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2012年第6期目录
西部头题·帕米尔
周涛等：帕米尔诗篇
卢一萍：别处的过客
段离：帕米尔的三色密码
董夏青青：高原人物志
小说天下 栏目主持：徐大隆
张乐朋：绣文的草样年华
赵剑云：借你的耳朵用一用
党长青：野鸡河（外二篇）
一首诗主义·四川诗选
欧阳江河/周伦佑/翟永明/李亚伟/张新泉
柏桦/梁平/靳晓静/白鹤林/马培松/曾蒙
蒋雪峰/灵鹫/刘泽球/剑锋/张益聪/雨田
跨文体·散文诗七家 栏目主持：赵荔红
周庆荣：周庆荣散文诗
灵焚：剧场（节选）
爱斐儿：爱斐儿散文诗
语伞：假如庄子重返人间（节选）
赵宏兴：大戈壁
亚楠：亚楠散文诗
弥唱：弥唱散文诗
维度 栏目主持：耿占春
洪子诚：“怀疑”也是一种智慧
燎原：诗人的写作抱负
周边·欧洲小语种小说 栏目主持：高兴
[斯洛文尼亚]德拉戈·扬察尔：预言（吴冰青译）
[塞浦路斯]诺拉·纳伽瑞安：展览（萧萍译）
[阿尔巴尼亚]艾瑞里安·莱柯：刀片兄弟情（尚晓进译）
[塞尔维亚]弗拉基米尔·阿森尼耶维奇：一分钟：蠢蛋之死（吴冰青译）
封面影图：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泥塑人面
——沈苇答《伊犁晚报》记者姬献锋问
1988年，沈苇23岁，从江南来到新疆。由此，“一个新天地在眼前敞开了”。
1998年，他的诗集《在瞬间逗留》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从早期的诗集《在瞬间逗留》、《高处的深渊》，到后来的诗集《新疆诗章》、散文集《新疆词典》和自助旅行手册《新疆盛宴》，在对新疆的书写中，他在寻找着一种立体的表达。他说，一个诗人，即使白发苍苍，还要继续成长。
2010年4月，沈苇出任新疆文学杂志《西部》总编。他说，新疆到了需要拥有一份好的文学刊物的时候了。
近日，沈苇来到伊犁，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两个故乡——江南、新疆
记者：从江南到新疆，我注意到今年是您在新疆生活的第24年，而来新疆那年您23岁。对您来说，新疆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沈苇：乐观的时候，我是一个拥有“两个故乡”的人，江南和新疆都是我的故乡，在我心灵的天枰上，它们有着相同的分量。悲观地讲，两个地方都不属于我——在新疆，人们认为我是南方人，回到浙江，人们又认为我西北化了。我变成了一个悬浮的人。近有《异乡人》一诗，我写到了这种身份的尴尬：“异乡人！行走在两种身份之间/他乡的隐形人和故乡的陌生人……/异乡人！一手掸落仆仆风尘/一手捂紧身上和心头的裂痕”。
我在新疆生活的时间已超过在老家的23年了。我变成了一个一分为二的人——既向东看，又向西看。有点像俄罗斯的双头鹰，同时面向东方和西方。看来，我是一个乱了身份的人。
但真正的故乡在母语中，在已经诞生和尚未诞生的诗篇中。
记者：从您早期的诗集《在瞬间逗留》、《高处的深渊》，到近期的《我的尘土我的坦途》、《新疆诗章》，你的诗歌没有离开过对新疆的书写，对您而言，经历着怎样的一个变化过程？
沈苇：一个诗人，即使白发苍苍，还要继续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变化的过程。生活的变迁、个人经验、阅读、游历等，都能化为一种自我更新的力量，影响了面容、语言和风格。技艺也是一种持久的训练。总的来说，我早期诗歌中单纯的抒情性正在转化为一种“综合的抒情”。有人说我早期诗歌中有一种“酒的节奏”，是“辉煌的巡礼”，而现在，抒情的调子明显降低了，题材上更加客观，表达上更加向内。诗人必须把自己放得更低，以便与世界的籍籍无名相匹配。2009年以来，对暴力、痛苦、人道等主题的关注，是我诗歌的重点。
“新疆主题”在我诗中还会持续下去。立体的新疆需要立体的表达，我写了诗集《新疆诗章》，又写了散文集《新疆词典》和自助旅游手册《新疆盛宴》，这构成了我的跨文体“新疆三部曲”。这是在寻找立体的表达。诗歌是向内、向外的艺术，也就是说，向内的挖掘和向外的挖掘必须同时进行。
记者：您近十次到过伊犁，伊犁又被称作“塞外江南”，伊犁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沈苇：伊犁是新疆大漠戈壁中柔和、柔美、柔软的部分。她有一种柔性气质、一种温润之美。在干旱的亚洲腹地，伊犁显得特别水灵、秀丽。我想，这与地理的哺育、滋养有关，伊犁是“中亚湿岛”、“塞外江南”。地理也影响人的心灵。我发现在新疆，伊犁人的情感比较细腻，有一颗天然的爱美之心。比如伊宁人，非常喜欢种树栽花，我去过老城区，许多家庭在能种花的地方都种上花，如庭院、阳台、窗台、屋顶，甚至种在人工降雨的炮弹壳和“伊力特”酒瓶里。从细节中透露出来的爱美天性，是十分动人的。
我曾给《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写过一篇文章：《伊犁：一江春水向西流》。人们常说“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伊犁的河流是向西流的。这是一个显著的地理特征，也恰恰是新疆文化“向西开放”的一个生动隐喻。
新疆文学与互联网时代
记者：从一个诗人和作家的角度来看，文学对新疆意味着什么（其中，您提到，文学能够沟通民族间的心灵）？另外，请您谈谈近年来新疆文学的发展态势。
沈苇：文学不热闹，比较边缘，正是这一特点和处境，保证了文学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独立精神至关重要。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文学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子，那一定荒凉极了，糟糕透了。文学是一种深沉的不那么显性的力量，却参与了时代的文化进程和精神塑造。作家们对一个地方的书写，还有作家们的言行举止、精神状态等，都凸显了一个地方的形象。新疆文学也莫不如此。
新疆文学指的是多民族文学，它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是全国大多数省区难于比及的。就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文学创作来说，在全国是有地位的，在西部地区是有分量的，无论小说、诗歌、散文、评论领域，都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但现在新疆汉语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是：一、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不够，比较普遍地存在各自为政、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二、文学人口稀少。去年《西部》、《绿洲》、《伊犁河》三家汉语文学刊物联合举办“新疆新生代作家榜”评选，海选40岁之内的青年作家，找来找去，进入提名的不到五十人，这是非常少的。三、文学梯队建设出现了问题，80后、90后的文学新人，有的很有才气，但总的感觉是不够投入和专心，有点走顾右盼的样子——这个时代，引人关注的兴奋点实在是太多了！
记者：在互联网时代，对传统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冲击，写作者又当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化？
沈苇：互联网使文学（和传播）信息化、碎片化了，因而浅表化、现象化了。信息不可能承载思想的丰满，碎片也难于保有精神的完整。文学正在变成一个个的消息，或者说，文学信息遮蔽了文学本身，人们关注文学信息甚于对文学的阅读。谁都在说话，但少有倾听者。就像一帮人喝醉了酒，每个人都抢着说话，但酒鬼中没有倾听者。这是很可怕的。互联网是社会的福音，但可能是文学的灾难。
互联网的无限复制带来了文学的数量化生产。就诗歌而言，目前全国有一千多家诗歌网站，每天诗歌的产量数以万计，相当于每天诞生一部《全唐诗》，但却是数量上而不是质量上的《全唐诗》。我为《西部》设计的诗歌栏目“一首诗主义”，每次一人只发一首，就是要抵御这种泛滥成灾的数量化生产，精选真正的好诗。
必须接受这种变化的现实，唯一的应对方式是：作家要有定力；文学要倾听自我和他者的内心。
记者：您说过，对于新疆的书写，除了风景、风情、美，还有更深沉的东西，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本身的关注，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新疆作家有哪些尝试？
沈苇：文学是“人学”，要关注人，关注自我和他者的命运。有人说上帝是最伟大的他者，其实自我也是一个“他者”。只关注自我是不行的，容易陷入自恋。好的文学，是一种融入了时代性、个体命运和集体命运的文学。近年来新疆兴起的人文地理写作热，表面上看是表达了新疆、宣传了新疆，但作为文学是远远不够的。文学不能沦落为对地域资源的贩卖，作家不能成为地域性的寄生虫。失去了主体性的文学，是一具文学空壳。
在新疆，文学要成为沟通各民族心灵的桥梁，要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包容。文学的沟通，比较缓慢和小众，但比舆论宣传的方式更加有效。改版后的《西部》，正在为这种交流和沟通做一些具体工作，比如我们每年要做一期大篇幅的“双语作家”的头题，刊发了“维吾尔小说”和“哈萨克小说”专辑，力推少数民族文学向汉语世界的传播。当然，汉语文学向少数民族世界的传播也十分重要。需要一种良性的、双向的传播。
一本叫“西部”的文学杂志
记者：2010年4月，您接手《西部》杂志时，身边的人（包括您的亲人和朋友）大多反对您这么做，您当时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考虑？
沈苇：亲朋好友的反对是出于善意，担心影响我的写作，弄不好把一个诗人给毁了。但我想，一个男人过了四十岁要有所担当、敢于担当，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新疆也到了需要拥有一份好的文学刊物的时候了。写作是“为自己”，办刊物更多是“为他人”。
记者：到如今，您已经接手《西部》两年了，结合经历谈谈有怎样的感受？其中，伊犁的写作者在《西部》的表现如何？
沈苇：有苦恼，有焦虑；有磨砺，有收获。
伊犁是新疆文学版图上十分活跃的部分。伊犁的好多作家都是我们的重点作者。《西部》改版以来，陆续发表了亚楠的散文诗，程静的散文，曾秀华的小说，阿苏、毕亮的诗歌等，反响都不错。今年第七期要推出亚楠选编的“伊犁诗群”，选发了十几位伊犁诗人的诗作，是值得一读的。
记者：《西部》在今后新疆文学的创作方面，打算承担怎样的一种作用？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您会将它比作什么？
沈苇：《西部》改版时，我提出“做一份拒绝去废品收购站的文学杂志”。也就是说，要让读到的人舍不得淘汰它，使之值得收藏。我的办刊追求是，将地方性与国际化结合起来，打破文学的边界，放大文学的概念。所以《西部》的栏目设置与常规文学刊物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四大块的模式是不同的，是融汇了地理、历史、文化、跨文体和国际视野的设置。张春贤书记曾指示要把《西部》办成全国一流的文学刊物。有时我在想，仅有一流是不够的，还要从一流中跳出来。
《西部》为新疆文学鼓与呼，为文学的尊严存与活。《西部》会成为新疆的骄傲，成为中国西部的“文化地标”。
薪火很旺的伊犁文学
记者：对于伊犁的文学有着怎样的评价？有着怎样的寄望？
沈苇：伊犁有一种良好的文学氛围。这种氛围是生活在伊犁的作家们共同营造的。就地方文学而言，“氛围”有时比“成果”更重要，前者是空气，后者是收成。生活在同一地方的作家们，需要相互鼓劲和取暖。在这一点上，伊犁是很突出的，令人称道的。在打破地方文学与兵团文学的壁垒上，伊犁比新疆许多地方都要做得好。亚楠、程相申、陈予等，都是文学的热心人，在办刊物、搞活动、培养文学新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新疆作家、内地文友都喜欢往伊犁跑，既是冲着伊犁的美景，更是冲着这些热心人而去的。
伊犁文学界有人气，作家之间有情有义。伊犁有一支活跃的作家队伍，老中青三代结合，文学薪火很旺，文学梯队从未断裂。这是十分难得的。的确存在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伊犁”。伊犁是乌鲁木齐之外新疆多民族文学的又一重镇。
记者：对于伊犁的文学创作者，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来说，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沈苇：不断锤炼你的思想和语言，成为自己。
（载《伊犁晚报》2012年5月16日）
小说
乔叶：月牙泉
（《西部》2011年第2期，《中华文学选刊》2011年3月号选载）
丁建顺：短信密码
（《西部》2011年第4期，《小说选刊》2011年第6期选载）
甫跃辉：秋熟
（《西部》2011年第8期，《小说选刊》2011年第10期选载）
刘天涯：一个女人的终结
（《西部》2011年第8期，《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6期选载）
