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公交，见站牌旁树上贴的一张纸，上写：
“天皇皇，地皇皇，
我家有个夜哭郎，
过往君子念七遍，
一觉睡到大天光。”
看毕觉得好玩儿，纸为红色，从内容看，猜想大约是种民俗，止婴儿哭的，只是不知背景源出何处。下午路过书店闲逛了一会儿，翻看郑小江《中国辟邪文化》一书时，正巧于《婴儿育养篇》一章遇到相关内容，说是因古人迷信，以为婴儿长久夜啼，非灾即病，怕有邪气上身，故而借助外人之力辟邪消灾。
想来有点趣儿，就是不知道法子管不管用，觉得，若是过路人有好事者，应该补答上一句，绝对逗而且也许会更管用，就这么写：
“令郎夜啼，缺钙否？缺锌否？察之。”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柴静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
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0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顾准却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办法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他的头脑暂时歇息，暮色四合中，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今天逛豆瓣九点，见马未都的王世襄二十八日作古的博文。前些时候是杨宪益，然后是稍前的唐德刚和钱学森，算上再前些时候的季羡林和任继愈，今年可谓去人多多。找了几张照片，贴上来，偶然路过人，不妨一瞻仰。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号畅安，汉族，祖籍福建福州，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京。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
杨宪益
唐德刚
钱学森
任继愈
季羡林
正下雪
从窗户里面看天空
f的小侄子从加拿大回国，说是其父母害怕儿子成了“香蕉人”，让回来呆半年补补汉语，也不怪他们担心，“香蕉男孩”11岁了，大部头英文书看的提溜转，一点不含糊，可汉语实在糟糕，作文连句整话也写不成个儿。
那天听f说香蕉男孩的趣事，说是香蕉男孩当官了，做了班里的劳动委员，f开他玩笑，“×××，凭你这样的，还当劳动委员，是不是你爷爷给你走后门儿了？”，没想到人家香蕉男孩轻描淡写的反问，“后门？我们学校只有东门和南门，没有后门的，没法走的，什么叫走后门儿？”
汗死。
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作品，摄影师卢广的《中国的污染》。
钱赚够了，污染过了，污染者们自己走了，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眼中只有GDP的人，信奉的确是“走自己的路，再不管别人无路可走”。
“母亲”真的在哭泣……
（点击更多照片）
一月未写了，发篇长的，若转载，注明来源。
“十一”时代的影视综合症
——其实我们都很幼齿
九十月的影视界考验着中国人的忍耐力，为了十一的“河蟹”，一切都得让路。打开电视，铺天盖地皆是清一色的建国和解放战争题材的节目，无论是老片还是新剧。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发觉已不仅仅是审美疲劳的问题，而完全变成了对视觉和意识的一种摧残与“狂轰乱炸”。其间，一部叫《建国大业》的电影把这场“视觉盛宴”推向了高潮，以致而今喧嚣渐远仍余音尚在，回过头来，当大戏散场之时，你却发现原来可以剩下这么多好玩儿的东西。
《建国大业》首先成了《见过大爷》，关于它的缘起，我先卖个关子。
一． 大概信仰也是需要庇护的吧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一点不错，“建国”自前期宣传起便引足了眼球，据统计共有172位著名导演和演员参与打造，可谓“引无数英雄尽折腰”，一时大腕儿云集，多的连跑龙套都排不上，事前，谣言四起，我见过的一个比较绝的版本是，让周星星同学（周星驰）出演周作人，颇搅动了我的神经。
可正当人们因明星大腕儿悉数捧场而暗自高兴时，却传出了国籍问题，搞不清那份演员国籍单是韩寒博客先传出来的，还是在qq群里某个网友的杰作，总之，媒体很不平静了一阵。
“他们变换了国籍，是他们的选择，这个选择就像离婚一样，可能是感情破裂了，可能是遇见了更好的”，
韩寒态度暧昧又不卑不亢如此于博客中道，可绕了半天终究没忍住：“我认为，一个国家，能让这么多艺人转变国籍，这个国家一定是有他的责任的。”
事后，羊城晚报就此采访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老师：
