸突然胀红，包括脖子。很明显，他开始手脚慌乱，差点把身后的木箱子撞翻。
“当然相信！”燕燕回答。
还没等到燕燕把话说完，一阵晕眩就在瞬间来到，尽管燕燕脸上的笑容还没有完全褪尽。陈成那双粗暴的大手已经抓住了燕燕的衣领。头和脚被重重地拎了起来，悬在半空又被轻轻地放在了地上。
陈成拍了一下手上的灰土，轻轻叹了一口气，推开厢房的木门，回到了阳光下。
5、
这一天真是太晒了，连树上的柳条也成了成了面条，软下来。这样的天气会让人犯困。燕燕很想跑回家里大睡一觉。想起奶奶的眼神，又怕了。也许采野菜是个好办法。她知道奶奶很喜欢吃那种东西炒肉。于是她蹑手蹑脚溜回家，从猪圈后边拿了一个的菜篮子。她最怕被狗看见，那是一个看见了她就拼命嚎叫的家伙，声音很像是哭，燕燕的母亲有一次笑咪咪地说，这条狗想让燕燕给它做老婆呢。当时，老孟还没老婆，孙采莲正和老孟谈论相亲的事。燕燕听了很烦却不能发作。奶奶很生气，她说狗这样叫是叫丧，不吉利。
燕燕又约了另外两个女孩。她们比燕燕小一点，都还没有上学。燕燕和她们跳了一会杖子，踢了健子，可就这样跳着蹦着，可还是心烦。她开始恨自己，嘴馋。坐在教室里多好呀，这是她第一次觉得学校好。
出门时天上还是好好的，没有一丝的云彩。采不到一筐的时候天上就有点发蓝，蜻蜓也开始多了，在燕燕的眼前撞来撞去，不觉间天空变成了灰色，再到后来就发黑了，黑得迅速，像是一口锅突然压在了头顶，天和地挨得越来越近。四周的景物全部变了样。这是燕燕没有见过的，她已经弄不清现在是晚上还是下午。
雨整整下了一夜，燕燕躲进了庙里。后来听村里老人说，是几十年没有见过的大雨。听着雨声，她突然不知道自己家的方向。最后连村名也想不起来了，仿佛自己真的去找爸爸而离开了家。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见到妈妈在她的面前，手上拿着香蕉和糖果。爸爸手上却拿着行李准备出门。燕燕突然记奶奶的话，想去拦，可身子怎样也站不起来，脚很沉，手也很沉。终于，她看见了一个白色的东西从房里跑了出去，一跳一跳。跳到房檐变成了“出租”两个字。那字闪着金光，越来越大，射疼了她，慢慢睁开眼睛。这时，房里已经洒满了阳光。
跑出房门，她发现自己昨天采的野菜还在门口。随后，她看见了自己家房子上面飘浮着炊烟。很远，见到了那歪歪扭扭的两个字。只是不到两分钟，就见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爬上梯子，摘走了那块牌子。
因为饿，似乎嗅到了一种什么味道，她放慢了脚步。这是一种她从来没有嗅到过的味道。这时，她看见一个被称做张婶的中年妇女从燕燕家中出来，还奇怪的回了两次头，表情很特别。见了燕燕，先是吓了一跳，随后，来拉燕燕的手说：“先别回家，到婶子家躲躲啊。”
村里管事的那些人都在，还有两个年轻的警察。一辆汽车闪着灯，停在不远处。她远远地看见了陈成，他挤在人群里。陈成也看见了她。他们像老朋友那样默契并互致微笑。奶奶由临居陪着坐在厢房里。孙采莲正在接受调查。以为被砍的是那个老孟，想不到却是木匠。当时老孟跑回来找燕燕的母亲，扯着孙采莲的头发说，如果孙采莲不嫁给她，把钱找回来，就烧了这间出租屋。
孙采莲捂着脸对老孟说：“她在深圳受了好多苦，到红星村，就是想找个老实人嫁了，把孩子生下，养大，好好生活，可你不知足，打她骂她，还说了那么多伤人的话。”老孟的女人在歌舞厅做过小姐。
跑掉之前，老孟哭了，他后悔自己不懂珍惜。
奶奶使用的工具是斧头。斧头钝了也锈了。掉在过来拉架的木匠身上。虽然只是手臂擦破了点，流出一点点血，奶奶就吓瘫了。木匠儿子报的警。那是一个可以录相的美国产苹果牌手机，可录相，也可做玩具。当然，木匠也并不是真正的木匠。只是当年随父亲逃荒到过红星村。大了以后，做了老板。可他做梦都还想着这条村子，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世界最美的地方。“山清水秀，民风纯朴、真正的夜不闭户啊。”至少他对儿子和手下的员工是这样的描述。受了西式教育和首富李嘉诚的启发，也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儿子将来继承家业，他要让孩子得到些必要的人生历炼，选择在他上学前的一个月，回到红星。悄悄录下红星村的一草一木，带回城里，除了教育员工，也为自己参加各种聚会准备些不一样的谈资。
如果不是警察，村里人并不知道孙采莲在深圳只是歌舞厅的清洁工，负责打扫各楼层和包房的卫生。和其它姐妹一样，除了歌舞厅，连深圳的城中村——上合街都没有出去过。深圳警方反馈回来的情况是确实有个孙采莲，但几乎没人认识她。公司规定清洁工上班时间必须带上口罩，所以没人记得她的相貌。手机唯一显示过的来电，也是打错的。负责此案的民警是个大学生，毕业于警校，去过深圳。他笑着对搭档说，“严格意义上说，孙采莲呆的那个地方算不上深圳特区，准确说是二线关外的城中村，不久前那里还被称为县，发展很慢，连我们红星县城可能都不如”
燕燕的父亲得到消息也很及时。当时他正在离家很近的县城工地上，端了饭碗看电视。被深圳两个字吸引，走近了去看，没想到，接下来，见了自己的家和警察。