诗歌
苏历铭：远大路上 （《西部》2011年第7期）
李小洛：我只是偏爱左边一点（《西部》2011年第8期）
郑小琼：生活（《西部》2011年第9期）
空空：乡村纪事（《西部》2011年第4期）
侯马：伪证（《西部》2011年第7期）
秦巴子：极度失眠（《西部》2011年第8期）
以上均为《2011年中国年度诗歌》（《诗探索》编辑委员会选编，漓江出版社出版选载）
郭晓亮：《季风外二首》
（《西部》2011年第5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度选2011*诗歌卷》作家学会编辑，作家出版社出版选载）
散文（跨文体）
吴光辉：1941年青春祭（《西部》2011年第7期）
车瑾山：生死相约（外一篇）（《西部》2011年第9期）
胡澄：痛是一架梯子（《西部》2011年第3期）
黄灿然：太阳知道我的秘密（《西部》2011年第10期）
汗漫：解词（节选）（《西部》2011年第1期）
以上均为《2011年中国散文精选》（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选载）
江少宾：《在牌楼》（原刊《西部》新文学版2011年第9期）
宁肯：《西藏日记》 （原刊《西部》新文学版2012年第1期）
均为（《散文 海外版》转刊2012年第2期）
《西部》2012年第5期目录
西部头题·小说家诗歌
董立勃:在荒野上
郭文斌：比思念轻
林白：过程
刘亮程：晒晒黄沙梁的太阳
乔叶：向诗靠近
邱华栋：大雷雨
张炜：饥饿散记
小说天下 栏目主持：徐大隆
丁建顺：封刀
尹德朝：少年与芒果
一首诗主义·五行诗选
帕斯/奈丽·萨克斯/保罗·策兰/埃纳尔·布拉吉
博纳富瓦/耶胡达·阿米亥/阿伦茨/罗伯特·勃莱/黑木瞳
维·班加拉里/孔孚/多多/于坚/西川/姚风/韩东/黄灿然
海子/鲁西西/子梵梅/张尔/马策/余怒/张海峰/艾龙
跨文体 栏目主持：赵荔红
江子：闪电
黄毅：阿里走笔
康剑：冰湖
池凌云：无声的河流
维度 栏目主持：耿占春
韩子勇：原生态及其他
刘大先：西部文学话语的迷思
周边·“蓝色东欧”小辑
高兴：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
李玉民：一座石头城，一些魔幻事
杨德友：“用奴隶的语言开始写作”
文化复兴自由谈
单正平
为写此文，先上网浏览相关话题，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百度搜索出“中国文化复兴”的相关网页高达一千一百八十万条。
事情就是这样，人人都来谈论文化复兴时，这个问题已经被消解，变成一种特殊消费现象了。如今“复兴”的可能不是文化，是关于文化的言说。而且很可能这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人人都能自由而充分地谈论文化复兴，谈论一个现代公民有权利、有义务谈论的任何话题，也许文化复兴就因此而实现了。
请先咬文嚼字。文化已经是众说纷纭的复杂概念，且不说。“复兴”一词，也需辨析。现代汉语中的“复兴”，就是再度兴起的意思。但一般人感觉上容易把“复兴”与复古、复辟、回到传统等意思联系起来。从欧洲文艺复兴的实际情形看，学习古希腊是招牌，实际贩卖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汉语中另有一词，叫“中兴”，那意思是发扬光大祖宗的伟业，是王朝经过危机之后的再度兴盛。典型的例证是光武中兴和同治中兴。我以为1980年代的中国，类似晚清祺祥政变后的同治中兴——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共同致力于现代化事业，这是相对于1950年代的中兴。同治中兴昙花一现，1980年代思想文化（而非经济）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也就十二年的好光景（1977~1989）。我觉得有些人说复兴，可能就是在“中兴”的意义上讲的。
那么目前所说的文化复兴，到底要复兴什么？先说不可能之事：第一，中国不可能再请出一个皇帝入主故宫，虽然有些人认为当年君主立宪要是成功了，也许今日中国就和日本欧洲那些尚供着天皇国王的稳定富裕国家有一比！但历史不相信假如。阿富汗前国王尚有后裔在嚷嚷复辟，毕竟还有点儿血统的依据，溥仪绝后，如今连出头张罗事的人都不好找！所以王朝复辟是彻底没戏了。第二，中国不可能使三妻四妾合法化，虽然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和澳门赌王何鸿燊都有四五房太太，但那毕竟是例外——超牛的人总被社会允许例外，白痴还能“例外地”当将军呢！第三，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大家庭模式。家庭的小型化，婚姻的短期化乃至解体趋势，都使传统意义上的宗族家庭文化无可挽回地解体衰败，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以孝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相应淡化乃至消亡正在成为现实。第四，中国不可能拆毁铁路，恢复轿子，虽然中国劳动力严重过剩，虽然各地的“洋车”、“麻木”、载客摩托遍地跑，但这行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充分就业问题显而易见。第五，中国不可能消灭家乐福、大润发，国美电器、苏宁电器，像一些超级聪明人鼓吹的，让每个大学生到网上去开店——等于恢复小商贩性质的原始商业，只不过搬到了互联网上。第六，我们不可能脱掉西服T恤，重新穿起具有汉官威仪的峨冠博带，虽然大学里有人张罗汉服，但那更像行为艺术；虽然唐装也正在缓慢流行——最终也还是无法广泛流行，结果变成了陈丹青那样的艺术家、易中天那样的文化明星专用的服装。第七，中国人不可能放弃互联网，重新捧读线装书；虽然线装书正卷土重来，但那是准备给有钱人送的风雅礼品。第八，中国不可能废除现代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请回孔子，重新开始那种自由自在没有规范和标准的教育，虽然也有孟母堂那样的私人启蒙教育，虽然也有蒋庆先生效仿王阳明聚徒讲学，但这样的活动之不能持续、不能推广也是一目了然……
有些东西好像真的在复兴。
比如宗教。佛教寺庙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档次在全国各地兴建，烧香布施的规模和档次相应也超乎往昔，售价超过百万的头柱香，其豪奢程度恐怕要超过武则天，虽然出资者往往只是商人。道教的养生乃至长生术正在风靡全国，李一道长的落马，显示了这一领域的鱼目混珠、欺诈公众和商业运作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当少林寺传出变身上市公司的消息时，只能说明宗教正在高度商业化，并非如普通民众所认识和期待的那样纯粹、纯洁、善良、慈悲。当然，作为填补心灵空虚、拯救精神危机的基本手段，宗教的复兴可能是唯一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复兴现象，虽然宗教复兴面临种种限制和约束，其松散、软弱和空虚的现状导致其社会效能极为有限，不足以构成市民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平衡力量。
又比如国学。国学院、国学班的兴盛，似乎最能体现文化复兴的深度与高度，但当北大清华这些学校把国学当做向董事长、总裁、CEO们敛钱的手段时，国学也已经高度商业化了，当于丹们向公众兜售心灵鸡汤时，风尘仆仆走遍全国收取出场费动辄数万元人民币时，她的心灵鸡汤其实和不法药商兜售无益也无害的营养滋补品毫无二致。当然，学院里或民间知识分子确有孜孜以求研究传统学术的有机（游击）知识分子，也有值得一提的学术成果，但与规模庞大的体制内学院和研究机构相比，这种比较纯粹的研究还是少之又少，而且其方法与理念也非传统国学所能涵括。
再比如文学艺术和建筑。各种复古、拟古、仿古、炫古作品大量涌现，各种假古董建筑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但很明显，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乏善可陈，既无重大国际影响，亦无广泛国内影响，更无文学艺术圈自己认可的权威人物和经典作品。电视剧电影在票房上有可观收益，但这种票房高收入大多却是艺术低水准的结果——满足低俗的消费快餐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认可赏识。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数量空前巨大，但无人问津者占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最可笑者，中国作协拿纳税人钱财资助作家出版小说，而这些小说比正常出版的更没有读者，最终只能成为文学管理部门也就是中国作协满足自己工作成就感的自慰工具。建筑呢？大家都在说高速发展的中国建筑市场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先锋建筑实验场，为西方建筑设计师提供了有史以来最为广阔的表演舞台。不无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巨型的鸟巢、鸭蛋、大裤衩子正在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建筑文化的代表作，虽然它们均是西方人的作品。这个例子正说明了文化的国界和民族色彩正在消亡而非强化。由此推出的结论可能是：越不像中国传统的，越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历史在这里只是一个反证的参考，而非验证一件东西是否具有中国性的标准。
在这些之外，中国文化还有什么是可以复兴的呢？是某种更为抽象的、经过改造的儒家文化或孔孟之学、老庄精神，是法家，是禅宗？或者干脆就是孙中山、毛泽东的新传统？无数学者有无数论著在讨论这些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未见有比较明确的意见能为大家所接受。从晚清国粹派开始，去粗取精，保留精华，抛弃糟粕，一直是谈论中国文化者主张的基本原则，更有具体否定、抽象继承的辩证主张。但无论持何种文化观，站在何种立场，都不能不承认，被革命、意识形态斗争和经济狂潮所摧毁的传统中国文化，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重新恢复的迹象与可能。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企图恢复已然消亡的文化，犹如大树斩断根须拔起之后，再头朝下埋入土中，断乎没有再生存活的可能。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断在重复这个话题，根本原因不在文化本身，而在当代中国人急于寻找、确立一种有别于他者的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不能确立，文化复兴的言论就会一直存在。我不认为有一种中国文化或由若干元素组成的中国文化能相对定型进而为全民接受。这是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国家，不甘人后的身份焦虑乃是中国很多人的宿命。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从来都是一个不断融合新元素，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假如有中国文化这个概念，那也一定是融合了东西古今各种元素的一种极为复杂的混合物，对这种混合物要认识清楚尚不可能，又谈何复兴？！我认为比较准确的说法可能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当代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核心与关键，乃在狭义的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没有这一条，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好，繁荣也好，都是空中楼阁，无从谈起。换言之，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实质乃是一个政治问题。道理很简单，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一个政治主宰一切的国度。孤立看也许不清楚，同时代其他地区的情况足资参考。1980年代以前的东欧苏联，当然也有文化问题，但这些地方的文化发展也好，受限也好，繁荣也好，贫困也好，无疑都取决于当地的政治状况而非经济条件，类似情形也存在于今日的朝鲜、古巴等国。而在苏联东欧巨变后，回视这些地方此前的文化，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离开政治的文化复兴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文化复兴最类似现在流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或即将消失的东西，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和焦虑，他们不但希望保护，而且希望被保护对象还有自我再生能力。但随着那些传承人的消亡，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消亡。文化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当最后一个儒家、最后一个国学大师之类的人物消亡后，我们还能指望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有什么出息？有什么发展？
