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爱情,人们肯定会不满,因为中国古代不乏《孔雀东南飞》和《诗经》中“官官居鸠”这样的作品。其实《诗经》本来就是情歌大全。但我要说的是中国在中古开始,在正统文化当中,从来就没有将爱情当作正面歌颂的题材了。
孔子开始,圣人无家了。孔圣人其实有家,要不然哪有第七十三代衍圣公呢,但他的学生们对于他的家一直是避讳的。这也开启了一个源头,即圣人无情,其实也不是无情,有情也可以,但得能纳入到家国的情怀之中的情才是可以发挥的情,除此之外的情都是破坏社会系统的因素,因此,不可能被肯定。因此,禁欲主义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首选。
但其实儒家是一个官僚政治的学说,它需要用自己的无家来规范社会,但却也深知无家是不符合人的私欲的,如果太过于无情的话,本学说的生命力就成了问题。而且如果无家,儒家的家国一体的统治方式就会受到挑战,因此,它需要有家,但为了维持家,它不能有情,如果有情的话,这种情必须只能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而不可能是建立在人的天然本性之上的。因此,情就自然地被摒弃在了学说之外了。
因为如果突出了爱情的情,或者说人欲,那么,孝就会
|
标签:文化 |
其实在二十年前,广电与电信部门是两个完全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部门,二者既无合作,也无竞争。但十多年前,二者由于有线电视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出现了合作。十年前,互联网开始兴起的时候,二者之间第一次出现了竞争性关系。主要表现为干线光纤网络传输的竞争和对于互联网经营权的竞争。然而谁也不会想到,随着网络电视与数字电视的普及,今天双方在节目领域内展的竞争已经初现端倪。虽然到目前为止,节目生产与经营还归口于广电部门管理,但随着互联网上的视频形式的节目兴起,以及手机3G项目的即将开通,双方将日益处于公开和加剧。虽然这种局面在二十年前我们无法想象,最终竞争的结局也无法预料,但这种竞争已经到了广电部门不得不严肃面对的时候了。
在改革开放之前,广电部门与电信部门的业务范围和社会功能的认定有着原则上的差异。前者属于意识形态部门,主要承担着党和政府喉舌的作用,后者属于公共服务部门,主要承担点对点式的信息传输。因此,双方在类别归属上和管理方式上都有着明显不同的起点。广电部门的管理是条块分割,以块为主。各级电台和电视台都隶属于各地党委和政府,人权、财权都直接由地方管理,广播电视部以及后来成立的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经适房一直在争论之中,想起了我当年的一位市长的说法,建经适房,政府给了那么多的减免,价格还是降不下去,不如不建。的确,你种土豆采用了政府补贴,你的成本要比其它人要低了许多,但卖的时候你会不会就降低去卖呢?能卖到一块钱,你会不会五毛钱去卖它?
理论上来说,政府可以让建筑商降低价格,但难以有效地监督,就象是监督土豆价格一样,你不可能去查清每个土豆商的成本,看它享受没享受政府的补贴,然后说,这个就必须要多少钱去卖。因为他让他低于市场价格出售,他可以选择不卖,或者低价卖给一个亲戚,然后那个亲戚再按市场价格去卖。
长沟流月小桥明,
座中谁还忆音容.
鸿飞南北悲长夜,
肝胆昆仑哭谭生.
江湖已隔三山外,
茱萸只作九秋蓬.
今夜又闻故乡雪,
青冢苍苍履印空?
