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
四月年年有,
可为什么30年前的那个四月令我们如此怀念?
四月是春天,
可为什么30年前的那个春天如此美丽、璀灿?
四月是影展
可为什么30年前的那个影展来自无组织的纯民间?
四月是艺术
可为什么30年前的那个艺术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难道仅仅因为,
十年灾难我们刚刚砸碎了“四人帮”的锁链?
难道仅仅因为,
“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刚刚得以平反?
难道仅仅因为,
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因而没有思想上的束缚?
难道仅仅因为,
那个刚刚获得新生的政权急需思想上的解放?
每年四月,
我们都会想起她而久久不能忘怀!
每当10周年、20周年的四月,
我们都会自发走到一起相互勉励相互祝愿!
今年四月,
我们再次相聚北京,无论从
鸦片战争后的1898年,英国取得了苏杭甬铁路的承包权(后改为沪杭甬铁路)。开始分段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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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首家全套从日本引进的磁记录设备生产线落户杭州,叫杭州磁带厂,主要生产家用盒式录像带,品牌是“NATURE(大自然)”,没有多少年便迅速打开市场,几乎进入了每家每户。回首当年,厂部登报向全国公开征集广告招贴画,入选名额是两幅,尺幅对开,摄影、绘画均可,创意要求是:“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体现高科技”。稿酬每幅6000元人民币。并委托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10多位权威教授组成评委班子(名单全部公布)
6000元在当时可是巨款啊,大半个万元户啊!我看到报纸后马上热血沸腾,这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事儿,是能够名利双收的大好机会啊!我原先在省委宣传部讲师团工作,因为喜欢摄影,不断有作品获奖,而且还经常在中国摄影杂志、中国摄影报上发表理论、评论文章,因此一心想搞专业摄影,曾写信给中国摄影家协会请求帮助,时任中国摄协理论委员会主任的盛其润和老专家胡志川推荐我调到杭州市摄影家协会任驻会专职秘书长
我是1966年初中三年级时,花5元钱在旧货店买了一台“幸福”牌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的。那时候不要说全班,就是在全校我也是唯一拥有个人照相机的中学生,自然就成了一种时髦和新潮,为同学拍照片便成为我课余时间的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当然,当时最主要的被摄者都是女同学。在我保存的文革日记中,清晰记载着1969年2月11日,那个城里腾帽铁棍横飞的年代,我却和三位女同学在西湖自划船上拉着手风琴荡漾的段落,我的底片凝固了这一浪漫的镜头。后来我的名气大了,于是除了同班的女同学、同校的女同学,开始发展到姐姐的女同学、妹妹的女同学、女同学的女同学…….
在黑龙江知青大返城的浪潮中,我的户口从黑龙江迁到杭州市余杭县云会公社红星大队。我拍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如今编成《红星大队的故事》贴在网上大受欢迎。其中大队妇女主任阿凤的特写镜头最多,成为故事中的女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