目前大陆谈文化的人，大多还是笼子里的鹩哥鹦鹉，虽然发声，多为模仿，而且简单幼稚。问题的实质不在这些鸟人的声音是否悦耳动听，模仿是否逼真到位，而在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身。汉唐时代的中国人并无文化复兴的自觉意识和雄心壮志，那时的文化，相对于先秦，倒真是一种伟大的复兴。原因就在他们有自由身，有自由思想，司马迁之所以伟大，乃是因为他自由地撰写了历史；李杜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晚清读书人也大谈文化复兴，很明显，他们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显著成果，倒是他们的谈论本身，成了那个时代尚有一点文化的最大证据和成就。而他们之所以能有如此收成，同样也是因为他们有自由身、有自由思想。
我的意见很明确，自由，乃是文化复兴的前提和根基。有自由，则无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低下，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如何原始古老如何混乱黑暗，都可能会有文化的复兴或繁荣；无自由，则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高，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如何现代先进如何清明廉洁，都不会有文化的繁荣或复兴。前者的典范就是战国、五四两个时代，后者的榜样是现在的新加坡，也许还应该加上另外几个不多的极权国家。
2010-9-6
（西部新文学2012年第3期 维度栏目）
《西部》新文学版2012年第4期目录
西部头题·哈萨克小说
胡玛尔别克·朱万罕：长夜
胡安尼西·达力：伤声
克尔巴克·努尔哈力：凶手的父亲
巴依阿赫买提：神秘雪山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呼唤小说的宁静与自然（评论）
小说天下 栏目主持：徐大隆
余弃水：姐的恋
李妙多：你喜欢旅行吗
曹多勇：活人
周智慧：山坡上那三百只羊是我家的（外一篇）
一首诗主义·三月三诗会诗选
长岛/多多/傅维/龚旋/何晴/潘维/庞培
杨子/姚风/叶辉/叶丽隽/于坚/雨林
张维/张枣/朱朱/邹瑞锋
跨文体 栏目主持：赵荔红
汗漫：上海地图（三题）
王族：“鬼”话连篇
陈颖：清明时节
维度 栏目主持：耿占春
李建立：不是演讲的演讲
梁雪波：正义缺失下的道德困境
周边·巴勒斯坦小辑 栏目主持：高兴
爱德华·萨义德：向肚皮舞娘致敬（外一篇）（黄灿然译）
穆罕默德·达尔维什诗选（张曙光译）
穆罕默德·舒凯尔小小说（叶丽贤译）
文学要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热量
余义林
《西部》赠阅新疆援疆干部 编发援疆作品小辑
2012年，新疆文学刊物《西部》每到发刊时就格外繁忙，因为从今年起，编辑部将给工作在新疆的大约2000位援疆干部赠阅全年的《西部》杂志，并在每个月的发刊日寄往天山南北。
《西部》是一本已经有56年历史的老牌文学杂志。这本由新疆文联主管主办的刊物，从最初的《天山》到今天的《西部》，为培养新疆本土作家、繁荣边疆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2010年，《西部》成功改版，认真执行创意办刊、创新做事的方针，刊物质量明显提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不久前，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了《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不仅要努力实现区域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文化建设也将得到高度重视。基于为新疆跨越式发展、文化建设贡献力量的思考，《西部》杂志社决定向援疆干部赠阅杂志，并得到了相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施生田说，新一轮援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疆工作。援疆干部们就像一条条连接祖国内地与边疆的彩练，传递着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新疆人民的深情厚谊。他们用真诚奉献和不懈努力，谱写了一首首波澜壮阔的史诗。此外，援疆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主要由教师、医生、技术人员构成，他们中许多人爱好文学，用自己的笔来讴歌西部发展的壮举。因此，让广大援疆干部看到《西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伟对此高度重视，决定从2012年开始拨付专项资金，以向援疆干部赠阅杂志的方式为他们打开一条文学通道。
《西部》主编沈苇说，去年向全疆100多个援疆前线指挥部赠阅《西部》曾引起热烈反响，但杂志社也接到许多援疆干部的来电、来信，反映一个指挥部赠送一本杂志太少，无法满足阅读需要，希望扩大赠阅面。这次在宣传部的支持下完成赠阅，使《西部》在援疆干部中的覆盖率达到了60%。这样实际上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为援疆干部打开了一扇了解新疆、了解西部的窗口，使他们能够深入了解新疆的历史、风土、人情，体味西部各民族人民心灵的脉动，享受文学的乐趣和美感，丰富精神生活；二是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热量”。援疆干部人才济济，知识分子多，其中还有不少作家和诗人。在今年《西部》的第一期，就专门编发了以诗歌和散文为主的援疆干部作品小辑。据悉，《西部》下半年还将继续编发援疆干部的作品。若条件成熟，杂志社还将举行援疆干部文学笔会，让《西部》真正成为援疆干部们在疆工作期间的知心朋友，让文学在西部大开发中起到鼓舞精神、凝聚力量的作用。
沈苇还提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曾对《西部》作出重要批示：“要支持《西部》杂志在繁荣新疆文学、弘扬现代文化方面发挥作用，办成全国一流的刊物。”对一份文学杂志来说，这既是有力的支持，也是对新疆文学工作者们的深情期待。新疆各族人民和广大援疆干部不断涌现出大量感人的英雄事迹，给文学创作带来丰富的素材和题材。《西部》将充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以文学的方式为新疆跨越式发展书写新的篇章。
（《文艺报》3月21日头版）
裴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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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事后许多人的回忆，班果是在12月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秘密来到南京的。最清楚这件事的马良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他是负责警卫汪精卫的特工队长。
中国第一个徒步环游世界，并且参加过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民族英雄居然会成为汉奸，毫无疑问，这将成为1940年最轰动的新闻。
在此之前，一切都很顺利。班果潜出重庆，顺着长江而下，顺利地到达南京，住进了总统府南边两三百米处的中央饭店。汪精卫经常会走出总统府的办公室，站在院子里，中央饭店楼顶上阳光闪烁，他的眼神温柔，像等待恋人约会一样等着班果的到来。当然，必需的程序一个都不能少。重庆从来没有放弃他们可悲而又可怜的暗杀计划，他要耐心等待精干的特工队长确定这个年轻人是真心投奔他的，他才能向他伸出美丽的橄榄枝，展露热情的胸脯，让他拥抱。
坐在中央饭店304房间的年轻人也在等着这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马良在他的回忆录中使用了“激动人心”这个词。是的，激动人心。这个词并没有用错，对汪精卫来说，这是激动人心。对班果来说，这同样是激动人心，他要在这一刻杀死汉奸汪精卫，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让一个重庆来的特工感到荣耀呢？
他现在攥着一颗手雷，是日军装备的地瓜式手雷。它的身子冰冷，像一个贞洁的富家小姐，端庄，不苟言笑。但他知道，如果它一旦爱上一个人，它就无法控制它的热情，哪怕这种危险的热情把它毁灭，它也在所不惜。
刺客小心翼翼地捧着这颗手雷，在它黝黑闪亮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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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在想象中笑了。他把它重新紧紧地贴在小腿上，用胶布把它裸露的身子包起来，严肃而又冷峻的炸弹紧紧地贴着腿上的汗毛，汗毛微微颤动，就像周小姐的嘴唇贴在了脸上。如果不是因为爱上了这颗日式手雷，他会和她恋爱，在不久的将来结婚。他们会生好几个孩子，有父亲健壮的体魄，有母亲美丽的大眼睛。他的父亲是中国有名的富商，周小姐父亲是战区副司令，无论哪一个人稍微帮助他一下，他都可以随便选择一种体面的人生，但他选择做了见不得阳光的刺客。
他在危机四伏的南京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但远方的亲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现在正孤独地坐在南京中央饭店的304房间。除了军统局的最高长官戴笠。戴笠给这次行动起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兔子”。
刺客的嘴角上翘，很浅地笑了一下，把一次惊天动地的刺杀行动命名为“兔子”，是一种嘲讽，还是一种刻意的低调？戴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命名？是安慰他的神经，让他时刻保持一种举重若轻的镇定？也许这个命名毫无意义，只是戴先生随口一说。他班果即使是只兔子，也是只长满锋利牙齿的兔子。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安，心脏急速地跳动，手脚有点发麻。周围是静止不动的桌子、衣橱，它们身上没有眼睛，也没有嘴巴，可以放心，但这种让人不安的感觉还是越来越强烈，就像刚刚跑过一场马拉松，全身疲累，无法集中精神，无法整理思路。不，不应该这样的，这不是一个刺客的做派。
戴先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次行动事关重大，能活着回来的可能性极小，必须做好准备，哪怕是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班果知道，这其实是在明确命令他与汪精卫同归于尽。他并不怨恨长官，的确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他甚至很感激长官毫无保留地给他这样讲了。从他答应到南京刺杀汪精卫开始，他就没有打算能活着离开南京。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传说中的“间谍王”戴先生也有点不敢直视死去的人，他垂下眼睑，声音很低：“你我都知道，这次任务生还的机会很渺茫。你如果实在不想去，我也不勉强你……”
班果很干脆地打断了他的话：“戴先生，我已经决定了，这样的话不必再说。”
戴先生仍旧没有抬头，眉头皱得像遥远的南京破败的城墙，上面布满像眼睛一样坑坑洼洼的弹孔，三年了，眼睛里的鲜血还在流淌，它们深深地浸进了戴先生的肌肉里。戴先生低低地说：“你如果不幸牺牲了，还有什么要对家庭交代？”
班果想了一会儿，说：“如果我杀死了汪精卫，你不用说什么，家人自然也会知道，他们不需要安慰……如果我没有杀死汪精卫，那就告诉他们我是如何死的……也要告诉周芳蕙小姐……”
戴先生抬起头，目光复杂地盯着班果，呼吸的气息吹在他的脸上，班果感到脸上一阵冰凉。特务没有自由，哪怕爱情。他想解释，但咽口唾沫，把到了嘴边的话吞进肚里。戴先生仍旧看着他，戴先生的名字像锋利的刀子流传在外，他的目光足以把人吃掉。但班果还是咬牙顶住了这样的目光，让自己的脸庞更加冷酷和坚毅起来。戴先生把头低下去，轻轻地叹口气，黯然地说：“我会告诉她的……”
