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降

                      为什么有一道杀气红光

秦大师傍晚（8月13日）突然赐电，劈头就是一句话“你说马连良活着时候红，还是死了之后红？”

我一时懵懂，答道：“他活着的时候迷他的人就很多。”“我是说，马连良要是活到现在，还能那么红吗？‘文革’对他来说是好事。”

此话有几分道理。但到底究竟有几分？我不知道。不过，如果马连良活过来了，以他的性格，怎敢不唯唯诺诺？恐怕难免不重蹈郭沫若的覆辙——从五四时期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到大跃进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诗集《百花齐放》，郭沫若艺术水平及个人形象堪称“飞流直下三千尺”！

对艺术家来说，激流勇退是最好的归宿，也是最明智之举。因为他在舞台上留下了完美的形象，任由后人敬仰。

章诒和先生的名篇《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刻画出一个悲而不敢伤、哀而不敢怨的马连良。

不管官家是否给予“京剧大师”的称号，在平民百姓心目中，马连良永远是“京剧”的代名词；在京剧老艺人眼中，马连良永远是靠真本事换来财富与地位的成功者的形象，值得他们由衷地效仿和崇拜。据说，当年不少老艺人在“打戏”的时候，就对学生说“现在打你是为了让你将来也能成马连良！”

唱戏的管嗓子叫“本钱”，有道是“一响遮百丑”。意思是，只要有一条亮堂的嗓子，就能掩盖住其他不足；要是没有一条好嗓子，那就叫“子弟无音客无本儿”，就如同做买卖的老客没有本钱一样，趁早转行算了。

当年不少京剧艺人的做表、武工都不错，可惜就是因为嗓子不行，而只能来二三路甚至零碎配角的活儿，一辈子没有机缘成名，说来甚是冤枉。后世发明了扩音器，让不少新时代的演员得以成名。不过，对于这种讨巧的做法，真正的识戏者却不以为然。

当代大儒张中行先生就十分反感演员不用本嗓唱戏，而借助扩音器。他曾对我说：“要是那时候有‘小蜜蜂儿’（指演员藏在身上的扩音器），个个都能成马连良。”

当然，马连良的嗓子并不是生来就很好。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的嗓子只够唱京剧中最低的调门“趴字调”。不过，1925年以后，他的嗓音开始好转，尤其是在1929年曾经灌过一张《龙虎斗》的唱片，里面赵匡胤所唱的［唢呐二簧］（唢呐腔是京剧中最高的调门）堪称玲珑剔透。

不过，马连良最令人称奇的是“大舌头”，这一点他自己也不避讳。富连成“盛”字辈的武生名家孙盛云先生曾经回忆过一桩往事：他虚岁七岁的时候，开始上私塾，由于他父亲老孙先生是位中医，所以他也兼学点儿医书。他家有个邻居梁大夫，是留过洋的西医。

一天中午，他家突然来了个神色匆忙的人，说梁大夫那里有个病人，做手术的时候晕死过去了，希望老孙先生能前去治治。老孙先生去了后，问明情由。原来这个病人是富连成的一个学生，十七八岁，得了一种叫做“鹅头疔”的毒疮。梁大夫给他做手术，哪知道刚切开疮口，病人就休克了。

老孙先生赶紧拿出中医用的银针，三扎两弄，竟把病人救醒了。接着，老孙先生诊脉开方、调药外敷，渐渐地把这个病人治好了。此后，每逢过年，大年初一大清早头一个到孙家给老孙先生来拜年的就是这个病人。这个病人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马连良。

我曾把这个故事说给母亲听，母亲听后说了句：“是不是马连良的‘大舌头’就是从那儿得来的呀？”

京剧里不乏异数，像马连良的大舌头、周信芳的哑嗓子、程砚秋的“鬼音儿”，按道理基本可以归为“祖师爷没赏这口饭吃”一类。可这几位后来不但不缺大洋钱，而且都成家成派，实属不易。其中甘苦，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楚的。