“一位网友在博客中表示，‘一个国家，能让这么多艺人转变国籍，这个国家一定是有他的责任的’。您觉得在众多演员选择加入外国籍这一点上，社会现实环境有没有一定的责任？或者说，有没有外在的环境因素使然？”
朱大可如此对答，“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了获得安全感，不得不加入别国国籍，这只能证明社会环境出了问题。在大力捍卫国家文化安全的同时，包括演员在内的每个公民的文化安全，却遭到了严重的忽视。”
过后我又看了下那份名单，不觉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明星们的新国籍除了美英法德加拿大新加波等国家外，一个叫胡兵的演员，国籍一栏竟是泰国，韩寒同学狐疑“只是不知道胡兵加入泰国国籍是怎么想的”，自己也颇纳闷儿了半天，不知所以然，后来琢磨出点味道，大概信仰也是需要庇护的吧，佛祖会保佑他的。阿弥陀佛……
二． 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
看着一月来的建国题材影视剧，总莫名其妙，因为有一个问题萦绕不绝，就是所有的片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啦”为期限从而煞尾。
某日在网上和一个网友聊起这事儿，我说，它怎么不往下接着演呢，都是到1949年就结束，要是演到2009年，那多热闹，想想看，胡哥，阿宝都出来摆摆bose，这要是拍进去，肯定卖座儿。网友说，“你傻啊，建国大业，建国大业，当然是演到建国，大业就完了，“后面”若折腾，于”建国”不利，“大业”不利，不可造次，自然戛然而止。”真是受益匪浅。
想起五四时，新旧两派斗法，因为胡适著书，总是有始无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下半部却付之阙如，迟迟写不出来，于是，旧派的黄侃借此在课堂上调侃胡适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颇为阴损地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使学生们忍俊不禁。
同样，韩寒同学在他博客《参考消息》一文中是这么说的，“ 我看到了这部电影成为一部真正的优秀电影的潜质——那就是它不在1949年结尾，而是以1976年结尾。”
唉，下面没有了也。
三．语不惊人死不休
电影就像一座超级市场，总会有人能从中挑拣出自己想要的若干东西，李大眼（李承鹏）即在此列。大眼一向为刀笔吏，文风泼辣，平常行文是左摆一道，右摆一道，砍刀纷飞，断不会留情面，可是在他那篇《卧底》中，一开始却做起寻章摘句的功夫来，不温不火的陈述语气，劈头盖脸贴出许多话，弄的观者一头雾水，待看完全文，才恍若有魏晋人物《世说新语》的感觉来，全文不长，不妨做一回文抄公：
1、反对一党专政，要民主政府！
2、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我不干。
3、黑暗啊，不打灯笼，我找不着道了。
4、腐败已经到了骨头里，反，是亡党。不反，是亡国。难啊。
5、一定要把土地分到人民手里去。
6、你们这些搞一党专政的家伙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7、XXX当了总统，我就在这山沟沟里封个万岁？不好看，也不好听。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8、谁在屯积居奇哄抬物价，打苍蝇容易，打老虎难。
9、反腐败，可有的就是官员自己啊，政府推行起来很难。
10、是国民党自己打败了自己。
《建国大业》当时的语境是——
答案1：周恩来振臂高呼，说：反对一党专政，要民主政府！
答案2：国军海军司令（李连杰饰）辞职，说：打日本人是荣耀，但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我不干。
答案3：冯玉祥深恶蒋介石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弄得民不聊生，于是白天打着一灯笼去找蒋介石，说：黑暗啊，不打灯笼，我找不着道了。
答案4：蒋介石也想反腐败，可他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蒋经国说：腐败已经到了骨头里，反，是亡党。不反，是亡国。难啊。
答案5：咱们党的党中央坚决实行土改政策，把土地还给人民以调动大家革命的积极性，这一招让国民党反动派很被动，而我军很主动，于是在会议上首长们说：一定要把土地分到人民手里去，大家热情高涨多了。
答案6：好像是闻一多，不确定，反正是一个特别正面的人物大声斥责国民党时说的。后来抨击国民党无言论自由的闻一多就被机关枪当街突突了，只剩下一个碎了的眼镜在地下翻滚。旁边并无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