所有的这一切，是发生在班果和戴笠之间的，按道理讲，第三人是不会知道的。但马良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地宣称，这是1945年冬天戴先生来到南京专门接见他时亲口给他说的。马良用自己的人格担保，他在这里没有进行任何加工，一切都是让事实说话。
班果站在304房间窗前，深情地打量着不远处的总统府。
他看到自己微笑着走进了总统府。汪精卫迎上前来伸出手的时候，他用尽全身力气扑过去，胳膊绕过汪精卫的胳膊，顺势把他的身子扳过来，抵挡保卫人员可能射出的子弹。那个中国最大的汉奸还没反应过来，脖子就发出了一声沉重而又尖锐的咔嚓声，然后整个身子就软了下来。保卫人员反应过来了，有的扑上来，有的拔出手枪，还有时间，他蹲下来，撩起裤腿，拉响了那颗日式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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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在想象中热血沸腾，手里握着的都是汗水。他站在窗前，那些一进入南京就跟随着他的乌鸦在天空中飞着，站在树上饥饿地叫着。它们闻到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死亡的气息？他想起了第一天在大堂里遇到的那个伙计对他说的，这些乌鸦是1937年12月来到南京的，它们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他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也是因为这才来到了南京。南京三十万亡灵的魂魄还在每一个角落里哭泣，那些以三十万具尸体为食的乌鸦已经喜欢上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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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准备在第三天下午三点在总统府接见班果。特工队长马良利用各种手段，甚至在班果的饮食中放入麻醉药，让他在夜里死睡，没有放过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确定他没携带任何武器，甚至连可能藏有毒药的假牙都没有。房间里每一颗尘埃也都干干净净。所有的一切显示，这个年轻人不可能是刺客。
马良一直在观察班果，他越来越焦躁不安，汪精卫迫不及待地要见到这个年轻人，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证据。
年轻人完全像个毫无心机的纨绔子弟，他去了夫子庙，品尝了南京小吃，甚至还去中山陵拜祭了先总理的陵墓。
汪精卫每天都要听取马良的汇报，特工队长不得不如实汇报，年轻人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但他还是不放心，请求汪精卫让他宴请班果一次，再做最后一次目测。
对马良来说，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交锋，但年轻人却谈笑风生。
男人在一起，一会儿就说到女人了。
马良问，你看那个叫香月绫的日本女演员如何？
年轻人说，香月绫漂亮是很漂亮，但咱们最好都不要去碰她。我记得有一次，我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了，父亲在客厅里等我，说，小果子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整天都在外面和女人瞎混。我可告诉你，你玩女人可以，但可别让女人玩你。香月绫是日本女人，她只能玩咱们，咱们可不能玩她，玩不好，脑袋就掉了。
旁边一个特工愤愤不平地说，妈的，只许日本人玩中国女人，咱中国男人怎么就不能玩日本女人了？
年轻人并没接他的话，说，其实玩女人很简单，只要有潘驴邓小闲，哪个女人都能玩到。
陪坐的特工瞪大眼睛，急切地等着他的下文。马良冷眼旁观，心里充满懊恼，他的手下被年轻人牵着鼻子走了，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不过，就连马良自己也有点好奇，什么是潘驴邓小闲？
年轻人并不卖关子，鼻尖上的汗水兴奋得闪闪发光，说，这是王婆教西门庆玩女人的五字诀，潘是潘安的相貌，驴是性功能，汉朝有个叫邓通的人，非常有钱，邓就是金钱了，小是耐心和细心，闲是要有时间陪女人。你有了这五样，还有什么样的女人不会跟你玩呢？要说我自己嘛，这哪一样我没有？
特工们兴奋地恭维着年轻人，年轻人更加张狂，得意洋洋地说，女人要沾上我，她就不愿意离开了。大家不要急，以后有的是时间，到时我开课，专门给大家讲讲怎么玩女人。
年轻人充分显示了一个花花公子的可恶嘴脸，他一身都是疑点，但又都不是疑点。马良觉得心里憋闷，他松了松领带，亲热地对年轻人说，得了吧，这群家伙够坏的了，你还教呢！
大家都笑了，也许除了马良，没有一个特工会再怀疑这个花花公子会是重庆派来的刺客了。
时间到了，马良不得不带着班果去见汪精卫。对班果来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被改写了。
5
完全是突如其来，当汪精卫很远地伸着手递过来的时候，年轻人的脸上出现梦幻般的笑容，眼睛里闪动着狂热迷离的光芒。他的头发有点微微卷曲，鼻梁挺直，脸孔轮廓流畅，健壮结实的肌肉几乎要把衣服绷开。真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没有去握汪精卫伸过来的手，而是用尽全身力气扑过去，胳膊绕过汪精卫的胳膊，把他的身子扳过来。马良和手下的特工被突然的变化所震惊，但他们还是很快抽出枪，却发现面对的是汪精卫的身体。年轻人用胳膊箍着汪精卫的脖子， “咔嚓”一声，响亮而又锐利，捅破了总统府的屋顶，把南京上空灰蒙蒙的天空刺破一个洞。阳光照在年轻人英俊的脸上，他微笑着，把手里的尸体一松，这个中国最大的汉奸倒在地上，尸体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
南京和世界上所有的报纸都在 1940年12月31日这一天报道了这个爆炸性的新闻。戴笠看到了，周小姐也看到了。报纸是在头版报道的，还有那个年轻人的照片，他被特工们紧紧地抓着，虽然身子不能动弹，但他的脸上都是笑容。他的嘴巴痛苦地大张着，只有周小姐能看懂，他不是在挣扎号叫，而是在给她说：“亲爱的，我是为爱国而死……亲爱的，别哭……”
马良说，这不是我虚构的，而是真实发生的，至少在这个年轻人的脑袋里它是真实的。当我们把中央饭店304房间的地板撬开，找出那颗日式手雷后，这个年轻人痴痴地盯着这颗手雷，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一直存在于他的想象中的手雷，如何成为了现实呢？
这个问题把他折磨疯了。他再也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直到第二年3月他被枪决于雨花台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刺杀了汪精卫。他看到我们，就劝我们，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已经死了，你们怎么还不为自己找条后路？你们可以像我一样去暗杀南京城里的日本人啊。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牢房的角落里，眼神温柔，对着面前的空气喃喃地说：“亲爱的，我是为爱国而死……亲爱的，别哭……”
马良说，每当我看到这凄惨的场面时，真是心如刀绞。那时我就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要把班果的故事写出来，让世人知道，他是一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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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良回忆录中的说法，班果是被中央饭店里一个伙计告密的。他对这个伙计的回忆占了更大的篇幅，因为他后来曾经和这个伙计有过一次很深入的谈话，他对伙计的回忆来源于那次谈话。
伙计告诉马良，他一直在等着重庆派来的刺客。但这个刺客显然让他失望了。那是一个阴云笼罩的上午，中央饭店的伙计看到刺客从一辆黄包车里下来，在心里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就在这一刹那，刺客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他抬起手扶了一下帽檐，南京此时并没有风，这是个多余的动作；第二，他借着扶帽檐的掩护，迅速向四周看了看。他一身商人打扮，但他的举止却不像一个商人，而是像一个草木皆兵的刺客。
伙计在心里充满嘲讽地看着刺客，对他充满怜悯和同情。但伙计还能控制住不让内心的一点点想法出现在脸上。伙计心里想，怪不得这次行动叫做“兔子”，刺客长着兔子一样的尖下巴，瘦瘦的身子也完全像一只软弱的兔子。伙计的心咚咚地加速跳动几下，刺客知道“兔子”的真正含义吗？他侧过脸看着刺客，刺客恢复了常态，像一个稳重的商人一样目不斜视，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伙计想象着一颗子弹呼啸而来，钻进刺客年轻的头颅里，鲜血四溅，像飞舞的蝴蝶。
伙计感情复杂，虽然用尽全身力气克制，但脸上的肌肉还是轻微地颤抖了一下。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他读过乐府民歌“木兰辞”吗？他能想起“木兰辞”中的最后一句“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吗？如果他读过，他应该想到，他只是一个运动员，以他的资历，根本不配到南京来执行这样一项重大的任务，真正的刺客不是他，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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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刺客现在正站在中央饭店的大堂里，像一条被抽了筋的癞皮狗一样听人使唤，一条有着中校军衔的癞皮狗，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潜伏者。南京陷落后，军统南京特区区长钱新民投降日军，把军统安置在南京的特工名单全部交了出来，所有的人都被挖了出来，只剩下这一条癞皮狗。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只狮子。一只连中国最高统帅都不知道的沉睡的狮子。
马良在回忆录中不无沉痛地写道，钱新民的这次叛变，让军统损失惨重，他马良本人也是因此被汪伪特工抓捕的。事后听说，钱新民叛变后，戴先生被委员长狠狠地痛骂一顿，甚至粗俗地骂他是瞎了狗眼。即使在这个时候，戴先生仍旧死死咬紧牙关，没有告诉委员长，对军统来说，南京并没有陷落，仍然有人坚守，他将在关键时刻像一颗炸弹一样把南京炸上天空，让世界所有人都看到，中国人永远都会让日本人和汉奸睡不着觉的。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人必须自己先沉睡起来，连一句梦话都不能说。马良以钦佩的口气赞颂了戴先生的英明决策，说他当时也完全不知道先生还留了这么一手。
现在，这只雄狮终于醒来了。
伙计怎么也想不到，把他叫醒的会是南京和平电影公司日籍女演员香月绫。她和一个日军军官在中央饭店包间里吃饭，当他进去倒茶的时候，那个日军军官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趴在桌子上。他倒完茶水要退出去时，这个妖冶的女人叫住他。当她向他传达重庆方面的指示时，他脑袋里一度空白了，他做梦也想不到重庆居然能把日本人也发展成自己的间谍。哪怕是叛变的钱新民来给他接头，他都不会感到奇怪的。当她把整个任务给他交代以后，在南京寒冷的冬日里，他的身子突然就滚热发烫，苍白的脸被内心翻滚的激情烧得通红，干渴的嘴巴里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呻吟。女人误以为是自己身上的香味和丝绸一样柔软的声音让这个男人迷失了，她的目光更加迷离，声音变得更加柔软。
伙计在默默地计算着日子。他坚信正义总会到来，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在南京沉默地睡去，在大屠杀的枪声、刀声中睡去，在三十万天天哭泣的亡灵的诅咒中睡去。在漫长的等待中，重庆终于来人了。
当刺客走进中央饭店的时候，伙计脸上挤出数目众多的笑容，温顺而又恭敬地把刺客引到柜台。刺客掏出证件，伙计悄悄地瞄了一眼，不错，他的确叫班果，重庆国术馆教练。在那一刻，冰冷的土地突然变得温暖，它们沿着伙计的脚踝爬到膝盖，然后又舔着他的脸庞。在1940年12月的南京，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班果的真实身份是重庆派来的军统特工。他们肩负着同一项秘密任务：刺杀中国最大的汉奸汪精卫.