在富连成坐科的马连良，最经常演都是一些小活儿。知名戏曲编辑常立胜先生曾对我说，当年他在中国戏曲学校学花脸的时候（常立胜与李维康、耿其昌是同班同学），老师是马连良的同科师兄弟——富连成“连”字辈的骆连祥。“骆（常先生管骆字念成‘烙’字音）先生有回对我说，当年我在富连成演《通天犀》青面虎（主角）的时候，马连良去那个程老学（三路老生）。可现在，人家坐小汽车儿，我挤公共汽车。”

马连良的弟子迟金声先生回忆，马连良在富连成坐科的时候，多次饰演配角，但他从不轻视这些角色。譬如他演《八蜡庙》里的院子，便提前买包茶叶送给管行头的师傅，把这个院子上台要穿的褶子要过来，拆下水袖，洗净晾干。没有熨斗，就把水袖放在自己身子底下用体温来压平，再缝到褶子上去。而后，还用大白把院子要穿的厚靴底儿刷白。在演《长坂坡》的徐庶时，他在后台把徐庶要戴的髯口理了又理，惹得管行头的师傅都不耐烦了，说：“你什么大活儿？行了行了。”

艺术上细心，生活中谨慎，这是马连良的真实写照。马连良入富连成后，萧老长华为之取字“马温如”。马连良的性格，恰暗合了这个“温”字，一辈子胆小怕事。

日伪时期，川岛芳子金璧辉爱听京剧，马连良、李万春免不了要到她家去伺候，陪着打牌、吃饭。要是赶上晚上有演出，得先把金璧辉陪舒坦了，马连良这才敢低三下四地告退：“司令，您圣明，今儿个晚上园子里有戏，票都卖出去了。”得到金璧辉应允后，还得饶上一句：“司令，赶明儿我再伺候您。”

抗战结束后，马连良因为曾经去过东北演出，以及结交金璧辉等事，遇到官司。吓得他四处托人情，作揖上贡耗了一年，总算没给戴上“汉奸”的帽子。而李万春年轻气盛，没花钱，结果以“汉奸嫌疑”的名义抓进监牢，直到两年后才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放了出来。

到了1956年，提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有人提醒李万春有意见找组织私下提，千万别在大会上发言。李万春没听，不仅在大会上发了言，发言还被登上了《人民日报》，结果可想而知，李万春成了京剧界第一个“右派”。

李万春晚年回忆说，后来他才知道“右派”是有规定名额限制的，各行各业都必须找出一定数量的“右派”来，其中还得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北京戏曲界内定的“右派”是马连良，但是担心他年龄大，批斗时顶不住，所以换了年纪较轻、身体较好、资格威望也说得过去的李万春。

在批斗李万春的大会上，马连良发了言，而且骂李万春骂得很厉害。李万春心里明白，马连良是不敢不骂，只有这样才能表示出和他“划清界限”。事后马连良偷偷约李万春到清真饭馆鸿宾楼吃饭，说：“你怎么能成右派，这是没影儿的事儿。可我不这么说你不成啊，我不骂你，他们找衅我。我就是不怕他们找衅，也替不了你。咱们别买一个饶一个。这真是没办法儿的事儿啊。”

马连良一生共拍摄过六部影片，最早的一部是1936年和梅兰芳在天津合演《汾河湾》中的“闹窑”一段；另外三部是1948年在香港拍摄的《借东风》、《游龙戏凤》和《打渔杀家》；回到大陆后，先后拍摄了《群英会·借东风》和《秦香莲》。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代表作《借东风》格外重视。

1952年，马连良回到大陆后，曾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七一的晚会，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请马连良唱一段助助兴，马连良当即开口唱了一段《八大锤》的王佐。结果回家后埋怨自己说：“我应当唱段《借东风》给总理听就好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出对他来说早已是熟里烂熟的拿手戏，马连良也不得改了又改。

“借风”一场诸葛亮的［二簧导板］老词是“先天数玄妙法犹如反掌”，这句词他唱了几十年（1921年及1938年所灌的唱片即是这种唱法）。到1956年底，马连良拍摄京剧电影《群英会·借东风》时，他担心唱老词会被人说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便改成了“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

《借东风》结尾处还有四句唱儿，第一句是“这也是大数到难逃罗网”，也一并改成了“这也是时机到难逃罗网”。至于第三句“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降”后的第四句，老词是“为什么有一道杀气红光”，则干脆改为“趁此时返夏口再作主张”。