答案7：蒋介石一意孤行当上了总统，毛主席高屋建瓴地分析着蒋的前途，真诚而低调地说：当了总统，我就在这山沟沟里封个万岁？不好看，也不好听。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答案8：蒋经国亲临上海打击不法商人哄抬物价、屯田居奇，还抓了恒会杜月笙的手下，也就是打黑，杜月笙坐着黄包车去质问蒋经国，冷笑着对小蒋说：抓我的人没问题，可打苍蝇容易，打老虎难，你打得了吗？上海屯积居奇最大的大佬是谁，就是标准的皇亲孔家少爷啊……
答案9：蒋经国要在重庆打击腐败，可手下一脸苦瓜相地对他说执行不下去，因为：一般老百性和商家还好说，但很多腐败其实就是官员自己啊，政府推行起来很难。
答案10：蒋介石终于被打败了，逃往台湾时他沧桑地回首，说：是国民党自己打败了自己。
麒麟皮下露马脚，在博客的最后一段，承鹏同学终究还是没忍住砍上几刀：
“六十年前发生过什么，六十年后正在发生什么。只不过真相后来变成了传说，如同“不要留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看着《建国大业》时，竟有些卧底般的心得。”
在这样一个舆论时代，谁掌握了更多话语权就意味着谁掌握了更多的权利，故而对于权力的角逐注定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更山一层楼”，但是人们往往忽略，这时的语言已不仅仅是权利冲锋陷阵的马前卒，某种意义上它揭示的是更多的真实和历史，即使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
四．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为了现实的需要，或者说为了艺术自身的需要，艺术常常是要务虚的，不管其愿意与否，而目的恰恰是为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让一切显得真实，这说起来多少有些可笑。每当这个时候，那些较真儿的考据家们便要出场了，他们总能让观众在“真实”破灭之后再得到另一个“真实”而惊喜。《建国大业》亦不能幸免。
那天逛老罗（罗永浩）的博客，就见其转载的一篇文章，原文是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陆谷孙的《<建国大业>》罔顾历史之处》，不妨再做文抄公弄一段来：
“新鲜内容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譬如蒋介石教子“反腐要亡党，不反腐要亡国”，这好像是近年来才形成的共识，老蒋当时恐怕还没有这点觉悟吧；又譬如上海解放次晨，宋庆龄走出家门，看到席地枕戈、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战士，像是很感动的样子，看来编剧和导演完全罔顾历史，兴之所至，自由发挥了。事实是上海解放没几天，解放军六十师一七八团某排要进驻武康大楼对面一座宽敞大院，而那儿正好是宋庆龄公馆。一个要住，一个不让住，闹了场误会，弄到5月31日，邓小平、陈毅亲自登门向宋道歉，并从此在大门口设岗（编注：请参阅《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力邀宋庆龄北上1》一文，《新民晚报》，2009年9月21日B8版）。所以说，把上述镜头送给许睛，是过度“高于生活”的杜撰了，浪费胶片而已。”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还是胡适早就一语道破天机，“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五．结婚版的双子星
如果说《建国大业》是中国影视剧的”十一时代”的孩子，那么生活在“后十一时代”的“孩子”也很快成长了起来，诸如《东方红》《解放》等等等等，那天打开电视，正巧在播《解放》，镜头是这样的，毛岸英正在和老爸毛泽东说自己要结婚的事，可因为他女朋友刘思奇同学尚不满18岁，所以家长毛泽东老爸以违反解放区政策为由拒绝了，惹得毛岸英同学一肚子不高兴，可怜巴巴的就拜拜了。镜头中没有太多的言语，戏剧冲突也甚是淡化，一切显得平静而自然，我正在欣赏，father却抢过遥控换台，你说怎么这么巧，换的这个台正好在播以前的老电影《开国大典》，而且正好是在演这一幕戏，似乎专门在和电视剧《解放》唱对台，父子俩的这段对白堪称经典：
毛岸英：爸爸，我有女朋友了……
毛泽东：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叫什么？
毛岸英：她叫刘思齐
毛泽东：长得漂亮吗？（作者按：你想要干什么？看来伟人也不能免俗啊，呵呵）
毛岸英：（羞羞答答，低头不语）
毛泽东：好，我同意，可以结婚！
不过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是不是你让她来见一见公公婆婆啊？
毛岸英：她不敢来。
毛泽东：你告诉她，我是中央主席，可家里也没杀人的刀吗!(作者按：很牛很霸气，呵呵)
女孩子多大了？
毛岸英：快18了。
毛泽东：噢，差一点让你蒙混过关！
这不行！我们解放区颁布了两个法律，一个是土地法，一个是婚姻法，婚姻法上规定，女孩子不满18岁是不能结婚的。（作者按：可惜解放后没有继续坚持依法治国）
毛岸英：（扭头，不服气）
我就知道当你的儿子什么事都难办！
毛泽东：（把茶杯往桌子上使劲一放）
