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臺灣教育部為了適應新形勢，將「中國文字」改為「漢字」，「國語文」改稱「華語文」，中小學生不再說「標準國語」，改說「流利華語」，「中華文化」改稱「本國文化」。自杜正勝上任以來，先強行推廣「通用拼音」，國文教學中降低文言文比重，反映兩岸現況的「大陸、對岸」統一改稱「中國」，「中華郵政」更名為「臺灣郵政」，「中正紀念堂」易名為「自由民主廣場」。這一系列去中華、去中國化動作，可謂用心良苦，目的是消除臺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看過這些新聞之後，卻讓我有似曾相識之感。何發此言，讓我們一道瞭解中華文化再說吧。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與人種和土地這些物質要素同樣重要的精神要素。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發展史，民族文化的徹底摧毀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消亡。人類歷史上那些創造出輝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許他們的人種依然倖存，但是他們的民族卻隨著其傳統文化的消失而灰飛煙滅。
　  「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神農嚐百草」、「倉頡造字」，奠定了中國神傳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脈；「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兩千多年前的孔子設館授徒，把以「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傳予社會。公元一世紀，「慈悲普度」的釋教佛法東傳，中華文化變得更為博大精深。儒、釋、道三家思想交相輝映，使盛唐時期達到舉世矚目的輝煌。
　　雖然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擊，其傳統文化一直表現出極大的融合力與生命力，其精華代代相傳。「天人合一」代表著我們祖先的宇宙觀；「善惡有報」是社會的常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為人的起碼美德；「忠孝節義」是人生於世的標準；「仁義禮智信」成為規範人和社會的道德基礎。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中華文化體現出誠（實）、善（良）、和（為貴）、（包）容等優點。「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親）、尊師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內涵。中華傳統文化追求天人和諧，重視個人的修養，以儒釋道的修煉信仰為根，能夠包容，能夠發展，能夠維護人間道德，能夠使人有正信。與法律這種剛性約束不同的是，文化約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於犯罪之後的懲罰，而文化對於道德的育化卻起著預防犯罪的作用。

　　歸入正題，臺獨集團之「正名」、「去中」，吾等盍往觀之，何來「似曾相識」？遙想當年，毛澤東一句「中華人民共

 

　　瞭解郭沫若，最早是從國中時《天上的街市》散文，其文筆流暢，不愧為中國的文學鉅匠，在鄱陽一中就讀時，一楊姓國文教師課堂上突然扔出一句「我欣賞他的文學，但不欣賞他的為人」，讓我們甚是詫異。下課後問其緣由，楊老師以一句「這不是授業內容」來搪塞，從此了無下文。

　　兩年後，我升入大學，一直在追尋著這句話的答案，但所有公開的資料並未探討其為人的得失。問長者，一概緘口，問少者，俱不知情。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我的語文老師發出這等感歎呢？還是讓我陪你一道去瞭解歷史的真相吧，或許這裡面就隱藏著答案。

　　郭沫若在南昌八一起義前夕發表了一篇「聲討蔣介石」之文章，批評其有違孫先生之意志，獨攔大權，隨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流亡日本，繼續用筆口伐國民黨反動派，可卻在1938年主動回國，懇請蔣介石、汪精衛原諒其過錯，表白反共之決心，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一職。

　　外蒙古的獨立，國共兩黨都有過錯，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是中國人民心中永遠的傷痛，可你們曾想過，郭沫若為了合乎當時中國主政者的胃口，竟然撰寫出這樣一篇美化「蒙獨」的文章，讓今天的國人汗顏不已。

　　下面便是人民日報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的郭沫若寫於8月12日的文章《中蘇同盟四周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詞》：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更那裡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

 讓我們先看一段美國《加華時報》的新聞，知曉事情的整個過程：

不知不覺，蒞臨這個星球整整三十年了，子曰：「三十而立」，儘管至今沒有發達的事業、豐厚的薪資，但我有了對人世間一切事物的常態認識、感悟；包括社會、人生、心靈等等。

八○年代初期，小山村中的我，每日一早就扛著糞箕、啍著小曲來到村後的「背山」，那裡有茂密的樹林、鬱蔥的花草、斑斕的小鳥，憨態可掬的肥豬；人置其中，丁點的陽光偶爾會投到你身上，大聲一呼，手臂一揮，鳥兒被驅散，豬兒往外竄；村前那蜿蜒的溏壩，古老的石橋，清澈的河水，魚兒盡情歡舞，青蛙四處游蕩；夏日，紫紅的蓮花、綠色的荷葉、褐色的菱角籐相互輝映，嚴冬，頑童在湖面厚冰上溜躂。