拍完电影后，马连良觉得这么改还是不彻底，后来在1958年录制《赤壁之战》的录音时，把“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索性改成了“天堑上风云会虎跃龙骧”；不但改了这句，“我这里执法剑把七星台上”也改成了“从此后三分鼎宏图展望”。词儿好改，腔儿难编，这句“从此后三分鼎宏图展望”中的“宏”字的发音，听起来总觉得不是那么顺畅。

有什么样的开头，就有什么样的结尾。戏如此，人生也一样。不管怎样改，东风也不再需要马连良来借了。真的到了“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降”之时，唱了一辈子《借东风》的马连良从主演又降成了配角。

1963年，拍摄京剧电影《秦香莲》时，马连良饰演配角王延龄。剧中，当王延龄问明秦香莲的冤情，在秦香莲下场后，王延龄要唱完四句［西皮散板］后才下场。导演的意思是，这个戏的主角是秦香莲，既然秦香莲已经下场了，那么作为配角的王延龄唱完后，一转身这个镜头也就结束了。

不过，马连良想，为了表现出王延龄对秦香莲告状的担心，这个下场不应该这么简单地结束，于是费尽心思设计了一套下场的动作，用来表现出王延龄的内心盘算。

临到快拍摄这段戏了，马连良诚恳地对导演说，王延龄这个下场是我为拍摄这个片子特意设计出来的，无论如何也要请你拍下来。只要多拍几秒钟，就能把这个动作保留下来了。

听完马连良的要求，导演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马连良心里很是高兴，回去一再温习自己精心设计的这段戏。到了正式拍摄的时侯，马连良唱完四句［西皮散板］后，潇洒地走了这组身段，在场的人人称绝。但谁也没想到，就在马连良唱完转身时，导演早已悄悄暗示摄影师停止了拍摄。

直到几天后，大家看样片的时侯，才发现这一段是按照导演的原计划拍摄的。马连良看完后，一句话没说，离座而去。

1964年，北京举行了全国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会，马连良参加《杜鹃山》的演出，只来了一个郑老万；1965年7月，在李世济主演的反映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现代戏《南方来信》中扮演杨老清；1965年底，他又和张君秋排演了现代戏《年年有余》，扮演了一个没有名字的老农民，算是他一生塑造的最后一个角色。如果按照传统京剧的行当来论，这三个角色最多是三路老生也就够演了。

一年后，被马连良改掉的“有一道杀气红光”真的出现了，而马连良则永远带着“为什么”溘然长逝。据说，马连良临终前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他们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

8月13日动笔，8月18日写讫

附：马连良不同时代《借东风》的唱词差异对照（吴雨轩辑）

中国首席策划大师秦全耀昨天发表了一篇博客，回忆了小时候见过的名人邻居。粗粗一数，还真不得了，部长级的高官就有好几位。秦亲眼目睹过许多位大人物“走麦城”的窘状，如“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被当众批斗；王震、吕正操站在大卡车上被游街示众；乔冠华当街卖报。不过，等到人家反正拨乱了，秦也就失去了与之见面的机会。

秦是从骨子里佩服具有平民风格的领导者，这也是普天下所有小民的心态。

我最崇敬的文化老人张中行先生就是一个骨子里带有平民心态的哲人。虽然他在晚年获得了多种文化桂冠，但平民意识从来没有从他的灵魂中失去。即使在他的《负暄琐话》纸贵京城、约稿者纷踏至来之时，他却认真地问朋友：“你说实话，我现在是像他们说的那么有名么？”当他行动不便，只能躺在病榻上之时，却又清楚地说道：“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斯人至真，竟至如此。

然而，世上有那么多的人，在他和你的地位相同时，彼此间称兄道弟，不分你我；可一旦发迹起来，却翻脸无情，甚至要对你大加鞭挞、要你禁声而后快。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他的地位已经和现在的你、和原来的他已经不一样了。

但也有一些领导，居高位后依然不改平民本色。如木匠出身的李瑞环。即使他的官做到了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时侯，但在人们心中，却仍然是一位非常平民化的领导人。