伙计知道班果的使命，班果却不知道伙计的存在。在班果眼里，他只是中央饭店一名不起眼的伙计。柳条箱子有些沉重，上楼梯的时候，伙计不得不两只手提着，歪着身子吃力地紧跟着他，他像所有富家子弟一样漫不经心地走在前面，永远都想不起来帮下人一把。事实上，伙计在军统局里是名登记在册的中校，而他班果只是一个外围的“利用人员”。重庆方面派来这样一个人来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伙计刚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吃惊地瞪着香月绫。妖冶的日本女人朝他嫣然一笑，告诉他，重庆派来的刺客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主角是他。
重庆方面的设计万无一失。汪精卫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论任何时候，他都要处处显示他与中国另一个头号人物的铁腕不同，他对每个人都是亲切的、慈祥的。他认为对他有恩的人，除了必要的奖赏，还要安排接见，握手客套，喝茶聊天，合影留念，这是一套完整的程序，他从来没有省略任何一项。重庆四次刺杀失败，汪精卫都接见了保卫有功的特工。重庆这次派出的刺客就是这样一个诱饵，不同的是，这次将由潜伏下来的军统特工告密，当汪精卫接见他的时候，伺机刺杀汪精卫。
伙计把班果送到了304房间，他的目光落在窗下的一块木板上时，赶紧把目光移开了。他闭着眼睛都能看到，木板下面被掏空了，那里藏着一颗日式手雷。它是在班果到来的前一天放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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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计像躲在阴暗角落里凶猛的狮子，悄悄地等待着机会。中央饭店里的客人突然多了起来，伙计以他丰富的特工经验，一眼望去，就能看出哪些是真正的客人，哪些是汪伪的特工。在班果的周围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
伙计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班果的一举一动。班果的行为再次验证了重庆方面的担心，这哪里是一个特工，简直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在等待汪精卫接见的日子里，班果整天都在南京游荡，去了夫子庙，逛了新街口，甚至还去了中山陵。在吃晚饭时，班果告诉饭店经理，他去拜祭了先总理的陵墓。经理脸色苍白，唯唯诺诺地应着，慌慌地离开了他。在伙计看来，这一切都是极其危险的，日本人虽然并没有明确阻止人们去拜祭先总理的陵墓，但中山陵周围布满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眼线，稍一疏忽，就会被他们盯上。他在南京这三年，难道就不想去拜祭先总理的陵墓吗？但他忍住了。
他真想把班果拉到一边，偷偷地传授他一些做特工的经验。他曾经化装成药材贩子去过红军占领的瑞金，化装成乞丐潜入过上海，还当过疯子在日军军用仓库周围游荡，侦察到许多有用的情报。就是在中央饭店这三年里，他也没有闲着，甚至策反了中央饭店的一名厨师，后来这名厨师在日军举办的宴席中投毒。这是后来的事情。而他做的所有这一切，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
伙计没有想到的是，班果的粗心大意丝毫没有引起汪伪特工的怀疑，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帮助了他，比如他去拜祭先总理的陵墓，特工们反而认为这不是一个刺客应有的举止。在伙计看来，这只是一种侥幸，而刺杀汪精卫是不能存在任何侥幸的。
伙计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了，时间越长，班果的破绽越多。
就在伙计决定告密的时候，汪精卫准备在三天后接见班果。
伙计得到消息的那天晚上，痛苦地躺在床上，在黑暗里盯着天花板，眼睛酸疼，而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察觉。是继续按照“兔子”行动的计划告密，由他去刺杀汪精卫？还是顺水推舟地让班果去见汪精卫，取得他的信任，等待时机完成刺杀？那么多经验丰富的特工都失败了，这个毛头小伙子怎么可能完成这个重大任务呢？伙计左右摇摆，犹豫不决。
天色将亮的时候，伙计终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把汪精卫要接见班果这一重要变化通过香月绫告诉了重庆，他决定让戴先生自己决定。
第二天下午，香月绫带来重庆的指示：一切按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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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计走进颐和路21号汪伪特工南京总部的时候，特工队长马良激动得双腿颤抖，手指有点发麻。这个老奸巨猾的军统特务，蛰伏在中央饭店整整三年，作为一个整天被人喝来骂去的小小的伙计，他的忍耐和坚忍不能不让人佩服，但他最后还是来投诚了！
马良在心里长长地叹口气。他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感情复杂，真的不知道在那一刻，是该为遥远的重庆政府惋惜，还是为这个老牌特务晚节不保而叹息。
伙计站在马良跟前，结结巴巴地说，中央饭店304房间的客人好像在窗户下面的地板里藏了什么东西，他进去打扫卫生的时候，客人匆匆忙忙站起来，神色紧张不安。他还在饭店里听到客人对别人说，他一到南京就去拜祭了中山陵。联想到客人刚来的时候，柳条箱沉甸甸的，顿时觉得十分可疑，所以赶紧过来向长官报告。
马良笑呵呵地看着这个狐狸一样的军统特务，一切出乎意料，他不是来投诚的，而是来告密的。他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同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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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计的军统特务身份早已经暴露，他的真名叫李贤明。在汪伪特工南京总部，只有马良和几个特工知道。两年前的时候，一名马良的手下偶尔去中央饭店吃饭，认出这名伙计曾是他的军统训练班同学，在这名伙计还没看到他时，他偷偷地溜走了。让他们困惑的是，这两年来，没有任何人同他联系，他像一名真正的伙计那样在中央饭店埋头苦干。他们几乎要绝望了，就在这时传来了班果前来南京投奔汪精卫的消息。
马良他们最初以为，班果会与伙计接头。可奇怪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他们连个可疑的眼神都没有交换过。
眼看汪精卫就要接见班果，马良仍然没有找到一点破绽，他的脑袋开始疼痛，像无数只手撕扯着脑浆，脑浆上爬满黑色的蚂蚁，它们每咬一下，他都感到疼痛难忍。就在这时，伙计来了。他的头奇迹般地不再疼痛。
伙计带领特工进入304房间，撬开窗户下面的地板，找到了那颗日式手雷。
班果惊愕地看着那颗日式手雷，眼睛飞动地眨动着，他完全陷入了梦境之中，两个特工扭着他胳膊的时候，他的眼里仍然充满雾一样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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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果被抓到后，汪精卫果然接见了伙计。
那是1940年的最后一天。当汪精卫很远地伸着手递过来的时候，伙计的脸上出现梦幻般的笑容，眼睛里闪动着狂热迷离的光芒。他没有去握汪精卫伸过来的手，而是用尽全身力气扑过去，胳膊绕过汪精卫的胳膊，把他的身子扳过来。马良和手下的特工被突然的变化所震惊，但他们还是很快抽出枪，却发现面对的是汪精卫的身体。伙计用胳膊箍着汪精卫的脖子，“咔嚓”一声，响亮而又锐利，捅破了总统府的屋顶，把南京上空灰蒙蒙的天空刺破一个洞。阳光照在伙计饱经沧桑的脸上，他微笑着，把手里的尸体一松，这个中国最大的汉奸倒在地上，尸体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
伙计坐在黑暗的房间里不由发出了嘿嘿的笑声。笑声让马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后来特地问过伙计，如此失败的一场行动，他为什么还要笑呢？伙计说，我已经杀死了汪精卫。马良恍然大悟，所有的一切原来都是伙计的想象。伙计的笑声还没落下来的时候，房间里的灯突然亮了。
1
1946年春天，南京大亚书店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我在21号魔窟的日子里》，作者是马良。他在书中回忆了他作为一个军统特工在颐和路21号汪伪特工南京总部潜伏的故事。他在这部书的开始讲道：
在抗战时期，深入敌后的特工有许多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事迹，但为了保密，他们都做了“无名英雄”。其中，我在敌后潜伏多年，策划和参加过的行动中，不知有多少同志献出宝贵生命，他们有的奉祀忠烈与荣获嘉奖，有的则因为当事人牺牲，知情者亦牺牲，而被埋没。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英雄写出来，后辈亦当牢记他们的忠勇事迹。
我是在军统的安排下留在沦陷的南京，然后投诚汪伪政权潜伏下来的。
可以这么说，在南京的八年里，我时时刻刻地想着重庆，渴望着早日回归……
2
按照马良的说法，他被汪伪特工抓捕后变节，这是在戴笠指示下为保存有生力量的随机应变。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忍辱负重，是为了取得汪精卫的信任，甚至在侦办班果和李贤明暗杀汪精卫一案时，他之所以如此卖力，同样也是这个原因。
他在回忆文章中讲到：
班果到南京后不久，很快被人告密，这本来是军统的“计中计”。告密的人也是我们的同志，他出卖班果，只是为了取得汪伪特工总部的信任，以伺机接近汪精卫，除掉这个中国最大的汉奸。这个告密的特工叫李贤明，他的掩护身份是中央饭店的伙计。
班果被抓的那个晚上，我独自去找了这个叫李贤明的军统特工，一来的确是想近距离地见见自己的同志，二来我已经知道他必死无疑，心中有诸多不忍，也算是去送他一程吧。