老孟、陈成还有其它人都没有去过深圳。而那闪烁的红点也只是铁路上一个信号灯。木匠向赶来的警察解释了事情的来龙支脉，还表示作为租房人，要对自己造成的影响负责。而那点伤根本不算什么。他的做派乱了全村人的方寸，就连人家的孩子也是那样礼貌得体。离开前向路两旁的人行了一个举手礼，并向红星村小学捐出了自己的压岁钱。只是他不知道这所学校在他们走后不久便已解释。想读书的孩子已经没几个。不过，他们并不后担心未来，他们的理想只有一个，大了以后去深圳。
车开远了，全村人还在灰尘中站着，有人心里感慨：“深圳人就是深圳人，红星人再过几辈子也都追不上。”只有燕燕的母亲显出了绝望。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发出一声杀猪似的嚎叫，就再也控制不住对深圳的思念。
通过《章木头》，我努力寻找作者的创作动机。吴君的视野所关注的社会生活的这个层面，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具有标志性的层面。其中最令人鼓舞的是户口制度的改革。自秦始皇以来的户口制度对中国人创造力和生产力的束缚已被共识为最大的发展障碍。而历史上每一次农民战争后出现的民族大迁徒和民族大融合都促进了社会的加快发展，恰恰是划地为牢的户口制度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记得多年前有一本书叫《山坳上的中国》，曾计算出每个现代中国人生存生活的地域不超过14平方公里，而发达国家超过了100平方公里。英国人在十七世纪竟超过了200平方公里，因此，英国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的户口制度艰难地松动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奔向新的生存热土，于是有了GDP快速的增长。户口制度的松动最先发生在深圳，全世界的新兴城市几乎都由移民建成，深圳也不例外，新涌进的外来人不可阻挡地要生存发展，于是，一切碰撞就发生了。加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陈娟娟和方小红只得牺牲尊严和爱情，去屈就生存的需要，这是深圳当时的现实。
《章木头》揭示这个现实的意义在于：肯定改革开放的正确性，新移民生存的合法性，户口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承认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事实。新移民已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一个重要现象，围绕这个事实，政府该做什么呢，这就是加快制度建设，为这种社会进步保驾护航，为人的尊严提供法律保障。
一样的“苦难书写”不一样的审美质感
读吴君小说集《亲爱的深圳》
一、“苦难书写”的狂欢与变奏
20世纪初期，叶圣陶、冰心最早开始写“问题小说”，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赵树理在六十年代说，生活中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他小说的主要题材。“伤痕文学”的发轫者刘心武同样如此，他说自己当时所有的作品都是以思考重大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的。80年代后期,在精英作家的鼓噪之下，文学在重新确认自我的同时体验了一种“不可承受之轻”的创痛。直到90年代末，中国文坛开始出现发韧于沿海城市打工群体自我表达的“苦难书写”，于是，中国文学又重新开始呼唤文学的社会担当和艺术坚守。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现代性进程带来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和生活的不平等以及身份歧视、地域歧视等问题，而这些又被人为地隐匿到社会生活之中。两者纠缠到一起就是对“底层”的怀疑和拒斥。“底层”意味着边缘、异质和差异，“底层人”徘徊在社会生活之外，从而成为弱势群体。“底层”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有可能是罪恶、贫困等社会问题的重灾区，所以底层的形象往往被认为是鄙陋、野蛮和粗俗的，是现代性进程中危险的他者。“底层”既没有自己的社会资本，也没有自己的文化资本，他们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落后之间，失落了自己的身份。