我曾经有过混迹梨园的一段经历，在与众多戏曲前辈的私下聊天中，管窥到了李的一些轶事。

李酷嗜京剧，在中央领导人里是很出名的。和他关系不错的京剧艺术家中，老一辈儿的有张君秋、杜近芳、谭元寿、李世济、马崇仁、迟金声、王金璐；年轻一些的是叶少兰；再年轻的就是他在天津当一把手时调教出来的“天下第一京剧团”天津青年京剧团的诸多演员，当时还叫做“京剧新秀”的赵秀君、孟广禄、张克、李佩红、王立军、蓝文云等人。

李调到北京工作后，亲自主持了“京剧音配像工程”，延聘张君秋任“艺术总指导”。当然，同任此职的还有张的继室谢虹雯。

数年前的一天，我和张君秋的七公子张学浩闲聊，话题自然扯到了李的身上。因为李在天津的时候就和张君秋联系较多，天津青年京剧团就是李在天津主政时，礼聘张君秋入津举行“百日集训”的成果。

学浩说，李调到北京后，和张君秋的联系更多了，他有时候也陪着父亲去李家。他发现李的老伴儿是个非常和蔼的妇人，毫无一丝“官太太”们所总爱拿着的那种架子。

有一次他父亲和李坐在沙发上聊天，李的老伴儿竟然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一旁听。这让坐在沙发上的张学浩都感到几分局促，可李的老伴儿却毫不在意，神情自然极了。

不仅在家中如此，李的老伴儿在外面也甚是平和。那一时期，每天早上在中山公园跳舞的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大概不会知道，自己身边就有一位是全国政协主席的夫人。

有一次到天津出差，参加某个京剧活动。一位津门京剧界的前辈悄悄跟我说，某次李出国访问，住宾馆，当然是高级单间。忽然半夜去敲随行秘书的门，说：“我今儿晚跟你这儿睡一宿吧。”秘书大惊，忙问：“主席，怎么了？”李泰然答道：“我那屋的空调坏了，我刚才叫人过来修，他们修了半天没修好，我就跟你这儿凑合一宿吧。”“这不影响您的休息？我去叫他们修好。”李摆手：“算了。”秘书又说：“要不您一个人睡这里，我去您那屋吧。”起身就要出去，被李一把拦住：“你也别折腾了，你就这儿睡吧。”李说罢，便倒头大睡。

次日，两国高层正式会谈，李拍着沙发的扶手随口说道：“这活儿，没我做的好。”

斯人率直，竟至于此

孟子曰：“上好之，下必有其焉者矣。”李的属下，也有如此大大咧咧的率性者。

2000年左右，好像是全国政协京昆室出面，邀请天津青年京剧团进京搞了一个活动，会后有酒宴款待。

酒过三巡，正是面酣耳热之时。只见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中年男子，高谈阔论：“我把大爷（爷字读轻音）伺候进了剧场，就到后面打牌去了。跟着大爷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懂戏了，像什么‘穿林海跨雪原’，我都会唱。我这边儿打着牌，耳朵可没闲着，一直听着台上的动静。一听见锣鼓点儿要结束，马上进去伺候，一次都没耽误过事儿。”

同席的津门首座剧作家陈绍武先生（曾多次为李捉刀修订京剧剧本）跟我私语：“这哪是局长啊，整个一哥们儿。”原来此人是全国政协的一个局级领导，负责李的外出活动，与陈绍武先生甚为熟稔。“大爷”是他们对李的私下称呼。

又一次，京城戏曲界在南城共酒饭。中国戏迷协会会长何凤仪多喝了几杯，说起了一桩他在李面前“耍刁”的往事。当时他正拜了小彩舞骆玉笙为师，于是在李面前显示：“我跟瑞环同志这么说的，‘瑞环同志，我跟您说，在天津除了我老师，别的人爱谁谁！’”

这可是“君前奏对”，如此妄言恐遭难色。哪知“瑞环同志听完哈哈一乐，我估计是这么多年没人敢这么和他说过话。”没有多少大领导，更没有多少小领导，能像李这样了解小民喜爱炫耀、更需要尊重的心态了。

