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几篇游戏文字吧．下面是这组游戏文字的一点说明．
前面的话:将江湖打碎
很多年以前，江湖一直是活在我心底的一个美丽玄想。武侠小说家们编织了一个让我心仪的江湖。江湖中的汉子一诺千金、快意恩仇；江湖中的女子纤弱多情、令人柔肠寸断。江湖里刀光剑影、荡气回肠，剑客们率性任侠，除暴安良。江湖的入口在渡边，踌躇满志的少年告别女人忧伤的目光，仗剑远行。江湖的出口在黄沙古道，一匹瘦马驮着满面倦容的刀剑归来，竹笠低垂，日影西斜。
许多年以后，我开始用冷峻的色调去想象那个江湖，如同那些在江湖中耗尽青春的老刀客，终于看破了江湖的险恶和虚妄。我看到了昔日的江湖破绽百出，江湖的黑白分明的阵营划分、江湖的规则、江湖的正义、江湖的邪恶、江湖的爱情、江湖的令人心碎的缠绵、江湖的名门正派、江湖的黑道魔头、江湖的道义、江湖的征伐……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疑。江湖在我的心中已经支离破碎、一片风雨飘摇。
在李安的《卧虎藏龙》里，玉娇龙对碧眼狐狸说，是你教我武功，给了我一
再来一篇有点学生腔(闷骚?)的旧文.
招安：异端的终结
异端无疑是极权的伴生物。大凡在专制体制的缝隙，在思想樊篱的破绽处，必有异端的种子萌芽破土、异质的脑袋钻出禁锢。异端的意义，首先不在于它是否代表着被遗弃的真理，而在于其对统摄一切的意识形态霸权不妥协、不投降的态度。异端打开了牢不可破的思想专制的缺口，在人类思想史上，思想解放运动往往以异端为先导，从异端打开的缺口突破专制的牢笼，直至将原意识形态霸权在整体上解构和颠覆，实现多元格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一个设立“真理部”规定一加一必须等于四的时代，那些敢于坚持一加一可能等于三的思想者，尽可归入异端一类。按照我们这个界定，进入本文视野的所谓“异端”，不过是指那些与意识形态铁律大异其趣、超脱在权力体制之外的独立思想者们。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1921年离国前的高尔基视作苏俄十月革命后的一名思想异端。尽管高尔基被誉为“革命的海燕”，然而高尔基并不支持暴力革命，他在《新
贴一篇有点学生腔(说好听点,就是所谓激情吧)的旧文.
思想的突围
西哲尝言，人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这思想，拉开了人类与草芥虫豸的差距。只是有史以来，容不得人之有思想、非要视人为草芥虫豸者，是史不绝书的。先秦曾是中国思想史上难得一见的活跃时期，但秦代以降，“四海一、六合毕”，秦皇坑儒焚书，汉帝罢黩百家，国人便不复需要脑袋来生产思想，只用嘴巴“代圣人立言”就行了。至近代，皇权终结，钳制解体，思想适逢“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早春时节，但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经“思想改造”与“政治运动”的软硬搓揉、碾压，蓬勃一时的思想又“零落成泥碾作尘”了。然而，然而“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思想只会凋零，而不会灭绝。即使在最严酷恶劣的环境，在绝不允许思想生存的季节，思想还会以不为人知或出乎人意料的方式偷偷生长。那些决心要消灭思想的人不过得逞于一时罢了。
1957年思想界的一次集体突围被“阳谋”一网打尽之后，思想界开始化整为零、土崩瓦解，
“牢骚”与“雅量”
标题中“牢骚”二字引自毛泽东诗词《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话说1949年3月，柳亚子应毛之邀，意气风发抵京“协商建国”，但仅过十天，柳却作了一首“感事”诗呈毛主席，其中有“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灌(此字错，打不出来)”之句，引经据典向领袖“发牢骚”——出门“无车”，埋怨待遇不高；“谈经夺席”，不满被闲置一边。弦外之音，大有归隐之意。一个月后领袖答诗相劝：“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又云：“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似富春江”，恳请柳亚子留京工作。其时毛泽东晋京未久，与知识分子交好，之间常有诗词一呈一答，执君臣之礼，也算其乐融融。及至5月，值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28周年纪念日，主席果然派秘书以双车迎接诗人拜谒孙中山灵堂，又赴主席家宴。知遇之恩，令柳大为感动，决心要“于毛公有所献替”了。不过，柳满腔热情不久又遭领袖冷落：自荐当政府顾问，毛未答应。诗人于是再次以诗遣怀：“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对诗人一发再发的牢骚，估计其时的毛泽东不过一笑置之。后来柳因“牢骚太盛”被斥责为“患得患失知识分子典型”，大概是他作诗之初怎么
“微服私访”辩
旧时官僚出行，一般有两情形，一是，为显其威仪，鸣锣开道，耀武扬威；一是，表示恤民，轻车简从，微服私访。老百姓对前者大有微词，认为出必高轿排场者，多半是鱼肉百姓之辈。而后者深入民间，体察百姓疾苦，自然是青天大老爷了。殊不知“鸣锣开道”乃是官家出巡之常态，“微服私访”不过是大老爷偶而为之，今日微服者，保不准明日上街不会喝道排衙。
所以我不打算从道德评价的角度，对官僚的微服私访大加赞誉。小民以为官家微服私访就是想听听民间苦疾声，未免有自作多情之嫌。史载大暴君秦始皇也曾“微行咸阳”，自然与体恤民情无关，老百姓的死活，跟他始皇帝有什么干系？始皇帝若真能多关心一下子民们的死活，秦王朝也不至于二世而亡。清代的康熙与乾隆祖孙俩最喜微服私访了，“下江南”的故事广为流传，难道江南百姓的疾苦，真让皇上那么牵肠挂肚吗？依我看，这微服下江南的目的，无非有三：一是想刺探民间反清情形（亦为民情之一种？）；二是为猎艳故；三才顺便视察一下臣民生活。