“苦难书写”显然是针对当前社会转型期间遇到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传统价值失范等社会问题的当代“问题小说”。“苦难书写”的主人公和写作者，大多都是生活在底层，失去了被表述的机会，文化资本和身份意识的双重迷失的打工群体，他们既是严峻现实的观察者，也是底层生活的直接经验者。他们的“苦难书写”既不同于主流作家将乡土视为田园牧歌、世外桃源、寄托美好道德理想的精神乌托邦；也不同于40年代解放区和十七年作家将复杂的城市社会现实描绘成生气勃勃的崭新天地。他们笔下的“乡土中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他们作品中的现代城市，也没有了以往文学作品中所歌颂的工人阶级伟岸高大的英雄形象。“苦难书写”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着力于描写“农民工”的生活，既有职业化的写作，也有以“打工文学”为代表的边缘化写作。在职业化的写作中，因身份和立场的差异，也确实难免出现隔阂、误解甚至歪曲。而在边缘化的写作中，是被认为没有“话语权”的“农民工”发自肺腑的声音。他们的“苦难书写”紧贴着生活，全面而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不是去努力塑造什么榜样！“苦难书写”中的工人和农民，和以往主流作家作品中的工农兵形象本质上是不一样的，过去努力塑造工农兵形象是以塑造“新人”为目的，“伪现实”的成份较大，严重脱离现实。而他们笔下的农民工形象，则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原生态的鲜活的生命。
以文学的眼光来打量，“苦难书写”的确存在明显的粗糙与肤浅，但是这种来自底层现场的“苦难书写”，不仅是文学的自我救赎，更是一种救赎的文学。是在时代和历史的空白处对那些被压抑、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弃的底层群体精神的救赎，同时也是对社会现代性的一种救赎和反思。被放逐到现代性进程之外的底层拥有了言说的权力，它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现代性？个体的生存经验如何能够被有效地建构和表述？我们应该如何重塑新的文学主体和意识形式？我们应该怎样在尊重差异，尊重他者的前提下，实现文化观念、身份意识和生存经验的认同？当然，在狂涛般的“苦难书写”中，过多的性和暴力的“原生态”书写，也造成了读者对底层的误读，似乎底层只会采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这种暴力倾向背后隐藏着的底层依然是野蛮、愚昧和无知的，仍然是不适应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生存的一类人。另外，由于“苦难书写”身份的复杂性，经过十多年井喷式发展的底层文学，已经凸显出了这些来自底层的草根写作者话语体系在话语资源上的匮乏和写作文本肤浅的严重缺陷。正当这些草根作家浸沉在“苦难书写”的狂欢之时，一些堂而皇之地拥有了“揭示”、“启蒙”底层的话语合法权的精英批评家的鄙夷与指责也铺天盖地，吆喝而来！有学者将底层文学视为一种伦理写作，也有学者认为它是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有人将它看作是传统左翼文学写作的回归，有人甚至将它与上世纪60年代粗制滥造的“大跃进文学”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普遍的“伪苦难”写作也开始在中国众多文学刊物上泛滥漫延。有的作家住在城里，喝着茶水，面对电脑，根据道听途说的“素材”，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和流行的市场元素进行配置，将“苦难书写”打造成合乎大众口味的消费性文化产品。所谓关注底层的“苦难书写”，被一些主流作家利用自己垄断的话语霸权，变味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为自己脸上涂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的廉价同情的佐料。他们的“苦难书写”只是一场拙劣的“苦难秀”。在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与市场流行文化奇妙的合谋下，共同缔造了一股排斥和消解“苦难书写”的强大力量。他们轻易地将“苦难书写”改变成为教育进城农民工热爱工作岗位，安分守己的教科书，成了“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注解和诠释：农民工要做的，就是要坚守美德、不怨不弃、自强不息。他们认为，这是构建“社会和谐”的文学途径之一，但同时也是劝说农民工安守其位，甚至是压制农民工，肯定并强化现存秩序，为社会推脱责任的表现。于是，一场真正来自底层，虽然粗糙却具有鲜活现实感的“苦难书写”，被高高在上的文学精英毫不费力地变奏成了安抚底层、创造和谐的“按摩文学”。
二、“苦难书写”同质化的末路