斯人心胸，竟至于此。

李入主全国政协后，把叶少兰提升为全国政协常委。当时我蒙戏曲研究家钮骠先生提携，正在为《中国京剧大百科辞典》撰写部分人物条目，其中就有叶少兰的一条。

写初稿时，叶只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家修订初稿时，《新闻联播》里传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访某国，陪同访问的还有全国政协常委叶少兰等语。于是，我将叶的头衔调整为全国政协常委。毕竟，京剧演员获此称号当属殊荣，理应入史。

定稿后，拿给叶去看，说起这是从电视里听来的。叶矜持一笑：“我是陪着李主席出了趟国。”

李擅酒，爱饮茅台。有一次我与一位京剧名家共酒饭，此人随口说：“今儿个不是在主席那儿，在那儿就得喝茅台了。”

据说李有一次恐是茅台酒喝得多了些，说：“一百年后谁知道XXX是谁啊，可照样知道梅兰芳、马连良。”为此，李好像还在内部做了检讨。其实，李说这话的意思完全没有轻视XXX的意思，李还说了句“100年后，谁知道李瑞环是谁啊”呢。

斯人爱戏，竟至于此。

　　前不久，东三环立起一块硕大的房产项目路牌广告，黑底白字醒目地标称“科学家”。开始不明白这个项目为何取名叫“科学家”，后来联想到该项目一直以拥有多项科学成果而标榜，突然反应过来这个“科学家”似乎应该读作“科学，家”，意思是住在这里是“科学的家”。

　　在各种概念已经差不多都被炒作完了的时候，“科学”又成了各项目近来的一个卖点。

　　无独有偶，最近我所尊敬的两位大师——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闻“富亚老板当众喝涂料”的幕后总导演、当代策划大师秦全耀，以及当代玄学大师、万年花城的操盘手黄玺庆，都在阐述对“科学”的观点。

　　秦在近日的博客中再次流露了对中医药的深恶痛绝，他认为中医药是伪科学，观点很尖锐“中医药减肥，最大的特点就是本来啥都不是，然后掺上西药成份去骗人，而且还臭不要脸，反手骂西药不良反应，副作用。说实话，就是流氓产品，之所以他们能如此混迹，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流氓专家、流氓教授、流氓策划人、流氓官员、流氓刀笔吏。”这话说得很尖刻，下面的话更损“就像中药西药一样，西药是透明的，它是西方色彩，而中药呢，它是不透明的，也许这就是中国特色。”秦是什么人？在当年诸多“点子大王”横行于市的时候，秦就是一个另类。昔日“富亚老板当众喝涂料”，如今报纸上的众多“抢注商标”的新闻，均都是出自秦的手笔。然而，无论是面对富亚老板蒋和平当时的无限风光，还是今天的诸多“抢注新闻”的频频曝光率，秦都是躲在幕后，绝不见人。这是他作为一个职业策划人的操守——聚光灯永远照亮客户，出谋划策者没必要前台露脸，抢了人家的彩头。

　　然而，这种性格又注定了秦是一个孤寂者——他把自己在新浪的博客取名叫作“老兔崽子的BLOG”，这话糙了点儿，但这绝不是秦作为一个策划人的故作玩世不恭之举。秦对于社会认识的深刻程度，远远超过这个行业的任何人。别人是为了挣钱，当然他也需要挣钱，但挣钱的态度完全不同。

　　别人是正襟危坐，高谈阔论企业文化、企业成本、企业价值；他却是嬉笑怒骂，玩儿着的同时就把正事儿办了。这就好比舞台上，一位演员拧眉立目地洒狗血，另一位则是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地就要下一个“好儿”来。让您说，谁的本事更大？谁的水平更高？如果有一天秦把“老兔崽子的BLOG”改成“秦全耀的BLOG”，估计那天秦的“南北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牌子也就摘了。

　　我一直觉得，秦的做派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此人便是自称“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柏杨评价得极为中允：“《厚黑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盖世奇才，对日非的世局，其内心的悲愤痛苦是如何沉重。”这也是吾人每读“老兔崽子的BLOG”，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的。

