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是怎样诞生的

——读张庆洲先生的《红轮椅》有感

采 薇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执著于正确的思想，人就会采取正确的行动；执著于错误的思想，人就会采取错误的行动。所以说，一切人为（非天灾）的悲剧都可以寻本溯源地归因为思想的悲剧。比如众所周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罗蜜欧与朱丽叶的悲剧、艾斯米拉达与敲钟人的悲剧，以及唐山作家张庆洲最新力作《红轮椅》中陆志国与江心平的悲剧，等等。

　　唐山作家张庆洲继长篇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之后，又推出了他的最新力作《红轮椅》，描写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截瘫的青年才俊陆志国与身体和精神都十分健康的江心平之间长达十几年的无性婚姻生活。

　　截瘫的不幸让陆志国沮丧过、消沉过、自杀过，可是，当他在阎王爷门口转了一圈又幸运地回来之后，他的意志变得坚强起来，心也变得硬了，他以超出正常人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艰苦的创业之中，以期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为“残疾人”争一口气。但是，“残疾”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恶魔，时时困扰着他的生活也困扰着他的思想，让他的

今天早上一出小区大门，就看到19路车正朝着我的方向开过来，顾不得文雅不文雅的，跑吧！

刚跑了几步，听到“啪啦”一下的响声，回头一看，原来手机从口袋里蹦到了地上，急忙去拾。错过了一班车。

在凤凰山脚下，过那个很宽很宽的十字路口时，眼看着绿灯显示还有10秒，我想快点跑过去吧。刚跑了几步，又听到稀哩花啦地响了好几声，我急急地回头一看，原来是口袋里装着的几个钢蹦儿欢快地蹦到了马路上，散落一地。我清晰地记得，是昨天给儿子买面包时找回的零钱，两个一块的，一个五角的，三个一角的，现如今正金（银）光闪闪地躺在马路上。

我已经顾不上去拾地上的钱了。只能快速地跑过马路。

在办公室里泡好一杯茶之后，我给同事们讲了我做“散财童子”的故事。

像这样凑巧的事，不知每天要发生多少呢。

是不是应该算上一卦，看看今天是

（采薇）

今天看《燕赵都市报》２００９－１－１第三版《关注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的报道内容，心中积郁甚重，觉得胸中块磊不吐不快。

１、做为三鹿集团的最高负责人，田文华享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荣誉：全国劳模、全国“三八”红旗手、首届中国创业企业家、全国优秀女企业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然而却在她６６岁本该安享幸福和荣耀之晚年的时候，一下子从荣誉的巅峰跌到犯罪的深渊，可悲、可叹、可惜……我一方面对她所犯下的罪责愤慨至极，一方面也对她本人的“命运”深感同情与惋惜。

２、《燕赵都市报》同时刊登了对“资深律师张金龙（报语）”的采访。报载“张金龙分析说，他感觉到田文华在出事后的特定情况下，考虑问题出现了偏颇，可能是对职工考虑太多，对三鹿品牌考虑太多了，但她恰恰缺少了对社会责任的考虑，没有想到问题奶粉不停止销售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什么危害。”我不知道也不敢妄加揣度，张律师此语是在（善意地）为田文华辩护还是在对她表示同情。我只想问，（就算张律师的分析正确），

采 薇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啊牡丹，众香国里最壮观。有人说你娇媚，娇媚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冰封大地的时候，你正蕴育着生机一片，春风吹来的时候，你把美丽带给人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我一边在山坡上割着青草、挖着野菜、采摘野花，一边通过村里的大喇叭欣赏并跟着轻轻哼唱那首《牡丹之歌》逐渐长大的时候，我还未曾身临其境地看过牡丹，至多只是通过电影《秋翁遇仙记》一睹过牡丹的芳颜。

　　对于一个爱花的人来说，通过电影镜头欣赏花开的胜景，与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通过绘画作品来欣赏一位娉娉婷婷的美少女相比，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呢？徒增相思耳！

　　村里一户殷实人家，其庭院之阔相当于我们与伯父家同居的庭院两倍还多，其女主人爱花，不仅房前屋后种满了花，而且家里的门板、窗框、屋檐上也画满了各式各样的花鸟鱼虫。与我家的辛酸相对照，每次随着妈妈一起去她家串门儿的时候，都感觉到是进入了另一番天地中。向母亲追问为什么她家那样阔绰，母亲便说解放前人家就是大户人家，特别是女主人的娘家更为富有，甚至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儿。

采 薇

　　尽管那是一个“拿鸡屁股当银行”的时代，但由于父亲好干净，有时看到满院的鸡屎就会非常生气，坚决反对母亲养一大群鸡。那些鸡们也很不识相，趁着主人疏忽之时多次跑到仓房里飞到粮囤上饱餐。在本就十分拮据的人口里夺粮是可忍孰不可忍。有一次正巧被父亲撞到，父亲二话不说抄起木棒就朝那群鸡杀了过去。鸡们看势不好，扔下一地鸡毛就想逃命，到底有一只鸡命薄，在父亲的棍棒之下找阎王报到去了。

　　那只鸡的死亡让全家除了父亲之外的所有成员都很伤心，母亲和父亲理论了几句，父亲坚持着自己的理由，而且余怒未消。我和姐姐们心疼那只鸡也是不敢言语一声，只在心里埋怨：不养鸡，平时从哪里来零用钱买盐买酱油买文具呢？还不是指望着用鸡蛋来偶尔地改善一下生活，打打牙祭？在这件事情上，父亲表现得不尽情理。

