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也建立了丰厚的乡土文明，产生了系列的建立在乡土基础上历法、人伦关系甚至精英文化。正因为如此，费孝通把传统中国叫做乡土中国。进入到二十世纪，叙述乡村的文学作品渐渐成为文学重要的母题。乡土中国的叙事也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从鲁迅的乡土小说开始，乡土叙事在中国已经日渐成为中国小说叙事的最重要的叙事范式。总体看来，近百年的乡土叙事大概有三种类型。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叙事，二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审美文化叙事类型，三是以赵树理为代表革命叙事类型。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三种乡土叙事其实是遮蔽了乡土中国。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乡土叙事以启蒙的现代视野，批判、审视中国乡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乡土，成为阻碍中国现代转型的桎梏。沈从文笔下的乡土是

     （《湖北日报》2011年11月18日）

    湖北地处中国内陆，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湖北地区高校众多，研究机构集中，文学理论批评专业人数较多，队伍齐整。进入转型期后，多元文化交汇、刺激，加之各项政策的调整，给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带来了新的活力，湖北理论批评成就斐然。从总体上看，转型期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汇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体系的建构之中。新时期之初，湖北学者邹贤敏、郁源、何国瑞等学者着重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廓清思想迷雾，重建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的研究理路。进入到转型期，

    2006年姚鄂梅曾出版了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在这部小说中，姚鄂梅遥望1980年代，以“神似”的方式再现1980年代。姚鄂梅以其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对人性的功利与世俗，诗意与善良展开了自己的思考。人们的记忆里的1980年代，高雅与庸俗、诗意与世俗、善良与丑恶，是那样清晰与泾渭分明。显然，历史上的1980年代，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像天一样高》虽然遥望的是1980年代，但是，写作于市场经济日渐发达的今天，它其实表现了对于市场经济时代人性的思考与理解。《像天一样高》对于人性的透视，显得比较“明净”与“清澈”。然而，无论什么时候，人性是深邃的，远非小说所叙述的1980年代那样清晰。也正因为人性的深邃与复杂，几千年来文学作品才能在每个时代都散发出迷人的光辉。我相信，在写完《像天一样高》后，姚鄂梅在对于人性的深邃性与复杂性的认识上也迅速地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有着更为深刻的体认。认识的变化，必然导致对于人性的书写逐渐走向深入。同时，近几年姚鄂梅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姚鄂梅从写作《像天一样高》时候的单枪匹马，到写作《一面是金  一面是铜》时已经组成了和谐幸福的三口之家。人生阅历

    姚鄂梅的《像天一样高》勾勒了80年代的生存图景，在作者寄语中，她把它献给80年代。中国历史上的80年代也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自由，激情四射的时代。现代化建设像一个金光璀璨的金苹果，熠熠生辉地等待着人们。在这个充满激情的时代，是产生诗歌的时代，也是个人欲望开始膨胀的时代，人们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里充分地迸发自己的才智。《像天一样高》无意对80年代社会作出总体性的概括和描述，它所要表现的是对这个时代精神的体会和想像。姚鄂梅这样描述她对80年代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除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还有更多星星一样铺展在大地上的无名诗人，他们像热爱生命一样，莽撞而纯真地热爱着诗歌，诗歌成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诗歌的光芒中，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可宝贵的年华”。 （《像天一样高·作者寄语》）看了姚鄂梅对于80年代的理解，我们可以用诗意地生存来归纳她对于80年代的理解。

  诗意的生存成为80年代的思想精髓，也成为80年代芸芸众生生活的重要内容。诗意的生存成为80年代最高的精神峰巅，在朝向精神高峰进发的道路上，汹涌的人群中并非尽是朝圣者。他们和诗歌之

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五家谈

    激进主义文化——革命，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主流。“革命”一词早在中国古代汉语中就存在。如《易经》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在传统文化中，“革命”是合乎天、地、人的重大举动，是王朝变更合法性的主要体现。“革命”包含了改朝换代的意义。进入近代历史以后，“革命”获得了现代性的内容。中国激进主义的革命文化思潮起源于十九世纪末期。面对积贫积弱的古老帝国，中国知识分子效法西方变革图强，暴风骤雨式的法国大革命以其巨大的魅力影响到中国人对革命的热情。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变革图强的主要方式之一：“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也；……”[①]“革命”不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也”，还具备了世界和宇宙公理的意义，获得了超越性的能量，成为统摄人类发展的总纲领。按照梁启超的观点，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自1980年代以来，变化着的文学形势逐渐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为了给这些突破赋予新的意义，文学批评家们创造了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文学名称，诸如“表现现实主义”、“体验现实主义”、“文化现实主义”、“人文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形式现实主义”等等。这些命名隐含着现实主义内涵两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形式因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批评家们对现实主义新变无疑是敏锐的。的确，现实主义从它一诞生起，就不是一个本质的、固定不变的概念。

对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伊恩·P·瓦特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现实主义’一词首次公开使用是1835年，它被作为一种美学表述方式，指称伦勃朗绘画的‘人的真实’，反对新古典主义画派的‘诗的理想’；后来，它被杜朗蒂主编的杂志《现实主义》1856年创刊号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术语献诸公众”。这个术语后来又在福楼拜及其后续者那里指“用作‘理想主义’的反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