　　因此，对于秦反对中医药，在我看来，这是他的权利。虽然我不反对中医药，但我绝对拥护每个人的权利；与此同时，秦认为西医科学，他相信科学，于是进而相信西医。我也绝对拥护他的相信权利。

　　但是，这种“相信”似乎也是另一种“迷信”，即迷信科学。说穿了，迷信科学和迷信封建在程度上没什么区别。

　　前不久，我非常尊敬的黄博士做东，邀请“地产神仙派”内占少数席位的媒体与杨乐渝、王哲地产两位“大罗神仙”在云南土司菜一晤时，王哲先生的一句话让我钦佩——“科学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确实，自工业革命后，西方科学几乎成了先进的代表。这在当时，并没有错。不过，科学发展发展着，却研制出了原子弹。这是什么？这是毁灭人类最轻而易举的东西。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就连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感到不妥，他甚至后悔参与这项“科学发明”。

　　这话说远了，也似乎没说透。那么，再举一个近的例子。

　　在中国，前段时间，“瘦肉精”几乎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瘦肉精”曾经是一项先进的科学成果，甚至获得了国家星火科技奖项。

　　现在人们对“瘦肉精”对人体致癌的副作用已经有所了解。但是，如果当初没有人去质疑这个“科学成果”，“瘦肉精”的副作用到现在也不会为人所知。可见，科学不是值得去迷信的东西。

　　我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所谓的“封建礼数”，只是反对“迷信”这种态度。因此，房地产有没有科学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关键的是，科学已经成为开发商在目前阶段唯一可以掩饰一切的手段。于是，购房人若是不买开发商的帐，似乎就顺理成章地沦落到了不懂科学的地步。

　　黄博士是思想家，但思想家往往是哲学家的同义词。黄博士的哲学观是儒学为体、杂用黄老之术。见过黄博士的人，都见识到他的口才十分了得，这正是儒学思想体系的体现——一部《孟子》，就是中国最早的“诡辩术”的卓越教科书；见过黄博士的人同时也对他对“梅花易数”的精湛而愕然，而“梅花易数”的发明者宋代的邵康节也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思想家兼哲学家。在邵康节逝世近一千年后，清末洋务派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也是在以他的“体用之说”作为载体来阐述朴素的“引进观”。

　　借着黄博士所说的“作为一个还要长期发展的行业（指房地产）来讲，科学精神早日到位、科学判断早日形成却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我来抓一下龙尾巴，说说我的观点。

　　卖房对于开发商来说是个长期性的职业，而对于购房人来说买房则是掏钱的一刹那。科学本来就不值得过分迷信，任何科学判断、科学价值都有阶段性。在当前阶段，我们需要判断的是就是——这套房子我是否买得起？而不是这套房子有什么科学价值让我哪怕是借钱也得去买。

　　张向东兄今日相邀加入“地产神仙派”。申请时，发现京城都市报首席编辑张川与京城最有文化的开发商黄博士，已然捷足先登。

　　神与仙，其实是两个级别，神比仙的等级要高一些。因为举凡称神者，皆需要经过敕封。如《封神演义》中，姜子牙代玉虚宫封神。管你是什么披毛戴角之人、湿生卵化之辈，只要一经敕封，便可成神。

　　当代人也很喜欢“封神”。姜太公封神的行为在当代便成了“官方评价”，封号则是“钦定头衔”，如有人被封为“伟大导师”云云。

　　仙者，档次要低一些，属于民间给与的称谓。如“八仙”只能称之为“仙”，而不能称为“神”。

　　在《钟吕传道集》中，借汉钟离答吕洞宾之问，给出“人”、“鬼”、“仙”的明确定义——“仙非一也。纯阴而无阳者，鬼也；纯阳而无阴者，仙也；阴阳相杂者，人也。惟人可以为鬼，可以为仙。”依拆字法，简化字的“仙”为“山”“人”。山人者，隐士也。

　　京剧《失·空·斩》中，诸葛亮上场白：“山人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可以附会为，虽爵封武乡侯的汉大丞相，仍不忘当年卧龙岗上的隐士生活。