在以往并不多见描写农民进城的小说文本中，阿Ｑ刚进城市便马上回到了未庄，骆驼祥子在城市中堕落直至死亡，梁生宝进城是为队里买稻种，陈奂生只是偶尔进城，高加林在城市工作最终又被送回到了乡下。不同时期的作家，虽然在小说文本中表述了“乡下人进城”这一行为的不同意义，但大致相同的倾向是农民应该生活在土地上，任何改变身份的行为甚至念头都是忘家叛本的表现。这些在农耕文化价值体系支撑下的文学叙事，传达的是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对城市文明的主导性渴望。显然，滥殇于20世纪末文学写作现场的所有关于中国农民工的“苦难书写”，同样也是在顽强表现着一种农民进城的主观意念和潮水般涌进城市的群体行动。应该说，当代农民工的“苦难书写”，实际上接续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关注“底层”的文学传统。
与以往不同的是，20世纪末期这一波的“苦难书写”最早启动于苦难的承受者，他们一开始就饱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拒绝了“新写实主义”的“零度情感”，摈弃了“没事偷着乐”的犬儒主义，展示了当代“中国经验”的矛盾焦点，为当代文学走出颓靡困境带来了希望。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多年淘洗，除了吴君等少数作家之外，目前的大多数“苦难书写”仍然无法穿越迷蒙的表象，难以抵达时空的纵深。在不少“苦难书写”文本中，有关性和暴力等感官刺激的描写，正在成为时尚元素被追逐；作品在表现底层苦难的同时伴随着仇恨、暴力和血腥的场景在文本中得到凸显。大多数情况下，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底层，在文本中总是无偿地提供谋杀、械斗和强奸的素材和表演场景，他们的身体和欲望被不断编码，崇高和理想等精神价值逐渐解体。“苦难书写”也不知不觉地感染上了文学叙事中最受忌讳的“同质化病毒”，逐渐变成了一种僵硬的书写模式，从内容到形式都疑似明清言情小说，似曾相识让“苦难书写”陷进了格式化的泥沼不能自拔。
不过，我们也能欣喜的看到，同样是“苦难书写”，而青年作家吴君却能够以自己对文学的独特理解，远离同质化叙事模式，写出别具风格的许多优秀小说。吴君在她的“苦难书写”中，让叙事逻辑更加符合生活的真实，在表现“底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观照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使“底层”人物不再被扭曲成窥视的对象而得以血肉丰满、真实可感。在吴君独辟溪径的“苦难书写”中，她善于挖掘被遮蔽的底层生活的丰富性，远离肤浅的“愤青”式的揭露和发泄，因此她总是能够清醒把握自己的文学运思，顺利穿越历史的纵深。吴君从遥远的东北边陲移居到深圳，她说文学不是站在云端里的高蹈，文学一定是“关己”的事情，是与人的内心有关的形式。她最近出版的小说集《亲爱的深圳》就是她这种文学信念最直接、最生动的庄严表述。小说集《亲爱的深圳》使我们看到了“苦难书写”中的一种强大的平民精神。吴君没有虚幻的知识分子架子，她以平等的姿态走进底层生活，正因为如此，她的“苦难书写”才能超越意识形态的约束，张扬文学对于现代性的精神追问。
事实上，苦难主题和爱情主题一样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因为苦难是人类成长史的见证，是人的生命史的见证。苦难是一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词语，宗教力图从苦难的价值和意义层面解释苦难和超越苦难，以拯救在苦难中挣扎的芸芸众生。这种对待苦难的姿态无疑影响了文学注视苦难的眼光，但文学中的苦难主题比宗教对苦难的阐释更具有灵魂的震撼力，从现代性的意义上深化了苦难主题。一个优秀的作家，不可能放弃通过苦难追问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文学运思，在《亲爱的深圳》、《念奴娇》、《陈俊生大道》、《小桃》、《菊花香》、《海上世界》、《出租屋》等小说中，吴君所关注的人群和具体场景，都表达了通过苦难追问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以文学的方式关照世界的起点。吴君不是以想象的方式书写“底层”生活，在她看来，底层人也有自己的忧乐，思想空间、处理日常生活的智慧、关照问题的方式方法等。这些情景是想象不出来的，特别是那些具体的生活细节，没有切身的体悟或经验，是无法编织的。