本来我开始念的小学还是个不错的小学,那时妈妈每天领着我和哥哥坐父亲单位的班车上学。但那时的班车都是临时之举,是一辆解放汽车,后面搭了个篷,挂上个梯子,供单位职工上下班来用。但有时班车赶不上,母亲就得领着我们兄弟二人乘有轨电车回家,那时的有轨电车实在现在想象不到,后面带着个拖车,一进站,下面候车的几十人全凭力气挤着上车,母亲领着我们兄弟二人,经常在雪夜里等了四五辆还上不去,路途短的时候,只得冒着风雪步行回去,而且象这样的电车,我们还要换两次车。母亲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得把我们转回了家附近的一所小学就读。那时我们当然不懂母亲的无奈与辛酸,因为到了那所新小学我们发现玩的时间比原来多得多,似乎反倒有种蛟龙入海的快乐。
那所学校只是南北两趟平房,一共十几间教室,一两间教研室,旁边一个脏得不能再脏的室外侧所。也巧,隔壁就是一个大企业的子弟小学,因为那时工人是老大哥,条件就比我们好得太多,现在还记得,它们学校里面那时教室里面就有那种老式的大盘录音带的录音机,样子有点儿象老式的电唱机,让我们羡慕不已。因为五个年级,所以一个年级最多设两个班。教室不够用,就上下午两班倒着上学。这
上大学之时,雅好文学,以诗为甚。参加了学校里的诗社,日日以写诗为乐。我们那诗社在八十年代初在全国高校里面是赫赫威名的,唤做北极星。记得还是上大一时,两位八五级的学长一日来寝室,说起它光荣的历史,又说到他们是当年北极星的小老弟,后来几年诗社境况不佳,却又不想让香火在他们手中中断,于是邀我等入社,以期重整旗鼓。我便邀了同届的几个同学欣然入社,重又打起了大旗。但那时我又看不起当时从朦胧诗而后的诗写得越来越让人费解,对于写诗者又颇多不满,便从此与之若即若离了。不期一日,偶然之间结识了一位与北极星诗社的前辈们曾经一起共同爱诗的社会人士,他们当年都是我和那些诗兄们一同砥砺的同人,大家就都热络起来。
一天,这位同仁,比我大四五岁,当时是个公共汽车司机(后来我毕业后他居然成了特警,但后来大约是九十年代中期,他却毅然脱下了警服,游离了体制,专心去做一位诗歌写作者,无论如何是我所想不到的),姓李,邀我一起去见几个当年北极星的诗友,我和一位女同学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欣然应邀。
记得我们一同来到了铁北,去了一位老大哥的家里,那位老大哥好像是在肉联厂或者一个大的食品厂当采购
一日,父亲单位里一位女同志上侧所,忽然发现里面写着一条标语,是什么人大王八之类的话,重要的是前面写着的名字正是伟大领袖。同事吓得大叫着跑了出来,结结巴巴地和工宣队的领导汇报,于是单位里面如临大敌。上级单位,旁边的派出所的人都来了,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吓得不敢出声,那是个事业单位,知识分子居多,谁都不敢出大气。于是开始调查,一定要把反革命分子捉拿归案。于是乎,搞笔迹的,搞证据的都风云雷电起来。单位里面的人也都紧张得要命纷纷回家调查。一天后结果出来了,却是另人啼笑皆非,犯罪分子是一位李姓工人的七岁孩子。小孩子骂人都是写这样的话,但他却突发奇想,如侧之余,百无聊赖,想要写点儿什么,但会写的字却有限,骂人的话无师自通了,而且毛主席三个字是上学第一天就学过的,于是就写了上去,还想看看会有什么效果,这样便有了这条反标。
李姓工友是地道的工人阶级,人很老实,祖宗八辈又都没有任何问题。这样,最后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大家都很后怕,如果不是李工友的儿子,而是哪个知识分子的儿子,结果恐怕就是很恐怖的结局了。
父亲讲,刘福生是四太爷家里的长工,是一家人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东北的盲流。一家人来了之后,田无一垄,房无一间,在镇子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父亲和哥哥都给人扛活当长工,他十二三岁就当了半拉子(半个工),给四太爷家干活,后来十五六了,就晋升为扛活的(长工)了,二十多岁,赶上东北解放了,因为出身好,他还曾被推举为农协主席,后来也一直在镇上住,不过没有继续当干部,还是做个普通的农民。
六十年代文革中的一年冬天,扛着地主成分的四太爷死了,儿子们回家办丧事,回来了就犯愁了,三九天,地冻三尺,冻土挖不动,没法儿下葬。家住不远的刘福生听说老人没了,也来了,他告诉四太爷的儿子们,让他们不用担心,他有办法。当天夜里,他一个人偷着跑到了坟茔地,半宿时间,硬是在冻土层里刨出来了一个穴子。那时他已经五十来岁了,据说把个棉袄都给湿透了。于是第二天,四太爷的棺材顺利下葬。后来,四太爷的儿子们偷着问他,老爷子的成分高,不怕有人听说后整你吗?他说,老爷子是好人,当年对我好,对我有恩,我不能忘,哪能看着他死了都不安生,我出身好,谁敢把我怎么样?大家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