我到他租住的寓所时，他还没有下班，我坐在黑暗的房间里耐心地等待着他。我对这个房间很熟悉，我们已经无数次监视、搜查过这个房间，但却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两年前他身份暴露的时候，如何处理这个老牌军统特工，21号魔窟的特工们意见很难统一，有些建议把他直接抓起来，有的建议继续把他当做诱饵。我当然是建议把他抓起来，以免不知情的同志上当受骗。但我人微言轻，汪伪特工总部决定还是让他当诱饵，放长线钓大鱼。
我后来经过特殊通道，把这个情报传递给了戴先生，这才有了这次代号为“兔子”的行动。
由于李贤明的特务身份早已经暴露，对重庆来说，已经失去价值。他活着，反而会给我们造成更多的损失。因此，戴先生就把他设计到了这次“兔子”行动中，他不过也是军统“计中计”的一只兔子，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让我取得汪精卫的更大信任，升更高的官，最终掌握汪伪特工，为我所用。军统这时实际上已经放弃刺杀汪精卫了，因为戴先生看到，即使成功刺杀了汪精卫，日本人仍旧会扶持其他汉奸。与其这样，不如在汪伪政权里发展更多的力量，让汪伪政权为我所用。戴先生的智慧，非我们常人所能比。
我想到这里，忍不住暗自为这个潜伏多年的同志伤心，但为了抗战大业，这也算是另一种牺牲吧。
伙计踩着青石板走回来的声音单调、孤独、悲伤，和这个死去的城市呼吸声一样。他回来后，并没有直接开灯，而是坐在黑暗中，过了一会儿，突然嘿嘿地笑了。还是我把电灯拉开的。强烈的灯光刺得伙计眨了眨眼睛，当他适应了灯光，瞪着眼睛看着我时，满脸吃惊与慌乱的表情，脸上的肌肉颤抖着，声音充满不安：“你，你怎么在这里？”
我直接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重庆潜伏下来的。”
伙计一脸茫然：“先生，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我突然放松了，这个潜伏多年的老牌特工也不过如此，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得无懈可击。我把身子往后一仰，懒懒地靠在椅子上，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冷冷地说：“如果你是名真正的伙计，你当然会懂得我说的是什么。但你是名特务，所以你才会不懂我说了什么。”
伙计忽然就笑了，他像蝉一样把那种惶恐、紧张、不安的皮蜕掉了，脸上露出玩世不恭的表情：“这么说，我应该立刻高呼冤枉，喊着让长官饶命才对？”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对。”
伙计拉过一把椅子，那种躲躲闪闪、畏畏缩缩的神情不见了，眉头深深地皱起来，直直地盯着我，说：“你们什么时间开始怀疑我的？”
我告诉他说，两年前的时候，我的部下就已经认出你来了。
伙计的呼吸一下子粗糙起来，沙哑着嗓子问我：“这么说，在我告发班果以前，你们就已经知道我是军统的？”
我点了点头，甚至深深地同情这个忍耐多年潜伏下来的特工，他和班果都蒙在鼓里，他们以为自己身担救国重任，实际上只是一颗小小的棋子而已。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南京在黑暗中睡去，阴冷的雨点砸在树叶上，像大地在哭。我打了一个冷战，令人讨厌的头疼又开始发作。我把身子倾过来，盯着伙计的眼睛，问他：“再过两天班果就可以见到汪主席，你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可以不告发他的……”
伙计陷在椅子中，脸藏在阴影里，声音纤弱得像战场上流尽鲜血的士兵在呻吟：“我已经厌烦了……我想回去……或者死。”
那天晚上，有很多次，我都情不自禁地想伸出胳膊拥抱他，告诉他，我也是他的同志，是和他并肩战斗的同志，但我还是忍住了。我不能为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毁了戴先生精心布下的这个局。
我们一直谈到了深夜，我甚至还暗示他，在汪伪特工总部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决定之前，他应该还有机会逃离南京。当然，我说得很艺术，可以让他感觉到我的良苦用心，但又不会落下任何把柄。他陷入巨大的沉默，我只好告别了他。当我的身影即将消失在南京死去的夜色中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像老人疲倦的叹息……
3
马良的这部回忆录出版以后，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相反，很快就被质疑。有记者经过调查，认为马良在书中撒谎了。根据军统知情人的透露，他并不在军统安排投降南京的潜伏人员名单之中。他是主动投降汪伪政权的，虽然后来被策反，对国军接收南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的双手沾满了抗日志士的鲜血。
不但记者进行了揭露，被收押在南京老虎桥军事监狱里的汪伪特工为了立功，也纷纷出来作证，证明马良是汪精卫最忠心耿耿的狗腿子，在汪精卫死后，为了给自己找条后路，才暗中投降军统的。他后期虽然为抗战做了一些工作，掩护了一些潜伏的同志，但这改变不了他双手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的事实。比如军统费尽心血把日籍演员香月绫发展为特工，她当时是南京的交际花，情报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特工，在她身份没有暴露的情况下，马良积极侦办，向日军情报部门通报，在日军情报部门都不相信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跟踪、调查香月绫，导致香月绫最终被捕杀，给军统造成重大损失。比如班果和李贤明，就是他全力侦办的，致使两名英雄，一个疯掉，一个自杀。还有军统特工出来证实，这次命名为“兔子”的行动，是不是戴先生授意的，军统档案里找不到任何只言片语。再说，特务工作虽然可以用一些非常手段，但并非没有底线，内部有严格的纪律和要求，这种出卖同志的行为是不被认可的，因此它是不是真的也未可知……
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惩办这个可恶的汉奸。此时的军统局已更名为保密局。保密局不得不把马良抓了起来，以“汉奸罪”论处，判处死刑。
4
1946年12月17日，在戴笠坠机身亡整整九个月后，马良在雨花台被枪决。
他站在十二月的风里，望着灰蒙蒙的南京，脸像是用木头刻出来的一样，看不出任何表情。
监督死刑执行的是李希成，他是保密局第五处（司法处）处长。在行刑之前，他按照惯例漫不经心地问马良：“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马良静静地看着他，风吹过来，头发像堆乱草一样随风晃动。他清下嗓子，认真地说：“我运气不好，辜负了戴先生的嘱托，让人们把我当做了汉奸，本来戴先生可以为我作证，可惜他走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没什么话要说，我只想唱首歌。”
李希成摇了摇头，说：“你真是一个疯子，到了现在，你还真以为你是军统的人吗？你把你虚构的故事当真了。”但他还是回过头来，面对执行枪决的宪兵说：“让他唱吧，看看他能唱出什么花腔来！”
马良开始唱了：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
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
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李希成当然知道，这是军统局的局歌。面对这个即将死去的人，他摇了摇头，喃喃地说，这个疯子。
每当有人说，这个时代文学不吃香了，不好写了，我就会像一个坏孩子在心里捂着嘴嘿嘿地笑了。
在我看来，这分明是作家的黄金时代。我们每天都经历着神奇，见证着历史。每天都会发生数不清的匪夷所思的故事。现实像小说一样疯狂，不但情节超出想象，连细节也很神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算什么，卡夫卡的《城堡》算什么，在我们这个黄金时代，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不可能发生的。文学要求我们要写现实生活，现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你让我们写什么现实？王安忆在“小说十三讲”中认为，小说复制现实，不如去看电视。我觉得她有点搞不清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现实中，作家早就被现实这辆疯狂的动车甩下了，作家都复制不了，电视能比人类的大脑还要厉害？至少我没看到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如此先进的电视或者报纸。电视和报纸同样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并且只能呈现被选择过的一小部分的现实。更多的现实只能靠作家去发现。
我意思是说，作家仍然得面对现实写作。现实无论如何神奇，仍然是我们要呼吸要生活的世界，真实而又直接。作家如果无视现实，总是生活在幻想世界中，那么难免会让读者抛弃。“因为在一个封闭的幻想世界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读者一旦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封闭世界，就会接受最奇怪的事件，连头发丝都不会动一根，因为没有人叫他把它们当真实的事物去理解。”（汤姆森《过分与夸张》）。简单地说，就是不信。作家的想象必然是受限的，被真实所限制，这是文学必须遵守的法则。魔幻现实主义建构的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幻想世界。
我在这里所说的“现实”是文学意义上的“现实”，并不仅仅只是当下，它的内涵和外延还包括过去和未来，比如《1984》，因为它所反映的噩梦如此真实，我们因此认为它是反映现实的文学。
对我来说，一篇小说就是一次寻找现实的努力，我无法精确复制，也无法回答何为真实，但我一直记着巴尔特所说的“作家终究还是要把世界为何如此的问题彻底带入自己如何写作的问题中去。”无论我们这个时代如何神奇，写作，不就是这样吗？
（选自《西部·新文学》2012年第2期西部头题·新锐作家）
《西部》“90后小说专辑”征稿启事
来稿截止时间2012年6月30日。
西藏日记
（1984－1986）
1984年7月30日 星期一
今晚，在拉萨记下这不平凡的一天。像不可思议的梦一样，两个小时以万米的高度（从成都）跨越了一千三百公里，飞临世界之巅，饱览了千山万水，俯瞰茫茫云海，从群山到群山，从江河到江河，从雪峰到雪峰，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拉萨。尔后乘汽车由贡嘎机场沿雅鲁藏布江一路颠簸，沿途藏族男女老少不时闯入我的视野，我终于亲眼目睹了被传说打扮得神秘、陌生、野蛮、古怪的藏族儿女，我为那些传说、歪曲而愤愤不平！当沿途的几个藏族儿童或是妇女、老人朝我们频频挥手，那满脸的笑容显得那样朴素、善良，我心中涌起巨大的爱的呼唤，我的眼潮湿了……好吧，这是一个序言，让我慢慢的，一字一句，开始记录这里的生活……