这是什么话吗！男子汉大丈夫，儿女情长，是成就不了大业的！
毛岸英：（猛地站起来，大声反驳道）
你和妈妈结婚的时候，妈妈年龄也不是很大吗！
（作者按：算你狠，呵呵。1920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杨时年19岁）
毛泽东： (气得无语中) 你…… ，你敢给我发脾气？！
（手一指） 你给我出去！！！
季羡林先生说：“历史毕竟是动了”,或许这话可以演绎为，历史真的是被”动”了，同样的镜头，内容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相比《解放》中“奶油老生”唐国强版的毛泽东，我还是喜欢那个《开国大典》古月版“你给我出去”的毛润之，因为在意识形态影响下领袖之形象依旧难脱“假大空“桎梏的今天，“你给我出去”的领导人毕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么一点点人情味儿。
闲话少叙，最后，我想还是回到开篇卖的那个关子——《见过大爷》，《建国大业》的恶搞版大约是从郭德纲的相声《见，郭大爷》开始的，其余版本也颇多，这个则是一月前于天涯网无意间所见，完整版如下：
A：《见过大爷》手淫没？ （《建国大业》首映没？）
B：恩，手淫了。 （恩，首映了。）
巧合往往蕴含着真理，不由的你不信……
2009年10月18日 草 19日 成
车门关上，公交车向前驶去。
下午三点钟，车上也没什么人，只寥寥几个，当头的烈日，闷热与微微汗味儿在车厢内弥漫，汽车开得不慌不忙，打瞌睡般慢慢悠悠前行着。热，没有一个人讲话，只听见司机来来回回变换的挂档和加踩油门时的嗡嗡声音。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似乎什么也不会发生。你不能想象这时会出现平常熟人间见面问候时的点头，或者一篇小说和一部电影里，陌生男女一见钟情含情脉脉式的一个眼神，又或恋人间旁若无人式的激吻场景，也许你可能很期待，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不管是相约、邂逅还是艳遇。
意象开始在你的大脑中飞速流转，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接一幕，你享受着自己设想中的一幕幕场景，想象力就如一只羽翼已丰满的小鸟展翅飞翔起来，又像溃坝的洪水，倾泻而出，一发不可收，连你自己也惊异于它的自由，然后嘴角自觉不自觉地闪现一个神秘而又满足的微笑。
到了一站，下去两三人，又上来两三人，你看着车厢内的一切，依旧显得均衡，依旧没有什么改变。有的人仍然靠椅小寐，有的人侧脸望着车窗外退去的风景，有的人双手摆弄着手机，有的人低头不语想着心事，猜想可能还有人也如你一样天南地北的想入非非，总之，一切都很平静有序，一切都很理所当然且自然而然，你不能预料下一分钟下一秒钟将会发生的事情，恍惚下一分钟一秒钟又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汽车缓缓前行。
忽然，一段音乐响起，是一首钢琴曲子，原来司机开了广播，刹那间，车厢内失去了原有的均衡或者说死气沉沉的气息，人们蓦地抬起头、转过脸抑或睁开眼，所有的目光，所有的听觉，所有的精神就这样汇聚到了一处，钢琴零落的音符开始在车厢内四散飘浮，每个人彷佛一抬手就能捉住几个，车陡然变得如一个真空箱子，只不过仍缓缓而行，那感觉就像一场雨后，一只小蜗牛视若无人只埋头而镇定自若的爬过身旁热闹喧嚣的菜市场。
汽车缓缓前行。
终于，到了站，你下车，当你从车上下来重新来到这个世上，看着周围涌动的人群，然后忽然问自己：时间哪去了呢？——你刚刚经历的时间，你一生中的那匆匆几分钟？
“啪”！车门关上，似乎关进了什么东西。
汽车缓缓前行……
（1930年梁思成林徽因合影）
（30年代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住处旧影）
（已拆毁的西厢房……）
（已拆毁的故居门楼……）
前两天逛天涯网见一帖子，说是位于北京的鲁迅和周作人故居八道湾要拆了，不禁唏嘘，昨个儿在新浪博客首页又见一文，说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居也要拆了，只能再感叹，今早买十六日的《南方周末》，打开来看，A4调查版的黑色大标题赫然在目——《总理批示，学者呼吁，既有保护文件，三重屏障失效——南京的“根”能留住吗？》，原来南京老城南亦未能幸免，竟也要悉数拆除了，联想五十余年前北京老城的悲剧一幕，怕要再次上演。
五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三位先生虽痛声疾呼拼尽全力，但保护北京老城的规划最终还是在最高领导人的指示下被否，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同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最绝的一句是“以后从这个地方（天安门城楼）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急情无奈之中，梁思成写下了这样刻骨铭心的文字。