吴君小说中的“底层”，不仅是书写的对象，同时也是批判的对象。吴君关注的是社会经济结构金字塔下端“穷人”的生活经验。在她的小说中，有不同的移民群体、流散人群的生活写照。这些人大多数的原居生活已经破碎，就如当年的“闯关东”、“走西口”一样，除了个别“淘金者”、“青春梦幻者”之外，背井离乡是生活所迫，与罗漫缔克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在吴君的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在城市与农村两个现场中的人性的挣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在农业文明的长久浸泡之后，在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行进中，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那些已经走出第一步的农民工来说，不管他们自己愿意或者不愿意，对于这个常常让他们感到羞辱和困顿的城市，来了他们就再也不能回去了。城市以它的霸道与专横改变着每一个进入它身体的农村人，以坚实而冷漠的街市规范那些习惯了在空旷的乡野信马由缰、无局无束却又不得不滞留在城市的农村人。机械、呆板却又拥有丰富物质财富的现代文明，与自由散漫而馈乏、贫穷的农业文明之间的诱惑、对抗、冲撞和挤压是他们必然要经历的生命体验。而这种体验也就构成了当代“中国经验”光怪陆离的悲情景观。在进城的一部分人中，生存的困境，不仅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的尊严，而且总是迫使她们一步步的背离道德底线，走向无耻与堕落，让他（她）们守望千年的纯朴的价值观不堪一击。吴君关注的就是这种辛酸的现实和这些渺小人物的命运。
三、“苦难书写”的飞升在审美
将“苦难”作为写作的对象是否就意味着在写作中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一切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全都求助于道德，而道德对于解决真实问题只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显然，我们无法通过伦理道德的优先性来确立“苦难书写”的正当性；更无法确立“苦难书写”理论话语的合法性。关于“苦难书写”，关键并不在于其写作的主体和对象究竟是否具有苦难经验，也不在于是否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因为从漫长的文学史来看，从来就不缺少关心民生疾苦，关注社会人生的文学创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苦难书写”之所以能够出现的语境。在“苦难书写”中，底层人物并非仅仅是作家居高临下同情的对象，而是一个平等的、作为审美关照对象而存在的艺术形象，在苦难中生存的人们是一个复杂、暧昧、缠绕和纠葛的生活集群。只有写出他们的脆弱与倔强，写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才能挖掘出他们作为一种完整的现实存在的审美特质。吴君说她一直很喜欢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以及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而这些男性作家的作品让她的写作一开始就具有比较开阔文学视野。在小说创作中，吴君并不回避苦难，她的苦难叙述，虽然都是一些底层的小人物，她却没有去渲染苦难的残酷性。当然，吴君的“苦难书写”同样向我们明确传达了作者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她以一种女性的细腻去捕捉生活中的苦难细节，由此带给读者一种新的审美场景。吴君也承认，她的小说也曾经过“从空到空，从月朦胧鸟朦胧到诲涩难懂，从一半是文学一半是新闻，直到离文学渐行渐远”的阶段。但是她却能自觉地，以独特的美学理念将自己与一般的“苦难书写”进行了痛苦的切割，并由此而让自己的文学创作获得了凤凰涅磐式的飞升。（这个“磐”字下面的“石”应该换成“木”才对，但我在电脑上打不出来。）
吴君《亲爱的深圳》中的人物、生活以及情感方式，与时下流行的“苦难书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联系的是这些人物都来自底层并且仍然在底层，他们的生存方式、精神状况与其他底层人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是，吴君在呈现、表达、塑造这些的人物的时候，已经超越了“苦难书写”初期的模型和经验，已经不再是苦难悲情痛不欲生，悲天悯人仰天长叹。在她的作品中，或者说她经历了深圳十余年的生活历练之后，对底层生活在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而且也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也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亲爱的深圳》小说集中，在繁华都市被遗弃的角落，在城市璀璨的霓虹灯背后，是寻找着梦想的漂泊着的千万打工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和心灵，都市物质的丰盛和繁华却在挤压着打工者的灵魂，然而都市的自大和傲慢反衬的却是身处最底层的打工者那虽然卑微但是却高傲的梦想。