1984年8月3日 星期五
上午，来到布达拉宫，仰望，无法用语言表达……倒是布达拉宫脚下满目的石片让我亲近一下，可以用手摸一摸。据说每年来此朝圣的人在围绕布达拉宫转完经后，临了必扔下一块石片，久而久之这里便堆满了这种刻有经文的石片。今天亲眼目睹了这景象：大小不一的岩片一层一层地摆开，最上面还有牛角，牛角上也刻有经文。当我正好奇端祥这些有文字的石片牛角，忽抬头看见前面三个藏族妇女站在一处石台前摆弄着什么，好奇地走过去，心里还怕引起她们的反感，结果她们见了我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继续她们的事情，我放心了。石台满是灰烬，灰烬上面放了一些类似树枝子的草。一个背小孩的妇女胳膊上挎着一个竹编篮子，篮子里满装着一种草。我好奇地问她是什么草，这是在做什么，她用藏语回答了我，可我一句也听不懂。正这时，旁边一个年轻的姑娘忽然轻轻的用汉语对我说了一句：“就像烧香一样。”她说的那样清晰、自如，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于是我又从她口中得知这是一种香草，制香的原料，她说这草非常香，买不起香，所以干脆用香草了。正说着背孩子的妇女划火柴点草，草还青着，划了好几根火柴也没点着，于是我拿出了一张废纸要递给她，这时香草怦的一下着了。燃着了香草，她又从篮子里拿出一把铜壶围着香草浇了一圈类似牛奶的东西，因为我刚刚在前边喝了一杯这东西，于是马上说道：“这是青稞酒吧？”那妇女见我居然知道是青稞酒，非常高兴地点点头。这当口，年轻姑娘又指着香台上一小撮白粉对我道：“这是糌粑粉。”“哦，糌粑粉”我连连点头，姑娘说；“神吃，我们也吃。”好幽默！我们一齐笑了。围绕布达拉宫的这种进香台有许多个，这里的进完了要进下一个，分手时我向她们挥手致意，她们也都挥起了手笑着同我作别。布达拉宫进香这一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藏民族是一个多么善良、友好的民族啊，我望着她们的背影不禁感叹。
1984年9月23日 星期日
一清早，我的学生们就穿着漂亮藏装到了学校，然后，排着整齐的队列，打着队旗，唱着歌，向着两条小河拥抱着的（尼雪）林卡走去。学生们兴奋极了，他们背着卡垫和一天的饭：酥油茶、青稞酒、甜茶、酸奶。每个人都准备了节目，有舞蹈、独唱、重唱、合唱，有用藏语朗诵的《文成公主到西藏》。先遣队员在林卡中已围好了白布帷幔，当学生们透过林子看见了那一角帷子，高兴得欢呼起来，队伍立刻像从地里冒出的泉水一样涌上前去。于是铺好了形状不一的卡垫，席地而坐。这时学生旺金端着一个糖盒送到我面前，接着从我身边走开，每个同学送上一块，整整绕场一周。节目开始了，先是大合唱，然后是舞蹈《体育场上》，九个女生分成两队翩翩起舞，相迎，而后婉如二龙出水，分开，列成两队，两两对舞而上。大家伴唱，再退回，接着是下一对。这个舞很有点整体的造型，富于变化和线条感，真是美极了！当她们一出场两条手臂像像迎风飘扬的树枝一样自然，柔软。男生也上去了，好不热闹。藏族孩子能歌善舞真是名不虚传。虽然她们有时也腼腆，但总体来说很大方，能感到她们天生的欢快和自由的精神。我拍下了许多美好的照片，学生们对照像也非常新鲜，纷纷争着表演。
上午的节目告一段落，野餐开始。学生散落在林卡的草坪上，分成了五六堆儿，有的在河边，有的在树荫下，有的在田梗上，有的在刚刚收获过的青稞麦田上。阳光极其明媚，而学生们铺好卡垫，拿出各种吃的东西，我站在中间，向四周一望，真是美妙，婉若一幅颇富民族特色的油画。几乎每一堆儿学生都同时招呼我到他/她们那儿吃饭，如果哪一堆儿我去晚了些，他们就不高兴，抱怨我欺负人。所以我是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我吃了从未吃过的粑离，那是一种薄得像纸一样的面饼，吃的时候把饼摊开，放上味道鲜美的的牛肉条，然后一裹。他们都是这样吃。他们炒了许多菜，一盒一盒摊开，丰富得很。我还喝了酥油茶、甜茶、酸奶、糌粑，还吃了藏族过年才吃的卡赛，一种油炸油条麻花类的食物。他们边吃边唱，边唱边吃，快活极了。
饭后，我同几个男生聊天颇有收获。我了解到他们的家庭身世，其中有一个叫阿旺次仁的学生，曾经在哲蚌寺当过小喇嘛，我非常吃惊。他的父母都在格尔木草原放牧，1981年十一岁上他被父母送到了哲蚌寺当了喇嘛。一年后才给拉萨的舅舅接出来，重新上了学。寺庙生活是很苦的，通常每天是这样：早晨五点钟就要起床，喝一杯酥油茶，吃点糌粑，然后随着师傅念经。大多是解释菩萨的，到九点钟开始干活，打杂或是到果园劳动，中午仅有半小时吃饭时间，到两点又开始学着念经，五点钟又要到果园干活。他的师傅六十多岁了，叫阿旺洛桑，师傅把他的名字一半给了徒弟，于是他改了原名，叫阿旺次仁。师傅待他很好，他自己住一间屋，那时庙里有一百多个像他这样的小和尚，也常发生一些打架事件。那时他班上的同学常常去找他玩，果园成熟季节，小伙伴们就去找他了，他就给他们偷来果园的苹果他伙伴们吃。这时旁边的小巴桑搭了话，说有一次他去找阿旺去要苹果，他在果园边上等，阿旺进去摘，他在边上看着，这时一个过路的人问他讨苹果，叫他小师傅，以为他是哲蚌寺的，说到这儿他笑起来。这小巴桑也很有意思，他说他爸爸过去也是喇嘛，我就问后来怎么不当了，小巴桑说他爸爸在色拉寺，因为常常喝酒不正经念经还常常闹事，给庙里赶了出来。
小巴桑还讲了一个宗教故事和一些有趣的传说，说以前藏人有个国王，力大无比，武艺高强，曾经有的魔鬼在西藏很是猖獗，无人能敌，后来国王同魔鬼交战，他变作一只小耗子钻进魔鬼腹中，魔鬼决心与他同归于烬，于是叫手下人造了一个大铁盒子，他想钻进去就这么一起完蛋。可巧那造盒子的人心向着国王，于是造盒时在盒壁上钻了个针尖大的眼儿，于是魔鬼腹中的国王从腹中钻出安然逃离了铁盒，胜利了。国王死后变成了活佛，小巴桑说，他一半留在天上，一半留在地上，就是现在他也每天随初升的太阳一起驱赶魔鬼，到了太阳落山又回庙里。小巴桑还说在格尔木现在有许多鬼，那儿的人死后都不能升天而变作鬼，小巴桑说，鬼并不可怕，和活人一样，比如两个过去相熟的人，其中一个已经死亡，那活人仍可和死人饮酒聊天。小巴桑说，有一次，阿旺爸爸的一个熟人，在朋友家喝过酒，回家路上遇到了一个鬼，此鬼是他过去的朋友，于是他们又在一起吃喝一顿。
小巴桑说得神乎奇神，坚信自己讲的是真的。但他说拉萨没有鬼，因为拉萨有哲蚌、大昭、色拉等寺庙，有菩萨保佑，人死后都能升天，而格尔木没有这些寺，所以人死后都变成了鬼。这时坐在一旁的德庆卓嘎递过来一个糖盒让我吃糖，我一看是外国货，圆形糖盒四周是几幅田野收获的图案，一头牛拉着装满麦子的车，后边的农民跟着，盒盖是一个半裸的披发女郎。小巴桑告诉我说这是印度糖盒，德庆卓嘎妈妈前两年去过印度，见到了尊者，还带回尊者一盒谈话录音。一天的时间结束了，印象太多了，感受更是新颖丰富，这是我进藏以来最幸福的一天。
1984年10月11日 星期四
黄昏，哲蚌寺西侧山脚下，偶然发现天葬台。奇怪的是我一点恐惧也没有，完全为好奇所控制了。因为早就听说哲蚌寺山上有天葬台，我也常看到那边山上有鹰在盘旋，可是具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那地方好神秘，有许多山峰，因此总是猜测可能是在具体哪个山顶，因此我常常在遥望那边山峦时憧憬着天葬台，想，也许是在那个山顶，那里有经幡飘拂，不，那儿太高了，也许在矮一点的山上。日久天长，好奇心越来越强，因而今日黄昏到山脚散步，偶遇天葬台，竟然喜出望外，哪有一点畏惧之心呢？
山脚，草坡上，石块砌就的一个圆盘，直径约有一米五。石盘上显得油腻腻的，呈灰黑色，空空荡荡，天葬师大概有几天没在这儿工作了。我和同事林跃站在石盘上，弯着腰，像寻觅什么宝贝，突然，林跃叫了一声，原来在石缝中他发现了一小片头盖骨。尔后，又发现了一些骨头碴子。我们讨论着这些骨头碴是人体的哪个部位。石盘上还散落着一些天葬师用过的匕首，藏刀，大小不一，在黄昏里闪着幽幽的寒光。我甚至抓起一把匕首仔细端祥，有一刻我觉得有必要拿回去一把作纪念，后来心里不舒服又放弃了。离石盘一米左右的的地方，还有一块方整的石头，朝天一面凹了进去，我们猜测说人的头就在这块石头上捣碎。而就在附近，我又发现了一根腿骨，白崭崭的。或许是天葬师的疏忽没把腿骨捣碎，我这样想。许多男人女人的衣物散落在葬台周围的的草丛上，一件水红的女人穿的薄绒衣安祥地垂卧葬台的边沿上，煞是鲜艳，上面的饰花、镶的黑边都看得很分明。离它不远，还有一束女人的头发，黑黑的，没一根白的，这大概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头发。难道是应了佛洛伊德的学说，在这死亡之地，我觉出了一股诗意，一股生命的气息？我甚至认为，一个年轻人，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即使死了，灵魂依然弥漫着活力、青春和生命。
天葬，死亡。我退到远一点的地方，瞩望着眼前的情景，思考着这两种东西。这里是人生的终点，生命在这里不是消亡了，而是获得了新的意义。照藏人的意思就是升天了，升入了天堂。这是自古以来，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对死亡的一致认识。我又瞥了一眼远处宏伟的哲蚌寺，尽管它在这里只露出了白色的一角，但我依然感到它那强大的宗教意识和精神力量。
1984年10月12日 星期五
穿过村子，来到哲蚌寺东侧山脚下。又是一个黄昏。从东侧望哲蚌寺才发现其宏伟、壮观而又繁复、重叠、层次变化无穷的面貌，仿佛发现了新大陆，我和林不禁惊喜万分。一路沿山路而上，四野怪石成堆，成群，一派蛮荒景象。右面大沟小谷，地貌真是让人感受深刻。一方面是最高的精神境界（白色的哲蚌寺）矗立在山腰上，主宰着人的灵魂；一方面是最原始最蛮荒的土地――你不能想会有任何一种思想文明跨进这里一步，这里的石头拒绝着一切。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使得这里越发显得神秘、令人惊异不已。你坐在这里，一方面觉得自己像野人，与这里的一石一草没有区别；另一方面又被某种不可思议的气氛控制着，这一草一石都是某种精神力量，向你传递着原始而崇高的复杂、深邃而又洪荒朴拙的气息，你被弄得不知要思索这境界还是思索自己。你觉得连自我都不可思议了。
两个年轻的藏族姑娘提着罐子走来，好奇地回顾我们，不一会儿消失在只闻泉水响不见泉水影的沟壑之中。我们坐在一块巨石旁，一个劲儿地发着莫名其妙的感慨。黄昏是那么肃穆。忽然，远处传来一串嘹亮的山歌，放眼望去，一个十三四岁的藏族小姑娘蹦蹦跳跳顺山路走下来。那是一首藏歌，我曾听过我的学生唱过，所以很是耳熟，也备感亲切。那歌声本身有一种诱人的旋律，再加上她一蹦一跳，给美妙的歌声注入了一种节奏感。你突然觉得这是大自然突然放出了一个自然的精灵，村子里飞出一只百灵，一种自由的精神突然叫这里的宗教气氛黯然失色，而大地顿然生辉，小草仿佛摆脱了什么，在风中摇曳、飘舞。一个孩子的心灵给大自然入注了无与伦比的清新，哲蚌寺在孩子歌声中，在黄昏花里，威严一扫而光。
