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父母，给与我生命和天分；感谢亲人，给予我呵护；感谢师长，给予我智慧；感谢朋友，给予我快乐和成长；感谢所有人，你们的出现就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恩惠……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这似乎是获得话语权的一种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去渲染苦难，将自己经历的自认为风暴，而别人、下一代的经历又算什么？至多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困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
北洋大学在全国大学中，是建校最早的，因而素有“老北洋”之称。所谓老，不一定是美誉，老干部、老科学家是尊称，老官僚、老学究就是贬词了。但北洋属于前者，历史虽老，教学不旧，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绝大部分都能顺应潮流，时有建树。特别在政治上，学生运动也是勇往无前的。北洋校内的几次罢课学潮是可歌可泣的，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北洋学生也素不后人。
这里，谈谈我与北洋大学的历史渊源：
一九二六年夏，我在北京，北洋大学校长 刘仙洲先生来访，约我去校授课，因为结构学教授美国人阿罗克（O. Rouke）合同期满回国，经李书田先生推荐，要我去接他的手。我于一九二○年自美回国后，曾在唐山交大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后在南
昨天写的一篇小小的博文，被新浪的编辑推荐到新浪博客首页后，引起如此大的争论，是我始料不及的。
很多博友针对我的博文和留言发表一些看法，我也做了积极回应。但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我无法一一作答。在这里我在这里就一些误会点集中的地方做一些解释，同时也表达一些我的看法。
1.我的建立博客以及写此文的目的
本人开博的目的很简单，无非是想在工作、学习之余随时记录一些自己的所思所感，并不想作为一个公共的平台讨论一些问题。所以在昨天之前
七时许，zf君发来短信：付成励一审被判死缓，总算刀下留人了！
我看到短信，心里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慌忙回道：啊！谢天谢地！
法官终于还是没有采纳“野鸡大学”毕业的检察官的意见，认定有自首情节。
这件事情牵动着太多法大人的神经，我们已经失去一位老师，再也不希望一个鲜活的生命被夺走了。
不知从何时起, 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有时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的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至“文革”之前一段
一
前几天单位组织去看《建国大业》，兴冲冲地去了。有几点感受：
1.一帮弄权者在那搞来搞去争地盘，死的都是活生生的人。
2.原来决定所谓“国歌”，是因为听了李济深一个人的话；而“国旗”是听了一堆女人的话。
早上出门的时候，猛一回头，看到楼道口标志牌上的广告：绿色宽带，给孩子干净的上网环境。
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前一段时间的“绿坝”事件，所谓“绿坝”不也是声称为了防止孩子接触色情信息而开发的吗？
这些让我脑子里浮现一个小故事：
不一样的自由
龙应台
她那个打扮实在古怪，而且难看。头发狠狠地束在左耳边，翘起来那么短短的一把，脸蛋儿又肥，看起来就像个横摆着的白萝卜。腿很短，偏又穿松松肥肥的裤子，上衣再长长地罩下来，盖过膝盖，矮矮的人好像撑在面粉袋里作活动广告。她昂着头、甩着头发，春风得意地自我面前走过。
她实在难看，但我微笑地看她走过了，欣赏她有勇气穿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