若以信息传播学来解释历史上“微服私访”的现象，我
这是最后一则“晚清笔记”了。
从辛丑年到辛亥年
从辛丑到辛亥，清王朝还有整整十年的时间掌握着帝国的近代化之舵。1901年春，慈禧在西安颁发《辛丑变法诏书》，意味着这名蹩脚的近代化舵手在历经了庚子之乱以后，已经决心要将一度搁浅的帝国重新推进近代化改革的深水区。
“辛丑新政”随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展开，从建立外务部、修改清律、制定商法、民法、改革兵制、建立警察制度，到预备立宪、设资政院于中央、设谘政局于各省。新政十年，促使近代中国的私人经济、市民社会、民间社团、地方自治组织与传媒力量获得蔚为大观的发育、壮大。自“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局以来，帝国的近代化事业从未有过如此规模者。检索近代史的人有理由将晚清新政视为中国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始端。
遗憾的是，随着变法的全面铺开，蹩脚的舵手却渐渐无力驾驭这场各方面政治力量和参政热情已被广泛动员起来的伟大变革。旧历辛亥年
人心可恃？
帝国在戊戌年终止了维新派的变法以后，朝野保守思潮复炽，剿夷派接掌了朝庭的对外政策，民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1900年，旧历庚子年，朝庭怂恿拳民进京，杀洋人、毁教堂，引起列强抗议和交涉，帝国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在匆匆召开四次御前会议之后，仓促向列强宣战。宣战书是写得理直气壮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
自鸦片战争以来，“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义和团高涨的激情、拳拳的忠勇，似乎又让帝国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们看到“共灭诸国，以归旧制”的“中兴”旧梦。叹只叹，我之“人心”到底不敌彼之“悍力”，义民的忠勇无法抵挡洋枪洋炮，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皇西幸，庚子之乱最终以“辛丑条约”的订立屈辱收场。
偏执的排外狂潮过后，还得由李鸿章出来与洋人低调周旋，收拾残局
容闳：“师夷”的先驱
吴钩
与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在历史骨节眼处楔下深刻印记的显赫人物相比，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墨甚少的一个名字。然而，如果认识到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师法西方”的过程，容闳在近代史上的意义是不应为检索历史的人所忽视的。容是最早系统地接受西方教育、习谙西方文明的近代知识分子之一，也是热切主张向西方学习并致力于“西学东渐”之实践的先觉者和先行者。如果说，厕身于那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也许只有少数登高望远的知识精英才体察到了迫在眉梢的近代化诉求，那么容闳无疑就是这少数知识精英中的一员。容闳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试图通过留学教育，“建立起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东方文明”，为此他献出了“全部智慧和精力”。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事业得以蹒跚起步、艰难成长，容闳居功其伟。
1828年11月，容闳出生在毗邻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的南屏乡——如果这个降生地点换在另一处完全由儒家文化控制的地方，或许容闳长长的一生将会是另一番际遇。在十九世纪上叶，南屏乡已能较密切地接触到来自澳门的
两种批判风格
吴钩
在二元拉锯之世，大凡不肯依附、持独立批判态度者，必为拉锯双方所不喜，乃至不容。此话是适用于胡适的。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与左翼激进派的思想分歧自不待言，受后者攻讦亦是情理中事。然而胡适也拒绝与保守势力合流，二十年代末他首倡“人权运动”，受到保守势力的思想围剿，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又发起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运动；几乎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正在开展批判胡适运动。上面那番话也是适用于鲁迅的。鲁迅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每每针锋相对，互有口诛笔伐，舌仗往来，但与自由主义的大异其趣，决不证明鲁迅与激进阵营的合拍。事实上，激进阵营对于鲁迅颇看不顺眼，二十年代创造社的矛头所指首先就是鲁迅，即使在鲁迅被拉入该阵营的三十年代，他还须“横站着作战”，以防来自左右两边的暗箭和明箭。
在所有针对鲁迅的批判文章中，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者的观点、论调放在一起，有可比较之处，透过他们各执一端的话语表面，恰是两种知识分子在知世论人上态度迥异的生动体现。两者在其后的不同际遇，表明前者的批判方式尽受唾弃，而后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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