那是一条很长的山路，我们的眼睛一直目送着姑娘的身影，聆听着她那自由自在的歌声，依依不舍呵！感触无穷呵！我觉得我一下解脱了，生命又回到我身上，不，不是，是灵魂、热情洋溢、幸福美好的灵魂又回来了。而这一切都是那小姑娘给予我的。刚才那种冥冥的沉重的迷惘消失了，一种清新洋溢的美感给了我渴望生活的力量。我和林都比较激动，站起来，我也情不自禁地大声唱起来。姑娘那歌声因我们中断了一下，那小小的像鸟一样轻快的身影也停住，就像停在一棵树枝上。然后，一切又活了，歌声更嘹亮，更熟悉，更轻快，更自豪的歌声蹦蹦跳跳地跑了起来：“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这歌我太熟悉了，是流行歌曲，她也会唱！……小姑娘的身影在山路拐弯的地方消失了，然而歌声依旧那么清晰，如丝如缕，萦绕在心，尽管越来越远……正当我们失望怅惘之际，歌声忽儿又近了，小姑娘身影悠地出现，啊，就在我们下边的山脚下，我甚至看清了她的装束，她停下来，朝我们招了招手，一溜烟进村了。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只觉得一种惆怅，一种芳香，一种回味无穷的力量久久萦绕在我的心上……
1984年10月16日 星期二
又至哲蚌寺东侧山脚下，这次比上一回爬得更高一些，几乎到了圣山的山腰上。坐在一块巨石旁，周围是漫野的山岗，山岗裸着一块块峥嵘的石头。丕乌孜山的两条巨臂钳形地伸向河谷平原，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把拉萨搂进怀中。这时正是黄昏晚景，在山峦与云幔之间露出一方桔色的天，拉萨河此时无比绚丽多彩。她向西漂流，被群山挡住，然而隔过一道山脊她又重现，而且更开阔，像扇面打开，形成无数的小小的湖泊，被晚霞一映，真是既辽远又辉煌，好像女娲刚刚补过的还在微微颤动的天。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黄昏，这样恢弘、起伏、被群山切割织就的这么迷人的黄昏。我见过许多黄昏，可这里的黄昏是独一无二的，这才是真正的黄昏，这是世界高原特有的最雄丽的黄昏。她不单只给你一个单纯的美感，她令你有一种蕴力极丰的沉思，是一种关于宇宙与宗教的沉思，是一种静穆的激情。我心中舒缓而明晰地起伏着一种伟大而神秘的旋律，我心中的旋律在指挥着群山变奏、浮动。我想起了音乐。我觉得巴赫的沉思与神秘在这儿可以找到共鸣，但这里的宏原的宇宙感，这里的壮烈和巨大生命力、激情却是巴赫难以料想的。这里应是巴赫与贝多芬的结合，贝多芬是用激情思索着命运，而这里是在用命运感沉思着激情。贝多芬属于人类的范畴，而这里，高原，群山，河谷，流水所组成的黄昏却是属于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大地和天空！
夜幕已降临，而天边依然露着晚景微光，我和林恋恋不舍地走下山来，这时，整个山体都仿佛随着我们动了起来，一种突发的感觉，丕乌孜山的两条已模糊但仍硬朗的巨臂越发坚定不移地伸向河谷，伸向平原，一瞬间，我只觉得，那巨臂成了我的双臂，我伸开双臂，在一股神力的冲动下，向着广阔的已是紫色满野的大平原拥抱而去……
1985年1月22日 星期三
昨夜大雪覆盖了拉萨四周的群山，今早一起床，阳光耀眼，群山披上银装，好壮观！屋顶雪正在融化，滴滴嗒嗒，隔壁蒋老师家的电视正播放钢琴独奏曲，金属的敲击、奏鸣的音响像阳光的波浪在我梦醒的一瞬间扩展，中间穿插着雪融的声音，真是美极了！仿佛一明亮有声的梦代替了另一个梦，我那样静地听着，一时只觉得世界变得那样单纯，明亮，除了钢琴、雪声什么都不存在了。我一动不动，居然出现了幻觉：在白茫茫的雪原上，阳光普照而明媚，一架钢琴放在雪上。那是一架黑色透明的钢琴，一群鸽子在琴键上飞来飞去，美妙的音乐随着它们的起落从那里响起，扩展，阳光也是从那里流淌出来的……这时在我的脑海中立刻像屏幕似的显示出一首诗的题目：高原，钢琴和雪。
1985年3月11日 星期一
课后，与林从学校墙洞钻出，到了丹巴村，学校与村子一墙之隔。干荒的山，干荒的村，那片隔过一片刚刚发芽的果园，是几户人家的小孤村，好像是被这个大村子耸肩一甩甩出去的。夏天山上有流水经过那里，颇有点流水孤村的味道。我的一个学生仓曲住在那儿。干荒呵，四野皆是干荒，那一小丛泛绿的柳树，一点也没给这里增添朝气，相反自身显得更加可怜，无法控制这干荒干荒的景观，显得那样畏缩。走近看，鸟儿也叫得怪可怜的，一点不水灵，透着干气。我情绪黯然，灰然，无精打采，感觉很疲倦――疲倦色的山。那些杂乱无章的白粉石头房子，在强光下非常刺眼，刺得你浑身不舒服。一种无法言状的感受，让我们无语。
1985年3月18日 星期一
如约午后两点钟我到了巴桑老师在八角街的家。确实漂亮，室内布置得那样鲜艳，色彩斑斓。有一幅唐卡在墙上，显然是释迦牟尼的故事，巴桑说这是他家三代人完成的画，太爷、爷爷，爸爸。另外还有五幅唐卡也相当漂亮。室内有廊柱，天花板，全部印花丝绸包装，顶中央有一道像垂幕样的彩带垂下。四面墙壁皆涂上黄颜色，边上为三道杠，有地毯，茶几，总之是一个华丽之家。从巴桑家出来，巴桑陪我去八角街买衣服，之后去大昭寺，随他一同朝佛。
大昭寺的建筑极其辉煌而又扑溯迷离，中间一个大厅，四面布满小厅室，非常神秘。在一个最重要的厅室内——厅前是木板铺就的，几个小喇嘛正在拖地，我看到班禅大师叩拜的彩照。巴桑说那是八二年班禅来西藏时到这里拜佛留的影。这个厅有着严格的仪式，自左向右，在释迦牟尼盘坐的大腿上伏首，然后退出。转过去，再在另一侧伏首，一旁的喇嘛给我一捧圣水，见我是汉族，如此虔诚，高兴赞赏地朝我笑笑，竟笑得我很感动。巴桑边走边跟我讲大昭寺局部的故事，藏医神，白拉姆，宗喀巴，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各种护法神，都是壁画上的故事。然后到了寺顶，见到巴桑的舅舅。舅舅是这里的文管会主任，巴桑说舅舅过去是哲蚌寺的喇嘛，获得过格西学位。照了张照片，巴桑高兴地说舅舅今天不知道怎么了，这么痛快地答应照相。接着又去了一些地方，之后回到学校。今天是非常重要的经历，感受，值得久久回味。
1986年2月14日 星期五
久违了，丕乌孜圣山涧谷！这条蛮荒而又神奇的涧谷我和林去过不下十数次，这次冬季造访还带上了我们的身着鲜艳藏装的三个高三女生，琼达，德吉卓嘎，次珍——次仁卓玛，她们一红，一绿，一紫，在这深山峡谷，在这荒山秃岭、巨石生烟的地带，她们犹如三朵娇艳的迎春，飘逸，令大自然生辉。脚下是如缕如带的溪水，水上的五彩斑斓、飞虹烁影，是她们婀娜的身影，那银铃的嘻笑扬起了彩色的水花。阳光融融，流满山谷，巨石下，被阴影留住的冰瀑像瞬间凝冻的，真是天造地设，晶莹有如月宫。美惠三少女站在冰瀑下，展袖伸指，采撷一柱柱冰凌，真如天女下凡到人间，好不兴高彩烈。忽听哗啦一声，头顶上几挂冰柱落下，头上肩上落了一身，起先吓了一跳，随后笑弯了腰。琼达红袖又展，玉面微扬，仪态甜美高傲，在冰清玉砌的辉映下，几欲成仙……拍下这一连串的美妙绝伦的镜头，我与她们又合一张影。我的出现当然要破坏这仙境，但这仙境太诱人了，我如何能自己！当初下到这冰瀑地带可是费了不少劲，是我和林一上一下把她们接到这冰瀑地带的，我在上面拉着，林在下面接，她们像坐滑梯似的平躺在大鹅卵石上，笑着叫着朝下滑，这样滑了两个石头才到了冰瀑之下。她们说，平生第一次经历如此的危险。历点险往往叫人精神勃发，神采奕奕，她们高兴坏了，我们则舒了口长气。
两点钟我们开始野餐，在两巨石间的白沙滩上铺上一方德吉带来的宝石蓝绸巾，五人围坐在一起，头顶一小片蓝天，右边涧水潺潺，又一番佳境，可谓良辰美景，似水流年，空谷幽人，美不可言。世外哪知有如此绝境，此谷应得名仙人谷，此滩应得名美人滩。是的，在她们眼里，我们始终是老师，然而在我们眼里，她们不仅是学生，还是美的显现——自然界最美的那部分显现。有了她们，这条山谷就不再干荒，不再寂寞，不再燥裂，山谷盈满了少女的春光……
傍晚六点钟我们方才出了涧谷，回到六中。我想这在我一生中将是最难忘的一次野游，我记得琼达说了一句话，她说：“我总觉得走着走着我们就成仙了。”藏人时常有这种奇妙的直觉，我领教了过不只一次了，而今天她这种真觉叫我震惊。以往他们的直觉大多有点离奇，可这一次引起我深而强烈的共鸣。是的，没有一个民族能与藏族的直觉相比，他们上有佛天，下有鬼神，中有神奇的自然地貌，这就促成这个民族的丰富奇异的直觉力。琼达，德吉、次珍今天所给予我的够我享受、体验、思索、挖掘一辈子，这其中的层次就无穷无尽，你挖掘吧，多幸福！
1986年6月22日 星期日
甘丹寺。车在半山抛锚，步行至寺院。转经，拿了一瓶酥油为经堂的酥油灯盏一一添油。这瓶酥油是替次珍添的，学校组织朝圣，她本想也来，但身体不好，要我替她添油，教了我六字真言，并祈祷她考上大学。转了七八个经堂，添油灯不计其数。在大群的藏族中，只有我这么一个汉族添油，颇为引人注目，喇嘛待我极好。转经路上，藏族朋友一路给我讲路上的掌故、传说。至天葬台，学校门房老波啦一家祖孙三代，小孙子还在年轻母亲怀中，先后仰面躺在天葬台上，口中念念有词。我大为惊讶，不知何故，沉思良久。怀中婴儿也被放在了上面，四下里是刀斧器具，白骨遍地，煞是可怕。完毕，在台上一石上敬献了哈达，表情极悦。后来我方知他们此态意在死前已将灵魂献给了佛天。晚，八时归。
1986年6月24日 星期二
在西藏快两年了，总有一种预感却又说不清：这两年的边远生活对我有什么影呢？好的，抑或别的？但不管是什么，我觉得这两年对我的性灵是一次全面的洗礼，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的受洗。尽管这两年写作上平平，但人只能选择行动却不能选择结果。结果往往出人意料，也许正唯此更耐人寻味。你发现了什么啊！或者不能说发现了什么，只是预感到了什么，就在你身边，仿佛突然出现现，你还摸不着它，把握不了它，你望着星空，依稀看见一张浮动的面影，看见一颗深红搏动的心。就是说只有此刻你才能重新审视自己，发现一个模糊而又全新的世界。
1986年7月22日 星期二
夜，八角街。白天，八角街去过无数次，还从没夜间走过，一直想临离开西藏前夜间去一次，看看夜间八角街是什么样，巴桑老师满足了我愿望。巴桑对我的想法很感奇怪，因为他还从未想到要看看夜间的八角街。一早四点钟，我们骑着车穿过静如天空的街道，幻影般的布达拉宫，到了环形的八角街。天很黑，无论我还是巴桑都感到某种莫名的恐惧。八角街是藏族做生意的地方，又是朝佛转经圣地，今天，我与巴桑可能算是最早的转经者。
夜风习习，时紧时缓，白天摊位丢下的纸张飞舞，一些白纸像灵纸一样掀动，两侧藏式楼房的白灰墙泛着白光，黑窗框则像一张张暗影。狗在一些角落缩着，一叫不叫。这种时刻你说是阴间不像，说是人间也不像，这似乎是一种临界，一种中阴。顺时针转了一圈，回到大昭寺前，远远就看见寺前人影幢幢，到前一看，原来是一列送葬队伍！死者由担架抬着，正对大昭寺，正在默祷。所有人都举着香，香火星星点点。我和巴桑大气也不敢出，我没想到会有这一幕，不知是凶是吉，总之心紧成了一团。
回来路上，巴桑告诉我这是藏地的风俗，死者在天葬前都要来到大昭寺转一圈，是人生的最后的告别仪式，然后才去天葬台。他这一说我想起来我们刚才其实原来一直跟在这支影影绰绰的送葬队伍后面，所以才到一种阴间的味道，我们也是送行者！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天意，那时明月如此皎洁而我们为什么还感到无可名状的惧悚？体验了夜晚的八角街，拉萨的核心，离开西藏无憾了！
（选自本刊2012年第1期“跨文体”栏目，《散文*海外版》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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