　　官居卿相而被民间视为“仙”者，除诸葛武侯外，最为知名者尚有留侯张良子房、诚意伯刘基伯温。三人都有一段隐士生活，如张良随赤松子游便是功成身退的典范。另有传说，诸葛亮留下掐指一算、可知吉凶祸福的《马前课》，刘伯温吟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烧饼歌》，使之更具仙风道骨。

　　“地产神仙”者，自当不是官方声音，纯属民间势力。“仙家风范”体现在“天子呼来不上船”时的矜持与招摇之间。白石老人谓“画画当在似与不似之间”，地产诸神仙也正在“俗与不俗之间”。　　

说明：这里的黑社会并非现实中的黑社会，而是对开发商的一种称谓而已。相对于他们，白社会的含义就不用再解释了。

前阳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武松队长涉嫌杀嫂，以及故意伤害县政协委员、著名企业家西门庆致死一案，在800多年后的今天终于昭雪。遗憾的是，武队长没有能等来这一天，他在征讨分裂祖国要犯方腊途中，被邪教分子包道乙用凶器砍去左臂后，但依然独手擒获方腊。武队长随即在六和寺正式出家，彻底与世无争。

大宋晚报今天载文认为，武队长是我国最早提出《物权法》概念的第一位政法系统公务员，同时也是为捍卫《物权法》而被蒙上“杀人凶犯”罪名的第一人。

大宋晚报指出，武队长在其兄武大先生遇害后，清醒地发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情杀案件，而是犯罪嫌疑人西门庆为霸占武大先生在阳谷县紫石街一栋二层复式结构住宅，所蓄谋已久的夺妻占房恶性违法犯罪行为。

因为武队长在案件发生后，通过线人提供的线索，了解到犯罪嫌疑人西门庆一直留宿在武大先生的住宅内。至于“包二奶”之说，完全是犯罪嫌疑人西门庆为了掩饰侵害武大先生物权的障眼法。

武队长为了维护其兄武大先生的合法物权，曾与阳谷县长进行多次交涉。但由于当时阳谷县并未成立县人民代表大会，因此我国首部地方性《物权法规》并未制定，所以武队长的合理主张没有得到支持。武队长只好不惜以个人名誉、甚至生命作出牺牲，单人在阳谷县狮子楼大酒店击毙了犯罪嫌疑人西门庆；同时在武大先生的追悼会上，庄严地处死了另一犯罪嫌疑人——其嫂潘氏。

大宋晚报强调，武队长在处决两名犯罪嫌疑人后，毅然投案自首，这体现出他作为一名执法人员对国家法律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他对《物权法》应该尽快出台的渴望。

据了解，大宋政府领导核心宋徽宗对武队长的举动非常重视，在武队长英勇地擒获分裂祖国要犯方腊后，赦免了武队长的过失。但武队长由于看到《物权法》出台无望，决定在六和寺出家，并将宋核心奖励给他的十万贯钱（合人民币3000万元）全部捐献给六和寺，作为公用。

温州商人富则思贵

在进京“相国企”之前，温州财团其实遇到了一系列市场动荡——炒房团折翼于上海楼价大跌的滑铁卢，炒煤团生不逢时遭遇到国家投资煤矿政策准入的寒流。被视为最精明的温州商人下一步何去何从，抉择很复杂。

此次进京“相国企”不仅是温州财团来寻找新的投资点，更是温州商人更想借机改变“投机分子”的形象——在完成大量资本积累后，温州商人开始朝着“名利双收”的方向发展壮大自己。

周德文认为：“北京国企改制项目能主动吸引温州资本，这正是温州民间资本的一个新出路。” 而一位温州企业家则表示：“到北京投资，将解决急需对外扩张、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还可以改善温州企业的形象。”

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北京的民企放着天时地利人和的近水楼台资源优势不愿享用，反而再次“便宜了”温州的土财主？看来北京民企真该集体配副“远视眼镜”了。

再说句饶舌的话，温州土财主们再次印证了古往今来的法则——富则思贵。就如同香港的有钱人要花钱买个太平绅士，台湾的要当个立法委员，大陆的则千方百计进入政协会议一样。如今温州的土财主们也想过过掌控天子脚下昔日国企的老板瘾。我估计他们下一步可能计划去美国买五角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