那時的中國，生產力極其低下，輕工業剛剛起步，一些帶有明顯歷史印跡的稱謂充斥著村民的思維，如「洋火」、「洋油」、「合作社」、「公社」、「饒州府」等。然而「幸福」這類詞卻很流行，收音機裡天天傳送著祖國各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引下各行各業的纍纍碩果，老俵們臉上洋溢著憨厚的笑容，時不時發出臺灣人民真可憐，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之感慨。幼時的我，天天希望春節早一點到來，因為只有過年那段日子，才有肉吃，母親才會給我一點瓜子，才有自製的新衣穿。整個社會彌漫著期待，期待黎明的到來，農民們無怨無悔的工作，精心打點著暫時屬於自己的耕地，他們相信，共產主義中「人人平等、按需分配」大同境界很快就要來臨，大人們坐在一起就是聊些老毛如何打垮老蔣，解放軍如何英勇保衛國家，什麼抗美援朝、對越自衛反擊戰，同村文興回家省親，全村老少像時下的追星族，爭著一睹軍人風采，和大人們一樣，我小時對軍人非常膜拜，文興給我的一枚五角星一直被我珍藏至大學期間。

那時的山村，民風純樸而自然，人們尊老愛幼，一人有難，大家都會伸出援助之手，完全是自發的，而不是現在流行的作秀，８５年，我遭遇了一場車禍，並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出院那天，全村老少都在村外迎接我的到來，後來的數月裡，鄉親們都來我家探視我，並拿些土雞蛋、餅乾什麼的，給我父母以心靈的慰藉，鼓勵我好好生活，切勿自暴自棄。農村的房子大部分是用泥巴砌的且數量少，有些甚至多家人合住一屋，但大家都能和睦相處，房子的大門就是兩根木棍，卻能抵禦小偷。

近十年，

    我這個人很木訥，直到大學畢業後纔有了第一次初戀，正是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讓我記憶尤新，念茲在茲。

 

眾所週知，我們現在使用的漢字是解放後簡化過的，而不是傳承字，目的是書寫方便。然自從電腦輸入漢字成功，漢字書寫已經根本改觀。任何一種輸入法，不論大陸、還是臺灣、香港都與筆畫的多少不再相干。我現在使用的大新倉頡輸入法不僅比王碼五筆快，而且字庫比五筆大三倍，就是明證。

簡化字有甚麼壞處？

五十年代中學畢業就可以誦讀古蹟中的碑文、對聯，現代中國青少年非經訓練無法閱讀古舊書籍，看不懂港臺小說和文件。

簡化字方案歸併了異體字，只是減少了少量漢字，可是對歷史文化總量來說，反而是增加了一大批簡化字。古代文獻不能拋棄，需要一套檢索系統，簡化字不能使用這套系統，另搞一套檢索系統。結果在所有的正式圖書館都必須擁有兩套檢索系統，管理人員和檢索者都必須學會兩種檢索方法。從北京、上海到美國國會圖書館，無一例外。精力和經費的浪費無法統計。

簡化字尊重所謂的「群眾首創精神」，違背了漢字原有的音韻系列和偏旁規則。例如「進」讀jin ，繁體是誰字一半加走之。簡化成井字加走之。井字不念jin 而是jing. 「這」字裡面是言字，應該簡化成統一的言字旁一點一橫再直向右勾，或者不用簡化，這字也不算難。可是卻簡化成「文」字加走之。不合規範，增加了混亂。這類問題並非個別。

簡化字立民間不規範書寫形式為官方形式，首開惡例，造成各種不規範書寫在社會上的惡性氾濫成災。

電腦漢字系統也裝備兩套漢字系統。繁簡轉換不能完全一一對應，同音替代的詞就會出現錯別字。凡是用中國大陸國標碼輸入，又在海外印成繁體的文章出現了一套特有的簡繁轉換錯字。許多描寫舊時代的影視節目不斷出現簡繁對換的錯字笑話，令海峽對岸的知識份子錯愕不已，甚至在北大百年的紀念冊上則是錯字連篇，竟無覺察，如「衝動」轉換為「沖動」。

簡化漢字造成了兩岸人民文化上統一的隔閡。數千年書同文的中國變成了不盡同文。海外的中文學校很難統合在一起。無論歐洲、美國、日本和澳洲，沒有一個地方的中文學校能把兩岸的學生家長和教師統合起來。港臺青年不願意主動閱讀大陸報刊和網頁，大陸青少年更難閱讀臺灣網頁和文獻。如果說，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功勳卓著，那麼如今造成一國兩字，分裂文化阻礙統一，誰之過呢？

文字的功能是讀寫兩用的。如果簡繁都認識，閱讀一樣快。而且任何人都是閱讀大大超過書寫。簡化以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