《樟木头》中，陈娟娟、方小红、沈小姐生活在粗鄙、窘迫甚至不堪的境域中，她们都有初进城市时，以身体养生命的原始生存经历，而要真正求得更高层次的生活，他们又不得不为当初的经历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亲爱的深圳》中，程小桂和李水库为了生存，既不能公开自己的夫妻关系，也不能有正当的夫妻生活。李水库和程小桂夫妇为生存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普通人性承载的最大负荷。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跨进城市门槛、走向现代的艰难。李水库的隐忍和对欲望的想象，实际上也是人性最深层次的原始欲望和农民文化心理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顽固对抗的真实表达。在吴君的“苦难书写”中，其内在的理路和表述策略就是以人性和审美来重新书写文学史，因此，“审美性”和“文学性”构成了其中的主题和关键词。在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过程中，在农民一步跨越“现代”突如其来的转型中，吴君发现了这一转变的悖论。
吴君的“苦难书写”有她自己鲜明的审美风格，他的审美风格体现了他的世界观，他的世界观是以一种严峻的态度看透人的心灵。吴君说，她也是在绕了一大圈之后，才开始关注自己的城市和周边生活的：“每天我都穿行在数以万计的女工中间。我看见过到了年根还守在路边等活，不能回家的民工。真实的生活终于开始教育我，说服我。痛和快乐就这样扑面而来。我又有了知觉。我和他们有何不同呢？其实，我们的感情又有什么高低之分。我终于愿意承认这一点。”正是由于吴君的自我省悟，使她近些年的“苦难书写”远远不只是一种让人感动的书写。更重要的是，她写出了与大多数“苦难书写”不同的，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很多优秀作品，她的作品不仅能够唤起读者的道德良知，更能启发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深层次思考；她的“苦难书写”不仅仅是批判现实的武器，而且是一种更深远的精神追问，因为更深远的精神追问将使得文学的批判性更为恒久。也许吴君“苦难书写”的精神追问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精神乌托邦中，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宗教般的虚幻。但重要的是，吴君的追问姿态一定会激发读者继续追问，它会让人们的精神追问像大雾一样弥漫开去，并使我们的精神空间随之无限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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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珠海的一个老友说起湖北某个朋友的时候,所有的话我都没动心.只是到了这一句,这人很潇洒,随时随地可以离去时,我眼角湿了.原来这个世界上孤独的不只我一个.有这样想法的人还有.也许他藏身在某地,或某间和我一样的房子里.打着牌,唱着歌,脚上系着拖鞋,却时刻计划着随时赶去那里的路.
我信发明无厘头的周星驰内心孤寂.也信那些常常爱插科打浑爱为别人夹菜的人可能也是孤寂的.所以所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别让他学习搞笑的玩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别让他读什么经典.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别让他一味坚强.只有这样,在他成为大人的时候才可能爱上平凡,爱上俗世.甚至爱上人世间所有的丑.否则都是一个不归路.那样的路上呵,除了讪笑嘻笑嘲笑连一个知音都遇不见.
珠海的老友也说到了未来之时,听到揪心,原来已在想着那样的事.原来已经再不能轻狂.原来我们以为的成果成绩不果是涂在脸上的粉,演出结束都可以不算数了.想起海南有位名人的诗了,地震期间,他是把利剑,将我们薄薄的一层心纸划破,与时同时,他揭开了我们时常用来摭掩忧郁的那一个被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