在一次国务院办公室会议上，身为北京市长的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价值可言！”据工作人员回忆，梁先生被气得当场痛哭失声。
“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事后，毛泽东阴阳怪气，如是一语定了乾坤。
据闻林徽因甚至有过以死相逼，“拆了三座门，我就去那里上吊！”。（三座门即天安门两侧美丽庄严的长安门，说是因为天安门阅兵时军旗过门洞要低头，解放军同志“很生气”，群众觉得城门妨碍了他们去看毛主席）。
可赤手空拳无奈一介读书人，他们又能怎样，无非是泪涌双眼，眼睁睁望着曾经承载着历史光年的一排排宫墙，一座座城楼牌坊，还有那整片片市井温情的胡同小巷，转瞬间，圮坍无余，断壁残垣了。
时过境迁，现在又轮到南京。
“南唐时的街巷轮廓，宋代的古井，明清的建筑和石板路，老城南就是南京的根，如今却在大锤与推土机之下，拆迁工人们的钢铁机械对准了那些七架梁的木构大宅。死去的雕花门窗散落在倒塌的断壁与碎砖间，粗壮的梁木四处横陈，立向天空的几根残柱像巨型生物的残骸。‘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里所描述的景致，如今已被强行抹去，变成了瓦砾堆杂的工地。
1983年，红学家周汝昌来南京时，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杨永泉曾陪他到夫子庙。周汝昌先生站在秦淮河的文德桥上，望着成片的古民居说：“南京太美了，北京不如这里。”（大约北京早拆光了，故而这么说吧）那会儿，老城南还保留着既有的原貌。夫子庙周围的马头墙一片连一片，层层叠叠，“就是周庄、乌镇也不能相比。”杨永泉说。但是而今秦淮河两岸的古建筑早拆的所剩无几，只有粗糙而坚硬的仿古建筑竖立在河岸边，展露着商业化的笑容。
曾被张岱、朱自清、俞平伯誉为“花楼萧鼓”、“桨声灯影”的十里秦淮河畔，信府河、牛市、徐家巷……成片的河厅河房皆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几座省市级文保单位，茕茕孑立于钓鱼台、糖坊廊的瓦砾中”。（此上三段见十六日《南方周末》）
（昔日的古井小巷马头墙）
（美丽古朴的雕花窗棂）
（不复存在，一片废墟……）
据云，政府的城建部门和开发商早就垂涎于此了，大概将会新生出别墅会所之类的高档社区和休闲场所。
不知道这些“精明”的人们会不会后悔，过若干年后又想起从前的好来。听说前几年，作为北京“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一部分，崭新的永定门城楼重新屹立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南端。而1957年，它曾被全部拆除。当时对于永定门拆与建的“怪圈”，其中是非几何，一时臧否不一，不过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它距“原汁原味”相差甚远，永定门永远不可能死而复生。古文物专家罗哲文先生就曾怒斥：“修起来了也是假古董！”
是啊，有些东西拆了就是拆了，毁了就是毁了，再建又岂是旧时模样？“濯足清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了。
1972年元旦，梁思成在其日记本上期望而又绝望地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行字，那是陆游《示儿》诗的末两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其中深意，耐人寻味。古人云“吾道不孤”，或许是梁思成冥冥之中的佑护，这次南京老城南和梁林故居的拆迁，许多关心的学者民众也争相奔走。
有时想，那些承载着历史文化的老城、故居、古建筑，是不是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呢，我们真的无法挽留点什么么？有点迷茫而不敢肯定。土耳其著名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说：“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或许若干年以后，巷陌间的茶余闲谈，老人们又追忆起曾经亭台楼阁的城南旧事，人们的确不会忘记，只不过那些建筑和建筑里的旧事早已归于虚妄和尘土，一切已拆毁，不复存在，灰飞湮灭了。
……
http://blog.sina.com.cn/wangjun 王军先生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302172281 姚远先生的博客http://www.kaogu8.cn/html/article/talk/2009/0607/95.html《谢辰生：我已决心以身殉城》
加载中…
发博文
添加到我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