　　做为六畜之一，猪的养殖在农村是一件大事儿，不仅生产队的农田需要猪粪来营养，千家万户特别是吃商品粮挣现金的城里人其生活也需要猪肉来营养。逢年过节、买新衣、串亲戚、嫁闺女、娶媳妇、供娃娃们上学，相当大部分的开销都来自于每年向国家交两口大肥猪。而且，每交一头肥猪，还可以得

　　　　　　　　　　　　　　　　　　　　　　　　　采 薇
　　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著名的《百年孤独》中那精彩的开头“多年以后，当奥雷连诺上校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儿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多年以后，当你被所谓的现代文明拘束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几乎是绑定在一台电脑前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常回想起那遥远的、让你深切感受天地之大、时空缈缈的乡村生活。
　　是的，只有在多年以后，当你能够静下心来以回望的姿态重新打量往昔岁月中已经具有了历史斑痕的足迹时，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它们曾经存在过并被你在玩味中反复咀嚼然后在你的记忆之海中沉淀下来的意义。
　　“冰块儿”于生活在温带和寒带的人们来说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物，但是，对于生活在热带雨林气候中的奥雷连诺来说，它意味着新的视野，意味着世界的神奇和无穷的奥妙，由此开启了奥雷连诺探索世界（生活）另一极的决心和勇气。我想，对于苦难的童年来说，那时的乡村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从物质到精神，双重的穷困，再加上必须时刻警惕的“阶级斗争”，让生活处处暗淡无光。但是，对于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人而言，苦难又往往具有了另一番

　　　　　　采 薇
　　《伊索寓言》中有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是这样的：风和太阳比赛，看谁能使披着斗篷的游客脱掉斗篷。冷风拼命地吹，想吹走斗篷，游客反而把斗篷裹得更紧了。太阳把温暖的阳光照耀在游客身上，只一会儿工夫，游客就把斗篷脱掉了。
　　这个寓言的结论是：温暖更有力量。
　　我被这个寓言感动了很多年。后来发现，我同时也被这个寓言“愚弄”了很多年。
　　我相信，在我之前，在我之后，肯定也会有无数人感动于这则小小的寓言。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温暖。人在黑暗、孤独、冷漠、恐惧中前行，需要一盏明灯指引方向，需要一件皮袍子抵御风霜，需要（最起码）一个朋友能扶危济困，需要有个把人欣赏，让你觉得活得很有价值，很幸福。于是，就女为悦己者容了；于是，就士为知己者死了。明明是“卖身”、“卖命”给人家，还要对人家感激涕零。明明是活得失去了自我，还自以为很高尚、很自得。与掩耳盗铃何异也？
　　饱餐了美味佳肴之后，如果你一定要看一看锅被烟熏被火燎的那一面，那么好吧，你一定要看清楚了，它是黑色的。你可能因此而赞叹锅很具有奉献精神。但是，如果你

采 薇

最近，我在读“当年明月”先生用现代通俗文字、生动、幽默的语言写成的历史书籍《明朝那些事儿》。书中内容主要是描写明朝的政治风云。铁腕儿人物云集一堂，阴谋、阳谋、权谋，为一己之私利谋，为国家社稷谋，为天下苍生谋，让人眼花缭乱，也让人胆战心惊。因为，所有的这些“谋”，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是主动的还是被逼无奈的，是成是败，几乎都离不开血淋淋的两个字——杀人。磨刀之霍霍声不时地从文字中传来，从历史的深处传来。

当然，我要感慨的不是这些，而是书中的人物谱。

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也有人说，社会上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富人。还有人说，生活中只有两种人——善人和恶人。有趣吧？人们就是喜欢这样的二分法，在哲学上这叫“二元论”。二元论看起来很像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实际上就是用一个大筛子把很多东西过滤掉，从而化复杂为简单，只突出一个主题，只彰显几个主角，如此而已。

从二元论出发，历史上只有两种人——流芳千

                                             5、关于炉膛
　　“我在那种异乎寻常的情况下朗读了我的诗。我是把我的小说作为我乘坐的旅行车辆到那里去的，走进了一座城市，她除了是个聚会地点和惨淡的青年时代回忆之外与我毫不相干。我在那里以完全冷漠的态度朗读了我那篇污秽的故事，没有一个空空如也的炉膛能更加寒冷了……”
　　在卡夫卡写给哥特弗利德•科尔威尔的这段简短文字中，我最感兴趣的一句就是：“没有一个空空如也的炉膛能更加寒冷了……”
　　想一想就十分有趣儿。卡夫卡居然能把“炉膛”和“寒冷”两个十分矛盾的意象天衣无缝地焊接在一个句子中。
　　想一想就十分恐惧，和卡夫卡一样恐惧。那“炉膛”，做为温暖的象征或代名词的炉膛，因为“空空如也”——是根本没有燃料，还是燃料已经用尽——所以不能制造出半点儿人们所希冀的温暖，只有寒冷，甚至于是更深的寒冷。
　

                        采 薇

                                   1、关于狗的对话
　　卡夫卡突然站定，伸出手去。
　　“您瞧！这儿！这儿！您看见它了吗？”
　　在谈着话时，我们已经走到雅可布小街，从街上的一幢房子里跑出一条小狗，活像一团毛线，在我们前面横穿而过，消失在腾波尔小街拐角后面。
　　“一只小巧玲珑的小狗。”我说。
　　“一只狗吗？”卡夫卡怀疑地说，慢慢地又迈开步子。
　　“一只幼年小狗。您没看见它吗？”
　　“看是看见了，会是一条狗吗？”
　　“是一只卷毛小狗。”
　　“一只卷毛小狗！那可能是一只狗，但也可能是一个符号。我们犹太人有时以悲剧的方式搞错了。”
　　“那只是一只狗。”我说。
　　“说狗也好，”卡夫卡点点头，“不过，‘只是’